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
今天将我死后的安排告诉你们知道。我这个安排，是我多年来的思想决定，也是我的顽固性。我的国平、琴霞、锦屏、国节、文斌、国松，要尊重我的遗言，坚决照办。死后的风光是给活人看，与死者无关。火葬，骨灰交火葬场处理。因为留下骨灰实无意义，是个大包袱。新中国天天都在建设发展，那时又要迁移。说不定迁移、再迁移，结果终归丢掉。以（与）其将来丢掉，不如现在不要。
不许壳（磕）头、点烛、供像、烧钱纸、点脚灯。不许设灵摆饭、搞花圈。走时只许放炮竹，只允许带（戴）青纱。不许缝新衣服，我有旧布衣。尸体不必用水洗，火场自有人消毒。
孙男孙女不必来参加，影响他们的学业。只许看一面。通知国节来看我。急葬三天就送我走。小虎子、小伟、小嘉、小轶、小君、小俊伟，都是些聪明可爱的孩子，用心教养。注意不要逆（溺）爱，有忠有孝。
夫妇要互相体贴，要（互）爱互敬，家合（和）万事新（应删）兴欣（应删）。文斌很好，我还记得他做的“金钩挂玉牌”油辣角好吃。
（注：遗嘱中，国平、国松为儿子，琴霞、锦屏为儿媳；国节为女儿，文斌为女婿；带“小”字的为孙辈。“金钩挂玉牌”即豆芽煮豆腐，民间对这种最平民化的家常菜加上个最贵族化的戏称，其味取决于辣椒蘸水做得好不好。）
如果这是一份名人学者之类的见识卓异者的遗嘱，顶多令人感动，不会令人惊诧；而出自一位终身家庭妇女笔下，就显得有点出格。然而，这份遗嘱，不过是她一生出格的完美谢幕而已。这位老太太实在太特立独行了。
老太太的长子国平，与我大妹夫妇先在交通学校同窗，后为交通设计院同仁。次子国松也在该院当勘察队员十多年，一九八〇年起与我在文联共事。老人谢世于八二年元月四日，实际我只见到过三五次。
她与国松夫妇和小孙子，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从街铺进去，前后两个大石院，前进楼房，后进平房，像是一处绅商旧宅，前院住主人，后院住仆工。现在成了大杂院，容纳了不知多少个家庭。这种大杂院可谓藏龙卧虎之窟、鱼龙混杂之潭。单是国松见闻所及、向我们概述一二的，就有死人从灵床上活转来，道士与女店主相恋同死，敢撕红卫兵大字报的打抱不平者等，令几位写小说的同人艳羡不已。今年，国松终于用他们写成一本《旧时人物》。但其中最杰出的仍是他母亲，余子皆不能望其项背。
第一次随国松去他家，老太太正坐矮凳上吃饭。身材很瘦小，像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国松说，有同事来了。老人转过身，黝黑，瘦削，没牙，像极了那尊有名的伏尔泰头像。国松去找户口本，老太太就和我说了几句闲话，声音也近乎男性，很苍老。三代四口人，同住一间大屋，拦腰用布幔隔开，老人的小床和厨房在外间。离开后，我说印象太深刻了，国松说，连他都觉得母亲是个神秘的谜，种种超常经历，如疯过，自杀过，自己拔掉满口牙齿等，兄妹三人都是知有其事，不明究竟。老人绝口不提，他们也从来不问。他说：要是我妈会写小说，她能写出一部史诗来！有一次我去找国松，不在家，又碰上老太太吃饭。她坐得挺直，拿着碗筷的双手搁在膝盖上，牙床极慢极慢地磨动，神情凝重，显然是想什么入了神。一九八一年五月，省里要组织一支小队伍去考查梵净山，包括植物、摄影、美术、文学各二人。有关人员找到我，我久闻梵净山神秘万状，无充分准备不可涉险的传闻，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就一口应允下来。出发前夕，临时有什么事要去找国松。老太太听说我要进梵净山，激动起来，嘱咐我一定要做一件事：站在“万卷书”悬崖边上，俯身对着万丈深渊唱歌。她说：那声音会一层一层地传下去、一层一层地传下去……边说边挥动手臂，形容那歌声层层向下的景象。又强调说：一定要大声唱！要用全身力气大声唱！她说：那年我听见男人讨了“小”，就上梵净山，站在万卷书悬岩上，对着万丈深渊唱歌，等那声音一层一层落下去、一层一层落下去……那些进香的老太婆远远围起看，当我是疯子，我不管她们，只顾唱我的，放开喉咙唱，把心里的气唱干净。国松在一边窘笑，老太太毫不理睬，临别还叮嘱不要忘记这件事。
