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上中学到了省城，几年后全家迁来。此后六十余年中，除了有七年在乌蒙山区教中学，一直生活在贵阳。多次有朋友问我：十几年的事你写了一本《一个人的安顺》，几十年的事怎么不写一本《一个人的贵阳》呢？其实，后半段的人与事，我还是写过不少的，但单篇散页，他们读是读了，不能形成整体感觉。写安顺，空间和时间都比较集中，适合用那种方志式、城记式的结构。这以后的几十年，时间跨度大，地域变换多，人和事十分庞杂，得另找一个能把它们收容在一起的口袋，才能使之形成整体。儿子无意间提出写“纪念品”的点子，我心里一亮：就是它了。

    口袋有了，货物蜂拥而至，搅得心中五味俱全。从开始动笔到基本写完，是在二〇一〇年首尾，恰是我与妻子龚兴群的“金婚”之年。写下的这些人物，她也几乎全部与我同样熟悉。于是乎，它本身也成了一个纪念品。

    借物写人，写出来一个巨变迭起的大时代中一堆渺小的“个案”。某日老同事王鼎名教授来访，一起回忆共历的种种往事，正像歌里唱的：有乐也有苦。他乃建议我写一本自传。我说，已经写了，就是那本《安顺》和这本《物语》。要想撇开其中的人和事，专写我自己，真就没了可写的东西。不是他们活在这些“物”上，而是我活在他们身上。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我却是“我写他人故我在”。如果不曾有过这些“被记录者”，我这个“记录员”就成了“0”。这个发现令我惊悚。

    这组长短文字，从二〇一〇年初开始在《贵阳日报》副刊上连载，临近年尾归总起来，动手做一次通体修订：补写不应缺席的篇目，梳理文字，等等。中间接杜丽女士电话，告知拟将《一个人的安顺》收入《人与岁月》丛书。交谈中听我说起这部《物之物语》书稿，她出于职业敏感，立刻要求传去一阅。几天后回信：要了。我于是把应补入的篇章写出来，对全部文字再次做了梳理，成为眼前这个样子。她称这种写作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微型史观的路子，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派，但立刻望文生义地认同它完全符合我的观点。在此，谨对杜丽女士和贵阳日报王莹女士致以谢忱！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六日呵冻记于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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