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鲱鱼卷大王打电话来过。亲爱的，他迷上您了。您是犹太人的查尔斯·狄更斯。这是他的原话。祖克曼先生，您没有回电让他很伤心。”这个鲱鱼卷大王觉得祖克曼可以在电视购物广告上为开胃小食品代言——如果他的母亲不方便，可以让一个女演员来扮演祖克曼夫人。“我爱莫能助，下一条。”“但是您喜欢鲱鱼——书里写的。”“大家都喜欢，罗谢尔。”“那干吗不做呢？”“下一条。”“一个意大利人，上午两次，下午两次。”如果祖克曼没让他采访，这个意大利人，一个罗马记者，就要被炒鱿鱼了。“您觉得这是真的吗，帅哥？”“我希望如此。”“他说他无法理解您干吗那样对他。当我告诉他我只是电话秘书时，他十分恼火。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怕他自己杜撰啊，内森·祖克曼的私人访谈，然后像真的一样传遍罗马。”“这是他说的某一种可能？”“他说了多种可能。您知道的，一旦一个意大利佬打开了话匣子。”“还有其他来电吗？”“他留下个问题，祖克曼先生。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来电吗？”
“劳拉，”这个名字才是他等着听到的。
“梅兰妮。打了三次。”“没说姓什么吗？”“没有。就告诉他罗得岛州的梅兰妮打了对方付费的电话，他就明白了。”“这可是个大州——我可不明白。”“如果您愿意付款您就知道了，然后您就什么都明白了，”罗谢尔压低声音说，“只要一美元。之后它就从您的账单里扣除了。”“我还是存银行吧。”她笑起来。“我不怪您。您知道怎样攒钱。我打赌，国税局不会像收我税那样收您的。”“他们尽其所能搜刮。”“那合法避税怎么样？您或许在做昆士兰果的生意？”“没有。”“牛呢？”“罗谢尔，我帮不了鲱鱼卷大王、那个意大利人和梅兰妮，我对你同样爱莫能助。我对那些避税方法一无所知。”“没有避税？以您那个纳税等级？您必须要交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那您怎么办啊？都靠写进娱乐开销，干他们一票？”“我在这方面很让我的会计失望。”“那您到底要干什么呢？不避税，也没娱乐开销，除了平常的税，还得缴纳‘约翰逊附加税’。请原谅我那么说，要果真如此，那么，祖克曼先生，山姆大叔就应该跪下来亲吻您的屁股。”
那天早些时候，投资顾问基本上也是那样讲的。他是一位整洁高大又很有涵养的绅士，比祖克曼年长不了多少。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幅毕加索的画。玛丽·谢维茨是祖克曼代理人安德烈的妻子，两人老是抬杠，她常常对安德烈的客户大发母性。玛丽一直期望比尔·华莱士用他那高雅的调调和内森谈谈钱的问题，能感化他就好了。华莱士也出了本畅销书，通过写一个马球俱乐部的会员对证券集团进行了诡妙的攻击。据玛丽说，《无耻的利润》——一本华莱士的揭秘之作——对于这些富得流油的犹太投资者备受谴责的良心可以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他们喜欢标榜自己对这种投资体系深怀疑虑。
你可别想着要欺骗玛丽，即使是住在派克大街，玛丽对于这些所谓俗事也心知肚明。她母亲是个曾在布朗克斯区干活的爱尔兰洗衣妇——听她的口气，就好像世上没有其他的爱尔兰洗衣妇一样——她把祖克曼视为那种私心里想要在白人的上层主流社会里干番大事业的人。劳拉家就属于白人上层主流社会，但是以洗衣妇的标准看，才算个开头。“你以为，”玛丽告诉他：“如果你装作视金钱如粪土，没人会把你误认为纽瓦克的犹太佬吗？”“恐怕还有其他很明显的特征吧。”“不要用犹太笑话敷衍我。你懂我的意思的，你就是一个犹太佬。”
优雅的投资顾问魅力四射，祖克曼尊贵至极，墙上那幅毕加索蓝色期的作品也对他俩视若无睹，听而不闻：不闻钱财，无视财富，心不为之所系。画作讲的是悲惨的煎熬，这主题全然荡涤了空气。玛丽说到点子上了。无法想象他俩正在讨论的这样东西，世人为之乞求，为之欺骗，甚至为之伤人害命，或者，只是为之朝九晚五地工作。他们在谈的，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安德烈说你在财务方面比在你的小说上要保守得多。”
虽然祖克曼穿得并没有他的投资顾问那么讲究，可他在这种场合却丝毫不输在含蓄上：“写书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东西可失去的。”
“的确，的确。您是理智型的，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这么做。您对钱一无所知，您知道您对钱一无所知，所以您就不愿意行动，这也是人之常情。”
随后的一个小时好像是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第一天的课程，华莱士向祖克曼讲述了资本投资的基本常识，以及如果资金一直收在鞋盒里会发生什么。
当祖克曼要起身离去时，华莱士温和地说：“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好像这话是刚刚想到，随口说说的。
“一定一定……”
他们握了握手，不仅仅表示互相理解，更是在如何依己之愿扭转乾坤上达成了共识。这跟在祖克曼书房中的情形可是大相径庭。
“虽然我看起来可能不像，可是，目前为止，我对艺术家为自己所设立的那些目标了如指掌。这些年来，我尽力帮了一些像您这样的人。”
自谦啊。“您这样的人”指的可是美国绘画界三个最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华莱士莞尔一笑。“他们都对股票和债券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他们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高枕无忧。他们子女的明天也如此。而且不仅仅是靠卖画来赚钱。他们也和您一样，不愿意整天为自己的作品叫卖，这本来就不是您该干的。您应该一心创作，完全无视市场，长期沉浸于作品中。‘当我觉得我已收获果实，就会断然把它出售；如果它的确很棒，我也不会错失掌声。与此同时，我不愿欺诈公众。如此而已。’福楼拜的名言。”
听上去很不错。要是谢维茨夫妇没有向华莱士事先透露这个大富豪的软肋，就更好了。
“如果我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引经据典，讲什么摒弃全部，唯有我那圣洁的作家天职为重，”祖克曼说，“那我们就得在这儿待到明天深夜了。就让我告辞回家，先去跟鞋盒商量商量再说。”
当然他是想和劳拉商量这件事。他想和劳拉商量任何事，可是就在他的眼光见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他也丧失了她的慧眼卓识。如果他事先跟蕙质兰心的劳拉商量一下他要离开她了，他或许就根本不会离开了。如果当初他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每人拿一支铅笔和一本黄色的便条簿，他们本可以在《卡诺夫斯基》出版前夕一如往常、有条不紊、实实在在地列出开始新生活的种种后果，而这些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可是，为了新的生活他离开了，因为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惯常的方式——坐下来，拿着便条纸和笔与她一起把东西一一罗列出来。
自从搬运工把他的东西——打字机、工作台、矫形办公椅和四个文档橱，里面塞满了废弃的手稿、被遗忘的期刊、读书笔记、新闻剪报，还有厚重的文件夹，里面是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信件——从商业区的班克街整层公寓里运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他们还搬走了他的书，据他们估计得有半吨重。虽然正气凛然的劳拉坚持要内森把他们一起积攒的一半家当都带走——小到毛巾、银器和毯子——他却坚持只带走书房里的家具。他们为此争执时，手牵着手，涕泪俱下。
携着他的书从一种生活走向下一种生活，对祖克曼来说毫无新意。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家前往芝加哥，箱子里装着标了注释的托马斯·沃尔夫作品和《罗格斯同类词词典》。四年之后，在他二十岁时，他离开芝加哥，带着五纸箱经典名著，那是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二手书，他在部队里服役的两年中，那些书就存在父母家的阁楼里。一九六〇年，他和贝齐离婚，把书从那不再属于他的书架中取下来打包，装了三十箱。一九六五年，他和弗吉尼亚离婚，将近六十箱的书被车运走。一九六九年，他离开班克街，带着八十一箱书。为了存放这些书，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新书房里沿着三面墙建起了高达十二英尺的新书架。可是，虽然两个月过去了，虽然书籍一般都会最先在他家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但这次它们至今仍困在箱子里。五十万页的书碰都没碰过，更没翻开过。唯一好像存在的书，便是他自己的那本。每当他试图忘记它时，就有人提醒他这书的存在。
来上城区的头一天，祖克曼和木工签了合同，买了台彩电，一条东方地毯。他心意已决，不管那些离别泪，一定要铁了心啊。那条东方地毯成了他房里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装饰品。东西于是越买越少：一只壶、一口平底锅、一个盘子、一条擦盘子的毛巾、一条浴室用的窗帘、一把帆布椅子、一张帕森斯桌、一个垃圾筒——每次买一件，都是到了该用的时候才去买。在他的老书房里的折叠床上睡了几周之后，在他为离开劳拉是否算是大错特错而踌躇辗转了几周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买了一张像样的床。在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当他伸展四肢，仰面躺卧，欲确定哪个牌子最厚实之时——当消息在整层楼里传递，说“卡诺夫斯基”亲自来挑床垫了，天知道是为了谁，或是为多少人——祖克曼自言自语，别介意，没什么损失，没任何改变：如果哪天搬运工要把书籍装车运回城区，他们也得把这张新的双人床一同搬过去。他和劳拉可以用它换掉那张用了将近三年的床，他们曾经一起睡在上面，或者单独睡在上面过。