等到真站在万卷书悬崖壁上，我何尝有勇气“用全身力气唱”，让那声音一层一层落下去？我根本就没有大声唱过歌。于是怂恿李起超来做实验。起超是省作协的作家，时不时引吭走过我们大院，与国松也很熟。他听了我的说明，鼓起勇气吼了一声，随即“再而泄”了。回筑后去国松家，老太太见面就问此事。我照直说了，老人连连摇头叹气，说是不行不行，要用尽力气大声唱，那声音才会……一边又挥臂做出歌声下落的姿势，非常惋惜和遗憾。我当时真正惭愧。我们这代人，退化到尽情宣泄一下的血性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老太太的最后一面。再一次见到的，已是安卧在后院临时棚子里的遗体。
老太太生病住医院了。转危为安了。回家了。又能自己出去买晚报了。这些我都听国松告诉过。他又说，院子里的邻居，有人建议老太太，病好了要吃点甲鱼补补，另一些人又极力反对，说是万万不能吃。老人正在考虑。我听了也认为以不吃为好，我听说过甲鱼对虚弱病重者的危险性。国松说，老太太的脾性，谁劝也无用，只能由她自己决定。最后是喝了一小碗汤，第二天就肿得变形。再进医院就不行了。嘱咐两个儿子，吃甲鱼是她自己的主意，不要怪罪那些邻居，人家是好心。
我们几个同仁去吊唁。石院黑沉沉的，连盏脚灯也没有。国松想是猜到我们会有想法，赶快让我们看老人的亲笔遗嘱，解释只能凛遵、别无选择的尴尬处境。后来他告诉我，几乎对所有来吊唁的亲友，都要重复一次这种辩白，但似乎没有人真正谅解。
我很受这份遗嘱震撼，联系原先印象，写了一篇《老人和她的遗嘱》以代心香。主要意思是“岁月和阅历，能使常人变成哲人”，这是我接触一些老年人（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得到的一种认识。
转眼间十九年过去，我们也成了老人。前不久国松写出《旧时人物》中最后、也是最难着笔的一篇：他自己的母亲。我读了稿子，才比较连贯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国松在文章里说，他也是从老人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里，才知道了这些旧事。
老太太闺名何菊仙，一九〇三年出生于省城贵阳一个书香门第，小学三年级后因病辍学，由母亲在家教育。在当时举国上下讲维新、办洋务、兴新学的风潮影响下，她身体未受缠足之苦，头脑装满自由、平等、抗争的新观念。她的一位远房表兄爱上她的贴身丫鬟，遭到长辈强烈反对。那年月，这样的事很常见，一般是冷处理：丫头开除，少爷远行，渐渐也就淡了。这次不同，何小姐跳出来伸张正义，为丫头做主，力挺这桩自由婚姻。直闹到与全族作对，势同水火，父亲只好把她送到苏州她哥哥处暂住。她到苏州后，与黄埔出身的江口人廖稚岩（即国松的父亲）结婚。他在省城时，曾向何家租房居住，可能已与房东小姐相爱恋；后来又随国松舅父参加北伐；军校毕业后在南京任职，国松舅父则在苏州当邮政局长，常相往来。因之，这桩婚姻显得非常顺理成章。然而，一九三五年前后，夫妻俩回江口省亲，丈夫屈从母命，与父母早年订下的“娃娃亲”——一位当地乡下女子办了亲事。妻子抗争无效，从此心灰意冷，吸上了鸦片。这又是那时代最常见的一条人生之路。国松说，他童年记忆中的母亲，就是整天躺着吞云吐雾。还清楚地记住了小事大事各一件。小事是不到五岁时，在小县城街上，跟着其他小孩向美国军车伸大拇指喊“顶好”，美国大兵扔下糖来，大家就捡。回家挨母亲痛骂，说是喊几声“顶好”也就罢了，捡扔到地下的糖就太无志气。另一件事很严重。抗战胜利后，国松的父亲专员任满，只身去了南京，从此对妻儿不闻不问。母亲带着儿女迁回省城。国松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在球场做课间操，遥见半里外的十字街头烟火冲天，他跟着同学们大声鼓噪。放学才知道，那火烧的正是自己的家。母亲站在狼藉一片的火场边上，面无表情，反复念叨：烧光了好！烧光了好！后来听说，这场大火是因为母亲发脾气，一脚踢翻火盆，烧着床头电线引发的。火势还小时，有人要向警察局打电话，局长还是他家朋友，但她执意不许，甚至不让别人帮着抢救东西，就这样任火势蔓延。唯一从火里救出来的，是正在熟睡的小女儿。夫妇俩从来拙于生聚，多年积蓄加亲友援手才建下这份房产，这一烧，女主人的气消了，这个小康之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一九四九年隆冬，贵阳解放前夕，国松的父亲随一批官员从南京回到贵阳“应变”。