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束对抗：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中国与美日对抗的局面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这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符合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到60年代末，在中美日三国都出现了结束对抗的内在动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随后中日复交，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新的态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尼克松冲击”是新三角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更重要的促动因素。在新三角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利用美日矛盾，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日本利用美国因素，在中日建交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到最大限度的利益。
一、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之一
新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60年代末，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最突出地表现在军事实力和对外关系上。
在50-60年代的中美对抗中，中国曾数次遭受到美国的核威胁，这促使中国政府顶住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毅然做出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战略决策。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分别于1964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大大削弱了美国的核威胁。正如周恩来总理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时所说的：“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拥有核武器成了制约中美对抗升级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外交上。一方面，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放弃对苏“一边倒”的战略，成为一支独树一帜的国际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早在5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就逐渐减少；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的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若不是爆发“文革”，使中国外交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中国还会更早一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面对中国的实力增强和地位提高，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1955年8月，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表现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接触、对话。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演说中提出对华“遏制而不予孤立的政策”。以后，在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格罗斯基第一次用“中国政府”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9年，一贯反华的尼克松提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在1970年11月的第25届联大上，虽然美国和日本等国仍然搞了“重要事项”提案，企图再次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却在联大上首次获得多数支持。到1971年6月，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超过了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这是个划时代的事态，表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已为时不远，尽管美国和日本此时还在极力阻挠这一进程。对美日来说，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力量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促使美国和日本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1月20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共和党在外交上历来比民主党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而且共和党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更加强硬，尼克松又是反共老手。这反倒使尼克松政府在缓和中美关系上更缺少顾忌，不用担心背上“亲共”、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罪名。更为重要的是，到尼克松上台时，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的形势都促使美国改变以往的对华政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由于美国长期同中国对抗，将相当一部分力量放在冷战的东方战场上，使得苏联得渔人之利。此外，尼克松的前任也犯下了将中国当成主要敌人，而忽视了苏联这个真正的竞争对手的错误。这些导致冷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转化。到1970年时，苏联的核力量已经从数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丧失了“核优势”。同时，苏联依托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中国角力之际，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企图夺取和控制中东、亚洲的海上通道，切断美国同欧洲、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进而包抄欧洲。50年代，美国与中苏两个大国同时对抗，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此时，美国继续同时与中苏对抗，已感到力不从心，并且肯定会居于劣势地位。而此时，中苏早已分裂，其矛盾已十分尖锐，甚至在边境地区出现军事冲突。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苏联始终是最主要的对手，美国不可能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构成了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实行“联华抗苏”的最主要动力。
就国内形势而言，一方面，到60年代末，美国经济已呈现出衰退的征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外战线拉得过长，战争开支庞大。到196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605亿美元；贸易顺差仅有8.4亿美元，与60年代初期的54亿美元形成鲜明对照。1969-1970年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又使这种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长期的侵越战争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65年，民意调查显示，25%的人认为美国侵越是个错误；到了196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0%。经济恶化和越南战争促成美国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上述的国际国内形势促进尼克松政府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战略。具体讲就是，由主动推行“遏制”政策，不断向外扩张，转变为力图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势力范围。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贯彻这个新战略。首先，对苏联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处理美苏关系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这个大方向在尼克松时期并未改变。但是尼克松政府根据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摆出谋求同苏联对话的姿态，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谈判的时代”。其目的是用谈判和协议套住苏联，以维持美苏力量均衡的局面。其次，与盟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为了拉住它的盟国同它一道抗衡苏联，加强了与它的西欧盟国及日本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并将它们的关系重新定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尼克松在调整亚洲政策时，强调美国将鼓励并期望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这构成了“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调整对华政策，“联华抗苏”。此时，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绝不象新中国刚成立时那样，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而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正是有了对华政策的调整，尼克松在就任总统仅10天后就指示要采取措施与中国接触。之后，中美都采取了一些和解措施。中美接近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发展。从1970年10月到1971年5月间，先后有9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包括意大利、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大国。
中国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促使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日本佐藤内阁虽然一直推行反华政策，但是到70年代初，它也看到了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趋势。1971年1月，佐藤在国会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表明对华态度出现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几分钟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和田力说：“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为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关系作出努力。建立正常关系很久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的愿望。”三天后，佐藤首相在回答公明党议员的质问时说，“我想，日本军阀在中国留下的爪痕，恐怕是愈合不了的”，并说要“对过去作坦率的反省”。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表明道歉之意。佐藤还谈到，“日台条约的处理，将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加以解决，但由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基础。”到此时，日本除了抛弃台湾，同中国恢复邦交外，已无选择。
二、美国与日本：同床异梦的盟友
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美日关系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感到羽翼渐丰，开始寻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走向自主外交，从而使日美矛盾不断尖锐。
由于有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日本可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来从事经济建设，再加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大规模投资热潮和技术引进、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经济实现腾飞。1963年2月，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日本转为关贸总协定（GATT）第11条国；1964年4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国；同月，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至此，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作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1964年10月，在东京举办了奥运会。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日本在经济上成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1962年9月首次发行了以《令人惊奇的日本》为题的日本专集；1967年再次发行以《升起的太阳》为题的日本专集。其后，许多赞扬日本的书籍问世，如美国哈曼·汗的《纪元2000年》和《超级日本的挑战》、法国罗贝尔·吉兰的《第三大国日本》、瑞典波尔·黑德贝格的《日本的挑战》。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扬，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日本人开始扫除战后以来的自卑感和悲观情绪，逐渐增强了自信心。1970年3月14日，亚洲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在日本大阪开幕，共有77个国家参加，历时半年，观众达6422万人，盛况空前，向世人展示了明治维新100年来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和已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占总人口1/6的日本人参观了博览会，这是日本人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的体现。随着日本人自信心的增强，日本自然不会甘于当美国政治上的小伙伴，对美国逆来顺受。日本政府开始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突出的是在经济贸易和归还冲绳问题上。
日本经济腾飞之日，也正是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之时。1950年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1960年已降为34%，到1970年又降到30%。特别是1964年陷入越南战争后，美国将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出口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大为减弱，从而导致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到196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192亿美元；1971年贸易赤字为200亿美元。
日美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升降变化，直接影响到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对美贸易经常处于逆差状态。但是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贸易逆差局面得以扭转，出现了1亿美元的顺差。其后，日本顺差幅度不断增大，到1971年增至25亿美元。于是，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一再要求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开放许多产品的市场。日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难以满足美国的需要。这迫使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产品加征“反倾销税”及“进口附加税”。而日本则针锋相对，对美国的化工产品和农产品等加征进口税。两国间贸易磨擦越来越剧烈，经济关系趋于紧张，以至于美国商业传媒在60年代末创造出了一个术语——“日本会社”，用以概括日本政府和工业界串通一气促进出口，并对外来竞争关闭国内市场的做法。特别是始于1969年、持续了两年的日美纺织品大战，成为刚刚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冲绳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1945年6月的冲绳战役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包括冲绳在内的北纬30度线以南诸岛，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统治区域划出，置于美军的实际上的直接统治之下。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约》中，北纬29度线以南诸岛被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美国承认日本对上述区域拥有“潜在主权”。这样，上述区域与日本本土实际分离。所以，所谓“归还冲绳问题”，严格说来是以冲绳为中心的区域（包括整个琉球和小笠原诸岛）的领土施政权归还问题。
随着冷战形势的展开，琉球群岛以及小笠原群岛的军事战略价值进一步提高。冲绳是美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冲绳共建有120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嘉手纳空军基地是世界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从50年代开始，冲绳人民就掀起了反对基地、要求回归祖国的斗争。整个60年代，归还冲绳成为日本人民斗争的重要目标。从1969年开始，4月28日被定为“冲绳日”，每年这一天，全国各地均举行要求归还冲绳的集会游行。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佐藤政府将实现归还冲绳摆在了其施政方针的首要位置。佐藤本人曾于1965和1967年两次赴美，与约翰逊政府商讨归还冲绳问题。1968年4月5日，日美双方签订了《日美关于南方诸岛及其它岛屿的协定》，美国将“南方诸岛及其它岛屿”，（即孀妇岩岛以南，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黄列岛、冲这鸟岛和南鸟岛）归还日本。5月24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予以批准。小笠原群岛等岛屿的归还，为最后解决冲绳归还问题铺平了道路。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试图将冲绳问题和纺织品问题放在一起来解决，并想通过在冲绳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方在纺织品问题上的让步。1969年9月，日美双方代表开始正式谈判。美方代表基辛格与日方代表吉田拟就了解决冲绳和纺织品问题的各项条款。当美方官员公开表示打算归还琉球群岛时，他们强调指出归还条件取决于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基辛格承诺，一旦日本令尼克松满意地解决纺织品问题，尼克松也能令佐藤满意地解决武器问题，即从冲绳美军基地撤走核武器。在双方代表谈判的基础上，1969年11月，佐藤飞往华盛顿，与尼克松进行了三次会谈。关于归还冲绳问题，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就达成了协议。11月21日，佐藤与尼克松发表了《日美联合声明》，美方表示理解日本国民对核武
器的特殊心理和日本政府的有关政策，同意在归还冲绳子时撤除核武器，并于1972年内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事后，佐藤宣告他已经结束了外国占领的时代。外交上的胜利帮助佐藤在下院临时选举中获胜。尼克松也把冲绳问题的解决看成是他的一大政绩。在1970年2月的《外交政策报告》中自夸说，冲绳协议是“我作为总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然而，佐藤政府却让尼克松大失所望。佐藤并未象尼克松所期望的那样在纺织品谈判中让步。在原来基辛格与吉田所达成的协议中，日本承诺将限制合成纤维的出口达五年。这个协议也得到了佐藤的同意。但是在后来的谈判中，日方谈判代表却对接受出口限制滞步不前，因为佐藤并未向参加谈判的官员通报他曾做出过承诺。日美纺织品谈判陷入僵局。美国人感到非常气愤，而日本人却对此弹冠相庆。6月26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纺织品谈判搁浅，“证明是日本拒绝美国要求的第一步，可以被看作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史上‘独立外交政策’的第一个例子”。
1970年10月底，美日首脑再次举行会晤。基辛格提出一个限制日本纺织品出口三年的建议，佐藤表示同意此建议的全部要点。双方还商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选举前解决此问题。然而当佐藤从华盛顿回国会见日本纺织品生产商时，生产商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反对主动控制纺织品出口，迫使佐藤再次拒绝承认他曾两度答应尼克松强行控制日本纺织品出口一事。随后，日方向美国送去了一份拒绝美方要求的文件。对日本的背信弃义，尼克松表示异常愤怒。
此外，日本在越战中的表现也使美国人失望。越战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以致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在为日本打仗。美国政府试图让日本多为越战贡献一点力量，但并未得到日方的积极响应。这表明日本并未把美国利益与日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日本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日美关系的变化促使尼克松“考虑用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平衡越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影响的砝码”，“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尼克松冲击”。
三、联华抗苏：“尼克松主义”的新战略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越南战争教训了美国，使其认识到了它的力量的有限性。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同时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自恃自己力量强大，无所不能。到了60年代后期，美国已深感力量有限。就连原来曾坚决支持扩大侵越战争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外政策已成了和军事力量并无二致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却不再拥有战后曾经有过的那种绝对的战略力量了。”就在美国力量下降，并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其非主要战略目标上继续消耗实力的时候，苏联却趁机扩张军事实力，并加紧与美国争夺战略要地。到70年代初，苏联的核力量已超过美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的战略核武器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占明显的优势。洲际导弹数量美苏的比例是294枚对75枚，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的比例是144枚对0。而到了1970年，苏联拥有洲际导弹1300枚，超过美国的1054枚。美国已不具备核优势。此时，美国已无力同时与中苏两个大国对抗了。它必须改变冷战初期的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堵为主的战略，建立“以多元均衡为主的全球和平秩序”。换句话说，美国必须实行战略收缩，同时借重别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尼克松是位比较现实的政治家，他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美国自身力量的变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的一个海军俱乐部向新闻界发表了谈话，表达了实际上是他早已考虑成熟了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新政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关岛讲话的精神实质就是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实行一种有限度的收缩方针，它要求美国的亚洲盟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承担本国的防备，尽量避免美国直接卷入当地的冲突中去。同年11月，尼克松在对全国所作的广播电视讲话中，又更明确地提出了尼克松主义的三原则：美国将恪守所有条约的义务；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美国某个盟国的自由，或威胁某个美国认为其生存关系到美国安全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保护；在涉及其它形式的侵略场合，美国将根据条约的义务，在被要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指望直接遭到威胁的国家为承担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首次对外政策年度报告中，把原来只是针对亚洲的原则和政策扩展为美国的全球政策，并且提出了将“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尼克松主义被进一步完善，其中“伙伴关系”是核心内容。而伙伴关系的基调就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尽量使其盟国分担更多的责任。尼克松主义的产生标志着美国战略方针调整的完成，以后美国历届政府，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以这个方针为基调制定外交政策。
