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国关系的起步与发展
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侵略矛头指向东亚地区，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华夷秩序”，闭关锁国的中国和日本相继被打开国门，开始陷入半殖民化的危机。刚刚诞生半个多世纪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作为列强中的重要一员，在打开中日国门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华夷秩序”中的中国与日本
之所以存在中国与日本被打开国门或曰“开国”问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与西方列强发生正式国家间关系前处于“闭关”或“锁国”状态。而这种闭关锁国状态又源于东亚地区原有的特殊国际秩序，即以中国为核心的、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华夷秩序”。
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华”和“夷”的概念。自先秦以来，生息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人就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和世界的中心，自称为“华夏”、“中华”、“中国”，而把周边东南西北各方的其它民族或部族称为夷、蛮、戎和狄，即“四夷”，也有东夷、南蛮、西番、北胡之说。一些居住在北部草原或森林地带的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曾一度占据中原地区，但它们都继承了中原汉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承的华夷观念。不过，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华夷秩序”是汉代开始形成的。那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汉皇帝的册封，而后者则向前者朝贡，前者牵制后者。这种关系与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候之间向心的上下关系是相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是民族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华夷秩序虽然是若干个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象欧洲的“均衡体系”那样直接发生关系。中央帝国与藩属之间虽然是一元化的上下关系，但中央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央帝国的感召力，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不具有扩张性，有时所表现出来的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
华夷秩序的存在基础是朝贡制度，它在明清时期趋于完备。1587年编纂的《大明会典》中列举了123个朝贡国；1764年编纂的《大清会典》中列举的朝贡国有朝鲜、琉球、老挝、安南、暹罗、缅甸、苏禄等周边国家，还有葡萄牙、荷兰和罗马教皇国等欧洲国家。清王朝还规定了各国朝贡的时间和方式。一般情况下，距京城近者间隔时间短一些，如朝鲜、琉球每年一次；距京城远者间隔时间长一些，如老挝、缅甸每十年一次；而西欧各国由于远隔重洋，无法确定朝贡之期。朝贡使必须按照指定路线从边境前往北京，在向皇帝献上贡品时，还须呈奏表文，为本国国王讨封，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在册封朝贡国君王为国王的同时，赐以“印”，允许其使用中国的年号和遵奉“正朔”，并赐予物品，作为对朝贡的“回赐”，赐品的价值通常高于贡品。可见，中央帝国从藩属的朝贡中并未得到多少物质利益，所得的只是藩属名义上的归顺。而能从中央帝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是藩属们愿意归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建立在朝贡制度之上的华夷秩序有着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中央帝国衰落了，这种秩序就很难维持下去。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朝贡制度的崩溃。一是与朝贡相伴随的通商。朝贡使通常都有商人同行，他们从本国带来商品，在路途和北京特设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交易。这种交易不断扩大，以至后来成了藩属们朝贡的主要动机。特别是到了18世纪末，随着清王朝的衰败，朝贡次数不但未减少，反而显著增加，有些国家的朝贡次数超过规定次数的两倍。到这时，朝贡制度已经不能作为夷狄来归化的标志，而是朝贡者靠通商来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朝贡制度内部已经孕育出了促使它崩溃的因素。二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1541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中国广东，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船接踵而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到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主要就是中英贸易。为了维护产业资本的利益，英国对东方的束缚自由交易的观念和制度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向朝贡制度和华夷秩序提出挑战。而清王朝仍墨守华夷秩序观念，把英国也看作不过是沿南海商路前来朝贡的蛮夷之一，而且为了保护封建经济以及限制外国人的活动，企图加强实施闭关政策。1757年，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个口岸，不允许外国人在华任意活动，外国商人必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进行贸易，活动限于指定的范围，进口货要征收较高的关税。1793年，英国政府派使者到北京与清政府谈判，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而清乾隆帝却下谕，命令将英使驱逐出国。乾隆帝的谕令特别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且认为“天朝”与“外夷”通商已是对它们“加恩体恤”，而这些“外夷”却不知足，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陈腐观念和与之相应的闭关自守政策与现实严重背离。朝贡制度和华夷秩序的危机已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曾是华夷秩序中的一个普通朝贡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王进贡，并接受了魏王授予的“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明王朝时期，日本朝贡的次数更多。据记载，日本于1381年曾答应每十年向明王朝朝贡一次；1403－1551年间，有时朝贡。1592年，丰臣秀吉侵入朝鲜，发动了日明战争，断绝了同明王朝的藩属关系。以后，德川幕府几度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外交关系，但都落空。这促使日本改变外交政策，摆脱华夷秩序的束缚，另寻出路，以形成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恰在此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踏上日本的土地，在日本传布天主教。基督徒的势力在日本大增，对幕府统治构成威胁，促使日本加速转变外交政策。1588年，日本发布了驱逐传教士令；1613年，发布禁止基督教的法令；1633－1639年，相继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
在西欧国家陆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建立起具有扩张性质的以“势力均衡”为原则的国际秩序时，东亚华夷秩序中的中国与日本却走上了闭关和锁国的道路。从而为后来的“开国”埋下了伏笔。
二、美利坚：西半球的不速之客
美国这个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从它立国时起就对东亚和太平洋有一种特殊的情结。1783年，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美英在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最终承认了北美13州的独立。然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美国丧失了过去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英国不再向美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免税和减税商品；美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不论产自何地，均需征收高额关税；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市场。新生的合众国处于“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的境地。困难有两重性，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机遇。对刚刚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独立的美国人来说，上述的困难正是美国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体系、开拓新市场的机遇。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东亚，特别是中国。这种选择与西欧国家是殊途同归。
早在1275年，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就千里迢迢来到中国。20年后，他写下了《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赞东方之富庶，把中国和印度描绘成“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国度，使很多西方人产生了到东方去发财的欲望。后来新航路的开辟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实现的，而美洲大陆又是在新航路开辟后得以发现并开发的。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直以为是到了印度，至死也没有醒悟过来。1507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几次到南美洲沿岸进行考察，最后证实这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所以新大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简称美洲。为了纪念新大陆的发现者，当南美洲大陆北部的一块西班牙殖民地获得独立时，被命名为“哥伦比亚”。1521年，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率领一支船队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找到了到达东方的航路。此后，西方的一些航海家继续在太平洋探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库克，他发现了澳洲大陆和新西兰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在库克的探险队中，有一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船员，名叫约翰·雷雅德，他后来为新生的美国开拓太平洋和东亚做出了重要贡献。
1782年，雷雅德离开库克的船队，回到他的家乡康涅狄格。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向商人们游说，劝他们到亚洲发展贸易。他告诉商人们，在西北海岸以六便士从印第安人手中收购的皮毛，拿到中国可以卖到100美元；在广州，中国的茶叶、生丝都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口。雷雅德游说在新英格兰地区引起极大反响，使商人们觉得对东方的贸易前途是无限的。之后，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一股“东方热”。第二年，波士顿商人集资装备了一只商船，取名为“哈里特号”，满载人参前往中国，试图率先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但由于在路上遇到英国商人的阻挠未能到达目的地。
一年后，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出发，从船名就可看出其目的地是中国。该船首航的目的，除了赚钱做生意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美国开辟新的商品市场。船长随身携带着美国务院颁发的航海证书，所介绍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有权势的人：“最高，最具权威的，高贵、显赫、庄严、可尊、可敬、聪明、慎重的君主、皇帝、国王、共和国元首、亲王、公、伯、男、爵主、市长、议员，以及一切负有令名的城市和地方的法宫、军宫、判事和监督等，不论僧俗，凡是看到或聆读到这些特许状的人等。”8月28日，“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的黄埔港，终于到达目的地。它所带来的货物有棉花、铅、胡椒、羽纱、皮毛、人参，通过广州的公行商人很快就全部销售出去；然后又通过公商采购了带回的货物，有茶叶、棉布、瓷器、丝织品、肉桂。“中国皇后号”此行共获利37727美元。这次航行成功不仅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使美国人更热衷于对华贸易，而且也受到美国政府（当时还是邦联）的重视，国会在接到外交部长的报告后答复道：“国会对于美国公民为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的这个第一次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感到特别满意。”随船的货物管理员、陆军少校山茂召还因其成就而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意义重大：它在美国最急需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市场，有利于美国摆脱英国在商业上的控制，进而巩固美国的政治独立；美国商人在广州受到了与其它“各夷”一样平等的对待，表明在外交和商业上已被东方大国所承认，有利于增强美国人的信心。自“中国皇后号”首航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投身到对华贸易中来。据统计，1790年，美国进口商品的1/7来自对华贸易；1784－1812年，尽管中间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仍有总数达400艘的美国商船来广州做生意。
东方贸易的迅速增长，使美国人越来越关注太平洋，这促使美国开始探寻通向太平洋之路，加速向西北海岸开拓。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1500美元的代价从法国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扩充了一倍，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的内河。此举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打通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道路，路易斯安那日后变成了美国向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阿拉斯加扩张的走廊和跳板。同一年，杰斐逊还派出了由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率领的远征队，其使命是探察密苏里河，因为该河的主要河道与太平洋水域相连接，可以为美国商人提供横跨大陆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通道。远征队完成了任务，到达了太平洋沿岸。此举被称作是“美国扩张历史上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向太平洋沿岸开拓，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利益在太平洋沿岸逐渐增长，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权利要求日益强烈。1818年，身为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与英国外相坎宁就路易斯安那与加拿大的边界走向进行了谈判，签署了亚当斯—坎宁协议，确定两国边界自伍兹湖沿北纬49度线一直向西至落基山脉，以西的有争议部分由两国共管。亚当斯在谈判中坚持不划定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的边界，在美国尚无力控制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情况下，为美国保留了进一步向太平洋地区开拓、扩张的权利。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横贯大陆条约》，对西部边界作了如下规定：新边界从萨宾河口起，向北上溯到北纬32度线，然后沿西经100度以西的雷德河，北至阿肯色河，再沿这条河向西直至它的发源处，再向北至北纬42度线，最后沿42度线向西一直至太平洋。该线以北的主权属于美国。此举使美国第一次把边界线划到太平洋。亚当斯宣称：在太平洋沿岸的“一条固定边界线得到承认在我们的历史上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即美利坚太平洋时代。
就这样，在立国后4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这个西半球的新兴国家，不仅同东亚建立了贸易关系，而且将自己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与东亚的中国与日本隔洋相望。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其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打破了华夷秩序，并使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引起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鸦片贸易。战前，美国与英国一样对中国进行着肮脏的鸦片贸易，它与英国有着同样的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动机。然而，美国却不费一枪一弹，搭乘英国的便车闯入了中国的门户。
自“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中美之间开始了直接贸易后，两国间的商业往来一直稳步发展。欧洲战乱不断为美国进行海外商业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对华贸易中，美国很快超过法、荷等国，成为居英国之后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中美贸易中，美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而且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到1836年，逆差额已达481万美元。开始，美国商人通过输出白银来弥补贸易逆差，但美国不是白银生产国，而且美国工业发展本身也需要大量的硬通货。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和白银短缺问题，与英国商人一样，美国商人将目光投向了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从1806年起，美国走私商向中国输出了大量鸦片，仅1830年就输出了1428箱。当清王朝知晓了鸦片的害处并开始禁烟后，美国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1834年，英国驻广州商务督办纳比尔与清王朝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冲突，美国驻澳门领事料定中英必有一战，于是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应该采取干涉政策，或与英国联盟，一致行动……或趁机作军事的示威，使美国能提出有利的要求，凡英国所获得的利益，美国必须同等享受。”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和在未来中英战争中的立场。美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次年组建了东印度舰队并以香港为基地。该舰队成了日后美国对华外交的军事后盾。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英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驻华美商联名上书国会，要求美国政府采取直接行动，建议如必要的话，“会同英、法、荷兰等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政府，共同行动，力求在安全体面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美商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有：准许外国使节驻扎在北京宫廷附近，并享有普通外交特权；公布确定的税则；在中国其它一口或数口通商的自由。请愿书还要求美国政府委派一名商务代表前来中国与清政府议定商约，并派一支适当的海军为后援，以保证上述要求的实现。美商请愿书的多项要求被列入后来签订的《望厦条约》。
