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难以避免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中国与美日对抗的局面不是偶然的。中国早已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因此在已经形成的美苏对抗中很自然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尽管当时中苏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美国由于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疏远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曾一度出现过有与共产党中国缓和关系的迹象，但这种迹象很快被朝鲜战争所淹没，中美最终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丧失了外交上的自主权，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中美对抗中只能是倒向美国一方。
一、“一边倒”：新中国的选择
1949年春，当中国大地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战略决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谋划立国大计。外交是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主席用三句非常生动形象的话概括了新中国所要奉行的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二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是“一边倒”。“另起炉灶”的涵义，用周恩来的话解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这两条方针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让新中国以新的姿态面对世界，改变中国过去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三条方针中的核心是“一边倒”，就是明确新中国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在明确了“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对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进行了评论。这些文章抨击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同时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幻想。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为“一边倒”方针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新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作出“一边倒”的抉择，是与他们的革命理想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指出：“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一边倒”的思想。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并用了这个词语。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此前，中共拒绝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国共内战开始后不久，一些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曾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建议，即在尖锐对抗的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不偏不倚，但遭到批评，被认为是幻想。1947年末，毛泽东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看成是苏联领导的反帝斗争的重要方面，将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1949年6月4日，刘少奇指出，在两个阵营中间，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鬼话。可见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要实行亲苏的政策，而美苏的对抗局面又决定亲苏不可避免地要反美。“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一边倒”的思想基础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它诞生时就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力量一边。1925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的这种非“红”既“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革命思维后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命题。以后，毛泽东又明确阐明：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将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40年代末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与20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红”与“白”，“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是泾渭分明的。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因此，“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一边倒”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理论支柱。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就意味着要同苏联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反苏反共的美帝国主义。不管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苏关系时怎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不管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在策略上有多大的灵活性，只要它不放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要它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美苏处于对立状态，它就不会改变联苏反美这一基本立场。
反帝民族主义在中共采取“一边倒”决策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的三条外交方针都具有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1949年1月19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的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进一步说明，新中国的外交在对待帝国主义上要同旧中国相区别，他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中华民族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共产党以排除外国侵华势力，争取民族解放为已任。在它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中，帝国主义排在首位。而在帝国主义中，顽固敌视中国革命、在内战中援蒋反共的美国不免首当其冲。而且，在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反帝思想和情绪特别高昂、激烈，这也促使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帝政策，认为这是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就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当时，苏联在华仍保留某些特权，但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需要“打扫干净屋子”。从本质上说，“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都是为“一边倒”服务的。
当然，也有其它一些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一边倒”的选择。首先，在内战中，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自然伤害了共产党的感情，使之对美国极不信任，并且在中共党内和中国人民中形成了强烈的反美仇美情绪；相反，苏联却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尽管苏联的支持并非一直积极。其次，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增加到十几个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客观上成了社会主义的同盟军。这种形势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再次，由于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模式，而美国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最后，更为重要的还是新中国即将成立时美苏两国对它的态度。当时美国决策者虽然打算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同国民党拉开距离，奉行灵活的对华政策，以阻止中苏结盟，但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主张仍然是不跟共产党政权打交道，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美国又加紧扶植日本。这与苏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来华时，就和中共领导人商定：待新中国一成立，立即给予承认。新中国成立后，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援助，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失望，只有把目光投向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订立中苏军事同盟时有过明确说明。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依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他还说，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将中国境内的国外反动派也赶了出去，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国内也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就国际形势看，二战后初期虽然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并且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相配合，但是，国际共运高潮并没有持续很久。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调整，重新站稳了脚跟，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相互支援。毛泽东曾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国际斗争中站在共产主义力量一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中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相当多的国家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地位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的，原宗主国都自觉或被迫地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国家独立后，一般都同原宗主国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1945年，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引用了斯大林的三大矛盾说，并将之加以发挥。他说：“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毛泽东所做的分析或许适合于40年代下半期，但是到了50年代，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三大矛盾并未更加尖锐和扩大，相反，和平与发展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美苏这两个对头也经常坐在一起商讨世界大事，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
就国家利益看，苏、美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都曾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是相比之下苏联更为严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他还进一步指出：“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二战后，苏联重新取得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并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而这时西方大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以前在中国的租界。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更可以看出苏联扩张主义的倾向。在二战中，苏联从东欧和东亚获取了大片领土。战后，苏联不仅干涉伊朗内政，对中东地区有领土野心；而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要求土耳其割让卡尔斯省和阿尔达汉省，并在土耳其海峡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特别是斯大林还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领土扩张活动是引起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虽然也损害过中国的利益，比如迫使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在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但美国是主要列强中唯一没有直接侵占中国领土或在中国占据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但是，由于在中国内战中，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干涉中国内政，使得美国与中共的距离拉大。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了对中国安全威胁的主要力量，为了寻求安全，中国必须依靠与美国对立的另一个军事强国。
“一边倒”的决策有失有得，虽然使新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处于对抗局面，但却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大大有助于新中国改善外部环境，站稳脚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维护国家安全。此外，由于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一边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使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的状态，而西方国家在本世纪下半叶仍然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与西方对立无疑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所推动的对中国的禁运，参与者多达50国。另一方面，与美国对立，也使中国的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正是东部缺少安全感，中国后来才在经济建设上采取重内地轻沿海的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与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
目前，学术界对“一边倒”方针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了必须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一方面新中国要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当时中国的农业非常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些国民党残余分子和敌特分子，他们在从事破坏活动，正好充当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对势力进行反共活动的代理人。国际形势是：美国积极扶蒋反共，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并在国民党失败后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站稳脚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并争取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只能“一边倒”。
不可否认，上述因素确实对新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奉行“一边倒”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但那并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就当时的形势来讲，采取其它外交政策仍可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存在一些国民党残余和特务分子并不足以促使新中国去寻求苏联的支持，因为在解放战争中，在苏联的援助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能够打败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800万大军，那么对付一些残余分子就更不在话下了。新独立的国家都需要外部的援助，但不一定必须通过与某一个强国结盟的方式来获取，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如印度奉行不结盟的政策，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同样能够取得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从国家的安全利益角度讲，当两个大国对抗时，不偏不倚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美国立国后，欧洲就爆发了拿破仑战争，法国曾在独立战争中支持过美国，而英国曾两度与美国开战，但是美国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为自己争取了发展机遇。就国际形势来讲，美国确实一直奉行反共政策并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支持它明知已经十分腐败的国民党，美国将中国的内战纳入了国际上两大阵营对抗的轨道，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同时将国民党统治的中国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败局已定后，美国又确定了“等待尘埃落地”的政策，即只要国民党政权不垮台，美国就不改变承认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促进中苏之间的分裂。与此同时，美国官方也在试图与新中国领导人接触。南京解放后，虽然美国仍然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但是身为大使的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表示美国想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指示埃德蒙·柯乐布总领事，要他设法安排一次与周恩来或中共其他高级官员的非正式会谈，以试探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但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成了20多年以后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革命家，作出“一边倒”的决策主要是由他们的革命理想决定的。在这种革命理想的指导下，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新中国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没有刚成立时的那些内部和外部情况，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新中国就会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从新中国领导人对待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及某些西方国家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外交决策的影响。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特别是1948年6月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接受了苏共的两大阵营理论。这个理论否定国际上存在着中立主义的力量，将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政府当作美国的附庸。这种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印度的态度上。1949年下半年，中共的广播电台和一些报刊发表了许多与西藏问题无关的抨击印度政府的言论，把它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尼赫鲁在10月访美期间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却被说成“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身份，对整个出卖印度的买卖之成交并无影响”。甚至在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此类抨击仍未停止。此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
新中国政府对待英国的态度也缺乏理智。英国政府为了不过份得罪美国，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特别声明承认不是赞成，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代表权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对此，中国的刊物评价道，“帝国主义化了灰还是帝国主义”，强调英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与美帝对新中国政策截然不同，而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已”。中方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中英建交谈判，导致长期未见成效。同时也妨碍了一些英联邦国家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
“一边倒”方针确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开始积极地贯彻这条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方针；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了长达八周访问；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奉毛泽东指示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2月14日，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中国先后卷入战争，两国进行了直接的军事较量。
二、遏制中国：冷战的延伸