尼克松主义的形成同基辛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出身于哈佛的基辛格长期研究当代外交和“现实政治”，他认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基础是大国间的实力“均势”，而美国的外交也只能靠实力才能得以实施。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他的关于均势与国家利益的概念对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均势外交”的核心就是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秩序，以多边力量制衡苏联的扩张，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克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接受了基辛格的建议。就在尼克松发表关岛讲话前不久，基辛格为总统出访撰写了一篇背景文件，其中概述了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后对亚洲的哲学。基辛格指出：“我们将要去访问的亚洲、东南亚的前途，必须依靠的不是在华盛顿制定的指示，而是这个地区的劲头、创造性和合作。”“我们仍然愿意参加，但是我们不能提供所有的主意和所有的资源。主动性必须越来越多地移到这个地区。”基辛格的观点与尼克松的关岛讲话精神完全一致。正因为这样，有人将“尼克松主义”称为“尼克松—基辛格主义”。甚至有人把基辛格称作是冷战后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就是进行战略收缩，即“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由主动推行“遏制”政策，不断向外扩张，转为力图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一精神，美国首先调整了对苏政策。一方面对苏采取灵活的态度，摆出谋求对话的姿态，防止发生军事争端。正如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谈判的时代”。但是谈判只是争夺的一种方式，双方都想利用谈判来争取喘息的时间。实际上，谈判并未限制住美苏间的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联合抗苏。除了继续加强美国同它的盟友包括欧洲、日本、拉美的关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外，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构想就是“联华抗苏”。还在准备总统竞选之时，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期刊上发表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文中谈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状态之中”，表现出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有改变的迹象。1969年2月1日，入主白宫后的尼克松向基辛格表示“应鼓励政府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随后，在基辛格的主持下，美国政府有关人员反复研究了国际形势以及美中进行接触的可能性，起草了一份建议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此时，基辛格头脑中已形成了美中苏三角关系的概念。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美国“联华抗苏”的构想也进一步成型。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它就可以将其全部军事力量转向西方，从而有损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此前的美国政府，特别是60年代中期，曾一度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转变。
在调整外交战略的同时，美国也调整了军事战略。在尼克松主义出现之前，美国奉行的军事战略是“两个半战争”战略。其内容是，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要足以应付来自苏联和中国两个方面的进攻以及个别地区的不测事件。这个战略将中国看成是与苏联同等重要的对手。1970年初，尼克松在其提交给国会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明确地阐明了美国政府的新外交战略。尼克松提出：美国选择了最恰当的被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应付其他地方的紧急事态。尼克松进一步提出，美国选择上述那样一种战略是出于如下考虑：“我们的战略和战区核部队的核力量起遏制苏联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部分全面发动进攻或中国向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的作用；俄国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既有核战争风险，而且中苏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新战略中，美国虽然还没有排除中国是对其亚洲盟国的一种威胁，但已不再认为中国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自动卷入并站到苏联一方。这表明美国已开始将战略重点移向欧洲，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并承认中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这个认识正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
四、东联孙吴，北拒曹魏：中国调整外交战略
就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时，中国方面也在重新构思自己的外交战略。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将美国当成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苏分裂后，中国又走上了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道路，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不利。尤其是中苏关系，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矛盾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路线的分歧，而是演变成了国家利益的冲突。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霸权主义恶性发展，开始在中苏边境陈兵，达百万之多，直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966年初，苏联与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在中苏关系的影响下，中印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与此同时，由于与美国对抗，在南面，中国要承担抗美援越的重任，在东面要警惕台湾方面的窜犯。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中国当时的军队总动员额600余万人，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此外还有大量的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间接国防开支。
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中国外交处境困难之时，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在外交上一度出现失控和混乱局面。
从1966年8月开始，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迅速涉及全国。与此同时，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国政局开始大失控。到1967年，局势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公开支持上海的“一月风暴”，促使全国各地发生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在夺权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出现严重分裂，形成严重对立的两极，反复夺权，甚至演变成被称之为“全面内战”的武斗，中国政局出现大失控、大动乱。外事部门也在劫难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北京出现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和标语；中国的驻外使馆也发生了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等违反外交惯例的做法。1967年8月，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并公然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号施令。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出现严重失控局面。与此同时，在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上，“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以我为中心论”、“唯我独革”、“输出革命”等极左的错误论调甚嚣尘上，“四面出击，打倒一切”成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以至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个发生了外交纠纷，连一些一向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也对中国的一些“左”倾言论和某些作法产生不满。最为恶劣的是，8月22日，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物极必反。外交工作的失控和混乱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1968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努力扭转这种局面。8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这是对极左分子的一个严重警告。此后，毛泽东亲自过问外事工作，作了一系列批示，力图使中国外交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恰在此时，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初，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七里沁岛地区发生流血事件。这是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随后还抛出了为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确实存在着苏联对中国武装入侵的威胁，因为苏联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而且比美国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毛泽东还认为，苏联侵捷事件还证明了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很可能来自北方。随后苏联对中国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地区进行挑衅，中苏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苏关系陷入了空前全面紧张状态。此后，边界冲突又扩大到其它地区。6月，苏军在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流血事件；7月，苏军入侵黑龙江主航线中心线中国一侧地区；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长达7300公里的中苏边界出现了全面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苏联还在外交上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1969年上半年，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组织“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下半年，西方报纸盛传关于苏联拟袭击中国核基地的消息。
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可能造成的危害，并开始反思过去的外交指导思想。1970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表示：我们这类国家叫作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他还把这种状况比作“夹肉包子”。当法国客人提出要防止苏美两个大国一致行动时，他对此表示赞许。
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中国的外交战略。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想缓解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改变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他曾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看到，美苏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且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于是毛泽东作出了缓和中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决策。
196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1969年7月11日，由四老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书面报告呈交到周恩来总理处。报告主要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以及美、苏矛盾的状况。报告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美苏关系中，苏联扩张是挤美国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报告的主要精神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帅又对以上重大课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提出：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答案是“是”。他们认为，古今中外的经验可以借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作法也值得参考。四位元帅的观点，增强了毛泽东“打美国这张牌”的决心。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正如陈毅后来所评价的：“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概括地讲，中国新的外交战略设想是：利用美苏矛盾，缓和中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联美抗苏，抵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转变，为中美缓和提供了直接而强劲的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促使中、美、日三角关系转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节重构三角格局
1972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东亚地区，中美日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使这个三角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以中美、中日关系变化为标志，冷战的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西方史学家都将越战结束作为冷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但把中美关系缓和作为这个标志更为恰当，因为没有中美关系缓和，很难有越战结束及其以后的局面。
在中美日新三角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主动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重视发展对日关系。然而，经过实践，特别是50年代中日关系的波折，他们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中美对抗的严重束缚，中日复交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一些从事对日工作的人认为，中法建交后下一个争取建交的目标（指西方发达国家）是日本。对此，周恩来指出：还不能说中法建交后下一步就是日本。他还说，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作长期的斗争。
实践表明，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国领导人改变策略，抓主要矛盾，抓住时机先发展中美关系，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从1970年1月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起，中国重点发展对美关系。1971年3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到：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已落在美国后面。正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促动下，中日关系有了跳跃式的发展，日本先于美国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又对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越洋握手：最大的左派与最大的右派言和
对对抗了20多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仍然存在对立的两个国家来说，要想结束对抗，实现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既需要双方领导人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又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尼克松曾是反共老手，毛泽东也曾是坚定的反美帝国主义者。让这两人走到一起握手言和，的确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不过，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尼克松，过去的经历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尼克松是反共老手，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才不至于被政敌攻击为是“投降”。在这方面，作为“鹰派”的共和党确实比“鸽派”民主党处境好一些。二战后，民主党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处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总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可以说，中美双方外交接触的起步是艰难的。双方都适时地表示出了要缓和关系的意愿。还在尼克松上台前，毛泽东就从尼克松的言行中了解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有改变。所以，美国大选揭晓后的第三周，毛泽东就批准了中国向美国的一个主动表示，建议恢复于同年1月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建议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在新当选总统尼克松的同意下，即将离任的约翰逊总统接受了中国的建议。虽然这次会议由于偶发事件而被取消，却显示出了双方的意向。
尼克松一上任，就发出了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尽管是小心谨慎的、含蓄的。尼克松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暗示道：“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内，对话交流的渠道乃是畅通无阻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对各种思想观念开放，对物质和人员交流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不会生活于令人愤懑不乐的状态。”此后，尼克松政府一边研究对华政策，一边通过多方渠道传递信息，做出松动美中关系的姿态。1969年3月，尼克松对戴高乐表示他有意改善美中关系并结束越战。7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允许美国的旅行者、博物馆等无需经过特别授权就可以非商业性地购买中国的商品。美国国务院还决定，扩大其护照将自动有效可以去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类别。7-8月，尼克松在出访亚欧过程中，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称美国希望同中国对话。中苏边境冲突加速了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步伐。8月8日，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的丧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对话。此时，苏联已看出中美开始接近的苗头，想借机在中美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中国也不希望使边境冲突继续升级，危及到自己的安全。经过谈判，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之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尽管事后苏联方面出尔反尔，拒绝就双方所达成谅解的内容签订一份协议，但这次首脑会晤本身对于缓解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之后，双方在边界上都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了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
这次出人意料的中苏首脑会晤增强了美国方面改善对华关系紧迫感。尼克松和基辛格事先都不知道这次会晤。当事后消息透露出去后，尼克松顿生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尼克松最担心的是，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缓和，而这会打乱美国的计划。于是尼克松决心采取行动，加快与中国接近的步伐。10月初，尼克松再次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并表示了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的姿态。此前，尼克松已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寻找机会同中国外交官接触，由此引出了一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拼命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奇特一幕。12月，在华沙的一次展览会上，中美外交官终于相遇，美方转达了要与中方接触的意向。对美方的表示，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释放了两名因其游艇误入中国海面而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同时指示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方接触。中美两国代表商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过地点不是在波兰政府提供的地点，而在两国大使馆内轮流举行。1970年1月8日，中方通知美方，中国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第135次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号。
中方代表雷阳和美方代表斯托塞尔于1月20日和2月20日先后进行了两次会谈，即第135次和136次会谈。不同于以往的134次会谈，这两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和缓。会谈取得了两点成果：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灵活的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二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希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直至美国特使访华。这两次会谈后，美方又进一步作出了姿态。3月，美国政府宣布，凡是为了正当的目的而要去“大陆中国”旅行，美国的护照都是有效的，从而放宽了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美国政府又宣布，对于美国非战略性物资向“大陆中国”出口，可以有选择地发给许可证，进一步放宽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被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而打断。1970年3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柬埔塞发动政变，颠覆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合法政权。4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塞，同时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平、义安两省地区实行轰炸。美国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行动升级。5月18日，中国方面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会谈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不仅如此，恰好在5月20日这天，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新的侵略行为，并且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到底的决心和立场。