在中英战争期间，美国虽未介入战争，但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随时准备参与进来。1842年2月，美东印度舰队在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的率领下抵达中国沿海，4月，该舰队的“星座号”甚至驻入中国内河。加尼认为，只要美国舰队留驻中国沿海，将比其它任何措施都有助于美国获得一个有利的条约。与此同时，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在国内积极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寻找时机打开中国的门户。1840年12月，美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加雷布·顾盛致信总统约翰·泰勒，说明派使节敲开中国大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迫使中国允许其船只进入5个港口……显然，如果别的国家企图获得同样的权益，必须自己到中国去谋取。”商人利益集团的推动对美国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去敲开中国门户起了很大的作用。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12月31日，泰勒总统奏请国会拨专款以便派驻中国专使之用。1843年5月8日，顾盛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国务卿韦伯斯特还特意起草了训令，以指导顾盛的行动。训令指出，使节团的主要目标是“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按照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进入已为英国开放的口岸。1844年2月，顾盛使节团到达澳门，先以炮舰相威胁，进而又要求率舰队进京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刚刚吃过西洋炮舰苦头的清政府急忙派遣投降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同顾盛谈判。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主要内容有：中国欲变动海关税率，必须经美方同意，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范围，即美国人与所有外国人在中国发生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即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美国商船进入中国五口时，中国无权管理；美国人有权在五口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建立教堂。此外，条约还规定，该条约12年后可以修改，这为日后欧美列强进行“修约”活动，谋取更多的特权埋下了伏笔。
通过《望厦条约》，美国闯入了中国的大门，而且是不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而且，美国还获得了比英国更多的特权。事后，顾盛说，中美条约除了根据利益均沾原则获得了中英条约中的所有特权外，比中英条约还有16项优越之处。而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西方列强也一并享有了美国所获得的特权，美国将英国打开的门户又扩大了一些。美国与其它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上是互惠互利的伙伴。
《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关系由单纯的贸易关系转化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整体关系，是中美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但这种关系却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在打开中国的门户上，美国是搭乘了英国的便车，那么在打开日本的门户上，美国则是主力军。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对日本一直有一种比对中国更特殊的情结。
位于东亚东端的岛国日本，远不及中国那样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注目。日本从17世纪30年代建立锁国体制后，对外交往仅以有限的方式限于几个国家：通过萨摩藩和对马藩分别把琉球和朝鲜作为“通信之国”；把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贸易限于长崎一港，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日本的闭关状态甚于中国。不过，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东侵，日本与列强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而美国在这些列强中则是后来者居上。
在1793年前，美国与日本还完全没有接触，从1794到1823年，美国与日本有过三次接触，此外还有若干美国船只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租用船开进长崎，据调查，这种船有九只之多。这样算来，在上述的时期内，美国与日本接触的次数超过了当时与日本交往的主要国家俄国和英国。通过接触，美国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兴趣。美国当时对日本感兴趣，主要是为了在北太平洋捕鲸和进行广州贸易。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与日本接触逐渐频繁起来，在1824年到1854年，美国与日本的直接接触有11次，而且集中在1844年（中美条约签订）之后这10年间。1846和1848年，美国分别占有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其西部国境达到太平洋沿岸。随着美国向西推进，商人们要求日本开国的呼声越来越高。
要求日本开国的不仅仅是美国。1804年，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来到长崎，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被幕府以遵守祖法为由给以拒绝。于是列扎诺夫便策划对日本进行报复，俄军舰袭击了虾夷各地。当时日本海防空虚，幕府被迫放宽攘夷政策，1806年颁布了接待外国船只的法令，许可对来航的外国船只供给食物和薪炭等。不过不久，幕府又加强了锁国政策，于1825年发布了《坚决驱逐令》，命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予以炮击驱逐。
1837年，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航，对日本开国起了巨大推动作用。随同摩理逊号来航的有英国贸易监督官义律的首席翻译官。义律曾企图以送还日本海上难民为条件要求日本开国，但未能得到英国的许可。美国的公司获此讯后表示愿意为义律提供船只，义律担心美国在日本开国问题上抢先，便派首席翻译官搭乘美船同来。这样，摩理逊号就担负起了使日本开国的任务。当摩理逊号驶进东京湾时，日方依据“坚决驱逐令”对其进行炮击，迫使其退走。摩理逊号虽未完成使日本开国的任务，但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开明之士开始对幕府的锁国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
中英鸦片战争使日本遭受巨大冲击。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给幕府来信，陈述了世界形势，劝其开国，指出日本如仍拘泥于锁国的旧习，必将重蹈中国的覆辙。荷兰国王的劝告虽然未奏效，但使幕府内部产生分化。1846年，美国海军准将詹姆斯·比德尔率两艘快速舰驶入日本东京湾，试图促使日本开国，却遭到日本政府的驱逐。1852年，荷兰告知日本，说美国计划向日本派遣使节，并决心以开战强迫日本通商。荷兰的警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此时，美国已完成了产业革命，而且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更促使美国人将视线转向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过去，美国船只都是从东海岸启航，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才到达中国，这使美国在同英国争夺中国市场中处于不利境地。为了克服这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美国一直在努力开拓横渡太平洋的航路。然而，当时的轮船还不能装载足够从美国西海岸直达中国的煤炭，需要中途有个补充燃料的港口，日本就是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太平洋捕鲸进入黄金时代，大批美国捕鲸船在北太平洋活动，而当时的捕鲸船也缺乏长期持续航行和抵御风暴的能力，需要在近处有一个港口以补充燃料、食品和避难。再者，美国也有开拓日本市场的愿望。于是，尽快使日本开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成了摆在美国商人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此时的英国，由于忙于侵略中国，无暇顾及日本，再加它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对日本的评价也不如美国那样高，这就使美国成了抢先打开日本门户的国家。
1852年初，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并委以实现日本开国的重任。美国务院指示佩里，要和日本政府达成如下三项协议：让日本订立营救和保护美国遇难船员的永久协约；对美国船只保证有提供燃料、用水和粮食的补给港和加煤站；使日本允许开放通商港口。为促使日本迅速开国，国务院的指示还要求对日本施展软硬两手，先向日本说明：在美国国势繁荣，版图扩大，与东亚各国关系日趋密切的今天，日本继续保持锁国是错误的；美国无意传播基督教；美国与英国毫无关系等等。如果日本仍不答应开国，应以武力为后盾，表示强硬态度，至少也要达成保护遇难船员的协定。如果对日谈判不顺利，佩里还准备占领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并设置贮煤站。
1853年7月8日黎明，佩里率领的“密西西比号”和“萨斯克汉那号”等四艘军舰开到东京湾口，带来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当地行政长官按照规定，命其转航长崎。但佩里吸取了比德尔的教训，早已作好战斗准备，拒绝转航，并强令日本派出负责的高级官员来谈判并接受国书。佩里命舰队排好队形，炮口露出舷外，不准任何日本船只靠近。不少日本人拥到海岸来观看美国舰队，面对从未见过的喷吐着浓烟的“黑船”，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人描述美舰是“海上漂浮的火山”。幕府当局看到佩里的强硬态度与过去的外国使节大不相同，感到事情不妙，连忙召开紧急高层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国书，另一派则持强硬立场。佩里采取了进一步的威慑行动，率舰队深入东京湾内进行了示威性的测量活动，东京城里一片混乱。幕府终于决定接受美国的国书，但以日方于次年递交回信为条件。7月14日，幕府派官员接受了国书，于是，佩里才结束示威，驶离日本。这样，日本的锁国体制实际上被冲破，佩里基本上达到目的。佩里临行前，威胁说明年春将率一支更大的舰队来日，如果到时天皇还未对美国国书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将不对发生的结果负责”。
1854年2月，佩里如约率领一支由七艘舰船组成的大舰队又来日本。他继续使用软硬两手，一方面以武力进行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外交礼仪向日本展示美国的物质文明，为前来谈判的日本官员举行盛大宴会，接待他们参观美国军舰的设施和武器，还赠给日本政府一份厚礼，其中有蒸汽机车和左轮手枪这些先进的工业制品。起初，幕府力图拖延谈判，佩里不肯答应。1854年3月31日，日美谈判达成协议，两国缔结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亲善条约》（简称《神奈川条约》），共12条，主要内容有：日美两国永远亲善；开放下田、函馆两港；日本同意对遇难船只和船员给予很好的待遇；允许美国在下田建立领事馆；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制定为美国船员供应必需品的办法。该条约是日本缔结的最早的一个近代国际条约，它标志着持续了200多年的锁国体制从此走向崩溃，日本的国门被正式打开。
美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成功刺激了欧洲列强，它们也纷纷闯入日本的门户。1854年10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日英协定》；1855年2月，俄国与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1857年10月，荷兰与日本签订《日本国荷兰国亲善条约》。这些都是不平等的条约。继中国之后，日本成了西方列强侵略、争夺的又一个对象。
三、各自为战：中日抵御西方列强
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势力的入侵，中日两国采取了相近的对策，试图加以抵御，但最终是徒劳的。两国不仅未能阻止列强的继续入侵，而且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抵御西方入侵的过程中，中日两国是各自为战，未能联起手来。
继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后，1944年10月，清政府又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即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之后，其它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也相继前来要求通商，分沾权利，清政府对它们的要求一概满足。从此，中国的大门向整个西方世界开放。
但是这种开放是被迫的。面对列强的侵略，主权的不断丧失，清王朝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它并未抛弃其闭关思想和传统的“华夷”观念，对西方的东西持抵触态度，并力图抵御西方的入侵；另一方面，在一次次较量后，又不得不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被迫将国门开得更大，同时进一步丧失主权。1856－1858年，清王朝与英、法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结果是《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前，俄国和美国先后趁机逼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1860年，清王朝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又与俄国签订了《北京继增条约》。通过这批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国家主权被进一步严重损害。《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王朝闭关政策的彻底破产。
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清王朝内部发生分化，主张积极与西方列强交往，放弃闭关政策的“洋务派”兴起。1861年辛酉政变后，清朝政大权转移到以奕（欣）为首的洋务派手中。洋务派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如设置外交机构，派遣使节出洋。但洋务派的最终目的仍是希图维持封建统治，这一点与顽固派没有区别，这使得洋务派在外交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新一轮中国被迫扩大开放的过程中，美国又一次搭乘了别人的便车。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当英军进攻广州时，美国一方面宣告中立，一方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向广州进发，为英军助威。英军攻入广州后，美军也随之入城抢掠，美驻香港领事吉南还把美国国旗插在城墙缺口上。1856年12月，美国一艘船误被中国炮台轰击，美军方乘机出动3只军舰，攻占腊德炮台5座，逼迫两广总督叶名琛书面道歉了事。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进逼天津，清政府急忙派员赴津议和。美国公使列威廉以“调停人”的姿态赶到天津，对清官员施加压力，于6月18日抢在英法之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美国从《天津条约》中获得了更多的特权：美国外交代表可与北京清政府直接文书往来，遇有要事可在京暂住，如中国与别国立约允许外使长驻北京，美国同享此权；美国商人可在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上海等地居住和经商；美国人在中国有传教自由；重申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1862年7月20日，美国公使蒲安臣正式驻进北京，成为首批进京的外国使节之一。
日本开国后，几乎与中国走了同样的道路。幕府并未因开国而放弃传统的观念，仍试图维持旧的体制，而西方列强却是一步步扩大对日本的侵略。1857年6月，日本与美国缔结了《下田条约》（即《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条约》），除规定向美国开放长崎港，美国人在下田和箱馆有居住权外，美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58年2月25日，两国签订《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内容包括互派领事，开放口岸，自由贸易等，基本解决了把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任务。同年8月，日本又分别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通商条约，1860年同葡萄牙签订通商条约。日本向国际社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敞开了大门。
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国内形成了在对外方针上截然对立的两派，即开国派和攘夷派。由于开国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国内供求关系失调，引起物资不足和商人的囤积、投机，从而造成输出品价格暴涨，同时日本黄金大量外流。经济失调给攘夷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攘夷派杀伤外国人的事件不断发生。1858年8月，几名俄国见习士官和水兵在横滨遭袭击，两名死亡，一名负伤；次年2月，荷兰两名船长被杀。这些恐怖活动一方面使列强对幕府的统治能力产生怀疑，同时使幕府在外交上陷入困境，进退两难。为了安抚攘夷派，幕府在对外上采取了一些收缩措施，如：拒绝了瑞士和普鲁士的缔结条约的要求；1860年颁发了五种商品运往东京的命令，限制对外贸易；延期开放按通商条约应该开放的商埠。
幕府的举措并未束缚住攘夷派的活动，1861年又发生了暗杀美国公使馆翻译享利·修士肯事件和袭击英国公使馆临时所在地事件。攘夷派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气焰更加高涨，1863年1月纵火烧毁了正在施工中的英国公使馆，点起了攘夷运动的火焰。幕府也不得不屈从于朝廷的意旨，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以来幕府勉强坚持下来的开国方针严重逆转。6月6日，幕府在朝廷的督促下宣布实行攘夷，随后向各国公使要求关闭通商港口，撤走侨民。对此，各国表示拒绝，并声称，如果日本强行要求撤走侨民，各国将采取自卫行动，各国还要求驻扎军队以防备攘夷派袭击外侨居住地。日本与各国的关系紧张起来。
6月25日，日本开始实行攘夷，长州藩炮台向航行在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开炮。7月，日方又分别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攘夷运动遭到列强的反击。美国军舰怀俄明号立即袭击并破坏了下关炮台，击沉了长州藩的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塞米拉米斯号和唐克德号也袭击了长州藩炮台，有250名海军登陆，将炮台彻底破坏。7月25日，英、法、美、荷四国代表在横滨集会，决定对长州藩采取强硬措施，以维护条约规定的既得权利。8月，英国舰队与萨藩炮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互有损失。1864年9月，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对长州藩发动进攻，顷刻之间就击毁了各个炮台，长州藩被迫议和，签订《下关协定》。攘夷派的妄想被粉碎。幕府转而采取更开放的政策，1866年5月宣布，不论武士或庶民，为了学术和通商，均可前往缔约各国。锁国体制被彻底打破。
以攘夷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西方势力的抵御，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促使幕府与朝廷及各藩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武装倒幕运动的爆发和幕府统治的垮台。
在抵御西方入侵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列强虽然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但两国却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就日本而言，在民族危机最为沉重的时候，中日合作的呼声是十分微弱的，只有少数人悟出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比如佐藤信渊曾在1849年表示：“希望清国复兴，永为吾国西面之屏障。”中日不能联合对敌是两国各自实行封闭政策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历史的悲剧。而且，即使能够联合起来，就当时两国的观念、制度和实力状况来看，抵御西方入侵也是徒劳的。
四、“脱亚入欧”：日本跻身列强行列
日本开国促使幕府统治的崩溃，而幕府垮台则成了明治维新的前奏。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日关系，甚至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转折点。
在西方势力逐渐东侵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说中、日起初同为被西方虎狼宰割的羔羊，那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则走上了一条由羊变狼并反过来与列强一道吞食中国这只羊的道路。这一过程是通过达成两个目标而实现的：一是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主权，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二是以列强之一的身份对东方邻国实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由被压迫民族转化为压迫民族。简言之就是“脱亚入欧”。
1868年1月12日，明治天皇政府成立。天皇本来是在攘夷派的支持下，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夺取政权的。然而此时，德川幕府仍然存在，与天皇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而且还掌握着日本的外交。此外，攘夷派的盲目排外活动仍在继续，2月4日在神户发生了日本军人殴打外国人的事件，引起了与各国公使馆卫兵的武装冲突。各国注视着天皇政府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为了显示自己的统治能力和权威，尤其是为了在与幕府的斗争中取得列强的支持，天皇政府必须设法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压制攘夷派的活动。神户事件发生后，天皇政府很快表示接受各国关于道歉和惩办肇事者的要求，并且宣布了它的外交方针，表示：外交事宜因“幕府过去的错误”造成今天的局面，但因形势已变，大势所趋，不得不承认已定条约。但是同时，天皇又表示，过去幕府所订的条约将在“公议利害得失之后”，予以改订，并承诺将依“世界公法”处理“对外交际事宜”。天皇政府一方面不敢得罪列强，允诺将继承过去幕府时期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想取得与列强平等的位愿望。