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国和苏联进行妥协，重新建立世界秩序的全盘方案。按照这个协定，中国除了东北外属于美国的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美国确立了它的对华政策目标，即“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以后，随着冷战在欧洲的加剧，美国的上述目标变成了有针对性的战略构想。美国领导人认为，一个由反共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统一而稳定的中国，可以成为同苏联力量抗衡的大国，进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基于这一点，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爆发内战。然而，美国的调停归于失败，内战未能避免。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很自然地要在内战中站在国民党一边，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明确阐述了这个政策：“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基本目标，在于推动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来领导一个独立、统一，与美国保持亲善，并能在远东阻止可能出现的苏联侵略的中国。从中国的混乱情形看来，短期内切实可行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然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溃败，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大失所望。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但是在此前，美国还没有将共产党中国看成是同苏联一样的敌人。美国官员曾注意到，苏联在中国内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在外交上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使美国人开始希望中共同苏联之间也能出现嫌隙。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杜鲁门总统还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共同苏联以及中国国内的斯大林分子同其他力量之间的一切分歧”。在毛泽东访苏期间，美国国务院极力利用这个机会在中苏之间制造不和。美国的宣传机器以各种形式渲染苏联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艾奇逊幻想以此唤起在中国的所谓“独立的魔鬼”去取代“莫斯科的傀儡”。美国政府的重要公开声明，都避免直接攻击中共。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表示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并且特别申明美国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意见。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阐释杜鲁门的声明，以强烈的语言批驳了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缔结后再定的说法。1月12日，艾奇逊发表了有名的有关亚洲政策的讲话，把台湾划在美国远东的防线之外。
然而，美国的这些措施并未奏效。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国内早已存在的亲蒋派迅速抬头，进而迫使美国政府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继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对中国进行包括军事方面的援助；新政府接管了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房产，挤走了最后一批美国驻华人员，使美国关于停止支持蒋介石以保留在华据点的主张失去依据；逮捕美国的传教士，以及被认为是对美国外交官的人身侵犯行为，使美国许多人感到新政府不打算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履行“国际义务”。
此后，美国改变了对新中国的态度。1950年4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把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化，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不加区别地说成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官员也丢掉了中国出现“铁托主义倾向”的幻想，加深了对新中国的敌视。与此同时，美国扩大了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加强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美国曾一度打算不硬行阻挠中共攻占台湾。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发出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主张在宣传中要强调台湾“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对美国没有“重大战略意义”。并且重申“开罗协定、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投降条款都期望把它归还中国”，应避免再提“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申明“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并明确表示美国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其后的数月内，尽管国内有许多批评，杜鲁门政府仍然拉开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距离，将台湾排除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并且预料台湾的崩溃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从1950年夏季开始，形形色色的“保台”方案出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1950年5月和6月，麦克阿瑟两次提出内容相似的备忘录，其中提到，台湾如果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麦克阿瑟的意思是要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让美国的防务从台湾海峡“划线”。另一个重要的“保台”方案是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杜勒斯于5月间提出的台湾中立化方案，其中包括美国派第七舰队驻扎台湾水域，防止海峡双方用武。
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决策者已经完成了遏制中国的政策的制订，朝鲜战争无非是为美国贯彻这个政策提供了机会。促使美国制订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该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要想有效地遏制苏联，就必须同时遏制共产党中国。苏联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最主要敌人。这一点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把它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认为它是朝鲜内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杜鲁门政府继续把苏联而不是中国看成是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艾奇逊说：“（共产党）在朝鲜的一切行动都是莫斯科鼓动的”。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
美国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有很大偏差。新中国虽然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并同苏联结盟，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独立性。1949年7月，即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后不久，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概括了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其中强调了这样一点：“‘一边倒’绝对不能被误解为是依附于他人的表示。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此说法将是一种侮辱。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就我们的民族独立而言，决不存在依附于他人的问题。”其实，美国决策层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对苏联的独立性，只是受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这种看法未能持久。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推行遏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美国形成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出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对立，也是根植于美国所特有社会文化。苏俄政权一建立，在美国国内就出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红色大恐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奉行反苏反共的政策，拒绝承认苏俄政权，甚至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这种态度与对待俄国二月革命后产生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执政，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美国才正式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另一个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则早已于1924年就同苏联建交。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美国比其它资本主义大国都更加执著。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当年对待俄国两个政权的态度的模式又被完全照搬到中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美国积极扶持国民党政权，希望中国作为亲美的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影响美国对华采取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指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想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内战爆发前，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不少美国官员都有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并期望中国的两大政党也能以美国的政府模式互相制衡。应当肯定，美国的这种愿望是真实的。从美国的全球利益角度讲，自由民主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能在国际斗争中站在美国一方。尽管美国决策层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但是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政权还是比共产党要好一些。苏联的榜样已使美国人看到，共产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死敌，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掌权，“民主化”的理想就会更加难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构成美国在内战中采取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美苏冷战的现实和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角度考虑，无论什么力量在中国掌权，美国都不应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当时美国决策层也提出了要将促进中苏之间的分裂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的主张。然而，意识形态的对抗促使美国决策者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而敌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种敌视政策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布表示：“现在是对共产党人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向他们表明，我们无意干涉内战，准备同他们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希望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国务院内也有不少远东事务问题专家赞同及早同中共打交道，以免失去机会。尤其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也在积极酝酿承认新中国问题，认为这样既能保持在华的经济利益，帮助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地位，还有助于防止中国与苏联结盟。然而，美国决策者对上述建议持消极态度。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5月份，艾奇逊连连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艾奇逊还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个条件：它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它有能力并且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它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应过急地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之前曾等待了12年。”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中共“并未保证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对此新政权不予承认。随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美国更加强化了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
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促使美国政府执著地坚持“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一些亚洲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对共产主义威胁的认识，使美国政府更加感到“多米诺”现象在亚洲就要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红色恐怖”，国内政治极度右倾化，出现了象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极端的反共主义思潮。这使得属于美国政治“左”翼的民主党不敢在外交上有任何“亲”共产党政权的举动，以免被共和党和极右势力抓住把柄。
关于意识形态在中美敌对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受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天定命运”观的作用。早在19世纪中叶，在美国就形成了“天定命运”的观念，即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天定命运”应该领导世界。二战中美国的实力急剧膨胀，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所有的大国中，只有美国未受重创，反而因参战而取得空前的实力地位。这使“天定命运”、“美国万能”的意识得到强化，就如美国副国务卿莱维特所说的：“只要这个国家想做，实际上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美国领导世界”在战后初期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就任总统后就声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然而，这种“美国伟大”、“美国万能”的观念首先就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挑战。美国想把中国改造成符合它的利益的设想，以及一系列为此目的服务的政策，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角声中化为泡影。美国难以接受这一现实。
“天定命运”观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即美国人都来自于优秀的种族，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种族优越感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决策者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上都落后的民族，它过去得到过美国的援助，将来仍需要美国的匡助。这种心理倾向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将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美化，似乎一切都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都是为了帮助、拯救中国人民。而中国共产党却完全否认这些。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评述了百余年的中美关系，试图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辩解。新华社于8月12日到9月16日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针锋相对地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尖锐对立的态度促进了双方互相敌对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不仅不抱感激之情，反而还怀疑其动机，更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另一方面，美国人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有依赖性，没有美国的帮助，新中国将一事无成。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以任何持久的方式”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就必须仰仗外援，但是所需外援的大部分不可能取自苏联，因此中国新政权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周恩来曾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转答意见说：“（司徒雷登）说中国依赖美国经济，而美国不依赖中国，他完全错了。……我不依赖你，是你依赖我。”可见，美国人种族优越感降低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力。
在美国，还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就是反对激进革命。美国是靠革命而立国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却将美国革命的模式当成是最好模式，希望别的国家在搞革命时都学它的样子，而对比较激进的革命则本能地采取敌视态度，比如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论是美国政治中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不承认激烈的社会革命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共产党所主张并从事的暴力革命采取反对态度。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这种认识正是美国宁愿支持一个明知是非常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也不愿支持共产党的重要思想基础。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心理因素，是美国自恃自己强大，并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个经济极端落后、政治动荡不安的弱国。这种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潜能的心态使得杜鲁门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国的必要性，从而肆无忌惮地与之敌对，无视它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和朝鲜战争中。
当然，影响美国采取与新中国敌对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只要新中国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并与苏联站在一起，美国就会与中国敌对，实行遏制政策。遏制中国实际上是冷战的延伸。
三、“一边倒”：日本无可选择
新中国成立时，日本处在美国的占领状态下，日本在外交上被迫就范，采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日本来说，它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1945年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阐明了战后对日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解除日本的武装，严惩战争罪犯，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尊重日本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以使其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清除日本战争工业；日本必须支付赔偿；取消日本的殖民地，归还被日本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领土；对日作战的同盟国家必须共同缔结对日和约，不得单独对日媾和；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
然而，美国从其全球战略考虑，早就确立了独占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工业国的方针。为了掌握对日的主导权，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杀伤近40万和平居民。《波茨坦公告》发表时，苏联尚未在上面签字，因此日本认为在法律上日苏仍保持中立状态。可是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两天后，8月8日，苏联就对日本宣战，随后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这也体现出苏联想同美国争夺对日主导权的意图。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次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分别向中、苏、美、英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天皇发布《终战诏书》，15日，通过“玉音广播”向全国发表。至此，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日作战的形势有利于美国，客观上给美国把持对日主导权，进而独占日本创造了良好条件。8月11日，当苏联提出由美苏分任占领军总司令的要求时，美国断然予以拒绝。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盟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日本本土及邻近各岛屿、朝鲜的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太平洋美国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鉴于斯大林要求明确将千岛群岛和北海道留萌—钏路两军港一线以北划归苏联管辖区域，杜鲁门同意将中国东北、朝鲜的38度线以北地区、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远东军受降区域，但是拒绝了苏联的对北海道分割占领的要求。从8月28日到10月初，美国大致完成了对日占领。占领军主要由美国太平洋第6、第8军，第3、第5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组成。因此，盟军的占领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自此，日本天皇及政府的统治权力就从属于盟军总司令部。9月6日，驻日盟军总部从横滨迁至东京。日本开始了战后长达七年的军事占领时期。
虽然盟军总司令在形式上代表联合国实行占领，但实际上美国在政治、军事上都有对日本的绝对支配权。“盟总”在政治上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而并不对其它盟国负责；在军事上，“盟总”的上级机关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31日美国政府确定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中，就已明确表示，“在主要盟国中发生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美国的政策”。
1945年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由11国组成（后增加到13国）的“远东委员会”，作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决策机构。虽然该委员会在形式上是对日占领的最高机关，但它的决定要通过美国政府和“盟总”来执行，而且它成立时，“盟总”的占领政策已经开始实施。所以该委员会对占领政策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对日占领实际上控制在“盟总”手中，而“盟总”又实际上处于美国的操纵之下。
