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审时度势，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这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理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大步骤，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开发西部，不仅事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事关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事关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早在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之后江泽民同志行程数千公里，进行实地考察，从黄河中游的壶口开始，经三门峡，过洛阳，到郑州，下开封，赴济南，最后抵达山东东营的黄河人海口。考察中，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西北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情况。他说，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1999年10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党中央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从现在起，就要抓紧研究和制定规划，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朱镕基同志指出，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继续增加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快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建设，着力搞好水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进一步加强能源和通信建设。二是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大力发展各县特色的民族地区经济。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特别要培育和发展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三是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与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项重大步骤，也是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力度。五是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主要分布在祖国的西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贯彻落实“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而且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课题。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对发展我国的畜牧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国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畜牧业作为农业的辅助经济，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十分突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牧区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积极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热朝中去的重要步骤。
从我国的自然环境看，我国地域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东西跨度达5200公里，南北伸延约3700公里，地形复杂，有高原、山地、河谷、平原、沙漠、草原和森林。气候多样，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给各族人民提供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从事畜牧经济的，有从事农业经济的。而处在西部开发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主要从事较为粗放的畜牧业和半农半牧经济。就目前情况看，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说到底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必然导致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加剧，进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所以，西部大开发就是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重大举措。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结合西部的实际情况，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我们推进西部大开发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目前，我国建立有民族自治地方154个，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另外，作为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全国还有1200多个民族乡。民族地区处于我国大地势的一二级台阶，从三面环抱神州大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民族地区又是江河之源，大江大河从这里奔流东下，哺育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我国众多的资源，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和重要的战略资源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看，55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对数并不小，已达1亿64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这充分说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我国西部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少数民族又主要聚居在西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5个是民族自治区，3个是按自治区对待的多民族省（云南、贵州、青海），四川有3州3县，甘肃有2州7县的民族自治地方，重庆有4个自治县。现在，西部90％以上的面积、95％以上的县，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将近80％的人口都已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或者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但是，就目前西部大开发的形势看，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多，讲加快少数民族发展的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研究，切实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我国的五大牧区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和甘、川牧区都处在西部大开发的行列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是加快我国畜牧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我国拥有草原43亿亩，为我国耕地面积的2．8倍，其中可利用的仅为33亿亩。因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草原，发展草原畜牧业生产是牧区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国西部寒冷湿润，海拔大都超过30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10℃，无霜期少于140天，干燥度在1～4之间，同时西部地区有机物含量丰富，钙质含量也较多，从而形成了适合牧草生长的土壤环境。草原生态环境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即草地上的草本植物，牛、羊、马等动物，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光、水、热、无机盐等非生物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共同组成者，在它们之间形成食物链，使能量不断地沿着生产者、食草动物等逐级流动，使物质得以循环，只有当能量和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处于相对平稳时生态系统才能达到平衡。因而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一旦有一个因素出现问题，那么这个系统就被破坏了，导致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草原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严重，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我们以甘肃牧区为例来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甘肃省地处祖国西北的黄土高原，是我国五大草原牧区之一，草原生态环境成了影响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因素。
甘肃省共有9个少数民族牧区县，它们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碌曲、卓尼、迭部、玛曲县以及河西三地区的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中卓尼、迭部属半农半牧区，其余7个县是纯牧区。9县共有1亿多亩天然草原，大约占全省草原总面积的65％。在广大牧区生活着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农牧民人口达48万人，占9县人口的91％左右。其中大部分人以从事草原畜牧业为主，畜牧业收入成了牧区大部分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畜牧业产值约占9县农业总产值的70％。同时，草原牧区又是羊牛毛、羊牛皮、羊牛肉、羊牛奶等畜产品的主要供给地，从而使毛纺织工业、制革工业、肉奶食品等加工工业的发展得到基本的保障。可见草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草原生态环境是甘肃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甘肃牧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作用下，草原破坏严重，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其中首要的因素就是草原超载。从甘肃7个纯牧区县的草场情况看，目前首先是载畜量高达760多万只羊单位，多出承载量近40％，9县1亿多亩草场，约有1／4出现了明显退化；其次是鼠害严重，草原鼠类虽然个体较小，但数量众多，对草原的危害相当严重。例如高原鼠类体重虽只有100—200克，但平均每天能吃鲜草733克，56只成年老鼠一天食尽的牧草就相当于一只绵羊的日食量。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啃食牧草的根部，挖洞推土，使草原形成大量土丘，彻底破坏植被；最后是恶劣的自然气候。由于草原多处于高原区域，枯草季节多在半年以上，牧草枯黄后数量减少3—4成，同时草中含有的粗脂肪、粗蛋白等营养物质耗损一半以上，造成牲畜“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状况。所以说，草原出现问题，整个草原生态就受其影响，问题越严重，草原生态被破坏的程度就越大，一旦草原生态不平衡时，土地就容易荒漠化，它的负面影响不仅是草原地带，它波及的范围无限宽广。比如，1993年5月5日，我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袭击了4个省，被大风吹起的沙墙有几十米高，失踪、死亡人数共113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亿多元；1996年5月29日，一场强沙暴袭击甘肃省敦煌市，造成5人死亡，5万多亩棉田、2600座温室大棚、30公里长的渠道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万元。可见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不仅是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改善自然环境的当务之急。
在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中，就非常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把退耕还林、还草，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这对拥有1亿多天然草原的甘肃牧区来说，要借这一历史机遇来振兴甘肃的畜牧业经济，使甘肃的畜牧业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为此，甘肃省政府表示，他们要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机遇，“将积极开发草产业，大力发展草食畜，争取用3～5年的时间实现由牧业大省向牧业强省的飞跃”。时任甘肃省畜牧局局长的朱明光同志提出，今后全省畜牧业的发展，一是大力推进退耕还草及草产品的开发，在加大天然草场治理力度的同时，着力实施优质牧草规模种植及草产品开发。由开发公司牵头，地县提供土地建基地的办法，多方争取资金，支持优质牧草种子基地建设和牧草加工机械引进项目，进一步加快优质牧草种子基地建设，加快优质牧草种子的选种、育种步伐，提高供种能力。在草产业开发中，将实施“特区”建设机制，在河西地区及新灌区，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积极推行无偿使用宜荒地，30年不变，前3年免税，后3年减半征税；对进入特区的科技人员实施放手、放开、放活等优惠政策，力争建立百万亩以上的草业开发区。2000年，全省牧草种子基地要达到1万亩，牧草种子日产量达到2．5万亩，草产品加工基地达到18万亩，力争建成草产品加工线1条，加工点20个，生产出符合出口标准的草产品1．5万吨。二是着力加快草食畜的发展。实施胚胎移植等草食畜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和草食畜良种工程建设计划，加快肉牛、肉羊、细毛羊、绒山羊、骆驼基地建设的步伐，在武威、白银、天水三市实施扩大内需的奶业示范工程①。
从甘肃省畜牧业敲定的开发草产业、发展草食畜两大发展重点措施看，甘肃省政府对加快牧区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充满信心，满怀豪情地积极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热朝中。省政府表示，当机遇之神含笑向我们走来时，我们绝不能和她擦肩而过，一定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战天斗地，不懈努力，造出一个繁荣富庶、山川秀美的新甘肃来！
）第二节游牧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部落制度探究
在畜牧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游牧民族长期遵守的古老的部落制度和约定俗成的部落习惯法，就成为阻碍牧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畜牧业经济发展情况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甘南藏区自形成之日起，部落制度就一直贯穿始终，而且特点突出，长达一千多年，直到1958年民主改革时才被废除。它在藏区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影响较大，直至今日，其残余势力仍在偏远藏区社会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我们在本节中对甘南藏区部落制残余势力进行探讨，消除消极因素，转变牧民观念，引导牧民摆脱旧的部落习惯势力的束缚，积极投身到牧区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去，为甘肃畜牧业经济的腾飞多做贡献。
甘南藏区部落制度被废除后，藏族人民步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藏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扶持和深化民族经济自身的改革，使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农牧业现代化程度也相应提高。随着甘南藏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藏族牧民传统思想观念、居住环境、交通条件及生活习俗等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对推动藏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社会诸方面等因素的影响，部落的残余势力仍在当今的甘南藏区牧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成为阻碍牧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曾于1999年7月、2000年1月两次赴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进行实地考查。在时任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王洲塔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下，就有关“部落与乡、村组织的关系”、“部落与寺院的关系”、“部落组织残余的表现”、“部落现在的生产经营方式”、“部落习惯法在当今社会中起何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何变化”和“草场之争如何解决”等等问题走访了有关人士，并重点调查了夏河县的阿木去乎乡和夏河县民族宗教局。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部落制度虽已被废除40多年，但其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并对广大牧民的现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落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我们以阿木去乎乡为例。阿木去乎乡是在过去阿木去16个部落中的上8个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部落制度的形式早已荡然无存，但是部落残余仍以隐形的形式存在，与乡、村基层组织在管理上似乎形成了各司其职的关系。乡、村基层组织全面抓牧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税收、计划生育、畜牧业生产指标以及牧民的教育等工作，而在社会的道德和法制生活中，比如民事纠纷、草场纠纷、乡规民约等仍按部落社会时期的传统习惯法，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主要与当地少数乡、村干部素质较低有一定的关系。如乡、村财务不公开，吃喝送礼现象较为严重，扰乱了牧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牧民负担过重，从而使乡、村组织的威信降低，管理上较为被动，再加上部落制度废除的时间还不长，部落残余保留得较多，广大牧民受教育的程度还不高。
