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低谷中走出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始终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轴。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转变首先表现在中美关系上。还在冷战正式结束前，中美关系就已经因为“六·四风波”而跌进低谷，以后又因苏联因素的消失，中美关系丧失了重要战略基础，使得这个双边关系更加复杂，更加起伏不定。中美关系的倒退，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地缘战略上的利益冲突造成的。
一、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幽灵
自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反共产主义”思潮就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发展成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美国“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未有过胜利希望的国家”，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坚决、执著。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另一方面同美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首先，美国特殊的历史，使得在美国形成了敌视激进革命的传统，而象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共产主义力量领导的革命，则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不人道的革命。其次，在美国很早就形成了“天定命运”的观念，即美国是个伟大的民族，天定命运应该领导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这一愿望的巨大障碍。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将来自不同种族、民族的居民维系在一起，而共产主义则是对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严重挑战的“非美因素”。
“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从1917年到1991年这74年间，尽管美国的对苏政策几经变化，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反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动机是反共，因为当时苏俄并未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美国政府当时的主要考虑是，通过孤立和施加各种压力促使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这反映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媒体经常断言俄国革命即将失败。就连被认为通常是比较严肃的《纽约时报》，“在对待俄国革命问题上也明显有偏颇。在2年期间，它预言布尔什维克失败大约91次，宣布列宁和托洛茨基逃亡、死亡、退休或被监禁不下30次。”民主党政府孤立苏俄的政策被共和党政府继承下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断然宣称，在苏维埃表现出愿意‘与我们其余者共同担负起文明的负担’之前，我不打算同它来往。这反映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16年内占优势的官方观点。”就是在美苏建交后，甚至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期间，反共产主义也仍然渗透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美国一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停售飞机及有关战略原料，另一方面积极援助芬兰，向芬贷款2000万美元，退还芬兰偿还的一战时的战债23万美元。美国援助芬兰抗苏的神速与援助中国抗日的拖延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和浓厚的绥靖日本的倾向”。二战期间，在德国突袭苏联后，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的话更能反映出仇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危险。”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虽然从现实主义出发与苏联结成联盟，但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并未因此而消失，他在给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代理国务卿萨·韦尔斯发表声明：“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和理论就象纳粹专政的原理和理论一样，是不能接受的，是异己的。”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根据《租借法》对苏联进行了援助，但援助程度与英国相比相差甚远，美国援助英国达500亿美元，而援助苏联只有112亿美元。同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待遇却大不一样。在二战期间，在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同时，美英联手限制、削弱苏联的行为不胜枚举。
冷战，对美国来说，更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旗号的特殊战争。正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一书中所说：“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尽管美国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同的政策，但反共这一宗旨始终没有放弃。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立。这个由美国发起、西方15个国家组成、于1948年11月秘密成立的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行封锁禁运，禁运的主要产品是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等。1987年4月，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因违反“巴统”的有关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制裁，遭受巨大损失。
这段时间，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不仅直接贯彻在对苏政策中，而且还贯彻在对其它国家的政策中。1926年尼加拉瓜发生内战，美国竟以所谓“布尔什维克危险”为理由进行干涉，柯立芝总统说：“我们不是在从事针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巡警对过路人的战争”。他还说，他的国家派出去的军队“不是用剑而是用十字架武装起来的”。1953年，伊朗发生革命，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族运动领导人在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立国家，美国决策者担心摩萨台政权会成为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帮手，于是同英国一道策划了一起军事政变，将摩萨台政府推翻，使伊朗国王重新执政。1970年，自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并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正在同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的尼克松政府不仅对阿连德政权实施经济制裁，而且还支持智利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反共产主义”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之所以推行反华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同苏联结为盟友。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缓和关系，意在联华抗苏。美国决策者在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时，并没有放弃反共的目标，只不过是战略策略发生了变化而已。比如里根1982年6月8日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说”，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订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乔治·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美国若不去追求崇高的道义目标，它就决不会成其为完全的美国。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拥有这样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国家的面貌更可爱，使世界的面貌更美好。”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心目中，冷战结束、苏联垮台与共产主义大失败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美关系稳步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决策层一直抱着这样一种幻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向西方社会的开放，中国会演变成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然而，“六·四风波”使美国人的幻想破灭。他们感到，改革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发生性质的演变，而只是使中国更加强大。这与他们的初衷是完全不符的。于是乎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一下子由最开明的改革者变成了最保守的国家。尤其是不久发生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了美国和西方关切的焦点。按说，此时美苏之间的竞争尚未结束，而中苏关系刚刚实现了正常化，美国更应该注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可是美国却不能容忍中国的行为，宁可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六·四风波”发生后，美国立即以维护人权为名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6月5日，布什总统宣布了第一批制裁措施，决定中止中美军事联系。6月20日，布什总统又决定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宣布暂停中美最高级互访，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对华贷款。美国国会的反应更为强烈。6月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要求总统对中国实行国际制裁，要求停止政府资助对华贸易，严格控制对华军售许可证的发放，美国之音增加华语节目。众议院也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制裁中国的修正案。7月19日，美国42名参议员向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致抗议信；同时，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7月21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人权奖“沃伦伯格奖”。美国一些地方政府也遥相呼应。6月7日，纽约市长郭华德宣布，他已经中止纽约市与北京市之间的姊妹城市关系，以示抗议。10日，美国华盛顿市市长马里恩·巴里宣布，该市已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也积极配合总统和国会的反华行动。8日，美国国防部通知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下令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开该公司，从而中断了一项改良中国战斗机的军售合同。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赖斯通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暂停同中国的科学交流活动。13日，美国商务部取消向中国销售核电厂装置的出口许可证，这批装置价值5亿美元。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6月26日，世界银行推迟考虑对华贷款。7月15日，在巴黎举行的美、日、英、法、德、意、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其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并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制裁行为，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反华举动表示“极大的遗憾”；宣布推迟钱其琛外长原定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6月14日，美联社驻京记者潘爱文和《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裴新被中国驱逐出境。8月16日，中国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止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中国的立场是：“六·四风波”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想要压中国就范，迫使中国走上“西化”的道路。
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两国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从美国方面来说，人权首先是与美国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等事业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则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责任。所以，关心它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人（至少是那些关心政治、有社会责任感者）的普遍心态和情感，在这方面，美国当权者与公众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肯定会影响美国当权者的政策倾向以及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所以人权外交在美国非常有民意基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行议会民主政体，选民的意志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去留。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尽可能地仰合选民的心态和情感。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用以笼络人心、争取选民的一个常用的有效手段。此外，由于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它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就政府这个层面来说，美国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这种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不使其受到动摇，任何有可能动摇这种地位的思潮和价值观都会遭到美国的敌视。另一方面，美国有意识地在全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当然，人权问题还是美国外交中的一张“牌”，这从美国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人权标准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对美国来讲，打人权牌，高举人权旗帜，不仅有利于动员国内力量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而且还有利于调动它的盟国与之步调一致，从而提高它在盟友中的威望。更为重要的是，高举人权旗帜有助于美化美国的外交形象，好象美国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从而掩盖了它对经济、战略等利益的追求。
从中国的角度讲，人权问题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在本质上是国家主权之下的问题，怎样解决完全是内政问题，外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将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用人权来压主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还认为，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没有完整可靠的生存权，对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的谈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后者是构成人权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包括生存权的人权是不完整的。
客观地讲，对人权的含义，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来看，美国确实在搞人权外交。尤其是，美国的许多政界人士、媒体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缺乏应有的了解，他们的批评和指责许多都是相当盲目的，不切合实际的。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而美国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与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起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而那个时候美国却很少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权状况也并不比中国好，美国却仍然与这些国家保持亲密的关系。冷战期间，美国还经常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只要这些政权是反苏、反共的。可见，“六·四风波”对美国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感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失望。是“反共产主义”幽灵在作怪。
由于美国带头接连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随后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冷却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的方针是稳住阵脚，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施加的各种压力。邓小平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他还提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中国不但未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败阵，反而逐渐地稳定了国内局势，站稳了脚跟。不过，西方的施压和中美关系的倒退给中国政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特别强调和警惕美国颠覆活动的动向，甚至有些人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看成是西方搞“和平演变”的途径。
中美关系虽然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并未破裂。这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中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战略合作关系。虽然1989年5月中苏实现了最高级会晤，此前美苏也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中、美与苏联的关系都大为缓和，但苏联的威胁依然是中美两国担心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布什政府在制裁中国时留有很大的余地，限制了制裁的范围，使制裁尽量不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的损害。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1989年7月7日，美国宣布批准波音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4架原定于6月交货的商业性喷气客机，不过同时又宣称，中国政府订购的其余飞机的交付仍然“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7月，布什总统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为特使秘密访问了中国，与中国方面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7月下旬，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便于见面。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也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对话。钱外长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形势，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则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中方适时地作出了相应的反应。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
10月28日至11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提出“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针对中美关系中的症结，邓小平指出：“西方有一些人想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还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尼克松回国后向布什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访华情况。11月7-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也会见了他。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访问，在中美两国高级官方接触被中止的情况下，实际上起到了官方的作用，有助于双方互相沟通情况，了解彼此的立场。
1989年12月9日，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为总统特使访华，在改善中美关系上先走出一步。邓小平在会见总统特使时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这次提到，要改善中美关系，双方都让点步，只照顾一方不行，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而在10月份同尼克松谈话时，邓小平则强调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
此后，中美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缓和关系的措施。1989年12月19日，布什总统批准向中国出口3颗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中国政府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起实行的戒严。
然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严重制约。1989年11月15日和16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对中国进一步制裁的《美国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修正案除了支持继续中止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中断双方政府高级官员接触、中止同中国的核能合作、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贷款外，还要求中止以“援外法”所提供的资金用于“贸易发展办公室”与中国有关的活动。该法案被布什总统否决搁置，但在1990年1月30日再次讨论时获得通过。1989年11月19日和20日，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法案以保护中国留学人员不受迫害为由，决定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布什总统虽然否决搁置了这项法案，但却宣布决定通过采取行政手段，实施该法案中对在美中国学生的全部措施。不仅这样，布什政府为稳住对华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在国内受到普遍的批评和反对。反对者认为，布什总统派特使访华是搞“叩头外交”，而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给布什政府构成相当大的压力。