不过，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美双方都从大局出发，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基辛格认为，毛泽东5月20号所发表的是一篇空洞的声明，其所声称的对印支人民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任何直接卷入同美国开战的迹象；而且在涉及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没有象以往那样对总统进行点名抨击。基辛格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中国方面在中美关系上确实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绝。
不久，中美双方又开始进行新的试探。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其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这是14年来的第一次。随后，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奉命与中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方文接触，传递美国方面希望另外开辟一条保密的通讯渠道的意图，因为华沙渠道太公开，也太拘谨。7月10日，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公开报道说，尼克松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质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10月，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在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之后，他又请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他打算派人访问中国。
对美方的姿态，中方开始所做出的反应比较低调，甚至有些矛盾。不过，到了7月份，中方的反应变得积极起来。7月10日，中国安全部门提前释放了于1958年10月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8月，毛泽东批准了邀请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访华的计划。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他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会见了斯诺，向斯诺表达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等重要观点。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0多年来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欢迎美国最高领导人访华的立场，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的邀请。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同时表达了相同的愿望。至此，经过近两年的试探、接触，中美双方都清楚地表达了要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此后事态发展之迅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1970年10-11月，尼克松建立起同中国接触的“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1971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第二份外交政策报告，重申了美国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打算；
3月15日，美国宣布取消关于持美国护照去中国访问的一切限制。此举为后来的“乒乓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7日，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开始了有名的“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了大球”；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同日，美国宣布第一次大幅度取消业已存在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领导人发出邀请；
5月17日，尼克松在复信中表示他准备接受对他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建议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做秘密的先期安排；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了对美新政策的基本原则；
6月2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向基辛格转递了周恩来的复信。信中称，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也欢迎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
7月1日，基辛格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波罗”（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之意）的秘密访华行动；
7月9-11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了17个小时；
7月16日（美国时间为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亲自在加利福尼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中美接触的“巴黎秘密渠道”开通，至1972年3月结束。其间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共前往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官邸45次，平均每月接触7次；基辛格去过黄镇官邸4次；
10月20-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安排。此次行动代号为“波罗二号”。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10次会谈，确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并且就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利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技术性安排；
2月17日，尼克松一行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始了自称为“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的中国之行。
从尼克松实现访华的过程可以看出，中美这两个中间隔着太平洋、有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大国，能结束20多年的对抗走到一起，的确是不容易的。可想而知，当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时，双方的心情会是怎样？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他们俩人握手“约一分钟之久”。当谈到美国大选时，毛泽东说尼克松上台也有他投的一票。他比较高兴像共和党这样的右派当权。尼克松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右翼政党共和党领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右派，而毛泽东可算是世界最大的左派，因为苏联已经“变修”。最大的左派与最大的右派握手并坐到一起商谈世界大事，可见时代之变迁。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谈中，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尼克松称他多年来奉行的政策是中国领导人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中美双方才走到一起来了。表明了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尼克松在到达北京走下飞机时与迎接他的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更表明了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向尼克松表达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战略观点：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接着表示了对中美20多年对抗的遗憾和自责：“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访华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共会谈5次，其中北京4次，上海1次。同时，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举行了5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以国际法文件形式结束了中美长达22年的对抗僵局，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虽然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台湾问题这个障碍，但两国关系的缓和，无疑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这一事件对缓和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促进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尼克松访华的成功以及上海公报的发表震动了世界，尼克松称他的这次出访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二、奋起直追：“尼克松冲击”后的日本外交
首先受到尼克松访华震动的，除了台湾当局，就要算是日本了。历史学家们将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影响称作“尼克松冲击”。尼克松决心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在某种程度也有日本的作用，佐藤政府在纺织品谈判等问题上的态度，使尼克松感到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将日本作为唯一的美国在亚洲的依靠力量。新近解密的档案表明，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他想“阻止日本走一条先是经济膨胀，后是军事扩张的路子。”尼克松在决定访华问题上有意不让日本这个盟友知道，是对日本的怠慢，也表达了一种不满之情，“是有意冒犯佐藤首相”。正如他后来对一个传记作家所说的，是“给日本一记棍棒”。在尼克松于1971年公开宣布他将访华之前，没有任何人将这个消息通知日本，尼克松还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在公开宣布访华之前24小时派助理国务卿尤·阿勒克斯·约翰逊去东京的计划。当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前几分钟，约翰逊用电话将这件事通知了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弘时，这位日本外交官大叫道：“阿勒克斯，朝海噩梦果然成了事实。”尤·约翰逊认为，基辛格的做法给美日关系“带来了突然的破坏”。可见中国问题在美日关系中的地位。
尼克松给的这记棍棒对佐藤政府的打击的确不轻。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讲的前三分钟，刚刚开完内阁会议的佐藤才被告知此事。他毫无思想准备。就在1970年10月佐藤访美时，尼克松曾保证，在对华政策上将继续与日本密切联系和协商。就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公布前一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德访问日本并向佐藤保证，美国反复思考过，其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根本变化”。在得知尼克松访华消息之前的内阁会议上，他还再次表明日本支持台湾和南朝鲜。佐藤真有点被击蒙了。在得到这个消息时，他吃惊地咕哝着问他的助手：“这是真的吗？”在回答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的提问时，他一会儿说“尼克松做得漂亮，不过我并不慌张”，尼克松访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会儿又说“没有料到”，“尼克松干出这样的事，真是多灾多难”。事后，佐藤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欢迎中美“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对话，还说日本支持同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已经很久了。美国驻日大使阿明·梅尔在私下里说，自由民主党多数领导人“像在地狱里一样难熬”，怀疑佐藤在受到尼克松的屈辱之后“能否支撑下去”。在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卫特拉姆时，佐藤流着泪说，“我已经做了”美国人“要求的一切”，但是“他们却让我失望了”。看来佐藤和尼克松是互相让对方失望。
凭心而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尼克松真有点对不起佐藤。长期以来，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积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可是美国却撇开日本单独与中国接近，对日本搞“越顶外交”，这使日本国民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卖朋友”的行为感到愤慨，同时又对一贯奉行对美国卑躬曲膝、一味顺从政策的日本政府感到气愤，佐藤政府陷入“内外夹攻”、“里外不是人”的被动境地。“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朝野反思日本以往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和对华政策。一方面，一味追顺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好果子，美国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另一方面，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美日等国不仅未能阻挡住中国回到联合国，并挤走台湾当局，而且一贯奉行反共政策的尼克松还亲自跑到中国与毛泽东握手，而在采取这一行动时竟然将盟友丢在一边，甚至连消息都不让他们知道。真是正如日本外务审议官法眼晋在得到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时所说的：“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呀！”
“尼克松冲击”使佐藤政府陷入严重危机。日本舆论认为，佐藤政府在外交上，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了，“佐藤早一天下台，这对日本是有好处的”。日本各在野党也纷纷表示对佐藤政府的不满，认为应该追究内阁的责任。就是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佐藤政府的声音，自民党出现分化。在中美有关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发表的第二天，7月16日，反对佐藤的河野谦三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选举中一举击败曾连任三届议长的重宗，当选为参议院议长。重宗一直被看成是佐藤内阁的“支柱”。河野当选后，当即宣布脱离自民党。此事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报纸评论道：“尼克松访华和河野当选，是从内外打了佐藤两记响亮的耳光。”随后，日本在野党进一步加强了联合，以中国问题为契机，猛攻佐藤，逼其下台。7月19日，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向佐藤发难：“在目前这种时候，体面地辞职难道不是明智的吗？否则就模仿尼克松决定访华。”自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公开造反，提出要讨论中国问题。此外，日本许多民间团体以及经济界也增强了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的呼声。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明显增长。
就在佐藤政府在“尼克松冲击”的打击下尚不知所措的时候，它又遭受了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打击。1971年8月16日，即中美公告发表刚刚1个月后，尼克松向全世界发表紧急经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削减对外经济援助10%；冻结全国工资、物价90天。很明显，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在转嫁危机，进行自我保护。而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这一次采取重大行动，美国又是在未与日本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与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佐藤在事发前30分钟得到了消息。日本需要进一步反省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针。
1971年对佐藤政府来说可谓是灾难不断的一年。在经受了两次“尼克松冲击”后，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佐藤政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在此前，佐藤政府一直配合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且其表现比美国还积极、坚决、卖力。这件事正应了周恩来总理早在1950年10月1日所说的话：“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利益而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实际上，从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周恩来所说的大趋势，因此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逐渐增多。只不过是到了70年代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联合国中支持中国。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又促使国际上出现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9年末的52个猛增到1971年末的74个。而未能顺应大趋势的佐藤政府只能是在现实面前陷入困境。当佐藤得到“阿尔巴尼亚提案已在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的消息时，顿时呆若木鸡，当时他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接受质询。当天下午，在野党在众议院大会上要求紧急提问，追究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责任。佐藤一面说“尊重联合国的决议，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一面又坚持说：“不废除日华条约（即日台条约—笔者注）。”可见，佐藤在中国问题上仍然没有真正醒悟过来。他上述的态度还是在搞“两个中国”。
1972年2月，佐藤政府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尽管尼克松访华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佐藤已经被“尼克松访华”这则消息震动过了，但是《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仍然使佐藤政府感到意外，因而不免有些惊惶失措。日本方面意外的是，在公报中竟然有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严厉措辞。中方表示“要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没有料到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走得那么远。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两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确实令日本政府意外。就在此前50多天，当佐藤与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谈时，佐藤曾一再请求尼克松“今后请不要再给予冲击”了，而尼克松则表示要佐藤放心，他在北京将不会作出损害美、日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互相依靠的关系的决定。两人还共同表示，将努力维护同台湾的历来关系。看来，尼克松又一次出卖了佐藤。日本又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
连续遭受打击的佐藤政府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据日本社会调查研究所1972年4月的调查显示，日本国民认为佐藤应该下台的人数占被调查者的64.7%。而公众对佐藤政府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华政策。据《东京新闻》对日本舆论的调查结果显示，要求赶快恢复日中邦交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3。《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日本朝野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更加高涨。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认为：日本一次次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原因是“日本的外交有错误”。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必须建立新的外交政策。如果佐藤内阁不行，就应尽快让新人出来干。日本也应当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态度。”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嗣说得更尖锐：“政府对于把日本撇在一边的尼克松访华不要仅仅感到手忙脚乱就了事，而应当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出发，尽快地废除日台条约，缔结日中条约。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当快一点下台。”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说：“谈到最大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如果要恢复邦交，就要花费时间使日台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在日本自民党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最有代表性的是内阁通产大臣田中角荣的话：“我认为，以这次中美会谈为契机，要迅速改善日中两国关系，必须恢复过去两千年的日中两国的友好历史。只要日本深刻地反省过去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并从大局出发，认真地努力改善日中关系，那么，我相信就一定能实现。”
“尼克松冲击”一方面增强了日本朝野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动力，另一方面却动摇了日美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许是美国所不愿看到。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小坂善太郎撰文指出：“在尼克松新政策中，令人感到出现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政策，即：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不能用自己的判断决定新政策的国家，如果不强加在它的头上，那日本是不会同意的。倘若日美关系变成不是依靠对话而是通过‘强加’来解决，则是个严重的问题。”“日美关系在过去是以日美双方听取彼此的意见，仔细加以研究的形式来展开，是非常良好的。但是，这次却变成了硬要日本接受美国的想法以求得解决的方式。假如这种方式就是尼克松政策，那么，则不得不令人对日美关系的前途感到极为不安。”在野党说得更明确。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可以说如何处理日美安全条约体制的问题，到了应该果断地下决心的时候了。”
被美国的“越顶外交”搞得晕头转向而又在对华政策上执迷不悟的佐藤，在朝野上下的压力下，终于在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去内阁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职务，结束了他连续8年的首相生涯。7月5日，主张发展日中关系的田中角荣以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次日又在众议院首相选举中获胜，成为日本第48任首相，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7月7日，即“芦沟桥事变”35周年之际，田中组成了他的内阁。他启用了积极主张恢复日中邦交的大平正芳任外相，并且几个重要的阁僚都是打开日中关系的促进派。就任的当天，田中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新内阁的内外政策的谈话，他声称：“在外交方面，要加快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当前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大平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举行的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工作”，“当日中邦交正常化达到完成阶段的时候，就不认为日华和约存在了。”首相和外相的讲话，无疑是在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长期以来阻碍日中关系发展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因素消失了。
