我知道他，是在一九四八年。当时奉父命到省城休学补习，准备报考清华中学，与上女中的大姐明端同住中华南路的新业公司后院。我父亲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订有几种报刊，其中有一张《南明晚报》，副刊上单日是文学版，双日是影剧版；贵州版《中央日报》的副刊《新垒》常报道文艺信息，我都喜欢看；《离骚》是文学杂志，里面的外国作品译文，读起来似懂非懂，特别有诱惑力。因此经常见到“青年诗人李麦宁”字样，觉得这个称号连同这个别致的姓名，都令人羡慕。后来在花溪住校，两个星期进城一次，除了连赶几场电影，就是浏览这些报刊。四九年年尾，欢迎解放军，歌唱新中国，从此新鲜事物接踵而至，应接不暇，旧时报刊扫地以尽，也就迅速淡忘。但《离骚》杂志和李麦宁其人，仍会时不时浮过脑海。一九九七年，听一位新认识的清镇朋友说，那里有一位七老八十的老教师，年轻时候也是写诗编书的，最近还把那些作品搜集打印了一个册子。一问姓名，居然就是李麦宁，连忙托他去找一本。两三个月后找到了这本《诗文史料汇辑》，李先生还在封皮上签名题字。同年，《贵州新文学大系》出版，在《现代文学卷》里见到他的三首诗，如与故人邂逅，很是亲切。读了这本诗选，不觉感慨系之：贵州新诗创作，四十年代已臻于成熟，在全国毫无逊色；而五十年代戛然而止，再从幼稚的“小放牛”体学步。此卷作者，后来几乎全部绝迹于文坛，不知所之。进而一想，贵州并非孤例，全国何尝不是一样。次年，我儿子由省作协安排到清镇生活一年，就叫他去拜访李麦宁先生，面致久仰之忱，并写了一张小条幅带去，写的是我喜欢的东坡《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祝愿他在“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心境里安享晚年。自此和李先生不时在电话里互通音问。儿子快要回省前，李先生偕夫人张灵珠老师下访，在舍间第一次见面。谈起来才知道，我二姐明坤上程万中学时，李先生正是她的英文老师，并且她们几个女生还邀请李先生到安顺作客，去过我家。李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对我老家院子里的树、我父亲请来作陪的几位老师，都记得一清二楚。后来，贵阳市文联办《艺文四季》杂志，李先生应约写了几篇稿。老友刘学洙兄一读，敢情李先生的岳父是旧贵州盐务局局长张德祥先生，他父亲季健先生的“顶头上司”，并且关系很密切，学洙还去过这位张伯伯家。于是两家相约，一起到清镇拜访李先生，几位好事的年轻人知道了，也跟着去凑热闹。李先生和学洙都是好记性，谈起种种旧事，如合符节。大家都怂恿李先生写回忆录，没想到已经写出一大摞堆在桌上了。这次拜访回来，学洙、应国和我都写了文章发表，让五〇后的几代读者，知道有李麦宁其人其事。学洙的标题为“风雨故人迟暮来”，应国为“消隐的歌者”，我的就是“青年诗人老教师”。从标题可知各人的侧重点。不久，李先生就写完了他的回忆录《往事》，但直至二〇〇八年才打印成册。我收读后，见回忆录内容十分详尽，除了他写的几十篇忆往短文，还收入族谱简述、亲属信函、他人评介等方面的文字。光凭收藏保存这些资料，就足以见出他的心细如发，巨细无遗，令粗疏散漫的我佩服不已。
李先生一九二二年生于北京。父亲李立成是贵州开阳县人，光绪优贡，官派留日，民国后为北大、女师大教授。一九三六年，李先生随父亲回贵州为生母修治墓庐，因工程受雨天延误，滞留贵阳，寄读于达德学校。工程甫毕，恰遇“七七”事变爆发，北方局势陡变，老先生担忧北京家小，匆匆将儿子托付给贵阳亲友，只身北返，从此父子永诀。老先生谢世于一九四四年。一九三九年，麦宁先生在南明高中上学，元、二月份，贵阳山城迭遭日机空袭，“二·四”轰炸尤为惨烈。居民纷纷逃往乡下躲避，他无枝可依，只好以沦陷区学生身份，到“战区流亡学生处”报到，被该处分配到湖南蓝田师范就读。一九四〇年毕业，考入迁至辰溪的湖南大学文学院。他的第一批习作，就发表在湖大校刊上。四三年冬，湘西危急，学校奉命疏散，他与一帮同学，辗转逃到桂林。这个时期的桂林小城，聚集了大批著名文化人，报刊、出版、歌咏、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号称大后方的“文化城”。他在此与胞兄李白凤意外邂逅。李白凤先生早年是现代派名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古文字学者。