《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对“与日本国政府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规定：“日本国政府应被允许在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之下，行使与国内行政事务有关的一般政治职能。”据此，美国政府要求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指令日本政府召回其外交官、领事官及海外派出机构人员”，并“指令日本政府，将其外交领事机构的文件及财产移交联合国正式任命的代表管理”。1945年10月25日，“盟总”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移交外交及领事机关财产、文件的指令，并命令日本政府关闭其驻外使领馆，召回外交官。30日，“盟总”又指令日本驻外使领馆，停止外交活动。从1945年12月开始，日本驻外使节及外交代表陆续回国。到1946年12月，除“盟总”外，日本政府与各盟国驻日代表的交往也被禁止。至此，日本政府的外交职能全面终止。日本与外国的交往全部通过“盟总”进行，日本的外交权由“盟总”代行。
在失去外交自主权的情况下，日本的外交只能是服从美国的利益，采取对美“一边倒”的路线。而中美对抗的格局又决定日本必然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冷战的形势和当时中苏的对日政策也为日本采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提供了客观背景。可以说，如果当时日本有外交的自主权，它也很难不作出对美“一边倒”的决策。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中苏同盟的核心问题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之再起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盟约的序言中，两国明确指明将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正文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尽管如周恩来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中苏同盟主要是对着美国，但日本毕竟被放在了中苏的对立面，并且在表面上是中苏军事同盟的矛头所向。而刚刚战败的日本也只有倒向美国，依靠与中苏对立的军事强国，才能有安全保障。从中苏方面来说，当时并未与日本媾和，自然尚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中国，刚刚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对日本侵略之再起当然特别警惕，因此将中苏同盟的矛头指向日本是顺理成章的。就反美角度讲，日本是声名狼籍的战败国，将矛头指向日本，然后再指向它的同盟国家，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这样容易引起世人对中苏同盟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不管怎样，将中苏同盟的矛头指向日本，则构成日本对美“一边倒”的重要客观环境。
总之，主要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新中国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中国与美日——世界第一经济、军事强国和亚洲唯一的工业国——对抗的局面，中美日三角关系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这个三角格局给三国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冲突与克制：对抗中的中美关系
在中美对抗的岁月中，两国经历了一次次的冲突和较量，但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双方在冲突的同时都保持了应有的克制，从而未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中美对抗中，日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一、朝鲜战争：冷战中的热战
朝鲜战争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果说中国确立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已经决定了中美必然要走向对抗，那么朝鲜战争则使这种对抗无可挽回，并且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出乎人们的预料。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波拉克所说：“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一场痛苦的、代价巨大的而无结果的冲突由此开始，并损害了两国之间整整一代人的关系。”后来当美苏这两个冷战主要对手的关系有所缓和时，中美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战争是美苏冷战的结果，并构成东方冷战的重要一幕。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曾提出国际托管朝鲜的设想，即由美中苏三国共同托管朝鲜。经过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磋商，美苏英中等国家大致达成了如下三点谅解：第一，战后由美苏英中四国参加托管朝鲜；第二，托管期间各参与托管的国家不在朝鲜驻军；第三，托管时间不宜过长。杜鲁门政府成立后初期，并没有改变罗斯福的对朝政策的意图。只是到了对日战争临近结束时，伴随着美国对苏及对亚洲政策的改变，美国政府内部开始提出新的对朝政策主张，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应付朝鲜半岛未来局势的发展，建议美国政府加紧要求实行对朝托管，同时向朝派驻一支“象征性的”美国部队。苏军参加对日作战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有关人士于1945年8月10日连夜召开会议，匆忙将三八线划定为美军和苏军在朝鲜执行对日军事行动的临时分界线。美国划定三八线的用意就是要阻止苏联利用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可见，三八线的划定与遏制苏联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
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定了美苏军队在东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范围。该命令的内容得到了苏方的认可。9月8日，美军开始在仁川登陆。占领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的苏军相继退到三八线以北。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局面形成。
美苏分占朝鲜的局面以及美国在南朝鲜的政策为后来爆发朝鲜战争埋下了伏笔。麦克阿瑟在美军在朝鲜南部登陆的前一天就宣布，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由他行使一切政府权力。美军占领南朝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解散该地区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人民委员会。随后，9月19日，美军在原日本总督府的基础上组织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南朝鲜军政府，各级官员均由美军官担任，所任用的警官大部分都在日本统治时期的警察局干过事。美国的行为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政府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试图采取措施扶持一批朝鲜人逐步参与管理南朝鲜。然而美苏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政府遂单方面于1947年11月向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讨论南朝鲜问题的建议，同时利用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促使联大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该组织监督全朝鲜的议会选举、政府的组成和武装力量的编制。1948年5月，在“临委会”的策划下，南朝鲜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由美国扶持起来的李承晚当选为议会主席。7月17日，“国民议会”颁布了宪法，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李承晚任总统。美国随后推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李承晚政府是朝鲜的合法政府。在李承晚政府宣布成立的同时，美军政府宣布结束其使命。移交工作于9月全部完成。
李承晚政府的成立直接导致了朝鲜的分裂。就在南朝鲜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后不久，在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劳动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北朝鲜也举行了“最高人民议会”选举。1948年9月9日，北朝鲜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时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人民政府。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的施政纲领中，强调要尽快结束南北分裂状态，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次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向苏美两国政府提出“将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同时撤离朝鲜的要求”。据此，苏联军队于1948年底以前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部撤出，美国军队则推迟到1949年6月29日全部撤出。但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援助，而且还于1950年1月与李承晚政府签订了防务协定。
就在美韩签订防务协定的当月，艾奇逊向美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美国调整后的亚洲政策，其中谈到朝鲜半岛问题。他说没有人能保证被划在美国太平洋防线之外的南朝鲜不会受到进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民自己起来抵抗，二是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是必定要干涉朝鲜事务的。
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可以看出，金日成是将统一朝鲜当成己任的，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又明显地优于南朝鲜。苏联军队撤走时留下了大批武器。1950年1月，金日成要求接回在中国军队中服役的朝鲜籍战士，中国政府同意，遂将朝鲜籍战士集中编成一个师和一个干部大队，携带武器装备回到朝鲜。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仅短短两个多月，北方军队就摧毁了南方军队的主力，控制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将南方残余部队和从日本紧急空运来的美国军队压缩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大丘、釜山一线。具有进步倾向的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认为战争的直接起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可能受到李承晚的挑衅，号召在整个朝鲜实行武装的革命的统一。6月25日，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全线展开了革命的统一战争。”
不过不能就此断定南方就完全是被动挨打的。美军撤离时留下了多达500人的军事顾问，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帮助训练了10万南朝鲜军队。就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李承晚发表演说，声称“要在热战中赢得胜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视察了三八线南方的军队阵地后说：“没有任何敌人，不论他是多么强大，能够挡得住你们。”到战争爆发前，三八线地区气氛已十分紧张，小规模磨擦日益频繁。可以说，不管谁先开第一枪，朝鲜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正是美国时间24日的夜间。当美国国务院收到报告朝鲜战争爆发的急电时，政府官员们一致断定这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可能发生一连串侵略行动的先兆。杜勒斯和国务院东北亚科科长约翰·艾利森从东京来电，说美国若听任南朝鲜崩溃，就将触发导致世界大战的连锁反应。美国军方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想到的已经不是朝鲜战争的后果，而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杜鲁门本人也有相近的看法。他在从故乡独立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想到，“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10年、15年和20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深感“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之，美国决策层认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是受苏联支持的，并构成苏联扩张的一个重要行动。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也突显出来。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台湾是苏联战略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秋估计，中共将于1950年底占领台湾。1950年3月，估计的时间被提前到当年6月至12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被迅速解放后，美国官员认为台湾已朝不保夕，国务院开始撤退在台美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些美国官员断定中共已向台湾发动进攻。某些官员甚至倾向于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是为了掩护中共攻占台湾。这样，台湾问题便被与朝鲜问题联系在一起。
对朝鲜战争性质的判定，不仅决定了美国政府要下决心进行军事干预，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干预会很快升级为较大规模的战争。在6月25日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杜鲁门批准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出动海空军掩护美国非军事人员撤离，同时命令三军参谋长立即作好参战的准备。26日，杜鲁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美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一切援助，只是军事行动要限制在三八线以南。在同一会议上，艾奇逊再次提出第七舰队马上进入台湾海峡，立即得到批准。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军干涉朝鲜战争，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和加速对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同时还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中共进攻台湾或国民党进攻大陆，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和平的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28日，杜鲁门召集军政首脑会议，讨论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的一项“紧急援朝方案”，方案很快被批准。根据该方案，杜鲁门随即签署了给麦克阿瑟的第84681号命令，授权他使用美军地面部队保卫朝鲜半岛南端的港口、机场和交通设施，增加投入海空军力量，并取消海空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规定。至此，美军全面卷入朝鲜战争，同时台湾问题复杂化，美国开始采取武装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
美国在积极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同时，极力使其行为合法化。它在联合国积极活动，乘苏联代表缺席、中国的合法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之机，于6月25日和27日，先后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发动了进攻，要求联合国成员国给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提供“必需的援助”。6月30日，美国向朝鲜派出了地面部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扩大朝鲜战争。“联合国军”以美国军队为主，由1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由美国任命司令官。次日，杜鲁门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中旬，李承晚将南朝鲜军也交“联合国军”指挥，这样，参加“联合国军”国家为16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主要考虑是巩固政权并尽快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为了集中财力用于经济恢复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0年2月正式决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计划将总人数压缩到400万人。6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并没有任何准备。然而，朝鲜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打断了中国原来的缩编军队的计划。
美国出兵朝鲜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谴责、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共领导人认为，朝鲜战争有可能长期化，美国甚至会直接威胁中国大陆的安全。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问题。根据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当时分布在广东、广西、上海、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执行生产、剿匪等任务的第13兵团和第42军以及炮兵3个师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辽东和吉林省南部地区集结，整训备战。以后，边防军又进行了扩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呼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从朝鲜和台湾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然而，美国政府继续扩大战争，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边境城镇和乡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并大举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9月27日，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进攻，占领整个朝鲜。28日，美军占领汉城，29日，美军全线推进三八线。
对朝鲜的事态和美空军侵入中国领空的行为，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向美国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让他转达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然而，美国方面却将周恩来的警告看成是对联合国的恫吓，坚持认为，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美国继续扩大对朝鲜的侵略。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7日，美军也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处境危急，中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向毛泽东发出了“给以特别援助”的请求。10月上旬，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形势，研究出兵参战的问题。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军队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同现代化的美军相比差距甚大。但是毛泽东强调了不出兵所带来的危害。他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困难，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不给予回击。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接着他又指出了出兵的有利方面：“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最后得出结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中央政治局经过慎重分析研究，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10月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同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开赴朝鲜。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1950年8月，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一个月前，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就已倾向于出兵朝鲜，并且已经为出兵做了准备。而且，当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出兵的主要动机并非保卫中朝边境的安全，而是为了要通过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而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不管怎样，中美在朝鲜开始了为期近三年的热战。整个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5月21日，中朝部队发动了5次战役，共歼“联合国军”23万余人，迫使其退回三八线，遏止了其攻势，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疆土，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形势。第二阶段从1951年5月21日至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退回到三八线附近后，不断对志愿军发动攻势。志愿军在打退“联合国军”的攻势后，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场上构筑“坑道工事”，在朝鲜半岛上从东海岸至西海岸建一道坚固的“地下长城”。战争处于僵持状态。第三阶段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战场上相持，在谈判桌上对阵，边打边谈，谈打相互作用。
三年战争的结果，是以谈判结束战争，南北朝鲜仍以三八线为界。可以说，中美在这次较量中是打了个平手，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双方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美国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共投入54万人，占美国当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1/2，直接战费达200多亿美元。中朝部队共歼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7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000多架；击沉击伤敌舰艇560多艘；击毁击伤敌坦克3000多辆。美国的兵力和物质损失为太平洋战争损失的2.3倍。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严重地降低了美国在欧洲分散苏联军事力量的能力”。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讲，其战略重点在欧洲，而在东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无疑减弱了其在欧洲同苏联抗衡的能力。此外，战争也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从朝鲜战争始，美国开始由巅峰状态下跌。难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玛·布莱德雷将军在1951年4月时说，扩大朝鲜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不过，美国通过朝鲜战争毕竟保住了南朝鲜，使其不被共产党统治。更进一步说，就如美国决策者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朝鲜战争遏止住了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美国卷入朝鲜战争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中国志愿军减员36.6万人，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战争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保卫了中国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战争还使中国认识到了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中国决策出兵前，斯大林曾估计中国不敢出兵，提出要金日成放弃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防卫，率领残部退到中国东北或苏联远东组织流亡政府。在中国决定出兵后，苏联又不肯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当美国在决定是否大举出兵干涉朝鲜战争、担心出兵会引起苏联的干涉而同苏联交涉时，苏方的答复是“苏联持不干涉原则”，从而使美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利益相当有限，他宁可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让美国成为苏联的邻国，也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朝鲜战争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950年1月下旬，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得以通过。5月18日，联大又通过了美国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最多时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使中美之间的敌对加深。战争中，中美两国军队直接交锋，甚至美国曾一度考虑使用原子弹，只是由于英国等盟国的反对，才使美国放弃这一打算。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直到今天，华盛顿国会山前的“韩战纪念碑”仍然促使美国人产生敌视中国的情感。此外，朝鲜战争还促使台湾问题复杂化，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