国际形势也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89年10月起，东欧国家局势开始动荡，6-10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代表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党；11月9日，民主德国决定开放柏林墙；12月22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东欧局势的变化使布什政府改变了对华态度，以为国际局势还会有重大变化，中国也有可能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由此，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又加强了施压的一面，试图以压促变。刚刚有了一点转机的中美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1990年2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年度《人权报告》，对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逐个进行“评判”，在涉及中国的部分，报告称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谋杀、失踪、死刑、压制劳工权利，迫害天主教和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中国西部建立奴役劳改营。报告还在多处用“可能”、“据说”、“据估计”、等含糊的字眼，集中抨击中国在平息1989年“六·四风波”中“可能”杀死了几千人。3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斗争由此开始。4月，布什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以中国在美国的公民回国可能受到迫害为由，给这些人以在美国居留的权利。5月12日，布什总统签署公告，宣布5月13日为“全世界支持自由和人权日”，再次就人权问题攻击中国。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这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机遇。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于是拥有否决权的中国的一票就成了美国能否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为了使中国不行使否决权，美国邀请钱其琛访美。在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使出兵伊拉克的决议得以通过。随后，钱外长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同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等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这实际是打破了美国中止两国高层互访的制裁，并给陷入困境中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希望。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美国还是不断对中国施压。
除了在人权领域外，美国在其他方面也加强了同中国的磨擦。1991年7月10日和23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313对112票和55对44票通过了第2212号决议，就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将人权问题、武器扩散等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不过这一决议被布什总统否决。但是此前，为了换取一些议员的支持，布什总统向参议院表示将提出一套新的对华政策计划，该计划内容将包括：只支持国际机构对华提供“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贷款；运用“301特别条款”来调查和制裁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停止进口劳改犯生产的产品；同意支持台湾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如果就停止扩散核材料和导弹的谈判失败，将对华实行贸易制裁。
不过，由于此时苏联尚未解体，美国在战略上仍有求于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存在着两面性。1990年8月13日，布什总统向国会递交了《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对话与接触”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特点。
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温和的作法。1990年1月至1992年1月，中国政府对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被捕的人员进行了比较和缓的处理。1991年11月，中国发表了第一份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客观而全面地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中国政府继续努力做美国朝野的工作。1991年4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应邀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提出，中美要增加接触，增进了解。继卡特之后，三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也先后来访。同时，美国官方的对华访问也有所恢复。1991年3-7月，先后有美国的两位副国务卿和两位助理国务卿访华。1991年11月15-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贝克一行。1992年2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同时希望中国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方此举表示欢迎。
值得提出的，中国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对缓解西方的压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起，在日本的带动下，西方七国集团开始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加强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到1991年，中国同日本、西欧等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许多西方大国的领导人相继访华，欧共体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这些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到了牵制作用。
总的来看，自1989年6月起，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对华制裁措施虽然尚没有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经济合作方面已经有所突破。美国对华政策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坚持“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促使中国“西化”、“分化”，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国间还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又试图修复两国关系。中国一方面尽力维护、稳定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
二、“中国威胁论”：由“捧杀”到“棒杀”
如果说1992年之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消极因素是意识形态问题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主要消极因素则是战略因素。1972-1992年这20年间，中美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因素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对付苏联的威胁。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和苏联全球战略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后，这个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弱，但仍不失为中美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基础。然而，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完全“不战而胜”后，上述因素则完全丧失。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消失，中国对美国来说不再重要，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也应被收回。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顾问理查德·布什指出：“从我们的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在地缘政治和价值上，我们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在选择伙伴时，也更有发言权。”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丧失，使得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薄弱，从而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凸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这个让美国畏惧了40多年的战略对手的消失，使得美国在欢呼胜利之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正是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国内各种力量高度统一起来，现在这种对手没有了，靠什么来维系美国社会的统一性呢？胜利之后的美国反而烦恼起来。于是乎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俄罗斯，伊斯兰国家，都曾被作为考虑对象，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未来的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正当美国在为寻找新的对手而烦恼的时候，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涨，而且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令人信服的新的对手终于找到了。于是乎，“中国威胁论”出笼并甚嚣尘上，在国际上也得到某些人的遥相呼应。
究竟谁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现在难以考证。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叫喊“中国威胁论”的有三种人：
（一）美国的一些右翼政界人士。他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又奉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同美国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些人在照旧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同时，极力渲染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超级大国，不仅已经对其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而且在未来15-20年内将严重危及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至少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日本、菲律宾的当权者。他们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会称霸东亚地区，从而危及这些国家的安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一般都有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领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想借宣扬“中国威胁论”来争取国际舆论对自己的支持。至于日本，还存在着争夺东亚地区霸权的因素，它把中国看成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
（三）美、日以外的西方一些政界人士，如撒切尔夫人。这些人认为，中国没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不能很好地控制、运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力量，容易走上极端和冒险，从而危及世界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威胁论”与美国冷战后的霸权战略有关。随着冷战的结束，原来的两霸只剩下了一个，美国从上世纪末“门户开放”政策提出时就形成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尽管这种霸权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但很多美国人还是为这种“世界统治地位”而自豪。这种“独霸”地位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国家安全有了绝对的保障，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只有它威胁别人的份儿；在经济上，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境地。正是因为这样，美国要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将之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它要以自我为中心领导这个世界，充当世界警察，成为世界的传道士，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它这样构想了，也这样实践了。它到处插手，干涉别国事务，甚至是对自己的盟友也不讲情面。在巴尔干、中东、海湾、东亚、中部非洲……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山姆大叔”的身影，听到它的声音。就是在英国——这个它最忠实的盟友，它也要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插上一脚。而对“山姆大叔”的“关怀”，被“关怀”者即使是多么不情愿，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至多是口头上表示一些不满和愤怒。更有甚者，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还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就连独立性很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说：“今天象昨天一样，世界需要美国。”许多欧洲人都承认，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没有代顿协议的签订，就没有希腊与土耳其领土争端的解决……。
为了维护上述的最高利益，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阻止其它超级大国的出现；二是推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三是扩展美国经济。美国就是从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出发来制定、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的。
早在1992年，由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主持起草的一份报告就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提出了建议，其基本点是：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甚至应阻止任何有能力同美国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竞争的大国的出现。这不仅是针对它过去的对手——俄罗斯（苏联），防止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复活，而且也针对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所有其它国家。这一政策原则已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所接受。从冷战后美国的对俄、对华及对欧等方面的政策，都可以看出这个原则的身影。就拿对俄政策来说，美国虽然表面上要帮助俄罗斯实现向民主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在努力全面削弱俄罗斯，不让俄有重新成为超级大国的任何机会。虽然有时出于权宜之计也给俄提供点帮助，如为保证“亲美”的叶利钦能继续当上总统，它在俄总统选举前夕急忙答应向俄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美国绝不打算向俄提供象当年的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还从外部来挖俄的墙角，削弱俄的政治力量。北约东扩计划就是要使前苏联的盟友以及一些加盟共和国彻底脱离同俄的关系。在中亚，美国企图通过控制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输送来拥有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的手段，进而削弱俄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势力。
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基本点。美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各国都变得民主了，世界就会有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用基辛格的说法是：“应该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包括中欧、西欧、多少是西半球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间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战争。”其实，求得“美国领导下的”和平只是美国要推进民主的一方面原因，而且是次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民主国家”与美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更易于接受美国这位“民主推进者”和“旗手”的领导，承认美国已有的霸权地位。正因为这样，克林顿连任后不久在澳大利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要“负起特别的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他还颇感自豪地宣称：“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冷战期间，美国把世界各国分成三部分，即好的、坏的和其余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坏的、美国的反共盟友是好的、其余的是不重要的。冷战后，美国心目中的阵线更简单了，只有两部分，即民主的和不民主的。正是基于这种划分，美国制裁古巴、教训伊拉克、指责缅甸军人政权、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划脚，甚至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虽经民主选举、但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也不表示好感。
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国都对美国实现霸权构成障碍，因此“威胁”了美国的利益。就推进民主这一点来说，这实际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冷战思维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世界分为对立的两部分，美国依靠其中的一部分，打击、遏制另一部分。只不过现在对立的两部分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在冷战期间是“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那些非民主亦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冷战期间曾是美国的盟友，而这回在理论上成了美国要打击的对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专制的，自然是民主国家的敌人，而中国这个现存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无疑成了美国的一大“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明冲突论”。这个理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文明与非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对立，并预言儒教文明会和伊斯兰教文明联手，从而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如果这种设想变为现实，未来世界又会走向东西对抗的两极格局。而中国则处于与美国对立的位置上，并且和美国分别构成对立双方的主要力量。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所运用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捧杀”。他们一反冷战刚结束时轻视中国的态度，转而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进而简单地推断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对外政策走向。他们认为，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将以年增长8%-10%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那时它将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中国还是有核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军事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今后一、二十年内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就象当年的德国一样。而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上与西方的差异，更使这种挑战不可避免。正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所说的：“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这反映出了这些人的另一个逻辑：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接受中国变得强大的思想准备和气度，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所用的另一个手法就是以点盖面。比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就抓住《中国可以说不》这本由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所写的畅销书中的观点，将之做为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国可以说不》用比较激烈的语言抨击了美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是此书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然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却将之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论据。
也有一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是出于个人私心，只是为了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来蛊惑人心，或者是为自己扬名，哪怕是这种论调与美国的切身利益相违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之一罗斯·芒罗就是一例。他曾是记者出身，后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本来业绩平平，知之者甚寡。1992年10月在《政策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而一举成名，一下子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受此鼓舞，以后他又与人合作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名声更加显赫。