三、中国：把握中日复交的主动权
“尼克松冲击”对中美日新三角格局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主动精神，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中国领导人根据新中国成立后20年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得出结论，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因此要使中日关系有重大突破，必须首先发展中美关系，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所以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对美、对日外交中，其方针是重点发展中美关系，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
不过，在重点发展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发展中日关系，仍然在积极贯彻“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方针，为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创造基础和条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日“乒乓外交”。1971年春，中国派团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不仅对美国而且也对日本开展了“乒乓外交”。在参赛前，2月1日，中日两国乒协在北京签署会谈纪要，其中第二条为：日本乒乓球协会表示，根据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发展中日两国乒乓界的友好交流，中国乒乓球协会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此举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各大电视台2月1日晚上的新闻节目都将其作为第一条消息反复播放。日本《朝日新闻》在次日发表评论说：“由于日本方面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时，也将继承这次‘乒乓球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进行交流方面，日乒协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中国政府是“乒乓外交”的总导演。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前，2月12日，周恩来亲赴中国乒乓球队训练场地，向代表团表达了他的意图。他说，对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参加三十一届比赛，要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意义——向日本人民做工作。并且建议将中国球队参赛的口号定为：“技术第二，友谊第一”。可以看出，周恩来打算将体育作为外交手段和突破口，开展体育外交，增加中日两国民间交往，影响日本人民，推动中日政府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外交意图，周恩来特意安排国务院外事办日本组的负责人王晓云为代表团副团长，负责做日本各界人士的工作。
从后来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中国代表团参赛，也可看出中国方面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比赛日期临近，一些突发事件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是由于印度支那局势骤然紧张，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代表团赴日参赛的请求，并要求中国提议驱逐他们。二是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得知中国将派团参赛后，扬言要对中国参赛进行捣乱，并且几次到承担赛事的名古屋政府办公室，要求撤销允许该市的体育馆作为此次比赛场地的决定。与此同时，台湾当局的特务也纷纷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派团参赛肯定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是否还参赛上发生意见分歧。由于当时中国仍然处在“突出政治”的大气候下，外交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多数成员主张不去参赛。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中日、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需要，认为派团参赛十分必要。于是他亲自打报告给毛泽东，陈述参赛的利弊得失以及中国球队赴日后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请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国家最高领导人参与一个球队出国参赛的决策，看起来真有点“小题大做”。这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决策机制。但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了中国领导人对此次活动的重视程度和外交意图。
中国代表团在日本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了体育外交活动：团长赵正洪和副团长王晓云会见了很多日本朋友，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赵正洪和庄则栋还在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了话；比赛结束后，中日两国乒乓球队还进行了友谊比赛。特别是王晓云，会见了不少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要人，其中包括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自民党重要领袖人物三木武夫、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据日本报纸估计，在日本的40余天里，王晓云接触和会晤了日本各界人士有500人次之多。王晓云的活动被称为“王旋风”。日本共同社对中国的“乒乓外交”评价道：“它的影响打动了日本人民和商界领导人的心”，“也推动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家们恢复日中外交关系的运动。”
“尼克松冲击”对日本政局和外交产生了强烈震动，中国政府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开展对日外交。在1971年7月中美发表了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一个月后，周恩来委派王国权为总理特使前往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在悼念这位为发展中日关系做出突出贡献的日本著名政治家的同时，促进中日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王国权广泛接触日本政、财等各界人士，在日本掀起了“王国权旋风”。
中国的积累渐进式外交为恢复中日邦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尼克松冲击”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则成了中日复交的催化剂。在中日复交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发挥积极主动精神，努力把握对日外交的主动权，促使中日复交一举实现。中国政府的积极主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促使佐藤内阁下台；明确中日复交的原则；响应、配合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
佐藤内阁在遭受了“尼克松冲击”的打击后，几度想同中国政府接触，以扭转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但是，鉴于佐藤内阁以往的反华倾向，再加上佐藤仍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认为佐藤内阁很难担负起实现中日复交的重任，因此确定了不与佐藤政府会谈的立场和方针。对这一方针，周恩来后来有过解释：佐藤内阁“对恢复中日邦交，首先是解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立场和态度摇摆不定。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使我们没法子相信他们的话是算数的。这样，如何能够同他们进行接触呢？”
王国权在日本时，佐藤内阁几次做出姿态想与之会谈，但王国权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坚持不与佐藤正面接触。在松村谦三的葬礼上，佐藤两次主动与王国权“寒喧”，但未达到目的。8月20日下午，在松村的葬礼开始之前，佐藤走到坐在前排的王国权面前，主动与王握手并说：“从中国远道而来，非常感谢。”王国权只与他握手，一言不发。葬礼结束，佐藤走出会场时，又一次走到王国权面前说：“请问候周恩来总理”。王只是回答：“谢谢！”后来王国权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关于与佐藤首相的接触，当时因为他支持台湾，我们得到的批示是，从我们方面不要接触。也就是，与佐藤首相会谈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佐藤内阁在遭受了“尼克松冲击”后，并没有在对华政策上有质的转变，它一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台湾当局，另一方面继续积极配合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提案，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无从谈起的。佐藤政府想与中国接触的表现实际是想欺骗日本舆论，捞取资本。就连日本媒体都看出了这一点。日本《每日新闻》9月1日发表文章指出：“右手和蒋总统派来的张群氏握手，左手和毛主席派来的王国权氏握手，耍这类花招，本来就是行不通的。”文章还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条件是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废除日台条约”。“日本越推迟日中邦交正常化，就越成为国际上的孤儿，同时也可以说，这意味着佐藤内阁一直是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可见，中国政府有意不与佐藤内阁接触，使之处于孤立状态，是正确的。这不仅显示了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坚定性，而且还能促进佐藤政府的垮台。
周恩来驳回“保利书简”，是孤立佐藤内阁的又一个重大行动。1971年11月，即“第二次尼克松冲击”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托来华访问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给周恩来带来一封信，表示“建立崭新的两国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并承认“中国原来只有一个”。但信中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没有“唯一”二字，而且还称“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认为信中的言论令人怀疑日本对台湾仍有领土野心，为日后策动“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留后路。周恩来断言：“这是欺骗，不能作为谈判的对象。”
周恩来拒绝以佐藤为谈判对手，使佐藤内阁陷入了困境，因为此时日本国内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已十分强烈。日本各界普遍认为：佐藤内阁已没有能力解决日中邦交问题，应该早点下台。
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震撼了日本列岛，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更加高涨，佐藤内阁下台已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明确了中国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所坚持的原则立场，也使佐藤之后的日本主政者明确了努力方向。这三个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台湾问题，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日台条约”必须予以废除。这三个原则首先为日本主要在野党——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接受，后又为取代佐藤内阁的田中内阁接受。长期以来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消除。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当天，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表示要加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向中方传递了决心打开中日关系的信号。当晚，田中内阁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田中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随后，大平外相指示外务省课长桥本恕开始秘密准备与中方谈判的计划。
中国政府对田中内阁的姿态作出了积极而迅速的回应。还在田中上台之前，中国政府作出了田中当选为首相的可能性较大的判断并了解了田中的对华政策主张，进而表示出了对田中的信任态度。周恩来在与公明党访华团二宫文造一行会谈时告诉客人：“如果田中上台后准备解决中日邦交问题，愿到中国来谈，我们欢迎。”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三天，即1972年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宴会上的讲话中，对田中内阁成立并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欢迎。表明中方对日本新内阁寄予不同寻常的期待。同一天，中国新华社还播发了周恩来亲自阅批的关于田中组阁的新闻报道。根据周恩来的批示，报道引用了田中和大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机正在成熟”（田中语），“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当日中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蒋条约“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大平语）。正如国外媒体所认为的，中国政府作出的这种反应，“意味着中国对于早日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很感兴趣。”
中国政府在对田中内阁上台作出积极的反应后，便采取一系列措施促成田中访华。7月10日，即田中内阁成立后的第四天，中国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孙平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向田中转达周恩来的邀请之意，促使田中做出访华决定。孙平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上海芭蕾舞团返回上海时，受到国宾规格的待遇。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一次表示中国决心打开中日关系，同时发出了“期待田中新内阁访问北京”的呼吁。周恩来还表示，田中访华时会受到同尼克松一样的待遇，还可以直飞北京，不必绕道香港。7月下旬，中方又邀请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周恩来与竹入进行了三次会谈，基本构筑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框架。竹入义胜起到了类似基辛格的作用。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至此，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敞开了复交谈判的大门。
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配合，促使田中内阁下定决心，加快复交的步伐。田中内阁成立仅84天，就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方积极配合所起的作用，田中在访华时有过充分肯定。
四、超越美国：中日邦交正常化
由于中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把握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和大方向，才使得中日关系在落后于中美关系的情况下来了个“大跃进”，日本先于美国一步，于1972年9月29日断绝同台湾的官方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田中内阁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应有的作用。
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正是中国政府所期望的。田中是位有抱负和远见的政治家，早在上台5个月前，他就作出了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断。在1971年夏的“乒乓外交”影响下，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更加强烈。早有成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政府首相的志向的田中，一直都在注意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动向和亚洲的变化，思考日本外交的走向。他当然会感受到日本民众在日中关系上的愿望。他开始考虑中国问题，并多次与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商讨中国形势及日中关系问题。1971年7月5日，佐藤调整内阁班子，田中任通产相。此后，他就暗下决心，如果他能领导内阁，他将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一个重大外交课题。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田中加快了制定自己未来执政时对华政策的步伐。他要桥本恕负责向其提供中国政策的报告，详细阐述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应该采取的步骤和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日美关系、日苏关系、日本与亚洲诸国关系的影响。到尼克松访华前，田中已经得出结论：在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后，田中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明确表示：一旦取得政权就尽早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且他要亲自到中国进行复交的谈判，要对过去的战争谢罪。他还考虑到日本国内和自民党内就恢复邦交的方式、基本态度意见不一，而且也难以达成统一，决心以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实现邦交正常化。他还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原则是正确的，基本上都能接受，不必介意一些细小的事情。
田中之所以这样热心于恢复日中邦交，主要还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和他个人的政治前程考虑。田中自己认为：第一，日中问题在日本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内政问题，它已成为自明治以来各届内阁最棘手的问题，日中问题处理不好，国内就不太平；第二，中国拥有8至9亿人口，再加上日本1亿便占世界人口的1/4，就这一点来说，如果不解决好日中关系，日本就没有安全；第三，世界有三大热点，即柏林墙、朝鲜38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关系的三大接点，在这些接点如果不停止纷争就没有远东的和平，因此日本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也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日美中等边三角形关系的概念，并认为这个三角关系是远东和平的保障。他还认为日本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比在亚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更强的安全保障。除了这些理由外，还有一点就是出于田中个人政治前程的考虑。日本的每届内阁，都要干一件大事，如吉田内阁缔结了“旧金山和约”；鸠山内阁解决了日苏复交并加入了联合国；岸信介内阁修改了“日美安全条约”；佐藤内阁解决了“归还冲绳行政权”问题并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而田中一旦组阁，他想做什么可青史留名的大事呢？他把宝押在了恢复日中邦交上。
田中的对华政策思想当然是受中国政府欢迎的。在佐藤辞职已成定局并为时不久、国内外媒体开始猜测谁将是佐藤的继任人时，中国政府就作出判断：田中当选为下任日本首相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随即就向来访的日本客人表示，让其传话：如果田中当选，中国欢迎他访华，中方已做好了接待日本首相访华、实现中日复交的准备。这无疑对田中是一种鼓励，增强了他的信心。
田中上台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响，几次表示欢迎田中访华。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田中最终下定了访华的决心。1972年8月6日，日本报纸刊出了一则消息：“中国大型代表团访日延期”。这是表明田中下定访华决心的一个暗号。不过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和世界媒体并不了解这一点。应日本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22个政党团体组织的邀请，中国打算于1972年秋派出由廖承志率领的大型代表团访日。在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7月份访华时，周恩来曾征询竹入的意见，如果田中决定访华，访日团是赴日好，还是不赴日好。竹入的意见是，如果田中决定访华，还是不赴日好。于是，两人商定，如果田中明确决定访华，就请日方发表“廖承志访日延期”的消息。之后，被田中托付整个外交大权的大平正芳便开始为田中访华做准备而紧张地工作起来。他既要尽快拿出日本方面的谈判方案来，又要协调党内的意见，还要做美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承受来自台湾当局和日本国内“亲台派”的压力。
8月9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田中访华。11日，大平再次会见从地方演出回到东京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正式向中方转达田中访华的决定和田中本人将在芭蕾舞团回中国前接见孙平化和肖向前两人的消息。8月12日，中国外长姬鹏飞发表声明：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会谈解决中日邦交问题。
8月31日，已做好了访华准备的田中，应尼克松的邀请赴夏威夷与尼克松会晤。双方围绕日美贸易和对华政策两大问题进行了会谈。就日美贸易问题，日方表示，对日美贸易中存在着的日本34亿美元顺差这一情况，日本将通过短期购买11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等措施来努力平衡日美贸易。但同时日方又表示，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得到解决。关于日美关系，日方表示，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日本无意采取有违于相互安保利益的任何行动。关于日中关系问题，日方表示，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甚高，日本政府打算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继续维持日台关系是困难的，希望美国理解。这样田中算是在访华前先向美方有个交待，获得美国方面的谅解。
田中与大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党内的思想。此前，田中已新设一个直属总裁的党的机关——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其工作任务和目标就是设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使党内意见统一。田中和大平还亲自出面，做协调党内意见的工作。到此时，自民党内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是要不要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而是在实现正常化时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即要不要废除“日台条约”、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党内仍有一些人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不愿承认“复交三原则”。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极力向日本施加压力，试图阻挠中日恢复邦交的进程。为了减轻台湾当局对田中访华可能作出的反应，同时也便于做党内的思想统一工作，田中派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特使，持田中的亲笔信赴台，对台湾当局进行“安抚”。经过一番努力，在8月22日的自民党总务会议上，尽管仍有“亲台派”总务委员激烈反对田中的对华政策，但在表决时，却一致通过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就协议会对日中问题的讨论所作的小结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着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此田中首相访华。此外，当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提出在田中访华前先派党的代表团访华时，全场一致表示同意。这表明，此时，自民党内已实现了思想统一，党已经正式决定田中访华，并同意派出党的代表团访华。
9月14日，一个由党的众、参两院议员组成，容纳了党内各派人士的自民党代表团启程访华。代表团共23人。代表团团长小坂善太郎原来打算，由于只是给首相访华打前站，派7-8人就行了。但田中却指示道：“七、八个不能网罗各派”。于是，又扩大到23人。足见田中对访华的重视。9月15日，廖承志与小坂善太郎举行了会谈，廖承志的谈话稿事先经周恩来多次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9月1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小坂一行。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周恩来又说：在中日关系上“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日中关系新篇章。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周恩来在田中访华尚未成行前就断言会取得丰硕成果，实际上是在为田中鼓劲，暗示访问一定会成功。自民党访华团起到了为田中访华铺路架桥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党内的思想统一。
