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假日，我多半会到中华商场逛逛。八座三层楼的水泥建筑连在一块儿，内部隔出一千六百多家小商铺，在那尚无百货公司的时代，一切生活所需都能于此采办妥当。其中的小饭馆更是间间兴旺，各省老乡、什么菜系都有。
二楼有个小小的、专卖大陆盗版黑胶的女王唱片行，很便宜，除了老歌、相声、国乐、平剧，《红色娘子军》《黄河》《梁祝》也看得到。我属意的那类黑胶为橘子色塑料，特别好认。唱片好像是23厘米（9英寸），圆圆的标签上只印曲名，作曲家、演奏者一概不提。也不能提。那时与大陆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禁忌，女王唱片的老板后来当然也被抓走了。
《幼狮文艺》编辑部就是痖弦和我两人，编辑、校稿、设计、督印、包书、跑邮局……什么都得做。有天，痖弦要我去跟一位“约会总迟到，交稿老是拖到最后一分钟”的作家催稿。我依址来到位于罗斯福路的台湾大学教职员宿舍。踏入院落，只见日式平房纸门大敞，一眼可见榻榻米通铺上挂着几顶蚊帐。
拉开嗓门叫人，半晌，一位满头乱发的年轻男子从蚊帐伸出头来，尽管睡眼惺忪，五官依旧透着英气。那是我唯一见到高信疆仪容不整的一次，之后在任何场合看到的他都是发型服帖、脸上不见半根胡茬。西装、领带没少穿过，皮鞋当然光可鉴人。
那时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在《征信新闻报》（台湾《中国时报》的前身）当要闻记者，之后事业扶摇直上，历任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人间》主编、时报出版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现代文学》总编辑、《人间杂志》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
那天我催的稿是《林语堂访问记》。起先他表示过两日铁定交，可拖延战术被我断然否决：“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稿子！这样吧，你口述就行了，我来笔录。”挡不住我的缠功，他只好快快梳洗。两人在榻榻米上盘腿工作。认真录了几段后，不知怎么岔了题，天南地北聊起来。彼此越谈越投机，发现读过的书、坚持的理念以及各方面的兴趣都非常相似。
平时谈音乐，朋友们对中、西洋乐器混合编出的曲子大多不以为然，认为二胡、琵琶应用于西方交响乐有些不伦不类。高信疆也不例外。我说好，他偏不信，只有拉他去我那儿。进了公寓阳台改成的小房间，我把门窗关严，捧出那张《三门峡》二胡、钢琴双重奏。他一听就傻了，半句话也没有。
我和信疆成了好友，他结婚我管放鞭炮，他度蜜月我负责看新房。1983年他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回台碰面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美国流行一种新世纪音乐（New Age），空灵的感觉让人特别放松。率先肯定这类音乐的即是后来众所皆知的温德姆·希尔（Windham Hill）唱片公司。几年后，乔治·温斯顿（George Winston）的钢琴、威廉·阿克曼（William Ackerman）的吉他成了经常被台北唱片行以及电视节目播放的声音，我自己制作纪录片时也用了许多他们的音乐。
最后一次与信疆见面是2008年初在北京。纵使台湾有人以“失去战场的将军”形容信疆，我却感觉，他无论在哪里都自有天地。就像他说的“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理想决定命运”。当时他应该已经知道身体出状况了，可在我面前依旧是神采飞扬，语不惊人死不休。
2009年5月7日，台湾各大媒体都刊登了“纸上风云第一人——资深报人高信疆病逝”的消息：“七十年代高信疆以狂狷之姿引领文坛风骚，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屡屡在文化、艺术、思潮上创造议题与风潮。”
5月12日下午两点，我去送信疆最后一程。自从台北有捷运后，我就不开车了，费了一番工夫，总算弄清楚如何搭公交车到位于金山一带的那座墓园。巴士上除了司机只有我。车子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外围翻山越岭，绕了两个钟头，才停在一个具强烈超现实时感的荒郊。
来到墓园已是满身大汗，老远可见山丘上的亲友为数不多。教会兄弟已经在念最后一句祝祷词了，我朝骨灰坛洒下一把黄土，脸上湿答答的，弄不清是汗是泪。恍惚之间，整个人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那间斗室——十九岁的我、二十五岁的他促膝而坐，缠绵的乐音由简陋的唱机流淌而出，渗入我们的毛孔、涌进我们的心坎，鼓荡着两具血气方刚、憧憬无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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