“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在抱有不同目的人的合唱下，在美国盛极一时。当然，战略家们为美国寻找“对手”是主要因素。正因为这样，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遏制与接触：战略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它既具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又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同时还有大国之间关系的属性。多重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性，即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安全上的合作性和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性。其中有些特性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社会主义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目标就是要在地球上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要把社会主义当成了洪水猛兽，极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杀之。1949年，刚诞生的新中国决然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外交上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这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国的敌视和遏制。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每年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就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将中国另眼看待。再比如，美国曾长期坚持“对共产主义国家不出售高科技政策”，而且还干预其它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高科技。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决策层，都把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当成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成了现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抗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所占的份量加重。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有一条贯彻始终的动机，就是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以压促变”。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老是打“人权牌”，相当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制度存有偏见和敌意。因为即使按美国的标准，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不比中国好多少，但美国却对之采取漠视的态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多，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会相对减小，甚至减小到相当弱的程度，但不会消失。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对抗就会存在下去。
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各国在与别国交往时都更加重视经济利益。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美国要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也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广大的市场。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正因为这样，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经济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90年代后，即使是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出现磨擦和危机的时候，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这说明两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互相促进。而且，良好的经济关系又促进了政治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内，支持政府采取温和、务实的对华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美国工商界的人士。冷战后，美、日、欧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这个大市场对美国更加有吸引力。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将成为维系、推动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
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首屈一指，而且这种地位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与这样的国家对抗本身就使自己面临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核武器并掌握核技术。与这样的国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任何国家，尤其是象美国这样谋求全球战略利益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50年代初，由于美国敌视、孤立中国，促使中国倒向苏联阵营，结果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中国对抗，分散、消耗了美国的力量，使之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逐渐丧失了优势。70年代初，美国出于自己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需要，同中国缓和了关系，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上进行了合作。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认为，原来中美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中国牌”不再有价值了。然而，实践表明，中美两国在安全上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中美两国各自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两国在安全上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是深厚的。首先，中美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一方面，两国合作消除了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中国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力量，如果这样两个国家不能合作，而是对抗，势必对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影响国际局势的稳定。冷战的教训，人们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外交宗旨之一，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也不愿世界出现动荡。如果中美两国能真诚合作，将会使世界和平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中美合作将是21世纪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其次，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两国都支持俄罗斯、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以及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的稳定。两国都吃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苦头，都反对它的复活。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两国也能找到共同点：中国希望和平实现统一，不愿因统一问题而冲击现代化建设，不愿同胞之间兵戎相见；而美国也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引起东亚地区的动荡，美国需要减少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再次，在其它许多国际问题上，如防止核扩散、国际军备控制、保护生态环境、反恐怖主义、反极端民族主义，两国也都有合作的需求。总之，在安全与国际战略上，两国的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的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两国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美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美国当初以苏联为敌，推行遏制政策，主要原因还是苏联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冷战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取得了相对的霸权地位，它要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将之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谁要是威胁到了它的这种地位，它就反对谁，遏制谁。正迅速崛起的中国被看成是美国的潜在对手。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实力还相差甚远，两国的力量是不对称、不均衡的。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倾向在美国还会加强。
上述这些特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有遏制的一面，也有合作、接触的一面。不过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前，遏制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而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接触的一面占主导地位。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手段主要是在台湾、人权、经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和中国搞磨擦。
自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和里根总统实现了互访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的磨擦相对和缓一些，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也并未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可是，1992年之后，中美之间的烽烟又起。1992年9月2日，布什总统宣布他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这笔交易是自1982年以来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数量最大、武器性能最先进的一批武器。它直接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而且布什的这一决定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气氛已明显缓和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完全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讲，布什政府此举受美国大选的影响。1992年是美国大选年，对华政策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辩论的问题之一。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一直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上作文章，攻击布什政府“过于软弱”，并且借机攻击中国是“镇压民主”和“扼杀自由”的“暴君”，甚至把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到1992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失业严重，使得布什政府在竞选中得到的支持率明显低于克林顿。为了扭转颓势，迎合一部分选民的心理和亲台议员的要求，布什也开始打“中国牌”，在对华政策上做文章。当然，从根本的角度看，布什政府此举还是意在遏制中国，对中国打“台湾牌”。
1992年11月2日，美国大选揭晓，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7届总统。克林顿是战后出生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年轻气盛，而且对外交和国际问题了解甚少，尤其是他在竞选中高举反华的旗帜。这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也是这样。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要以人权和武器扩散为中心，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手段，向中国施压，逼中国就范。1993年1-9月，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行动，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对中国进行攻击；2月23日，美国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带头攻击中国；5月28日，克林顿宣布附加政治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日，克林顿在向国会阐述其对华政策时邀请了几名“民运分子”出席，并指责中国监禁“民主人士”，侵犯西藏人民的权利，扩散核武器和导弹；6-7月，美国国会掀起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活动，众议院为此于7月2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民主电台”的计划；7月23日至9月4日，美国一手制造了“‘银河号’货轮事件”，指控该轮装载着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8月25日，美国国务院以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M-11导弹为由，下令对中国进行制裁，宣布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某些敏感高技术产品。
对美国政府搞的磨擦行为，中国政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引起了国内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势力的不满；美国的西方盟国不仅不支持它的对华政策，反而乘机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抢夺美国的市场；此外，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同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日美贸易争吵加剧，美国干预印尼工会权利和人权问题引起不满，美国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发生磨擦，美国被看成一个恶霸。这些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从1993年下半年起，美国增加了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因素。9月初，克林顿签署一份对华政策“行政备忘录”，强调恢复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即美国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新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5月，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因素相对多一些，因此中美关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利用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举行了正式会晤，中美最高领导人实现首次正式会晤，中美关系走出1989年以来的低谷。此后，双方高层互访增加，对话加强。1994年1-4月，双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举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和中美联合商务委员会会议；1994年3月11-14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访华，与钱其琛外长进行了会谈；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决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并宣布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举行亚太地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次进行正式会晤。
不过，这段时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也伴随着磨擦、斗争和较量。1994年1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照例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2月下旬，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访华时，竟背着中国政府，私下安排会见反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3月9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再次纠集一些国家企图通过反华决议，遭到失败；4月28日，克林顿总统以“偶然遇到”的方式在戈尔副总统办公室会见了达赖喇嘛；4月30日，克林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994至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法所附的修正案公然声称“《与台湾关系法》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主张政府允许内阁级官员访台，并把西藏称为“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的代表是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这些事件说明，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本质，遏制中国的一面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加强。
1994年5-6月间，美国国会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华浪潮，一些亲台议员积极活动，要求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提高美台交往的层次，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9月7日，美国政府作出了调整对台政策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一）美国政府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建立“次内阁级”对话；（二）同意将台湾驻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三）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但支持台湾加入不具有国家地位的重要经济技术机构及国际组织。这实际上是在提升美台关系，严重违反了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构成后来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前奏曲。1994年10月和1995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两次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并得到克林顿总统的批准。5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允许李登辉将“以私人身份”访美。6月7日，李登辉开始了旅美之行。
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之举作出了强烈的反应。5月23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5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允许李登辉访美；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已在美国的国务委员李贵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及时中止了对美访问返回国内；宣布推迟中美导弹核能合作磋商，美国的两项访华事宜也被要求推迟；6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也奉召回国述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7月21-26日在东海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期满离任回国。中美建交以来首次出现在对方首都没有大使的局面，这实际上是隐形地降低了外交规格。
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使美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方担心中美关系继续下滑会导致失控，因此事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修补对华关系。1995年8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借东盟在文莱开会之机，与中国外长钱其琛进行了会谈。美方重申美国今后将严重限制台湾领导人访美，并表示美方重视美中关系，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还表示愿意邀请江泽民主席于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纽约市林肯中心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晤。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为后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定下了基调。此后两国关系有所回升。
1996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发射训练；3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展开了第二轮海空实弹演习。美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是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前恫吓台湾人民”，是“挑衅行动”，对促进该地区的稳定没有好处。随后，美国派遣两个以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驶向台湾附近海域。克林顿总统虽然否决了议会两院通过的有关“保卫台湾”的方案，但却决定扩大对台湾出售武器，以维护两岸的对抗。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危机。不过，美方很快认识到，中美关系倒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宣布继续奉行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6月，中美双方经过谈判，就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中美之间的相互制裁。此后，两国高层往来加强。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进行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在1997年和1998年实现中美首脑正式国事互访，戈尔副总统将于1997年上半年访华。1996年11月，美国大选，民主党获胜，克林顿连任总统。克林顿重申对华政策不变。1997年2-3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继任的戈尔副总统先后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的会谈。1997年上半年，美国国内虽然再次出现反华逆流，但并未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构成多大影响。
在中美政治充满波折的同时，两国经贸关系却有了稳定的发展。据中方统计，199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428.4亿美元，从1979年建交以来的18年里，双边贸易额累计达2606亿美元。自1996年起，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方统计，双边贸易额18年里累计为3760亿美元。自1995年起，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统计有所不同，据美方统计，199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95亿美元；而据中方的统计，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仅为105亿美元。在商业投资方面，美国在华投资截至1996年9月，累计已达21713项，协议金额335.4亿美元，实际投入129.4亿美元，列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往来也获得了很大进展。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江泽民所说：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基础之上。”1998年6月底至7月初，克林顿顶着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从而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互访，使中美两国关系更加前进一步。1999年4月6-14日，朱基总理对美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在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再次掀起反华浪潮、中美关系又一次面临着倒退危险的时刻所进行的访问，访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中美关系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在整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存在着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由中美关系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受美国国内所存在的两种势力——即对华接触派和遏制派——的影响。1997年，就在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进行大辩论的时候，在美国推出了两本颇有轰动效应的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很畅销。一本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另一本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这两本书分别集中反映了现今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尖锐对立的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的观点。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刊登了一篇对这两本书的长篇书评，题为《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认为上述两派的对华政策主张，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遏制、分化、西化、演变社会主义中国，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无独有偶，中国国内有些人也持上述观点，并说接触派危害性更大。对上述两派的评价不能简单化，应作具体的分析。