其实所谓应变，就是表面若无其事，西装革履出席舞会，很快就不辞而别了。国松回忆，父亲带了个年轻女人一道，据说是同事的姨妹。母亲漠然默然，视若不见，甚至父亲的去向也不过问。至于内心况味，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接踵而至的是解放大军入城。深夜，战士们借宿在院子里，她照样躺在屋里抽鸦片。直至有个战士闻出烟味，惊呼起来，她才收藏起烟家什，永远熄灭了那盏相伴数十年的烟灯。国松写道：“对于新政权，她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热切，声言她从前也是‘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解放才让她‘获得新生’。”他觉得，母亲扮演的角色，似乎与时代总是错位的。我则认为，如果不是从她的社会地位，而是从她最早的观念和后来的生存状态来看，毋宁倒是“到位”的。老太太为表明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把所知丈夫的情况写成材料，连同大量照片等实物，上交到公安派出所。国松记得其中有一帧，是抗战期间蒋介石视察贵州时，与他父亲的合影：两人站在石阶上，相距两三米之远。如果不加以说明，一般人根本认不出那个中山装老头就是蒋委员长。
国松回忆，半年后的一个春夜，传来了父亲在毕节被镇压的消息。母亲没有流泪，并且说，“反革命”死，她是不会哭的。从此以后，丈夫在她口中不是称“反革命”就是称“匪”。国松说，时间长了，听她这么叫倒比直呼其名自在些，反正谁也不去理会其政治含义。但是，惩罚很快就来了，房子被作为反革命财产没收。几年来，全家就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来源一断，立刻陷入困境。唯一的出路是投亲靠友。于是，国松与母亲投靠大舅，妹妹和大姐（一位在他家多年的亲戚）投靠姑母，大哥则考进供给制中专。这个家实际已经解体了。接纳他们的都是至亲，对他们也不错；然而，寄人篱下的处境和难免的非议和奚落，与一个心高气傲到超常程度的性格，两者相遇，后果可以想象。她疯了。
据国松回忆，一九五二年秋季，那天他放下午学回来，还没进门，就听街坊议论，说他母亲惹了大祸：用石头砸坏了甲秀楼的窗子，还大声胡言乱语。幸得人家当她是疯子送了回来，没有报公安局。国松赶紧进家，看见母亲被捆在紫薇树上，又挣又跳，对着舅父大骂，说是在这个封建家庭里过不下去了。舅父也大声斥责妹妹胡闹。舅父以前是省府秘书长，后来以起义人员聘任省参事室参事，家里闹出这样出格的事，难免又觉难堪，又有顾忌。国松不知所措，只能看着哭。晚上和母亲在一起，她却是说话做事一切正常。此后，国松写道：“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生事，有时则深夜不归，成了街上出名的‘疯子’。只要一到晚上，我就感到恐惧，不知母亲能不能回来。这样的焦虑延续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一天，母亲出去后再也没有归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两个月后，街坊上传言，她因砸人家店铺被送到公安局，在里面还动手打人。没有人出面去打听、调查，似乎这是必然的结局，或者甚至是解脱。
她这一去就是五年，音信渺然，也没有人提及过她。大哥国平毕业中专后参加工作，把弟妹和那位大姐接到一起，由那位精干手巧，锅灶针线无所不能，还知书识字的大姐，一手操持家务。一九五七年夏天，国平打听到母亲的下落：她在北门外的老残院。三兄妹赶去探望，见到的母亲头发花白，牙齿掉了大半，模样简直认不出来了，神智却是正常的。听了儿女的情况，只是说：不要忘记大舅和姑妈的好处，要记一辈子。自己的事一句不提。半年后，他们终得接母亲回了家。