随着访华日期的临近，田中开始加紧了解中国的情况，为访问做准备。他采用“速读法”翻阅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件，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经历。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公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这则消息一公布，日本3个在野党立即表示欢迎。田中内阁的决定符合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心愿。根据日本内阁总理府进行的《希望内阁做什么》的调查，76%的国民赞成同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对田中内阁的“列岛改造”政策表示关心的却只有15%。
就在日本方面为田中访华积极做准备工作的同时，中国方面为接待田中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周恩来指定由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副外长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脱产住进人民大会堂。对中国政府来说，田中访华前需要做的一件既重要又困难的事情就是宣传，要向人民群众解释政府打开中日关系的决定，说服广大干部和群众理解党和政府的决策。9月初，外交部起草了《关于接待日本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5日，周恩来草拟了中共中央转发该提纲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提纲，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大城市和郊区，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户晓。9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该提纲。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各总部、军兵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一直到县、团级党委。该提纲主要说明“田中为什么要访华”和“为什么要邀请田中访华”这两个问题。关于田中为什么要访华，提纲认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田中内阁改变20多年来日本许多届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愿意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提纲列出了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美国、苏联的反华政策遭到破产，日本反动派敌视中国的政策也同样遭受到破产，日本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它要闹独立性，就不得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历来是主张同日本和平友好的；二是中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特别是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后，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促使日本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三是中日两国人民同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而日本要谋求大国地位，需要借重中国的力量。关于为什么要邀请田中访华，提纲列举了四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二是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三是有利于解放台湾；四是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用今天的眼光看，提纲的一些提法带有“文革”时期“左”的色彩，但它反映出了中国领导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对日战略思想。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启程访华。在离开东京时，日本国会各党派全部议员都来为他送行。日本三个在野党都派重要人物为代表欢送首相出访，这是自1956年鸠山一郎为日苏恢复邦交谈判而去莫斯科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显示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空前的超党派一致。当田中一行300人到达北京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整个欢迎场面，与2月份欢迎尼克松时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但一些细心的记者还是找到了一些微妙的差别：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有43名官员到机场迎接，这回，共有53名官员。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田中。毛泽东对田中等人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在与田中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起“喜欢右派”的话题。他说他曾对尼克松说过：“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毛泽东还对田中说：“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么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观念里，“左派”与“右派”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他能够从国家利益和战略角度出发，超越意识形态，与右派打交道。
在田中访华期间，周恩来与田中共进行了四次限制性会谈，经过互相妥协，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9月29日上午，中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了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和邦交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对中日两国各自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也对中美日三角关系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中美日新三角格局的正式形成。不过，在对华关系上，曾遭受了美国“越顶外交”的日本，却反过来对美国进行了一次“越顶外交”，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超越了美国。
五、美国：中日复交中难以避开的第三者
尽管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使美国因素不会再象50年代那样成为中日复交的主要障碍，相反，对日本决心加快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整个中日复交过程中，美国因素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台湾因素的存在，使得中日复交谈判充满波折。
田中决定访华的消息公布后，尼克松担心中日关系的发展会影响美日关系和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便邀请田中于8月31日到美国举行两国最高级会晤，以了解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并尽可能地劝告日本谨慎从事。在会晤中，田中一再表示，日本仍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无意采取有违相互安保利益的任何行动，并且保证台湾海峡及其它地方不会发生美国所担心的那样的事情。田中还向尼克松解释日本政府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理由：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非常强烈，政府不可违背民意。不过田中表示，日中恢复邦交后，再维持日台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希望美国谅解。为了安抚美国，日本还答应紧急购买11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减少日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然而，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得到美国对打开日中关系的充分理解。在会晤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田中承认：“我不是说美国对日本的方针已经采取了有理解的好意的态度。”他还强调，对于日中建交后日台外交关系不能维持这一点，“期望美国方面表示好意。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对我访华，对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本身已经表示了好意的态度。”大平外相说得更明确：与美国的“对话是困难的”。美国还“规劝”日本不要“完全屈从北京的每个要求”。
不过，由于已有美国“越顶外交”在先，美国也不好对日本有过高的要求。而且日本也觉得占理，正如大平所说：“关于中国问题，不需要在日美两国之间表示同意，或表示反对。”他还说，此次访美并“不是什么访华的一个步骤。访美是访美，访华是访华。”此外，日中接近也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中国对日美提出的“坚持日美安保条约”未做任何反应，所以“美国方面对日本先于自己同中国建交没有持不同意见”，大平认为“夏威夷大功告成了！”这等于是拿到了去北京的单程机票。
对中日复交影响更大的是台湾因素。这里所说的影响并不在于台湾还象50－60年代那样构成中日复交的一大障碍，因为田中内阁已决定不在维持日台“外交关系”，而是在于日本利用台湾因素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向中国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在最初的复交谈判中，日方依据条约理论，对中方提出的联合声明方案提出了四点异议。一是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提出的方案表述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日方坚持，“战争状态结束”问题已在“日台条约”的第一条中得到解决，不能与中国之间再次宣告“战争状态结束”。二是关于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日方认为应该分开写，三原则的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写进联合声明，因为“日台条约”是经过正式手续缔结的，日本政府不能视条约本身是无效的。三是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因而处于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的地位，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四是关于赔偿问题。日方对中方主动提出“放弃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又认为，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要求，如果在联合声明中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则意味着“日台条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日方不能赞同。日方提出上述异议，意在用条约理论与中方周旋，耍外交手腕，以便向中方提出更高的要价。就上述意见进行发言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事前征得了田中和大平的同意。日方的观点，核心内容是台湾问题，每一条都坚持“日台条约有效论”。
对日方的观点，周恩来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日本要同中国建交，“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他坚定地表示：“要我们照顾日台条约，承袭日台条约，这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关于赔偿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表示所谓放弃赔偿的要求，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要求。他还说，对中国的举动，日方反过来不领情，甚至还拿蒋介石的话做依据，“是对我们的侮辱”，让“我这个”“温和的人”“简直不能忍受”。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在台湾问题和赔偿问题上，日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提法。但在另两个问题上，中方作出了让步：“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条未写进联合声明；“战争状态的结束”则改成“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在中日复交谈判中的表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的大局着眼，为了减轻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所遇到的阻力，促使其早日作出复交的决断，在田中访华之前就做出了放弃对日本赔偿要求的决策。值得指出的是，不要求赔偿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实践证明，中国政府的这一决策对坚定田中访华、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心，克服党内、国内的阻力，统一自民党内的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在田中得知中国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之后，他才开始全力做了为访华铺平道路的三件事：统一党内思想；去夏威夷与尼克松会谈，争取美国的谅解；派特使赴台，对台湾当局做“断交”的事前工作。田中、大平就是抱定“如果中方提出赔偿请求就立即归国”的想法来北京的。然而，放弃赔偿要求无疑等于做出了巨大牺牲。促使中国政府做出这一牺牲的重要因素就是“日台条约”的存在和美台、美日关系的状况。也正是美国和台湾因素的作用，日本才能够在复交谈判中讨价还价，在中国已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提出更高的要求。
六、互补性的三角：中美日三边关系重新定位
中美关系缓和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中日建交又对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美日新三角格局的形成使三边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尼克松曾得意地称他的访华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正是这次访问使美国在对华外交上将日本远远甩在了后面。可是仅仅7个月后，日本就赶超了美国，对美国搞了“田中冲击”。对此，正如毛泽东对田中所说的，美国“有一点不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毛泽东的说法不无道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雷对中日发表联合声明的表态是：“希望促进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方向”。绝无“表示欢迎”的措辞。
美国之所以“不那么舒服”，原因之一是在日美关系上美国有一点失落感。虽然是美国率先接近中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打开了套在日本身上的枷锁，但是美国毕竟不希望日本走得太远，超越美国，尤其是日本竟然不顾美国事先的“规劝”，放弃了对台湾的“义务”。日本的表现表明，田中内阁对美国比佐藤内阁更加不顺从，自主性更强，这预示着“在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与美国紧紧连在一起的日本现在将开展它自己的独立外交。”其实，自“尼克松冲击”后，日美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1972年8月美日首脑会晤地点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就很说明问题。在战后的年代里，每位日本新当选首相总是要到华盛顿去“朝拜”美国总统，这已成为一个惯例。而这一回田中却是在虽为美国领土但却是在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一个地方与美国总统会面。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会面地点的选择所隐含的意义是，田中不是作为一个仆从，而是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的。这次会面，还有一个破例的事情是，尼克松亲自到机场迎接田中。而此前，美国总统从未到机场迎接过日本首相。这已经表明，日美关系的坐标已经开始调整。从此，日美关系将由仆从关系逐渐转化为伙伴关系。这种转变本身就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实力和支配作用在下降。而日中关系的发展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基础。正如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日中关系正常化将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影响”。此后，美国在亚洲将主要依靠“均衡体系”来实现其战略目标。日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中国在三角关系中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美国对中日建交感到不舒服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断然割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仅使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当局更加孤立，而且使美国将来与中国建交时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不得不参照“日本模式”，即“断交、废约和撤军”。这无疑使中国将来与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中日建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主要地还是体现在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上。中国与日本这个东亚大国恢复正常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是中国争取第二个中间地带以牵制美苏所迈出的成功的一步，这“有利于影响美帝、打击苏修”，也“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来说，虽然它希望日本在亚洲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它自己的负担，同时从抗衡苏联的角度考虑，它也希望日中改善关系；但是面对日本给它的冲击，它又担心日中过分接近会增强日本对它的离心倾向，从而变成一支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力量，并使美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美国不得不加快发展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的以中日关系影响中美关系的考虑，根据正在于此。
不过，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在对付苏联威胁上，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新三角格局形成的最主要基础，也是新三角关系与此前美日与中国对抗的严重失衡的三角关系最大区别所在。新三角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方有共同的利益，三边关系是互补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这是质的变化。虽然中美日三国相互间仍然存在着各种利益矛盾，但与根本利益相比，都是次要的、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三节 新三角格局的巩固与发展
中美日新三角关系形成后，三角互动，相互促进，最集中地表现在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和中美建交上。中日缔约与中美建交后，三角关系保持了10年的稳定发展。
一、中日缔约：三个月可解决的问题用了近六年时间
田中访华和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结束了中日关系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长达77年的不正常状态，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很快互设了大使馆，谈判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协定。国交的恢复更加促进了两国民间的交往。然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作为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标志，直到1978年才实现，其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
中日联合声明就已写明两国“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国出于推进中日关系和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的考虑，积极促进这一进程。
1972年10月1月，中国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发表了社论，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用大量篇幅谈论外交事务。社论在列举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缓和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外交的成就后，指出；“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是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明眼人一看便知，“完全破产”是指美国，“正在瓦解”是指苏联。社论还指出：“苏修叛徒集团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过程中，进一步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它的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它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国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而明确地声言苏联是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撇开带有“文革”色彩的用语不说，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过去相比，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苏联看成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尤其是对整个世界的主要威胁。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苏联的威胁，而且主要是从整个国际局势角度讲。他认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毛泽东还认为：苏联声称要打中国是搞声东击西，实际上是要吞并欧洲。
基于对国际局势的这种分析，毛泽东将中国的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其含义就是要建立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日台条约”、土耳其、欧洲。毛泽东还强调一条线内的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并劝美国要加强同欧洲和日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问题而纠缠不休，从而忽略了苏联威胁这个根本问题。他还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认为那是既害人又害己的战略。在“一条线”战略中，日本被当作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正是中国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的主要动力所在。而促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到1974年11月，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要签订的两国间一系列协定均已达成协议。于是进行缔约谈判纳入议事日程。1974年11月13日，赴日参加《中日海运协定》签字仪式的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在与日本外相木村会谈时，向日方提出了进行缔约谈判的建议。日方表示同意中方意见。当天下午至15日，双方就开始举行了有关缔约的第一轮预备性会谈。谈判共进行了3次。双方交换了关于缔约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尽快转入正式会谈阶段。这轮谈判结束后，韩念龙等还前往首相官邸向田中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递交了周恩来总理致田中首相的亲笔信。田中表示：“为了巩固今后的日中友好关系，和平条约也一定要缔结。”田中说的是真心话。他打算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解决完成日中关系正常化所有重大的历史课题。在对华政策上，日本与美国基本是步调一致的。此时，尼克松也打算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建交问题。