天皇政府不仅承认了幕府时期所订的条约，而且在初期还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1868年11月，日本与瑞典和挪威签订了“修好通商及航海条约”。内容几乎是抄袭幕府所缔结的条约，重复了“幕府过去的错误”。随后又与西班牙、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了同样条约。其中的日奥条约，不仅承认了各项条约中对外国有利的所有条款，而且还承认了许多以前没有的特权，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而与日本缔约的各国则借助最惠国条款均沾了这些新特权的光。
明治政府开始时把外交重点放在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拥有同等地位上。明治政府在给予列强新的特权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其重点是收回税权和法权。按规定，1858年与美英等五国签订的修好通商条约到1872年7月才可以修改，但对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来说，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它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1869年2月4日，日本向美国和荷兰公使非正式地提出了修约的建议，声称：随着日本社会的变革，过去签订的条约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因此，虽然未到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期限，但希望提早开始修约问题的谈判。接着又向其它缔结国发出同样的通告。但是，日本的要求遭到各国的拒绝，修约的最初努力失败。此次挫折使明治政府认识到要修改不平等条约，改变受欧美列强欺压的地位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于是改变战略和策略。在战略上将外交重点转到东方，走迂回道路，先行成为东方邻国的压迫者，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强国，以此推动修约进程，最终摆脱从属于列强的地位。在策略上则提出由于国内各项制度尚不完备，先将修约日期延缓数年，同时向海外派出使者团，商谈修约问题并考察欧美文化。经过长期的努力，日本终于在1899年正式废除治外法权，1911年收回关税自治权。
明治政府的第二个外交目标就是充当压迫其东方邻国的二等强国。在重点争取摆脱欧美列强压迫的同时，明治政府就已将压迫东方邻国作为其外交的辅助任务。日本的首选目标就是朝鲜。1869年1月，日本致信朝鲜，希望修复邦交，被拒绝。朝鲜的理由是，朝鲜是清王朝的附属国，而日本的信中则有“皇”、“敕”等字样，而这些字样只有中华皇帝才可使用，所以朝鲜不能受这样的信件。对朝鲜交涉的碰壁，促使“征韩论”在日本复活。但在如何征服朝鲜上，日本形成两派：一派认为先派使节前往朝鲜，要求开港开埠，签订条约，视朝鲜态度如何，必要时诉诸武力；另一派认为，根据华夷秩序，利用清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先向清朝派使缔结修好条约，如能与清朝建立平等关系，即可居朝鲜之上，朝鲜就可能接受日本的建立邦交的要求，如果朝鲜不从，再诉诸武力。经过争论，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1870年9月，日本与清朝签订了“修好条规”，这虽然是两个深受欧美列强所加不平等条约之苦的国家首次缔结的平等条约，但日本通过这个条约达到了对清朝交涉的最初目的，使日本在与朝鲜交往时在名分上取得了优越地位，扫除了与朝鲜建交的障碍。1875年9月，日本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位于朝鲜首都汉城附近汉江河口的江华岛上的炮台。1876年2月，日本效法当年美国逼迫日本开国的榜样，在武力逼迫下，与朝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除否定朝鲜对清王朝的宗属关系外，朝鲜还向日本开放港口，承认日本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的权利和领事裁判权，其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后，日本一步步扩大对朝鲜的侵略，朝鲜成了日本“脱亚入欧”的第一个受害者和日本进一步侵略东亚国家的跳板。
在逐步实现“征韩论”的同时，日本还把矛头指向了琉球，推行将琉球变成日本的藩属的方针。琉球原是华夷秩序中的一个成员，后被日本萨摩藩的封建诸候侵掠。1872年10月，日本单方面设琉球藩，任命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1875年5月，日本禁止琉球对清朝两年一次的朝贡以及清帝即位时派遣贺使并接受册封的惯例，但是琉球官员一再请求日本政府允许向清帝朝贡，同时派遣使节出使清朝请求援助。1879年，日本派官员前往琉球，要求琉球王限一周内宣誓遵奉日本法律，被拒绝。次年，日本与清朝就琉球问题进行了谈判，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陷于破裂。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王朝才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琉球变成了日本侵略东亚国家的另一块跳板。
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日本国民观念的变化对推动这一进程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修约外交活动的进行，日本国民中要求修约、收回税权和法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也发生了是先修约还是先建立国会的争论。1879年11月，在大阪召开了爱国社第三次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要求建立国会的运动，被史学家看成是划时代的大会。大会批判了“修约先决论”，提出：即使为了实现修约，也必须先进行建立国会的运动。主张先建立国会的人认为：目前修改条约之所以不能实现，虽然是由于英德法等国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阻挠修约，但真正的原因是它们蔑视日本；而它们蔑视日本决不是因为日本军事力量弱小，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军事力量也是弱小的，但它们有宪法，有国会，所以“任何大国强国也不能违逆这些国民的感情，不敢恣意妄为背理不公之事；列强之所以蔑视日本，是因为日本没有宪法，不能集中国民的舆论；日本要想实现目前至为紧迫的修约，就必须迅速建立国会；“国会果能建立，则国人之感情即可著功效于实际，彼欧洲国家，纵使既大且强，岂能抵抗我国民之成功？”。日本史学家认为，这种主张的正确性，后来为事实所证明。
在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中，美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东亚地区贸易的比重增大，因此同扼守东亚贸易通路的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1871年8月，兼任夏威夷公使的美国驻日公使查尔斯·德隆与日本签订了《大日本国与夏威夷国条约书》，互相承认最惠国待遇，日本在条约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1872年10月，日本单方面设琉球藩后，德隆就佩里缔结的《琉美协定》的有效问题照会日本，日方答称，琉球为日本的一部分，《琉美协定》当由日本政府照旧遵守，美国对此未提出异议。1973年上任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兵汉有明显的亲日倾向，他在治外法权的解释上与其它各国持不同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应该服从日本国内的法律，后来他的见解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兵汉还主张应该接受日本提出的关税自主的要求，认为关税自主是作为独立国理所当然的权利，而美国从中则毫无损失，而且利益甚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对日本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持较配合的态度。1876年，日美开始就修改日美条约问题进行交涉。1879年7月双方签订《修改日本国合众国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即《吉田—埃瓦茨条约》），其中规定：美方承认日本收回税权、废除出口税及沿岸贸易的管理权；日方决定新开放下关等两个港口作为补偿。但是关于条约的实行日期，则规定要待其它缔约国也缔结了与此相同的条约并付诸实行之时。不管怎样，美国率先与日本修约，促进了日本与列强修约并收回主权的进程。
五、肢解中国：日本的大陆政策
中国是日本“脱亚入欧”的主要受害国之一。在明治维新之前，虽然日本就有种种侵掠骚扰中国的劣迹，但中日两国基本保持友好交往的态势，而且，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从中国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甚至有中日是“同文同种”之说。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向西方学习，跻身于列强行列的同时，却与列强一起欺压瓜分中国。与此同时，日本逐渐确立了以侵略、肢解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大陆政策，并逐步实现之。
日本的大陆政策虽然形成于明治时期，但却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早在16世纪，日本便出现了“征韩论”，其代表人物是武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曾两度出兵朝鲜，进行侵略扩张。幕府末年，在日本又出现所谓“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是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佐藤信渊认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本”，“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而“当今的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日本）易为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洲”。佐藤信渊的思想中虽然有对付沙俄南下的因素，但基点却是力图把邻近的国家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吉田松阴是幕府末年改革派的先驱，他在提倡开国攘夷、富国强兵的同时，鼓吹对东亚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失之美俄，取偿于亚洲”。他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则取偿于朝鲜和满洲之地。”
明治政权成立后，日本统治者基本继承了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在其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表露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其实质是通过“强兵”来实现“富国”。“强兵”首先并不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的压迫，而是要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补偿，并且把国内人民对外平等的要求转为夺取新领土战争的动力。在实现这个计划时，日本努力争取欧美的谅解和鼓励。
以后，随着日本对欧美外交方针的调整，更加明确了“大陆政策”的内涵。1882年，日本军界首领和政界要人山县有朋提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感并不急迫，因此目前不存在来自欧洲各国入侵的可能性，日本真正的“外患”是中国。1889年，山县有朋出任日本首相，不久就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之说。他认为：固有领土疆域为“主权线”，其外侧有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急密切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山县有朋所说的利益线主要是指朝鲜与中国，对中国首先是把矛头指向台湾和辽东半岛。至此，日本的以吞并朝鲜和肢解、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大陆政策和对华战略最终定形。
在大陆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日本就已开始实践这一政策。侵略朝鲜、强占琉球使日本得到了进攻中国的两块跳板，与此同时，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是台湾。1871年，即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次年，日本便派使节到中国，想迫使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类似日本开国时与欧美列强签订的那种不平等通商条约，但遭到拒绝。此后，日本便开始寻找时机入侵台湾。1871年12月，琉球的一些渔民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其中一些人遭牡丹社土著居民杀害。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获悉这一消息后，报告给政府并建议出兵台湾，追究责任。日本政府以为有机可乘，一再派人与清政府交涉，硬说是杀害了日本人。虽然日本政府因觉得未作好出兵的准备而拒绝了大山纲良的建议，但却趁机在琉球设藩，并要求各国公使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此后，日本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台湾、琉球问题，一方面作出兵台湾的准备。1873年2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谈判关于台湾、琉球问题，但未取得结果，不过此时日本出兵台湾的计谋已定。1874年4月，日本政府作出了出兵台湾的决定，次日，在长崎设“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参军，聘用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德为顾问，出兵侵略台湾。日军分两批向台湾进发：一批由赤松和谷参军两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于5月3日从长崎出发，于10日进入琅峤湾，在射寮港登陆；另一批由西乡从道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于16日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然后日军分三路向台湾内地进攻，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到6月3日，日军大体控制了台湾全岛。起初，清政府不相信日本会破坏两国“修好条规”。5月11日，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卿，对日本出兵台湾提出质问。28日，日本公使柳原在上海会见了福建官员，说明日本出兵的目的是：惩办加害琉球渔民的台湾土著居民；对抵抗这一处理的人进行惩罚；制定防止今后发生暴行的方策。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方提出要以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并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的事件为条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派代表到北京，强词夺理说日军占领的是“生番地”，不是中国领土。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果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逼清政府就范。然而，此时台湾岛正流行疟疾，日军大吃苦头，攻占台湾时战死者不过12名，而病死者竟达560人之多。日军在台湾难以维持下去，不得不考虑如何突破这个僵局。在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威德的偏袒日本的“调停”下，经过谈判，中日两国于1874年10月31日签署《北京专约》，日本从台湾撤兵，清政府承认日军占台是“义举”，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本第一次侵占台湾的努力虽然失败，但此举使清政府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之后，日本一方面继续努力在外交上争取从中国得到权益，如1879年提出将相互平等的两国“修好条规”改为日本居于优越地位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开始作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讨伐清国之策略》，规定在中国实行军队改革以及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实力之前侵略中国，要求在1892年以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这份作战计划提出：日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吞并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10里左右的地方”，其中重点是旅顺半岛，因为这是控制中国北部，压制朝鲜的要害地区。根据这个计划，日本首先扩充陆海军。1882年，日本制定了陆军扩充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有12.3万人的兵力，可动员22万人参战。同时，海军也以中国北洋舰队为假想敌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到1893年有军舰55艘。为了扩充陆海军，日本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到1892年，日本军费支出超过3450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41％强，待发动对华战争之际，确定的临时军费为2.5亿日元。其次，着手建立和完善战争领导体制。1893年5月，日本内阁用天皇敕令的名义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战时的统帅机构，战时大本营就是战时天皇指挥全军的最高统帅部。条例还决定了陆军对海军的优势地位，并且排除了武官以外的所有文官（包括首相）对战争的指导，把战争作为纯粹军事上的事情。此外，日本还在外交上作好了准备工作，制定了“远交近攻”和“不损害第三者欧美各国之感情”的外交方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争取到了对东亚局势最关注的两个国家——俄国和英国的中立。
在作好了上述准备后，日本便采取了实现其大陆政策的决定性一步，即发动侵华战争。
六、甲午战争：中美日角色大转换
日本作好了作战准备后，便寻找时机策划对华战争。日本之所以急于发动对华战争，除了它既定的大陆政策外，还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自明治政府建立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开始走向稳步发展阶段。日本的主要产业，缫丝业、织布业和纺织业，生产率迅速提高，技术进步惊人，产量成倍增长。然而，生产的发展却引起了许多矛盾。首先是产量的增加与国内市场狭隘的矛盾。1890年日本出现经济萧条时，纺纱卡特尔棉纺联合会曾决定不计得失，一定要作到每年向中国和朝鲜输出三万件棉纱，而实际输出1890年不过31件，1892年不过109件。而开辟海外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其次是生产发展与原材料短缺的矛盾。日本资源贫乏，作为纺织业主要原料的棉花，日本国产棉花质量低劣，不适于机器纺织，而且都是分散经营，不能大批进货，因而完全依赖进口，而中国是主要棉花供应国之一。其它两个主要棉花供应国，美国和印度，其纺织业是日本对华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从那里进口棉花，运费成本高，不利于日本纺织品在价格上同美、印竞争。因此，日本急于抢夺中国的原料市场。此外，朝鲜还是日本的粮食供应地。日本的纺织业能立住脚，主要是靠日本工人的低工资，而低工资又是靠低米价政策来维持，而低米价又依赖于进口廉价的朝鲜米和安南米。低米价和低工资，对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向朝鲜和中国扩张，是日本政府采取的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局动荡，朝鲜国王请求清朝出兵援助。日本认为挑起战争的时机到来，一方面促使清朝出兵，一方面自己作好了出兵计划。5月30日，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官员郑永邦拜会清朝外交代表袁世凯，打探清朝是否出兵保护侨民，同时暗中怂恿清朝出兵。6月2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散议会并出兵朝鲜。然而，朝鲜农民起义军为了不给日中两国出兵的借口，已经同政府军讲和，从所占领的全州撤退。待回国汇报形势的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420名警卫于6月11日回到汉城时，看到的却是一片平静景象。日本出兵的借口——保护公使馆和日本侨民——已经用不上了。袁世凯看到日本派兵，便向大鸟提议两国同时撤兵。然而，日本内阁却以派兵纯属统帅事项为由，对大鸟公使发来的要求停止派兵的电报只答复说“没有任何办法”。1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继续往朝鲜派兵，以在朝鲜拥有军事上的主动权，先发制人。大批日军入朝后，占领了仁川至汉城的要隘，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猜忌，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境地。于是，日本制造新的出兵朝鲜的借口，提出日中两国军队共同留在朝鲜，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日本又抛出了“独立逼朝改革”的计策，直接要求朝鲜改革内政，并提出改革条件。其用意是，如果朝鲜拒绝或是在限期内未能达到要求，日本就可以反诬朝鲜政府没有改革内政的诚意，日本便有了使用武力侵略朝鲜的借口。然而，朝鲜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提出让日本先撤兵，然后进行内政改革。但是此时，日本开战的方略已定，不管有没有合适的借口。它所等待的只是开战的良机，这个良机就是日本在外交上扭转被动局面。因为日本担心开战后会遇到欧美列强的干预。