噢！劳拉被多少人爱慕和敬仰！伤心欲绝的母亲们、备受挫败的父亲们、焦躁绝望的姑娘们，他们都会定期给她寄来礼物致谢，感谢她对那些为了躲避征兵而藏匿于加拿大的他们亲爱的人儿给予的支持。送来的自制蜜饯被她和祖克曼当做早餐；送来的巧克力被她散发给了邻里的孩子；还有让人感动的手编衣物，劳拉把它们赠给了教友派信徒，他们在麦克道格尔街上开了家“和平与谅解廉价旧货商店”。那些与礼物一并寄来的贺卡以及感人至深又充满苦痛的纸条和信件都被劳拉像至爱留念一样保存在文件夹里。为了保障这些信的安全，防止联邦调查局的擅闯，这些文件夹存在了罗斯玛丽·迪特森那里，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教师，自己一个人独居在隔壁的地下室里，也很喜欢劳拉。他们搬进这幢大楼才几天，劳拉就看到一个身体孱弱、衣冠不整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在陡峭的水泥台阶上向下挪动，并没有扔下买的杂货或摔断髋部，那一刻劳拉就把保障罗斯玛丽的健康和福利当作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你怎能不爱我们慷慨大方、无私奉献、善解人意又心地善良的劳拉？他怎能不爱？然而，在他们同居在班克大街那幢公寓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们俩生活唯一的交汇点只剩那台租来的复印机，在那个贴着瓷砖的大浴室里，它被放在他们浴盆的旁边。
劳拉的律师事务所设在公寓前部的客厅里，他的书房挨着房后寂静的庭院，是间预备室。平日里忙起来，他有时候不得不在浴室门口等着用复印机，而劳拉在匆匆地复印即将寄出去的材料。如果祖克曼不得不复印特别长的材料，他就会等到劳拉午夜洗浴时再干，这样他们就可以边聊天边看着一张张纸从机器中掉出来。有天下午，他们甚至还在复印机旁的浴室地垫上做爱，然而那是复印机刚装上时候的事了。一天之中，能撞见彼此，手里还拿着手稿，那还是件很新鲜的事情；那段时日，很多事情都很新鲜。可是到了最后一年，他们几乎没有在床上做过爱。劳拉的脸蛋一如既往的甜美，乳房也还是那么丰满，谁会质疑她的心是否还在它该在的地方？谁会质疑她的美德，她的正直和她的执着？可是，到了第三年，他开始怀疑劳拉的执着是否成了掩蔽他个人目标的盾牌，甚至让他自己也不知该何去何从。
虽然照顾反战者、逃兵和拒服兵役的人已经让她从早忙到晚，就连周末也搭进去了，可是她还是能够在日历上记下班克街上住着的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到孩子生日那天早上，她便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进那家人的信箱里，上面写着：“劳拉和内森·Z赠送。”对待朋友，她也如此。她将朋友的周年纪念和生日连同她要于哪天飞往多伦多、哪天去位于弗利广场的法庭一并记了下来。她在超市或公交车上碰到的每个孩子都无一例外地偎在她身旁，跟着劳拉学折纸飞马。有一次祖克曼看着她穿过一整节拥挤的地铁车厢，告诉一位拉吊环的乘客他的皮夹从后衣袋里露了出来——祖克曼细细端详，发现他是个衣不蔽体的醉鬼，很可能这皮夹是从别人落下的东西里找来的，或者是从别的醉汉身上摸到的。虽然劳拉不施粉黛，虽然她身上唯一的装饰是别在风衣上的彩釉小鸽子，那个醉鬼却似乎把她当成了四处拉客的妓女。他抓着自己的裤子，令她滚开。祖克曼后来说也许那人叫她滚也是有道理的，她完全可以把醉汉交由救世军去管。他们就她不切实际的社会关切起了口角。祖克曼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为什么？”劳拉断然问道。那时候是一月份，就在《卡诺夫斯基》出版的前三个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他没什么理由再把自己锁在书房中了，他通常在那里奋笔疾书，将纸上的生活复杂化，以此消磨时光。他收拾好行李，又一次开始将自己在现实中的生活复杂化。拿着他的文章校样，带着他的行李箱，他搬进了一家旅馆。他对劳拉没有感觉了。写完这本书后感情也耗尽了。或许这本书的付梓使他终于有时间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逝去了，这种情况在他和他的几任妻子间上演了多次。这个女人太好了，你配不上他，他一边告诉自己，一边躺在旅馆的床上读着校样。她是一张体面的脸，在需要体面的时候，你就躲在这张脸后面，你躲了一辈子。甚至不仅仅是劳拉的善心让你厌烦，烦得流眼泪——关键是那张令人肃然起敬、负责又善良到令人讨厌的脸。就该惹你烦！真他妈的丢人！冷血的叛徒，背弃了至亲的告白；残酷的讽刺大师，戏谑自己的挚爱椿萱；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女人之间的种种际遇，那些曾与他靠信任、情欲和爱紧紧相系的女人——不，你根本不适合这虚假的体面。这其实就是懦弱——幼稚、满含耻辱又不可原谅的懦弱——因为懦弱，你才会想去证明，你也是个高尚的体面人，但这跟你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都背道而驰。懦弱迫使你向自己证明，你只是通过那些能给你写作注入活力的事情才搞颠覆活动，所以不要再企图证明了。她在为正义的事业效忠，你在为艺术的创作而献身。有你这样头脑的人竟然花了半生的时间才看出这差别，真是不该！
三月，他搬进了位于东第八十几大街的新公寓，这样他就用大半个曼哈顿把自己同劳拉那充满使命感的热情以及道德声望给隔开了。
来电查询结束之后，在他开始写邮件之前，祖克曼拿出电话号码簿查找一个叫“马丁·帕泰”的人的电话号码。号码簿上没有列出，他也没有在常用目录和分类电话簿里找到“帕泰出品公司”的号码。
他又拨通了来电查询服务专线。
“罗谢尔，我想查找女演员盖尔·直布罗陀的电话。”
“她真走运。”
“你有娱乐圈里人的电话簿吗？”
“我这里应有尽有，祖克曼先生。我查查看吧。”当她又出现在电话那端时，她说：“没有盖尔·直布罗陀，祖克曼先生。最沾边的人我查到的是罗伯妲·普利茅斯。您确定那是她的艺名不是她的本名吗？”
“我听着不像是本名。但现在好像真名都取得像艺名了。她最近演了一部撒丁语的电影。”
“稍等，祖克曼先生。”可是，她再回复电话时，还是一无所获。“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她。您是在哪里遇见她的啊？聚会吗？”
“我从没见过她。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明白了。”
“他告诉我她曾是《花花公子》的‘月度女郎’。”
“好的，让我试试这个。”然而她还是没有在模特列表中找到一个叫直布罗陀的人。“把她的外貌描述给我听吧，祖克曼先生。”
“不必了，”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他打开目录，翻到“珀尔马特”，里面没有“马丁”。被列出的十六个其他珀尔马特中，也没有居住在东第六十二大街的。
邮件。邮件时间到了。你无端激动，列表中无疑列着“撒丁岛公司”。当然没有理由要去查看，但也没有理由要逃避啊。不要再逃避了。以上帝之名，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呢？不要觉得些许关注就是对你隐私的冒犯、对你自尊的玷污——更糟的，对你生命的威胁。甚至你也不是什么大名流。不要忘了，在这大半个国家，在这大半个城市，即使你拿着写有你名字和你不愿公开的电话号码的广告牌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在乎你。就算在作家圈里，即使是在那些称得上严肃作家的圈子里，你也不是什么大牌。我不是指责你因为这次变故而变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是说出名，甚至在这个时候出名有一点点臭名昭著的感觉——当然只有一点点，如果跟查尔斯·曼森[17]——甚至是和米克·贾格尔或者让·热内[18]比起来……
邮件。
他觉得，与其用邮件来开始他的一天不如用它来结束自己的一天，这样他才有可能干些活；当然他如果真想干活，最好全然对邮件视而不见。然而，在他变成街那头殡葬所里死尸的一员之前，他又怎能视而不见，又怎能不再去想，又怎能企图逃避呢？
电话响了！劳拉！他在三天里给她留了三条留言，但却石沉大海。可是他确定那是劳拉打的，打电话的人必定是劳拉，她也和他一样孤独和失落。然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让来电服务那边接了电话，然后轻轻地拿起了听筒。
罗谢尔不得不三番五次请来电的人说得更清楚点。祖克曼默默听着，也听不太懂。是那个追着采访他的意大利人，还是急着要他做广告的那个鲱鱼卷大王？一个想学动物说话的人，还是一个想学人说话的动物？难以断定。
“请您再说一遍，”罗谢尔说。
要和祖克曼通电话。有急事。快转接。
罗谢尔请他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
快转接。
她又一次询问了姓名，通话断了。
祖克曼说话了。“喂，我在。到底怎么回事儿？”
“哦，您好，祖克曼先生。”
“刚才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个变态狂吧，祖克曼先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
她上过晚班，她应该知道的。“你不觉得是什么人想隐瞒自己的嗓音？”
“有可能。或者这人正在吸毒，我觉得不必担心，祖克曼先生。”
邮件。
今晚有十一封邮件——一封来自安德烈西海岸事务所，十封（依然是日均数）被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是出版商转寄来的。这十封信中，有六封是寄给内森·祖克曼的，还有三封是寄给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的，剩下一封由出版社特意转交，收信人草草写着“犹太人之敌”，这封转寄的信还没被拆封。收发室那帮家伙真是聪明得不得了啊。
