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穷艺术家，在这儿花上一个法郎便能享用一顿美味的图卢兹香肠杂炖。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晋身米其林一星级，以海鲜料理闻名。我则除了第一次光顾时，魂不守舍地吃了一顿大餐，后来都只是喝咖啡。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次约会。1990年8月我到法国摄影博物馆参加“人与土地”摄影展开幕，初次踏上花都，特别请老友刘俐与她的夫婿、时任“教育部”文化参事的赵克明帮忙约赵无极夫妇见面，因为赵夫人弗朗索瓦丝·玛盖是巴黎现代美术馆的摄影部掌门人，主导收藏了我《人与土地》系列的12张作品。那是我的照片第一次被外国机构典藏，倍感荣幸，总觉得应该慎重地当面致谢。
傍晚时刻，我跟着赵克明、刘俐依时抵达圆顶，只见赵无极先生已经先到了，独自坐在靠门的位置，衬衫笔挺、一派悠闲，银灰色的发丝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已有岁数，看起来却是精神奕奕、十分谦和。他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还拿起即将展出的“人与土地”摄影展目录翻看，温柔地表示喜欢：“我有很多摄影界的朋友，最有名的就是布列松。”
我当然看过布列松拍的赵无极肖像，可最喜欢的还是女摄影家丹妮丝·科侬（Denise Colomb）于1952年所拍的他与第一任太太谢景兰的合影。三十出头的赵无极唇上两撇稀疏的小胡子，托着腮帮子直视镜头，年轻的妻子是侧面，一袭缎面旗袍，在他身后握着空空的木头画架。赵先生在世界画坛的地位不用多说，年龄长我一大截，彼此的交集也不多，会如此耐心地陪着我等他的夫人，让我感受到极大的温暖。
玛盖女士一出现就把我给吓坏了，头发蓬乱、穿着随便，丝毫不掩饰对在场每个人的不耐，包括自己的丈夫。我站起来跟她握手，请刘俐帮我翻译，真诚地表达谢意，没想到，刚碰到指头她就手一松，看也不看我便一屁股坐下：“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的本事！”
她话一出口，我就再也接不下去了，看着她拿起展览画册：“法文翻译得还不错，我看过的大部分中翻法都找得出一堆错字。”赵无极用法语跟她说了两句，她大剌剌地回了一句。刘俐告诉我，夫人很忙，不能久坐，马上要走。
刘俐是很好的翻译，同步让我知道对话内容。赵先生显然是想重启话题，夸我的作品好，但影像周围的黑框他比较不习惯。“这是自布列松开始的严格自律，表示照片没有经过任何裁切，你们画画的不懂！”玛盖劈头一句，语气就像训小孩的老师；刘俐大概是见怪不怪，我却尴尬得不敢抬头。玛盖又咕哝了两句，起身离开，赵先生则是多待了一会儿才告辞。
原来还想好好替他拍张照，可气氛实在不宜。整个经过虽没留影，却像照片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留下用餐，赵克明、刘俐点了好几道美食，包括著名的海鲜盘。我却因为之前的极不自在，或许还由于第一次吃生蚝，竟然浑身发冷，跑到洗手间上吐下泻，直到一杯热咖啡下肚，才恢复正常。
两年后，我办了《摄影家》杂志，经常去欧洲洽公、邀稿，到巴黎时总会与人约在圆顶咖啡见面。在那儿的露天座椅上，我跟《摄影家》杂志的英国编辑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瑞士编辑丹尼尔·史瓦兹（Daniel Schwartz）都有过难忘的欢聚。
至于圆顶的咖啡如何，我还真想不起来，就是浓浓的espresso，味道不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还得再提一遍，在花神、在圆顶，咖啡绝不是唯一的诱因。让人陶醉的是巴黎风情，令人回味无穷的是那文学、艺术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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