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诗，前几年出版的《现代派诗选》也收入三首。通过哥哥，李先生获得一个临时教职，又认识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艺术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久，桂林又要撤退，弟兄挥泪作别。白凤先生去阳朔，麦宁先生则经柳州入黔，到独山暂时栖身。途中亲历了伤亡千余人的苏桥撞车惨案，在河池翻车受伤，九死一生。但随即又因日寇逼近独山而仓皇出走，随着黔桂公路上数十万难民的滚滚洪流，跋涉五十六天，走到贵阳。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苦难历程”，一路上难民们啼饥号寒、妇孺毙于道旁的惨状，令他触目惊心。到贵阳文协的简陋招待所住下后，陆续结识了几位同样经历、同样感受的诗友，乃与姚散生、洪青白合作，创作了反映湘桂大撤退惨状的长诗《人流三千里》，展示中国人民的苦难，控诉日本侵华的罪恶。但这样的作品，居然被当局的报刊审查机构没收，原稿从此逸失。当时的贵阳山城，内迁机构很多，人才济济，救亡图存的文化氛围很浓。本土作者群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十分活跃。青年李麦宁当然立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教书为业，课余写诗，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应国说：“他的诗，忧愤难抑，怒火贲张，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色：战争和苦难，复仇与血泪，生者与逝者，痛苦与哀愁……”《贵州新文学大系·现代文学卷》述评者认为：“李麦宁的诗善于表现人们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还善于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少诗“写得清丽、隽永……在句子的锤炼上下了不少功夫，读起来使人感到寓意较深，诗味较浓。”
对于不明战况的大后方人民，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既是千呼万唤才盼来，又像是喜事突然从天降。乡思萦魂的难民群体，迫不及待地蜂拥而去，一度繁华的小城显得格外空旷和冷清。文坛也骤然间一片萧索。李麦林忍受不了这种寂寞，在新婚妻子张灵珠和一些友人的支持下，创办了《离骚》文学杂志。四六年创刊，四八年停刊，共出了十二期。收入《诗文史料汇辑》的同时代人黄炜的回忆文章说：“《离骚》出版后，给山城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开辟了新园地，许多从未发表过的‘处女作’纷纷投向《离骚》，每期出版后青年学生争相传阅。……《离骚》杂志对贵阳文艺活动，起了促进作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一九四八年八月，《离骚》第六、七期合刊居然刊出欢呼解放在望的诗：“跟着闪电，我将要来了，/跟着暴风雨，我将要来了，/跟着人民的灾难，/我宣告，我将要来了。/像一阵狂风，/像一阵雷雨，/带着那强劲的队伍，/我宣告，我将要来了。”（吴昉《宣告》）《离骚》受到广泛的赞誉，一介寒士的创办者却为它吃尽苦头。首先是经费艰难，不仅自己罄其所有，连妻子的首饰都卖了，直至山穷水尽才被迫停刊。此外更有政治上的压力。有一期，因刊出一篇揭露某医院院长贪污劣迹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他还被警察局传讯。一次以杂志社名义筹办的纪念屈原音乐诗歌晚会被勒令取消。他参加创办的贵州文协也被明令取缔。