传统的部落习俗在广大牧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法制观念还不强，一旦牧民内部发生矛盾，不去找乡、村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来解决，而是按照传统的部落习惯法来解决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牧民的传统观念还很强，不利于牧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要从根本上更新牧民的传统观念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一支高素质、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管理队伍。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把党的民族政策、富民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使基层领导真正成为为广大牧民办事、深受广大牧民信赖的乡、村干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尊重牧民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消除一切不利于牧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帮助牧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2）培养出一批既严格执法、又懂得藏区习惯法的司法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出献身藏区的藏族自己的、为广大牧民办实事的执法人员。藏区的司法机关应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传统，解决问题”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惩治罪犯的前提下，适当参照传统法规来解决问题。这样在牧民素质普遍还不高的情况下，对稳定藏区社会治安、妥善解决民事纠纷等问题是有好处的，同时对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提高政府威信有积极的作用，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也容易接受，与传统习惯较为符合。因此，藏区的法律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又要在不与国家法律抵触的情况下，尊重藏区人民的风俗习惯，灵活地参照藏区传统法规的一些办法，来妥善地处理问题，逐步提高广大牧民的法制观念，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加快牧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3）大力推行民族教育政策。在世俗社会里，人们由于没有接受教育的场所，文化素质非常低，从而使世俗文化发展不起来，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藏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使教育成为宗教的附庸，阻碍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藏区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文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民族教育政策，甘南藏区大批农、牧民子女进入学校受教育，使他们掌握藏汉文化知识，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为藏区以后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区教育发展很快，截止到1996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各类学校发展到712所，在校学生达70416人；寄宿制小学发展到62所，在校学生达10524人；藏汉双语学校增加到345所，学生增加到24812。全州学龄儿童入学率由76．28％上升到78．49％，其中藏族儿童入学率由64．4％上升到66．68％，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1997年全州有765名学生考入中专，90名学生考入各类本科院校。这种人口文化构成对藏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提高，藏区开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并充分认识到教育是对民族未来的投资，教育是民族发展之本。如1997年，甘肃省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两级政府就在夏河县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项目工程，共投资1124万元，在23所学校安排了修建、改建、维修项目，总面积达12932平方米。这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藏区教育事业的重视。由于藏区教育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大家对文化教育的态度由被动转为主动，一些成年人开始主动参加扫盲教育，藏区很多人还积极参加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大大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农牧民传统观念的直接转变，宗教对世俗事务的影响力与以前相比已大大下降，如拉卜楞寺的年轻僧人主动学英语和汉语，省佛学院喇嘛们已使用上电脑等。这足以说明，教育不仅改变着藏区的生活质量，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藏族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第二，部落的生产经营方式依然存在。甘南藏区的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在长达一千多年的畜牧业生产历史中，广大藏族群众在实践中积累了一整套的畜牧业生产经验，并形成了以部落为单位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方式。传统的牧放方式仍然对今天藏区的畜牧业生产有着很大的影响，现代科学的畜牧技术在这里应用甚少。由于人力、财力的不足，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牧民们对畜种改良、人工草场等新技术还没有充分重视起来，生产主要依靠天然牧场，经营相对粗放。这一现象制约着畜牧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影响了藏区畜牧业走向现代化。
当前在甘南藏区畜牧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草场超载。畜种原始
由于高原地区的自然条件所限，草场一般都具有面积广大，但单位产草量普遍有限的特点，传统的牧放方式造成了草场利用的不合理，以及草畜矛盾突出，草场超载现象较为普遍，再加上人工草场、草籽改良等现代畜牧技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因而畜产品产量不高。就目前藏区的主要牧畜牛、马、羊等畜种看还比较原始，产毛、产肉量低，经济效益不理想。这主要是广大牧民在生产中仍然按照部落时期的传统牧放方式牧养和增殖牲畜，畜牧产品多数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少数畜牧产品转化成商品，影响了牧区的经济发展。
2．交通不便，商品流通不畅
甘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势起伏，交通较为不便，商品流通不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藏区的公路交通建设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县、乡两级都通了公路，初步建立了公路交通网，但还是跟不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步伐，原有公路老化问题严重，新建、改造和扩建公路又存在资金问题，遇上恶劣天气，如多雨多雪季节，交通运输几乎陷入瘫痪。在这种交通状况下，藏区的畜产品运输困难重重，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抑制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因此，藏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就成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3．落后贫困。素质偏低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甘南藏区目前还有许多贫困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为此，国家和地方财政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补助，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当然，仅靠政府的补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挖掘自身资源人手，因此，甘南藏区的扶贫任务还很艰巨，还要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另外，藏区群众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思想较为保守，教育落后，文化素质普遍比较低，普遍有“天命观”的思想，容易安于现状，商品经济意识树立不起来，甚至以参与商业活动为耻。由于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藏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交换不活跃，严重阻碍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游牧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结合甘南藏区的畜牧业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落后的部落制残余是制约甘南藏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应吸收部落中保留其本民族特点的合理成分，消除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消极因素，使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更新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增加人们的经济意识和商品意识，利用藏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企业、冷冻贮藏型企业和以畜产品为原料的生物技术型企业等，大力开发藏区的市场资源，加强藏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把现代化生产真正落实到实处。就部落在现代化经济中的前景来看，它可以作为一项有较高经济价值、亟待开发的旅游资源。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第三节 甘南藏区游牧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思考
畜牧业224是甘南藏区的经济支柱，它发展的快慢将直接影响到甘南藏区现代化的进程。为了使藏区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加快藏区畜牧业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我们以夏河县为例对今后甘南藏区牧业经济的发展作一些战略思考。
夏河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海拔在3000—4000米之间，气候属高寒温润类型，面积8687平方公里，其中草原面积为680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8．4％，主要牲畜有甘加型藏羊、美仁牦牛、合作猪等，是甘肃省的畜牧业县之一。全县现辖21个乡、2个镇，共有人口14．4万人，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62％，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汉、回等8个民族聚居的地区。夏河县草场丰茂、饲草资源丰富、交通较为便利、水资源充足，是畜牧业经济发展较为理想的场所。坐落在县城的拉卜楞寺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迄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西藏的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和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之一，也是甘肃省惟一被国家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座宗教寺院。长期以来，拉卜楞寺实际上形成为甘肃、青海、四川等省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拉卜楞寺成了省内外、国内外旅游和朝拜的宗教圣地。面对如此丰厚的资源优势，怎样合理地利用与开发，就成为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
畜牧业是夏河县的支柱产业，要使夏河县的经济早日腾飞，就必须首先从基础建设抓起，从畜牧业生产抓起，依靠科技进步，进行现代化畜牧业生产。这是带动夏河县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夏河县由于是宗教中心，广大藏族群众受宗教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长期以来，政教合一的宗教思想观念在广大信教群众中影响巨大，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成为推动夏河县畜牧业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就目前情况而言，教育水平还是比较落后，广大牧区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陈旧。这一现状跟畜牧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很不适应，所以，县委、县政府必须把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只要广大群众思想解决，摆脱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依靠科学的信心，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主导思想，大力推广畜牧业科学新技术，扩大人工草场面积，加强畜种改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以及牲畜的疫病防治，逐步实现畜牧业生产的机械化，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改变过去靠天吃饭的传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并在广大牧民中树立起商品经济意识，以适应今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逐步实现藏区畜牧业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使藏区畜牧业经济早日腾飞。
要使夏河县畜牧业经济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利用畜牧业优势，建立、健全畜牧业经济结构。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畜牧业生产的基础建设，依靠科技力量，扩大人工草场的面积，优化牧草质量，提高单位面积产草量，增强现有草场的载畜能力和抗灾能力，为畜牧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续动力；要进一步加强牲畜的疫病防治工作，降低成畜的死亡率，提高幼畜的成活率，确保畜牧业的稳步发展；要继续加强畜种改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优化牲畜品种，增加产毛量和产肉量，增加畜牧业收入；要科学地推行季节畜牧业，保证各类草场合理使用和有效搭配，避免冬春草场的滥牧以及由此引起的草场退化，减少夏、秋季草场由于牧放时间过短引起的浪费；要进一步发展畜牧业的商品化生产，使牲畜的存栏率、商品率及奶畜比例都更合理化、科学化。
其次，要调整畜牧业生产结构，合理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就夏河县的自然条件来看，由于地形复杂，地表高低不平，各地的降水量和水利条件差异明显，从而形成了藏区广大地区牧、农、林区交叉分布的特点。因此，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要因地制宜，进一步理顺农、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以牧业为主导，牧、农、林、副各业一齐上，综合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藏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加强社会配套服务设施，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畜牧业生产保驾护航。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开展畜牧业生产的风险保险业务，提高畜牧业生产的抗灾防灾能力，使从事牧业生产的集体或个人在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援下，增强责任心，提高单位产量。要加强新型畜牧业科技的咨询与推广，及时普及优良品种，增强牲畜的防病抗病能力，使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农具和畜牧业生产器具的供应体制，保障供给，促进畜牧业生产实现机械化，走向现代化。
目前，夏河县县委、县政府，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富民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坚持“以畜牧业为主，牧、农、林结合，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乡镇企业，搞活流通，致富群众”的经济建设方针，使全县各项事业得到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把畜牧业生产作为促进地方民族经济，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支柱产业来抓。在巩固和完善草场、牲畜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搞好草场建设和调整畜群结构为重点，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走牧、工、商综合经营的发展道路。据1997年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累计种植当年生牧草30万亩，有围栏草场3．66万亩，并加强了防疫体系建设和草场鼠虫害综合治理，各类牲畜总增率、商品率每年都在23％和18％以上，畜牧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由此可见，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加大基础建设投人，是畜牧业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二、以畜牧业生产为中心，开展多种经营，发展民族经济
以畜牧业为基础，充分利用藏区的皮革、乳品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是夏河县民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我们对夏河县民族工业的调查情况看，目前，夏河县的民族工业和乡镇企业与内地相比还很不发达，由于起步较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效益不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很难有所作为，再加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由于资金短缺，技术、人才、设备、观念滞后的现象就显得更为严重。管理水平不高，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从1996年夏河县部分民族用品定点企业及1998年重点建设项目情况调查表中就能看出上述问题（见下表）。
夏河县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情况调查表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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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法人代表 ┃企业性质 ┃联系电话 ┃ 地址 ┃ 邮政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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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河县民 ┃ ┃ ┃ ┃ ┃ 夏河县拉 ┃ ┃
┃ 族皮革制 ┃ 轻工 ┃ 桑德合 ┃ 全民所有 ┃ 7121197 ┃ 卜楞镇人 ┃ 747100 ┃
┃ 品工业公 ┃ ┃ ┃ 制 ┃ 7121397 ┃ 民东街 ┃ ┃
┃ 司 ┃ ┃ ┃ ┃ ┃ 001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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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河县民 ┃ ┃ ┃ ┃ ┃ 人民东街 ┃ ┃
┃ 族五金厂 ┃ 工业企业 ┃ 王进录 ┃ 集体 ┃ 7121830 ┃ ┃ 747100 ┃
┃ ┃ ┃ ┃ ┃ ┃ 002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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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河县民 ┃ 轻工业、民 ┃ ┃ ┃ ┃ ┃ ┃