最吸引人的是那种标着“内有照片，请勿弯折”字样的信，可是这一捆信里没有一封。他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了五封那样的信，最有趣的还是第一次收到的那封。那封信来自新泽西的一位年轻小秘书，她寄了张自己的快照，穿着黑色内衣，斜倚在一片利文斯顿她家后院的草坪上，正在读着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画面一角上有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好像暴露了她在所附履历中所声称的单身状况不实。可是用他看《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时的放大镜检查了半天，他还是没有发现照片上的这玉体有任何生过孩子或有丝毫世间烦恼的迹象。会不会是三轮脚踏车主恰好骑经此处，又恰好匆匆下车，被叫来按下快门呢？祖克曼大半个上午断断续续地把玩这张照片，然后他把信转寄到了马萨诸塞州，还附了张纸条，询问厄普代克是否可以友好地邮回误寄给他的祖克曼书迷的照片。
从安德烈事务所寄来的是张剪报，从《综艺》杂志上剪下的专栏，落款签名是“西海岸事务所秘书”的缩写，她说自己对祖克曼作品甚是仰慕，于是就给他寄来了这些文艺界出版的报道，她觉得祖克曼有可能会错过它们。最近的这份用红笔在下面画了线：“……拥有独立资产的鲍勃·‘斯里佩’·拉古[19]花了将近一百万购买了内森·祖克曼当红巨著的未完成续篇……”
哦，真的吗？什么续篇？拉古是谁？帕泰和直布罗陀的朋友？她干吗把这个寄给我？
“未完成续篇。”
哦，扔了它吧！一笑置之！当你需要报以微笑时还是接着回避吧！
亲爱的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
别再心满意足了。问题不在于卡诺夫斯基快乐吗，甚至也不在于，卡诺夫斯基有权利快乐吗？该扪心自问的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功成名就了吗？人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必须……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家丑不可外扬啊！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谨以此信纪念那些曾经承受集中营恐怖的人们……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很难再以更大的愤懑、蔑视和仇恨描写犹太人了……
电话响了。
这次他不假思索地拿起了听筒——像他过去想也不想地上公交车、出去吃饭和独自在公园里散步一样。“罗蕾莱[20]！”他对着话筒喊道。仿佛这样就可以把劳拉召唤出来，把他们一切美好而枯燥的班克街生活召唤回来。他的生活回归正道。他又可以把那张体面的脸庞朝向世界。
“别挂断，祖克曼。别挂断，除非你想自找麻烦。”
就是先前他和罗谢尔偷听到的那个人。这种沙哑尖利的嗓音，语调含糊而蠢拙，听起来就像庞大的动物在狂叫，对，就像一只从水中崭露头角的海豹突然发出人声。听起来像是白痴在说话。
“我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祖克曼，你最好给我听清楚！”
“你是谁？”
“我要点钱。”
“什么钱？”
“别装蒜！祖克曼，你是内森·祖克曼，要你的钱。”
“听好了，不管你是谁，这可一点都不好玩。你要明白，这样子是会惹麻烦的，即使你的模仿仅是开个玩笑。你这演的是谁呢，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手，还是马龙·白兰度？”这也太荒谬了，挂了吧，没什么可说的了，挂了好了。
可是他不能挂断——当他听到那个声音说：“你母亲住在迈阿密海滩银色新月路1167号。她住的公寓走廊对面住着你的姑妈爱西和她丈夫梅茨先生，你姑父是个桥牌手。他们住在402房间，你母亲住在401房间。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清洁工每周二来一次。每个周五晚上你母亲会和爱西以及她的一帮人在世纪海滩共进晚餐。每个周日早上她都去庙会帮忙搞义卖。周四下午她去俱乐部。她们会坐在泳池边打凯纳斯特纸牌，其中有碧·沃斯、西尔维娅·阿德勒斯坦、莉莉·索博尔、莉莉的嫂子弗洛拉还有你母亲。要不，她就去疗养院看你老爸。如果你不想让她在人间消失，你就得好好听我说，也别在琢磨我的嗓音上浪费时间了。我生来就这副嗓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十全十美。”
“你是谁？”
“我是你的书迷。尽管你侮辱了我，我得坦诚相告。我很仰慕你，祖克曼。我已经关注你多年了。我一直等着你能横空出世，一炮而红。我知道那天总会来的。非来不可。你真的很有才华。你让一切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不过，坦率而言，我不觉得这是你最好的一本书。”
“哦，是吗？”
“想要驳倒我吗？试试看啊，但这本书的确没深度。很抢眼，是的；但深度，不够。要想有新的开创，你就得这么写。所以你现在的作品不完整，还很粗糙，花里胡哨。但我理解。我甚至推崇它。尝试新路是成长的唯一途径。如果你还没有失掉你的勇气，我已经预见作为作家你会突飞猛进的。”
“而且你要和我共进，是这个意思吗？”
他像剧中的恶棍那样苦笑了几声：“嗬。嗬。嗬。”
祖克曼挂了电话。本该一听到不是劳拉就挂了才对。就是他必须要习惯的事情。不足挂怀，毫无意义，并不出乎意料——毕竟他写的又不是《汤姆·斯威夫特》[21]。对啊，罗谢尔说得对。“可能就是个变态狂吧，祖克曼先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
然而，他对是否报警犹豫不决。他所担心的是那人在电话里谈及他母亲在佛罗里达的情况。不过呢，自从《人生》杂志做了那期封面报道，之后母亲便受到迈阿密报业的关注，说真的，如果你正好在留心，有关内森·祖克曼母亲的点点滴滴并非难以搞到。她自己成功抵制住了各种为了对她进行“独家”访谈而使用的决绝手段，无论是谄媚奉承，巧言诱骗，还是威胁恫吓；倒是孤单寂寞、最近刚成了寡妇的弗洛拉·索博尔，即莉莉的嫂子，却无法抵御对她的突袭。虽然在此之后弗洛拉坚持声称自己只是和女记者在电话里聊了几分钟，然而一篇长达半页面的文章却在《迈阿密先驱报》的周末娱乐版堂皇面世，标题为：“我与卡诺夫斯基的母亲打凯纳斯特”。文章还附了配图，是寂寞美丽又上了年纪的弗洛拉和她的两只哈巴狗的合照。
大约在他的成名作出版之前的六个星期，他就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成功将是何等规模，有些坐立不安，意识到众口一词的赞美歌也未必完全就是件好事，他于是坐飞机南下迈阿密，帮母亲为记者的来临做准备。经过晚饭时的一番谈话，母亲那晚失眠了，最后不得不穿越走廊，跑到爱西的公寓那里以求让自己镇静下来，还要跟爱西严肃地谈谈。
我深深地为我儿子骄傲。我说完了。非常感谢，再见。
如果记者打电话来，这是她最明智的应答。当然，如果她不介意自曝，如果她想让自己的大名见诸报端……
“亲爱的，这是你妈，不是伊丽莎白·泰勒。”
于是，在海鲜晚宴上，他装作一位报社记者，声称他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她打电话，询问内森小时候她们是怎么教他大小便的。母亲转而也不得不假装，只要他的新书一上架，这种事情就得天天发生似的。
“‘可是，做卡诺夫斯基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呢？让我们直面这问题，祖克曼太太，这就是您现在的身份啊。’”
“‘我的两个儿子都很棒，我以他们为傲。’”
“真不错，妈。如果您想那么说，那蛮好的。不过呢，如果您不愿意，您甚至不必说那么多。如果您愿意，只笑笑就行啦。”
“这不是笑话人家吗？”
“不，不——没必要侮辱别人。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是，就轻轻一笑置之。或者守口如瓶。沉默是金，是最奏效的。”
“好的。”
“‘祖克曼太太？’”
“‘有事吗？’”
“‘天下人都很好奇。他们读了您儿子的大作，书里写了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和他母亲的故事，现在他们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下，成名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无可奉告啊。谢谢您关注我儿子。’”
“妈，挺好的啦。不过我想说的是，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跟他们说拜拜。这些人总是死缠烂打，所以您要做的就是道别，并把电话挂了。”
“‘再见。’”
“‘请等一下，先别急，求求您，祖克曼太太！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刚刚又有了个孩子，刚买了房，有很多账单要付——一则关于内森的报道可以让我大大加薪啊。’”
“‘哦，我相信您写其他也会加薪的。’”
“妈妈，太棒了！接着说。”
“‘谢谢您的来电。再见。’”
“‘祖克曼太太，就两分钟，而且不发表，行吗？’”
“‘谢谢，再见。’”
“‘那就一分钟。就一句话。祖夫人，求您就为我写的关于您了不起的儿子的文章说短短一句话行吗？’”
“‘再见，再见了。’”
“妈，事实上您甚至没必要一直说再见。虽然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说这样很难理解，可是到时候您尽可以直接挂了电话，不要觉得您怠慢了谁。”
吃甜点的时候他又让她演练了一遍，只为了确定她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半夜里她会需要“安定”就不奇怪了。
三个星期前，他又一次去了迈阿密，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原来探亲访友可以如此让人心烦意乱。他们先是去看了住在疗养院的父亲。自从上次中风之后，祖克曼医生说的话都让人听不大懂了——一个单词只说出一半儿，音节也掐头去尾——有好几次他一开始都没有认出祖克曼太太。他看着她，嚅动着嘴唇说“莫利”，这是他已故的姐姐的名字。真不知道他那点些微的意识怎么就能让她坚持天天来看他。可是，母亲那天看起来却是这些年来气色最好的一天。父亲床头柜上放了张框起来的照片，上面的母亲还很年轻，卷卷的头发，怀里拥着她刚出生的忧郁的儿子，那是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在海滩上照的。母亲那天的气色虽然比不上照片当年的光景，可她确实不那么疲倦了，让人不用为她的健康状况担惊受怕。自从她四年前开始辛辛苦苦地照料父亲——四年里他从不让母亲从他视线中消失——她不再是那个活力四射、不屈不挠的母亲，他从那个母亲身上遗传了那生气勃勃、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稍有喜感的身形），但她现在更像是他的外婆，那个面容憔悴、沉默寡言、被人生打垮了的外婆，母亲的父亲是个专横的店主，外婆后来守了寡，变得如同幽灵一般。