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令人难测。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9日下台，使中美建交进程放慢。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日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1974－1977年这段时间，美日两国的对华、对苏以及对台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尼克松下台3个月后，田中内阁因“洛克希德案件”经受不住国会内外对其财路不明问题的穷追猛打，于12月9日下台。同一天，三木武夫内阁成立。这样，三木内阁便成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中方谈判对象。
三木内阁一上台，就改变了田中内阁的外交政策方针。12月14日，三木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与国民共同前进的政治，与世界共同前进的外交”的施政方针。在对美关系上，三木仍然强调“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但对华与对苏关系却有相当大的变化。虽然三木声称，他“将诚实地履行1972年9月29日《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又宣称“对于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悬案，我打算积极地予以对待”。这实际上就是实行对中苏“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对两国“不偏不倚、同时并举”。甚至还想从中苏对抗中渔利。日本对苏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正如三木对外相宫泽喜一所说的：“在过去30年中，领土问题没有取得进展，在走向21世纪的今后30年中，日苏友好关系无疑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作为贯彻对中苏“等距离”外交方针的具体行动，1975年1月15日，三木同时派了两个使团分别前往苏联和中国。一个是日本新任外相宫泽喜一所率的使团，携带着三木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飞往莫斯科。另一个是自民党国会议员保利茂所率的使团，携带着三木致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飞赴北京。从两个使团的成员来看，三木更加重视对苏关系。日本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法新社评论道：三木内阁“同时派两名使节前往两国首都，以免引起妒忌，同时又可以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取得外交上的双重胜利”。但是该评论随后断言：“谁也不相信，宫泽从1月15日至17日能够在莫斯科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法新社的断言很快成为事实。由于日苏之间的立场相去甚远，宫泽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进行了4次会谈，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毫无进展。
就在日苏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16日，日本方面也与中国进行着有关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轮预备性谈判。日本的意图是同时对苏联和中国打“中国牌”和“苏联牌”，双管齐下。第二轮预备性谈判是日方“主动”提议进行的，这也反映出日本的如意算盘。这一轮谈判主要由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说明日方对于条约性质和内容的意见。主要是：（1）条约将表明未来长久的日中友好的理念；（2）条文简明扼要，重申1972年9月日中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3）不在条约中提出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日方的意见没有提及中方在第一轮预备性谈判时提出的“反霸条款”问题。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将向政府报告并经研究后，在下一轮谈判时说明中方的看法。
同一天，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保利茂一行与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秘书长孙平化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两次会谈。次日，保利茂一行又与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督促政府作出努力，早日缔结和约。1月20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保利茂。当邓小平说“相信并且期望三木首相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保利茂答称：“没有大的障碍。”当天夜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保利茂一行，在谈到缔约问题时，周恩来说：“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我们是相信的，有极少数人反对并不要紧。”在此4天前，即16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还是早一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好，搞得好的话，有三个月就可以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缔结和约的进程是持乐观态度的。而且日本方面此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态度。18日，三木首相在甲府市会见记者时说：“通过迄今为止的（预备）谈判，可以出乎意料地很快解决”缔约问题。他还强调，“日中友好对于亚洲的稳定也是必要的”。从两国政要的谈话中，完全可以断定，中日缔约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了。
然而不到一个月，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中日缔约的乐观气氛为之一扫。2月14日，中日缔约第三次预备性谈判在东京举行。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中方代表对前轮谈判时日方提出的基本见解发表意见。对日方提出的在和平条约中不提及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方表示同意，但是在“反霸条款”上，双方出现严重分歧。中方认为，既然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缔结和约，就应当在条约中载明联合声明所规定的第七项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但是日方坚持不能接受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双方各持一端，谈判没有结果。随后，日本政府透露出消息，说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一致坚决反对在日中和约中明确写上反霸条款。与此同时，中方人士也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谈判陷入僵局，而且双方还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此后，三木内阁虽然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中日双方也进行了多次谈判和接触，但谈判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政局出现了大的动荡。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各国政要都关注着第一代领导人过世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都持观望态度。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随后，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打倒；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一个国家在政局处于动荡的时候，外交上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中日缔结和约问题自然也就排不上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了。在日本方面，三木和宫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在中国政局走向不明朗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应当对日中缔约问题采取“静观”的态度。
从1976年底开始，中日双方政局又出现了有利于缔结和约的气候。这一年12月24日，三木内阁辞职。福田纠夫出任日本首相。福田接受了三木内阁的教训，改变了对中苏“等距离”外交政策方针，将发展日中关系放在日苏关系之前。而且在福田内阁中，主张对华友好的人士居多。这些为缔结日中和约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在中国方面，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7月，邓小平被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而邓小平一向被认为是外交上的“务实派”，对中日缔约持积极态度。邓小平多次表示：中日缔约，中国方面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日本方面要下决心，恢复缔约谈判。9月10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文革”，并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虽然还未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无疑正向这个方向靠近。外交为内政服务。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是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第一点来讲，当时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对中国安全最有威胁的国家是苏联。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在中越边境进行挑衅，使中国有严重的后顾之忧，不能安心搞建设。与此同时，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越来越采取攻势，四面出击，到处插手，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形势，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延缓爆发。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爆发。”邓小平认为，延缓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三个世界战略和与之相应的外交路线，“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根据70年代的具体情况，国际反霸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一条线”战略。而日本正是“一条线”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第二点来讲，中国在确立了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亦即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是继续关起门来搞建设，还是面向世界，走进世界市场，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前一种道路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了1978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时说：“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明确提出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开放政策。他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开放目标就是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先进设备的发达国家，而日本就是世界第二号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加快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由于中日双方都有了发展相互关系的动力，所以缔约谈判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谈判中采取了更加务实和重大局的立场。邓小平曾多次劝告日本领导人，要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反对霸权主义和中日缔约问题，促使日本政府打消对苏联的幻想，不要搞绥靖，应与中国一同来反对霸权主义。他指出，苏联霸权主义不仅对中国构成威胁，更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且还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从大局出发，中国政府不仅在中日缔约上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且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1978年3月，当访华的日本客人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日本首相福田对中日缔约的意见，表示不愿意在条约中写进过于刺激苏联的话，并强调“与所有国家增进和平友好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表示“双方均不干涉内政”，使日方感到中方已经考虑了日本的立场。中方的积极努力促使日本政府早下决断。1978年5月31日，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前往中国外交部拜会韩念龙副外长，正式提出恢复日中缔约谈判问题。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在事隔2年零10个月后，在北京重新开始举行，而且不再是预备性谈判，而是事务级谈判。由于中方从决策层到具体谈判者思想都比较解放，所以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在以往的谈判中，中日双方主要分歧点是“反霸条款”，日本怕得罪苏联，想模糊“霸权”的针对性，双方僵持不下。在这次谈判中，中国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同意写进日方提出的“第三国条款”，即“本条约不影响各方同第三国的关系的立场”。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978年8月16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0日，日本也完成了全部批准条约的手续。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并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第一位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日本政府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礼遇。为了保证访问的顺利进行，防止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捣乱，日本政府采用了超过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戒严体制。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同福田首相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国际形势、朝鲜问题、越南问题、台湾问题和日本自卫武装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日本天皇裕仁；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向400多名到会的日本记者和外国驻日记者发表了讲话；此外还广泛接触了日本朝野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人物，会见了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各界老朋友和已故者的家属，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邓小平的成功访日为中日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发展打下了良好开端。从此，中日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中美复交：跨越鸿沟，30年特殊历史终于翻过
《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来往都有了明显的增强。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高了他在美国的威望。1972年11月，尼克松在大选中再度获胜，并且比他的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多得了近1750万张选票，这是美国历届选举中当选者所得选票超过对手最多的一次。选举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对尼克松执政4年的政绩，包括外交方面的成就是满意的。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要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实现与中国建交的宏愿，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1973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安事务助理基辛格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再度访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都表达了加速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并且商定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以便在两国间建立直接联系。这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5月3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给国会的报告中宣布：“本政府将以献身的精神和慎重的态度谋求进一步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谈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他说：“四年前促使我们开始这一进程的那些考虑，现在将推动我们继续这样做。”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11月10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毛泽东再次会见了他。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之后，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果的公报。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强调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然而，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被“水门事件”打断。“水门事件”被揭露出来后，很快被政敌利用作为攻击尼克松的武器。从1973年4月《华盛顿邮报》不断揭露出新材料，证明白宫人员与水门事件有关连，直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宣布辞职，尼克松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水门事件束缚住了手脚，其外交政策难以正常实施。当然，对华政策也不会按预定设想实施，来自美国方面的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自然消失。1974年4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曾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却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这与1973年他两度访华时的态度完全两样。
尼克松下台后，继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虽然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水门事件”使共和党受到沉重打击，福特领导的政府一开始就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不会有大的作为。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抵达北京，他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着忙。”他还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福特政府对华政策的方针是维持现状，在台湾问题上尽力拖延。11月，基辛格再度访华，这回他已失去了往日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基辛格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谈时，提出了美国在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上的一大堆困难，主要是台湾问题。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亲台势力。因此，美国虽然有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邓小平还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立场：根据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由于中美两国政府间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此后两国关系陷入僵局。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双方在国际局势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虽然福特承诺在1976年大选之后，采用“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次大选结果却是共和党失败，福特没有连任总统的机会。新上任的民主党卡特政府需要有一个政策制定和调整过程，在对华政策上显得摇摆不定，来自美国方面的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明显减弱。
就在美国方面出现了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因素时，中国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当时中国仍处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潮和路线仍然占主导地位。1973年11月，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后，毛泽东根据片面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对周恩来提出严厉的批评。中央政治局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江青集团也趁机向周恩来发难，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攻击周恩来迫不急待地要取代主席。这使周恩来以后不得不更加谨慎。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人的能力也不放心，因此并不将治国大权授予他们。周恩来病重住进医院后，在周的支持下，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1975年1月5日至17日，邓小平先后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集党、政、军诸要职于一身。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励精图治，在各方面展开整顿工作，努力扭转“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然而，邓小平的整顿招致了江青集团的仇视，也引起了亲手发动“文革”并将“文革”看作是他一生中所从事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把邓小平的整顿说成是“右倾翻案”。江青一伙也趁机利用“反经验主义”问题和“评《水浒》”运动掀起打击邓小平的风波。在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下，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将邓小平赶下了政治舞台。到1976年1月，邓小平从一切公共场合消失。随后中国政局进入急剧动荡状态。中美关系问题自然提不到议事日程。
1977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出现了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就美国来说，卡特政府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对华政策已经成型。1977年6月，美国国务院等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完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请示总统备忘录第24号》的初稿。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建议基本被卡特总统采纳。随后，美国政府开始向中国发出发展关系的信号。6月29日，万斯国务卿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详细说明了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发表的演说，从而明确表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姿态。他表示，美国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设法走向关系完全正常化”。次日，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但是无论万斯还是卡特，在表示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都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在中国方面，结束了“文革”后，中国开始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更加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也谋求进一步同美国发展关系，以抗衡苏联的威胁。邓小平认为，延缓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三个世界战略和与之相应的外交路线，“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根据70年代的具体情况，国际反霸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一条线”战略。这是毛泽东在70年代初制定并加以实施了的外交战略。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一条线”上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美国。因此，要搞好国际反霸斗争，延缓战争爆发，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要加快中美建交的步伐。
