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些天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他，还有，最后的尸检结果没出来，谁也不能乱说。
我们已经立案了，就算祈福医院的李主任说的是真的，林一苇也有罪，他不该拔潘黎的呼吸机。王律师说话一字一顿，让人感觉他拿着一把铁锤，那些话都是他锤出来的。
植物人醒来的极少，再说，活人跟着受拖累也痛苦。经过这些天的采访，使我有些同情林一苇了，尽管事实真相还未出来。
那不管，他总归是有罪的，故意杀人罪，就凭他私自拔了呼吸机这一点，就够判他个十年八年的。王律师铁面无私地说。
我不再跟王律师说话，我记起来，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律师，每一个字都与法律有关。或许，他们律师所是想借这一场官司出名吧，还没开始办案，王律师就约见了几个记者，情绪很高地跟他们讨论着这次的事件。
潘阳已经拿到了潘黎的病历本复印件，果然与李主任所说无差。但潘阳还是不相信，她抖抖手中的病历本，很不屑地皱皱眉说，伪造病历，也不是不可能。
关键是摔倒，黎黎怎么会突然摔倒呢？潘妈妈一再强调，就算她有脑血管疾病，可又怎么会突然发作呢，这不明摆着嘛，林一苇跟她吵了架，或是做了什么过分的事，黎黎一激动，受不了刺激，就发作啦。林一苇所做的一切，全都目的明确，就是要置黎黎于死地。黎黎昏迷不醒，他恨自己下手不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拔了黎黎的呼吸机。潘妈妈分析得头头是道，才过了两周不到，她现在都有点像半个职业侦探了。
这时，有个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记者提到潘黎的爸爸，说有人反映，潘黎的爸爸就是死于脑溢血，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了早餐，转身去上厕所，半天不见人出来，推门一看，人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送到医院，两个小时，就死亡了。
会不会有家族遗传病？娃娃脸小女孩接着提问。
没有的事。潘阳急忙辩解，我爸爸是死于心脏病，什么人乱造谣。
哦，小女孩上上下下打量潘阳，看得潘阳忽然有些不自由，坐在沙发上，挪了挪身子。
听说你丈夫做生意亏本了，欠了人家几十万，别人天天到你们家催款。小女孩又看了潘阳几眼，终于说出缘由。
说这些干嘛，你们这些记者，连我的家事也调查起来了，真是，现在讨论的是我妹妹潘黎的事。潘阳义正词严地批评这个说话的人。
有人都看见林家人来了两次了，跟你们谈私了的事。小女孩似乎得了些小道消息，有些得意。
胡说，你们到底在帮谁啊。潘妈妈火了，就算他们林家想谈和，我也不会同意。我家黎黎可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他林一苇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她大声呵斥道。
我们谁也不帮，只是报道事实真相，这也是我们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职守。小女孩理直气壮地回应，声音尖利方正得像大学辩论会上的辩手发言，林家还是第一天来了一次，昨天又来了一次，你们双方谈得不算满意吧，门口保安都看见了。小女孩说完抬起右手撩了撩遮住眼睛的头发。
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她们争执，像看着一场演出。我见够了这样的场景，从第一天在报社工作起，这样的场景就不陌生，无聊之余，便欣赏起别墅里的装修来。潘黎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吧，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角落，都看得出主人的用心与认真。听说她和林一苇的大卧室床头墙上那幅手工画，是潘黎一点一点地涂抹出来的，确实也很漂亮，有一种梦幻般的美，只可惜，她和林一苇都没能住多久。这对夫妻，现在一个进了天堂，一个进了看守所，每天进出新房的，有记者、警察、律师、物管……他们把这个梦幻般的新房弄得万丈红尘纷扬。
我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茶，最后看了一眼，独自步出了林一苇和潘黎的新家。