他们到家以后，母亲就得躺在沙发上，头上敷着冷毛巾。
“妈，不过您看起来好多了。”
“现在去看他比以前要适应了。内森，我不想这么说，不过我开始觉得我恢复一些了。”他已经在疗养院待了大概十二个星期了。
“当然要适应些啊，”儿子说。“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今天他状况不太好。让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觉得很难过。”
“没关系的。”
“可是他知道你是谁，我敢保证。”
祖克曼并不十分肯定，但是他开口道：“这我知道。”
“我只想让他知道你现在是多么的棒。让他知道你的所有成就。可他都那个样子了，乖，要是解释的话，那是真的得用千言万语了。”
“他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能让他舒舒服服歇着是最好的事啦。”
她把毛巾往下拉了拉，盖住了眼睛。她开始流泪，不想让他看到。
“怎么了，妈？”
“对你我真的很放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只是在心里自己说说，但是那天你坐飞机回来告诉我因你的书而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想——嗯，我想你大概是要重重地跌一跤了。我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像爸爸那样总是在你身后支持的人——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而且后来梅茨先生”——父亲表妹爱西的新一任丈夫——“他说这听起来有点像‘自大妄想症’。他说这个没有恶意，梅茨先生——他每星期都去看你爸，给他读周日报上的‘新闻评论’。他人很好，不过他觉得你那是‘自大妄想症’。然后爱西也加入了。她说你父亲一辈子都在犯‘自大妄想症’——这种现象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喜欢教训别人如何生活，喜欢插手跟他毫无关系的闲事。你听听，这就是爱西，长了那样一张大大咧咧的嘴。我对她说：‘爱西，别把你和维克托的事扯进来。他连把自己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都很困难了，我们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啊。’可是，他们的话让我吓坏了，甜心。我想，有这种可能啊——他受他爸爸遗传啊。我本不该那么糊涂，被吓到的。我儿子可不是傻瓜。你现在成名之后的为人处事真是棒极了。邻居们问我：‘现在他的照片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他感觉如何啊？’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爱装腔作势的人，绝不是那种人。”
“可是，妈，您可决不能让他们把您跟卡诺夫斯基母亲之类的事情扯上关系啊。”
刹那间她像个孩子，他坐在她床边，这孩子在学校里被狠狠欺负了，哭着回了家，发起烧来。
她勇敢地笑了，拿开毛巾，现出那双闪亮亮的眼睛，说道：“我尽力。”
“不过挺难的。”
“有时候挺难的，亲爱的，我不得不承认。多亏了你，我可以对付报社的人。你肯定得为我骄傲。”
在她话的结尾，他默默地加了句“爸爸”。他知道她的爸爸，也知道他如何让她和姐妹们言听计从。先是盛气凌人的父亲，然后是同样盛气凌人、以岳父为大的丈夫。就他父母而言，祖克曼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乖的儿女。
“哦，你要是听到我当时的话就好了，内森。我很讲礼节，这当然不必说，但是我完全不睬他们，完全照你说的办。但是要我对付那些我出门碰到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我说——就那样直言不讳，不加任何思索——‘我没想到你会疯成那样，塞尔玛。’我告诉他们我才没疯呢。我把你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就是个故事而已，她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然后他们说：‘如果不是真的，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一个故事呢？’他们都相信书里写的是真的，那我又能说什么呢？”
“保持沉默，妈。什么都别说。”
“不行啊，内森。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一点儿也不管用。他们会认定他们猜对了。”
“那就告诉他们您的孩子是个疯子；告诉他们他脑子里想什么您可管不着；告诉他们您为他没有把故事编得更糟糕而感到庆幸；这也不是完全撒谎。妈妈，您知道的，您就是您自己，不是卡诺夫斯基太太，我也知道，您就是您自己，不是卡诺夫斯基太太。我和您都知道三十年前咱们的日子赛神仙哩。”
“哦，亲爱的，你真的这么想？”
“那是当然。”
“可你书上写的可不是这样。我是说，读了它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即使没读过的人也不这么觉得。”
“别在乎别人怎么想，在乎得越少越好。”
“游泳池边，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说你不会再跟我有什么联系了。你信吗？他们这样对爱西说的。有人说你不会跟我有任何关系，有人说我不会再跟你有什么瓜葛，剩下的人说靠你寄给我的钱我正享清福呢。他们说我的大款儿子为了孝敬我给我买了辆凯迪拉克。你听了有什么感觉？爱西告诉他们我都不会开车，即使这样也堵不住他们的嘴。说凯迪拉克还配了个黑人司机。”
“下回他们就该说那个司机是您的情人了。”
“如果告诉我他们已经这么传了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他们什么都说。每天都有新版本。有些我都甚至不愿在此重复。感谢上帝让你爸听不到这些。”
“也许爱西不该把别人的话传给您。如果您不想听，我告诉她一声。”
“我们犹太社区中心给你的书开了个讨论会。”
“是吗？”
“亲爱的，爱西说，这早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了，现在全国上下每个犹太人的婚礼上，还有犹太男孩成人礼上，联谊会上，女子俱乐部里，姊妹交流会上，还有闭幕午宴上，都在议论。其他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咱们中心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讨论你本人。爱西和梅茨先生去了。我觉得我还是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好，就没有去。有个叫波斯纳的人做了个讲座，接着是讨论。你认识他吗，内森？爱西说这小伙子年纪跟你差不多大。”
“我不认识他，不。”
“后来爱西走上前去把他大骂了一顿。你也知道爱西那个人，她要是出马的话……你爸一辈子快被她逼疯了，不过她可是最护着你的人了。当然啦，她这辈子没读过一本书，可是这对她来说也不成问题。她说你跟她很像，你写到她和蜜玛·察雅的愿望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更是如出一辙。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其他人的想法都见鬼去。”
“我和爱西是那样的，妈妈。”
她笑了。“你总是喜欢开玩笑。”这玩笑是否宽慰了她心头的负荷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内森，梅茨先生的女儿上周过来看他，她真是个可人儿。她在费城教书，美得跟画出来的一样，她很贴心地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听那些人嚼舌，她和她丈夫都觉得书写得棒极了。她丈夫是个律师。她告诉我说你是现今在世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仅仅是在美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觉得呢？”
“听起来不错。”
“哦，我爱你，亲爱的。真是我的好孩子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只求你爸爸能快好起来，享受你的盛名。”
“说不定会让他伤心呢，您可知道。”
“他一向维护你，历来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也挺不容易的。”
“可他还是一直在维护你。”
“好吧。”
“你开始写的时候，你写的某些东西让他挺不高兴的——涉及悉尼叔叔和他的朋友的内容。他一下子习惯不了，所以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我从不敢跟他提起这事，否则他会砍了我的脑袋，但是这事我敢跟你讲：你爸爸是个实干家，他活着总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这也是大家爱他、尊重他的原因，可是有时候，我了解的，在他兴冲冲地要做好事的时候，却反而阴差阳错地做了错事。不过，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是你让他明白的。这是事实。你不在的时候，他重复着你说过的话，尽管他和你见面时有时会生气，会和你吵架。他自个儿习惯这样了。只不过因为他是你爸。可在外人面前，他就是你身后那堵墙，直到他病倒。”他听得出她的声音又一次哽咽了。“当然你知道，我也知道，他坐进轮椅之后就很不幸地变了个人。”
“怎么了，妈？”
“哦，就是这些年的事一下子全涌上了心头。”