二、两次台海危机：美国险些扣动核扳机
经过两年多的打打谈谈，《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在此前后，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预示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美关系不但未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而缓和，反而两次出现危机，走到军事冲突的边缘。
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日本强迫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给日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两个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重要国际协议都明确指出，台湾是“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应该归还中国。应该说，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法律地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在1945年10月25日，随着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得吉向中国方面投降，台湾和澎湖列岛在事实上也恢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失败后才能退踞台湾。也正因为这样，自从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时起，中国方面就提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并一度准备渡海作战。毛泽东曾设想在1950年夏攻下台湾。应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继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已考虑到了台湾问题的存在。为了防止有的国家试图制造台湾与大陆分离，形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他们提出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两条原则：一是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二是在建交前须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然后依商谈结果再定是否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国之一，应该说它是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杜鲁门曾发表声明，确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台湾的条款，并表示不准备给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然而，仅数月后，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于是，台湾问题由中国国内的争端演变成中美之间的严重争端。美国的直接介入，使中国方面推迟了攻取台湾的计划。
然而，中国收回台湾的决心并未改变。就在杜鲁门发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命令后的第三天，6月30日，中共中央向军方传达了新的方针，指明我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拖。”
1952年11月美国大选，共和党获胜，不仅夺取总统职位，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而且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赢得多数。在大选中，共和党集中攻击民主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朝鲜战争处置不当；反对共产主义不力；贪污腐化。三个问题中，两个与中国有关。其中公众最关心的是怎样能尽早结束朝鲜战争。因此，共和党打出了要“尽早结束朝鲜战争”的旗号，打动了绝大多数选民的心，赢得许多选票。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采取了一些较为积极的行动，恢复了停战谈判并在谈判中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不过，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在外交上历来是强硬派，更加顽固地奉行“反共产主义”。在促使朝鲜停战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起初也想通过扩大战争对中朝施加压力，甚至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美国的盟国的强烈反对，再加国内公众舆论及一些民主党议员的抨击，才使扩大战争没有成为现实。
在整个外交政策上，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反对共产主义不力，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比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还强硬的政策方针，即“大规模报复战略”。该项政策的含义就是：今后无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巨大的报复力量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或中国的心脏地区。在这个大方针的指导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较杜鲁门政府强硬，更加强调孤立中国。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发表了第一个国情咨文，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7月19日国情咨文中所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他宣称，“中立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要美国海军充当共产党中国的防御部队”，因此他下令“不要再使用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这就是“放蒋出笼”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命令的用意是，放开国民党的军队，“使他们对共产党大陆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采取任何行动”，同时第七舰队将保证台湾“在共产党进攻下的安全”。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美台来往十分密切。1953年8月，美国与台湾举行首次海空军联合演习。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其中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国的同意。协定中涉及的地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大陈岛。特别是，台湾从1953年初加紧向美国提出双方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并频频与美方交涉。台湾方面还故意向新闻界透露消息，造成美台正在谈判此事的印象，以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与此同时，台湾不断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并发动“反攻大陆”的宣传攻势。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警惕。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在日内瓦召开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虽然就恢复印支和平问题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在越、老、柬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签署了日内瓦宣言，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未能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也未在日内瓦宣言上签字。7月15日，美众议院通过重申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决议。这表明美国的反华立场和政策并未改变。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认为，需要提醒人们注意，台湾问题并未解决，不能承认在美国军事干涉下领土分裂的现状。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台谈判的细节尚不清楚，也无从知道美蒋在“保卫”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只是认为美国的意图是要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并进一步从台湾这条战线威胁中国的安全，因此感到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击败美蒋的合谋。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了重要分析，认为：“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在东南亚、印支问题解决之后，美国的孤立会继续发展。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立条约的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其目的就是迫使它跟台湾不要订立条约。”会议还进一步认为：“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变的余地”。
基于这种精神，中国政府进行了强大的宣传攻势。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社论还提到了美蒋正在谈判签订安全条约的事。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容许别国干涉。8月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亦积极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传递信息，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不希望美国与中国为敌的愿望。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在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后，又提出请英国做一下美国的工作，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这表明，中国方面是不愿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
但是，美国方面对中国政府所发出的信息并未加以重视，反而对签订美蒋条约谈判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了与政治上的攻势相配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4年8月向华东军区发出了炮击金门的命令。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炮击金门的炮兵阵地和附近海面的舰船。9月22日，中国军队再次以急促的火力炮击金门。10月10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同时声明，中国为保卫国家安全，反对美国对台湾的阴谋活动，决定解放一江山、大陈岛屿等沿海岛屿，并对金门国民党军队实行惩罚性打击。
炮击金门之举引起美国方面极大震动，杜勒斯认为台湾海峡出现了“危机”。由于美国方面不知内情，对此感到紧张，以为中方真的要夺取金门，甚至进攻台湾。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建议增派美国军队以保住金门，并动用海空力量和蒋介石一起袭击中国大陆的港口和机场。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台湾，不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美国保卫台湾的“地区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那么战争的危险自然将增加”，从而可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于是美方力主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马祖。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并声称如果从金、马撤军，将大伤士气，台湾也将保不住。美蒋矛盾显现出来。然而，就在此关头，中国方面却将攻击的锋芒指向国民党盘踞的浙江沿海诸岛，于11月1日轰炸大陈岛，并出动舰艇至浙江海面，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驱逐舰。于是，美蒋加快了谈判步伐，于1954年12月2日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缔约国之领土遭到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条约的适用范围为台湾和澎湖，以及可以经美蒋双方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它领土。
中国政府绝不会承认这个条约。在发表声明谴责美蒋行为的同时，决定解放大陈岛，进行军事方面的斗争。为此要首先攻占大陈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1955年1月18日，中国军队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全歼守岛国民党军1000余人，并迫使美国撤走了它的舰队。此举使美国十分震惊。美国一方面急切呼吁通过联合国斡旋，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另一方面将大批军队调集台湾，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甚至还威胁使用核武器。然而毛泽东并不畏惧美国的战争威胁，他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不过，中国方面还是在军事上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力争不扩大事态，在攻占一江山岛后，暂缓实行进攻大陈岛的计划，尽管还继续猛烈轰击大陈岛。
美国在军事威胁和通过联合国斡旋停火都未奏效后，遂于2月5日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毛泽东决定不在敌人撤退时予以打击，让敌人安全撤走。2月12日，驻岛国民党守军2.5万人和岛上居民1.8万人在美舰运送下，全部撤退完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月13日进占大陈岛及外围的一些岛屿。至此，浙江东部诸岛全部解放。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结束。
在这次危机中，中方通过炮击金门和解放沿海诸岛的行为，重申了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而且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对大陆进行骚扰的据点，由此改变了沿海地区的安全环境。但是危机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疑虑，特别是使中美对抗险些走向战争。
1954-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之后，美国更进一步加强了同台湾的军事联系。1955年3月，《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开始生效。据此条约，美国加强了美军在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在台湾派驻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将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充到2600人，美空军第13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1957年5月，美军又在台部署了可携带原子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严重关切，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但是美方并不理会中方的态度。1957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面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与此相配合，国民党军队举行了有11万人参加的代号为“昆阳”的全岛军事演习。同时，蒋介石集团继续叫嚣“反攻大陆”，特别是自1957年以来，加强对大陆及沿海的骚扰和破坏活动。到1958年夏，在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0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1/3。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敌视态度有增无减。1956年1月17日，杜勒斯声称，如果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澎湖，“那么我们将进行战斗”。1957年4月20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美国政府还多次表示，将继续坚持其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些事件促使毛泽东开始考虑用什么方式重新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摆到国际社会面前。
正在此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反对亲美的夏蒙政权的革命，7月4日，起义人民包围首都贝鲁特。14日，伊拉克爆发了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15日，美国以“保卫黎巴嫩主权”和“保卫美国人的生命”为名，公然出兵黎巴嫩，对黎巴嫩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集团也乘此机会，企图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国民党军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驻守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军事演习，并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既可以配合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也可以给蒋介石集团以惩罚性的打击，并以此试探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毛泽东曾这样讲过炮击金门的意图：“这次炮击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此外，当时中国国内正处在“大跃进”的前夜，毛泽东也有借助炮击金门来调动国内人民积极性的意图。他强调，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和空军入闽的命令。8月23日，中国军队开始炮击金门。3个炮兵师在85分钟内发射了41000发炮弹，大小金门完全被中国炮火封锁，金门与台湾的海上通道被切断。炮火中，国民党军队伤亡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被打死。首次炮击持续了10天。9月3日，毛泽东决定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适用于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以及台湾、澎湖和其它中国岛屿。
美国方面搞不清中国炮击金门的意图，立即调集100多艘舰只、200多架飞机增援台湾地区，许多是从地中海调来。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从中东移到远东。美国对炮击金门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在向台湾地区增派兵力的同时，美方还决定，为使近海岛屿免遭重大袭击，“在总统命令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原子武器”。9月4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总统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一起分析台湾局势，得出的结论是：中共的计划旨在拔除国民党在台湾的基地和各沿海岛屿，甚至可能有更为远大的目的。如果金门被攻占，将会打击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威信和军事能力；如果金门、马祖、台湾相继丢失，太平洋的反共壁垒，如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印尼、马来亚、老挝和缅甸将受到严重然危害，完全处于共产党影响之下。因此美国不能坐视不管。但是他们又认为美国如果进行干涉，就要准备“不得不冒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据此，杜勒斯于当日发表声明，威胁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协防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地，并声称美国已做出军事部署。
针对美国的威胁和军事部署，中国一方面对美国进行谴责，另一方面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岛屿，这是对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同时宣布，鉴于美国已经指派了大使级代表，又表示愿意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
其实，中国此时并不清楚美国究竟会在台湾问题上卷入到何种程度，于是毛泽东决定继续炮击金门，以便进一步检验美蒋关系的深度。持续了10余天的炮击使金门岛上蒋军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蒋介石在接到金门守军的告急后，请求美军护航，想拖美国下水。9月7日，美蒋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进行护航，向金门运送给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其用意是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如何。美国到底能在海峡危机中介入到什么程度。结果，一遇炮击，美舰不但未开火，反而丢下蒋舰和运输船只，掉头逃跑。这表明，美国并不想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后，中国军队继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即：只打炮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致死，保持对金门的强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在华沙的谈判，进一步摸清美国的底牌。最后毛泽东断定：美国要保台湾，但不一定要保金门、马祖，美国有可能放弃金门、马祖，以换取中国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存在。