遏制派比较强调中美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第一，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正逐渐减弱；第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美国需要对付的有可能向其霸权地位挑战的国家越来越多，不仅仅是中国。后一条更加现实、重要。日本、俄罗斯、欧盟都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日本正日益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也不甘当二流国家；经济力量已超过美国的欧盟已不愿再充当美国的温顺的盟友。问题是现在各大力量中心都尽量不当首先向美国挑战的出头鸟。美国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能是使其它大国得渔人之利，冷战的教训不应忘记，从美苏对抗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而美国虽然是胜利者，但实力已被大大削弱。
接触派虽然最终目的也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霸权地位，但他们对中国和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看法却与遏制派大不相同。在接触派的政策主张中，尽管也存在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战略竞争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安全上的合作性。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具备威胁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能力，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用于防御目的。其次，他们更强调两国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美国要维持霸权地位，必须保持、增强其经济实力，这就需要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重视两国在安全上的合作。虽然苏联解体了，但中美两国在安全上还是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的，需要合作，而且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
遏制派与接触派对华政策主张的差异是明显的，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遏制派曾一度占上风，因而才会有一系列使中美关系恶化的事件发生。但是，经过几年的政策辩论和调整，克林顿政府还是逐步采纳了接触派的主张。除了它认识到上述的两国共同利益外，遏制性的政策推行不下去，也是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由于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和政府的理解，当初主动请求美国并与美国一道遏制苏联的西欧国家对遏制中国就不感兴趣，而没有盟友的配合，美国要遏制中国是孤掌难鸣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日益稳定，美国的决策层看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其干那种于己徒劳无益却使它人渔利的事，不如与中国接触、对话、合作，从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遏制派与接触派的宗旨是相同的，就是在同中国的交往中为美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接触也是遏制的一种方式，一种特殊的方式。就美国来说，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正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真正含义。
对中国来说，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个长期的事业，中国需要长期保持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的稳定，需要世界和平，需要同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在对外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是牛鼻子，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中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同时，搞对外开放，美国是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与美国对抗，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美国国内的各种对华政策主张，应当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如果按遏制派的主张，中美之间就不可能有对话和合作，两国关系只能是退回到过去的对抗状态，这不仅不利中国保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利于改革开放，还会引起东亚地区局势的动荡，危及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应当反对的。接触派的主张虽然也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甚至也存在着分化、演变中国的因素，但接触就有利于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增进相互的了解，有利于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因此是值得欢迎和响应的。当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分歧，但是相比之下，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主要方面，特别是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在国际战略上，两国的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的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两国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美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第二节不够和谐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也走过了与中美关系相似的轨迹。这一方面是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关系本身的特性。中日关系既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和文化上的同源性，也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在经济方面，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胜过中美，日本比美国更依赖中国的市场。在文化方面，有中日“同文同种”之说，就连“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亨廷顿也认为，日本文明更接近中华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在意识形态上，中日存在着对立，正因为这样，1989年“六·四风波”后，日本参加了对中国的制裁，并在历次联合国人权会议讨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时都站在美国一方。但是，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程度远弱于中美。中日之间最大的利益冲突是在地缘政治上，日本要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它将中国作为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所以它配合美国搞“中国威胁论”，想同美国联手遏制中国。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存在着遏制与接触相交织的特征，并使中日关系也是波折不断。
一、调整方向：日本要当“世界副总统”
日本早在1968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到了7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又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和突出，成为投资大国、债权大国、金融大国和贸易大国。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56%，占世界总产值的15%。1985年底，日本的海外纯资产额超过英国和西德，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猛烈膨胀的综合国力，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后，日本便开始向“政治大国”迈进。成为“政治大国”是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这一抱负的是1982年当选为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1983年7月14日，中曾根在发表内外政纲时宣称：“日本今后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作为国际国家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履行义务”。两周后，他在群马县发表讲话时又强调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中曾根的主张代表了战后日本国内强烈要求成为“政治大国”的一股政治思潮。不过此时，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苏联的，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加强日美欧对苏战略协调；在亚太地区加强靠美、联华、抗苏战略；在南亚地区重新建立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巩固日本在南亚的战略立足点。
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有所变化。从1990年起，日本防卫厅的《防卫白皮书》删除了关于苏联是“潜在威胁”的提法，尽管日俄领土问题尚未解决，俄罗斯国内还动荡不定，俄在远东仍存在很强的军事力量。这时，日本实际上已将俄罗斯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日本眼中，当今世界强国，除了美国外已非日本莫属。而且日本还乐观估计，到下世纪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与美国并驾齐驱。所以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它在国际上所能取得的更加重要的、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日本要充当“世界副总统”的角色。1989年8月上台的海部内阁开始转变日本外交的方针，由“消极被动型外交”转为“积极能动型外交”。为了扩大日本的影响，在1990年内，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三度赴美，这在日本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本外相等其它要员也频繁出访。
为了给走向政治大国制造舆论，日本朝野上下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1990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称，“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变化之中”，日本必须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开展“有理想的外交”，并将运用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国际努力。海部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大目标：保障和平与安全；尊重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确保世界繁荣；确保人类生活理想的环境；必须争取以对话协调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宫泽内阁成立后，宫泽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强调，日本要为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做贡献。宫泽在1992年4月访问法国时表示，日本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将着重在三方面发挥作用：监督裁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注意环境保护，鉴于南北关系而向难民提供援助。1993年7月，以新生党为首的多党联合内阁成立后，基本上继承了自民党的外交政策方针。后来的村山内阁也未脱离这一轨道。
日本所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最大特点是，谋求建立日美欧主导的“多国协调格局”。1990年1月，海部首相在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随后不久，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发表了《动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进展》一文，提出：1988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美欧各占5万亿，日本3万亿，三者合计占了世界经济的2/3；由于美国独立支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日、欧协调的体制就成为掌握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责任，也就必须由美、日、欧三极共同承担；为此，日本应当尽快将战后以来中小国家式的“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大国外交”，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更大贡献。可以说，海部与栗山的观点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意见。
日本的“国际新秩序”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联合国作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日本朝野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要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提高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日本的目标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宫泽首相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大会时提出，应调整安理会成员国职能和结构，以反映“新时代的现实”，间接地提出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此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宣称，日本要“争取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将实现此目标当成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标志。1992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也间接地表达了担任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为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一方面提出了关于改组安理会的意见，要求按经济实力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程度来分配权力，确定一国在安理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不损害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益，新增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以减少实现它的目标的阻力。从1986年起，日本对联合国所缴纳的经费就已超过苏联，列美国之后，居第二位。截止到1997年，日本分担的联合国会费比率已占15.65%，而俄、法、英、中四个常任理事国所交纳会费之和才占16.65%，如果以财力来定权力，那么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应排为老二。为了早日实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政府于1990年制定了五年计划，即争取在1995年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实现目标。1994年1月，日本外务省就改革联合国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必须改革联合国”持赞成态度的占49.2%，反对的仅占9.9%；对“日本应该进入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的占52.9%，反对的仅占14.8%。可见日本政府的政策是有民意基础的。
为了促进这一计划的实现，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增强在联合国的作为。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资金总计达130亿美元，位居榜首；战争结束后，日本还向海湾地区派了扫雷艇，帮助清除波斯湾的水雷。1992年6月，日本参议院最后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同年秋，日本便派出了首批自卫队员参加柬埔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到1993年10月为止，日本已陆续向柬埔寨派遣了1800多名自卫队员及警官。1993年3月，日本决定向莫桑比克派遣50名自卫队员组成的运输调整部队。1994年9月，向卢旺达派出400人的维和部队，并允许配备机关枪。与此同时，日本针对联合国存在着的财政困难问题，试图打“金钱牌”，表示如果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承担的财政规模可以超过现在。
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合作是日本的“国际新秩序”的又一个特点。日本决策层认为：虽然冷战后联合国的重要性增大，但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因为日、德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即使安理会有决策能力，也缺少实现的财力，而且由于苏联解体，安理会的欧洲色彩加重，并易为美国所利用，因而有可能遭到其它国家的反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海湾战争后提出：“由于日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言权有限，日本首相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只有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是日本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场所”。为了适应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的目的，日本比较强调在价值观念上与欧美国家的一致性，强调坚持“发达民主主义国家主要一员”的立场，积极配合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化”。海部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当时东欧正在发生剧变，针对这种形势，日本力图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向世界扩展，这与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完全一致的。1989年12月，日本外务省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外交》文件指出：东欧的变化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可能。海部内阁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支援东欧地区建立自由民主主义，并希望这种新秩序不仅限于欧洲还须带动亚太地区。外务省前事务次官栗山尚一认为：东欧剧变是一个世界性倾向，“东欧各国在政治上放弃了战后40多年坚持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走向多党制或多元政治体制；在经济方面也放弃了遵照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倾向相当显著地在世界范围表现出来。日本应当积极支持这种倾向。日本外务省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不仅只是具有打倒共产主义的先驱意义”，在东欧各国生根的民主主义“将继续对其它地区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确立给予鼓舞”，具有世界意义。但是，东欧还有不稳定因素，向市场经济过渡存在着困难，因此日美欧应予以支援。这种观点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相符。截至1992年6月，经合组织共筹集资金560亿美元援助东欧，其中有日本表示提供的45亿美元。
日本身处亚洲，因此要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不能脱离亚洲。日本将亚太地区作为实现其“大国外交”战略的主要舞台，谋求建立以日本发挥主导作用的“亚太新秩序”。1991年4月，海部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布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基本原则，强调受援国在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的状况，并且首次明确表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政治作用，一改以往历届内阁只强调经济、文化合作的立场。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突出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是日本的“亚太新秩序”的一大特点。宫泽首相在1993年1月发表施政演说时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亚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增大”，日本应“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为本国的问题去努力争取”。1995年，村山首相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将日本同亚太的关系放在首要地位，然后才谈到日美欧关系。不过，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将亚太国家分为三个层次，即“盟国”、“伙伴”与“对象”。美国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友；东盟和澳新是日本在该地区的理想伙伴，双方在经济上互补、政治上民主化等共性增多，安全保障方面利益接近，因而必须加强关系；中国和朝鲜半岛，在相当一个时期对日本来说是“解决问题的对象，而非为解决问题而能理想合作的伙伴”，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是“孕育着混乱之虞的异质国家”，朝鲜半岛有“比中国更加异质的北朝鲜”，而且从分裂到统一这一过渡期充满不确定因素。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重视在该地区发挥作用。日本决策层认为，在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中，亚太是日本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亚太地区应作为重点，日本必须力图确立自己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日本要在亚太地区扮演“地区冲突调停者”和“亚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达此目的，日本必须首先取得亚太地区的信赖，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使邻国对日本放心。为此，90年代初，日本比较重视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道歉。1993年，细川首相表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他还在演说中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及殖民统治造成的苦难和悲痛，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这在战后历届内阁尚属首次。村山内阁也明确承认了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战争责任，表示要以谦虚的姿态进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认真考虑“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令这些邻国信赖的国家”。为了显示日本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村山内阁决定政府出资1000亿日元，建立“亚洲交流中心”，以支援从亚洲地区来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和青年的相互交流。这项“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从1995年度开始实施，继续10年。