实际上，日本早已为发动对华战争展开了外交攻势，不过，由于清朝请求列强“调停”，给列强提供了干预的机会。7月16日，修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字完毕，日本最为担心的国家不再反对日本发动战争。而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的俄国则担心把日本驱入英国怀抱，也缓和了对日本的态度。列强的所谓“调停”失败，日本完全打消了顾虑。第二天，召开了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决议对华开战，并通过了作战计划。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不宣而战。7月29日，日本大岛混成旅在成欢打败中国军队，占领牙山。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日本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日军有充分准备，所以清军在陆海两路节节败退。1895年2月，日军攻占了威海卫要塞，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曾让日军畏惧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清政府被迫求和。4月17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对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至此甲午战争结束。
《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最后中日又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辽东半岛以中国付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约合5000万日元）的退还费为条件还给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利益。朝鲜以“独立”的形式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日本获得了进入中国东北的战略通道；日本终于实现了占据台湾的梦想，既肢解了中国，又获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南一带的跳板；增设通商口岸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从此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获得战争胜利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此，日本成为东亚强国，真正取得了列强之一的资格。特别是巨额战争赔款，根据《马关条约》和《中日辽南条约》，中国赔款本利合计达24233万两白银，折合日元达36408万元（而战争中日本耗费才2亿多日元），这笔款项相当于日本1890年财政支出（8332万日元）的4.3倍多，保证了日本扩充军备和奠定近代工业基础所需要的资金，日本有了这笔钱才得以采用金本位制，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才能够把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作为新的目标，日本的经济勃兴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次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害。这是清政府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清政府虽然在与列强对抗中遭受多次失败，但这次失败却导致它在军事和财政上的破产。甲午战争不仅标志着华夷秩序的彻底瓦解，使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且清政府由于借用外债来偿付巨额赔款而迅速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列强以此次战争为契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然，这次战争也促使清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及其将带来的威胁，尽管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后，清政府的个别人如李鸿章对日本的力量和野心已开始有所认识；此后，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已成为列强之一，而且是对中国的安全最有威胁的国家，“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早在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面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形成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试图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虽然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主要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抑制日本，但是英、美等国家也被清政府看成是可借以抗衡日本的力量。然而，美国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尚处在大陆扩张时期，对远东的事务相对于英、俄等国来讲不太重视。但在对待中国上，美国也是列强的一个成员，与日本是伙伴关系。只不过相比之下，美国更重视经济手段，而日本则主要采用军事手段。在中日之间，当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实际上是站在日本一方。
早在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时，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对日本强占琉球未提出异议。同时，德隆还对日本说台湾等于是没有领主的土地，怂恿日本占领台湾，并且还向日本介绍了熟悉台湾情况的前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德。李仙德是此人的中国名字，他对中国南部和台湾的情况非常熟悉，不久，李就被日本政府聘为外务省二等出仕。从1872年底到1873年初，李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论述朝鲜、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东亚战略要地，日本应当控制这些地区；李还说，清朝对台湾的统治是有名无实的，日本应择适当时机占领台、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就聘请李为顾问。对日本的这次侵略行为，美国政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支持日本。德隆认为，这可以进一步离间中日……并将台湾也许连同朝鲜一并置于同情西方列强的一个国家即日本的旗帜下。虽然在日本行将出兵侵台之际，美国转变了立场，宣布“局外中立”，停止用美国船只运送日军并要求解聘协助日本侵台的美籍雇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反对日本侵台，美国不愿得罪英国。
在甲午战争中，美国实际上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上。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也对日本进行了劝告，劝其尽早退兵，不要干涉朝鲜内政。1894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劝告：朝鲜变乱已平，而日中两国军队却拒绝撤回，美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美国政府对日本及朝鲜两国均有深厚友谊，因此希望日本尊重朝鲜之独立和主权”，如果日本兴无名之师，使朝鲜化为兵火战场，美国当深为惋惜。而对日本政府的极尽诡辩的答复，美国政府却不置辩，表明美国的“劝告”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在中日作战期间，美国明显偏袒日本，其驻华公使田贝在战争爆发后说：“应该听任战争进行下去……要使这个国家（指中国）能够与这个世界和洽，非武力不行。”战争初期，中美之间围绕着日本间谍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美国驻华外交使节在处理日本在华间谍问题时，不但偏袒日本一方，而且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甚至不惜用伪造供词或证明的手段以欺骗中国。1894年10月，在日军取得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的胜利后，当英国建议列强共同行动促成迅速议和时，美国则拒绝参加共同干涉，主张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并声称靠干涉带来的和平是不会持久的。美国还重弹只有对中国使用武力，才能使之与世界融洽共处的老调，并宣扬，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还密告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表白美国拒绝参与干涉，并说同欧洲诸国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是“与美国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格莱星姆后来再次向栗野慎一郎传递消息，说美国再次拒绝了英国的让美国加入干涉同盟的要求，并且明确表示：“美国同情于日本国，本无妨碍日本国战胜之意。”11月，当日军步步进逼，清政府决心早日实现媾和并请求列强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时，美国一方面拒绝了英国的联合调停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决定进行单独的调停。美国的调停活动受到了栗野的极力称赞：“该国政府对日清两国之调停如此热心，并预防欧洲各国为一己之私利而强行干涉，以全日本之威望，无疑出于对帝国友好之厚意。”栗野劝告日本政府：“应听从合众国之调停，因为该国舆论不仅大为偏袒日本，而且大总统亦因其国内策略与一己之友情，而始终尽力于使日本满意之事。”虽然日本对美国的好意加以拒绝，答复“不需要友邦的合作”；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又暗中对美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政府拒绝美国的调停的原因是怕引起其它第三国的干涉，如果将来需要时，日本会请美国出面调停，并表示日本政府将“深厚依赖美国政府的厚谊”。对日本的态度，驻日美使深表理解。1895年4月，面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展开了紧张的反干涉外交，主要目标是争取英、美、意三国的支持。美国驻日公使对日本的答复是，同意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予以援助，并且表白已训电驻华美使劝告中国政府从速批准媾和条约。
美国在中日冲突中持这种实际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其原因除了此时美国的主要注意力还在美洲外，主要是它在中国的利益小于在日本的利益，当时美国对华贸易额远低于对日贸易。另外，直到1899年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远东还没有一个立足的基地，很需要利用象日本这样的国家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打开一条道路，因此一直把日本当成一个近似于盟友的力量。
§§§第二节太平洋战争之前美日在中国的斗争与合作
1899年，美国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表明美国已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介入亚洲事务。这一政策对美日、美中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继续推行既定的对华政策，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南部成了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改变对华战略，由肢解中国上升为独霸、灭亡中国。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表明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又将势力扩向华北，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抵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直到全民抗战。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基本处于侵略与反侵略的态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与日本在中国是既争夺又合作，时而以合作为主，时而以争夺为主。美日关系的变化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呈现出阶段性。而中国则尽力利用美日矛盾，争取美国的帮助，维护自身利益。但在中日之间，美国更多的是纵容、姑息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一、“门户开放”：美国海外扩张的王牌
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东亚地区旧有的格局，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竞争。首先是俄国，在日本还辽后，以中国的救星自居，而清政府则在“联俄拒日”方针下，过分依赖俄国，从而使俄国独霸了中国东北。其它列强也不甘落后，德、法、英、日等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同时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
此时，美国正忙于对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国的事务。但是有4亿人口的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企业界和商界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敦促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事务，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华政策。1898年2月，纽约商会、波士顿商会、旧金山商会、费城商会等组织先后向国务院呈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密切注意中国事态的发展，及时作出反应。他们认为，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影响了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对之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此外，政界和宗教界也呼吁美国政府转变对华政策，更加关注中国的事务。
1898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巴黎和约》，美西战争结束，美国政府得以腾出手来考虑中国事务，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远东的角逐。然而，此时中国已被列强瓜分殆尽，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参与瓜分中国的竞赛，在中国谋取一块势力范围；二是与其它列强合作甚至结盟，搭乘别人的车维持中国门户对美国开放；三是站在局外单独行动，由美国自己宣布对中国的政策。
第一种选择使美国面临三个困难。首先会遇到因美西战争而引起的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压力，尤其是1900年大选即将来临，麦金莱总统不敢公然站在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在外交上引火烧身。其次，美国如参与瓜分狂潮，势必会导致与其它列强的争夺，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而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其它列强相差甚远，当时俄国有75万常备军，法国60万，德国50万，英国的海军力量超过美国7倍，而美国仅有10万军队。再次，当时美国在中国的主要贸易干线都在其它列强的势力范围内，美国没有实力从列强那里夺取这些地方，而开辟新的贸易干线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第二种选择是美国一直奉行的传统政策。然而，在中国有较多利益的英、法、德、俄、日五国中，俄法德三国因强迫日本还辽已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而俄国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最起劲者，很难与美国合作；日本则因与俄法德对立，处于孤立境地；对华第一贸易大国英国有可能是美国的最佳伙伴。但是当时美国的综合实力还远不如英国，与英国合作，美国只能处于配角的地位；而且英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如果与英日合作，就势必导致结盟，这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使美国的外交决策受制于英日的利益。不结盟是美国传统的外交方针，自立国以来，美国从中受益甚厚，美国不愿放弃这个传统方针。
客观形势决定了美国只能采取第三个选择，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那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呢？此时，美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远东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行政实体的存在并能在其境内维持秩序是这种稳定的重要保证；中国的解体会破坏列强在中国的实力均势，甚至会引发一场世界战争；美国应当改变对亚洲不太关心的态度，积极参与远东事务，维护中国的完整，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此外，19世纪后半期，世界出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科技理论有了重大突破，这对改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进化论的产生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更具宏观性，使“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念深入人心，新的电磁理论以及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又使人们冲破牛顿古典力学体系，对无形的时间和空间等物理现象所具有的物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对美国在外交上形成新的思路，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认识到，再也不能通过象英帝国那样的旧的、封闭式的、垄断式的殖民体系来维护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而应当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高举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旗号，打破列强的保护主义堡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开放市场，建立一个开放的、无形的、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渗透力的新式殖民帝国。
恰在此时，英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立即将之拿来为己所用。在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上，国务卿约翰·海起了重要作用。1898年8月，英国议会对“门户开放”问题进行了辩论，当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海对此极感兴趣。此前，国务卿威廉·戴曾因拒绝英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的与美国合作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建议而遭到美国部分工商业集团的不满，进而被麦金莱总统解职。9月，海取代戴任国务卿，对正陶醉在美西战争胜利之中的麦金莱的思想转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之意识到对中国问题不能采取象在菲律宾所采取的那种军事占领和完全吞并的手段来解决。1899年初，英国议员查尔斯·贝雷斯福勋爵在美国各地多次宣讲“门户开放”思想，非常受欢迎，对美国人转变对远东事务的态度起了促进作用。1899年9月6日，约翰·海分别向美国驻英、法、德、俄、日、意国大使送交了照会，要他们转交给所在国政府，正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措辞含混，语义暧昧，其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主张中国市场应对全世界开放，反对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损害美国业已取得的权益，或对美国商业有所歧视，具体要求是在关税、港口费和铁路运费方面，不得因国籍而有所差别；二是要求各国在北京联合一致行动，赞助为加强清朝政权而急需的行政改革。核心就是要求列强接受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照会发出后，英国首先表示赞同，随后法、日、意、德也都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原则，最后，“门户开放”政策主要针对的目标国——俄国也发出虚假的不反对“门户开放”的誓言。1900年3月20日，美国宣布，各国政府已经接受美国所作的关于对华贸易的声明。然而，不久就发生了美国也参加了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和保护驻华使馆和侨民为由，公开出兵侵略中国，使中国面临亡国和被肢解的危险，美国担心列强在中国的均势被打破，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所得到的利益会全盘丧失，于是于1900年7月3日又一次向列强发出照会，除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外，还宣称“保全中国完整”，并要求把“门户开放”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
至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终形成。它是美国完成了大陆扩张，开始关注远东事务，而欧洲列强又在中国疯狂扩张势力范围，美国的实力虽有所增强但仍不足以使列强向美国让出一块地盘的情况下而提出的一种扩张政策；它对美国来说是一项扬长避短、有利无弊，进可以为美国谋取更多的利益，退可逃避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均势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最佳选择；它标志着美国已由跟在英国炮舰后面搭乘便车、分取杯羹的小伙伴转变为积极向亚太地区大规模扩张的主要角色。