┃ 族特需品 ┃ 族服装及 ┃ 拉毛扎西 ┃ 集体 ┃ 7121153 ┃ ┃ ┃
┃ 工艺厂 ┃ 佛教用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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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河县民 ┃ ┃ ┃ ┃ ┃ ┃ ┃
┃ 族生活保 ┃ 轻工 ┃ 辛淑芳 ┃ 集体 ┃ 7121236 ┃ 夏河县媬 ┃ ┃
┃ 温制品厂 ┃ ┃ ┃ ┃ ┃ 莲滩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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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河县民 ┃ ┃ ┃ ┃ ┃ 人民东街 ┃ ┃
┃ 族木器厂 ┃ 工业企业 ┃ 曲绍武 ┃ 集体 ┃ 7121099 ┃ ┃ 747100 ┃
┃ ┃ ┃ ┃ ┃ ┃ 79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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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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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量或 ┃ 生产的民族特需用品 ┃
┃主要产品名称 ┃ ┃ ┃
┃ ┃ ┣━━━━━━━━━━━┳━━━━━━━━━━━┳━━━━━━━━━━━┫
┃ ┃生产能力 ┃ ┃ ┃ ┃
┃ ┃ ┃ 名 称 ┃产品流向（销售区域） ┃ 使用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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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马靴、藏 ┃ ┃马靴，男、女单、棉皮 ┃甘肃、青海、四藏、四 ┃藏、蒙古、裕固、回、 ┃
┃靴、民族皮件 ┃8万双（件） ┃鞋，童马靴 ┃川、内蒙、云南等地 ┃撒拉、土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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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三孔炉、 ┃ ┃ ┃ ┃ ┃
┃神仙护 ┃ 2150 ┃牧区三孔炉、神仙炉 ┃甘南、青海等地 ┃藏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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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用品及 ┃ ┃ ┃四藏、胃褥、四川、甘 ┃藏、汉信仰佛教的民 ┃
┃服装 ┃3398件 ┃佛教用品 ┃肃等地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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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帐篷、活 ┃850套（顶） ┃保温帐蓬、活动羊圈 ┃甘肃、青海、四川、西 ┃ ┃
┃动辈圈等 ┃ ┃ 等 ┃藏等牧区 ┃藏族、蒙古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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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式炕桌、炒 ┃ 2618 ┃藏式炕桌、炒面箱、 ┃ ┃ ┃
┃面箱、佛龛 ┃ ┃佛龛 ┃甘南藏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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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州及青海省等地1996年生产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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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自有流 ┃ 向银行 ┃ 出 口 ┃ 备注 ┃
┃工业总 ┃销售额 ┃利润 ┃税金 ┃利税率 ┃动资 ┃ 贷款流 ┃ 交易额 ┃ ┃
┃产值 ┃ ┃ ┃ ┃ ┃ 金数额 ┃ 动资金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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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其中：少数民族职 ┃
┃ ┃ ┃ ┃ ┃ ┃ ┃ ┃ ┃工占全公司职工 ┃
┃ 580 ┃ 548．3 ┃ 16 ┃ 74 ┃ 16．4％ ┃ 288 ┃ 333 ┃ ┃的60％，民族产 ┃
┃ ┃ ┃ ┃ ┃ ┃ ┃ ┃ ┃品占工业总产值 ┃
┃ ┃ ┃ ┃ ┃ ┃ ┃ ┃ ┃的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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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8 ┃ 1．4 ┃ 0．5 ┃ 0．28 ┃ 6 ┃ 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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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6．4 ┃ 0．5 ┃ 0．5 ┃ ┃ ┃ 1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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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68 ┃ 3．5 ┃ 5．6 ┃ 14％ ┃ 39 ┃ 2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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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12 ┃ 2 ┃ 0．8 ┃ 0．25 ┃ 8 ┃ 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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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县1998年重点建设项目表（草案）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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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 ┃ 主要建设 ┃ 建设 ┃总投资 ┃1998年 ┃ 效益 ┃ 实施 ┃
┃序号 ┃ ┃项目名称 ┃ 内容 ┃ 年限 ┃（万元） ┃投资额 ┃ ┃ 单位 ┃
┃ ┃类别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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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桑科乡草场 ┃ ┃ ┃ ┃ ┃增强抗灾保畜 ┃畜牧局 ┃
┃ 1 ┃ 牧业 ┃ 围栏建设 ┃ 200户、10万亩 ┃ 1998 ┃ 240 ┃ 240 ┃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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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草原鼠害治 ┃ ┃ 1997 ┃ ┃ ┃ ┃ ┃
┃ 2 ┃ 牧业 ┃ 理五年规划 ┃ 草原灭鼠150万 ┃ ┃ 150 ┃ 30 ┃ ┃ ┃
┃ ┃ ┃ 工程 ┃ 亩 ┃ —20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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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夏河流域 ┃ 维修、新建滩灌溉 ┃ 1998 ┃ ┃ ┃增加有效灌溉 ┃水利局 ┃
┃ 3 ┃ 农业 ┃ 农田水利建 ┃ 渠道33处 ┃ —2000 ┃ 127．4 ┃ 39．5 ┃ ┃ ┃
┃ ┃ ┃ 设工程 ┃ ┃ ┃ ┃ ┃面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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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县水泥厂扩 ┃ ┃ ┃ ┃ ┃新增销售收入 ┃ ┃
┃ 4 ┃ 工业 ┃ 建一条水泥 ┃ 建成年产6万吨 ┃ 1998 ┃ 1750 ┃ 1000 ┃1500万元。利 ┃计委 ┃
┃ ┃ ┃ 生产线 ┃ 水泥生产线 ┃ —1999 ┃ ┃ ┃税420万元，就 ┃ ┃
┃ ┃ ┃ ┃ ┃ ┃ ┃ ┃业219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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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县城主街道 ┃ 建成排水暗渠 ┃ 1998 ┃ 68 ┃ 68 ┃改善城区卫生， ┃城建局 ┃
┃ 5 ┃ 城建 ┃ 排水工程 ┃ 3200米 ┃ ┃ ┃ ┃提高泄洪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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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扩大旅游规模， ┃ ┃
┃ ┃ ┃ 桑科草原旅 ┃ 购置帐篷。建设民 ┃ 1998 ┃ ┃ ┃提高服务档次， ┃ ┃
┃ 6 ┃ 旅游 ┃ 游度假村建 ┃ 俗村、跑马场、打 ┃ —1999 ┃ 150 ┃ 70 ┃ ┃旅游局 ┃
┃ ┃ ┃ 设 ┃ 靶场、放事房等 ┃ ┃ ┃ ┃培植财源，解决 ┃ ┃
┃ ┃ ┃ ┃ ┃ ┃ ┃ ┃就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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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新建腾志桥； ┃ ┃ ┃ ┃ ┃ ┃
┃ ┃ ┃ ┃ 2．扩建拉卜楞寺 ┃ ┃ ┃ ┃ ┃ ┃
┃ ┃ ┃ ┃ 停车场及道路； ┃ ┃ ┃ ┃ ┃ ┃
┃ ┃ ┃ 旅游基础设 ┃ 3．兴建草原度假 ┃ ┃ ┃ ┃加强旅游基础 ┃计委 ┃
┃ 7 ┃ 旅游 ┃ 施建设项目， ┃ 娱乐城； ┃ 1998 ┃ 290 ┃ 190 ┃设施建设。形成 ┃宗教局 ┃
┃ ┃ ┃ 旅游纪念品 ┃ 4．唐卡工艺品； ┃ ┃ ┃ ┃旅游系列纪念 ┃交通局 ┃
┃ ┃ ┃ 开发 ┃ 5．“雪域八珍”名 ┃ ┃ ┃ ┃品开发 ┃旅游局 ┃
┃ ┃ ┃ ┃ 贵地产药材； ┃ ┃ ┃ ┃ ┃ ┃
┃ ┃ ┃ ┃ 6．高原牦牛皮革 ┃ ┃ ┃ ┃ ┃ ┃
┃ ┃ ┃ ┃ 系列产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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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扩建、新建扎 ┃ ┃ 1997 ┃ ┃ ┃ ┃ ┃
┃ 8 ┃ 矿业 ┃ 油、格娄昂等 ┃ 扩大黄金产量 ┃ —1998 ┃ 145 ┃ 80 ┃ ┃ ┃
┃ ┃ ┃ 余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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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农电 ┃ 科才、扎油农 ┃ 架设10千伏线路 ┃ 1998 ┃ 252 ┃ 252 ┃通电 ┃水电局 ┃
┃ ┃ ┃ 电线路 ┃ 82．5公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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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扶贫 ┃ 贫困户扶持 ┃ 解决贫困户人口 ┃ ┃ ┃ ┃ ┃ ┃
┃ ┃ ┃ ┃ 1088户。6300人。 ┃ 1998 ┃ 127．7 ┃ 127．7 ┃实现脱贫 ┃扶贫办 ┃
┃ ┃ ┃ 项目工程 ┃ 每户一头犏雌牛， ┃ ┃ ┃ ┃ ┃ ┃
┃ ┃ ┃ ┃ 每人0．5亩地膜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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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改扩建河 ┃ ┃ ┃ ┃ ┃ ┃ ┃
┃ ┃ ┃南村蔬菜市 ┃ ┃ ┃ 20 ┃ 20 ┃ ┃ ┃
┃ ┃ ┃场； ┃ ┃ ┃ ┃ ┃ ┃ ┃
┃11 ┃市场 ┃2．续建拉卜 ┃ ┃ ┃ ┃ ┃ ┃ ┃
┃ ┃建设 ┃楞民族用品 ┃新建基础设施 ┃ 1998 ┃ 120 ┃ 120 ┃发展第三产业 ┃工商局 ┃
┃ ┃ ┃商城； ┃ ┃ ┃ 50 ┃ 50 ┃ ┃ ┃
┃ ┃ ┃3．夏河畜产 ┃ ┃ ┃ ┃ ┃ ┃ ┃
┃ ┃ ┃品交易市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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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个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夏河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工业设施还很落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处在脱贫范围，需要解决温饱问题；有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甚至还没有通电。由于地方财政收人有限，广大农牧民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来解决自己的生产生活问题。
从五个民族用品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看，只有702万元，仅占199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十万分之一；从1998年11个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情况看，也只有3390．1万元，其中127．7万元还是扶贫项目款。这足以说明，夏河县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牧区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夏河县就要在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等，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为自己培养出一批有较高素质的专业技术工人，采用联合办厂等方式，创造出科技含量高的自己的名优产品来。
要使夏河县的经济借西部大开发之机遇早日腾飞，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如优质皮革、乳品等来吸引资金，与内地、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知名厂家进行横向联合，为对方提供粗加工产品，利用对方的先进技术、企业信誉，在全国打开产品销路。
其次，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派一批具有经营头脑的藏族技术骨干去联合厂家学习，也可定期从外面请来专家学者讲学，进行技术指导，在学习和掌握了内地、沿海先进厂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供应初级加工品的局面，实行联合经营，创造出自己的名牌产品来。
再次，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条件到位的情况下，扩建和新建自己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依靠以前创造出的名牌产品，如“雪域八珍”名贵药材、唐卡工艺品等，争取吸引外资，搞合资经营，生产名优商品，打向国际市场，为藏区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支柱型企业。
另外，充分发挥拉卜楞寺的作用，利用寺院的影响和威望，提高和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参与经商的热情。同时，还可以由寺院牵头，群众集资入股，组成涉外经营集团，以寺院的名义，开展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传统贸易。因为印度、尼泊尔等国佛教流行，在这些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国家里有不少佛教信徒，以及旅居国外的藏胞，以寺院的名义进行跨国贸易，容易在当地打开局面，减少商业风险。当然，这种涉外贸易活动必须从实际出发，为藏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以寺院带动群众集体致富为原则。这种以寺院为依托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做法，对其他藏区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能提供一种借鉴，同时对加强与国外藏胞的联系，吸收国外藏胞的资金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加强与国外友好人士和经济实体的联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在实施中给予宏观把握、引导和管理。
三、以拉卜楞寺为龙头，把旅游业当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
夏河县植被繁茂，林、牧、水资源丰富，有草原，有著名寺院，形成了融宗教特色、民族风情、草原风光、自然景观为一体的旅游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县城内的甘加古八角城，是国内仅存的“卐”字形古城堡，斯柔古城、麻当古城、桑科古城、土门关明代边墙遗址等古迹，以及横卧10余里的白石崖绝壁、曲径通幽的白石崖溶洞、奇幻神奇的达尔加翠湖、景色如画的甘加草原和集科草原等自然、人文景观，使夏河县旅游资源充满了诱人的魅力。特别是以拉卜楞寺为代表的“拉卜楞文化”渊源很深，闻名遐迩，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甘肃省的三大旅游景点之一。
自1985年3月2日国务院批准夏河县为对外开放县以后，夏河县的旅游业日盛一日，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先后开发建设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自然风光的集游、住、食、行、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特别是龙头旅游产业拉卜楞寺“以寺养寺”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拉卜楞寺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走多种经营的发展道路，这样既能增加寺院的经济实力，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能减轻国家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负担，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行为。现在，拉卜楞寺已开办了木版印刷、铅印刷、医院、缝纫、旅社、餐馆、制香、商店、旅游、摄影、电锯、养花等12个生产自养项目。具体做法是：
（1）发挥传统优势，做到因地制宜。拉卜楞寺的印刷业在历史上已久负盛名，寺院开放以后，他们在条件艰苦、设备陈旧、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因陋就简，积极开展各种印刷业务，坚持先生产、后发展，逐步增加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拥有木版印刷和铅印刷两套设备，从制版、铸字到印刷、售发，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经营能力的支柱产业，年产值可达三四十万元。在藏医医疗和制药方面，拉卜楞寺既有人才、技术优势，又有历史传统，他们依托藏医医学院开创了藏医门诊，经过几年的积累发展，现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藏医院。寺院还办起了藏医研究所和藏医制药厂，生产的洁白丸等多种藏药已被编入国家药典，行销西北各省。