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外交方针是与国内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局出现了急剧的动荡。1989年1月7日，在位62年、88岁高龄的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明仁太子继位，日本的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日本历史遂进入平成时代。然而，“平成”时代一开始就不太平。4月，才执政一年半的竹下登首相因利库路特事件而辞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因此案而辞去自民党中曾根派会的会长职务，并提出脱离自民党。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宇野宗佑于6月3日就任首相之职后不到两个月，便因“桃色新闻”于7月24日宣布辞职。日本在“平成元年”一年内连换两届内阁，史称“平成之变”。“平成之变”使执政的自民党遭受沉重打击。在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时，在改选的126个议席中，自民党只得了36席，加上非改选的73席，共有109席，而在野党的议席则增加到143席，参议院出现“朝野逆转”的局面，这标志着自民党随心所欲控制国会的时代已经过去。
随后产生的海部俊树和宫泽喜一两届内阁虽然使自民党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但两届内阁才执政四年。在宫泽任内，发生了金丸信等政治家接受“政治捐款”的“金丸案件”，给自民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党的分裂。1992年5月，原自民党干事长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日本新党”。1993年6月18日，在众议院表决除日本共产党外的各在野党联合提出的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时，羽田派的34人乘机造反，也投了赞成票，结果使不信任案以255票对220票在众议院得以通过。此外，在表决时，还有18名自民党众议员未参加投票，11名自民党众议员宣布退党，5名非羽田派的自民党众议员也投了赞成票。“六·一八政变”不仅使宫泽内阁陷入绝境，而且是自1955年现体制形成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继羽田派造反后，自民党进一步分裂。6月21日，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退出自民党，宣布成立“先驱新党”；随后，羽田孜带领44名国会议员成立了“新生党”。与此同时，海部俊树率领80余名议员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宣称要与党内的“慎重派”划清界线，继续推进政治改革，自民党的分裂倾向仍很严重。7月18日，日本众议院大选揭晓，结果自民党只得223席，未过半数，最后由日本新党、新生党、先驱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八党派联合组阁，新党的细川护熙任首相。连续执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终于被赶下台，“五五体制”寿终正寝。
然而，多党联合内阁并未结束日本政局动荡的局面，细川内阁执政仅8个月便完成了“过渡性内阁”的使命。继之的羽田内阁是由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等联合组成的国会少数派内阁，根基不稳，只执政不到两个月便退出舞台。1994年6月，由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三党联合组成的内阁成立，由社会党的村山富士任首相，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之一。随后，日本各政党又进行了新的分化改组，许多在野党相继解散。12月10日，以前新生党为核心力量的“新进党”成立，当时就拥有众议员178名，参议员36名，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新进党的成立，为日本政党政治向“两大政党加小党体制”演变奠定了基础。不过，日本政局的稳定仍是有限的，村山内阁只存在了一年半便为自民党的实力派人物桥本龙太郎所取代。1996年1月桥本上台后，媒介曾给予很高的期望，以为日本政局从此会结束动荡局面，尤其是桥本的个人形象和魅力使人们预期他会成为佐藤、中曾根似的长期执政的人物。然而桥本内阁的寿命也只有两年半，便于1998年7月30日为小渊惠三内阁所取代。
90年代日本政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反映了冷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和民族心理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日本只能温顺地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充当二等公民，人们的注意力也只好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能用以统一全民族意志的因素不复存在，各政党原有的纲领已不再能迎合选民的意愿，于是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纷纷出台表现自己。在这种背景下，“新国家主义”思潮趋向抬头，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家政权，对战后日本加以彻底改造，从而将日本引向新的发展轨道。“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他在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日本的改造计划》中提出，日本要做一个“普通国家”。小泽认为：国家本来都是利己的。冷战后必须早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此，日本必须比任何国家都要积极发挥作用。日本只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真正的国际国家就是成为“普通国家”。“普通国家”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国际社会被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就理所当然地尽自己的责任去做，尤其是在安全保障方面，也要尽责地做出与自身相称的贡献；二是对努力创造丰富稳定生活的国家以及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的课题而做出最大的合作。小泽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可以像美、英、法那样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国际冲突的“普通国家”。“新国家主义”虽然还不是日本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出现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争论，但它反映了日本相当一部人的情绪和心态，对日本政府的政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新国家主义”只是90年代以来在日本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趋向保守化，经过大改组后的各政党的政纲都向右滑动，与之相应的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不过新保守主义与过去的保守政治相比有新的特征。一是打出改革的旗号，主张修改宪法；二是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三是在对美关系上不象过去那样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日本国宪法》是1946年制定的，当时处在美国占领下，美国占领当局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占领当局制定这部宪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以利本地区和平；同时废除独裁统治，还政于民，反对政治迫害，尊重人权。战后50年来，这部以和平与民主为特色的宪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广大日本国民的拥护，而且构成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宪法制定以来，日本保守主义主流派别对这部宪法虽然不满，但在修宪问题上一直持慎重态度。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国民中大国意识开始抬头，“改宪”之风趋于高涨。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股风潮急剧升温，不但自民党一些领导人带头主张改宪，而且一向拥护宪法的多数在野党对宪法问题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松动，社会各界对改宪的议论越来越热。改宪的主要目标是修改限制日本参与国际性军事力量行使活动的第9条。1994年11月3日，以保守著称、在日本销路最大的《读卖新闻》推出一个特辑，公布了该报草拟的“宪法修正草案”，此举被认为是政府放出的一个政治气球。新保守主义者改宪的宗旨就是要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亦即政治、军事大国。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浅井基文指出：“所谓‘改革派’甚至比过去的保守主义更加保守、更加反动。”
在过去的保守政治那里，虽然认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国际地位正在提高，但仍是把重点放在以“西方国家一员”的身份保持与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协调上，而新保守主义则主张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后要坚定地作为政治、军事大国来行动。为了给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开辟道路，这些人主张日本要克服“岛国意识”，走向国际化，同时向世界传播日本的文化，扩大日本的影响。中曾根康弘在任时就曾说过：“过去，我国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接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做的努力却很不充分”，因此“必须下决心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使人们更加了解日本。”但是，为了给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制造舆论，更严重的一种倾向是歪曲历史，为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解脱。1996年，日本辗转社出版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翻案，比较全面地反映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右翼势力的历史观。该书企图抹煞日本过去所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血腥的历史涂脂抹粉，为犯下累累暴行的法西斯战犯鸣冤叫屈。该书美化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说正是有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亚洲才得救了。如果当时没有军国日本，那么整个亚洲就会崩溃，就会彻底垮掉。”“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该书还说，日本吞并朝鲜“一是为了东方的稳定和东方的和平；二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即自卫。”在日俄战争之前，东亚地区的“灾祸和混乱可以说全部起源于朝鲜”，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因为朝鲜而引起的。日本不想打第三次决定朝鲜命运的战争，才取消了徒有虚名的韩国的独立，将它并吞”。独立大学教授中村粲甚至说出了这样颠倒是非的话：“我要明确地说，朝鲜和中国（对“大东亚战争”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的发生——笔者注）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对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该书更是肆意歪曲事实。比如，它将日本当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说成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不是“日方挑起的，而是中国军队干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该书还对在历史问题上正视事实的日本政界人士大加攻击，抱怨日本患有“民族自虐症”和“历史自虐症”，扬言要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重树“大和民族正确的历史观”。该书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却能在日本出版并得到日本政界和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这非常能说明问题。
进入90年代后，日本内阁中“失言大臣”层出不穷，许多说法与《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如出一辙。如多党联合政权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统治中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的民族强盛起来。”当时任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说得稍微隐晦一些，他把日本在亚洲发动的战争分解成三个范畴，即“侵华战争”、“殖民朝鲜”与“交战欧美”。第一种从现代角度看确是侵略；第二种不能算是侵略，而是继承前辈的殖民遗产，没有选择余地；第三种更不能算是侵略，而是驱逐英荷的殖民势力。
1995年无论对日本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却利用这个机会为日本的“大国梦”制造舆论。虽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热潮，出版了一批纪念50周年的书刊，但有一些人却借机大肆宣扬所谓的“广岛精神”，造成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是非人道行为的殉难者的效果。在此前后，日本47个都道府的议会中有18个通过了追悼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能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保守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行为的导向在发挥作用。日本政府从1950年开始至1994年，共向战死者遗族提供了约38万亿日元的抚恤金，这是日本向外国支付的各种赔偿的57倍。1949年，广岛建立了一个“原子弹受害博物馆”，此后又建起了许多“和平公园”、“和平纪念资料馆”、“原子弹和平纪念馆”等等，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这些纪念场所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人们知道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村山首相在内阁中属于温和派，主张正视日本过去的历史和罪行。1995年5月访华前，他曾计划在国会通过一项《不战决议》，以表达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扬弃战争的决心。但是却受到国会内外的保守势力的阻挠。前首相中曾根表示：“我反对在国会作出不战或谢罪决议。国会是集中国民各种意见的场所，不是进行历史裁判的场所”。5月2日村山首相访问中国竟没有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的陪同或随行，所以尽管他亲临芦沟桥“凭吊”并表示日本对侵略行为“进行深刻反省”，但其代表性是很微弱的。此前，3月13日，日本宫城县盐釜市议会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了反省侵略战争的决议，但是半个月后，该议会不但撤销了这一反省决议，而且还以优势票数通过了否认侵略历史，赞美日本战死者的“战死者追悼决议”。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虽然终于通过了“不战决议”（即有关战后50年的国会决议），但决议在措词与内容方面都比过去有所倒退，看不出日本对过去的历史存有任何忏悔或道歉之意。可见日本保守势力的影响之大。现在，将日本说成是受害者的扭曲的战争史对日本年轻人已产生很大影响。1998年，一本名为《战争论》，将日本军队描写成亚洲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卫士的连环漫画书成了畅销书；赞美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获得了最高票房率。1999年3月，日本政府竟建议正式确认“日之丸（太阳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4月，日本国会议员们提出了给托儿中心再追加相当于100万英镑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出生率的提高，而这种议案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
如何对待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政治中保守派与激进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过去的保守政治可以说是自明的亲美路线，此乃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而新保守主义“虽然也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并不以为然，而是坚持表示对于日本来说美国仅作为数种外交选择之一来考虑并给予其位置。因此当美国不讲道理的时候，与之正面对抗的姿态就自然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对美国说“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特征。1988年，日本作家、参议员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合著了《日本可以说“不”——日美关系的新政策》一书，主张日本不应该再对美国唯唯诺诺，而是应该敢于说“不”。此书一出，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最畅销书之一，1989年一年间就连续9次增印，发行近35万册。此书在美国国会内也引起了轰动。书的内容虽然是矛头指向美国，但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说出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想说而未敢说的话。后来，石原慎太郎又与历史学家渡部升一、军事评论家小川和久合著了《日本还要说“不”》一书，更是赤裸裸地鼓吹日本“大国沙文主义”。他们在抨击美国种族歧视的同时，又极力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宣称日本文化是不加任何修饰的“纯自然文化”，“将与天地共存”，进而提出要向全世界输出日本的文化和精神，要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开脱，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可是，就是这个石原慎太郎却在1999年4月以压倒优势当选为东京都知事，而且他的竞选纲领就是“反对美国和中央政府”。可见日本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保守主义势力正不断增强。1999年4-5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小渊惠三内阁在迎合日本上升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此举使其在国民中的支持率明显提高。
总之，日本要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对中日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互补与冲突：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
要成为政治大国，不再做“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既然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那么它也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了矛盾性和两面性，这种矛盾性和两面性体现在各个层面上，并作用于中日关系。
在地缘战略上，一方面，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就要首先在亚洲、在亚太地区发挥主要作用和影响，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或“霸主”，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日益崛起的中国。这是日本政界人士配合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日本列岛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它的发展，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是亚洲大陆，领土狭小，资源有限，向外扩展的余地很小，对外依赖性强。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一直想向亚洲大陆扩张，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且一度吞并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二战后，日本利用它的经济优势，在东亚地区扩大了它的影响。从80年代起，日本就倡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经济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在试图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来树立它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日本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它的竞争对手。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亚洲所能发挥政治影响力远比日本有优势，而且中国的地理和人力资源使得中国比日本拥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但是另一方面，日本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又不能无视中国的作用。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在亚太地区，它要发挥主导作用，必须抗衡美国的影响，摆脱美国的控制，因此也需要借重中国来牵制美国。