然而，“门户开放”却是一种完全利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充满实用主义色彩。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为维持亚太地区表面上的“门户开放”局面，对列强，特别是日本兼并中国的野心采取妥协立场，姑息纵容，甚至多次牺牲中国的利益，最终是自食其果。
二、美日联手抗俄：牺牲中国
“门户开放”政策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而提出的。因此，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俄国的抵制。当初俄国表示不反对该政策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它当时在国际上较为孤立，不想再得罪美国。俄国在说到实施“门户开放”时，仅提到它在中国的租借地而不是指它在中国的整个势力范围，并且只提到关税平等而未提到铁路运费和港口税。这表明俄国对“门户开放”政策并未真心接受，只是虚假的敷衍。不久，俄国就开始公开与“门户开放”唱反调。1900年7月，俄国抓住参加八国联军之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事件，随后以保护铁路和侨民为名，派军15万，大举入侵东北。11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夺取了东北三省的军事和行政权力。这等于是向“门户开放”原则公开挑战。
美国在中国东北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棉纺织品，80％以上是销往东北地区，到20世纪初，美国在东北的贸易额已超过其它国家，因此美国对东北市场极为关注。1901年9月，美驻华公使艾德文·康格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美国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东北全境开放。然而，要使“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付诸实施，就必须与俄国进行一番较量。可是，“门户开放”政策本身就体现出了美国不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态度，所以面对俄国的挑战，美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妥协，试图通过外交方式与俄国分享在东北的利益。美国向俄国表示，只要俄国保证美国在东北有贸易均等权利，美国对俄国的侵略行动就会听之任之。国务卿约翰·海说，如果能保证“门户开放”，俄国在侵略中国的道路上走得再远一些，美国也会谅解。西奥多·罗斯福甚至为俄国的侵略行为辩解，说当一个“文明大国”进行扩张时，会使全世界受益，哪怕这种扩张是以野蛮的方式进行的。然而，俄国早已了解美国的底牌，知道美国人不会为了中国东北而与俄国打仗，根本不理会美国送过来的秋波。在1902年美国与中国谈判订立新的商约并要求中国在东北增开两个口岸时，俄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让其拒绝美国的要求。当美国对俄国干涉美中谈判的行为发出警告，甚至以动武相威胁时，俄国则以更强硬的态度来回敬美国。对俄国的强硬态度，美国一方面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俄国的妥协，另一方面试图利用列强间的制衡关系来保全对美国有利的均势。美俄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俄国不再干预中美谈判，美国则不再坚持俄国按照事先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从东北撤兵，并同意各国不得在东北的通商口岸开设租界区。此前，清政府曾坚持必须在俄国从东北三省撤兵的条件下才开放新的口岸，并试图借助美国来压俄国撤兵，但美国却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俄国对美国的让步。1903年10月，美中终于签订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国开放奉天、安东两个口岸。但是，美俄之间的矛盾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利益，美国推行均势政策，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来制约俄国。美国经过反复考虑，最终选中了与俄国同样有着严重利益冲突的日本作为抵制俄国的平衡力量，开始联日拒俄，并扶植日本。
由于在中国甲午战争时，俄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主力，而三国的干涉使日本失去了已到手的巨大利益。这使日本认识到，俄国是它推行既定扩张政策的更重要的敌手。1895年4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份扩充军备的意见书，指出：日本军备原来以维护主权线为主，但是要想巩固通过中日战争所取得成果，进而成为东亚盟主，就必须设法扩大利益线，而日本的军备尚不足以维护主权线，更谈不上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亚了；日本的利益线已由朝鲜半岛扩大到中国东北，而俄国将成为日本扩张利益线，进而称霸东亚的首要障碍。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的主要敌人是俄国。随着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侵略活动的升级，日俄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有上升为战争的危险，而日本又自知俄国是比清王朝强大得多的国家，因此迫切需要得到其它列强的支持。列强中，与俄国利益冲突最大的是英国和美国，所以当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照会时，日本很快明确表态同意美国的立场。1901年，当美国与俄国关系紧张时，日本主动提出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当时美国还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美俄矛盾抱很大希望，因此没有响应日本的倡议。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改善了日本在与俄国对抗中的处境，也提高了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远东的均势。这促使美国最终选择了与日本联手，把日本作为实现其制约俄国的依靠力量。
共同的利益使美日这两个太平洋两岸的国家走到了一起，此后美国积极扶植日本。这突出地表现在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美英等国的纵容下，日本对俄国不宣而战；战争中，美国给日本大量援助，除了提供4.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日本推销公债外，还提供大量的粮食及其它物资，有力支援了日本对俄作战，保证了日本的军事胜利；此外，美国还在外交上帮助日本，为了使战争不受干扰，美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要求与日本有矛盾并与俄国关系较好的德国和法国维持中立，宣布不允许“干涉还辽”事件重演。对美国援助日本的行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解释得非常明确，他说，日本是在为美国打仗。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将俄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它并未忘记继续侵略中国。在其“北进”战略（吞并朝鲜，占领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因俄国而受阻后，便将战略重点转为“南进”，即以台湾为基地占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然后向东南亚扩张。在由甲午战争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也不甘落后，1898年4月，日本与清政府互换了《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换文》，将福建变成它的势力范围；5月，日本又提出在福建省内铺设铁路的要求；1900年2月，日本又进一步计划修建穿越福建、江西、湖北、浙江四省的铁路，决定要求取得这一铁路的铺设权。只是由于义和团进入北京同八国联军交战，日本才不得不将这项要求暂时挂起来。
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曾请求日本出面调停义和团事件，但日本却采取了与西方列强共同行动的立场，它派的军队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与此同时，山县有朋首相确立了“北守南进”的大陆政策基本方针。关于“南进”政策的内容，山县有朋是这样阐述的：中国虽然可以暂时免遭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为“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这样，“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在划定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具体情况将来依形势而定。结合日本铺设铁路的计划和山县有朋的政策主张，可以看出，日本侵略中国南部的矛头是指向台湾、福建、江西、浙江、湖北这些地区。
日本的“北守南进”方针确定后，山县有朋内阁和日本陆军曾一度打算趁义和团事件之机，出兵厦门，在福建建立立足点，后由于遭到英、美、德等列强的抗议而遭失败。但是日本并未因此放弃它既定的“南进”方针，1903年1月，日本再度开始与清政府进行南部铁路权利的交涉。
在重点“南进”的同时，日本并没有忘记它的另一个扩张方向，即“伺机与俄国交涉，以达到经营北方之目的”。在俄国出兵占领东北时，日本试图乘此机会推行“满鲜互换”计划，以承认俄国在东北的权益来换取其对日本在朝鲜统治地位的认可。但俄国没有积极响应。以后，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采取了与俄国对抗的政策，直至走向战争。
由于日本继续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所以在美日联手拒俄期间，美国对日本的扶植不可能不损害中国的利益。1903年10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日中通商行船续约》，强使清政府开放奉天和大东沟时，就与美国要求开放奉天和安东采取一致步调。在续订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也经常留心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甚至连签约时间都与美国保持一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美国怀有好感，幻想依靠美国来维持其统治和领土完整，而且美国政府内也曾有人想把中国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一个砝码，但是中国国力的衰弱和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在美国的眼里只不过是被奴役和宰割的对象，而不是平等的伙伴或竞争对手，所以在中日之间，美国还是将天平倾向日本一方，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日本的合作。
三、美日较量：总是美国作出让步
美国扶植日本、遏制俄国，其最终结果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其目的是想假日本之手打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垄断，并且取得日本的合作，在东北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发展美国的经济力量。可是事情并未按美国的意愿发展，战争过后，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变成了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是比俄国还难对付的劲敌。从此，美日竞争成了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下列权利转让给日本：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和领海的租借权，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设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以及该地区附属于该铁路的一切权利、特权、财产和煤矿。不久，日本便占领了东北南部，并推迟向其它国家商业机构开放东北内陆地区。这损害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为此，美国国务卿伊莱休·儒特向日本提出了措辞激烈的正式抗议。但这并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关门垄断的企图。美国铁路大王爱德华·哈里曼的投资南满铁路的计划由于日本的阻挠而不能实现，当美国同清政府直接交涉修建新法铁路（新民屯—法库门）时，日本竟公开向清政府施压，破坏中美谈判。1907年，旧金山发生反日骚乱，促使美日关系迅速恶化。一向亲日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了保障菲律宾的安全，还是希望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与日本达成“君子协定”，解决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问题，缓和了两国间的矛盾。但是，罗斯福还是感到日本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便要求国会批准建造更多的战舰，在菲律宾修筑防御工事，同时派舰队作环球航行，向日本显示海军力量。
但是，在美日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境地，日本不但得到了它过去的盟友英国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它的对手法俄，特别是俄国的支持。俄国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同列强竞争，同时镇压国内的革命，急于同日本改善关系；而日本也有意联俄抗美，同时也想在吞并朝鲜问题上得到俄国的支持。于是两国于1907年7月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定》，在其中的秘密协定部分，两国做了强盗式的交易：日本承认北满和外蒙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则承认朝鲜和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前，日本已同法国缔结了《日法协定》，也做了相似的强盗式交易。美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在外交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美日签订了象征两国和解的《鲁特—高平协定》。1908年11月30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和鲁特国务卿交换了有关太平洋方面问题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两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互相尊重双方在该地区的属地，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鼓励各自商业的自由与和平的发展；两国决定以一切“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看起来十分冠冕堂皇，实质上是两国在进行交易，日本保证对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等美国的势力范围没有领土野心，并保证美国在中国东北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而美国则采取对日本友好的政策。由于日本已经在东北获取了明显的优势，美日签署这种协定实际上等于美国向日本作了让步。在谈判时，美国曾提出在照会上加上“维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这几个字，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最后只加上了“中国的独立与完整”。日本认为，“行政完整”这一条与日本在满洲的租界地以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段的行政权相抵触，加上这一条将妨碍日本在满洲的经营。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日妥协的过程中，清政府正在努力寻求与美国结盟。中国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在外交上仍然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随着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上升，中国逐渐把美国当成制约日本的主要外部力量。1908年5月，美国向清政府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极大地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清政府随即正式派唐绍仪为专使前往美国答谢。唐此行的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中、美、德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吸引美国资本支持东三省银行计划。自1907年以后，德国看到英法俄日已经结合在一起，相互保护彼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便希望与中、美结盟，并鼓励清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清政府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一些当权派也想利用外力来制约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对德国的计划自然表示欢迎，并大力配合。美国的退还赔款之举使清政府以为美国也有这种结盟的意向，于是才有唐绍仪之行。然而，日本极力阻挠中国与美国接近。当日本得知唐绍仪出访美国的消息和使命后，警告唐不要在华盛顿挑起任何事端。随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举动，以使唐的使命失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得到国内的训令，要他设法同美国缔结一项双方达成妥协、互相承认利益的协定，这就是后来的《鲁特—高平协定》。鲁特与高平交换照会时，唐绍仪就在侧厅等候。
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怠慢中国，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美国的战略考虑发生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远东舰队的作战能力弱于日本，尽管国会支持他的每年建造两艘战列舰的计划。他担心中美德三国协定将鼓励中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导致中日战争，而美国决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与日本开战；另一方面，在罗斯福的头脑中一直有重日轻华的观念，他认为中国太软弱，与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美国的额外负担，所以还是“选择了东京，而非北京”。罗斯福的这种轻视中国、向日本让步的主张，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少非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签订的《鲁特—高平协定》被认为是“可怕的外交错误”。
1909年，威廉·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后，开始调整对日对华政策。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塔夫脱曾于1907年访问过中国，感觉到“日本决心在中国取得一些过份的特权”，因此“必须强烈地表明美国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和不允许人们用卑劣手段把它置于一旁的决心”。上台后，他表示，“我特别急于想做的事，就是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他相信，在追求美国本身利益的同时，也帮助了中国，因为美中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塔夫脱政府推行“金元外交”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日本对东北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试图借助外力来经营东北，并牵制日、俄，它选中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清政府计划利用美国资本，修建一条与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基本平行的锦瑷铁路。这与塔夫脱的政策正好不谋而合。于是，塔夫脱政府上任后不久，便凭借美国雄厚的资本实力，向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势力展开了全面的金元外交攻势。此后美日在华的竞争加剧。虽然1913年上任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因其成效不大而放弃了金元外交，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方针未变。1916年日俄新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是日俄合伙控制全中国，并针对德国和美国）签订后，美国政府就建议日本政府要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