（2）选准项目，大胆开发。拉卜楞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瞅准旅游服务行业，大胆开发，先后办起了商店、旅社、餐馆和养花等项目。寺院办的旅社档次较低，价格公道，又提供住宿、炊事等系列服务，深受一家一户来往就医和朝拜客人的称赞和喜爱。
（3）加强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在生产管理上，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在生产委员会下又建立了16个生产管理小组，对每个生产单位和生产项目指定专人负责。生产委员会给各生产单位下达生产（收入）指标，定期组织检查，并坚持每季度向寺管会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寺院管理委员会每半年给民主监督委员会（僧众代表会议）报告生产情况。在财务管理上，寺院管理委员会设总会计一名，各生产小组设会计、出纳各一名。在总会计的指导下，16个生产小组独立核算，定期结算，定期公布账目。寺院管理委员会年底总决算，并将收入、支出情况每季度向僧人代表大会通报，半年向全体僧众公布。寺院的一切开支均由寺院管理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做到了账务公开，民主理财。
拉卡楞寺“以寺养寺”的经营意识，带动了整个夏河县的商品经济发展，商品市场十分活跃。现在，全县有涉外和国内旅游定点饭店5家，从事旅游接待的普通饭店、招待所30家，共有床位1420张。草原旅游点和其他景点10处，有一定规模的定点商店、餐馆6家，基本上满足了目前游客的需要。但是，在旅游旺季，县城旅游住宿矛盾异常突出，配套设施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最近，中共夏河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把以旅游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发展上档次，上规模，上新台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拟建桑科草原度假小区，建设民俗村，兴建腾志桥，开发集综合服务和娱乐为一体的草原度假娱乐城，并计划拓展唐卡花色品种、高原牦牛系列产品和名贵地产药材“雪域八珍”等。
然而，从夏河县丰厚的旅游资源看，旅游产业的开发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亟待开发的旅游项目还很多，旅游资源的优势项目还必须连续不断地加大开发力度，使每一个来夏河县旅游的游客，通过深入藏区旅游观光，来揭开藏民族神秘的面纱，进一步了解藏文化的深刻内涵，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笔者曾多次去过夏河县，对那里的旅游资源较为熟悉，建议中共夏河县县委、县政府在桑科草原度假小区新建一个部落村，再现甘南藏区藏族的民族进程。这是一项很有经济价值的旅游项目，一旦开发出来，将会成为夏河县旅游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做法是：修建若干个血缘部落和地缘部落时期的部落旅游村，可根据游客的人数、兴趣、爱好、时间安排在不同时期的部落中，使游客在休闲娱乐时置身于部落的生活环境中，切实感受一次藏族古老的部落社会生活。这种集“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部落职能，非常能吸引游客，让游客身着部落时期的服饰，充当一回部落民，亲身体验一下部落的生活，使他们真正了解藏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宗教文化。这样既可以吸引广大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旅游，又不失时机地宣传了藏区社会的风土人情，这对提高夏河县的知名度，拓展旅游服务项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夏河县1998年重点建设项目表（草案）中我们已经看到，夏河县藏族同胞的商品经济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始加强，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职能部门，对牧、农、工、商、旅游等行业齐抓共管，正在为改变藏区的落后面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懈地努力着。只要夏河县县委、县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胆探索，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在重视发展农牧业的同时，把开发旅游资源、拓展旅游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按照“立足优势，加快开发，用活政策，提高效益”的基本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拉卜楞寺为中心，一定能把夏河县建设成为集旅游观光和商贸流通为一体的草原新城。
总之，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经济体系。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对内友好往来、交流的增多，旅游业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尤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只要思路对头，因地制宜，抓住民族特色，敢于开创、开拓，定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振兴经济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益。
附录：
关于蒙古族部落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蒙古族部落制管理形式初探
安俭
部落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部落是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集团。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社会经济单位；部落则是由共同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结合而成，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惯。恩格斯指出：“氏族一旦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那么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细胞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结构。这三种集团是不同程度的血缘亲族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由此看出，氏族部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初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以蒙古部落为例，探讨部落的管理形式。
一、蒙古部落的发展概况
蒙古族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以蒙古部落为主体，吸收和融合聚居于漠北地区诸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形成前的社会组织基础是部落制。
蒙古氏族部落早期的情况，只能根据极少的传说资料来分析。我们认为，虽然史料记载中的蒙古氏族部落基本上已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但仍留有母系氏族制的深刻烙印。《元朝秘史》开宗明义就记述了关于苍狼、白鹿的传说故事，其记载说：苍狼、白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山名字的山前住着”。而传说中的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一般看做是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似不过是按父系制推断的结果，至少他的妻子“白鹿”豁埃马阑勒应是母系氏族集团的代表。特别是孛儿帖赤那以后第九世孛儿只吉歹的妻子“忙豁勒真”确为女子姓氏，加之，到阿兰豁阿时，他无夫而孕，却如此受敬重，显然是母系氏族制观念的反映，所以，至少当时尚有母系氏族制残余。当然，这种苍狼、白鹿相配之说，显然是以狼、鹿为图腾的两个互为婚配的氏族已经出现的反映，这是无疑的。根据8世纪中叶这以图腾命名的氏族男女相配的传说看，已进入了氏族族外婚时代，虽难免尚有群婚残余，但按恩格斯的看法，这种“氏族制部落一定要优于落后部落”，因为“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澳大利亚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粗野的群婚形式”。
不过，《秘史》所记的传说，与汉文史籍记载有相当出入。蒙古之名最初见于唐代汉文史籍，称蒙古族的祖先“蒙兀室韦”为室韦诸部之一，居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岸，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是说唐代蒙古部落已是蒙兀室韦诸部之一，而蒙兀室韦一般认为是部落联盟。二是居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岸。我们认为，《唐书·室韦传》中说的是室韦各部的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它是蒙兀室韦诸部之一，便认为它的发展程度与室韦诸部相同。据《唐书·室韦传》，室韦人唐代时已学会驯养动物。“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且已知经营原始型农业，“剡木为犁”，“田获甚褊”。而蒙古人则无法相比。据胡峤《陷虏记》记载，“契丹东北至榱劫子（按指蒙古人）。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虽然，食人肉或有夸张，但看来，蒙古部落的生产水平还在狩猎为主，食物还不足，是由此得到了反映的。
关于此时蒙古部落活动的地域，我们认为汉文记载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较为可信，且有契丹在东北、又遇到蒙古人等史实。而且多是在河之南岸山野森林中从事狩猎为多。我们同意即使到孛儿帖赤那时开始离开蒙古发祥地，“恐怕最多只能徘徊于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然后经过漫长逐渐的迁徙，才能逐渐到达三河之源。因为10世纪以前，蒙古人处于室韦各部包围之中，大漠南北又处于突厥系各族控制之中。10世纪初，契丹击溃了室韦、靺鞨等族，此时蒙古人有可能乘机向外流动。据《元史译文证补》载，到成吉思汗11世祖朵奔蔑儿干时，“朵奔巴延，居斡难，克鲁伦、土拉三河发源之地不儿罕哈勒敦山”。这“三河源头，祖宗实兴”之地，就有一定可能性了。也有学者认为其西支是在11世纪后期海都时代才到达三河源头的。从此，按血缘关系组成的两大支尼伦蒙古部落和迭儿列斤（勒）蒙古部成了名符其实的草原游牧部落了。但他们并没有抛弃狩猎活动，因为狩猎不但可以补食物来源之不足，而且可以充作战斗锻炼。
尼伦蒙古意思是“出身纯洁”的蒙古人，正说明受“神光”而孕的阿阑豁阿地位很高。如前所述，是母系氏族时期的反映，尼伦部是由朵奔蔑儿干妻阿阑豁阿的三个儿子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和孛端察儿的后代及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兄弟各氏族组成。它包括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泰亦赤兀惕等诸多氏族和部落。尼伦蒙古一般是出部落首领的。在蒙古人中地位较高。而迭儿列斤蒙古意谓“一般蒙古人”。是指源自曾遁入额尔古纳河山林的捏古思和乞牙惕两部落残余。
蒙古人在海都祖母莫孥伦时期与札剌儿人的斗争，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对外的部落战争。最后以蒙古人失败告终，莫孥伦本人及诸子均被杀，襁褓中的长孙海都幸存，长大后他报仇取胜，把札刺儿人变成“部落奴隶”。
蒙古部落到海都时代，应该认为完成了父权制部落彻底代替母权制部落的革命，而且发展成了打破血缘氏族部落而进入地域性部落联盟阶段。其依据是：（1）较牢固地确立了按父系“授姓”制度；（2）俘虏了札刺儿等整个的其他非血缘部落，并与之杂居，海都成为“八剌忽怯谷诸民”和“四傍部落”的共同之君主。与此同时，驻居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和狩猎的札刺亦儿、蔑儿乞、克烈、乃蛮、汪古、乞儿吉思以及斡亦刺惕等各部落也在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起来，与蒙古部落一起，形成大小部落多至百余的局面。各部落之间处于极其分散、闭塞的状态中，“其俗行国，逐水草游牧，与古匈奴、鲜卑、突厥同。其部各有君长，不受一共主约束”。到12世纪，各部落分布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彼此联系薄弱。
在蒙古高原，人们按生活方式分为草原部落和森林部落。这些分布于蒙古高原的草原部落和森林部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争夺牧场和狩猎地段，彼此间经常互相攻战。在成吉思汗时代，为数众多的部落分别集结于几个大部落的周围，形成了蒙古部、克烈部、乃蛮部、塔塔儿部、札答兰部等相互对峙的几大集团，并涌现出各自的领袖人物。像蒙古部的铁木真、克烈部的王罕、乃蛮部的太阳罕、塔塔儿部的兀刺黑·兀都儿以及札答兰部的札木合等，他们已不再是某个部落的汗，而是一些部落共同的汗。这几大集团对峙的结果使蒙古高原战争接连不断，陷入了混战的困境。再加上当时金朝为了巩固边防，加强对南宋的战争，也经常出兵征伐不服其统治的蒙古各部或使他们互相征伐，如以汪古部御蒙古部，以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哈答斤部互相牵制等，这更加加剧了高原各部落的混战局面。当然深受其害的则是广大牧民。他们被迫卷入战争，无法从事生产，生活更加贫困。他们往往不得不投靠强大的部落以求庇护，以便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生活。因此，广大牧民迫切要求统一。而相互对峙的几大部落，总是想称雄草原，希望以削弱或最后消灭其他部落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把它们最终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样各部那颜集团也需要统一。蒙古部的铁木真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肩负起了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的历史使命。
1206年，全蒙古各部长、族长、诸王、群臣在斡难河畔举行了隆重的忽里勒台（大会）。大会一致推举45岁的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可汗，并上尊号为“成吉思汗”。从此，蒙古就成为扎剌儿、塔塔儿、斡亦剌、汪古、克烈、乃蛮及蒙古其他各部落的自称了。蒙古族的形成和兴起，不仅结束了蒙古高原长期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为元代大统一准备了条件，而且有利于蒙古族与全中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贡献。
二、蒙古部落的管理形式
从蒙古部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蒙古部是组成蒙古民族的核心。蒙古部落从小到大，称雄草原，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对部落的严格管理。只有管好自己的部落，使其才能立足于部落争战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下面就对蒙古部落的几种管理形式作以初步的探讨。
（一）父权制管理形式
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开始，到成吉汗时代，这种父权制管理部落的形式一直贯穿始终。部落是由氏族组成，氏族则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经济单位。蒙古部落在兴起时，“用白木为鞍，桥以羊皮、镫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过着“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集体游牧生活。为了适应这种游牧生活，人们往往聚族而居，生活在各自的氏族中。蒙古部落就是由这种氏族组成的血缘亲族集团。氏族的全体成员都自认为出于某一共同的祖先，并且只允许同祖人参加对祖先的祭祀。到10一12世纪，蒙古部的两大支尼伦蒙古将近有30个部落，迭儿列斤部有18个部落。尽管部落众多，此时部落的氏族成员已是以父系计算血缘关系的。据《元朝秘史》蒙古部落自有记载以来，一般以父系计算，可见父权制管理形式在蒙古部落占主导地位。
对于蒙古部落来说，其游牧经济的特点是逐水草而迁徙，对从事单一的畜牧业的氏族成员来说，脱离部落的个体成员在草原上难以生存。比如，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离开氏族外出流浪期间，死活难卜，住在一个草庵里，拾狼的残食活命。帖木真母子被族人遗弃后，也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生活，母亲诃额仑只得“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将儿子每（们）养活了”。由此可见，这种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正是每个成员安全的保障和生存的条件。“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此，在氏族中产生的血族复仇是每个成员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
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在氏族内部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有了称为“伯颜”的富人和“牙当吉·吉温”的穷人。成吉思汗九世祖蔑年土屯成了拥有“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的富户，而且还有别人不能侵犯的个人的“驰马地方”。到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时期，随着部落间交往的扩大和战争的频繁发生，血缘氏族部落组织的界限慢慢被打破了，部落间相互争斗的结果，胜者遽然兴起，败者合族破灭，并逐渐融入他族，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同族相离，异族结合，各族杂处，取而代之的是地域为纽带而形成的地缘氏族部落。海都当时就已被“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从此，蒙古部落在海都时结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及从父兄弟都是蒙古诸部的首领，三世祖合不勒时被推举为“汗”，“辖蒙古全部”。从成吉思汗世系家族世代都是部落首领这一现象看，是父权制统治在蒙古部落中长期存在的具体表现。正因为有了上述父权制管理部落的土壤和条件，才能使父权制管理部落的形式得以贯彻执行。
父权制管理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以家长为中心的草原贵族集团管辖具有一定人口数量和牧地的部落的一种统治方式。这种父权制管理形式是建立在严格的父系系谱之上的。因为蒙古人的习惯是“保持着祖先的世系，并向每一个新出世的孩子教述族谱”。因此，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部落和祖源”。由于游牧经济中，男子在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男子在家族中的统治地位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以族长、部落首领为核心的父权贵族。正因为有了共同的祖先，父权制才被部落成员所认可。父权贵族不但是家族的主宰，而且又是氏族和部落的首领。他们主要负责部落成员的生产和生活事宜。对他的部落成员要求无限忠诚，并且可以随时处理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部落首领基本上体现着部落的利益，部落成员服从其部落首领的绝对权力是理所当然的。维护血缘纯洁的主要手段是血亲复仇。血亲复仇往往是由于他们的亲族或者他们的财产遭到外来势力的迫害而引起的。这种血亲复仇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部落的整体利益，但随着部落争战的发生，它已超越了本身的意义，具有了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新含义，并逐渐被掠夺战争所代替。
父权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往往由他控制管理的人口数量而定，因为他对牧地的占有是通过他所控制的牧民来实现的。控制的牧民愈多，牧地也就愈大，权力也愈大，财富也愈多。因此，每个家长都希望扩大自己家族的成员，从而扩大自己在氏族和部落中的权力。可见对人口的争夺成了蒙古部落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二）军事民主制管理形式
军事民主制管理形式是在氏族部落和父权制统治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管理形式主要是通过忽里勒台（大会）来实现的。