中国致力于推进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这方面与日本有共同立场，尽管双方所主张的多极化和新秩序的内容有差异。但是鉴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和目前国内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中国又必须对日本的发展方向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经济上，中日之间既有很强的互补性，又存在着竞争性。有的专家预言：在世界步入21世纪的前夕，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宝座的争夺战将在美、日、中三国之间展开。一位西方学者早在1993年就评论道：“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94年就说过：“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日本和西欧。”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列出以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全球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榜，中国大陆排第二，占全球比重的12%；位居第一的美国占全球的20.8%，日本位居第三，占7.4%。不过若按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国排在第七位，位居美、日、德、法、英、意之后。不管怎样，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逐渐在亚洲地区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对其“亚洲第一”的地位构成威胁。不过就目前来讲，中日经济的互补性是主要方面。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个巨大的、不可放弃的市场。日本要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因此它必须把继续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在利用中国市场上，日本比美国和欧洲拥有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日本对中国来说是个重要对外开放对象。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正因为这样，冷战结束后，中日政治关系虽不如70-80年代，但经济关系却更加密切。到1994年，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首次成为日本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1994年中日贸易额达4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相当于1990年的2.9倍。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一度是对华投资最大的国家，截至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16404项，协议金额297.9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85.15亿美元。从1979年以来，日本已先后向中国提供了4批日元贷款，截至1995年，日本对中国提供的前三次日元贷款总额约达1.6万亿日元，贷款利率每年仅为2.3%，偿还期限为30年，并另加10年的“延缓”期。1996年云南省发生地震后，日本向中国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经济关系已成为联结两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纽带，因而成为整个中日关系的主导方面。目前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经济援助和投资也名列前茅；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当然，两国经济稳步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日本人认为，如果给予中国过多的援助使中国发展太快，会威胁到日本的利益，因而主张将经济援助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提供的援助不够，日本有时不适当地将经济与政治相连，影响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在安全上，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安全上日本需要中国的合作，如朝鲜半岛问题，但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大。从日本方面来说，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日本不但无需再借重中国的力量来寻求安全，反而越来越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心存疑虑，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威胁。早在1994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外交政策审议室室长谷野作太郎就说：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动向本身，日本并没有认为会立即构成对自己的威胁；诚然，中国显然蕴藏着成为军事大国的潜力；对于中国今后的动向，日本需要仔细地掌握。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戒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军事安全上对中国存有戒心，日本与美国有共同点，这是它们在苏联解体后仍加强防卫合作的重要动因。对中国来说，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也存有戒心。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它在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上不需要多长时间，而日本对待它过去历史的态度更使中国对其发展方向心存疑虑。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所指出的：尽管日本受到日美关系影响和国内政治及社会对“军国主义”的限制，但它随时都有能力成为一个可怕的军事强国。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防预算稳步增长，已经形成“一支现代化和令人生畏的国防队伍。除了美国以外，日本拥有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和北约组织的任何欧洲国家更多的主要战舰。日本早已在亚洲部署了比美国更多的潜艇、护航舰及鱼雷艇。而且在美国第七舰队完成其计划的缩编后，日本将在东亚拥有比美国更多的主要舰只。此外，这支新型和现代化的海军，是在最近15年中建立起来的。几乎所有的日本海军舰只都是用极其先进的技术建造和装备起来的，宙斯舰的技术就是其中一例。最后，日本早已拥有建造、补给和驾驭航空母舰的技术，早在50多年前的二战时期日本就能部署航空母舰了。”就空军力量来看，“日本也在建设一支先进的空军。在美国F-16技术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日本‘FSX’战斗机将远比中国目前能制造的任何飞机都先进得多，也将至少与中国能从俄罗斯或其它任何地方进口的飞机具有同等的性能，并且拥有在国内生产的优势。日本也在向美国购买AWACS型飞机。因此，日本拥有或正在发展先进的常规海军和空军，作为其基础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远远超过中国拥有的或可望在今后10年内发展的武器和技术。”在尖端核武器方面，“日本对以钚为原料的核反应堆的兴趣和其先进技术支持下的民间火箭发射计划，显示出日本拥有先进的战略核能力。”“日本正在储存钚以及获得浓缩铀”，而这些“原料和技术只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日本的核运输系统的能力使日本排名第三，仅在美国和俄罗斯后面。日本也正在发展先进的非战略导弹系统的技术。日本民间技术的向军事用途的迅速转移是日本潜在的战略实力的重要来源。”关于中日军事实力对比，基辛格有一个说法：“日本的武装力量从技术和现代化装备看至少在今后15年内比中国优越。”《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作者早在1991年就指出：日本花在国防上的钱除美苏两国外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日本的国防开支大于中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所以，问题已不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这将取决于日本的战略需要。”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中日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对立性相对较弱的一面。两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对立的。在许多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的重大国际事务上，日本都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如参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站在一条线上。日美同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双方具有相同的价值观。1999年5月3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就表示，他确认日美两国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这一共同的价值观联结起来的同盟关系。在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强大了会搞扩张，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大平正芳曾批驳这种观点说：“现在的中国，虽然也讲共产主义但又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的生存方式：虽说是共产主义，却又和苏联有所不同；一直是以中国式的一种统治概念来治理国家的。可以称之为毛泽东主义吧！说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大平的观点从反面印证了在日本确实存在着“共产主义威胁论”和“反共产主义”思潮。1999年3月北约开始空袭南联盟后，日本表示对北约的行为表示“理解”，可见它与北约在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不过，与美国比较起来，日本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
在文化上，亨廷顿在按“文明”给国家归类时将日本说成是“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这表明了日本在文化上的两面性以及它所处的困境。日本曾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与中国“同文同种”，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冷战后，日本要充当亚洲的领导者，因此必须回归亚洲，即“脱欧入亚”。但是在亚洲，日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是无法和中国比拟的，不可能同中国抗衡，尽管它在努力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既要回归亚洲，又要维护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上述诸层面中日之间利益的矛盾与一致，导致日本对华政策既存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遏制的一面。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不如以往和谐的根本原因。而中日之间存在着的一些遗留问题又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复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
在如何认识过去侵略历史问题上，日本始终没有象德国那样彻底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在日本政界继续飞黄腾达，如岸信介就曾是甲级战犯。这些人的言行对日本政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日本保守主义势力逐渐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保守主义势力又影响到日本外交和中日关系。每当中日两国因“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或其它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而发生矛盾时，日本总是会出现一些奇谈怪论，如“日本对中国反省过了头，对华外交过于卑躬屈膝”。进入90年代后，日本一些人还认为，日本之所以总是比中国低一头，就是因为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小辫子总是被抓在中国人手中，所以不如解决赔偿问题，然后理直气壮地和中国打交道。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会更加抬头，新一代日本人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会更加缺乏了解，历史负罪感将更加淡化，这会促使日本对外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而对中国来说，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涉及到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日本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日本是否能坚持走“和平”道路。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这一问题目前虽然尚未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但却是导致两国间磨擦的一个因素。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列岛，它位于台湾东北100海里处，由几个小岛和岩礁组成，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4年11月，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1895年1月，在签署《马关条约》之前，日本内阁决定先行将钓鱼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占领日本的训令，其中所提到的日本领土并不包括钓鱼岛。1969年11月，美国在将冲绳归还日本时，将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也划归日本冲绳县。日本据此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于是该岛成为两国所争执之地。1972年，在恢复邦交谈判过程中，在举行第三次两国首脑小范围会谈时，曾涉及钓鱼岛问题。但是两国总理一致同意，把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说。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也谈到，从中日友好出发，我们可以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留给子孙们去解决，他们会比我们聪明，会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后来还表示过，那里的海底石油可以共同开发。这就是我国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一贯立场。这是贤明的妥当的方针。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稳定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利于集中精力同俄罗斯争取归还北方四岛。在北方四岛未收回的情况下，日本不愿在钓鱼岛问题上过分刺激中国。但是日本方面有时也暗中搞一些小动作，以造成该岛属于日本的既成事实。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该岛修建了一座灯塔，以显示“日本主权”；1988年又开始修建新灯塔，自设计阶段起便得到海上保安厅的指导，1989年6月保安厅还派遣负责官员赴岛检查，后因日本政府担心刺激中国大陆和台湾，因此对“日本青年社”的申请久拖未批。1992年，中国通过领海法，将钓鱼岛列为中国领土后，日方称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并向中方提出抗议。1996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宣布实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也包括在内；与此相适应，日本右翼团体积极活动，制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声势。7月15日，日本青年社成员登上钓鱼岛的北小岛，竖起一座高5米、重210公斤的巨型太阳能电池式铝合金灯塔。他们向日本海上保安厅申请，得到批准，将此作为航道标志。8月上旬，日本青年社和“尖阁列岛防卫协会”（冲绳县一右翼团体）成员，先后两次登上钓鱼岛主岛，进行了设置大型太阳旗等活动。9月9日，日本青年社因7月15日所建灯塔被台风刮倒，再次登上北小岛，重新建起了一个规模与原来相同的灯塔。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并且有政府要员与之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日本外相就曾在香港公然声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由于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迫使日本政府在1996年10月下院大选后向中方表示：它既不参与右翼团体的活动，也不批准其为“正式灯塔”。钓鱼岛事件暂告一段落。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日本曾统治台湾50年，对台湾有着特殊的“感情”。至今日本仍然有人坚持“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只是说“只有一个中国”，但从不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8年，一位日本前驻华大使发表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日中正常化时存小异的问题之一是“台湾问题”，中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然而，理解、尊重与完全承认并非一码事，日本称要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其中只写有“应履行开罗宣言的条款”，“因开罗宣言发出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写的是应归还‘中华民国’”。“日本因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放弃了台湾、朝鲜半岛、南桦太（库页岛）和北千岛的主权。日本的主权被扭掉了手足，只剩了躯干。台湾因日本战败而被战胜国扭掉，所以即使让日本说这一扭掉的东西是谁的，赤身裸体的战败国也无表态的权利。我们放弃了权利。”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虽然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但台湾不一定要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好象台湾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领土，而是战胜国从日本那里剥夺来的。这种论调表明，日本一些人仍然对台湾抱有野心。而日本政府在处理某些涉及台湾问题的事情上也是态度暧昧。最为典型的是光华寮事件。
光华寮是建于1931年的位于日本京都市的五层建筑，曾为中国留学生宿舍。50年代，台湾当局作为国有财产将其重新购买；1960年，京都地方法院判决光华寮所有权归“中华民国”。1977年，京都地方法院判决：既然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便已将作为中国公有财产的本项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次年，台湾当局不服判决，上诉大阪高等法院重审此案。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京都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命其重新审理。1986年，京都地方法院在重新审理后，推翻了1977年的原判，判定光华寮的所有权属于台湾，并声称：“分别存在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台湾在日本国内可以成为权利主体是当然的。”公然在司法上制造“一中一台”两个政府。事发后，当中国外交部门就此事与日方交涉时，日本政府竟以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为由，强调行政不能干预司法，事实上拒绝了中方的正当要求。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关注。在1987年6月27日举行的第5次中日部长级会议上，光华寮问题成为重要的讨论内容。邓小平在会见日方代表时也强调：“光华寮是关系到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然而，日本政府并未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东京最高法院也未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实际上是将该案“冷冻”起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曾表示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而只是在民间层面上与台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外务省也努力对中方做出这种姿态。但是实际上，日台交流的渠道在暗中不断扩大。进入90年代后，日台交往更是明显发展，越来越具有“准官方性质”。1991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官员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并允许副部长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与台湾当局接触。1992年，日本先于美国两年正式同意将台湾当局驻日本的“亚东关系协会”易名为“驻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1993年2月，台湾“外长”钱复假借观光名义访日，并与日本自民党要人频繁接触，其中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前副总裁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这是台湾“外长”的首次访日。随后，一些日本官员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和中方的一再交涉而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使日台交往规格进一步提高。
日本发展对台关系，一方面与台湾当局所开展的“弹性外交”、“实质外交”的攻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政局的的变动以及外交战略的调整。在日本政界一直有一股力量不小的亲台势力，并主要集中在自民党和民社党内，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任何一届日本内阁都不能不在日台关系问题上慎重行事。90年代以来，日本政局多变，内阁相对比较软弱，难以抵制亲台势力的攻势。苏联解体后，美欧与台湾的关系都有所升温，1992年布什总统宣布对台出售F16战斗机，法国也对台提供幻影式战斗机，对台关系越走越远。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有很强的一致性。另外，90年代以来，日台经贸关系日益加深。据日本官方统计，1993年日本对台出口221亿美元，是对中国大陆出口（173亿美元）的1.27倍，日本对台出超124亿美元。1994年，日本对台出口上升到228美元，出超131亿美元。日本对台投资规模十分可观，金融领域的相互渗透在发展。1952-1994年，日对台投资累计达2205项，共计505.2亿美元，占台吸收海外投资的30%以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对台投资超过美国，成为对台第一投资大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日本重视对台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特殊的“台湾情结”。1997年制定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范围涉及到台湾地区，是这种“台湾情结”的充分表露。
上述这些因素虽然还不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但是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的加快和中日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它们会成为诱发中日冲突、磨擦的敏感点。
三、新的定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由于中日之间在利益上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因此，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明显复杂化。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磨擦明显增多，但是向前发展仍然是主流。
1989年“六·四风波”后，日本也参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6月7日，宇野内阁颁布日本人赴华禁令。不过，日本是西方七国集团中最先解除对华制裁的国家。8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南方水灾地区提供价值约200万美元的紧急物资援助；9月11日和25日，海部内阁决定解除因“六·四风波”对日本人访问中国和北京的限制；11月20-21日，第四届中日友好交流会议在东京举行；12月5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近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在北京签署；1990年1月16-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这是“六·四风波”后中国要人首次访日……1991年8月10-13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1992年4月6-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两国最高级互访的实现不仅把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而且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此后不久，中日关系便逐渐表现出新的特点，进入了重新定位的新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中日之间的磨擦增多。1993年初，日本要求中国削减军费，并于1994年对第四次日元贷款的运作程序进行了调整，以保证其符合“对外援助四项原则”的要求。1994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强烈反对，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1995年，日本政府开始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日本首相、外相、官房长官等高层官员多次就“台海安全”问题公开发表意见；8月，日本因中国进行核试验而冻结除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以外的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此后又拖延实施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项目。1996年1月，自民党鹰派人物桥本龙太郎就任日本首相，虽然他一再声称要继续执行村山内阁的外交政策，认为日美关系是基轴，日中关系也同样重要，但自他上台后，影响中日关系的事情却接连发生。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桥本内阁积极配合美国的行动，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在亚洲、甚至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少见的。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期间，克林顿与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这一文件，把日美军事同盟由“保障日本安全”改为由日美“保障远东地区安全”，其矛头所向，也由苏联改变为“朝鲜等”。1996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公然将中国列为最大的“假想敌”。除此之外，桥本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着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打破了10多年来的惯例。同时，日本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大作文章。1997年9月，日美出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拒不明确排除“周边事态”的范围包括台湾和台湾海峡这一理解。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两国对相互的利益关系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两国关系逐步恢复稳定。中国强调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互助条约》两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为基础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为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日本的对华外交姿态虽一度强硬，但也逐渐面对现实。1997年8月28日，桥本首相宣布了今后处理对华外交的四项原则：相互理解、加强对话、扩大合作关系和建立共同秩序。9月，桥本首相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11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回访。两国总理的互访，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双方确认《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是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基本原则。桥本还重申日本决不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对历史问题则坚持村山富士首相1995年8月15日正式谈话的精神。两国关系经过一段波折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稳定。