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应邀访华，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探索性”访问。这也是中国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接待美国高层领导人访华。万斯在同中国外长黄华的正式会谈中提出了一个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方案，即：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和权利。他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8月24日，刚刚恢复工作1个月零3天的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万斯，阐明了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万斯访华和双方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益的，特别是中国方面表现出的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1978年1月，在苏联、古巴军事人员的支援下，埃塞俄比亚军队开始对欧加登地区发动进攻；3月9日，索马里政府宣布从欧加登地区撤军。这表明苏联加强了对美国的挑战，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设想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完全不相容。与此同时，苏联的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与美国进行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没有表现出诚意。美国国内舆论开始批评美国的缓和政策，认为苏联在缓和中获了利，而美国则吃了亏。这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和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越来越重视对外开放，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优先同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一批美国报刊发行人和编辑时说：“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为签订同一个合同而竞争的时候，中国必然要照顾那些早已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问题。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着总统下达的一项重要使命访华。卡特总统在行前给他下达的指示是：一是谈美国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二是谈美中关系问题。关于美国同中国的战略关系，布热津斯基将奉命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把对华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美中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都有并行不悖的长期战略关系；双方都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或地区称霸。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卡特的指令是：“你应当明确表示：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的决心已下”，美国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断交、废约、撤军）。
5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说，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邓小平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5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一行。这是一次没有列入计划的破格会晤，表明了中国方面对布热津斯基来访的重视。布热津斯基的这次访问，双方间的气氛非常协调，表明两国关系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法国《世界报》称此行是“中美关系史上决定性的里程碑”。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方面为美中建交谈判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从1978年7月起，中美双方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黄华外长，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此同时，中美双方还在华盛顿有另外两个渠道进行接触。一个是布热津斯基和柴泽民及韩叙的接触。此渠道不涉及正常化的具体问题，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述的主要是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主要目的是使中方确信美国是真心真意地要同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美方希望这将有助于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更加灵活。另一个渠道是霍尔布鲁克同韩叙的接触。霍尔布鲁克的使命主要是接收中方对美方任何抗议照会，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议。建立该渠道的目的主要是使在北京的建交谈判不受影响，也不使布热津斯基同中方陷入争论。
在北京的建交谈判中，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间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方的立场是，在接受中国提出的三原则基础上坚持中国保证以下三条：（1）美国在正常化时刻发表关于台湾和平解放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2）美国将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保留与台湾的全部经济、文化及其它关系；（3）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从7月5日起到9月上旬，黄华与伍德科克进行了5次谈判，非常艰难。
双方高层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谈判的情况。卡特总统于9月中下旬下令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转告其西欧盟国，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这是卡特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10月中旬，卡特又作出两项重要决策：一是决定推迟美国同越南建交；二是正式向中国提交一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稿，以表示美国确实有诚意准备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在公报草稿中，卡特还将布热津斯基建议的中美正式建交的日期由1979年1月15日改为1979年1月1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建议，即关于将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构想。工作中心的转移更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显得更加迫切。与此同时，由于苏越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越关系恶化，越南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中国正在考虑对越南进行反击。为了牵制苏联，中国也需要通过同美国改善关系，从而增强自己的地缘依托。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发出了中国准备尽快同美国建交的信号。他说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还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我说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邓小平认为，要象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1978年12月14日和15日，邓小平先后两次会见伍德科克，阐明中国的立场，并接受了卡特总统对他发出的访美邀请。
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是15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还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与美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将近30年的关系不正常状态的结束。此消息一经发布，全世界为之轰动。此前，各国新闻记者都被蒙在鼓里，消息公布后，他们顿时忙成一团，都想拿到第一手材料，于是都来到中国驻美联络处。联络处不得不于当晚7时（华盛顿时间），即消息公布一小时后，为一拥而进的几十名记者举行了一个短短的招待会。事后，驻美联络处主任、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感慨地说：“都说美国人保密观念不强，但事实是保密保得太好了，简直震动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应邀访问了美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这个西方头号大国的首次访问。在访美期间，邓小平指出：目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他还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在29日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邓小平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30日，他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不仅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使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而且也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正是有了中美建交这个条件，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三、四角关系：三角互动中的苏联因素
7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新三角格局形成后，三角互动作用明显地体现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与中美关系极为相似。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缓和带动了田中访华和中日复交。此后，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和日本的田中政府都积极寻求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美国要尽早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日本则要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尼克松政府下台后，美方发展对华关系的步伐放慢，日本在田中政府下台后也在与中国缔结和约问题上徘徊不前。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和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国内政治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美与中日关系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制约作用。而美、日对华政策的变化同时又受到三角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因素的影响。
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只是他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环节。美国更主要的目标是与苏联搞缓和，用缓和政策来麻痹苏联，用“连环套”的谈判策略来制约苏联，以便使美国在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中取得较有利的位置。在这个棋局中，中国显然是美国要加以利用的一张王牌。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由于中苏处于明显的、难以调和的尖锐对立状态，美国处于较有利地位，回旋余地较大一些。中美关系缓和，对苏联形成巨大压力，使之有了紧迫感，直接促进了美苏关系的改善。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与苏联达成《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此后，两国首脑频繁会晤。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1974年6月至7月，尼克松再度访苏，双方签订《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导弹弹道系统条约协议书》等文件。1974年11月，美国总统福特赴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发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愿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期限到1985年以前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美苏关系的改善和缓和，自然降低了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紧迫性。不仅如此，中美双方还经常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就缓和问题进行争论。同时也使中国感到美国是在对苏搞绥靖政策，想要将祸水东引。这也促使中国方面对发展对美关系有所冷淡。
在中日关系方面，田中内阁在同中国发展关系时，也仍寻求同苏联改善关系。1973年10月，田中与大平外相应邀访苏，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日苏双方经过激烈交锋，达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领土问题”的口头协议。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也效法美国搞对中、苏等距离外交，不偏不倚、同时并举，甚至还想从中苏对抗中捞到好处，取得双重胜利。与此同时，苏联也抓住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和弱点，对中日缔约谈判进行干扰。
苏联对中日缔约意图是十分敏感和惧怕的。苏联认为：如果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客观上将成为日美安全条约的补充，成为继中美、中日联合声明之后华盛顿—北京—东京三角政治同盟的第二个轴心，到那时，美国的“一个半战略”和中国的“一条线”战略殊途同归，苏联的全球战略将遭到严重挫折。于是苏联决定对中日缔约加以阻挠，主要手段就是对日本进行威逼利诱。1974年秋天，苏联制定了抵制日中缔约的对日外交战略，其目标是离间日美同盟，破坏中日关系，防止中、美、日形成对苏包围圈，其重点是拉拢日本，搞垮中日缔约谈判。苏联对日本采取的手法是软硬兼施，威逼与利诱并举。具体措施有两项。一是以缔结日苏睦邻友好条约作诱饵，拉拢日本，牵制中日缔约谈判。就在1974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纽约向同时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出中日缔约的提案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赶忙向木村提出，希望木村外相能在年内访苏，进行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三木内阁上台后，决定派宫泽外相于1975年1月访苏。当日方将这一意思通知苏方后，苏联很快作出了答复，于是便有了日本同时派两个使团同时访华、访苏的举动。不过，宫泽虽与葛罗米柯举行了4次会谈，但缔约谈判并无丝毫进展。双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苏联拒绝日方提出的讨论北方四岛问题的建议，日本拒绝苏联的亚洲安全体系的设想。不过双方还是于18日发表《联合公报》，主要是声明双方将继续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举行谈判，并邀请葛罗米柯在有待商定的日期内访问日本。
苏联的第二项措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不敢轻易与中国缔约。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罗扬诺夫斯基拜会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要求日本重新考虑日中缔约谈判问题，声称“日本正要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会给苏联带来好影响”，要求停止谈判。以后，罗扬诺夫斯基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对日本政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始出现中日缔约要慎重的主张，认为在中日缔约问题上走得太快，日苏关系势必紧张。6月17日，塔斯社发表了苏联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声明》，攻击将“反霸条款”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反苏行为”，强调“对为了自己的狭隘意图而企图制造改善日苏关系障碍的第三国的任何行动给予适当的回击，才是符合日苏两国利益的”。迫使日本驻苏大使重光晶于19日会见葛罗米柯，说明日本认为日中缔约并非是针对第三国的立场。1976年1月13日，正在访日的葛罗米柯在会见三木首相时声称：如果日本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关系。”苏联的干扰和施压是三木内阁在中日缔约谈判中拒绝接受“反霸条款”的重要原因。
到了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的变化促使美国政府加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77年7月，中美建交谈判开始秘密进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一次向前推动了中日关系，为中日恢复缔约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78年5月初，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两国首脑明确了主要通过发展美、日、中三国的双边关系来维持亚洲稳定的构想。在这种构想指导下，美国转变对中日缔约的态度。在以往的美日会谈中，美国对中日缔约只是说“没有异议”，而在这次首脑会谈中，卡特却“预祝日中缔约成功”，还劝告福田首相：“希望你们态度更积极一些。”表明美国不但不是中日缔约的“慎重派”或“反对派”，而是“促进派”。美国态度的转变无疑促进了福田内阁作出恢复缔约谈判的决定，并跨越“反霸条款”障碍，使福田这位昔日的“亲台派”成了中日缔约的实现者。此外，中美关系的发展也给日本政府造成了某种压力，日本政府担心再来一次“卡特冲击”，因而决心要赶在中美建交之前实现中日缔约。
面对福田内阁加快中日缔约的步伐，苏联开始对日本进行了“高压外交”，在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1978年6月19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日中条约的声明，警告日本：“北京的领导人企图通过同日本缔结条约，使日本走上反苏道路。如果同中国缔结的条约写了矛头针对苏联的条款，苏联方面将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整同日本的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在日本周围频频进行军事活动，加速扩建海军基地，增加陆海军实力，对日本进行威胁，试图加重日本政府的“恐苏症”。不过，这一回，由于美国已明确表态支持日中缔约，日本可借助美国这个保护神来对付苏联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苏联的“高压”手段没有奏效。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重新开始缔约谈判，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对中日的进一步接近，美国明确表示欢迎。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A·多克·巴尼特指出：“中日关系继续改善的趋势是值得欢迎的……中日关系的改善促进了而不是妨碍了美中关系的改善。因此，美国目前没有理由对中日比较密切的关系表示担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日缔约后，美国加快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卡特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表明对华友好姿态，同时更加关注中美建交谈判的进展情况。中日关系反过来又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如此，中日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可遵循的模式，即日本方式——断交、撤军、废约。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就指出：要象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在中日缔约后仅4个多月，中美就发表了建交公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并未导致美日关系的疏远和恶化，而是使之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使日本在走向自主外交的过程中有了重要的依托，不再象过去那样过份依赖美国，日美对等伙伴关系最终确立。田中在刚上任后能一改以往历任日本新任首相都要到华盛顿去“朝拜”美国总统的惯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他已打定主意要实现日中复交这个背景。1974年11月，美国新总统福特访问了日本，这是福特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总统对日本的访问。这既显示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也表明了日美关系的变化。就美国来讲，中美缓和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更主要地体现为依赖“均衡体制”来实现它的战略意图，对日本更多地是把它当成一个合作伙伴，让其尽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将日本的防务都包办起来。1973年5月，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第4次“外交咨文”，阐述了美国政府对日美同盟再调整的意图。尼克松在这份咨文中分析了战后20年日本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安全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指出：日美关系的变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变，日本的兴起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实；由于日本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日美作为自由世界的两个大国，又在异常大的程度上是互相依赖的，所以，日美之间整个同盟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极其珍视这一伙伴关系，必须使这一关系跟上形势的发展，使日美联盟在一个新时代中保持在牢固的基础上。尼克松进一步指出：日本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几乎完全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发展或保持充当小伙伴的习惯了，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在更广泛的外交领域中依赖美国的、区域性的太平洋国家，它已经在一个日益扩大的范围内自主地行动了；日美两国的对外政策不再一定是一模一样或必然是步调一致的，但应当是相互协调的。这份外交咨文的发表，标志着美日关系开始从战后从属与支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向平等伙伴与相互协调、相互依赖的关系过渡。
不过，在对华、对日政策上，美国虽然试图利用中国来制约日本，但相比之下，美国还是更重视对日关系。在上述的外交咨文中，尼克松表示，美国仍将把美日同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中心，日本将是美国“最高价值的伙伴”。而且在遇到中日之间利益相矛盾时，美国宁愿牺牲中国的利益而满足日本的要求。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72年美国在把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竟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行政权一并交与日本。当然这也体现了美国要对中、日分而治之，在二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以确保其在太平洋的霸主地位的意图。
四、十年蜜月：三角关系稳定发展