“忽里勒台”在蒙语中是聚会的意思，是蒙古氏族部落会议。蒙古诸部凡有大事，如汗位继承、部落联盟的建立、征战、公布重要命令，都要由忽里勒台决定。忽里勒台最初是蒙古部落的一个民意机构，履行众人的决定，其职能是推举和撤换氏族部落首领。氏族部落首领履行氏族部落会议的决定，是为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其权力有限，具有负责组织生产、处理分配事宜等职能。但是，随着父权制的确立，这一古老的民意机构被宗法世袭制所代替，而作为古老的政治制度，它却在蒙古部落中残留了很长时间。
忽里勒台被授予部落首领的权力，是来自于氏族部落，而不是一种脱离和凌驾于部落之上，脱离部落成员的公共权力。比如汗位继承者一般是由忽里勒台选举产生的。像合不勒汗有7个儿子都不曾被委付，却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子俺巴孩管了；铁木真被推举为汗时，共有5个候选人，其他4人（包括合不勒汗的孙子阿勒坛）都因为不符合条件落选。由此可见，当时虽已在一定家族内物色汗位继承人，但最终仍须忽里勒台选举产生，大家认可，才被视为合法继承人。汗的权力基本上是率领部众进行复仇、掠夺和围猎并主持掳获物的分配。这种军事掠夺的发展，使汗又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军事首领凭借自己部落的力量，逐渐加强自己氏族内部的权力，愈来愈摆脱民主制的约束。起初，发动一次战争还要经过氏族贵族公议，军事首领的职责是执行大家的意旨。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汗权的加强，基本上由汗说了算。忽里勒台和汗所构成的权力是产生于氏族部落之中的军事民主制。一方面它保留了氏族的民主习惯，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军事征战成了部落的经常活动。这种军事民主制的管理形式是建立在游牧经济的基础上的，部落成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亦兵亦牧的经济成分是军事民主制得以充分实行的重要因素。但是，王权世袭制的产生和最终代替军事民主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以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变为世袭制”了。这种变化是步入阶级社会，迈向文明的具体表现。
（三）千户制管理形式
千户制管理形式是蒙古部落中管理部落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它是以军事管理出现在蒙古部落中的。由于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过动荡的游牧生活，脱离氏族的个别成员很难维持生活；由于保卫本族、进行复仇和掠夺外族的需要，蒙古部落中集体游牧方式颇能适应这种征战的军事行动，于是，基本上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就成了亦军亦牧的父系血缘组织。部落首领就是靠众多的“古列延”来打天下的。为了便于部落首领调动，往往按人们习惯的十进位制将他们编成千户、百户、十户，层层统领，招之即来。随着部落间战争的不断扩大，部族融合的现象已普遍存在，血缘组织逐渐被地缘组织所代替。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刺汗时，就把蒙古部落辖地划分为左、中、右三个翼，汗本人统辖右翼，合丹太师统辖中部，阿里黑赤那统辖左翼。这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域性的行政组织。本氏族的成员称为“合刺抽”（自由民），外族人称“属民”。汗有权从各氏族的合剌抽和属民中征捐税和调动军队。铁木真初立为汗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和牧战的分工，由24人分管10职，即“带弓箭”、“管饮膳”、“管牧羊”、“管修造车辆”等等，并派孛斡儿出、者勒篾两个老伴当“与这众人为长者”。由于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因而有必要把他们划分成各种品级，于是出现了万户、千户、百户、十户至士兵这样的上下级统率关系。在13翼之战中，成吉思汗就是把自己的1万3千军人按照万、千、百人点数，也组成了13个古列延击札木迎合的13翼大军。在灭乃蛮的战斗中，更是把军队按照千、百、十组织起来，并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这些人作战时是军中首领，休战时是地方首领，因为蒙古军事组织是军政合一的。
千户制是蒙古部落在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它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部落的凝聚力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它也是埋葬部落制的掘墓者。到成吉思汗立国后，全面实行了千户制，分封3个万户、95个千户，把全蒙古“编组千户，让共同从事建国事业的人们作千户那颜”，氏族部落组织便被无情地摧毁了。
综上所述，蒙古部落的兴起与发展壮大，都与各个时期出现的部落首领有着直接的关系，再加上与部落管理相适应的各种管理形式，是部落称雄草原的关键。特别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时代，草原绝大部分氏族和部落已迈向阶级社会的门槛，各有自己的那颜并以汗为首的部落，都站在要求统一的共同道路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争霸者必然相互间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蒙古部的汗——成吉思汗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将各个部落统一为一个以蒙古为名的部族，蒙古族从此也就诞生了。
（选自《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收录时有改动）
从成吉思汗的成功看蒙古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
马曼丽 安俭
[内容摘要] 本文论证了成吉思汗的成功，主要是磨难与乱世的实践培育出了他的天才，提出了其成功三大因素的合力论，认为成吉思汗的功业背后反映出游牧文化骁勇善战等传统与异族先进文化荟萃融合的事实。文章论述成吉思汗的宗教自由、吸收异族文化等政策和治国、治军、用人等杰出思想为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关键词] 成吉思汗蒙古族文化传统中华文化
一、“谜”一般的成功奇迹
关于成吉思汗的成功，过去一般认为是环境造成的，即时势造英雄，或者认为仅仅是武力取得的胜利。而札奇斯钦全面阐述了成吉思汗种种优秀的个人素质后，认为他的超越他人的个人素质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他说：“在那一个时代的游牧社会中，他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敬天至诚，事母至孝，交友至忠，不用权术，信守诺言，恩仇必报，公正严明。这些德性就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也不能说完全变成历史上的陈迹。”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比时势造英雄论或武力论深刻了许多，挖掘到了成吉思汗成功的内在因素。本文要着重论述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与成吉思汗成功的关系。众所周知，亚洲的历史上形成过不少强盛一时的游牧民族的国家，其人民生息活动的根据地多在大漠南北的广阔草原；其首领武力均不可一世，往往是拥有百万雄师的一代之枭雄。如匈奴单于国、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等等。可它们多半是迅起迅落，充其量是对中国边疆地区有过直接的影响，而对中原本土则影响不大。有的游牧民族也曾进入长城内部建立国家，如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国、女真建金朝，但这些古代民族既没有能统一中国，也谈不上对世界有多大影响。他们所建的“渗透王朝”、“征服王朝”，后来都销声匿迹了，连同其本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成吉思汗却能使原来谁也不注意的、连固定名称也没有的蒙古族突然崛起，震惊世界。蒙古帝国不仅没有迅起迅落，而且由于成吉思汗赋予了蒙古族以新的文明和生命力，为蒙古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蒙古族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了痕迹，至今仍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和一个庞大的现代民族，它终于与史长存，而成了世界“征服王朝”中的佼佼者。这也只能解释为成吉思汗的成功。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竟能将亚洲和欧洲的大片领土收入自己的国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曾是统辖了亚洲的五分之四和欧洲的大片土地的皇帝。蒙古的征服运动很快席卷了除日本、印度、阿拉伯以外的全部亚洲后，锋刃便指向欧洲，蒙古骑兵的兵锋直达亚德利亚海岸。这样，蒙古帝国的广大地域从多瑙河口、匈牙利、波兰、大诺沃格勒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更从北冰洋到亚德利亚海、阿拉伯沙漠、喜马拉雅山脉及印度山脉到中国中原大地。
这个帝国论规模，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能与它媲美的国家，它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的铁蹄、罗马军队的剑、拿破仑军队的大炮所到的地域；论对帝国的后继人的培养，成吉思汗也比另一位与他可媲美的天才的胜利者——亚历山大马其顿更为成功。马其顿曾以密集队形等飞速的军事行动侵入东方诸国，在这里使希腊文明广为发展。可是这位征服者死后的历史却难以与成吉思汗相比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他的高官都奢望帝王宝座而相互斗争，分裂帝国，这位大帝的儿子不得不落到了逃亡的处境。而成吉思汗一贯是通过各种战争实践锻炼他的子孙，这些由他亲自培养过的子孙，真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精干的文武全能之人。后来只由于后代们自身间的相互争斗，才使帝国灭亡，但他们也较长时期统治过半个世界。这些已足以反映成吉思汗蕴藏着许多超越同类游牧帝国和众多世界征服者的成功因素。
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具有军事实力的人都能达到成吉思汗这种成功的。史实证明他在内政、外交、治国、用人等不少方面也有突出的功业，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不平凡的。总之，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确是恰如魔术一般使诸多史学家迷惑不解。这也正是至今吸引人们孜孜不倦地去研究成吉思汗的重要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使成吉思汗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呢？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治国思想、用人之道，无不是思想文化因素的结晶和体现，而这些又因为成吉思汗的成功而成为蒙古族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
二、成吉思汗成功的三大因素
1．苦难的磨炼与乱世的实践造就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以后，一个汗室家族破落到只剩孤儿寡母，落到食不充饥、被人追杀的境地。多次九死一生的磨难和母亲诃额仑要求他成为成大业的英雄后代的谆谆教诲，终于使成吉思汗形成了杰出的个人素质。加之，成吉思汗崛起时，正值金、宋、西辽、西夏分裂对峙之际，而广大蒙古地区生活着蒙古、塔塔儿、克烈、汪古、乃蛮、篾儿乞、弘吉刺、斡亦刺等大小众多部落。据《元朝秘史》及波斯拉施特《史集》所著录的统计，差不多有近一百个部落。这些部落不仅强弱大小不一，而且语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各部落极端分散，“各有君长，不受一共主约束”。12世纪后，蒙古地区已普遍出现“孛斡勒”（奴隶），后因畜牧业发展迅速，新兴“那颜”阶级因剥削的贪欲各部落互相残杀，无休止的战争发展到“列国相攻，星天旋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吉思汗为恢复父、祖基业，参加争斗之实践，并取得了不少战役的胜利，才使成吉思汗有了勇气与动力，立志统一蒙古，抵抗金朝。那个时代与实践决定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动力的内容，提供了统一蒙古的机遇。这种乱世的实践也造就了出类拔萃的成吉思汗，终于使他完成了建立统一的蒙古的历史使命。
统一的成功使他走上觊觎中原的第二步。而这时中原也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形势下。南北相峙的宋朝与金朝划淮河为界；河西是西夏的势力；西域地区有西辽；西南则有大理；吐蕃地区则小邦林立。而且金朝在处理与西夏和南宋的关系时，也恰恰是失败的。成吉思汗要南下伐金，金却不知团结西夏，反而与西夏争斗不休，因而“两国俱弊”。而且金朝南方又开衅于宋，使成吉思汗得以施展其约宋攻金、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正是这些实践使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步步升华，也使知己知彼的成吉思汗认定可以乱世称雄，于是他雄心勃勃，挥戈南下。
而在遥远的西部边疆，由于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政权，又因以佛教压制伊斯兰教而民愤极大。善于洞察敌情的成吉思汗，便在派兵追击屈出律时宣布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畏兀儿、西辽等广大地区的自动归降，从而也为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族一贯的宗教自由政策和这类开放性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同时，有了畏兀儿、西辽这些地区作为后方和跳板，成吉思汗又依靠这种时势，远征欧亚，有了与中亚花刺子模一决胜负的可能，也成为他进入世界性人物的机遇，也是他杰出的军事思想、宗教思想产生的土壤。
可以说，上述苦难与实践、时势与机遇为成吉思汗的成功提供了动力，没有那种时势下的实践，就不一定能造就出成吉思汗这种世界性历史巨人，他本人也不一定有追求统一蒙古、统一中国、追求征服世界的动力与能力。
2．成吉思汗吸收多种文化形成了先进思想观念。培养了本身的才能与素质
如果把成吉思汗的成功只归结为单纯的“时势造英雄”，就无法解释在同一个客观时势下，为什么当时的其他枭雄没有成为威震欧亚的人物，为什么成吉思汗却能战胜远比他强大的札木合、王罕，甚至武器装备远比他先进、军队人数远比他众多的金朝和花刺子模国呢？所以，显然还有成吉思汗个人的内因。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才能和思想素质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我们认为，成吉思汗是靠广泛吸收各种文化和先进观念才成了超群的天才人物，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这些因素使他比同时代的枭雄们更具有竞争力。
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成吉思汗的全面成功绝非偶然，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不过是个“文盲”，偶然地，或靠武力成了“天之骄子”。成吉思汗实际上是一个吸收和融合了多种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思想和非凡人格素质的天才人物。他成年以后的言行与思想反映出，他敬天崇祖，讲忠孝信义，坚毅骁勇，恩仇必报；他纪律严明，执法公正，知人善任，惜人才，能纳谏。他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政治思想与有效的治国治军制度随地域扩大而不断发展，堪称一代天才；他的经济思想与学习农工、商贸先进技术的措施，保证了治国治军的物质基础；他具有政治家的革新头脑；他的札撒与法律思想使社会秩序的井然为当时时代罕见；他的尊重与兼容各种宗教的思想与受欢迎的宗教自由政策等等，使西进大军在民族地区创造了势如破竹的进军奇迹；凡此等等，都证明这种深邃的思想和品德不是单纯蒙古式游牧文化的产物，而是不同文化荟萃的代表，即使论游牧文化传统，成吉思汗也是吸收了漠北历史上各游牧民族的共同精神遗产。而且必须认识，成吉思汗通过契丹人、穆斯林人而对汉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吸收，虽是比较隐蔽，却并非完全排斥其精华，他绝不是只固守游牧文化的封闭式人物。众所周知，汉民族经过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原来单一意义的汉族实际上已演变为多民族融混的共同体，汉族子孙身上早已融合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血统。文化本身更是一个在吸收与移植异文化过程中、在冲突与融合中发展的精神财富，汉文化到南北朝时不仅其内容已包容有丰富多彩的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已正式形成了各种文化因素融合、释儒道三教合流互补的文化格局；而且在汉文化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它一直向周边各民族地区进行着文化的辐射，战争、贸易、人口移动都导致了文化的相互传播，尤其是丝绸之路的绿洲道、草原道使文化传播辐射面日广，打破了文化封闭隔绝的状态。例如，以佛教文化为例，其传播交融就是纵横交错的。印度佛教文化东渐，在西域和西北与中华文化结合成为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由西藏传播至青海、甘肃、宁夏并北传蒙古，又东流与中原的汉传佛教结合，于是类型略异的佛教文化辐射到中华各地。悠久的汉文化的辐射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自然超过了佛教文化，成吉思汗时又与中亚、西域广通交通，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女真文化人频繁交往，所以，他自幼除骁勇善骑、重视复仇等游牧文化的一些烙印外，也曾学习汉族与中亚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忠义崇祖，孝遵母训，提倡务商学农。由于主动吸收了各种先进文化，使他的思想观念达到了当时中外先进文化精华荟萃的水平。金哀宗曾指出成吉思汗成功的一个原因：“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这话也反映南北文化结合是成吉思汗胜利的原因之一，有一定道理。成吉思汗看到蒙古除了畜牧、狩猎的简单手工业外，技术及有关人才极为缺乏，所以他千方百计从中原和中亚等地搜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如造弓的、造甲的、造火炮的、造云梯的等等。他曾从中原输入了造桥、造船技术与驿站制度，命唵木海、张荣建了炮兵、水兵等其他各兵种，大大改进了兵力及交通状况。成吉思汗除了吸收中原兵种，还从金人处学习了汉官制。成吉思汗这种对待异族宗教和异族文化的政策，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继承人，尤其至忽必烈时，基本上都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成吉思汗主动吸收先进的观念与思想主张的积极性是非同一般的，任何先进的东西他都不放过，如成吉思汗伐金时，每得一位契丹人、汉人或女真人的降将，都一定要亲自召见，细询金国虚实及取金之策。而先进的思想观念，在变革时代，与实践结合，又与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结合，便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和扭转乾坤的力量，正因此，成吉思汗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
3．各族奇才在成吉思汗麾下大展宏图
成吉思汗具有各族奇才组成的人才核心，作用巨大。即使是具有非凡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如果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仍不可能取得成吉思汗那种军事上所向披靡、政治上曾统治半个地球的空前成功。所以成吉思汗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他善于使用与爱惜各族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的、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形成了辅佐他的万马奔腾式的促进力，也完全弥补了成吉思汗本人作为“文盲”的缺陷。历史上国家的兴衰多半与使用人才息息相关，如果深刻掌握了成吉思汗的用人思想，即使在今天加以借鉴，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在当时，使他创造出威震欧亚的成功奇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成吉思汗用人思想的特色，是不分族属，不看亲疏关系，甚至不论原来是敌是友，他惟才是用，惟忠是用，在那个时代便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千方百计对人才广加网罗的结果，可以说是创建了世界上罕见的高级人才核心，一个第一流的辅佐大汗的智囊团。