毛泽东的判断很正确。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表示美国不愿为了金门和马祖而进行战争，并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如果有了停火，那么在金门、马祖这些岛屿上“保持这批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不明智的”。这就是所谓的“脱身”政策。但这个政策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美蒋之间产生矛盾。中国方面则认为，杜勒斯建议的实质是想用放弃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对台湾海峡现状的承认，亦即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并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据此，中国政府改变了原来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计划，决定“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让美国不能从金门、马祖脱身”，“使美国当局背上个包袱”，“我们暂不收回这些岛屿，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中国军队暂停打炮两天，并起草了6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面对中国的打打停停的做法，美国方面有些不知所措。10月20日，杜勒斯赴台湾，准备迫使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但就在他到达台湾前夕，中国军队又因美舰为蒋军护航而恢复了炮击，使杜勒斯的使命未能实现。蒋介石根本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并大骂美国靠不住，对不起他。看来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蒋介石集团同中国人民有共同点。10月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中国人民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同时宣布在国民党不让美国人护航的前提下，逢双日停止炮击，以便金门诸岛能得到充分供应。从此，炮击金门变成了纯粹的政治仗，不但双日不打，就是单日打炮，也不打阵地和居民，只打到海滩上。蒋军回炮，也同样只打到海滩。后来又发展到每逢年节，对金门停止炮击3天，蒋军也同样处理。炮击金门成为中、美、蒋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实际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共同抵制美国的使大陆与台湾隔绝的计划。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反对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0月25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艾森豪威尔决定，只要中国在双日不开炮，美国将不参加护航活动。至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缓解。12月10日，美国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军。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仍然是起因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危机中，中美关系再次达到军事对峙的程度，以至于美国再次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只是美国怕国际舆论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才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危机中，中国方面也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并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击破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三、越南战争：中美暗中角力
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后，中美对抗与较量的主要场所由中国的东面转到了南面，即越南。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角力与斗法，构成了整个60年代中美对抗较量的主要内容。虽然中美并未在越南直接地、正式地进行热战，但两国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完全可以和朝鲜战争相比拟。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从1961年5月开始，到1975年4月结束，长达14年。这是第二次大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局部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共投入60余万人，其中30余万人受伤，5.6万人死亡；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损失飞机7000多架，耗用军费2000多亿美元。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大量的物资和军事援助，金额超过200亿美元；特别是1965年7月至1973年8月，先后派出防空、工程、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32万余人，秘密进入越南，援越抗美，8年间共伤5000人，亡1100人。这是抗美援朝之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实际上，中美在越南的角力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二战结束后，1945年8月下旬，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胡志明领导下，举行了八月革命，取得胜利。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并宣布与法国脱离殖民关系。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却试图卷土重来。刚刚赶走日本侵略者的越南人民又展开了抗法战争。美国从意识形态和全球战略出发，全面支持、援助法国；而中国则坚决支持、援助同志加兄弟越南。美国向法国军队提供了达12亿美元的战争援助。而中国则不仅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支（挺），火炮3692门，以及部分弹药、器材、粮食等物资，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协助指导抗法战争。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法国侵越战争结束。按照美国的本意，它宁愿法国坚持打下去，而不愿看到南越的一部分丧失给共产党。所以，日内瓦协议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作是完成共产主义一大扩张步伐的灾难。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艾森豪威尔还宣称，这些协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美国不是协议的一方，不受它的约束。这为美国后来卷入越南埋下了伏笔。在冷战格局下，美国肯定要介入越南事务的。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论”，认为，如果共产党统治了整个越南，则整个印度支那防线就会发生“多米诺效应”，以致于全部沦陷。美国决策层还认为，越南的人民斗争，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策动和援助引起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南越获胜，整个印度支那就会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甚至还认为，如果美国力量退出越南，莫斯科和北京就会来填补力量真空，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由此可见，美国干涉越南，其矛头也是对着中国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舒尔辛格所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的。”
法国从越南撤军后不久，美国就迅速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对越南进行渗透。1954年9月，在美国策划下，美英等到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政权划入该集团的“保护区”。1955年10月，在美国支持下，南越吴庭艳集团成立了“越南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反对吴庭艳集团的统治。1960年12月，实际上由越南劳动党领导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领导人民从事游击战争。中国政府率先承认了该组织，同时从各方面向越南南方人民提供物质援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壮大。美国见单靠傀儡政权不行，于是亲自出马，发动侵越战争。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直是美国干涉越南的最积极鼓吹者。在1956年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如果赤色浪潮淹没南越，东南亚其他国家乃至印度、日本都会受到严重威胁。他还认为，南越是在亚洲试验和示范民主的场所，是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样板，它的失败将在整个亚洲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南越还是“反叛乱”的试验场所，成了按美国方式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试金石。他要通过南越向“拭目以待的世界”表明，代表未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此外，肯尼迪是民主党人，民主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受共和党的攻击，被说成是软弱，应负“失去中国的责任”，肯尼迪政府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亲共派”，因此要在越南问题上表现一下，以表明民主党在反共上更强硬。
1961年5月1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派遣400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100名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开始长达14年的侵越战争。不过，直到1965年2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南方进行，被称为“特种战争”阶段。战争主要特点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以南越西贡当局军队为主体，进行所谓的“反游击战争”。“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马上公开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同苏联的关系破裂，与印度的关系日益恶化，周边安全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威胁。不过，中国领导人认为，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东南方向，而美国则是造成威胁的首要根源。虽然中苏关系在1962年新疆地区发生边境事件后更趋紧张，但中苏之间的矛盾主要还是集中在控制与反控制问题上。而且，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苏联“变修”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主要敌人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据此，中国对越南的抗美斗争给予了积极的、巨大的支持。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3年3月，中国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军事代表团赴越，同越南领导人共同研究中国如何援越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曾访问过越南，鼓励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越南领导人，表达中国支持越南的立场。在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支持和声援下，美国的“特种战争”归于失败，到1964年，越南南方人民共歼灭敌人22万人，其中美军3500人，击敌机2000架，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力量发展到20万人，控制地区包括南方4/5的土地和2/3的人口。
“特种战争”的失败强化了美国决策层原来对中国及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看法。他们确信，共产主义在南越的胜利将给整个亚洲带来急剧的影响。这不仅会助长中国已经树立起来的非凡的自信心，也会提高其作为一个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声望。中央情报局认为，共产主义在南越的胜利将证实中国的断言，即美国是一只纸老虎。此时，肯尼迪已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完全继承了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和对华政策。1964年8月4日，“北部湾事件”发生，美舰在北部湾海面与北越舰艇发生激战，次日，美国第七舰队舰载飞机轰炸北越沿海地区军事设施，战火烧到越南北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升级。8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即北部湾）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军的任何“武装袭击”。12月，美国空军实行“横滚”作战计划，出动飞机轰炸“胡志明小道”沿线地区。
越南战争的升级，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深切关注。他们认为，越南战争由南方扩展到北方，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权力。”声明还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件事在美国引起极大震动。美国总统约翰逊说，这是“世界历史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他说，“即使共产党中国最后发展了一支可靠的核力量”，也不会影响美国“对付共产党中国的侵略”的决心。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宣称，美国的战略核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摧毁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国务卿迪安·腊克斯称，“美国目前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中国……手中有了核武器的问题。”
1965年3月，经总统约翰逊批准，美国对越南北方实行“滚雷计划”，轰炸升级；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越南中部的岘港登陆。这样，美国在越南进行的以西贡军队为主体、以“反游击战”为特征的“特种战争”，终于完全发展为以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反华声调也进一步升高，2月1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许多美国报纸也声称，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对北越军队实行“穷追”，作战中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言外之意就是可以运用核武器。美《幸福》杂志刊登的《太平洋战略》一文中说，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反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反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更为严重的，美国军用飞机还连续飞越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使中国军民屡有伤亡。中国感受到了强烈的军事威胁。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由潜在、间接的威胁，变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
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指要对中国进行轰炸——笔者注），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将“给浴血战斗着的英雄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同时我们也时刻准备着，当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我们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消灭美国侵略者”。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北越向中国提出了派兵入越参战的请求。1965年4、5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和越南劳动党领袖胡志明先后来华访问，要求中国扩大物资援助规模，并向南越派出支援部队。此时，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已经不同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认为，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他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原定的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上的经济建设计划。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经济建设计划，一国防、二农业、三工业，把国防提到了第一位。但是，在是否出兵越南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进入越南北方。中国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把地面战争局限在越南南方的范围内，把美机的空袭控制在越南的范围之内，并给入侵者以坚决的打击。这种作法，既达到了出兵的目的，又可以在外交上给中美双方留下回旋余地，因为名义上中美还不是交战国，中美对抗只是间接的。
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这些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协助防空作战，保护交通运输线，维护抢修铁路、公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和铺设输油管工程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中国的援助，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也打击了美国。经过几年的战争，美国没有达到既定的作战目的。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并且在国内引起广大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从1968年春开始，美国逐步使战争降级。3月，美国宣布，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范围，限制在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5月，北越和美国在巴黎开始进行和平谈判。10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炮击和海上袭击。11月，越美两方的会谈改为北越、美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越西贡政府的四方会谈。1969年1月，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7月，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从越南撤军。此后，美国军队分批从南越撤出，美国飞机继续保持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同时，美国帮助西贡政权扩充军队，更新武器装备。越南战争转变为以西贡军队为主体、“以当地人打当地人”、“边打边谈”的阶段，即战争“越南化”阶段。1973年1月，巴黎会谈四方签订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于1973年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越南人民军和其他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全部占领越南南方，越南战争宣告结束。至此，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无偿援助。
中美在越南的间接对抗，给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遭受了惨重损失。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动用了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和1/4的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外的所有先进武器。战争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物力、财力的损失。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361亿美元的庞大的财政赤字。越南战争使美国国内陷入持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许多学者都将越南战争作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最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重点本来是在欧洲，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然而越南战争却使美国的主要注意力放到了亚洲，中国成了主要对手。美国实际上是偏离了重点战略方向，这无疑有利于苏联改变与美国的力量对比。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迅速崛起，扩展了其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仅拥有洲际导弹约40枚，而美国则拥有200多枚。到了1969年，苏联已增加至1016枚，赶上了美国。对中国来说，越南战争给本来就很困难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战争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建设计划，突出国防建设，这无疑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在政治上，参与越南战争，与美国对抗，促进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进而导致更加左倾。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对外关系上，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四面受敌，周边环境相当恶劣。
就中美关系来说，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两国对立加剧，以致于美国将中国看成是主要敌人。不过，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克制，这次对抗并未导致双方的热战。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在越南战争过程中，中美两国领导人有了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力量也有了更深刻而清楚的了解。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此外，美国人也认识到，中国并不是象他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中国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一个平衡力量。正是因为如此，越南战争成了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越南战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战争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四、对抗中的接触：缓冲器与测试仪
在中美对抗的年月，两国之间并不仅仅是通过炮声来沟通信息。在对峙之中，也有外交上接触。正是这种接触，才使双方互相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两国领导人才会在对抗中保持相当的克制，不使对抗达到难以挽回的程度。而且，这种接触也促进了后来两国关系的缓和。并不象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所认为的那样，两国关系缓和之前，双方的接触是无效的。基辛格那样说实际是为了抬高他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作用。
中美之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应该算是在日内瓦会议上。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虽得以缓和，但和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南北方的敌意仍然存在，美军也继续驻在南朝鲜。与此同时，印度支那战火一直没有停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讨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但是美国仍对中国抱有敌意。开始它对中国参加会议横加干涉和阻挠；而后，又无理提出中国虽参加会议，但是不能享有同英、法、苏等大国的平等权利；最后，美国看到无法阻止中国参加会议，便无可奈何地单方面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曾下令不准美国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流传甚广的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故事虽无从考证，但完全有这种可能，那是当时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会议进行一周后，身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便回国，由副团长代行团长职责。