但是，由于美国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美国对日本的斗争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每当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是以美国的妥协退让并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告结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二十一条”问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加深对中国侵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日本“举国一致”认为要抓住这个时机。日本一方面打着对德宣战的名义于1914年9月出兵山东，控制了胶州湾、胶州线以及山东的大片领土；另一方面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不仅要在东北、内蒙和福建扩张势力，而且还要从政治、军事、财政、警务等方面全面控制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备忘录上竟赫然印着无畏舰和机关枪的透明水纹，显示出了其强盗面目。对于日本的要求，袁世凯政府寄希望于美国的干预。与此同时，美国公众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认为这背离“门户开放”原则。然而，威尔逊政府却姑息日本，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希望中日两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积极同日本进行妥协。但日本对美国的妥协并不领情。美国转而向日本表示愿意调停中日争端，又遭日本拒绝。美国一再碰壁之后，反过来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态度使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然而，威尔逊政府的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政策，并没有缓和美日矛盾，而且，美国的退让最终导致在美日的竞争中，日本占了优势，其标志就是《兰辛—石井协定》的签订。
“二十一条”事件使美国更加感受到了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威胁，促使美国国会于1916年8月通过了海军拨款法，美国在5年内要建造主力舰10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50艘、潜水艇100艘。这一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抑制日本在亚洲的野心。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中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于是美国又开始寻求与日本妥协，主动要求日本派特使商谈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问题。美日经过讨价还价，于1917年11月2日交换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照会》（即《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的地区享有特殊利益。而在《鲁特—高平协定》中，美国曾声称它否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利益”就意味着“门户开放”政策的失败。美国再次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向日本作出让步。但是，美国的让步并不表明美日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因为对于“特殊利益”一词，美日的解释分歧甚大。美国说它不含有政治性质，只能从经济角度去理解；而日本则坚持说它只能从政治上去理解，而且还将给中国的照会中将“特殊利益”译成“特殊地位”。
美国姑息日本、牺牲中国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巴黎和会上。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试图就恢复中国对山东主权问题得到美国的支持，可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开始就持有为日本开脱的态度，他认为：日本领土贫瘠，当然要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处，他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现在正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地方。这种态度决定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不是反对日本，而是选择了出卖中国。此外，威尔逊把建立国际联盟当作巴黎和会的最重要议题，他深怕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拯救国联，向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蛮不讲理态度屈服。
在美日对抗的年代，中国利用美日矛盾也有成功的时候，比如1918年，北洋政府趁沙俄垮台之机，利用美日矛盾，派军进驻中东铁路路区，依次收回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最高监督权。然而，如上所述，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利用美日矛盾或寻求美国支持，都以徒劳为结局。
四、脆弱的均势：实际是日攻美守
进入20年代后，美日在东亚的力量处于均势状态，双方都加强了在华势力。这种均势状态形成的标志就是华盛顿体系的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付日本已牢牢地控制山东、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门户开放”原则受到破坏这一现状，美国大力扩充海军，提出了新的一轮造舰计划，并以英国为目标。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与英国和日本的军备竞赛。1921年11月，美、英、日、法、意等9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和远东太平洋问题。会上，在美国的高压下，日本作出让步，以美国不得在西太平洋增建海军基地为条件，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将美日主力舰比例定为5：3。同时，美国拆散了英日同盟。这些表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有所上升，基本与日本保持均势状态。
但是日本在其它方面得到了补偿。根据美英日法《四强条约》，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益得到美英法的承认，“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五强海军条约》虽然将日本与美英的主力舰比例定为3：5：5，但却以英美两国同意对于它们分布于新加坡和夏威夷之间的任何一处太平洋防御区和海军基地均不得予以加强为条件，这使日本舰队吨位定额对于在东方从事海上作战的价值实际上增加了两倍，并使防守关岛、菲律宾和新加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而且，即使在美国取得了对日本的均势的时候，在对待中日矛盾上，美国还是更容易同日本取得妥协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事先对会议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是“一洗巴黎和会之耻”的好机会，尤其是对美国的期望甚高，觉得会得到美国可靠的帮助。然而结果却是，美国同日本妥协、合作，共同维护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提案，要求自1922年1月1日起，将关税增加到12.5％；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中国代表声明现行关税制度不变，而且收回关税权以三年为过渡期。就是这样相当节制的要求却遭到日本代表态度蛮横的断然拒绝，日本代表甚至提出只许中国关税定为4.4％，而且还附有苛刻条件。连比利时代表都认为日本的要求“实为一种恶例”。可是，美国却赞同了日本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美国代表甚至声言，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或许既有损于中国，又不利于世界。在中日代表进行关于解决山东问题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中，列席旁听的美国代表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也是处处偏袒日本，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迫其接受日方的方案。在美日之间，美国虽然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于膨胀，从而危及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在中日之间，美国却是更容易同日本合作而牺牲中国。
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华势力加强，特别是增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1922－1933年，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几项《中国贸易法》，给在华企业优惠政策，使美国在华投资大幅度增加。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的比例由1914年的3.1％增长到1931年的6.1％。但是美中经济关系远不如美日经济关系密切。到1932年，日本成为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日本向美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3强，从美国的进口则占日本总进口的1/3弱。在投资方面，192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债券投资达4亿美元，而对中国只有2000万美元。这种经济关系，使美国决策层产生一种错误认识，以为日本在财政上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迫使日本遵守华盛顿体制。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投资正好弥补了日本财力上的不足，帮助它解决了“没有钱就打不了仗”这个难题。美国投入日本的大量美元，一方面被通过各种途径变为日本对中国扩张的资本，另一方面成了日本扩军备战的资金。
美国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同时，也加紧在中国扩展它的政治、军事势力。还在北伐战争前，国务卿休斯就要求海军部长加强美国海军在长江巡逻舰队的力量。当国民革命军进军长江中游开始武昌作战时，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调遣驻烟台的两艘驱逐舰迅速赶赴汉口，长江巡逻队司令命海军部队在汉口登陆，协助保卫租界。1926年9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封锁武昌，并将长江禁江令通知各国驻汉口的领事。美国政府公开对抗蒋介石的命令，指示美舰如受侵犯要予以还击。随后美国将驻汉口的战舰增到9艘。蒋介石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到了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击败了北洋军阀主力部队并逼近上海时，美国急忙向上海附近调兵遣将，并宣称作好了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美国还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美国将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准备保护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正是在所谓“护侨”的旗号下，美国一手策划了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居民伤亡的南京事件。此后，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增无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美国率先承认南京政府，并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有力支持者。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不得不吐出一些在华的既得利益后，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4月，主张推行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组阁，此时正值中国北伐革命处于高潮之际，田中内阁一方面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另一方面制定了加速侵略中国的计划。6-7月，田中召集了有军界和外交界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明目张胆地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宣称满蒙是日本“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对之负有特殊责任，如果有动乱波及这一地区，日本都要采取坚决保卫措施。随后不久，田中向天皇递交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折指出：“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就是“并吞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整个东方及亚洲畏服于我”；“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此要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奏折还认为，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因此“必须先打倒美国的势力，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可见，日本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准备与美国一战的打算就已形成。
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28年4-5月，日本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统一中国，并制造了“济南惨案”；18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在侵略中国东北上不与日本合作的张作霖。与此同时，日本大力扩军备战，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到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与美国的海军力量差距已大大缩小，日本对美国的总比率已达到69.75％。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在中国更加强了攻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这种攻势达到高潮，并且打破了美日在东亚的均势。
五、绥靖日本：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的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得到了日本政、财、军界的支持。但它却严重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所以，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后，对各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指出，美国有义务在中国危难时刻给它援助，否则将使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亲善关系毁于一旦，并损害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主张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但是由于美国当时还不具备与日本抗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再加上美国在华利益多在东南沿海地区，在东北地区的贸易输出额仅占对华贸易总额的7-8％；再加上此时经济大危机正吸引着美国人的主要注意力，多数美国人认为远东发生的事与美国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美国决策层的多数人不赞成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统胡佛认为美国不应该单独冒险去“刺激老虎”，甚至还指责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史汀生不象外交家而更象是斗士。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还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出于这种认识，胡佛政府一直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奉行与国际联盟一样的绥靖主义。
1931年9月，国际联盟接到中国对日本侵华的控诉后，理事会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决议。美国与国际联盟步调一致，不认为日本在东北的行为是侵略，也不把中国看作是被害者。虽然10月份日本关东军轰炸锦州时，国联和美国因那是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军事行动而态度强硬起来，但是不久，11月16日，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当中国代表提议对日本应适用国联盟约中的经济制裁条款时，却被否决，表明列强仍在奉行绥靖主义。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又使列强怀发起使日侵华战争发展成为对苏战争的希望，更加助长了对日绥靖主义。日本向锦州发起进攻后，史汀生曾连续两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说进攻锦州将是对世界舆论的蔑视，将被认为是纯粹的侵略，但是日本根本无视美方的警告，仍于1932年1月3日完全占领了锦州。面对这种形势，史汀生向胡佛总统提出建议：美国和其它国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史汀生清楚，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性，日本40％的出口货物流向美国，日本的石油几乎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所以他认为经济压力会迫使日本停止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胡佛的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史汀生于1月4日发表了“不承认主义”声明，宣布对以武力改变的中国现状一概不予承认，并谴责了日本的行动，表现出美国的态度比国联强硬一些。但是次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补充声明，宣称美国无意争夺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不打算干涉中日将来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可见，“不承认主义”所要反对只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而不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32年1月底，日本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威胁美国的在华利益，因为美国的60％在华投资都在上海。日本此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各种和平组织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行动。然而，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出了抗议，但胡佛还是两次否决了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的建议。日本双管齐下，在进攻上海的同时，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国联派出的负责调查“满洲国”问题的李顿调查团在其报告中明显地偏袒日本，虽然不得不承认东北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主张不承认“满洲国”现状，但也不主张应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提出在东北成立一个“自治国家”。然而，就是这样的报告，日本仍然反对，在国联大会通过接受该报告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次年，日本又公然撕毁《五强海军条约》，开始执行疯狂的造舰计划。华盛顿体系宣告瓦解。正是美国和国联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瓦解。史汀生后来承认，“九·一八事变”时期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