他曾制定量才用人的原则：“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骁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选贤任能的思想。鉴于当时蒙古地区文化尚较落后，自身拥有的人才数量有限，对域外事物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不够成熟，成吉思汗采取了明智的引进人才的政策。他在征战中广泛对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千方百计地网罗，引为己用。在成吉思汗人才政策感召下，忠心耿耿，与他共同创业的，有大量的中亚人、契丹人、西夏人、维吾尔人，也有汉人。他们为蒙古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成吉思汗战功卓著的文臣武将中，塔塔统阿、阿剌瓦而思、哈剌亦哈赤儿鲁、燕真、塔本、巴而术阿尔忒的斤、札八儿火者、曷思麦里、岳王粦帖穆尔等人是中亚人；耶律阿海、耶律留哥、石抹也先、高奴、耶律秃花、耶律楚材等是契丹人；郭宝玉、张柔、史天倪、刘伯林、石天应、张荣、谢睦欢等是汉人；昔里铃部、察罕也蒲甘卜、小丑等是西夏人；还有拓跋人按札儿，女真人粘合重山等，均很著名，称成吉思汗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确不过分。
这三个主要因素如同三大合力，结合到一点，产生了巨大的推进力与前进的惯性，使成吉思汗的事业势如破竹，一往直前。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包含着极其复杂而又深刻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讲，包括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两方面的原因。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有损于结论的全面性、正确性。如果我们从精神方面深入探讨，就会发现，根植于蒙古文化深层的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已经在吸收异文化的过程中升华而发生了飞跃，所以成吉思汗绝不是纯粹“野蛮人”的代表，而是留有这种烙印的、融合荟萃型文化的代表，这同蒙古帝国的不断壮大与扩张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
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但成吉思汗却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既适应他本民族群众的一般愿望、习惯和要求，而又超越了他周围本族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的思想成为能够动员民众、驾驭民众、引导民众不断前进，以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巨大物质力量。所以，成吉思汗本人也就被列为我国古代二百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笔者认为，有关成吉思汗的思想研究是对整个成吉思汗时期以及蒙元时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是指导蒙古民众四处征战、创建帝国的精神武器，他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代表着该时期蒙古社会思想意识进步的主流，并深刻影响着蒙古社会与蒙古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认识蒙古传统文化发展的突破口。其二，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形成于蒙古民族由氏族制、奴隶制向封建制突变和向外发展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是中西交通开通、文化交流发达的开创时期，在蒙古族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对推进蒙古族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三，成吉思汗的思想理论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思想宝库中的重要一章，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探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三、蒙古族优秀思想文化与中华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化之中有进步积极的方面，也有落后消极的方面。民族文化内部所包含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是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亦即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一定历史阶段中创新的思想意识和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又往往是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大功绩不可分的，需要人们去发掘，去认识，才能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位中国蒙古族的传主——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就以他的杰出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少数民族也曾以其思想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记载很少，因此要挖掘出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及代表其民族文化的思想精粹就有相当的难度。只能通过他的思想脉络和业绩，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在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中的功勋。应该说，成吉思汗天才的治军、治国、治法思想，用人思想、宗教思想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丰富了中华优秀文化宝库，这是毋庸置疑的。
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无完人，人生无时无刻不在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只不过碌碌无为者的过错往往因其默默无闻而无人过问，而名位显赫或执掌大权的人物，其错误必然影响巨大，后果严重。但是有错误的人物，并不排斥他们可能是功业卓著、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以成吉思汗为例，自古至今他一直是—个毁誉纷纭的历史巨人。
笔者以为，无论是毁是誉，是褒是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一个带有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烙印的“野蛮人”，竟能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少年，历尽无比坎坷的人生道路，终于奋斗成为一位蜚声中外的人物，一位世界的征服者。仅凭他这种奇迹般的成功史就对人们有无法抗拒的魔力。虽然，这里也确实有值得探讨的思想精华，确实存在谱写人类胜利史的奥秘。为了搜集人类可以借鉴的精神财富，我们以为，发掘那蕴藏在成功者非凡业绩中的精思睿智，以及这中间所体现的思想文化的精粹，可能比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的历史功罪更为重要。成吉思汗的成功是与其思想紧密不可分的，而他的超前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根植于蒙古文化的深层之中，而且吸收了当时邻族和邻国一些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不仅能驾驭本族群众，谱写胜利史篇，取得成功，而且由于其威望而流传于以后的蒙古族，丰富了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枝叶扶疏的宏大体系。在它的优秀传统形成过程中，都发生过对各族文化以至外国文化的批判吸收、相辅相成的关系。成吉思汗时期，促进了这种关系的发展。他为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武功、文治俱强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扶助多种经济，开辟驿站交通，驿站多达万处，最大的驿站所备马匹达400匹。这不仅保证了通讯和行旅安全，而且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唐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得以全线恢复，欧亚两洲的商贸往来与使节互访也因此逐渐频繁。加之，在成吉思汗周围，中亚各民族的汉、女真、契丹、维吾尔等各族的贤才济济。他们代表着当时东西方文明的先进水平，推动了蒙古民族发展的飞跃进程，也促进了其世界性胜利的进程，体现了优秀文化的巨大威力。如果深入探讨各民族的代表人物的成功，就会发现，他们功业的背后，一般都包含有各族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缔造。成吉思汗根植于游牧文化而又吸收了异族文化的天才治国治军的思想观念，使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得以注入新血液，得以丰富、升华。透过这类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成功史，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精华，就在于吸收与荟萃了国际与族际的先进文化，是各种文化融合、互补、共同发展的结果。
（选自《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收录时有改动）
论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
马曼丽 安俭
[内容摘要] 本文着重论述成吉思汗奖惩机制在其由弱转强、建军兴国、治国安民方面的运行情况和巨大作用，剖析了成吉思汗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的指导思想和特色。文章强调成吉思汗不分门第、忠者重奖、论功重赏、叛者必诛、军法严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和特点，最终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从而使他周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并使原来不讲伦理、盗贼猖獗的混乱社会变得出不闭户，路不拾遗，创造了治国安民的奇迹。
[关键词] 成吉思汗兴国安民 奖惩机制
成吉思汗不仅是天才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但自古至今他一直是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笔者以为，无论是毁是誉，是褒是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一个带有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烙印的“野蛮人”，竟能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少年，历尽无比坎坷的人生道路，终于奋斗成一位蜚声中外的人物，并使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古族迅猛崛起，震惊世界。仅凭他这种奇迹般的成功史就对人们有无法抗拒的魔力。显然，这里也确实存在谱写人类胜利史的奥秘。为了搜集人类可以借鉴的精神财富，笔者以为，发掘那蕴藏在成功者非凡业绩中的精思睿智，可能比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的历史功过更为重要。本文论述的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就是他由弱到强、抚民兴国的成功瑰宝之一。笔者期望能透过零星的记载和历史人物的功业挖掘出这类精神财富，启迪今人。
一、成吉思汗奖惩机制的指导思想与特点
1．从成吉思汗采取的大量具体措施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奖惩机制的指导思想。其激励机制主要是忠诚者重用，能人、功臣重赏。他主张：“诚言者也，将委以大任乎。”即对忠诚或真心投降归附的人，给以各种物质与精神上的优遇，高官厚禄，世代承袭。其惩罚机制主要是对顽抗之敌彻底消灭，对背叛者和违犯其军纪、法制者一律重罚，虽贵也必诛。
成吉思汗初期处在“自影外无其友，尾外无其缨”的困迫逆境，没有物质奖励的可能，靠的是：一方面以他个人的品德与宣传让人相信他是感神光而生的“特殊种类”，“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另一方面，则允诺一定将掠得的大量牛羊、属民、美女分给他的属下。成吉思汗把敢于直言进谏也看做忠诚的标准。他在即大汗位，并分封95千户长时曾说：“孛斡儿出、木华黎你们二人，劝说我做正当的事，直到我做了为止；谏阻我做错的事，直到我不做方止。所以我才能坐到这个大位子里。如今你们的坐次，排在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罚。”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的周围也就不可能有阿谀奉承之辈的立足之地，因此他才能建奇功、立奇业。而对有功者，他不计前嫌，一律重用。如张荣是归降的汉族将领，因造船有功，“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癸未七月，升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又如，曾射伤过成吉思汗的哲别，因其诚实和屡立战功被成吉思汗从十户长一直提拔到千户长。
成吉思汗对不战而降蒙古者和顽抗之敌基本上执行了奖惩区别对待的政策。当然，有时他出于复仇思想而战，使无辜百姓遭受残酷屠杀，应予以批判。但也必须看到，成吉思汗激励和平归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如他对和平归降的畏兀儿等地区民众没有屠杀，对其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亦都护，“宠异冠诸国”，使之愿“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有的外国人也承认在和平招降激励政策下，“畏兀儿人、哈刺鲁突厥人、阿里麻里人和其民族的驻地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归附成吉思汗，乃是成吉思汗玩弄外交手段的成果”。和平招降的还包括吉尔吉思、秃马惕等许多地区，实际上，当时占有西域广大地区之西辽，也因其招降政策与宗教政策导致西辽民众纷纷反戈，也可以说属于和平倒戈地区。
招降与歼灭、重赏与重罚并用之原则，在成吉思汗统一时期的活动中成果尤为明显。成吉思汗除对他的世敌塔塔儿部和蔑儿乞人作重罚对象外，蒙古高原几十个部落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降服而成了蒙古国属民的。在他招降与重用降者的激励机制下，反金起义的兵将也纷纷倒戈。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和平招降政策之成功并不逊于其武功之成功。
2．成吉思汗激励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其广泛性与群众性，体现了普遍奖励与不论出身门第贵贱一律论功重奖的威力。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群众性支持力量和核心新贵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投靠成吉思汗，舍生忘死地作战，不仅仅是为“天”的代表成吉思汗卖命，同时也因为他们看到成吉思汗更能保证他们的切身利益。他对部下的物质利益充分重视，战后慷慨普遍论功行赏：“将战利品，就全体士兵间，作极公平的分配，凡有需要，向之请求者，均不吝赠予。甚至解衣以赠。有需马者，亦愿下骑以授。”《史集》记述成吉思汗的敌部泰亦赤兀部百姓反映：“泰亦赤兀的异密无端压迫和虐待我们，而这位君主铁木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人穿；下了自己的马把它给人骑。他是能照顾地方，关心军队，把兀鲁思管得好的人。”这类敌部的大部分人，也纷纷归附了铁木真。其激励机制的鲜明特点，尤其表现在对有功的人，不论是奴隶还是一般牧民，他一律给予重奖。因此，他曾多次得到一些奴隶和百姓的帮助，往往使之摆脱了“威胁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些帮助对成吉思汗蒙古国的成败起了重要作用。成吉思汗称汗后没有忘记这些人，并嘱咐自己的后继人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照顾这些有功之臣的后代。成吉思汗在建国后的西征等战争中，虽然掠夺战俘为奴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世袭奴隶制的基础，却由于他不论门第等级的激励机制而动摇了。如世袭奴隶巴牙兀惕部因成吉思汗奖赏该部出身的汪古儿而不再是世袭奴隶；海都以来的世袭奴隶札剌亦惕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异密和受敬人的”。按功从札刺亦惕部中封木华黎为万户，还封了许多千户，无怪乎拉施特称这些世袭奴隶传到成吉思汗已是“最后”一代；王罕克烈部的奴隶董合亦惕部和兀良哈部的“普通奴隶”兀答赤氏族等奴隶部落的许多人，都因投靠成吉思汗而解除了奴隶地位，成了他的那可儿战士，或千户，或答儿罕。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人还成了新贵族，使蒙古社会向封建制迅速过渡。其激励机制的这种特性，动员了许多基层群众为摆脱奴隶地位或取得世袭高官厚禄，冒死为蒙古而战。
二、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造就了其兴国胜敌的精兵
成吉思汗以很少的兵力，征服欧亚两洲之大部，建立了空前宏大的蒙古帝国。其胜利原因何在？中外人士至今仍觉得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用《大统帅成吉思汗之谜》的话说：“成吉思汗是一个伟大统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其故何在呢？还是一个‘谜’。”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专设机构，研究成吉思汗兵法。其中日、美、英、俄等国更加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他们为什么这样关心研究成吉思汗兵法呢？《罗马帝国之衰亡史》注解者伯力说：“蒙古军布置之精密，战略之优良，为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蒙古远征军之所以成功，并非靠其优势兵力，而是靠其独特之战略。”成吉思汗的兵法与战略战术值得研究，但只强调兵法，而忽视对其建军治国的政策与思想的研究，则是长期以来成吉思汗研究的一个误区。我们认为，对成吉思汗的定位应该不仅是天才军事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奖惩机制在建军兴国和安民治国方面的运用，则是这种定位的一个反映。
1．奖励忠心的那可儿，形成了最初的核心军。成吉思汗的父亲死后，部众尽失，他在孤儿寡母的情况下开始建军，最初是靠接纳一批忠于他的那可儿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初步形成雏形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不仅把掠夺的畜群、女人、孩子和百姓，赏给那可儿，而且将自己的马匹和衣服赠给战士。到后来，那可儿这支核心力量是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依靠。其中多是他破格提拔的一批赤胆忠心屡立战功的伴当。也由于他的激励机制，他的那可儿队伍迅速壮大，并造就了大量精兵强将。
成吉思汗在封授一些人为千户后说：“这驸马并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赏赐他。”这“功大的官人”，大都是指战功卓著的那可儿出身的军事统帅。这都是激励机制下产生的后来世居显赫地位的所谓“十千夫长”、“十功臣”、“十投下”。
2．在那可儿基础上扩充并巩固了怯薛（护卫军）制度。在1204年成吉思汗将宿卫军、散班、弓箭手共550人组成最早的怯薛军。
怯薛军也用激励机制组建，享受千户以上的高待遇。这种职务是世袭的，享有各种特权，比之枢密各卫诸军，“为尤亲信者也”。札奇斯钦认为，这种怯薛军“也是全国的最高训练中心和可汗发掘新人才的机构”。成吉思汗明智地用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的激励机制，把千户长、百户长以及那颜的子弟笼络在自己的身边，既保卫了自己的安全，又如同质子一样控制着千户、百户，足以“制轻重之势”。怯薛是被称为蒙古旋风的骑兵，在当时是组织严密、马匹精良的一流军队。正如日本学者吉原公平所说：“成吉思汗为了鼓励怯薛歹（歹即‘从人’，怯薛歹即番士）的忠诚、勇敢、勤奋，多次赋予他们破格的特权。例如当他建立怯薛制度的时候，准许千户子弟的怯薛歹可率领从士十人服务，百户子弟的怯薛歹可领从士五人服务。”可见，这是成吉思汗在千户制基础上利用激励机制迅速发展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亲信精锐骑兵。仅仅两年，1206年成吉思汗亲自控制的这支精锐的队伍就在原有“老宿卫”550人的基础上，很快扩充到1万人的怯薛军。
3．成吉思汗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还建立了探马赤军。成吉思汗不论出身门第重用有功者的激励机制也使探马赤军迅速壮大，战功赫赫。据《元史·兵志》记载：“国初，木华黎奉太祖命，收札刺儿、兀鲁、忙兀、纳海四投下，以按察儿、孛罗、笑乃歹、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五人领探马赤军。既平金，随处镇守。中统三年，始祖以五投下探马赤立蒙古探马赤总管府。”由此可确定，探马赤军是成吉思汗指令木华黎收集札剌儿（即札剌亦惕世袭奴隶部落）②等这类出身较低微的部落民组建的。先锋军的要求是勇敢，为了世袭为官，大批平民、甚至奴隶敢于冒死作战。探马赤军后来为迅速灭金立下显赫战功，其出身并不高贵的领导人则都受封百户以上，而其子很多为千户，这也说明成吉思汗在建探马赤军中不论出身门第均论功受封赏的激励机制和重赏制度是很有成效的。
虽然最初的探马赤军是为1217年木华黎国王率军伐金而组成的打先锋的五个小军团，但以后迅速壮大，“在征服中亚、西亚的战争中”，在朝鲜、西藏、阿塞拜疆等地也同样实现了像探马赤军那样的编制。而且他们的任务原是先锋军，以后则也作镇守军。这不能不认为是成吉思汗激励机制的成功使大批出身低微者愿冒死应召并勇争战功之结果。