中日缔约、中美建交后，中美日三角关系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三角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苏联因素的存在。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缓和局面被打破，冷战进一步升级，这促使中美日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强化。在这种格局下，中美、中日关系都得到了稳步发展。不过，也不时出现影响三角关系稳定发展的因素。美国总想在中苏之间搞平衡，以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占居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只要条件具备，它就会表现出对苏的妥协倾向。日本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也不愿过度刺激苏联。此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磨擦。这促使中国在1982年后，开始拉开与美日的距离，贯彻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美建交到1981年卡特政府下台，这是中美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这段时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把苏联当成主要敌手，因此两国合作、协调的一面较为突出。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加深了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使两国关系更加升温。邓小平在访美期间还谈到由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问题，还就中国即将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问题同卡特总统进行了磋商。随后，在中国“教训越南”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经受住了考验。1979年2月17日中越之战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制定了应对方案：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同要求越南从柬埔塞撤军挂钩；同时向苏联发出一个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严重的行动。美国的方案实际上在帮中国的忙，对苏联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传送给卡特总统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但卡特总统丝毫不为所动，命令手下人按既定方针办事。卡特还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作出反应。
中美在进行战略合作的同时，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逐步加深。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文化、科技、甚至军事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一时期中美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争端，主要是在台湾问题上。1979年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339票对50票和85票对4票正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该法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多处内容直接违反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实际上是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对台湾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如果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有权进行干涉。对《与台湾关系法》，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4月28日，中国外交部就《与台湾关系法》问题向美国驻华使馆发出抗议照会，郑重申明了中方的立场。面对中方的强烈抗议，美方于7月6日复照，表示美国将遵守同中国达成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后来，卡特政府在执行该法的过程中，确实有所克制，以防中美关系出现倒退。
第二阶段从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到1983年6月美国宣布将中国列为美国出口管制的V组国家。这是中美之间磨擦较多的一段时间。罗纳德·里根属于共和党中的保守派，主张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早在1980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就提出了与卡特政府不同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还在里根宣誓就职前，中国方面就对美国共和党人的一些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言行做出了强烈反应。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针对中国有求于美国，可以吞下某些苦果这种观点，他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面对中国的强烈反应，1981年2月6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美国将遵守美中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美国应承担的责任。3月2日，里根总统致函中国总理赵紫阳，表示他将致力于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和互利的文化和经济关系。6月14-17日，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赵紫阳等中国领导人，向中方表明了美国坚决抗苏，要寻求与中国在战略上的共同点，恢复中美合作的势头的立场。黑格在北京宣布，美国将取消向中国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并在技术转让上把中国列入友好的不结盟国家，如南斯拉夫，以有别于苏联集团。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突破。
然而里根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其既定的对台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对台销售武器方面。里根政府表示，将继续以每年7-8亿美元的水平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1981年12月4日，两国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会谈开始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方代表是驻华大使恒安石。双方进行了8个月的艰苦谈判，其间几次濒于破裂，最终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比中美前两个公报前进了一步。美方还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实现最后的解决。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渡过了一次危机。公报限制了美台关系的升级。但中美能达成协议，主要是由于当时美苏关系全面紧张，而中苏关系又有松动的迹象，美国需要拉住中国。公报发表后，美国对公报仍坚持自己的解释，一方面强调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不矛盾，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条件。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仍有磨擦。1983年1月，中美纺织品谈判破裂，美国决定对32类中国纺织品实行单方面限制进口。中国也采取了报复性措施。1983年2月，美国亚拉巴马州法院就辛亥革命前中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对中国作出“缺席判决”，要现中国政府偿还。4月4日，美国宣布给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以“政治庇护”，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停止了双方间的文化、体育交流。
两国关系的动荡促使双方调整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原来所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已经不适应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美国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还恢复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进一步靠拢第三世界。1982年10月，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访华，开始了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这样，中国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关系。
经过多次交锋，美国方面开始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还有更深刻的内容。从1982年下半年始，美国也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其侧重点是要把“中美关系放在更现实的基础上”。1983年春，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大体形成，主要内容是：不再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而是强调“长期、持久和建设性的关系”；不再强调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而是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性作用；使中美关系的基础多样化，注重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现实地看待彼此之间的分歧；维持美台关系的现状，继续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三个公报的解释来处理台湾问题。此后，美国政府在新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开始谋求两国关系的改善。
由于中美两国都调整了政策，对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所以此后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有了积极的、实质性的发展。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国家，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如印度、南斯拉夫一组内。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进展，也是中美关系由波折不断转入一个较平稳的发展时期的标志。
第三阶段从1983年6月到1989年“六·四”风波。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二是中美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三是高层互访加强；四是科技、文教方面的合作加强。
当然，在这段比较平稳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磨擦。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对外军售问题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上。不过这些磨擦不是主流，并未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中日关系自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直到1989年，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同中美关系一样，期间也有一定的起伏和波折。这段时间的中日关系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到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随后的邓小平访日，使中日关系上了一个大台阶，并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12月，一直主张对华友好的大平正芳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活跃时期。两国首脑互访交替进行，来往频繁。1980年6月12日，大平因心肌梗塞去世。7月17日，铃木内阁成立。铃木内阁基本上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不过，在大平、铃木执政时期，在中日友好的主旋律中，也时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磨擦，比如在钓鱼岛归属及处理办法问题和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两国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第二分阶段从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即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这一时期，中曾根内阁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发生了一些使中国人民和政府不愉快的事情，中日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中曾根于198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40周年之际以首相身份参拜了供奉着日本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势力不断制造毁损日中友好纪念碑、岚山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等挑衅事件；日本军费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日本对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到1987年已达215亿美元；尤其是“光华寮事件”和日本外务省首脑发表攻击邓小平的言论，迫使中国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
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中日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毕竟占主导地位，因此两国关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发展。1983年11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邀访问日本，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日本和西方的先例。访问中，胡耀邦与中曾根首相举行会谈。中曾根建议在“中日友好三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中加上了“相互信赖”一项，使三原则发展成为四原则；他还建议成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对这些建议，胡耀邦表示赞成。
1984年3月23日至26日，中曾根作为首相首次访华。中方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19响欢迎客人，这是文革以来18年间首次为访华的外国政府首脑鸣礼炮；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中曾根一家人作客，这也是首次由党的总书记在家中接待外国政府首脑；中曾根还来到北京大学对师生发表了演说，这也是首次外国政府首脑到中国最高学府发表演说。访问期间，中曾根与中国总理赵紫阳进行了会谈。3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会见了中曾根。邓小平说，“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中日两国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渠道更加畅通无阻。第三、四、五次政府成员会议如期举行，民间或官民结合形式的会议也有所增加。
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为第三阶段。1987年11月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内阁的更替为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竹下内阁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新变化：一方面美苏首脑会谈、东西方关系缓和，使日本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地位有某种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日美经济磨擦加剧，日美矛盾加深，美国国会内外的反日情绪高涨，使日本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而恰在这时，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却相对以往也比较突出。这些促使竹下内阁调整对华政策。11月29日，竹下首相发表施政演说。在强调“日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基轴”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作为亚洲、太平洋的一员为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增进同韩国、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乃是重要的课题”。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竹下执政时期，中日关系有所升温。
在中美、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这十年间，美日关系也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在大平、铃木时期，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同盟关系更加协调。1979年1月25日，大平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虽然提出要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但是面对国际政治的日益多极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日益增加，大平特别强调了日美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坚持“由有节制的自卫力量和补充它的日美安全条约所构成的安全保障体制”。表明日本再次明确将日美关系摆在了日本外交的头等重要位置。为了解决趋于激烈的日美经济磨擦，1979年4月30日，大平率团赴美与卡特总统磋商。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创立一个协调两国经济关系的咨询机构，即“日美贤人会议”。随后不久，卡特总统于6月25日回访了日本，这是在任美国总统对日本的第二次访问。
这段时间，日美关系发展较突出地表现在安全合作方面。1978年12月，大平内阁开始与美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1979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共同分担驻日美军费用的议案，日本开始负担驻日美军营房和军人家属住宅的新建、改建等费用。1979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和国防会议通过了《日美防御合作指导方针》，从而使《日美安全条约》有了具体的内容。通过该指导方针，美国可以公开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实施自己的亚洲战略，从而使日本自卫队更紧密地依附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使日美两国走上了军事一体化的道路。这标志着日美进入了实质性军事合作阶段。此后，两国的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从1980年起，日本自卫队开始参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日美在战略上的合作也有所加强。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因伊朗革命派扣押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的“人质事件”而对伊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全面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呼吁西方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日本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对此伊朗向日本发出了不能保证对日石油供应的警告。次年4月，美国全面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禁止向伊朗出口除粮食、医疗药品以外的任何物资，对伊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日本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步调，于20日拒绝了伊的提高原油价格的要求，并招致伊停止对日本的石油出口。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采取报复性制裁措施，并要求西方盟国予以合作。日本顶着巨大压力，采取了同美国相协调的措施，推迟了原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访日，取消了自民党首脑同苏联驻日大使的会见。日本参与制裁苏联，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因为日本当时是与苏联在经济、外交上往来比较多的国家，而且与阿富汗周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80年2-3月，日本派前外相园田直为首相特使访问了中东五国、印度和巴基斯担，作为同美国的战略相协调的行动。日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别提供了1亿美元和320亿日元的援助，这是战后日本首次战略性援助，显示了日本在为西方世界分担责任。与此同时，作为对苏制裁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冻结了对越南的援助，终止了对阿富汗的新的援助。4月，日本表示将与美国共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铃木内阁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美政策，一方面注意协调日美关系，另一方面继续将大平所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放在日本内政外交最优先的地位，并积极推行。
大平、铃木时期，美日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防务和贸易问题上。虽然日本在战略上一直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但是里根上台后初期，美国一再批评日本长期以来“白坐安全车”，要求日本分担国际安全责任。80年代初，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人均防务支出为520美元，而日本则仅有80美元。美国官员认为，即使在日本现行宪法下，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日本也应该大幅度扩大在西北太平洋的防御力量。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在美方的要求下，许诺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保卫日本沿海水域和重要的海上通道，其范围将达到离日本海岸1000海里的地方。铃木访美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第一次明确提出美日两国是同盟关系，并提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以及各自的战略分工。然而铃木回国后却受到日本朝野一部分人指责，他们不满“同盟”的提法，也反对与美国分担远东地区的安全责任。这对日本的对美政策形成了牵制。后经美方多次施压，日本才勉强同意在编制1983-1987年中期业务计划时对美方的要求加以考虑。
美日经贸磨擦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处于蒸蒸日上的势头，而美国经济则相对衰退，因此这个问题更加突出。80年代初，美日贸易磨擦较为激烈。据美方的统计，1980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99.2亿美元（日方的统计为76.62亿美元），以后直线上升，到1985年时已达到461.5亿美元。美国认为造成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市场不够开放，于是从8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动攻势，向日本施加压力，促其向美国开放市场。1981年，美国商务部长鲍里奇就公开批评日本对美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美国商务代表麦克唐纳甚至说，美国除商用飞机外没有任何一件制成品能在日本市场上占10%以上的份额。不过，美日在贸易问题上的斗争在这一时期还不很突出。
在中曾根、竹下登时期，日美关系有所变化。这主要在于日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显著的变化，日本开始在日美关系中增添新的内容。首先是在政治关系上，为了巩固日美同盟，强调承担与日美两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其次是在军事关系上，明确强调《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军事性质；第三是在经贸关系上，日本在向美国开放市场方面作出有限的让步；第四是建立政府首脑间亲密的个人关系，中曾根执政时，里根和中曾根每年都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单独会谈，或进行首脑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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