“你是说劳拉？”他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在离开班克街几周以后——他和劳拉分手了。他一直等到母亲从突如其来的悲痛中缓过来后才告诉她，想到自己的丈夫被送进疗养院，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跟她一起生活，这对她来说打击可不小。一件事一来，他这么想，虽然当这件事说出来时对她来说还是万事俱袭。当然啦，万幸的是他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得知这件事了；他们所有人，包括劳拉在内，都觉得他没必要知道，特别是考虑到在过去，每次祖克曼离开他的妻子，他父亲总是忧心忡忡、痛苦不堪、伤心不已，然后变得垂头丧气，半夜里拿起电话替儿子向“可怜的姑娘”致歉。因为这些电话，他们的争执可谓惨烈，就好比回到了他青少年的时候。
“你确定她还好吧？”他母亲问道。
“她挺好的，她有工作要操心，您没必要担心劳拉。”
“那你要离婚了，内森？又要离了？”
“妈，真的很对不起，我弄了这么糟糕的婚恋史。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男人。但是我天生不会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长相厮守。我没兴趣了，我必走无疑。估计我天生就是要换来换去——每五年找个可爱的新欢。就那么想吧。她们都很棒，很漂亮，也很爱我，您知道的。我至少也有这么个优点，我只把最好的带回家。”
“我可从没说过你有不良婚恋记录——哦，亲爱的，可不是我说的，绝不说，绝不，再过一百万年也不说。你是我儿子，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是对的。你想怎么过都是对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就好。”
“我清楚。”
“只要你清楚，那就是对的。”
“它是对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都支持。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就像你爸爸常说的那样，不团结还能叫家吗？”
很明显，这事情不该问他。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七年前，我十三岁的时候，我读了第一本黄书。后来动了真格（七年里和同一个人），这种色情的（也是激发情感的）东西也就不太读了。去年冬天，那段感情了结了，我又重新开始读黄书，无非是为了忘却，为了记忆，为了逃避。有一段时间心情很是沉重，于是拿您的书来消遣。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恋爱了一样。嗯，可能并不是爱，而是某种强烈的感情。祖克曼先生（斗胆叫您内森好吗？），您着实提振了我的情感——同时也让我的词汇量突飞猛进。算我疯了吧（我的朋友们称我是疯子茱莉亚），叫我文学追星族也行，可您确实打动了我。您就像我的心理医生一样——而且每次治疗才八点九五美元。眼下，人们相互交流时用得很多的是诸如悲伤、愧疚、憎恨等词语，而我觉得我要对您，对您的睿智，对您的巧思以及您所代表的一切表达我的感激、钦佩和爱慕之情。
哦，是的，还有最后一个促使我给您写信的原因。您愿意一时兴起，陪同我去欧洲吗？譬如说在学校放假期间？我对瑞士挺熟的（我在最大的瑞士银行有个秘密户头），而且很乐意带您去体验瑞士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人经历。我们可以去参访托马斯·曼的晚年故居。他的遗孀和儿子还住在那儿，是在苏黎世州一个名叫吉锡贝格的镇上。我们可以去参观著名的巧克力工厂，一流的瑞士金融机构，去参观雪山、湖泊和那个让夏洛克·福尔摩斯丧命的瀑布——我还用再多说吗？
不是很痴狂的茱莉亚
户头 776043
亲爱的茱莉亚：
我也不是很痴狂，于是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我确定你完全无害人之心，可是这是个奇怪的时代，或许在瑞士不是这样，但在美国的确如此。你听上去是如此友好而真挚，更别提顽皮和富有了，故而本人多么希望能对你比较友好。可是恐怕你得在没有我的陪伴下参观巧克力工厂了。
你的，
内森·祖克曼
银行信托公司 4863589
亲爱的内森：
对我的不辞而别我深感难过，可是当命运换马时，骑手焉能奈何。
这是封实实在在的信，来自一个他认识的人。信的署名是“C”。他从废纸篓里捡出信封。是几天前从哈瓦那寄来的。
亲爱的内森：
对我的不辞而别我深感难过，可是当命运换马时，骑手焉能奈何。于是我来到了我现在待的地方。玛丽以前一直希望我们能见面，我也一直觉得我认识你的那一刻——无论多么短暂——让我的一生变得丰满。
模糊的回忆，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C
“模糊的回忆，除了回忆一无所有”，这是叶芝的诗；“当命运换马”，这是拜伦的诗。另外，他毫不客气地想，这看上去像是写了可以寄给很多人的通函。就连那个亲昵无比的“C”也不像是真心实意的。“C”指的是西泽拉·奥谢，她拥有荧屏上最轻柔、最悦耳的嗓音，她那脉脉含情的气息如此忧郁而性感，以至于一个华纳兄弟的智者将票房奇迹归功于“她身上汇聚着的整个民族的悲情，和一对迷人的乳房”。两周前，西泽拉离开位于康涅马拉[22]的家来到纽约，她的经纪人在电话里邀请祖克曼与西泽拉共进晚餐。又一件因《卡诺夫斯基》而得的礼物。她指名道姓邀请了他。
“宴会上的人你也都认识，”安德烈说。
“而且你应该认识西泽拉，”玛丽告诉他。“早就该认识了。”
“为什么？”祖克曼问道。
“哦，内森，”玛丽说，“可别因为她是大众性感偶像就嗤之以鼻。您也是啊，或许您没有听说而已。”
“别被美女吓坏了，”安德森说，“或者是媒体。每个人都有发狠或害羞的时候，她没什么可怕的。她为人十分谦逊，温文尔雅，冰雪聪明。她在爱尔兰时，白天烹饪、园艺，晚上坐在炉旁读书。在纽约的时候，她喜欢去公园散步或者出去看场电影。”
“她遇人不淑，”玛丽说，“那些男人真该杀。好好听我说说你和女人之间的事，内森，因为你跟她一样婚恋不幸。我看着你错配三次了。你娶了该死的跳舞小妖精，你动动小指头就能弄死她；你又娶了神经质的交际花，她背叛了她的阶级；据我所知，你的最后一任简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众圣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挑中那位院长嬷嬷的。在你心里也有些院长嬷嬷的特质吧，不是吗？或许这就是你要的效果。避着犹太佬，比清教徒长老还要不犹太。”
“我怎么一下子就被你看穿了。真是糊弄不了玛丽啊。”
“我觉得你也骗不了你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别那么讨人厌地附庸风雅，对这些寻欢作乐的沦落人求全责备。书出版了之后情况怎样？你已经脱下了狗屁学究的外衣——现在尽情享受一个人真正的生活吧。这一回就找一个名副其实的女人吧。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你从西泽拉·奥谢那里会得到什么吗？除了这世间最美的肉身之外你还能得到什么你知道吗？是尊严，内森。勇气。力量。诗意。天哪，你得到了爱尔兰的精华啊！”
“玛丽，我也读了电影杂志。听起来就好像她的祖父挖泥炭给抹大拉的马利亚[23]的茅屋取暖。相形之下，我不是要让她大失所望了。”
“内森，”安德烈说，“我向你保证，她像你一样不自信。”
“谁又不是呢，”祖克曼答道，“除了玛丽和穆罕穆德·阿里？”
“他是说，”玛丽说，“在她面前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
“我不知道我自己算是怎样的人。”
“你会临场发挥的，”安德烈向他保证。
她的礼服精美绝伦，装饰着焰火红的面纱、彩绘的木珠子和凤头鹦鹉的羽毛；她把秀发编成一条粗粗的黑辫子，垂在背后；她的双眸独具风韵。晚宴上，她吃着黑线鳕慕斯，把一小块掉在了地板上，这使得他敢于直视那双久负盛名的爱尔兰美眸，话也说得言之有物了。可是当他明白了可能是她故意把食物掉在地上，好让他有话可说时，他又不那么自在了。每当他把视线转向她时，他的眼前就浮现出众多电影中的那张面孔。
躲开其他客人，躲开两人的名字卡片被强行放在一处那种莫须有的亲密，直到晚宴结束他们才有机会私下交谈。只持续了五分钟，但双方都激情似火。他们都读了艾尔曼撰写的乔伊斯传记，从声音里听得出，他们之前从未向其他人透露过他们对此书所怀有的深深喜爱；他们压低的耳语让人觉得做此事犹如犯罪。祖克曼透露说自己曾在耶鲁遇到过艾尔曼教授。他们实际上在纽约的一次文学颁奖典礼上遇到过，当时两人都得了奖，考虑到他已经如此努力想要给她留下好印象，他倒不愿太过张扬了。
讲遇见艾尔曼，这招还真管用。恐怕遇见乔伊斯本人都不会效果更好。祖克曼的鬓角被汗水沾湿了，西泽拉双手按着胸，情绪激动。就在那时他问是否可以随后送她回家。她喃喃地说，好的，说了两次，声音迷蒙，然后她掩着纱巾款款穿过房间——她不想表现得像忘了其他客人，可那些人其实早就被她抛在九霄云外了。她就是这么说的。
这女人不自信？事实可能刚好相反。
在街上，祖克曼向一辆还在下一个路口的出租车招了招手，一辆豪华小轿车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坐这辆车送我回家？”西泽拉问。
在后座上，西泽拉蜷在他身边，她解释说无论白天黑夜，她都可以从爱尔兰打电话过来给玛丽，玛丽帮她打气，告诉她该恨谁，该骂谁。他告诉她，这项服务他在纽约也常享受。她告诉他谢维茨夫妇为她的三个孩子所做的一切；他告诉她，自己几乎死于急性阑尾炎之后如何在他们南安普敦的客房里慢慢痊愈。他知道这听起来就像是自己跟随拜伦为了希腊独立而斗争，身受重伤，并差点为这伤丢了性命，可是，和西泽拉·奥谢坐在豪车的天鹅绒后座上聊天，你说起话来就会跟坐在豪车的天鹅绒后座上的西泽拉·奥谢很像。得了阑尾炎，犹如一场激情洋溢而又充满诗意的戏剧。他听见自己说对南安普敦沙滩上“斜射的日光”分外敏感，那是他在康复期间早上散步时体会到的。他们不停地聊着那斜射的日光，直到他们突然聊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他书上的某一幕使得纽约时尚百货商场的黑色绸子内衣销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你会临场发挥的，安德烈说过这样的话。这便是他临场想到的：斜射的日光和我的手术。
他问她，假设真有这么个人的话，她的名字是继承了谁的。谁先叫了西泽拉这个名字？
她用无比温柔的嗓音告诉他：“……一位希伯来妇女，诺亚的侄女。为了躲离那场灭世洪水，她来到了爱尔兰避难。我的人民，”她说，她那玉手摸着她雪白的喉部，“最先安葬在那儿。爱尔兰的第一批鬼魂。”
“你相信鬼魂？”这么问不好吗？还有什么好问的吗？如果尼克松要开采海防市港的矿藏，反战运动会作何反应呢？难道你跟劳拉还没闹够？不妨看看她吧。
“还是说鬼神相信我比较好，”她回答。