4．成吉思汗平时极为重视军训，就像实战一样要求，特别是军纪极严，违者重罚，保证了军队所向无敌。他在练兵中不仅练军事技术，而且还非常重视培养官兵英勇顽强的思想作风。“成吉思汗平时行军安营扎寨，总是以战斗阵容驻防。有时召集各军营部队考核军队训练，或从各部队选拔优秀士兵搞武艺比赛和摔跤，优胜者给予鼓励奖赏。”成吉思汗在使用重奖与普通奖激励机制的同时，也有严峻的惩罚机制。笔者以为，将惩罚机制引入治国治军，对千户制进行锁链制的军法管理形式，是成吉思汗对十进位制度的重大的发展。如规定：“军队在作战时……若他们不是全军整个儿退却，逃跑者一律处死；同样的，若有一个、二个人或更多的人被俘，而其余的伙伴没有去救他们，那么这些人也将处死。”这种军法军纪虽较严厉，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正是成吉思汗军战斗力极强的原因，对其严厉性则应历史地看待，是与当时蒙古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而且成吉思汗治罪不分亲疏，“乃诸敌临帐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如他征服花剌子模国时，他的爱婿脱忽察儿违犯军纪进行掠夺，成吉思汗当即罢免其职务，并降至一般士兵。
三、成吉思汗利用奖惩机制创造了治国安民的奇迹
成吉思汗崛起时，蒙古高原原有几十个部落各自为政，相互混战。而当时的社会风气更是盗窃、抢掠成风。“儿子不遵从父亲的教诲，弟弟不理会兄长的话语，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听从丈夫。”而成吉思汗居然能把这样一个原来伦理无影、盗贼猖獗的混乱社会治理得出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在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认为是治国的奇迹。
1．成吉思汗采用法律手段保证其奖惩机制有章可循，切实贯彻。笔者认为，“元兴，其初未有法守”之说未必可信。除成吉思汗的正式法令外，他还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一些指示，这些就是著名的训令（Bilik）。札撒存在的这一事实，几位可靠的编年史学家都有记载。根据术外尼（卒于1238年）的记载，成吉思汗每个后裔的宝库中都藏有札撒缮本。拉施特（1247一1318年）也记载，第一任金帐汗拔都曾令其全体臣民遵守札撒，否则处以死刑。
成吉思汗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忠孝伦理，轻视风气和法令，那么就会使“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因此，他表示治国是“首先着手之事，则在使之有秩序及正义”。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大札撒里，表现了他坚决革除蒙古社会各种恶习及尊重各类有识之士的思想观念。大札撒要求“蒙古人须推崇、尊重不论属于何种民族的谦虚、纯洁、正直有学识和各种明智的人”，严禁盗窃、掠夺等恶习，违者一般要处死刑。同时，对于商业规定，保证“各种商旅在城市与大道上通行无阻”。所以，一般研究者都公认：“蒙古诸部一归降成吉思汗，汗即恶其某些恶习，如盗窃、通奸等，并决心予以革除，俾能以秩序与正义修治国家。使各种商旅在各城市与大道上通行无阻。他要为他们提供安全与安乐，使他们能头戴金饰，就像人们通常头顶粗瓶一样，遍历境内无虞。”
看来，这类治理并非一开始便奏效的，所以蒙古汗国的法律更加重了对“强盗”惩治的严厉性。成吉思汗曾对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说：“如有窃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这足以说明他的坚决态度。
据说，由于对盗马的处罚非常严厉，蒙古人中间绝无盗马人。柏朗嘉宾曾说到经成吉思汗治理后的蒙古社会情况：“他们之间从来不会爆发斗殴、对骂、打架或杀人，人们甚至在那里发现不了偷窃农作物的小偷和汪洋大盗。所以他们盛放自己财宝的幕帐和马车从不上锁或门栓。当偶尔有牲畜走失，如果有人发现也会让它自由自在地走，或者是将之驱赶到专门指派负责收容工作的人那里……”这是何等的成功！
2．成吉思汗得以这样成功地安定了社会，看来与他采用激励机制千方百计网罗各族人才，组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智囊团有密切关系。如执行札撒的断事官制度便是从畏兀儿学来的。蒙古虽原有习惯法，但法律逐渐完善则与耶律楚材、郭宝玉等传人汉法有关。另外，成吉思汗对有才能的降将均授予重任。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的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智谋出众的降臣，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元史》的数十个列传，也可以说多是成吉思汗以激励机制用人的奇迹与记录，也是他在各地向各种人吸收先进多元文化的记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后来是蒙元帝国的脊梁，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可见各族奇才到成吉思汗麾下，便能大展宏图。
成吉思汗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族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
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成吉思汗吸收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成吉思汗有热爱其本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主体意识，这是无疑的，但他对异族、异文化进行吸收和移植，也是其思想的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思想不是封闭型的，这也正是他与游牧民族其他一代枭雄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亚洲的历史上，形成过不少强盛一时的游牧民族国家。但他们所建的“渗透王朝”、“征服王朝”后来都销声匿迹，连同其本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成吉思汗却能给予原本默默无闻、连固定名称也没有的蒙古族以新的文明和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了特有的痕迹。这使我们有理由去发掘成吉思汗的成功背后与游牧民族其他一代枭雄们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而成吉思汗蒙古的奖惩机制则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选自《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收录时有改动）
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马曼丽 安俭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表明它处于过渡时期。蒙古社会制度自10世纪后经过了早期奴隶制，但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便跃进式地进入了封建领主制，而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文章还论证了蒙古社会这类跃进式发展的特征与过渡时期现象是马克思未及充分论证的关于农村公社存在复杂的次生形态在东方游牧社会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成吉思汗社会制度封建制过渡时期
一、蒙古奴隶制关系的确立
从现有的史料看，蒙古社会大致在10世纪开始已逐步迈入阶级社会，11世纪确立了奴隶制阶级关系。首先，孛端察儿（约10世纪前半叶）和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1 1世纪前半叶）都与他们所掠获的大批兀良哈人、札刺亦儿人杂居，即至迟在海都时期开始，这种包括非血缘部落在内的部落联盟，已完全超出了血亲部落间联盟的性质，而是已逐渐形成了依势力和利益而组合的许多地域性“兀鲁思”。《秘史》和《史集》中都提到，除成吉思汗及其祖辈海都、俺巴孩等人统辖的兀鲁思外，还有弘吉部、克烈部、蔑儿乞部、泰亦赤兀部、乃蛮部、塔塔儿部等也都形成了兀鲁思，尽管与此同时，有的千户保留了本氏族的名称，那只是一种外壳和残余而已。另外，到12世纪初，铁器的普遍使用，与周邻地区互市交换的扩大，促进了蒙古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先是“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反抗了”，然后与氏族制绝对不能相容的货币关系则更是氏族制瓦解明显的标志。从史料记载看，蒙古各部自唐末五代起就与中原地区和契丹、女真、回鹘等有交换和通商贸易关系，于是“秦晋铁钱皆归之”。特别是到成吉思汗统一前后，已经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了用货币交换的阶段，《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蒙古地区“黍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游牧民族来说，牲畜也曾起“货币的职能”，更不用说用白金换粮食这种直接使用货币的现象的出现，只能证明氏族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过：“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
既然10世纪以后蒙古氏族制度逐渐瓦解，到成吉思汗统一之前，以奴隶制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奴隶社会显然已确立。它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不仅奴隶的来源与数量增加，而且至迟从11世纪海都时期起已经有俘虏或买来的奴隶、世袭的奴隶，并已扩大到把同族人变为世袭奴隶。当时这种卖奴、俘奴、奴役同族人的发展过程与恩格斯所描述的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情景基本相同。蒙古游牧社会的奴隶虽曾主要以家用奴隶的形式出现，但他们的特点是兼事“剪羊毛”、“打马奶子”、“挤牛羊乳”、“制革”、“制毡”等生产活动。应该认为，这种家内奴隶也间接构成了生产的基础。而且从孛端察儿时起，就把所俘兀良哈奴隶用作“牧马”等劳动。这样，当时的奴隶劳动间接或直接地构成了蒙古社会生产的基础。以后，特别是成吉思汗时代，随着整部、整族地掳来奴隶．不可能全部容纳在家内使唤，从而使用奴隶于军中和生产中，放牧牲畜，务农“舂碓”，随主“围猎”，随军役使等等自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个体家庭逐渐成为社会和生产的基本单位，氏族制的家庭公社如前所述已经瓦解的情况下，这种奴隶制自然只能是阶级社会的家庭奴隶制，而不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而且恩格斯早已指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亦应是奴隶制的一种形态。
（2）汗和汗权的产生是游牧民族奴隶制政权的标志。蒙古社会至迟在海都汗时期，汗权世袭制已经存在。而合不剌汗时（12世纪初），就一度形成较统一的蒙古奴隶制大汗政权。海都以后，成吉思汗以前，记载较多的大汗有：合不刺、俺巴孩、忽图刺等人。蒙古汗位继承的世袭制虽辅有一定的推举形式，但也都是遵照从汗系子孙中推举，仍然是汗室世袭。恩格斯早就指出，在汗权发展初期，总是不大可能是严格的世袭制的。海都时，蒙古奴隶制政权只是初具雏形，也产生了表示贵族阶级身份的“那颜”、“异密”、“把阿秃儿”、“薛禅”等称号和被奴役阶级“斡特古·孛斡勒（奴隶）”、“合刺抽（下民）”等名称。并且蒙古各部自10世纪以后开始以属“国”的形式与辽、宋、金等朝均有交往，对这些王朝“来聘”、“来降”、“来贡”的记载不胜枚举，说明其阶级社会的政权形式已得到邻族邻邦的承认。众所周知，蒙古高原其他汪古、乃蛮、塔塔儿等各部，比蒙古部先进，其世袭制大汗政权也不晚于蒙古部，史书也多有记载。
（3）蒙古社会在成吉思汗祖辈时就有刑法，即“祖宗的成法”和军队等维持阶级社会政权的暴力手段，特别是古温兀阿和赤剌温孩亦赤二老人把儿子交给成吉思汗时说：“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若离了时，便将他性命断了”。这无不反映出他们传统的法制观念是惩罚奴隶的奴隶制法规，其军队则是维护阶级社会的暴力组织。可见，把以上情况只说成是无阶级社会的氏族制残余或无奴隶制关系的封建社会是软弱无力、无法解释的。
二、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那么，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其建立的蒙古帝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前已论证，从海都到合不刺汗（12世纪初）时期，蒙古世袭各部统一的奴隶制合罕政权已逐步建立，到俺巴孩、忽图刺等汗时已经经历了奴隶制政权的早期发展阶段，这时的蒙古政权已经以属国形式时叛时服地隶属于辽、金王朝，只不过未能建立包括蒙古高原其他突厥系各部在内的那样大一统的奴隶制政权。这是因为蒙古奴隶制形成时，恰恰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及宋、辽、金的大分裂时期，蒙古高原也陷入了分裂混战局面。混战为蒙古地区奴隶大众乘乱逃离另投他主或者立功赎身提供了客观可能，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使得蒙古奴隶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便已经从基础上开始动摇了。另一方面，成吉思汗则由于统一的需要，而大量使用奴隶于军中，自觉不自觉地使奴隶关系逐步解体，使成批世袭奴隶、家内生产奴隶脱离了奴隶地位。所以如前所引《史集》明确指出，札刺亦儿人作为世袭奴隶，到成吉思汗时已是“最后”一代。我们认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十分吻合的。加之，成吉思汗周围邻族封建制度的影响，其统一后的帝国一开始就实行了分封制等明显体现封建关系的体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关系必然还要补充发展，于是，大统一后的蒙古国进入了未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关系与新产生的封建制关系并存、由奴隶制早期社会向封建关系为主、封建关系处于上升格局的过渡时期，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国家就是这样的一种过渡社会状态。
（1）成吉思汗1206年创建蒙古国的标志，可以说，最主要的是以即帝位的姿态实行分封制、扩建怯薛军和确立司法机构——断事官等封建君主政权。他封木华黎为左翼万户、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下设有约95个世袭千户长，千户长下设百户长、十户长，将全蒙古草原牧民，不论原来是奴隶，还是自由民，不论原属哪个部落，重新分封给各千户那颜作属民，称“百姓”。蒙古大汗有权剥夺那颜的分地，或恩赐新的分地。领主都知道自己分地的界线，未得到汗的允许，不能随意改变范围，否则罪至死刑。这显然是君主与藩臣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发给于户长的这些“百姓”与奴隶阶级不同，他们虽然是被以死刑威胁将其依附于千户领地上的属民，“依照其领主的安排进行放牧”，但以“缴纳许多实物贡赋”的形式从事生产，而且拥有一定的财产和“人身自由”。这95千户所拥有的蒙古国的“百姓”，就其地位与数量而言，是当时蒙古国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他们与千户长的关系，是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牧奴、牧民与封建领主的关系。即十进位分封制只能是一种“封建等级制度”，是体现一级从属于一级的藩臣关系。而且全国上下都要按大汗的命令服军役，即大家都是大汗这位至高君主的藩臣。这种封建关系的政治体制是明显存在的，而我们之所以将此阶段视为过渡时期，则是因为原来的奴隶制关系也未正式宣布废除，而且不仅仅是残余。例如，成吉思汗时的大量战俘主要是被贬为奴隶，这样，那颜封建主、平民百姓和奴隶构成了过渡时期并存的阶级关系。维持这种过渡时期国家体制和阶级关系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在那可儿基础上扩大并严格编制的怯薛军，它既是保护大汗专权的质子护卫军，又是保护那颜封建主统治牧民和奴隶的暴力工具。1206年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第一任大断事官，又从法律上保证了初创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性质的“札撒”的执行，这样，就基本健全了过渡时期的国家机器。
（2）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中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一方面成吉思汗在建国后的西征等战争中，掠夺战俘为奴的现象甚至大量增加，从一些史料记载看，西征中可能有几十万被俘的工匠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奴隶。往往，一座城市被占后，“手工业匠人被挑出来充作奴隶（据志费尼记载，有10万多人），充作奴隶的还有年轻妇女和儿童，其余居民则被分配给士兵”。甚至连中亚原封建社会，在被蒙古国占领后的“后果之一是奴隶制在封建社会的复活，这是数十万人被充做奴隶而形成的结果”可见，在蒙古国的本土地区，甚至被并入地区都呈现两种制度并存的形态。但另一方面是蒙古原奴隶制，包括世袭奴隶制的基础，却由于统一战争，由于那可儿制、达尔罕制的出现已经动摇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奴隶制关系，而被封建关系取代了。像海都以来的世袭奴隶札亦惕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各以（后文）所述的原因，成为异密和受尊敬的人的”；再如王罕克烈部的奴隶董合亦惕部和兀良合部的“普通奴隶”、兀答赤氏族等部落的奴隶，都因投靠成吉思汗而解除了奴隶地位，成了成吉思汗的那可儿战士，或千户，或答儿罕。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中，奴隶部落逃离主人是反抗的一种形式，这种现象不是个别，而是大规模地、成批、成部落地解除了奴隶地位。我们认为，这种史实证明，成吉思汗在将战俘和异族大批贬为奴隶的同时，使蒙古早期奴隶制社会以跳跃发展的形式向封建制社会迅速过渡。
（3）从国内外整理公布的有关成吉思汗札撒残片的内容来看，也应该说它是一部反映蒙古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法规。“元兴，其初未有法守”之说，未必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札撒中一方面还有对“逃奴”处极刑的规定，但却再没有规定沿用蒙古统一前对世袭奴隶采用的法规和“割心”、“挑脚筋”等等制裁奴隶的酷刑；而突出的是维护汗权、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税赋、国家秩序等方面的封建制规定，如“凡已被列入任一千人队、百人队，或十人队的人员，不得离队他去，违者格杀，收录他的首领亦然”。“汗命太守为军队的首领，设置千人长、百人长、十人长”。其中对奴隶的权利也反映奴隶制处于过渡时期，如“诸妾、女奴所生子女与诸妻所生子女同样是合法的”。札撒规定有精细的苛税，如“蒙古的全体国民每年必须以他们的牛羊、财宝、马匹、乳类，甚至毛织物等贡给诸王”等等。即一方面，札撒仍拟维持对逃奴处极刑的规定，另一方面，传统奴隶制刑法内容与世代为奴等规定的消失，女奴子女与妻子所生相同，封建关系与封建国家秩序方面的法规得到较充分反映，这两方面也证明我们关于蒙古帝国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观点有其合理的内核。
三、蒙古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
我们说，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社会是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也是有理论依据的。游牧社会的过渡形态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东方游牧民族多以部落为游牧单位。部落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属于东方公社形态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诸社会形态时，多次把农村公社、奴隶制和农奴制并列在一起论述，这与东方社会中的公社形态密切相关，即公社、奴隶制、农奴制交织在一起。游牧部落社会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均属于东方公社形态的次生态、再次生态范畴。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受他生活的时代与西方条件所限，他未能对保留有农村公社形态及类似的东方社会部落制形态的发展做出具体分析，探讨这类问题正是我们东方研究者的职责。我们根据对西北各游牧民族社会状况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当时朦胧地发现的农村公社的原生态、次生态、再次生态可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反映在东方游牧社会中，往往具体表现为其社会发展的两大特点。