1998年11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访问日本，获得圆满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中日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确认《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后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联合宣言》是面向21世纪、规范中日关系发展框架的第三个重要文件，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小渊惠三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称，江主席访日和发表联合宣言“为中日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两国首脑的会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注入了充实的内容。双方都明确，将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各自的一项重要国策；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要加强协商合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双方决定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建立政府间热线电话，加强各层次、各级别的交流等。
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是江泽民访日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关于历史问题，日方在《联合宣言》中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在首脑会谈时小渊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向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这表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在台湾问题上，日方表示，继续遵守日本在《日中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日本对台湾也没有野心。但是，日本没有明确表明“三不”（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比1997年桥本首相访华时的表态有所后退，而且也不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的表态。
除了上述成果外，江主席访日还使双方就今后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下世纪大力推进两国人民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主席访日使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确认“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并表示“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表明，中日两国作为地区大国和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影响各自的利益，而且会影响到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两国应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站在新的战略高度，对中日关系的跨世纪定位。
§§§第三节美日关系：新基础上的盟友
1960年，日美两国重新修订并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将双方的同盟关系固定下来。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基轴。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日美两国发表共同声明，第一次用文字形式确认了日美属于“同盟”关系。1983年中曾根首相进一步表明，这种同盟关系包括军事。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日美同盟失去了原有的基础，日美关系一度紧张，险些成为战略对手。以后，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美两国开始重新调整双边关系，日美同盟又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
一、“下一次美日战争”：到底谁该说“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维护其在太平洋上的霸权的需要，没有将它所占领的日本彻底搞垮，而是积极扶持日本，使其成为对付苏联的堡垒。作为美国驯服的盟友或俘虏，日本为美国的战略利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朝鲜战争时，日本成为美军的主要补给站，又是生产战争物资的后备工厂。更重要的是，如果美苏开战，日本就成了能有效阻挡苏联远东舰队进入太平洋的要冲，而且还能为美国空袭苏联提供一个基地。
起初，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全部的安全保障，并且认为完全凭自己的能力足可以保护自己和盟国，而日本也安于遵守“和平宪法”，专心地在美国所提供的和平环境中重建本国的经济。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特别是到了越南战争时，美国开始试图促使它的盟国日本在军事上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但是日本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因为日本从美国的保护伞中受益非浅。日本不仅很快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在对美贸易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到1989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约5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有人认为：保护日本安全的费用一直由美国的“生产者以赤字、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方式承担着，而日本人却在低得多的利率和通货膨胀下展开经济活动。美国时不时因为与苏联的代理人发生战争而使自己的社会受到扰乱，而日本却避开了战争，它从美国的霸权中充分得到利益。这意味着日本人在欧洲的各个前殖民地以及甚至在美国本国到处挖美国的墙角。”
美国人的这种反日情绪到了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美苏关系的缓和而日益上涨。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竟以反日作为竞选主题。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是苏联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大选中成为争论中心，而是由日本取而代之。日本这个美国的忠实盟友竟然成了美国党派斗争中被利用的工具。之后，一次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人已经开始将日本视为比苏联更大的敌人。一次麦格劳—希尔民意测验表明，22%的美国人认为苏联的威胁是严重的，但是68%的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所面临的更大的威胁。“日本威胁论”开始在美国兴起，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美贸易磨擦的加剧越来越升温。
当“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兴起的同时，对美国说“不”成了日本的一股潮流。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一出版，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在美国激起了不小的震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石原慎太郎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此书暴露了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有人认为，此书表明“日本经济自信程度的上升已经导致政治自信程度的上升”，“美日之间的经济争执”已开始变成“政治争执”。一些战略家开始反省美国的对日政策。正是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安全担保，日本才能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又是“因为美国方面要求日本为它自己的防务多分担些负担以及对重新武装更积极一些，日本才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一支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才会成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既然日本已被迫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接下来它必将在军事上也确立自己的地位。”
正是在美日同盟失去原有基础，美日两国公众相互敌对情绪增强的时候，美国学者出版了《下一次美日战争》一书，向美国决策层敲响了警钟。该书作者认为：虽然冷战宣告了结束，美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世界并不能从此享受太平，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不是不会受到挑战。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首先是在冷战期间由美国扶持起来的日本，只不过是在新的格局下，美日争夺的重点是在经济方面，而政治和军事则处于次要位置。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日本已经认识到，要保住其经济实力就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构成其经济命脉的石油和原料的进口。美国若要继续使日本听命于自己，就必须牢牢控制西太平洋地区，扼守日本进出口贸易所依赖的海上通道，而这又必然会引起日本的反击。这就是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主要原因。该书作者还为美国决策层献计献策：美国要想长久控制日本，必须对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的构成以及美国在全球军事力量的部署进行全面调整，大幅度削减陆军和核武库，大规模扩充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把空军的作用从支援陆军改为支援海军行动。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出现美日对抗的苗头之前抢先一步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力量，迫使日本屈服，从而可以避免第二次美日战争。
应该说，《下一次美日战争》过高估计了美日之间的矛盾，并且将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看得过于简单，对世界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但是不管怎样，书中所分析的美日之间的基本矛盾即经济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在冷战后呈现出日益尖锐的态势。美日经济竞争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两国间的贸易磨擦。
战后日本对美贸易出超最早产生于1965年，自那以后，日本始终保持对美贸易出超，而且数额越来越大。美日贸易磨擦始于70年代。为了阻止日本产品的涌入，美国从1970年开始对日本向美国倾销化纤制品等提出起诉，同时日本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从1971年开始对出口到美国的化纤产品、餐具、钢铁等实行“自我限制”。70年代初，日美贸易磨擦构成了美国搞“尼克松冲击”的重要原因。不过这时日本对美贸易的出超仅为十几亿美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加紧开发研制节能型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节能型汽车。那些“短、小、轻、薄”的产品，再次敲开美国市场的大门。到1976年，日本对美贸易出超一举达53亿美元。在美方的要求下，日本再次进行“自我限制”，减少彩电的出口。然而，日本又用廉价节能的轿车进军美国市场，两年后，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不仅未减少，反而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美时，与卡特总统就双边政治与经贸关系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经济贸易领域的磨擦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严重问题”。尽管每当两国贸易磨擦激化时都是日方做出让步，但是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仍然呈急剧上升的趋势，到1986年达54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对外贸易赤字的38%。
进入90年代后，美日贸易磨擦进一步加剧。1991年5月，“日美经济结构协商”发表第一份年度报告，日美双方都作出一定改进本国经济结构方面的承诺，但一纸文件不可能遏制日美贸易磨擦的势头。1988-199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一度有所下降，但从1991年起，这一数字再呈升势，为434.3亿美元。而且由于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这一年减少了35%，为662.5亿美元，使得美对日贸易赤字占美贸易赤字总额的65.5%。在贸易磨擦加剧的同时，金融、投资领域的磨擦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政界人士认为，日本证券金融体系完全是靠金钱和封闭的人际关系所垄断，别国很难打入进去，美国应当采取措施，拒绝日本银行在美扩大业务，迫使日本于1995年有条件地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随着日元的升值，日资大举进军美国。1990年，日对美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而美对日直接投资仅为6亿美元。美日经济磨擦影响了两国民众的感情。美国人指责日本正在将美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而日本人则反击说美国将日本视为“精神殖民地”。1992年初，美报界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美反日情绪加强的人为65%。对两国贸易磨擦的原因，两国民众看法更是大相径庭。据日本某机构调查，日本有57%的人认为日美贸易磨擦的责任在于美方，而美国则有93%的人认为责任在于日方。
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了要重视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因此克林顿执政的头两年，将经济安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甚至是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在对日关系上，美国将解决对日贸易入超置于对日政策之首。这种经贸战略的变化必然对日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冲击。据美国一些媒体报道，1993年5月，美国政府秘密拟定了一项对日经济战略，要在1996年之前使日本将其对外贸易出超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压缩一半，为此要求日本提出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的具体目标，并限期实现。日本曾一度担心，一旦届时未能达标，美国将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然而，宫泽内阁一反以往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做法，对美采取了强硬态度。1993年4月，宫泽访美，克林顿对其施压，要求对日制定数量，但宫泽却表示不赞成这种管理贸易的做法。随后，日本有关机构还提出了《不公平贸易报告》，指出美国存在着如滥用反倾销措施、单方面制裁、出口数量限额等诸多问题。通产省还对美征收日钢铁出口倾销税之事首次决定将向关贸总协定起诉。7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9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克林顿再次对日施压。在赴东京前，克林顿曾向国人承诺，一定要让日本改变态度。然而在宫泽的周旋下，双方最后只达成了一个互相都作了让步的“一揽子经济框架协议”。事后，日美对该协议各有各的解释，实际上使之成了一纸空文。
不久，宫泽下野，细川内阁成立。细川完全继承了宫泽的对美政策，坚定地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在1994年2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上，细川对克林顿说“不”，致使会谈破裂。在会谈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日本仍然不愿意对美国的产品开放市场，它是西方七国集团中市场最封闭的国家。而细川则强调，日本不会缓和在这方面的立场，不会接受数字指标。事后，美国发出了要对日本实施制裁的威胁，迫使日本做出让步。此后，美日之间的这种斗争—妥协—斗争的游戏接连不断，而最终总是日本做出妥协。
二、美日同盟：亚太小北约
从明治维新后起，日本就确立了“与强者为伍”即与大国结盟的“外交信念”，二战后又将这一信念具体化为与美国结盟。正如吉田茂所说：“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这一思想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至今仍在日本外交决策层尤其是自民党内占主导地位。1978年出版的日本自民党政策丛书《综合安全保障》对与美国结盟的理论做了系统的阐述。其要点是：（1）同盟政策有利有弊，它能增加朋友，但同时也明确了敌人，利弊得失全看如何运用。（2）运用结盟政策有两个“秘诀”，其一是不加入“弱者同盟”，而加入“强者同盟”，与强者为伍；其二是即使结盟也要力避同敌对国家关系恶化。在国际政治中，和平时期不存在绝对友好的国家或绝对敌对的国家。国家之间只存在相对的友好性强些或敌对性强些的关系，因而不必要敌视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导致关系恶化，而是应该缓和或减少对立。（3）中立政策会使自己处境十分不稳定，不参加同盟，不与人为敌，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不偏不倚并不容易。（4）日本必须坚持结盟政策，而且必须是同美国结盟。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内阁虽然更迭频繁，而且右翼势力对美国说“不”的倾向曾一度严重影响日本的对美政策，但历届内阁都宣布“坚持日美安全体制”，就连60年代曾激烈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日本社会党也随着参加联合政府而将日美关系作为外交基石，放弃了“中立”政策。本来，随着冷战结束，日本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已大为下降，那么为何日本政府仍将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日美双边关系的核心呢？日本政府认为：第一，日本由于受到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只靠本国单独的能力，万无一失地应付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威胁，保卫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同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又与自己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美国结盟。第二，日美同盟对维护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依照《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可以在日本驻军，并可以使用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承担“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使命。第三，《日美安全条约》不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还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友好关系的基础”。第四，日美关系是日本整个对外关系的基础。冷战虽已结束，但亚太地区形势仍很复杂，朝鲜半岛、南海群岛、日本北方领土等问题仍悬而未决，日本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地位，加强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需要以日美同盟为依托。
冷战结束后，日本要走向政治大国，一方面要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日美同盟，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日本国内确曾出现过“重亚论”与“重美论”之争，后来“有侧重的平衡论”将这个矛盾解决。“有侧重的平衡论”提出，日本应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美亚并重，在美亚之间协调，发挥“亚太中心作用”；对日本来说，不存在究竟是美国还是亚洲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日本的最佳选择是既与美国合作又与亚洲合作；日美合作也是亚洲大部分国家所欢迎的，因为这有利于维持亚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前首相中曾根等人建议：把促进中美合作作为大战略，在亚太地区建立既包括亚洲也包括美国的“大平洋经济文化大厦”。
海湾战争后，日本曾一度出现“联合国中心论”和“日美轴心论”之争，最后产生“有重点的调和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日本既要搞好联合国外交，又要搞好对美外交；日本在应付世界新的多样性威胁与挑战时要借助联合国，而在对付直接威胁方面则需要依靠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仍是美国外交重点，一旦联合国与美国有矛盾时，日本仍将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