“我理解它们为什么会相信你，”祖克曼说。这么说不好吗？好玩罢了。一个男人就该这么活着。
尽管如此，目前他还不想把她拥在怀里，在车后座上看着她少女般蜷在身旁，对他柔情万种，毫无心机又让人迷醉地巧言恭维，他不曾产生这种想法；当她尊贵地立在皮埃尔酒店的门口时他也不曾有过这种想法。那时的她跟他差不多高，脑后甩着黑色的辫子，戴着沉甸甸的金耳环，身上穿的礼服配着纱巾、珠子和羽毛。那样子就像一位接受供奉的异教女神，就如同他在大学里看到的她某部电影中的形象。要是坐进车里的时候，他没有发现一本《卡诺夫斯基》就放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的话，他已经搂住西泽拉了。奥谢小姐在参加宴席时，留着小胡髭的年轻人一定在此读书，以消磨时光。“微笑杰克”[24]很时髦，身着正装，戴着墨镜，全神贯注地看着祖克曼的书。不，他可不想为了逗追星族而模仿自己那欲求无度的主人公。
酒店门廊的灯光下，“微笑杰克”坐在车前斜眼望向一边，祖克曼决定只握握她的手。小说是虚构的，这一点上，不能把司机弄糊涂了。否则，他怎么参加汽车间的文学研讨会呢？
祖克曼真切地感知到玛丽说他是所谓的酸秀才真正指的是什么了。“从你所经历的一切，”他听见自己对西泽拉说，“你一定对男人产生了些许怀疑。”
她用另外一只手把她的丝质披肩拉到喉部。“恰恰相反，”她向他保证，“我喜欢男人。我都想变成一个男人。”
“这个对你不太可能吧！”
“如果我是男人，我就能保护住我母亲了。我就能在父亲面前保护她。他喝烈酒，打我母亲。”
不知道出于什么缘由，祖克曼觉得自己只能回答说：“晚安，西泽拉。”他轻轻吻了她。看着他脸前的那张面庞，让人恍惚，他好像吻了个广告牌。
他看着她消失在酒店里。他要是卡诺夫斯基该多好啊！事实上，他要回家把这些写下来。西泽拉是没了，但他有了一堆笔记啊。
“等等……”他喊道，追着她冲进大厅。
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我以为你急着跑去见艾尔曼教授呢。”
“我有个提议。我们还是不要再闲扯了，我们最好还是来杯睡前饮料？”
“你的两个提议都挺好的。”
“我们去哪儿喝呢？”
“为什么不到作家常去的地方？”
“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么晚了？”
现在她和他近在咫尺，靠在他的胳膊上，一起回头朝门口走去，车还在那里等着。司机比祖克曼更了解祖克曼自己。或者说他更了解奥谢小姐的魅惑力。
“不，”她说，“作家都愿意去的地方在第二大街上。”
“伊莱恩？哦，我带你去伊莱恩可不太合适。我跟我妻子一起去过，”——有天晚上他和劳拉曾去那里吃晚餐，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我们的座位离盥洗室近得不能再近，就差没有坐到湿毛巾柜上去了。你最好等塞林格来这里时跟他一起去。”
“内森，除了在摩洛哥城俱乐部，你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塞林格的。”
门口很多人成双成对等着进去，客人们在酒吧门口排了四行队伍等待空桌，但这一次经理的手臂一挥，祖克曼他们就入座了，他们的桌子离盥洗室如此之远，以至于万一他真的内急，那他就处于极不利的境地了。
“你今天真是吉星高照啊，”西泽拉低声耳语道。
这时每个人都在看她，而她假装他们还单独在车里聊着天。“外面街上这么多人在排队。你还以为这是个萨德笔下的妓院，”她说，“而不仅仅是个惹是生非的地方。我真讨厌这种地方。”
“真的吗？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我觉得看着你也恨它很有趣。”
“恨这个？对我来说，这可算是良辰美景。”
“从你咬牙切齿中我看得出来。”
“和你坐在这里，”祖克曼告诉她说，“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面庞实际上已经模糊不清了。就像一张两车迎头相撞的新闻图片，我就是那离焦的路标。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这样吗？”
“不，不会在雨中的康涅马拉发生。”
虽然他们没有点，一名服务生却拿着香槟过来了。这瓶香槟来自一位笑眯眯的绅士，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
“给你的？”祖克曼问西泽拉，“还是给我的？”他边问边从椅子上半站起身，以感谢此人的慷慨。
“不管是给你还是给我，”西泽拉说，“你最好过去一下——如果你不去，他们可能就找你茬了。”
祖克曼穿过一张张餐桌，去和他握手：一位兴高采烈的先生把身旁一位女士介绍给了他，说那是他的妻子。他敦实粗壮，被晒成了棕褐色，他的夫人也被晒成了那样。
“您真客气，”祖克曼说。
“您别见外。我就是想告诉您，您对奥谢小姐所做的工作真太棒了。”
“谢谢。”
“仅就以这身装扮出现，整个房间便都由她掌控了。她仪态万方。风韵不减当年。红粉悲剧皇后，经历这样的风风雨雨。您干得不错啊！”
“谁的？”祖克曼回来的时候西泽拉问道。
“你的。”
“你们说了什么？”
“我为你所做的了不起的事。可能把我当成了你的美容师或者你的经纪人。”
服务生打开香槟，他们举起酒杯向角落里的那桌人致敬。“现在告诉我，内森，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名人没有？那位名人是谁？”
他知道她认识那个人——地球人都认识——可是他们还不如以此调笑解闷，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还不如去公共图书馆。
“那位，”他说道，“是个小说家。出版界的流氓。”
“那个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呢？”
“是个铁骨铮铮的记者，不过心挺软的。那个小说家的忠诚追随者，名叫‘陈词滥调先生’。”
“哦，我早就知道，”西泽拉说，声音很是雀跃，“我就知道，祖克曼不仅有优雅的举止和一尘不染的皮鞋，一定还有别的特质。继续讲。”
“那位是个电影导演，是个笨蛋们拥护的知识分子。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是他电影的主角，是知识分子们热爱的笨蛋。那位是个编辑，是位受到非犹太人推崇的犹太人；还有那个色眯眯地看着你的人是纽约市市长，他是犹太人爱戴的非犹太人。”
“我最好告诉你，”西泽拉说，“怕他大吵大闹时弄得你措手不及，坐在他背后那张桌子上正在偷窥你的那个人，是我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
“真的吗？”
“我一看见他就倒胃口。”
“为什么？他是怎么看着你的？”
“他没看我。他是不会看我的。我曾是他的‘女人’。我把我自己交给了他，他因此绝不可能原谅我。他不仅是个魔鬼，也同样是个了不起的道德家。有个圣人般的农民母亲，她为自己的苦难而对耶稣感激不尽。我为他怀了孩子，但绝不让他认我的孩子。他在产房外面和一个律师一起候着。他手持文件，要求孩子继承他们家族荣耀的姓氏。我倒更愿意把孩子勒死在婴儿床上。他们不得不报警，制止他在那里大喊大叫，把他赶了出去。《洛杉矶时报》都报道了。”
“他戴着墨镜，一身银行家的行头，我没认出他来。一副拉丁派头。”
她更正道：“是拉丁垃圾。一个狡诈的拉丁疯子和骗子。”
“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怎么认识这些狡诈的疯子和骗子的？我一直会跟这些男子汉们一起拍电影，如此而已。我一个人在拍摄点，在一家阴森恐怖的旅馆，那种连他们语言都不会讲的诡异地方——那一次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两个垃圾箱，还有三只老鼠在到处爬。接着下雨了，有可能一连几天都没有你的戏份，而如果他想迷住你，让你过得开心点，如果你不想一天十六个小时都待在房里坐着看书，如果你想在这样吓人偏远的旅馆里找个人陪你吃饭……”
“你本可以不生那个孩子。”
“我本可以的。到现在为止，我本可以不生这三个孩子的。可是我没法不要孩子。我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没法不要孩子。要么为人母，要么去当修女。爱尔兰姑娘其实都没法过我这样的生活。”
“全世界都觉得你生活得不错。”
“大家也是这么看你的。名声这家伙可是很粗暴的，内森。你得比我更蛮横无理，才能对付得了它。为了这个，你必须做个奸诈的大疯子才行啊。”
“自己的脸出现在那么多海报上，你从没开心过吗？”
“我二十岁的时候确实开心的。你肯定想不到，二十岁时就只在镜子前站一站都能让我高兴成什么样子。我以前曾经看着自己，觉得有人拥有这么美的容颜真是难以置信。”
“现在呢？”
“我对自己的容貌有点厌倦了。我对我的容貌给男人的感觉也有点厌倦了。”
“怎么了？”
“嗯，它让别人就像这样不断问我问题，不是吗？他们把我视为一件圣物。谁都吓坏了，不敢碰我了。甚至《卡诺夫斯基》的作者也这么想呢。”
“可是，就因为你是个圣物，那一定有人迫不及待地想碰你。”
“这倒是不假。我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后代。他们先是和你的形象共眠，然后，他们就要和你的化妆师共眠。他们一旦明白你心中的那个自我和世界眼中的不符，那就要让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失所望了。我完全理解。当她还是个十九岁的新星，第一部电影青涩感人，跪在地上被你夺去处子之身，你自然兴奋，可当她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时又会如何呢？哦，事实是我已经不再天真幼稚了。这些事情在二十岁的时候着实让人兴奋，可是现在我完全兴奋不起来了。你呢？我曾前程似锦，现在恐怕到头了。我甚至不再喜欢看到这些卑鄙的荒唐了。来这里不是什么好主意。是我的坏主意。我们该走了。除非你玩得正开心。”
“哦，我已经开心够了。”
“在我们走之前，我该跟我孩子的父亲打个招呼。难道不应该吗？”
“我可不知道这种事该怎么办。”
“你觉得是不是所有客人都在等着看我是否敢这么做？”
“我猜这种事是其中一部分人会熬夜守候的。”
他眼中的她在谢维茨家时是那么自信横溢，而此时那自信几乎已荡然无存；她看上去犹犹豫豫的，还比不上人行道上那些年轻模特，她们正和男友们等着进来瞥一眼西泽拉·奥谢这样的名流。不过最后她还是起身穿过餐厅，去和她孩子的父亲打声招呼，而祖克曼仍然待在后面，啜饮着本来给她的理发师喝的香槟。他对她的这一举动肃然起敬。在这么多来看明星的人注视下，她着实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他好喜欢这种酱油和炖肉的混合美味：不无自嘲的谄媚，根深蒂固的虚荣心，理智冷静的憎恨，游戏人生，勇敢顽强，不顾一切又机敏睿智。还有那让人无法招架的美。那魅惑。那双眸。是啊，足以让男人生气勃勃，并从此终生罔顾他的事业。