特点之一是表现为社会形态发展不完全或跃进式的发展。由于游牧经济的分散性，除了游牧社会奴隶制必然有其特殊性外，奴隶制与公社的排斥性也比较明显，所以它更容易从早期奴隶制未发展完全便跃进式发展为与公社较适应的封建领主制。因为，公社的公有性很容易在“国有”或“封建领主所有”的名义下继续保留。也因为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特性，决定了它的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必然受周围农业社会封建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公社二重性的本质，认为“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的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而且他还指出过，“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这里也可证实，公社所有制及类似的部落制可能发展为次生的奴隶制和农奴制次生态，二者均属次生形态社会，其关系之紧密决定不同程度的跃进式发展。而且他还认为“俄国公社”甚至也可能跃过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特点之二是由于跃进式发展而要求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补充发展的必然性。这样，以成吉思汗的分封制为代表的蒙古地区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已形成的同时，旧的原奴隶制生产关系又要求补充发展，就必然会存在于过渡时期。至于是由奴隶社会向农奴制社会过渡，还是农奴制向其他社会形态跃进过渡，则取决于社会原有的基础，取决于生产关系原有的水平与变革的性质。蒙古社会的过渡形态和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形态就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应该指出，成吉思汗时期，由于其分封制的建立，蒙古已走上封建制道路，其奴隶制主要是指统一战争前后，特别是向外扩张的西征前后在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存在的奴隶制形态与奴隶制生产关系。这样，当时蒙古社会奇异的画面使原来的奴隶可能一夜之间摆脱了奴隶身份，而原来的自由民、甚至贵族则可能一日之间成了奴隶。这里反映了蒙古社会的过渡时期中两种制度社会形态的存在，不是其部落公社制内部必然发展成的次生态，而是社会发展本身需要经过奴隶制。于是，由于特殊的大动荡，便在东方游牧社会中的农业与手工业等领域，更多地补充发展了奴隶制，这样，也就产生了蒙古社会从早期不完备的奴隶制向早期的封建领主制的跃进式发展与过渡的社会形态。
（选自《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1期）
论部落制度在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安俭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畜牧业的发展和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同样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结合和历史活动就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试图通过部落制度对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作用的探究，来揭示我国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
[关键词]：游牧民族部落制度历史进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就其经济成分而言，主要以农业为主，被视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但是畜牧业的发展和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同样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结合和历史活动就构成了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主旋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闪烁出的火花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以，研究游牧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对新时期加快牧区的经济建设，提高牧区的人口素质，都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游牧民族的分布
游牧民族，是指全部或大部分居民都从事游动放牧生产的民族。这类民族从形成初期的社会状况来讲，一般是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但大都发展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我国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指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天然地划分为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一理论在史学界已达到共识。这一地理环境的形成大约开始于更新世纪中期。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条北起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向西南延伸，经内蒙古东南、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直至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北部的从半干旱向干旱区过渡的自然地带。这条自然地带习惯上称被为农牧交错带。在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北部主要是游牧区，南部是农耕区。从北起大兴安岭，西南而下，沿阴山、陇山、邛崃山，至云南省西南的腾冲一线为界，又形成了面向海洋的湿润的东部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干旱的西部。东部为农业区，西部主要是草原游牧区，兼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
由于受这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的游牧民族主要栖息在北方和西部的游牧区。游牧区的纬度相对较高，自然降水较少，不适于发展种植农业。虽有山岭，但不足以成为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障碍。这里气候夏季温暖，冬季严寒，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游牧民族顺应自然环境，兼以狩猎、畜牧业和采集为生。他们把捕获的野生食草动物驯化成为家畜，逐水草而居，依四季转移草场。饲养的牲畜以牛、羊、马、骆驼等为主。羊分为绵羊和山羊。绵羊源于野生盘羊，山羊源于野生山羊。骆驼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在我国主要是耐寒的双峰驼。游牧民族以乳、肉为食，以皮毛为衣，用发酵的乳制成各种食品和饮料，把皮毛揉制得十分轻暖，用羊毛、驼毛纺成线，织成毯和各种纺织品，或锤打滚拖成毡。他们用毡搭成毡帐以为居处。毡帐易于拆装，便于转场迁移。历史上他们伐木制车，在转场时用以装载家用什物，锻铁为兵，弯木为弓。形成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部落社会制度。与农业民族相比，游牧民族在我国占地面积广，而人口稀少，农业民族人口多，聚居稠密，而占地面积较少。农业人口在有数字可统计的近两千年中，一直占绝对多数，近千年内一直保持在90％以上。
按照民族学的原理，民族分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古代民族简而言之，就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现在已不存在了的民族，或者是处于中世纪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它是相对现代民族而言的。现代民族通常是指现在世界上存在的民族。我国的游牧民族即包括古代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吐蕃、契丹、女真等古代民族，又包括现代的藏、塔吉克、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鄂温克、裕固等现代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等适合放牧的游牧区。在历史上，由于游牧民族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牧区对农业区有很大的依赖性；同时，牧区始终保持着部落制的亦兵亦牧的集群社会组织，再加上擅长骑射的骑兵，很容易形成一阵阵的军事优势，构成掠夺农业区的威慑力量。当然，农业区也需要牧区的畜力和畜牧产品。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互补关系，才使“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你去我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多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正是基于上述经济生活的互补作用，在历史上形成的“绢马交易”、“茶马交易”，实际上是以绢、茶为代表的农产品和以马为代表的畜产品的大交换。这就使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某些共同之处，形成经济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
我国地域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东西跨度达5200公里，南北伸延约3700公里，地形复杂，有高原、山地、河谷、平原、沙漠、草原和森林。气候多样，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给各族人民提供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方式。
畜牧业地区是指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地区，位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的五大牧区，从大兴安岭西部往南，沿阴山、贺兰山西北、祁连山东麓和青藏高原，包括12个省、自治区的266个牧区、半农半牧区县（旗），总面积达3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7％左右。其中，内蒙古、西藏、青海三省区牧区面积分别占本省区总面积的66％、81％、91％；新疆、四川、甘肃三省区牧区面积占本省区总面积的30％以上。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分布在我国现在的五大牧区内，形成了以游牧经济为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圈，并与农业文化圈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又与中原文化相对峙，如匈奴之于秦汉，鲜卑之于魏晋南北朝，突厥之于隋唐，回纥、吐蕃之于唐宋，契丹、女真之于两宋，蒙古之于元明等。这种对峙状况，使游牧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的兴衰离合中，总是把本民族的一部分流失在其他民族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把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寄托于其他民族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虽然在现代历史中消失了，但其民族的主体又注入了其他民族，形成新的民族。如吐蕃的主体部分除发展成为今日的藏族外，又同门巴、珞巴、土族等有密切关系；回纥从“内九族”、“外九族”的组成来看，已联合了北方各民族，隋唐以后，其主体部分发展成为今日的维吾尔族外，又是裕固族的族源之一，另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正说明今天的游牧民族是吸收和继承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形成本民族自身特征的历史再现。
二、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部落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人类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按其经济成份，又可分为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
畜牧业是游牧民族的经济命脉。从世界范围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看，人类首先饲养的驯化动物是狗。狗的驯化和饲养与狩猎有关，狗往往是人们狩猎的同伴和助手。狗的作用不但可以追踪野兽，还可以守卫人的住地，预先警告危险，有时替人运输，助人转移。从我国的考古资料看，除狗以外，被人驯养的动物还有猪、羊、牛、马等，也就是从较小和性情较温顺的动物发展到体型较大和性情暴烈的动物。在我国，家畜饲养约出现于一万至六七千年以前，即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初、中期。
驯养动物的出现，标志着狩猎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过渡，同时也标志着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被驯养的动物繁殖起来，便逐步发展成为畜牧业。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畜牧业的出现，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使从事游牧生产的群体，逐步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发展成为游牧民族。
我国的游牧民族萌芽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所有制形式大体上是草场为部落公有，牧畜私有，经营方式是四季游动放牧，基本上是靠天养畜，社会组织是氏族，以部落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较为松散的管理体制。强大时，建立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抗衡，弱小时，融入他族或迁徙别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游牧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有原始社会的若干共产遗迹；另一方面已是阶级社会的基层组织，为统治阶级所掌握。随着游牧民族在本地区的发展进程，其特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深深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但部落制度仍然在自己的社会组织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
从游牧民族的发展历程看，早期的氏族部落组织具有两重性，即牧场公有制和牲畜私有制并存。但是，随着一部分人的畜群发展，扩大或巩固自己的牧场区就成为大批畜群拥有者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游动放牧并不是倏来忽往，漂泊无定，而是在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划定了界限。比如早在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他们极重视自己的牧地，当有人向冒顿单于建议，把一部分土地让与邻邦时，他勃然大怒地说：“地者国之本地，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这足以说明匈奴人对牧场的重视程度。6世纪的突厥人也是“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这种“地分”或“分地”，就是游牧民族中泛指某一游牧集团世代放牧的草场地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利用土地作为牧场等等，土地上面养着畜群，而放牧的人民则以畜群为生，他们对待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虽然他们从未把这种财产稳定下来。”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贵族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营盘、土地。成吉思汗曾鼓励其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江河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并建立千户制，实行领户分封，贵族们从汗那里分得领户，确立对属民的领属关系，从而获得领主身份。固定在土地上的蒙古牧民也因之变成为封建依附人口，不准随便迁徙。汗可以任意将土地赐给宗王和功臣。那颜拥有众多畜群，占用水草丰美的牧场，以此奴役和剥削牧民，形成封建生产关系。
在原始社会，游牧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虽然名称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牧场公有。这是由游牧经济的特点而决定的。因为只要存在游牧，而不是定居放牧，牧场就很难为私人所有。在藏族部落社会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原始社会这种牧场公有的遗迹。比如，管理公有牧场的组织，在藏族游牧部落中称“丘得黑”，通常由三至五人组成，由牧民轮流担任“丘得黑”的头目，头目称“丘得黑洪布”，一般由部落头人指定，其任务是检查草山规定的执行情况，制止越界放牧，对越界放牧者给以惩处等。由于受当时自然环境的影响，加上游牧经济的脆弱性，脱离部落的个体牧民在草原上难以生存，因此部落的组织形式就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依托，并一直贯穿始终。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始终存在着部落公有制，部落首领虽由民选变为世袭，由公仆变为统治者，部落也为统治阶级所支配，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但在名义上草山等主要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的，其特征是游牧经济的家长奴隶制。奴隶主要集中在家庭，充当仆人，或随从畜群放牧。由于军事、政治、经济合一是游牧部落的一大特色，因此，作为奴隶主不可能远离部落管理奴隶，因而他必须随畜群游动，不可避免地参加一些微量的畜牧业生产，这也是游牧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游牧部落中，一般都有一种生产、军事合一的游牧聚落组织，这种组织在蒙古族中称为“古列延”，在哈萨克族中称为“阿吾勒”，在藏族中称为“日果尔”。这一组织的出现是血缘部落向地缘部落转化的标志。也是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标志，这种组织是一个集体生产组织。藏族的“日果尔”中是以亲属为主体，吸收友好参加的亲属组织，它是一个集体放牧单位和部落基层组织。在哈萨克族的“阿吾勒”中，“牧畜总是合群分类分工放牧的，羊、马由青壮年放牧，羔犊由儿童放牧，驼、牛由老人放牧”。这一生产组织的首领，在藏族地区，日果尔首领由头人、土官指定，多是富裕户。而在哈萨克族的阿吾勒中的首领一般是由经济势力、政治威望、人伦班辈等因素决定，是习惯上大家公认的。他们的职责是率领所属成员集体生产，决定牧场迁移时间，调解纠纷，决定各户差役，贯彻氏族、部落首领或议事会的决定，是对上、对下的全权代表。这种部落的基层组织在封建社会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哈萨克族阶级社会中，是部落制度与封建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封建领主经济性质的游牧宗法封建制特征。尤其那些兀鲁思、玉兹头人，就是封建领主。在近代社会，清政府就给哈萨克族各级头人封官赐爵，强化了封建统治。比如赐阿勒泰地区各级头人以公、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赞根；赐塔城、伊犁地区各级头人以台吉、千户、百户长。而到现代社会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取消了各种爵位，推行保甲制，但保甲长仍由各级头人充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封建贵族集团，在哈萨克语中称为“托列”，如今天塔城地区的托里（就是托列）县，就是封建贵族部落所在地。在畜牧业中，“托列”占有大量牲畜，所谓“氏族互助”，对贫苦牧民来说是名符其实的，在“托列”和牧民之间，实际是一种劳役关系。而人身依附关系更大于农奴，在哈萨克族中“无托列不成部落”的谚语，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牧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游牧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在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表现形式为：有的是跳跃式的发展，有的是奴隶制、封建制并存，所以说，凡是我国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都经历了部落制度，有的部落制度甚至保存得较为完整，呈现出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局面。
（选自《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5期。收录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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