从美国方面来讲，美国的对日战略经历了一个反复过程。布什政府开始比较重视美日关系。1990年6月，布什与海部首相就《日美安全条约》修订3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在今后日美两国寻求世界中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日美安全条约》将继续成为确保两国的自由与安全、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表明美国也同样要坚持日美同盟。海湾战争对日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因受和平宪法制约不能向海外派兵，而最初只对多国部队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金合作。这引起美国的不满。一些人说日本只是“纸上盟国”；舆论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日本的信任感在急剧下降；布什总统的访日行程也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也在高涨。一些专家惊呼，如果日美关系继续恶化，有可能爆发日美间的全面经济战争，甚至解散日美同盟。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首先做出了姿态，决定向多国部队追加9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海部首相也在日本“地方选举”正在高潮之时匆忙访美，以修复日美关系。在这次访问中，美日两国首脑通过会谈，建立了所谓“乔治—海部”关系，确认了日美“全球性合作关系”。1992年初，布什总统回访了日本，与宫泽首相举行了会谈，双方发表了《有关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和《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两国确认，在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关系仍需坚持下去，这是“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在经贸关系上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一度使美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影响增大，认为日本公司侵蚀美国市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日本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美国应像对付苏联共产主义一样进行“遏制”。“日本威胁论”对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4年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认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已趋于全面紧张，日美战略同盟已面临“岌岌可危”的地步。然而正是这种状况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对日战略。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也促使“日本威胁论”逐渐消退，比如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产业复苏，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中国威胁论”的出现。1993年，美国发表了由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及部长助理约瑟夫·奈参加的阿斯彭战略小组的报告，题为《扼制日本：美国对日本作为全球大国崛起的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必须制定新的对日战略，这一战略应包括四个要素：必须以明确的美国国家利益概念为基础，但在执行时必须考虑到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必须从国内和国际的机构上表现出来，以使对日战略长期存在下去；必须植根于长远战略，只能是对付国际新秩序挑战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发表了在约瑟夫·奈主持下完成的《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针对日本提出：对美国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对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美日关系都是根本性的；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对日本来说，这份报告的出台表明美国需要日美同盟体制的意向已十分明确。美国坚持日美同盟的意图是：继续把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其亚太安全的基础；继续在日本保持军事存在，利用其制约中国、控制日本、维护亚太的安全利益；分享和控制日本的尖端技术；促使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员、物质、资金的支援，以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虽然日本政府仍然坚持日美同盟，但是毕竟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美同盟原有的基础已经丧失，所以必须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定义。1996年4月17日，两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日美安保体制的“新定义”；1997年9月23日，两国又公布《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日美安保体制的实施细则。新的日美安保体制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变化。首先是安保体制的地理范围扩大。原来的安保体制只包括日本本土和远东地区，而现在则正式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此外，双方还确认，日美安保体制也是构筑两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础。其次，日本在双方军事合作中的作用范围加大、程度加深。原来的安保体制规定，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主要是维护日本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而新的安保体制则用一个“周边地区”的概念取代了“远东”的概念。日本政府在解释“周边地区”的具体范围时虽未作正面的回答，但根据日本近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府所理解的“周边地区”是指原苏联的远东地区、太平洋地区、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印度。在军事合作程度方面，新体制决定：在军事技术领域推进对导弹防卫的研究；在后勤保障领域互相提供后勤、物资、劳务方面的合作；在发生作战行动时日本向美国提供扫雷和海上封锁等合作。再次，日美两国将新体制明确地直接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战略意图，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联合国为舞台，争取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战略意图，即让日本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充分利用日本的力量来为自己的全球战略服务。
日美新安保体制出台后，引起了亚太地区各国的极大关注和批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日美同盟这一冷战的遗产本应消失，然而日美两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但未解除同盟关系，反而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将矛头指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这完全是冷战思维的反映，也是美国要搞全球霸权主义和日本要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反映。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冷战的遗产——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小渊惠三首相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在国会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此法案的通过能使日美同盟的纽带更紧，更有效地发挥日美安全保障的作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批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是战争法案。认为日本基于该指针对美军提供援助是违反宪法的战争行为；会给亚太地区带来军事紧张和武力冲突的危险；将为参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开辟道路。联系北约新战略和科索沃危机，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日美同盟就是一个亚太地区的“小北约”。正如日本《赤旗报》1999年5月13日社论所指出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是“周边事态的欧洲版”。
§§§第四节面向新世纪：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70年代形成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冷战结束虽然使三角关系原有的基础丧失，并且三角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但这个三角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存在下来。三角关系原有主要特征也依然存在。
首先是互补性。中美、中日、美日三边关系相互影响、制约、促进，构成互补性的、可以良性互动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不同于中美尖锐对峙状态下的三角关系，也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后几种三角关系，或者是某两方与第三方处于尖锐对抗状态，或者是某一方处于不完全独立的状态。在新三角关系中，三国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也不存在某一国处于完全被动、受制于其它两国的状况。三国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美国曾一度将中国和日本看成其未来的潜在对手而试图加以遏制，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三角互动、互补。从1972年中美缓和、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约、中美建交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美缓和虽然对日本形成“冲击”，但并未恶化美日关系，而是使美日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就在尼克松为访华做准备的同时，美日于1972年1月就归还冲绳施政权问题达成协议；以后，1973年，在日本做出让步的前提下，美日贸易磨擦也得到缓解，为此，尼克松再次将日本称为“平等的伙伴”。中日缔约更是在美国的鼓励、支持下实现的。中日、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中国政府改变了对美日关系的态度。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下旬访日期间，表示认可日美安全条约，并强调维持它的重要性，还强调日本需要加强自身防卫能力。这与70年代前中国政府对美日安全条约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进入90年代后，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从而牵制了美国的对华制裁政策，进而推动美国解除对华制裁。中日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美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桥本首相访问了中国，而桥本的访华又对江泽民访美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中美关系是三角关系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从新三角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在三角形中是影响全局的关键的一条边。每当中美关系有重大进展时，中日关系就相应发展，美日关系也比较健康、和谐；而当中美关系停滞或出现波折时，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如1974—1977年这段时间。这一特征在冷战后表现得也比较明显。进入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不时出现危机，中日关系也不和谐；1997年江泽民访美，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在此前后，中日之间也实现了首脑互访，关系有了改善。实践证明，三角关系稳定与否，朝什么方向发展，关键在于中美关系如何。
再次，三角关系是不等边的。三角关系虽然是互补性的，但却是不均衡、不等边的。美日关系比中美、中日关系要密切、稳定一些。中日之间有和平友好条约，中美要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些远不如日美之间以安全保障条约和防卫合作指针为依据的同盟关系密切。在重大问题上，包括对华政策，日美双方总是要保持协调一致。比如，1972年1月，刚刚遭受了两次“尼克松冲击”的佐藤就同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双方加深各自对华接近政策的相互谅解，并确认今后要“密切商议”。田中在访华前，也是先有日美首脑会晤，达成谅解。当然，日美关系虽然密切，但却是不对称的，日本对美国有明显的依附性。1972年，田中与美国总统在夏威夷会晤，结束了战后历任日本新当选首相去华盛顿“朝拜”美国总统的历史，但仍是日本首相去美国领土，而不是反之。在日美经济矛盾尖锐时，也总是以日本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有人认为日本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角，甚至是不完整的一角，三角关系的实际状态是“两角加若干”。
上述特征中，互补性是最根本的。三角关系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仍是互补性的，是因为在苏联因素消失后，三国间还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第一，在经济上，中国与美日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美日之间虽然有磨擦，但也存在互利的一面。90年代中期，当中美、中日之间的磨擦增多，双边关系下滑的时候，经济因素成了维系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双边政治关系波折不断的情况，经济关系稳步上升。稳步发展的经济关系对发展政治关系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构成了三边战略关系的重要内容。三国都在推行雄心勃勃的跨世纪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是百年治国方略，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美国、日本作为世界第一、二号发达国家，在中国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是可借重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美、日要想保住其现在的国际地位，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发展经济。无论是美国克林顿政府，还是日本现内阁，都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美国的跨世纪构想是建立以信息、金融、服务三大领域为基点的“新经济”支柱，并以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内的竞争规则优势，为其国家目标服务。日本经济仍未从衰退中走出来，所以更需要花大气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同时日本还出台了旨在提高日本国际战略地位的“欧亚大陆外交”，拟在世纪之交之际为日本的国家发展注入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将经济利益放在外交战略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是一个发展趋势。
第二，在安全上，三国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中、美、日这三个太平洋国家都需要为推行、落实自己的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因此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国家，三国都有加强相互间合作的需求。从中国方面来看，要营造很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必须处理好与美、日的关系。中国跨世纪的主要外交思维是“远交近和”，即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外交路线，而美国与周边国家则是“交”与“和”的重要对象。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它关系如何会影响中国外交的全局，因此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环节。日本既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国家，又是重要的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好中日关系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从美国方面来看，它要维持其一超地位，领导整个世界，必须取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合作，绝不可与其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至少是在中国尚未成为它的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它要在亚洲发挥作用，也必须取得中国的合作。从更高的境界来看，中美日三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果三国之间出现任何对抗的格局，无论是中美、中日、美日双边，还是某种二对一的多边，都会引起亚太地区的动荡，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局面，这既不符合中美日三国各自的利益，也不符合整个亚太地区各国的利益。这是中美日互补性三角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大战略基础。
第三，在一些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三国也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比如朝鲜半岛问题，中美正在进行合作，而日本也十分关注事态的进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就促进了该地区金融形势走向稳定，美、日也从中受益；在环境保护、武器扩散、反恐怖活动、反走私等问题上，中美日三国也都有共同利益。
总之，共同利益是维系三国互补性三角关系的纽带。如果三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变成某两方与另一方的对抗关系，那就不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并会构成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最大威胁因素。
当然，三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就中美关系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坚持冷战思维的美国决策者开始把中国看成是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主要潜在威胁力量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主张一度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此外，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等方面的对立也是难以消除的。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两国也存在严重分歧。
就中日关系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仍受中美关系制约，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成为“亚洲的中心”，而崛起的中国无疑是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因此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消极的因素。此外，在历史、台湾、领土、人权等问题上，中日之间也有矛盾和分歧。
就日美关系来说，日美间的经济矛盾是难以消除的，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归功于美国在资本和技术上对日本的援助，可是日本现在却成了美国最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威胁力量，因此在美国曾一度出现“日本威胁论”。此外，日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日本既要借助美国的保护伞，又想摆脱美国的控制；而美国则想既让日本在维护亚太稳定上负起更大的责任，又使之不成为异己力量。
就三角关系来说，在对付所谓“中国威胁”上，美日有共同利益；在反对美国霸权上，中日则有共同语言；而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上，中美的立场是一致的。三国之间的这些矛盾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但不会消除，甚至还会进一步发展。
从三角互动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虽然美日关系较为稳定，而且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短期内很难构成对美国地位的威胁，美国不会把日本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但美日之间的矛盾仍是难以调和的，美日之间的经济磨擦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还会尖锐化。美国虽然有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拉拢日本抑制中国的一面，但历史上它曾吃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苦头，它不会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既想让日本多提供财政支持，又想限制其发挥作用，而日本则既想利用美国的保护伞，又想寻求与美国对等的关系。这些都会制约美日关系。美日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尤其是裂痕加大，会促使双方向中国寻求平衡力量，这会为进一步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提供契机。美国不愿同时与东亚两个大国疏远，因此不敢过于得罪中国，甚至还有可能借发展中美关系来促进美日关系，就象70年代初那样。而日本也会试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抗衡美国。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一些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日之间经济联系会越来越密切，而且会加强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合作；随着多极化的发展，中日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上的合作潜力越来越大，比如对1999年5月7日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称这次袭击是“应受到谴责的”。当然不利因素也很明显。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日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加强，日本会继续同美国保持较密切的安全关系，以制约中国；如果日本加快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特别是军国主义复活，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由于日本在台湾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并且统治过台湾50年，因此对台湾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它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台独势力，并有配合美国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中日关系发展有助于抑制美国同中国搞对抗，美国会担心中日联手对付美国的霸权主义从而使美国在中美日三角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中日关系发展也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打日本牌的机会。
中美关系也存在着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中国经济规模越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越紧密；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美国就会越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和敌视心理也会增强。接触与遏制因素相伴而生。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日、美日关系更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会对日本形成压力，促使其注意发展中日关系，以防出现类似于“尼克松冲击”的局而。同时它也会更谨慎地处理同美国的关系。
但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在加强，各种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中美日仍能找到很多共同利益，互补性的三角关系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是三国都需要发展本国经济，因此都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三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美日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而美日则看中庞大的中国市场。经济因素将成为维系三角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纽带。其次，三国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出现动荡对谁都没有益处，而中美日三国的合作是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再次，三国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解决台湾问题上需要美日的合作；美国要“领导世界”，但其自身能力有限，需要中日这两个重要国家的合作；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必须与中美这两个政治大国搞好关系。因此，未来二、三十年内，三角关系还将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而日本仍将是最弱的一角，同时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中美关系仍将是决定三角关系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双边关系，而且美日关系还将保持着密切于其它两个双边关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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