出来的路上他问：“他怎么样？”
“很冷淡，很内向，也很客气。他回到了那种假正经上。要么就是这个场合他不知如何应对，要么就是他心中的冷酷使然。除此之外，在场的不只有现在跟着他的这个小情妇，还有杰西卡，我们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圣女。她是一个受虐狂的女儿，那个受虐狂有幸在他手上拍了部电影。这个纯洁无知的孩子还不该知道父亲是个多么反常、可恶又怪异的货色！”
他们坐进豪车中，她在自己烟火红的纱巾里笔挺地坐着，向窗户外望去。
“你怎么就搅进这一堆事里了？”车开着时他问。“你不是说你要么做个母亲要么当个修女吗？”
“‘这一堆事’指什么？”她犀利地问道。“娱乐圈？受虐狂？淫荡？我是怎么搅进这一堆事里了？你说这话，就像是个正和妓女厮混的嫖客。”
“又是一个反常、可恶又怪异的家伙！”
“哦，对不起，内森。”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就那样紧紧握着，仿佛他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似的。“哦，像所有天真无知的女孩那样，我一头陷了进去。在爱尔兰门剧院里出演安妮·弗兰克。那时我才十九岁。我把半个都柏林都演哭了。”
“我对此一无所知，”祖克曼说。
他们回到皮埃尔酒店。“你愿意上去吗？哦，你当然乐意啦，”西泽拉说。她知道自己富有魅力，所以丝毫没有表露出假惺惺的自谦，可是另一方面，她也没有狂妄自大：事实就是事实嘛。他跟着她走进大厅，他的形象又模糊了，而她却被离开酒店的人们频频注目。他想到西泽拉十九岁那年以迷人的安妮·弗兰克出道，想到那些像西泽拉这么迷人的影星的照片，安妮·弗兰克把那照片钉在阁楼小床旁边的墙上。安妮·弗兰克竟然以这样的形象来到他身边。他竟然在他代理人的家里与她见面，她穿着带纱巾、珠子和羽毛的礼服。他竟然把她带到伊莱恩餐厅，招摇过市。她竟然邀他上楼去她的顶层套间。是啊，他想，生活自有其轻浮戏谑的办法，来对付像祖克曼这样正经的家伙。你该做的无非就是等待，它会教导你什么是嘲讽的艺术。
一进入她的起居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梳妆台上那一摞崭新的书；有三本出自他的手笔——平装本的《高等教育》、《百感交集》和《反意》。书旁边是个花瓶，里面插着二十多枝黄玫瑰。他好奇是谁送了它们来；当她脱下披肩走进浴室时，他偷偷踅到梳妆台旁，读了读卡片。“谨以此赠我爱尔兰的玫瑰。爱，爱，爱。F”她再回到房间时，他正坐在高背安乐椅里，从那里可以越过公园远眺西中央公园大道上的塔楼，正匆匆翻阅椅子旁边那张桌子上摊开的一本书。偏偏是索伦·克尔恺郭尔的书，名为《一位女艺人的人生危机》。
“那什么是女艺人的人生危机？”他问。
她面露忧伤，跌入对面的长椅中。“慢慢变老。”
“是克尔恺郭尔说的，还是你说的？”
“都是。”她把手伸过来，祖克曼把书递了过去。她跳着翻看，想找到她想要的那一页。她读道：“‘当她’——女艺人——‘刚刚到了三十岁时，她基本上就已经过气了。’”
“那是在丹麦，或许是一八五〇年的时候。我要是你我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你干吗要读这个啊？”
他想到这本书或许是“F”连同玫瑰一起送来的。
“为什么不呢？”西泽拉反问道。
“不知道。可能每个人都该读吧。你还在什么下面划了线？”
“每个人都会划线的地方，”她说。“所有提到‘我’的地方，都划了线。”
“我能看看吗？”他欠过身想把书拿回来。
“想喝点什么吗？”西泽拉问。
“不了，谢谢。我想看看这本书。”
“你可以从这里越过公园看到麦克·尼古拉斯住的地方，就是那个亮着灯的有三层楼的公寓。你认识他吗？”
“西泽拉，大家都认识麦克·尼古拉斯，”祖克曼说。“在这地方知道麦克·尼古拉斯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快点啦，让我看看那本书。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你在取笑我，”她说。“你觉得我是为了让你留下好印象才把克尔恺郭尔的书放在这儿让你看到的，不过我还留了你的书让你留下好印象。”
“快啦快啦，让我看看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感兴趣。”
最终她还是把书递了过去。“嗯，我想喝一杯。”她说着便起身为自己斟了杯酒，酒瓶就放在那束花附近。拉菲罗希尔古堡——也是“F”送的吗？“我看书的时候可没想到还会被批改打分呢。”
“‘而她，’”祖克曼高声朗读道，“‘作为一个女人，对自己的名字十分敏感——只是作为女人的敏感——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常常挂在人们嘴边，就连他们用手绢擦嘴的时候也不例外！’你知道这个吗？”
“知道，不必说，没这个诱人的我都知道。”
“说说看。”
“没必要啊。有必要说说的就是，这可不是我母亲把我从都柏林带出来时她心里的想法，她为了让我拿到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奖学金带我过来面试，那时我穿着带小圆领的衣服。”
电话响了，她却没有接。是“F”打来的吗？还是“G”或者“H”？
“‘她很清楚她是人们热衷的谈资，’”祖克曼读给她听，“‘连那些陷入无限悲哀中的人也会聊起她。她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这生活看起来挺辉煌；有价值的东西仿佛真的存在。然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假如她得寄生于人们的仰慕之上，从丰富的滋养中获得鼓励，汲取力量与灵感，重新奋力而为——因为，如果没有人们的真挚赞誉，即使是天才之辈也有失望脆弱的时刻，而女性天才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时候她才会真真切切地体会她曾经多次意识到的想法，那便是这一切都是多么得愚蠢可笑，对她这难以承受的光鲜心生妒意是个莫大的错误。’那些艰苦岁月啊，”祖克曼说，“那些备受崇拜的女人的艰苦岁月啊。”他又开始翻页了，找她其他标记的地方。
“我很乐意把书借给你，内森，当然也欢迎你坐在这儿继续把它读完。”
祖克曼笑了笑。“那你准备干什么呢？”
“做我常做的事。当我邀请一位先生来我房间，他坐下来看书，我就准备从窗口跳出去。”
“西泽拉，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对书的品位上。如果你像其他女演员一样，周身放的是哈罗德·罗宾斯[25]的书，那么男士就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
“我原来想用我的头脑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可结果呢你却对克尔恺郭尔的头脑印象深刻。”
“永远都有那样的危险，”他说。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她拿起听筒，接着又立马挂断了。然后她又拿起话筒，给酒店服务台打了过去。“中午之前请不要再往这里接电话了。……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信息我收到了。求你了，如果你能按我说的办我感激不尽。所有信息都收到了，谢谢。”
“我是不是该走了？”祖克曼问。
“你想走了？”
“当然不想。”
“好吧，”她说，“我们刚才说哪儿了？哦，轮到你说了。一个作家的人生危机是什么呢？他在处理与公众关系的时候，必须克服什么样的障碍呢？”
“首先，公众的冷漠；接着，假如他走运，公众的追捧。你们这一行就是要备受瞩目，我可受不了。我希望我的自我剖析展露与我本人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
“玛丽说你甚至连门都不想出了。”
“告诉玛丽我以前也不常出门。你要知道，我从事这一行当，可不是想把大众搅得疯疯癫癫的。”
“那是为了啥呢？”
“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哦，我穿着圆领的小童装时也是个好孩子，对亚里士多德教给我的文学观深信不疑。悲剧通过把情感推向极致而耗尽人们的怜悯和恐惧，而喜剧则靠着把那些当了真就很荒谬的事情模仿出来而给观众一种轻松愉悦的心境。嗯，亚里士多德让我很失望。他对荒诞剧只字未提，而我正是这剧中的主角——这都是因文学而起。”
“哦，并非全然荒诞啊。你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你太‘神经过敏’啦。”
“谁说的‘神经过敏’？又是玛丽？”
“不是，是我。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
“穿成那样的时候？”
“穿成这样的时候。别被装扮误导。”
电话铃又响了。
“看来他绕过了你设的防卫，”祖克曼说着打开书来消磨时光，她则在接与不接间举棋不定。于是就有了蜕变，他读道。这位女艺人洋溢着女性的青春气息，虽然讲的并非此词的通常含义。通常所讲的青春气息，会随年华消逝；因为时间或许是满怀深情、细心体贴的，可时间也对一切有限的事物和生命一视同仁，牢牢攫住。可是在女艺人这里，她好像有种内在的天赋，恰恰与“女性的青春朝气”这种理念相吻合。这是一种理念，而理念是一种非同寻常的——
“读了我的小书，你是想说你自己一点也不像书里那个臭名昭著的角色吗？或者，”电话铃声一停止，她便问道，“是我还不够有吸引力？”
“恰恰相反，”祖克曼说。“你都不知道你的魅力有多大，你都不能想象我有多道德败坏。”
“那么把书借走，拿回家读吧。”
快四点了，他手拿克尔恺郭尔的书下楼，来到空无一人的大厅。他刚刚走出旋转门，便看到西泽拉的豪车停在酒店的前面。西泽拉的司机，先前一直在读《卡诺夫斯基》的那个家伙，这时透过摇下的车窗向他行了个礼。“祖克曼先生，要送您到哪儿吗？”
这也是吗？难道他接到吩咐一直等到四点？或者整晚都得等着？西泽拉把祖克曼叫醒的时候说：“我想我宁可独自一人迎接黎明。”“一早有人来刷墙？”“不。可那些洗漱、冲马桶的事情，我还没准备好。”美好的惊喜。这是第一次她让人隐约见到那个穿小圆领衣服的女孩。他不得不承认他已不能自拔。
“当然，”他对她的司机说。“载我回家吧。”
“上车吧。”但是他没有像奥谢小姐在时那样下车过来开门。嗯，祖克曼想，可能他把书看完了。