1933年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后，采取了一些不同于前任的政策，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持较强硬的态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罗斯福就认为美国同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后，他以更加警惕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上任后，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他又谈到美日战争的可能性。当史汀生提出对日本进行指控并号召世界舆论反对日本侵略时，罗斯福表示赞同，并且说他对日本的侵略非常愤慨，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谴责日本，热衷于帮助中国。1933年5月，罗斯福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批准了对中国的棉麦贷款协定，以向日本施加压力、表示美国对日本的不满。1936年5月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不仅促进了中美经贸关系，使中美贸易额和美国在华投资大幅度上升，加深了美国在华利益；而且，由于美国政府同意收购中国的白银，增强了中国货币发行准备的外汇基金，稳定了通货，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然而，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内，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大危机及其所造成的1000万失业大军这一后果；同时还要面对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因此，在对日对华政策上比前任更为谨慎，具有明显的姑息日本的色彩。他曾对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说，中国问题的解决要等到日本人自己背不动这个包袱为止，而此时日本正加紧对中国的进攻。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署，华北危机加深，随后不久，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天羽声明》，俨然以中国的保护者和东亚主人自居。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署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对华三原则”，企图使中国采取亲日政策，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对这些侵略行为，美国首先表现出的是姑息政策，基本停留在对日本进行照会上的抗议。在具体行动上，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致多采取了被史学家称为“勉强自卫”方针的措施，比如进一步削减仅有14万人的陆军，以便省出费用来扩建海军。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无疑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更严重挑战。这时，罗斯福已开始他的第二任期，“新政”已收到一些成效，他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外交事务上来。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他趋向于增添他本人的色彩，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想给一匹野马套上缰绳。10月份，他在巡视全国的途中，选择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最近的侵略行为，赞成以集体行动来对付侵略者，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罗斯福受到严重制约，对日强硬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了《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根本未提日本的侵略行为，只是空谈维持和平。8月份，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致电赫尔，提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目标是：避免卷入；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美国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友谊。随后，罗斯福宣布将尽快撤出平津地区的美军，并在日本宣布对华实行封锁后，下令禁止美国官方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在11月份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讨论中日战争问题的会议上，美国以国内舆论为由，反对任何制裁日本的建议。
然而，美国继续姑息日本的政策，并未得到日本的回报，反而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步步进逼。12月12日，日本飞机击沉了在长江上为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船护航的悬挂美国国旗的“帕奈号”炮舰。1938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对中国大城市反复进行轰炸。11月，日本宣布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并声明日本不再受《九国公约》文件的约束。1939年2月，日军大举南下，占领中国的海南岛和南沙群岛，加紧排挤美国在华利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开动起来，美日之间的利益已尖锐冲突，矛盾无法缓解。形势使美国再也不能对中日战争袖手旁观，美国决策层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开始强调援助中国、制裁日本的重要性。6月，美国宣布实行“道义禁运”，禁止向轰炸和平居民的国家出售飞机。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即向中国的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中国三年内用桐油偿还。
但是此时，美国仍然采用两手政策，一方面向日本施加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对日本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力求避免或推迟美日战争。其中的原因还是两条：一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有限；二是美国在日的经济利益。当时美国对日贸易远远超过对华贸易，据统计，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亿美元，而对华还不到5000万；在对日出口中，平均62％是日本进行侵华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在日本进口的军需品中，55％是从美国进口的；日本所需石油，80％来自美国；到1940年，美国在日投资总额达到5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持有1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巨大的经济利益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罗斯福采取折衷的立场，既不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又要让日本认识到美国实行制裁的可能性。当美国政府内对日强硬派提出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时，罗斯福担心这会导致美日冲突，同时还会影响援英抗德，因此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只是根据新颁布的《国防法》，对日实行了有限禁运，限制了高辛烷航空汽油和最高等级的废钢铁的出口，但是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措施，对日本影响甚微。
日本仍是步步进逼，加紧同德、意联盟做好同美欧开战的准备，吞并它们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就连一贯亲日的格鲁大使此时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认为它是掠夺成性、“缺乏一切道德伦理感”的国家，已经威胁到美国在东南亚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美国应该做出反应了。1940年9月底，日本出兵占领了美国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越南北部和老挝，加剧了与美国的矛盾。不久，《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条约规定，任何一方受到目前未参加欧战或中日冲突的一国攻击时，三国以一切手段互相援助。美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于9月26日宣布对日禁止出口废钢铁，同时给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但是由于罗斯福此时的战略思想是“先欧后亚”，强调在大西洋上全力援助英国，避免在太平洋上与日本摊牌，所以还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美日矛盾。然而双方立场是针锋相对。美方坚持4项基本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门户开放”原则；只支持和平地改变太平洋现状。而日本则坚持与之对立的三项原则：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此外，日本还要求美国承认它与汪精卫政权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要求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直接与日本谈判。对日本的这样无理的要求，美国仍表示：只要日本答应不进攻美英在南洋的属地，要美国帮助日本从中日战争中脱身是不难办到的。
然而，就是美国的“不进攻美英的南洋属地”这一点可怜的要求，日本也未答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确定了南进政策。1941年7月24日，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26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1.3亿美元的资产，宣布对日禁运除棉花和粮食以外的一切物质，巴拿马运河以修理为名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同时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团。8月1日，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日本石油来源断绝，此时日本仅有两年的贮藏量。美日关系紧张起来。面对美国的制裁，日本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实行缓兵之计；另一方面下了对美开战的决心。9月6日，日本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原则》，规定日美谈判如果到10月上旬还未按日本的要求达成协议，就立即对美开战。11月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对美开战时间为12月初，同时继续进行日美谈判到12月1日，以掩护日本进行战争准备。
日本已决心对美开战，日美谈判不可能有结果。11月20日，日本向美国递交了日本的最后方案。但此时，美国已经知道日本的险恶阴谋，26日，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递交了对日本方案的答复，即赫尔备忘录，其内容之严峻是前所未有的，要求日本无条件地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兵，否认满洲国政权和汪精卫政权，放弃在华各种权利，实质上放弃三国同盟。日本大使称赫尔备忘录关上了谈判的大门。然而，此时罗斯福还抱一线希望，就是想通过日本天皇来解决矛盾。但是罗斯福发给天皇的电报送到日本人手中时，离珍珠港事件只有三个小时了。当日军的炸弹投在珍珠港时，日本正在拍发答复赫尔备忘录的电报，通知美国停止谈判。当日本大使将电报递交给赫尔时，美国已经得到珍珠港遭偷袭的消息。美国政府长期对日本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最终把美国推向战争。
§§§第三节由中美同盟到美日同盟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中美日关系实际上处于调整过程。经过美国的两次政策大调整，三角关系又恢复到了近似于太平洋战争前的那种局面，即美国重日轻华，扶植日本，牺牲中国利益。
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国对日本的幻想，使美国长期推行的姑息政策彻底破产，也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战争期间，美国除了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外，还积极扶植国民党中国，使其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战后初期，美国把国民党中国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扶蒋反共。美国虽然很了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但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是选择了国民党。美国实现了对日本这个亚洲唯一工业国的单独占领后，起初对日采取的是以打击和限制为主的政策，目的是使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1948年起，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并攻打锦州、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美国政府内部开始逐步调整对华和对日政策，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对日本由打击和限制转为扶植。以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美国加快了对日本扶植的步伐，将之变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遏制新中国与苏联的前沿阵地。
一、蒋介石与罗斯福：不和谐的盟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再也无法避免对日战争。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美成为盟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美国与中国结盟。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很难想象两国会这样迅速接近。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上的差异，决定两国结盟的基础是脆弱的，在合作过程中肯定会充满磨擦与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战略方针上很难达成共识，各打各的算盘。美国的既定方针是“先欧后亚”，与中国结盟后并未放弃这一方针，这就决定美国在参战初期不可能将主要人力和资源投入对日战争，因此它试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来阻止日本在亚太的攻势。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有效地进行对日战争，即“使中国打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支柱，因此也积极扶植国民党中国，使其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清朝时就形成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想利用美国来对抗日本的侵略，同时通过与美国结盟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与美国结盟后，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全力侵华的危机已不复存在，于是将主要精力用来进行国内的政治斗争，把它从美国所得到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同日本作战，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坚持抗战不过是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战略方针上的对立，使中美两国成为不和谐的盟友。
直到1943年底之前，美国一直贯彻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力图使中国军队成为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国成为最后对日反攻的作战基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美国战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美国决定在东侧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守住菲宾律、荷属东印度群岛，抵御日军向西南太平洋的扩张；在西侧则以缅甸、中国和印度为基地，确保缅甸，通过滇缅路向中国提供大量物资，使中国恢复作战能力，发挥积极作用。1941年12月，在重庆举行了中美英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第一次会议，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授大元帅衔，名义上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盟军一切行动的权力。1943年初，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美国领导人认为，战后日本必定要衰落，而英国和苏联的主要利益都在欧洲，美国只能与中国合作来维持这一地区的均势。由于中国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所以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而且中国将来还可以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平衡力量。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是战时中美合作的高潮。蒋介石夫妇一到开罗，罗斯福就立即单独同他俩进行长时间的密谈。美国向中国保证盟国要彻底打败日本，使其无条件投降；归还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占领的一切中国领土；支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战后国际组织。这些保证都体现在《开罗宣言》中。会议期间，在讨论缅甸作战问题时，罗斯福私自向蒋介石许诺盟军将在孟加拉湾发起代号为“海盗”的两栖进攻作战。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双方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国军队改革、租借物资的管理与分配、史迪威与陈纳德关于中国战场军事战略的争论、中国代表参加盟军军事会议、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到1943年初双方的冲突已表面化，美国的实施第二次缅甸战役的计划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抵制，并促使蒋介石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的矛盾尖锐化。
就在开罗会议前后，美国的战略已开始发生转变。其标志是在1943年12月举行的第二阶段开罗会议上，美国决定放弃十天前向蒋介石许诺的“海盗计划”和缅甸作战。此后，美国对日作战的战略重点就转移到太平洋上，而对中国的态度则转向消极，只要求中国战区维持下去不致崩溃，从而对日军起一个牵制作用。此前，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一直不顺利，所以它特别倚重中国战区，把从中国发起进攻当成击败日本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越岛战术的实施，美军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中国作为最后反攻基地的意义已经不大；远程轰炸机B-29型的问世和大批生产使得美国可以不依赖中国沿海作为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苏联已在德黑兰会议上做出在远东出兵的许诺，使中国作为陆上的一支战略反攻力量对美国来说不再那么重要。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尤其是国民党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作战不利，更使罗斯福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
此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首先表现在美国不再答应蒋介石的求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要求10亿美元贷款，以补偿因取消“海盗计划”而造成的对中国军队士气的损害，否则他无法坚持抗战，中国将全面崩溃。此前，罗斯福基本都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可是这次却一反常态。尽管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以国民党政府退让而告终。
美蒋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史迪威事件”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如何抗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史迪威主张积极抗战，认为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为此他主张向中共部队提供租借物资并使用中共领导的部队作战；而蒋介石却坚持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同时积极反共。德黑兰会议后，史迪威反攻心切，不顾蒋介石按兵不动的命令，于1944年初率领由他亲自整训装备的驻印中国军队3个师发动了缅北战役。这一行动得到了罗斯福支持。在美国的高压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军配合史迪威的行动。与此同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处理租借物资问题和改造国民党军队问题上已出现激烈冲突。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场形势恶化，为了扭转战局，罗斯福提议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这等于剥夺了蒋介石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权。蒋介石反对这一建议，并要求罗斯福派人来调处他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最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这就是“史迪威事件”，它表明罗斯福企图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危局的努力的失败，此后，罗斯福在军事上不再对中国寄予厚望。
然而，随着整个战争形势的转变，美国开始从政治上考虑中国的战略地位，中美同盟又有了新的基础。从开罗会议开始，美蒋的战略关系就有了新的内容，已不同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美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而形成的战略关系，它包含着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想要把国民党中国扶植成帮助它称霸远东的警察、抵制苏联影响的堡垒、控制联合国的伙伴。史迪威事件也表明，美国在国共之争中更加倾向蒋介石国民党一边，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由反对转向妥协。1944年12月24日，负责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帕特里克·赫尔利打电报给美国国务院，提出美国对国共之争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尽管美国已经了解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但还是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