离家五年的情况，老人一直讳莫如深。国松只从她的“交代”里了解到一点大略：先是关在公安局的疯人室，两年后移送民政局老残院，经过长期治疗，疯病得以痊愈。有一次，她告诉国松，满口牙齿是她自己拔掉的，以此表示与过去吸烟恶习决裂，为此还绝食十来天。而对于过去那些“非常行为”，老人在那份“交代”里归之于早年丈夫讨小、去南京后不顾家庭而种下病根。国松却怀疑是装出来的，即“佯狂”。我则认为，这是一个极端性格采取的极端宣泄方式，发作时无法自控，与疯狂无异；发作后烟消云散，复归于常人。
老人与儿女重聚时，已经五十四岁。很满足于平静简单的家常生活，每天看看书报，帮着大姐做点家务。偶尔到黔明寺逛逛，但并不烧香拜佛。她还做读书笔记，小本里有雷锋日记，也有佛教箴言。但不久以后，与他家同甘共苦多年的大姐，辞别回乡去了，家务劳动落到做母亲的肩上。对大多数妇女，这也算不上多沉重的负担，在她可就大不一样。做姑娘时是大小姐，出嫁后是官太太，连在老残院也不问炊事，只学会一门做布鞋的手艺。然而责无旁贷，只好从头学起。一九五八年，国松因家庭成分问题，中考被刷，整天愁眉苦脸。老太太心里明白，“除了沉默，也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时正闹“大跃进”，全民办工业，一哄而起，街道上号召闲散青年支援“新工业地区”。在母亲力主下，国松报名参加，不到三个月又一哄而散；后来是进哥哥所在单位，当了勘测队员。妹妹国节初中毕业，母亲就说服她去了开阳县的林场当工人，一干四十年，直至退休。老太太清楚：他们升学无望，只有尽早就业是出路。一九六二年出了件异事：居委会根据群众推荐，动员老太太出任卫生委员。这是她平生唯一公职，无报酬的公职。她在街坊间，素有公正无私、主持正义的口碑。同年七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居委会审时度势，又把老太太这个职务免了，但却颁发了一张奖状，肯定她的工作表现。儿女们是在她去世后才发现这张奖状的，包得很仔细，看得出老太太很在乎它。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作，国松的同学贴省报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牵连到国松，平反后跑到街上与红卫兵南下串连队辩论。老太太告诫他：哪有共产党叫人造共产党的反这种事？我们这种家庭的人，千万不要去伸杠头。国松惊悟，选择了逍遥派的定位。那时，红卫兵到处抄家斗人，大姐悄悄来访，劝老太太到她家避避风。老人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还一改平日满身补丁的模样，穿得干干净净，说是哪天红色风暴刮来，破衣烂衫去游街示众不体面。居委会的造反派，是些戴上红袖套的婆婆妈妈，对老太太知根知底，囿于形势，不能不安排一场批斗会。但事先有所关照，让她准备一份材料，在会上交代反动历史，只要她规规矩矩，不会为难她的。国松偷偷去会场观察，果然比较文明，没有发生那些污辱性的行为。倒是老人亲手写下的这份两千多字的材料，后来成为儿女了解母亲的孤本。
“文革”收场，老人已七十三岁。全家过了几天安静日子。老太太每天除了简单的家务，就是读些报刊。每天上街买一份晚报，成为定例，不订整月，也不让儿孙代买。一九八一年秋患重感冒，照例“自己调理”；硬撑到病情严重了，才勉强同意进医院。出院后体质已大不如前。将养期间，忽又来了个不速之客，是江口老家一位远房兄弟。老太太早已发誓与夫家彻底决绝，偏偏此人又出言唐突，惹得她大动肝火，声泪俱下，客人惶悚而逃，她也病情急转直下，终至不起。
老人的后事，儿女一一遵从遗嘱。只有骨灰处理这一条，无论如何不忍照办，还是入土为安，立了座坟。出殡时，三十多位朋友不召而至，有一些是国松的同学，他们最喜欢听老太太聊天，说她是哲学家，她讲的话比她抽的叶子烟还有劲道。八年后，老家寻得一册国松父亲的诗集《古罗留痕录》，国松兄弟复印一册，装入大理石匣，埋进母亲墓中。碑文也改为合葬字样。国松说，这可能有违母亲意愿，但再多的积怨，在地下也该化解了。
八六年文联建成宿舍楼，国松分得一套。离开那个大石院时，儿子小虎忧心忡忡地问：“我们搬家了，太太（祖母也，读音如台太）回家找不到我们咋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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