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突然涌上一种愿望，很想去见见林一苇，这个故事的男主角，从头至尾，我居然一面也没见上，相片倒是看了不少，相关的描述也听了不少。
驾着车，往看守所方向走。谁知刚出发没一会儿，就遇上了塞车，这个城市，哪天不塞车那真是六月天里下雪了。路永远在修，隔出蓝色的临时墙，壕沟边堆积着累累刺眼的黄土。没有人愿意慢半拍、让一分，他们总是忙碌得连开个小差都没空。我丧气地按了按喇叭，打开音响塞进一张许巍的碟。
“我的心曾乘着风啊，自由穿行梦想里啊，我沉默地祈祷啊，感受着你的精彩……”许巍的嗓音粗糙喑哑，像午夜压抑的呓语。
看来一时半会儿路不会通畅，我越来越丧气，心里也越发着急，想要立即见到林一苇，仿佛怕再晚一秒他就长上翅膀飞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像上次那样白走一趟，要想办法见到林一苇。
公安局的负责人就是这时打进电话来的。车里太吵，我没听清，又问了一遍。他大声地告诉我，潘黎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
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问。这个等了快两周的结果，终于在万众瞩目中姗姗来迟了。
没什么意外发现，法医仔细检查了几遍，对方叹了口气，潘黎脑血管可真复杂啊，有一处明显有溢血现象。
一团乱麻。我想起那个匿名医生的话。
还有，我们在林一苇家顶楼发现有熨过的呢子大衣，证明他当时确实在熨衣服。对方继续说道。
我就知道，不过如此……我自言自语，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千百句话堵在嘴里，把嘴巴塞得满当当的，反而没了一丝儿挤出来的空间。
你们还要继续报道吗？我已经把结果通知潘黎家人了，她们表示还要继续打官司。潘黎怎么会摔倒在地还是没有搞清楚，一个好端端的人突然死亡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间接谋杀的可能也不排除。再说，林一苇主动拔呼吸机的事，无论如何，还是有点难办呵。对方说，口气里竟有些幸灾乐祸。
他不是说为了妻子潘黎解脱吗。我说。
还有这样的解脱？那边明显语气中带着讽刺，高记者，不是我自吹，干警察这么多年了，什么样狡猾的犯人我都见过，什么样狡猾的辩词我也都听过，嘿嘿。
唔，谢谢你。我有些败兴地挂了电话，也好，结果终于算是出来了，对于这件事，我早就不想跟踪了，现在就更提不起兴趣。
道路还在堵塞。
干我们这行的，天天出门，也就天天遇上塞车的事。赵主任常说，新闻人在路上。他说得没错，我天天塞在路上，无聊、无望、无趣，整个一现代“三无人员”。也曾经对记者这个职业生出过厌烦，但我深深地明白，自己不会辞职，会一直无奈地做下去，也许，还会做一辈子。一个同事因为亲历一起走鬼小贩被城管活活打死事件，愤而辞职，后来去了一家物管公司做主任。偶尔在街上遇见，他竟有些后悔，说老婆都快吵翻天了，原来在供的一套房子由于他的收入急剧下降，不得不转手给了别人，车也卖了。物管公司最近在闹事，电视上都报道了，他天天踩着地雷过日子，境况真比当初那些走鬼好不到哪儿去。
车流往前挪至一个小岔路口时，我将车拐了进去，这是一条很旧的居民区小路，几个老人在悠闲地散步。我猛然想到以前有个朋友曾跟我说过，等哪天我要不想做记者了，可以跟着他一起做杂志。他是一家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单位就设在一幢旧得发黄的矮楼里，爬山虎藤给矮楼织了一件质地良好的绿绒衣，紧紧地裹着。几个人坐在其内，像茧里的蛹。他们的杂志在这个城市却极少有卖，只偶尔在转角的报亭，木架上犹抱瑟琶半遮面地站着一本，几乎被琳琅满目的杂志淹没。我当时还笑笑地拍了拍他说，没问题，位置你给我留着，等等吧，等我老了，就去你们那儿养老。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再谈任何与潘黎意外死亡有关的事。探探头，从后视镜里瞟了一眼自己，眉眼都扭曲得厉害。但还不算坏，车里自备了一面妆容镜，我还有时间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然后，去看看那位文学主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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