解放伊始，他在街上见到军管会对旧职人员进行登记的告示，前去登记。《离骚》杂志创办人和文通书局校勘人员的经历，引起相关负责人刘子毅的注意，约他面谈后说：正在筹建省出版社，需要他这样的专业人员，大约两三个月后开始进人，让他回去等候通知。他本职工作是教书，随即参加了“中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分派到恵水民族中学任教。刘子毅听此情况说：既已去了，就教一个学期吧，放了假我来办调动手续。但不等学期结束，李先生就改变了主意。他亲眼看到偏僻山区的赤贫景象，山民孩子上学的无比艰难，不忍心离开他们了。此前在战乱中，他多次谋求教职，只是权宜之计，后来还为办杂志而辞职离校。这回却是决心以之为终身职业了。以他的业务素养和敬业精神，不能不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多次获得先进、优秀等荣誉。他先后在过三所学校：从恵水民中调龙里中学，再调清镇一中，后参加创办站街中学并任教十一年，又调回清镇一中，直至退休。“文革”初期，李先生被造反派揪斗了七十七次。这个数字是他一次一次精确累计下来的。有人说这是记“变天账”，他说人生纪念不可忽略。我问他，揪斗中最凶狠的人中间，有没有旧日的学生？他说：有。
李先生待人接物的谦和恭谨，应加“超常”二字。对人尽量以职务相称，哪怕这职务小到“二十品”以下。虽经大家再三劝阻，改不了几十年的习惯。第一次见面，这一特点令我非常惊异和慨叹：从豪宕洒脱的青年诗人到谨言慎行的老教师，这反差也太强烈了，令人难以接受。同时不胜惋惜：教师易有诗人不易有，李先生的那一次人生转轨太轻率了！第二次晤谈，听他讲述弃文从教的过程后，才理解了他的选择，而且肃然起敬。进而联想到从“五四”到三十、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学从人生的思考变成政治的图解，笔耕不辍如曹禺、巴金，无人写出超过青年时代的作品；倒是自愿或被迫改行的，反而在新领域里收获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如沈从文先生的古代服饰研究。李先生当年如去了出版社，不仅创作上只能参加众口一声的“大齐唱”，算不定五七年就过不了关。那个出版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大。我写那篇《青年诗人老教师》，就持这个看法。
然而，最近我与学洙再去看李先生，头一天打电话约定时，李先生对我说了不少话，其中有一句是：如果不是那年与你们认识来往，我现在还陷在痛苦之中。我认为这是他一贯的多礼，忙说：李老师别这么说，太言重了。他郑重强调道：这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挂线后，我咀嚼这句话，似有所悟。第二天见面，他又向学洙和我说这句话，仍然强调这是实话。于是，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我看见从老教师的仪态中，青年诗人的灵魂透出来了。想想看：一个神经敏感得像风铃的诗人，一个写下“骆驼需要饮水/我也需要片刻的宁息/解下沉重的背囊/像解下繁杂的心情”，“我是草原的恋人/又是沙漠的歌者/在烽火中/又是坚贞的戍卒”这样诗句的诗人，一个翻译过雨果、裴多菲、波德莱尔的诗人，一个现代派诗人的亲弟弟，在一种不能谈诗、无人可与谈诗的环境氛围中，度过了大半辈子，那种长夜失眠式的寂寞苦熬，那强制深锢在心底的痛苦，该如何才能形容？！他几次说：我的性格决定我的命运。主要指一件事：在龙里中学任教时，因年轻气盛，不肯向公安调查人员重复早已说清了的情况，被“打态度”，受了八个半月的无妄之灾。这在别人可能只是个不大不小的霉头，对敏感的诗人就成了永不愈合的伤口。是《贵州新文学大系》的选家，把他像地下文物似的发掘出来，是时代还给了他与朋友从容忆往、谈文说艺的权利和心情。他一再对我们说：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最近听说，《往事》打印稿可能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这当然是李先生的众多友人乐观其成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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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李麦宁先生的回忆录《往事》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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