但是，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中美两国都需要重新认识对方。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从苏联代表莫洛托夫那里了解到，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史密斯曾向其表露过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不满情绪，他认为美国敌视中国是不现实的。而周恩来一向主张“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于是有了周恩来与史密斯在会议休息大厅的接触。5月下旬，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获此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请英国转告美方：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直接进行接触，没有必要通过第三者。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经英国代表团成员的斡旋和安排，从6月5日到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日），中美代表共进行了6次接触，双方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商定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中美之间仍保留一个联络的途径，这就是自9月2日起，双方将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虽然成果有限，但开了中美接触的先河，这是日内瓦会议上的一次“意外收获”。
关系缓和之前中美之间接触的主要内容还是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的近15年时间内，中美之间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地点先是在日内瓦，1958年移至华沙。直到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为止，这些会谈是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之间进行联系的主要渠道。在这期间，美国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的合法政府，此外还发生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事件。
在136次会谈中，只达成了一项协议，即1955年9月就遣返侨民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这项协议被称作“协议声明”。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要么是向对方提出论战性的反驳材料，要么就是向对方发出就某一特殊事件表达己方观点的通知。正因为这样，有人将其称为“聋子的对话”
台湾问题既是中美会谈的主题，也是会谈的主要障碍。实际上，第一次会谈是由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促成的。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本想通过此举表达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进而阻止美台防御条约的签订。但结果却促使美国政府不再犹豫，急忙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条约。之后，危机加剧，中国军队按照原定计划占领了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但是，尽管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较量过了的中国和美国，都无意再打一场新的战争。中国领导人表现了应有的克制和理智，在显示了决心之后，适时地将政策转向寻求缓和。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不到百字的声明出人意料，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与会国家代表和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周恩来的声明为中美会谈开辟了道路。
此时，美国方面也正为实现台湾海峡的“停火”寻找出路。4月8日，杜勒斯在会见菲律宾罗慕洛将军时表示：“假若中共宣布他们无意进攻台湾，同时同意结束一切敌意，那么我们对金门和马祖的政策也是可以改变的。”周恩来声明发表的当夜，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回应的声明，其中提到：“假如共产党中国具有诚意，那么有若干明显的步骤可供其采纳，以澄清并证实其善意，包括：在上述地区（即台湾地区——笔者注）立即停火；或释放美国飞行员及其他被不正当拘留者；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参加如何结束台湾问题敌对状态的讨论。”声明中表现出美国也希望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并且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
4月3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中国方面的政策框架。报告强调：“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随后，周恩来又在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和英国驻华代表杜维廉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方面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中的原则和政策。第一，和缓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第二，中美双方还应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第三，中国既愿意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这两种谈判属于不同性质。
7月中旬，经过英国斡旋，中美双方确定将原来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亚历克希斯·约翰逊。为了营造良好的气氛，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国决定提前释放11名在押的美国飞行员。美方表示感谢。随后，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中方最初的目的是要讨论台湾问题，但为了使会谈先进行起来，中方做出妥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从8月4日到9月10日，历时近37天，双方会谈了14次，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双方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各说各的理的“协议声明”。这是长达15年、总共136次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所取得的唯一协议。这份协议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之前，中美两国之间达成的唯一正式协议。在第一阶段会谈中，已经显露出会谈的主要障碍所在。美方十分注意坚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立场，即使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也会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
1955年9月中旬，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入第二阶段。但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中方提出了禁运问题和准备更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但美方态度消极。杜勒斯致电约翰逊，称中方提出的问题没有“价值”，美方“不考虑”进行“高级会谈”事宜。美方先是提出所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士兵的问题，试图拖延谈判。由于双方的目的和立场差异甚大，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此后，中方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谈，使中美关系有所松动。但美方始终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为由，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的第73次会议上，美方试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委派不具备大使身份的人为美方会谈代表，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在此后的半年时间内，美方既不派大使级代表谈判，又不声明终止谈判。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僵局和中断，促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毛泽东感到与美国人接触有悖于他的一贯对美政策，进而认为，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同美国斗争，进而有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美国一直在恢复谈判问题上扯皮。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日内决定派遣大使级代表参加已商定的大使级会谈，否则，中方就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意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破裂。次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谈话，声称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声明。此后，美国硬是在复会地点和日期上做文章，拖延恢复会谈。最后，会谈终于在1958年8月13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后，于9月15日在华沙恢复。在华沙的会谈直到1970年2月才终止。
由于美国并未改变原来的态度，并且采取了拖而不断的方针，在华沙的63次会谈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这些会谈毕竟使双方保持了接触的渠道，便于对抗的双方增进相互的了解，更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意图。正因为这样，这些会谈发挥了“对抗中的缓冲器和测试仪的功能”。会谈在华沙恢复时，恰逢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当时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岛屿撤走，因此周恩来十分注意从中美会谈的情况中发现美方的意图。正是从会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中国领导人摸清了美国的底牌，进而调整了原来的攻占金门、马祖的计划，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要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这种缓冲器和测试仪的功能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也发挥过作用。1962年6月，中国周边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还存在着一些困难，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看美国人的态度如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的冒险行为。于是周恩来指示中方会谈代表王炳南，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立即以喝茶聊天为名约当时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兼美方会谈代表卡伯特到官邸会面。在谈话中，王炳南提出，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指出蒋介石窜反大陆的准备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立即表示美国并无此意，并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他还说，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还提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中美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些信息对中国领导人作出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王炳南在总结中美会谈的经历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联系得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于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实现中美关系缓和问题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66年3月，在中美大使会谈第129次会议上，中国收到了美国约翰逊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美方代表、新任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称：“美利坚合众国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而在此前的128次会谈中，从未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词语。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已处在“文革”前夕，当中方代表王国权将这一信息报告回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
“文革”使中美大使级会谈受到了一定影响。1967年6月，王国权回国参加“文革”，会谈无法在原级别基础上进行。1968年1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陈东同美国大使举行了第134次会谈。此后，由于种种原因，第135次会谈被一拖再拖。不过，中方一直在寻找机会恢复会谈。周恩来一再强调要保持“华沙渠道”。1970年1月20日，在尼克松政府开始转变对华政策的情况下，中断了将近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第135次会谈在华沙举行。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表示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并提出了举行更高级会谈的可能。从这次会谈起，双方不再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地点，而改为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2月20日，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了第136次会谈。会谈中，中方代表转达了国内的指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以接待。这次会谈实际上成了最后一次。由于美军于1970年3月入侵柬埔寨，中国方面推迟了原定举行的第137次会谈。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和基辛格商定，将巴黎作为今后双方秘密联系的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于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美关系史上的特殊一页，完成了它的使命。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判时间之长，经历之曲折，方式之独特，交锋之激烈，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五、龙鹰相争：日本做了渔人
俗话说，鱼蚌相争，渔人得利。50-60年代的中美对抗，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说是苏联和日本。虽然在冷战的大棋盘下，特别是在50年代，中苏为一方，美日为一方，在东亚地区形成对抗的格局，但是在这一地区，中美对抗更为直接、激烈，构成对抗格局的主要内容。而对抗格局中的另外两家，则成为得渔人之利者。其中日本所得之利更为直接、显著。日本从中美对抗中受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积极扶持日本；二是日本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发了战争财。日本能在二战后迅速复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中美对抗不无关系。
二战后初期，美国虽然实现了独占日本，阻止了苏联势力对日本的渗入，但美国的对日政策的基调还是将日本作为前敌国来加以约束和改造，以防止“再次出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对美国极为有利。按照雅尔塔协议，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被划归美国的势力范围。有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作美国在远东的盟友和基地，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地位自然就相对次要一些了。可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打破了美国最初的如意算盘，促使它把目光转向日本，改变对日政策，将昔日的敌人变成盟友。1948年10月9日，杜鲁门总统批准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3号文件。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将过去的限制、约束日本的政策改为扶持日本的政策。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完成。
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导思想转变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促进日本经济的复兴。当时，日本经济的实际状态非常困难。1947年底，日本的工业产量只有1930-1934年平均产量的45%，出口量只有同期平均数的10%，进口量大约是30%。为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减缓日本战争赔偿。二战后，美国为了惩罚日本的战争行为，根除日本战争潜力，曾制定了严厉的赔偿政策。1945年12月，杜鲁门批准了有关日本赔偿问题的“保莱报告”。报告提出，日本的“过大工业能力”应受到限制，拆除工业设备作为赔偿，拆除后所允许的工业水平应是1926-1930年的水平，应付赔偿总额为9.9亿战前日元。这项工作已着手进行。随着冷战的加剧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先后派出多个调查团到日本，为其实行减缓战争赔偿寻找根据。经过多次调整，1949年5月12日，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向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发表了美国政府声明，公布了美国的新的赔偿政策。第一，停止实施30%先期赔偿拆迁方案；第二，撤回美国政府过去向远东委员会递交的有关赔偿分配比例的方案；第三，美国政府无意再实施有关赔偿拆迁的新措施；第四，日本作为赔偿的已拆除的工业设备，将用于日本经济复兴；第五，与赔偿问题相关的日本工业水平限制问题将解除；第六，美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提出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新提案。美国代表的这个声明，遭到了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一致抗议和反对，特别是中国、菲律宾等国反应十分强烈。但是由于美国处于单独占领和管制日本，操纵日本政策制定大权的特殊地位，这些国家都无可奈何。
其次，放宽和取消对财阀的限制。二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强制实行解散财阀、打破垄断的计划。1947年12月，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下，日本国会通过了《限制经济力过度集中法》。根据该法令，有325家大公司被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列入调查名单。但是，从1948年初始，美国解散财阀的政策开始逆转。列入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调查名单的300多家公司被豁免。到1948年8月止，只有11家公司被拆散成为若干较小的企业，6家公司奉命更改了结构与活动方式。1949年6月，日本政府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下公布了日本新《银行法》，密切了日本银行与私营银行以及私营企业的联系，大大增强了日本私人银行资本和企业的实力。8月3日，麦克阿瑟宣布排除经济过度集中审查委员会的任务已经结束，这等于正式宣告解散财阀工作的结束。
第三，加速扶植日本经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日本制定经济政策，二是援助。1948年12月，麦克阿瑟根据总统的指令，向日本吉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实行美国提出的“争取经济稳定计划”，即经济稳定九原则。主要内容是平衡预算、加强税收、冻结工资、控制物价、增加原料和制成品的产量等。1949年2月，有“经济沙皇”之称的“盟军最高统帅特别财政顾问”约瑟夫·道奇提出了一项全面紧缩的计划，称“道奇路线”，此计划被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占领日本后，便开始对日本提供援助。但1948-1949年度，援助额明显增加，由1947-1948年度的37500万美元增加到53000万美元。不过到1949-1950年度，援助额又下降到43800万美元，表明日本经济已开始好转。
除了扶植日本的经济外，美国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保护右翼势力，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1948年之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整肃工作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明显放宽，许多原来被列入整肃对象的人相继被解除整肃。1948年5月前遭整肃的20万前日军军官和法西斯团体头目，到后来有95%以上都相继解除了整肃。不仅如此，整肃对象由右派明显地转向左派，即开始了所谓的“赤色整肃”。1950年6月，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解除日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政府中的公职。6月26日，日本政府又下令“赤旗报”无限期停刊。此外，劳工运动也受到限制，劳工组织的干部受到整肃。
在重新武装日本方面，美国政府更是积极主动。朝鲜战争前，美国官员曾提出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遭到吉田首相的拒绝。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逐步调往朝鲜战场。6月27日，美方再次向日本提出建立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得到日方同意。此后，“警察预备队”不断扩大，并于1952年8月改编为“保安队”。1957年7月吉田内阁宣布正式成立“防卫厅”，“保安队”改称为“自卫队”。1948年4月，日本政府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肯下制订了《海上保安厅法》，设立海上保安厅，下设海上保安队，从事取缔偷渡和走私活动。朝鲜战争后，海上保安队也得到扩大，其船只拥有数从25艘增加到200艘。
中美对抗和朝鲜战争还大大加快了美国对日媾和的步伐。杜勒斯在谈到对日媾和的基本原则时曾强调指出，对日和约必须要“确保日本附属世界自由国家，确保它在抵御共产党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中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定下了和约的基调。正如旧金山对日和会的主持人美国代表团团长艾奇逊所说：“对日和约本身将是一纸重建和平的简短的文件，没有写下惩罚性的条款，也没有要日本承担赔款、由外国占领或限制军备。如果双方同意，将由一项双边的美日防御条约规定如何由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保护，以及在日本建立军事设施。”1951年9月4日，在美国的一手包办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并于9月8日签订了《对日和约》。中国、朝鲜、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排斥在会外，印度、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波兰、捷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和约变成了美国与日本的单独和约。和约签订5小时后，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在和约和本条约生效之日，由日本授予、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陆、空、海军之权利。”1952年2月28日，美国同日本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全国各地无限制地设置陆、海、空基地，由日本分担驻军费用；在基地内外，驻日美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等。这些条约虽然使日本成为一个实际上半独立、半被占领的国家，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继续控制着日本，但是却使日本取得了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从而得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军费开支少分不开的。此外，美国单独对日媾和，还使日本减少或消除对许多国家的战争赔偿找到了借口。