导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成为战时不和谐盟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并未将中国作为一个象英国、苏联那样平等的伙伴来对待。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挥权之争，在深层次上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美国热衷于改造国民党军队，除了对日作战的需要外，还试图控制这支军队，为美国的长远利益服务，这自然会引起视军队如性命的蒋介石的不满。在租借物资的处理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就与英国、苏联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丘吉尔和斯大林对美国援助的租借物资均能全权支配，而蒋介石却不能。史迪威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对华防务援助事务。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为了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竟牺牲中国利益，当斯大林提出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时，罗斯福建议将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并将他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在罗斯福的心目中，中国的利益只是处理美苏关系的一个筹码。在开罗会议第二阶段，盟军放弃“海盗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的反对。罗斯福为了不得罪丘吉尔，竟对蒋介石出尔反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又拿中国的利益同苏联做交易，答应苏联：使大连港国际化，将旅顺港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美国还表示同意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根本无视与这个问题关系最大的中国的态度。
二、大转折：美国由扶蒋反共到弃蒋扶日
1945年春，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美国开始调整远东战略。一方面，美国军方感到，在不需要苏联参战的情况下，美国仍能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4月取消了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在西伯利亚建立B—29轰炸机基地的军事协议，并将开辟通向太平洋港口供给线的计划搁置起来；另一方面，美国开始考虑战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对苏联力量的增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将中国还是日本作为抗衡苏联的力量，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中国。罗斯福总统曾在其描绘的战后世界秩序蓝图中，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使之能够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充当亚洲和平保护者的角色。杜鲁门上台后基本继承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思想。美国政府认为，这样一个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它既可以成为维护美国在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中坚力量，又能在未来的美苏竞争中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认为，统一的中国有助于美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市场。十亿亚洲主顾会大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战后初期，美国将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中心，并将对华政策纳入美苏冷战的轨道，使其成为美苏全球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美国一方面要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中国发生内战，以维持中国的统一。
然而，当时中国的现实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已变得相当强大，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而且深得民心，发展势头很好。而蒋介石却积极反共，将之视为心腹之患，欲置之于死地。如何对待中国的这一政治现实，成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一大课题。早在1944年，美国政府内部曾出现过反对片面扶蒋的主张，认为与中共也应建立联系，但未被采纳。不过，直到战后一段时间，美国还是要竭力避免中国爆发内战。起初，美国试图借助苏联的帮助来实现扶蒋的目标。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得到了苏联的默许，即战后中国基本上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此后，斯大林一再向美国保证，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并明确说他认为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1945年6月，在美国授意和施压下，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蒋介石不得不吞下出让东北的许多权益和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苦果。斯大林表示，中国只应有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一支由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共产党军队编入国军是当然之事。当时美国扶蒋本来就有抵制苏联的用意，但却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美国借苏联压中共，扶植蒋介石，并未能缓解中国的政治危机，蒋介石反而感到可以更加放手地诉诸武力来剿灭共产党了。而美国由于其政策的矛盾性，一步步陷入了中国的内战之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杜鲁门就马上发布了《一般命令第1号》，划分了日军向盟国受降的区域。《命令》规定，在华的日、伪军，只许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无理地剥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权力。对受降司令官的称呼，杜鲁门颇费心机，对其它国家，使用了诸如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或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等职名，唯独对中国使用了蒋介石个人的名字。美国虽然很了解蒋介石热衷于围剿共产党而不热心于抗日，也很了解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已腐败透顶，然而美国还是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和收缴日军的武器资财。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他还承认，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他批准的。从这时起，内战的爆发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美国除了给蒋介石受降的权力外，还直接采取行动，助蒋运兵。在1945年8、9、10月间，美国调动了大批飞机、船舰，组织了所谓“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协助蒋介石运兵华北、东北。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在天津、塘沽、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兵三个大队进驻青岛。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公告，截止到1945年11月7日，国民党总部已调动100万正规军，并指挥70万伪军进攻解放区。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美国共运送了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守卫这些阵地，蒋军得以缴获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的装备和物资储备。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达到了11.3万人。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派军事顾问团、延长《租借法》等方式来装备和扩建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加强其战斗力。
面对国共两党的军事对峙和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美国选择了一方面援助国民党，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可能避免内战发生这样矛盾的政策。美国的打算是，在国民党实力加强和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中共会感到孤立无援，因此被迫就范，然后再对国民党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其进行一些改革，并对中共作一些让步，从而实现美国所预想的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和平与统一。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美国才导演了重庆谈判和马歇尔调停。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建议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的邀请，苏联配合这一建议，敦促中共接受邀请。于是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谈判并未解除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发展。因为一方面美国的做法不足以压中共放弃斗争，另一方面却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增强其依靠武力实现统一的决心。而且在谈判期间和之后，双方的冲突一直未停止过。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未放弃制止内战的努力，杜鲁门认为，美国不能派军队去保证蒋介石的优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美国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的爆发。美国政府于是派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然而，由于美国扶蒋的方针已定，马歇尔的调停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而且，就在调停期间，美国加紧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1946年3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军事顾问团，以帮助国民党政府发展现代化的武装部队，策划内战。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它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美国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为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相当大部分物资就是在调停期间做出决定并交付使用的。马歇尔原想以援助来压蒋介石接受和平，但却适得其反。待蒋介石觉得战争的准备已进行完毕，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时，美国的决策者不但未象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重新检讨自己的对华政策，反而更直接地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助蒋打内战。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更浓厚的反共色彩，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当成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
以后，美国在助蒋打内战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47年底，在内战结局已经相当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仍将各种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以延缓国民党腐朽政权灭亡的速度，同时对本国人民隐瞒事实的真相。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援华法案，国民党政府又得到了4亿美元的援助。据1949年的美国《白皮书》统计，美国在抗战结束后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可以以美元计算的为10亿军援，10亿经援。而其它无法以美元计算的援助，如帮助国民党调运军队、占领战略要地、控制主要交通线和派遣军事顾问团，则是更加重要的。
然而，巨额的美援并未能挽救国民党覆灭的命运。从1948年起，解放战争的形势急剧变化。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并攻打锦州，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美国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逐步转变对华政策，其目标是：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转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为此，美国决定放弃中国大陆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防止中共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大陆以外。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不仅使美国失去了能借以抗衡苏联的力量，而且还使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苏联的盟友。于是美国调整对亚洲的政策，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有关1944－1949年对华关系的文件，即有名的《白皮书》，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辩护，说明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自己的腐败无能，并承认中国的事态发展有其内在原因，美国已竭尽全力影响其进程，现在已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已开始为它的放弃扶蒋的“脱身”政策作准备。
三、美国与日本：由仇敌变盟友
美国在1945年春进行远东战略大调整时，虽然决定将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但是并没有放弃日本。由于日本在战败后仍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上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下决心独家占领日本，将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体现了这种战略意图，以单独占领日本为契机，把日本变成美国太平洋防线上的前哨基地，同时限制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
然而，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将中国作为远东战略重点，在单独占领日本后，并未扶植日本，而是对之实行打击和限制的政策，以使其不再成为威胁和平的力量。1945年9月6日，杜鲁门正式批准了一项题为“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的文件，下达给盟军总部，其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保证日本非军事化，不再构成对和平的威胁；二是铲除封建基础，实现政治民主化。
根据上述精神，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主要内容有：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审判战犯；整肃军国主义，解散军事机构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废除军事法令，废除旧警察；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冻结皇室的财产；解散财阀；制定新宪法，废除专制政治；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许多措施都是强制性、惩罚性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该承认，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加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新宪法的颁布，不仅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革除了原政治制度中存在着的封建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因素；而且还明确规定，日本不以战争为国策，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而为日本不再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由打击和限制转为扶植，重新武装日本，以便将日本纳入冷战的轨道。早在1947年初，美国政府中的一些要员就提出美国应转变对日政策的主张，要美国扶植日本恢复经济，把日本和德国变成亚洲和欧洲的最大加工厂。不过这一建议未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在旧金山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应推动日本经济早日复兴，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能与极权主义相对抗的“防波堤”，认为将对日占领初期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对战后日本形势的分析和重新调整对日政策的意图。
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乔治·凯南。凯南一直主张重欧轻亚，而在亚洲又重日轻华。他认为，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会使美国人感到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则使美国感到威胁，这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1947年4月，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一个集中制定国务院各项计划的“政策设计委员会”，由凯南任主席。经过大约一年的研究，该委员会形成了对日方针的基本设想，于1948年3月，向国务院提交由凯南起草的美国战后对日新政策的建议报告。10月，杜鲁门签署了在该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确立了战后美国对日的新政策。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推迟对日和约，以便延长美国的占领；减缓或停止日本民主改革，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放松反垄断的措施；把日本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放在优先地位；重新武装日本。该文件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已完成转变，日本已取代蒋介石政权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资产，日美关系的敌对性已开始消失。
1948年以后，美国按照上述的对日政策方针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植措施，将日本推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主要措施有：减少和取消日本的赔偿；放宽和取消对财阀的限制；直接干预日本经济，提供经济援助，推行“道奇路线”，加速扶植经济复兴；将整肃对象从右派转向左派。以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对日本扶植的步伐，特别是重新武装日本，将之变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遏制中国与苏联的前沿阵地。
就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仅几年的时间内，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由美国的盟友变成了“遏制”的对象，而日本则由敌人转变成盟友。这一转变决定了未来20多年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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