中美之间在朝鲜和越南的直接和间接战争，还为日本发战争财提供了机会。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动员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为朝鲜战争服务。美日媾和后美国的首任驻日大使罗伯特·墨菲评论说：“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将四个岛变成了一个大的供应基地”。日本为联合国军提供的“特需供货”，到1950年底已达14900万美元，日本的生产到了10月份首次突破了战前的水平。越南战争期间，由于美国经济实力已下降，日本在物资供应上的作用更为突出。仅1966年，日本从越南战争中受惠估计在20亿美元以上，其中特需收入就达12亿美元左右。在战争的其它年份，特需收入也达10亿美元左右。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认为，越南战争特需订货成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巨大动力。越南战争中的特需，再加上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援助及朝鲜战争中的特需，对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6年至1968年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1950年至1960年间，由日本提供的“军事供应”总额达601200万美元。如果说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向中国索取的战争赔偿是日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财政基础，那么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所得到的实惠则成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大起大落：美国因素制约下的中日关系
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缓和、中日复交前，中国与美日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但中日关系还是不同于中美关系。就三角关系来说，美日两角虽然距离非常近，但并未重合。三角关系还是存在着的。这体现在中国的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的起落变化上。虽然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政策，但中国一直努力发展中日关系，而且曾两度走到恢复邦交的边缘。然而，由于美国因素和中美关系的制约，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最终没能发生质的飞跃。
一、日本也是受压迫者：新中国眼中的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新中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制定。虽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曾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中日之间有着很深的民族仇恨，而且二战后日本采取了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建国初期，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对中国来说，中美矛盾已取代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同时，在中国领导人的眼里，日本已处于受欺侮、受压迫的境地，正在变成美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日本对中国的安全不仅构不成直接的威胁，而且还是不同于美国的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在1951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日本虽然被列为防止侵略的对象，“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但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一点周恩来后来有明确说明，在条约缔结一个多月后，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条约将主要矛头直接对准日本主要是因为中苏与日本还未结束战争状态，表面上日本还是公开的敌人。而且日本是战败国，声名狼藉，将矛头对准它有助于得到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同情。
基于主要矛盾转换和日本地位的变化，中国对日基本方针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直至重建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点周恩来在1954年阐述得最为明确：“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建国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点是：1、反对美国制造的片面对日媾和，力争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协定缔结共同对日和约；2、反对美国长期占领日本和重新武装日本；3、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缔结和约；4、将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开来，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与中日友好所进行的斗争；5、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打破美日政府的“封锁禁运”。上述这些政策在1949－1953年的一系列中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评论等文件中得到阐述。
中国政府为贯彻上述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前三项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并且在1952年前是重点。1950年4月26日，中国发表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其中有：“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长期占领日本及把日本变成殖民地或附属国，完全实施波茨坦宣言，早日缔结对日和约！”从1950年10月美国提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备忘录到1952年5月“对日和约”生效和“日台和约”签订后一周，周恩来外长4次发表声明，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原则，指出中国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台和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多次发表社论和文章，一些社会团体、知名人士也发表文章或公开信，反复申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1951年5月7日，中国1.8亿人游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7月18日，中国3亿人（占总人口71.5％）参加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投票。
总的来看，在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签订之前，中国政府曾试图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国家关系，并没有把日本当成威胁和敌人。然而，日本政府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却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了“和约”，进而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样，中日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二、“日台和约”：日本求“小”失“大”
日本战败后，虽然处于美国的控制下，一度失去了外交上的自主权，“日台和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但是日本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签订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日本自己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战败后的日本并没有彻底吸取教训，完全转变对中国的态度。吉田内阁一开始就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早在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吉田茂就致信麦克阿瑟，声称“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并说：“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国民性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对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和远东的稳定力量”，把日本摆在中国革命对立面的位置上。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为之震动。日本官方借机配合盟军总司令部进行反苏、反华、反共宣传。其中一个重要宣传材料就是：在日苏中立条约还有效的期间，苏联竟单方面废弃条约而向日本宣战，割取日本固有领土千岛作为参战的代价；参战后进入满洲作战的苏联官兵在各地掠夺日本人的财产，凌辱妇女；此外还造成几十万日俘的死亡。日本官方的宣传有些是强词夺理，比如苏联对日宣战是应美国的要求并且有《波茨坦公告》为依据的。而且当初苏德交战时，日本就打算进攻苏联，已经破坏了日苏中立条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吉田政府于当年7月14日在第八届临时国会施政演说中，声称要对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的行动给予“合作”。随后，吉田政府积极参加美国对华禁运封锁，并且迅速把日本变成了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供应基地。如果没有日本作供应基地，美国是很难打下去。正如美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墨菲所说，“如果没有这一招（指把日本变成供应基地——笔者注），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此外，在朝鲜战争中，日本还把海员和铁路人员秘密派到朝鲜，起了很大作用。墨菲评论说：“这是绝密，如果联合国军没有熟悉朝鲜情况的几千名日本专家的协助，要呆在朝鲜，必然遭到各种困难。”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苏两大阵营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发生分裂，分歧焦点是全面媾和还是单独媾和。主张全面媾和的苏联和中国认为，对日媾和问题应先在美英中苏四国外长会议上讨论；而主张单独媾和的美国则认为，应先在按多数表决原则处理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上讨论，因为美国确信它可以在远东委员会上取得多数的支持，以便强行通过它自己的意见。此外，美国还企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未予承认的国家而排除于谈判对象之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取得日本的“合作”，积极促进对日单独媾和。1950年11月24日，美国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共包括当事国、联合国、领土、安全保障、政治及通商的规定、请求权（赔偿）、纠纷（有关请求权的纠纷）七个项目。美国采用了与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分别进行讨论对日媾和问题的方针。而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对旧轴心国的媾和，首先应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美英法中苏五大国外长会议按大国一致的原则来处理。根据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则首先要由五大国中的受降签字国来处理。显然，美国的做法不符合波茨坦公告精神。然而，日本吉田政府却支持美国的单独媾和的方针。1951年1-2月，杜勒斯访日时，吉田政府就向杜勒斯表明了他们的意思。1月29日，日本财界的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产业协会、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易会、中心企业联盟、日本经营者联盟及经济同友会共8个团体联名向杜勒斯提出了《关于媾和条约问题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是：赞成单独媾和；日本要尽快完全回到国际社会中去；重整日本军备并与美国缔结有互相援助内容的地区性安全保障协定。2月14日，吉田首相在第十届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将来的媾和条约则希望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公然否定了日本曾接受了的波茨坦公告。日本统治阶级支持美国媾和方针的政策完全确立下来。以后，在中苏两国与美国就对日媾和问题论战期间，吉田密切配合美国，压制国内反对派，实际上参与了论战，对抗中国。对此，周恩来外长曾有深刻揭露。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这一显然违反国际协定义务的计划，是得到成为美国占领日本的政治支柱的吉田政府的支持的。美国政府和日本吉田政府正在互相勾结，阴谋重新武装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将日本再度推上曾经使日本濒于毁灭边缘的侵略道路”。
1951年9月8日（日本时间9日），对日和约签订。由于吉田首相保证迅速就赔偿问题开始谈判，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在条约上签了字。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国拒绝签字，最后算日本在内，共有49个国家签字。和约签订后一周，10月15日，吉田首相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讲了日本的“基本外交路线”，说希望日本在“坚决投靠自由国家群”的同时，“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作出贡献的立场上”。表明他在日本战败之后仍抱着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不放。在对华政策上，吉田的意思是，重点扩大自由国家群与中国的接触，从而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众以接触自由阵营的机会，而唯有同文同种的日本，才愿意率领自由国家群扩大与中国的接触。这种观点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非常相象。只不过是日本要充当这种“演变”的主帅。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2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敌视中苏两国的条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的条约。他还宣告：美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长，遭受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的历史事实，一手包办旧金山会议，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因此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对“两个中国政府”进行选择。此前，日本先解决了承认哪一个朝鲜的问题。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第二条a项，对朝鲜问题只谈到“承认朝鲜独立”，因此究竟是与大韩民国还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也就任凭日本来选择。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下，1951年10月20日，吉田内阁决定承认韩国。在选择“中国政府”问题上，吉田内阁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但它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51年12月24日，吉田首相写信给杜勒斯，保证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准备缔结恢复正常关系的条约”，“无意同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缔结两国间的条约”。他还在信中写明，将要缔结的“日台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现在统治和今后将要统治的一切领土”。1952年1月16日，日美两国政府都公布了吉田的这封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1月22日发表声明，谴责吉田信件是“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继旧金山会议后，“又一次对中国的严重挑衅行为”。然而，吉田内阁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于1952年2月20日开始了“日台条约”的谈判，并于4月28日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条约仍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此外，日本政府还利用蒋介石集团与新中国对抗并急于得到日本支持的机会，没有对中国偿付任何战争赔偿。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也是狡猾地利用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窘境，迫使它们妥协，没有给予充分的赔偿，而且还将战争赔偿变成向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桥梁。
就这样，日本最终选择了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外交承认对象，而将拥有数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置于敌对的地位上。这完全是冷战两大集团对抗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符合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由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日台和约的签订实际上是冻结了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美国搞了个单独对日‘媾和’，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的障碍。”可见，台湾问题也构成了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积累渐进：中国对日外交的新方式
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台条约”的签订，表明日本吉田政府已走上亲美、亲蒋、反华的道路。中日关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正常化。然而，发展中日关系又是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事，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既不因美日勾结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发展而使之倒退，也不因国际环境之险恶而徘徊不前。中国政府坚信发展中日关系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此从现实情况出发，调整了对日的原则和方针政策。首先是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开来；其次是对日本政府，既要看到它屈从美国敌视中国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不甘心于美国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自主的一面，因此对之既要斗争又力求争取。基于这种原则，为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中国政府决定从民间往来做起，展开“国民外交”，日积月累地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官方关系的前进，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
积累渐进，这是中国政府根据中日关系的特殊性而采用的一种发展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方式。关于这个方式，周恩来在1963年10月9日会见已退任的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时作过总结性的论述。他说发展中日关系有4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从我们这方面想，日本最好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这样做有困难。因为旧金山条约是在美国控制下签订的，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很大，日本要废除这个‘条约’，就牵涉到美国的问题，困难多。第二种方式，如果日本不废除日台‘条约’，另外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困难，会造成‘两个中国’，而且比‘两个中国’更坏。这里有个很大的矛盾：台湾说它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我们说我们代表整个中国，当然我们才是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怎么能够同时存在两个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呢？这是极大的矛盾，中国人民决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蒋介石也不同意这样做。国际法上也找不出这种例子。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首相或者外相，来访问新中国，并且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两国之间虽无和约，但可以友好相处，为促进亚洲的和平而努力，战争状态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是最勇敢的做法，但是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没有这种勇气。第四种方式，就是前任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前任首相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是前社会民主党、现属社会党的片山哲先生。其次就是阁下两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着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新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日中关系、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第四种方式，彼此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
新的方针和方式确定之后，中国政府便积极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日中友好的斗争，支持民间交往，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从1952年5月起到1957年岸信介上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这些行动包括：1952年6月签订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1953年发表有关遣送在华日侨的声明并在其后分批安排日侨归日；1954－1955年两次派代表团访问日本；1955年4月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宽大处理侵华的日本战争罪犯。经过不懈的努力，民间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从1954年秋到1957年夏这段时间，日本的各种民间团体代表、各城市代表、有官方背景的代表，约有300个代表团3300人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国方面有约30个代表团、400人次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互访的代表团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妇女、青年、宗教等各界人士。
在积极推进民间外交的同时，中国政府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发展两国官方关系。建国初，中国领导人曾一度把发展中英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点，从1950年1月开始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但是谈判一直无重大突破。1954年12月，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的吉田内阁下台，主张实行自主外交并以“恢复日苏、日中邦交，扩大日中贸易”作为第一诺言的鸠山一郎组阁。中国政府迅速对日本外交的这种变化作出反应，多次呼吁重建两国关系。就在鸠山内阁上台的当日，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将采取步骤使中日关系正常化。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批驳了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错误看法，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应有独立的外交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此后，中国政府先后3次（1955年8月，1955年11月，1956年1月）正式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
鸠山内阁在改善对华关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对两国民间贸易和其它交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鸠山内阁期间，两国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得到扩大，双方互访的规格不断升高。特别是1955－1956年，两国交往日益活跃。期间，日本访华团多达160起，各界人士达2000余名；中国访日团体也不断增加，累计人数200余名；两国民间或半官方的协定缔结了十几个。到1957年春，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57年4月，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访华，与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确认两国政府“尽快、正式、全面地恢复国交的阶段已经到来”，重申社会党“不承认存在着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基本主张。5月中旬，日中友协在日本全国筹办“日中友好月”活动，进一步把扩大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运动推向高潮。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期待，并以实际行动为扩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题为《对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贡献》和《日本民心所向不可抗拒》两篇社论，对这两件事给予高度评价。积累渐进的对日外交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两起两落：中日关系中的怪圈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关系取得了明显进步。然而，鸠山内阁却始终未能在中日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日本外相重光葵还公然否认日本政府曾经接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建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56年2月11日发表公报，同时公布了自1955年7月15日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全部来往文件。《人民日报》还于同月14日发表题为《重光葵不能抹煞事实》的评论。以后，鸠山首相虽然一再表示了“愿意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态度，但是直到他1956年12月下台，没有实际行动。继任的石桥湛山内阁虽然也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但仅存在一个月，便为持强硬反华立场的岸信介内阁所取代。
1957年2月23日，石桥首相患重病，内阁总辞职，岸信介被指定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候选人。3月15日，第一届岸信介内阁成立。岸信介是个极端反共分子，他的外交政策总方针是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并力求成为亚洲的盟主，争当地区大国。为此，岸信介内阁推行了亲近台湾、敌视大陆，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这构成了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源。1957年5月，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期间，奢谈所谓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要各国防备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挑拨各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同月下旬，岸信介在印度又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说中国“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国，而是侵略国”，因而日本“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6月，岸信介在访问台湾时声称，日本与台湾的“密切合作将大大促进亚洲的稳定和进步”，表明日本要“站在自由世界阵营一边，不会走所谓‘中间路线’，决不会走亲近共党的路线”。在与蒋介石会晤时，还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说新中国“对日本的渗透”，比“苏联更可怕”。对岸信介的反华言行，中国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发表谈话，历数了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他指出：岸信介敌视中国，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表诬蔑中国的谈话，这是我们深为遗憾的。岸信介政府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问题始终不予支持，强调要我们的代表打手印，使通商代表团变成非正式的，这是对我国的侮辱，实际上破坏通商代表团的成立。日本政府对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我国人民代表团，提出四条无理限制，这是敌对的不信任的做法。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提出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35000名日本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不友好的行动。上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拿诬蔑中国来讨好美国，以便取得美国的援助，进行重新武装，复活军国主义。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的社论，抨击岸信介“正在把日本带上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关系、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的危险的道路”。
岸信介内阁继续在破坏中日关系的轨道上滑行，其高潮是长崎国旗事件。“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于1958年4月3日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浜屋”开幕，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拿下中国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冲进展览会会场，撕毁了中国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暴徒当夜被警方释放。事后，岸信介表示，日本国内法不能保护中国国旗，也不打算派遣政府代表或特别使节进行解释并取得谅解。态度十分消极。面对岸信介内阁的挑衅，中国政府给予了有力回击。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最近中日关系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岸信介政府屈服美国、勾结蒋帮破坏中日贸易、制造侮辱中国国旗等一系列敌视中国的行动。10日，中国方面通知日本方面，取消已有的合同和商业谈判。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向岸信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采取相应措施，即废除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正在东京谈判钢铁协议合同的中国五金、矿产公司代表团决定停止谈判回国，中国政府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的许可证；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取消由北京市派出的访日和平代表团；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停止演出提前回国。12日，中日贸易全面停止。中日关系倒退回吉田内阁时期。
岸信介内阁时期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虽然与中国当时正值极左思潮占上风有关，当时在对外关系上过于强调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但是主要还在于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
1960年7月，岸信介内阁下台，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就在池田内阁成立的当天，7月19日，池田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谈了他的对华方针：“对中共的政策未必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在其后的两次施政演说中，池田都提出要“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表明池田想要纠正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的错误方针，向鸠山、石桥内阁的对华积极态度方面靠拢。这时正值中国进入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更加剧了中国的困难。中国政府努力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难。日本这个距中国最近的工业国自然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考虑对象。中国政府抓住池田内阁改变对华政策的时机，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民间团体的往来再度频繁起来；民间友好交往领域进一步拓宽；两国之间的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到1963年，中日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恢复到50年代最高水平。特别是，1962年11月，中日双方签署《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使中日贸易和友好往来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两国贸易关系实质上已是半民半官关系；1963年10月，由19个民间团体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1964年4月，中日双方签署了互设贸易联络处和互换常驻记者的协议，使中日交往有了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1月，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取代池田勇人出任日本首相。佐藤在上台前曾表示要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但是上台后很快就变了调子。佐藤内阁阻挠中日往来，破坏中日贸易，大搞反华活动。中日关系再度冷却。
佐藤上台后对中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决定拒绝由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该代表团是应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前往参加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问成功，必将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但是佐藤内阁却拒绝这个发展中日关系的机会。此后，佐藤内阁又多次阻挠中日民间的友好往来。不仅如此，佐藤内阁还破坏中日贸易。1965年2月，佐藤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言，宣布对华出口第二批维尼纶成套设备和日立造船厂货船时，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这是违背原来协议的。此举使上述出口合同先后作废。此外，佐藤内阁还配合美国大造反华舆论，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受到中国政府的抨击。1964年11月23至25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重大行动》、《不知时势的佐藤政府》和《佐藤荣作的白日梦》等文章，历数佐藤内阁拒绝彭真入境、攻击中国核试验、公然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鼓吹“两个中国”等行为。中日关系紧张程度加剧。不过，这一回中国政府在回击日本政府的反华行为的同时，保持了应有的克制，继续寻求对话和交往，尽最大努力维护中日关系，促进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仅1965年一年中，日本有185个团体、4472人访华；中国有55个团体、397人访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曾受日本政府阻挠来北京参加中国举办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文革”初期，中国处于混乱状态，外交受到冲击。即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仍然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民间往来没有中断。1967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签署了《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备忘录》及《1967年度交流计划》。到了60年代末，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更加强了对日民间外交。
中国政府在中美对抗和美日同盟这个框架内，在存在着日台和约这个巨大障碍的情况下，通过积累渐进的方式，推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虽然经过了两起两落，但还是为中日复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中日复交时，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得到了超党派的支持和76％日本国民的赞成。
五、大洋彼岸的美国：隔在中日邻邦中间的一堵高墙
50-60年代的中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并且始终没有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鸠山内阁，推行“自主和平外交”，于1956年恢复了与苏联的正常邦交，但是却未能在恢复中日邦交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的直接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问题”。美国因素是这一时期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美国的操纵下，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国民党政权也未参加）。中国既然未参加对日媾和，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仍在继续。关于中日和约问题，会议决定将来由日本自己选择，出现了由战败国选择战胜国政府媾和这种史无前例的反常现象，根本无视中国人民的权利。起初，吉田内阁在日台和约问题上比较谨慎，不愿过分亲蒋反华，以便为以后的对华外交留有回旋余地。1951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见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驻日代表董显光时曾谈及和约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10月30日，吉田首相在回答国会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说：“日本现在虽然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利，但如何行使这一权利，亦须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国情及中国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打算轻率地做出决定。”
然而，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以美国国会不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相要挟，逼迫吉田内阁选择台湾国民党政权缔约。负责处理对日媾和问题的国务院顾问约翰·杜勒斯还于1951年12月亲自到东京督阵。杜勒斯对吉田施压说：“日本应同台湾仅就其‘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及其临近诸岛——缔结条约”。并敦促说：“关于对台湾政府没有控制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留待将来再行决定”。12月24日的《吉田信件》就是吉田屈服于这一压力的结果。不过《吉田信件》中又“希望最终同日本的邻国中国建立全面的政治的和平与通商关系”，而与蒋介石集团谈判的最初草案，目的在于签订一个通商航海条约，说明日本既要屈从美国与台湾签订条约，又想为同中国建立全面关系留有余地。吉田茂在1957年回忆“日台和约”谈判时，披露了他当时的思想：“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和促进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站在否认北京政府的立场上。”吉田的这种思想虽然有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却有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味道。实际上，这正是他后来搞“两个中国”政策的思想根源。
日台媾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巨大障碍，等于是在政治上冻结了中日关系。此后，美国和吉田内阁都极力压制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签订后不久，美国驻日大使墨菲立即发表谈话，反对实施协议。吉田内阁也扬言，要对访华并参与签订协议的日本议员进行处罚，还散布说这些议员访华之行违反《护照法》。在美日两国政府的阻挠下，《中日贸易协议》的实施日期一再被拖延，致使协议中对华出口的全部甲类、大部分乙类货物均未到位。1952年9月，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时，吉田内阁拒绝发给日本代表团成员护照，在日本外务省静坐申请护照的代表团成员还遭到暴徒的殴打。
在鸠山内阁期间，美国对日本外交也施加了重要影响。1955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给美驻日大使馆一份政策性电报，明确了美国政府对鸠山内阁与中苏改善关系倾向的态度和对策，表示反对日本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反对日本“承认共产党中国”。鸠山内阁的外交重点是日苏复交。由于当时美苏之间出现缓和的大气候，再加日本加入联合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日苏复交又有助于日本加入联合国，因此日苏复交所受到的来自美国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美国还是支持自民党内的反对论和慎重论。如果鸠山内阁解决日中复交问题，很显然会受到来自美国和自民党内亲美势力更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日台有“外交关系”，鸠山内阁还须面对来自台湾国民党政权和自民党内强大的亲台势力的压力。正是慑于上述压力，鸠山内阁在中日复交谈判问题上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尽管如此，由于它实现日苏复交已经违背了美国的意志，特别是在日苏交涉中未能解决领土问题，使日本亲美保守势力大为不满。在亲美势力的施压下，鸠山内阁下台。这一结果促使日本政权转入强烈反华的岸信介手中。美国很快对岸信介内阁作出友好的姿态，邀请他访美，杜勒斯还称他是“战后日本最强有力的政府首脑”。由于岸信介致力于实现日美关系的对等化，而当时中美关系又处于紧张状态，因此岸信介更加配合美国反华。美国对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也施加了直接影响，在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字后不足半月，正在访日的美商务部副部长乌里阿姆斯就施加压力说：“美国现在依然全面禁止对中共的贸易……从过去的经验看，中共能否确实履行国际协定是个疑问，因此希望日本政府持慎重态度。”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全部中断，两国关系严重逆转。
由于美国因素的作用，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异常艰难的，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来自美国、台湾国民党政权和自民党内亲美亲台势力的阻挠。1962年5月，当池田内阁制定了在对华贸易上采取延期付款的方针时，美国出来阻拦，助理国务卿哈里曼针对日本的新决定发表谈话，反对扩大日中贸易。同年9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华并在北京发表了倡导中日友好的谈话后，哈里曼说，日本与中共进行贸易是“危险”的，希望日本不要“为政治目的所利用”。台湾方面也表示，如果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1963年8月，日本政府批准人造丝株式会社使用日本输出银行贷款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台湾当局对此大为不快，一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还召回其驻日“大使”，并中止从日本进口商品。美国与台湾因素的制约，使得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1964年1月中法建交虽然对日本形成巨大冲击，但池田内阁始终未作出与台湾断交的决断，而且有时还有阻挠中日往来的行为，以在中美之间搞“平衡”。此外，池田内阁还在联合国内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当了重要问题的联合提案国，配合美国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更为严重的是，池田内阁还积极配合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在1962年12月举行的欢迎出席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日方阁僚午餐会上，日方人士称“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佐藤内阁推行反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制约。按说，经过10几年的逐步积累，中日友好的基础日益牢固，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无法回避之一现实。佐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总裁竞选中做出要促进中日关系的表示。但是佐藤又以维持日美联盟关系，争取早日收回小笠原、冲绳诸岛为最大的政治使命，使其对华方针受到制约。特别是佐藤上台正值中美关系因越南战争的升级而日益紧张之时，急欲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并试图增强日本外交自主色彩的佐藤，便将筹码押到美国一方，为密切日美关系而牺牲中日关系。
正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制约，中日关系才会在20年内无质的变化。当然，也存在日本自身的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历届政府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持不正确的立场。日台和约签订后，吉田内阁就积极配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就是鸠山内阁，也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与吉田内阁没有区别。鸠山内阁没有实现日中复交，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觉着日中复交不象日苏复交那样对它有利，由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无助于它加入联合国。此后，无论是推行反华政策的岸信介内阁和佐藤内阁，还是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往来的池田内阁，都没有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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