他们沿着麦迪逊大街缓缓行驶，祖克曼坐在柔软的后座上，借着灯光读着她的克尔恺郭尔……她知道自己的名字时常挂在人们的嘴边，就连他们用手绢擦嘴的时候也不例外！他不清楚这算不算是他对一个崭新女人的激动，对那一切未知的兴奋——以及对那一切魅惑的兴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仅用了八小时就坠入了爱河，可是他贪婪地读着这段话，仿佛这一段是写她的。他对自己的运气难以置信。不过这好像也不是一场不幸。“不，也不全是荒谬。如果这震动了你自己，那搅动了大众的心也没有什么不对。我就不会为自己走到这一步而自嘲。”祖克曼默默地对她说了上面的话，然后擦了擦嘴巴，稍微愣了一下。都是文学惹的祸，想想吧！他可不想把这些告诉利维斯博士[26]，但心里没有丝毫亵渎神圣的感觉。
他们抵达他家，司机拒绝了祖克曼给的十元小费。“不，不，Z先生，这是我的荣幸。”他从皮夹里掏了张名片，从窗口递了出来，“如果有任何能为您排忧解难的地方，先生。”祖克曼走到街灯下看名片，这时车子已经绝尘而去。只见名片上写着：
价目表（每小时）
豪车，司机配枪 27.50
豪车，司机不配枪，保镖配枪 32.50
豪车，司机和保镖配枪 6.00
额外增设配枪保镖 14.50
最少承办业务时间：5小时
接受主要信用卡支付
（212）555-8830
整个后半夜他都在读她的书，第二天上午九点整，他打电话给酒店，被告知奥谢小姐正午之前不接听电话。他留下姓名，不知道在他们两点钟见了面到公园散步之前他该如何应对自己的得意欢欣——她说见面散步就足以让她心满意足了。他无法再把《一位女艺人的人生危机》看一遍，也无心再看填充这本小书的那两篇剧评。他已经看了两遍了，第二遍是在早上六点钟，他还做了读书笔记。他没有一刻不在想她，但总比一天到晚听取别人对他的看法、言辞和评论要更好些——有一种东西叫做“自我餍足”。“你可以想见，”他进来时对着空无一物的书架说，“我在宴会上喝了酒，在伊莱恩饮了香槟，又和西泽拉上了床，我应该把功课推迟到上午，现在先休息一下。”可是，坐在书桌前拿着钢笔、便笺簿和书至少让他觉得不那么白痴，而躺在床上像她的其他粉丝一样反复念叨着她的名字也太傻了。这当然跟写书写了一整夜的感觉不一样；自从完成《卡诺夫斯基》的那最后几个星期以来，他就再没有感受过那种通宵工作的兴奋劲儿。他对下本书写什么也没什么新的想法。所有鲜活而新奇的想法宛如书卷被尘封在了那八十一个硬纸箱里。可是，至少他还会把精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使自己不至于陷入空虚的低潮之中。现在，他满脑子里只有她。
他打电话到皮埃尔酒店，却没有接通，于是他就不知所措了。打开那些有半吨重的书吧，好，就这样！班克街的留恋结束了！跟劳拉已经了结了！把尘封在箱子里的那些头脑解封吧！然后解封你自己的头脑！
不过他还有个更好的主意。安德烈的裁缝师！书就放着吧，先去买件西服！为我们的威尼斯之旅置备行装！在西普里亚尼酒店登记入住！（他离开的时候，西泽拉说世界上唯一一家能让她在早晨心满意足地醒来的酒店是西普里亚尼。）
他在钱夹里找到了安德烈裁缝的名片，他的衬衫定做商的名片，他红酒供应商的名片，还有捷豹汽车供应商的名片。那天安德烈敲定了《卡诺夫斯基》的电影版权，卖给了派拉蒙影业公司，让祖克曼一九六九年的收入超百万，大约比他这辈子以前任何一年多挣九十八万五千美元。就是那天在橡树小屋吃中饭的时候，这些卡片被隆重地摆在了他面前。祖克曼把安德烈给的卡片放入皮夹里，他在那天的前一晚上为安德烈准备了一张卡片，他拿出来递给了他——一张大的索引卡，他在上面打了行字，出自亨利·詹姆斯的一封信。这一切与我所感、所见、所知以及希望所知的人生相去甚远。可是他的经纪人既没有受到些许启迪也未被逗乐。“世界是你的啊，内森，不要藏在亨利·詹姆斯身后了。他自己就藏在那后面，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去见见怀特先生吧，告诉他是谁推荐你来的，要他给你量身定做，就像他当初打造洛克菲勒州长。别再把自己当做哈佛的乳臭小子了，你是要载入史册的，演好你的角色吧。”
嗯，那天在怀特先生店里——他等着西泽拉起床——他定了六套西装。如果你买一套就冒冷汗，为何不来六套？可是为什么要冒冷汗呢？他有钱。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召唤。
他穿哪一面？怀特先生问。要花好久才弄得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最后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明其意。假如《卡诺夫斯基》表明了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他这三十六年来比大多数人更加关注他生殖器的命运，可是，当他忙于非关情欲的日常事务时此物偏向何处，他却毫不知情。
“中间，真的。”他说。
“谢谢，先生，”怀特先生说，做了记录。
他要在新裤子的前襟上钉纽扣。在他记忆中，当他终于长到可以穿带拉链的裤子而对扣纽扣的裤子告别时，大人终于相信他使用拉链时不会再夹住自己了，那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可是个非凡的日子。可是，怀特先生，这位言谈举止和穿衣打扮都无懈可击的英国绅士，询问祖克曼先生是否愿意改用纽扣时，祖克曼听出了话中的玄机，擦了擦脸答道：“哦，当然啦。”州长大人穿什么我就穿什么，他想。也可以学国务卿艾奇逊。他的照片和其他头面人物的像一起挂在怀特先生的带护墙的墙壁上。
量好尺寸，怀特先生和一个老助理帮祖克曼穿回夹克，脸上没有带出他的夹克如同破布之类的鄙夷。就连这助理都着正装，好似出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会议。
就这样，这三个人转向储布仓库，仿佛进了饱蠹楼（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他们挑选适合祖克曼先生在不同场合穿着的布料：待在城里和俱乐部时穿的；去乡下度周末时穿的；去看戏、看歌剧和赴宴时穿的。助理从架子上取下每一匹布料，让祖克曼用手指夹着布料感受质地。他们告诉他，在北美，考虑到极端的天气，最好备有十几套西服，以应对各种不测，可祖克曼坚持只需六套。他已经湿汗淋淋了。
接着挑选里衬。淡紫色里衬配灰色西装，金色里衬配棕褐色西装，有大胆花纹图案的里衬配乡村式斜纹西装……接着挑款式。是两件套还是三件套？双排扣还是单排扣？前面是两个扣子还是三个扣子？翻领要这么宽还是要这样宽？中间开衩还是侧面开衩？内兜——一个还是两个，要有多深？裤背兜——扣子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先生，您要吊裤带吗？
在西普里亚尼入住到底该不该穿吊带裤？
他们又开始讨论裤子的款式了——怀特先生恭恭敬敬地陈述着自己的想法，想要在斜纹布的袖口开个不大不小的喇叭形口子——这时祖克曼突然意识到此时已到了正午。有个紧急电话，他说。“先生请便，”他们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置身团团布匹中，给皮埃尔酒店打了个电话。
可是她已经走了。退房了。有没有给祖克曼先生留言啊？没有。她有接到他留的信息吗？接到了。可是她去哪儿了？前台一无所知——不过祖克曼突然明白了。搬到安德烈和玛丽那里了！她离开酒店，是为了躲开那个她不愿搭理的追求者。她已经做出了决定，她选择了他！
他错了。得到她绣球的另有其人。
“内森，”玛丽·谢维茨说，“我整个上午都在找你。”
“我在裁缝店，玛丽，为各种场合置办行头。她不跟你们俩住一起，会去哪儿啊？”
“内森，你得明白——她是挥泪走的。我从没见她这么伤怀过。我见着都于心不忍。她说，‘内森·祖克曼是我这一年来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那她现在在哪里？她为什么要走？”
“她去墨西哥城了。她从那里飞往哈瓦那。我亲爱的内森，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她只是跟我说了她对你深感内疚。”
“她告诉你什么了？”
“她早就有了恋情。从三月就开始了。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内森，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想和他做个了断，她知道这份恋情没有未来。她对这一切很懊悔。可是他是个从不允许别人说‘不’的人。”
“众所周知。”
“自从她到这里以后，他让他的驻联合国大使每隔五分钟就给她打电话。今天上午那位大使来到酒店，坚持要带她去用早餐。于是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要走了，这是被迫的。哦，内森，我也有责任。”
“不，玛丽。肯尼迪都奈何不了他，约翰逊也束手无策，尼克松也无计可施。你又能做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
“你们看上去真是登对。你看《邮报》了吗？”
“我一直没有出过试衣间。”
“嗯，刊登在伦纳德·莱昂斯的专栏上，报道了你俩一起去伊莱恩的事儿。”
那天晚些时候，他母亲打电话来，告诉他电视上也播了；事实上，她打电话过来是想确认他是否真的连招呼也不打就飞去了爱尔兰。
“我当然会打电话啊，”他向母亲保证道。
“这么说你们没去。”
“没有。”
“碧·沃斯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她在电视上也听到了。内森·祖克曼前往爱尔兰入住西泽拉·奥谢富丽堂皇的乡村庄园。是弗吉尼亚·格雷厄姆的节目。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个朋友。”
“她不是我的朋友，其实。”
“我也觉得不是。她年龄比你大多了。”
“她年龄不比我大很多，可这不是重点。”
“她真的比你大，亲爱的。我和你爸爸多年前就看过西泽拉·奥谢的表演，她那时演了个修女。”
“演的是见习修女，那时她还是个小孩儿。”
“报社从没把她当个小孩儿报道过。”
“嗯，可能吧。”
“可是，一切都还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我很好。爸爸怎么样？”
“他有点起色。我可不是为了安慰我自己才这么说的。梅茨先生每个下午都给他读《纽约时报》。他说爸爸好像完全听得懂。他都能看出来爸爸听到尼克松名字的时候有多生气。”
“嗯，真棒，不是吗？”
“可是你不声不响地走——我告诉碧这不可能。内森绝不可能不跟我吱一声就跑那么远的，否则他爸有事我找谁呢？当然，上帝保佑他爸没事。”
“没错。”
“那为什么弗吉尼亚·格雷厄姆要那么说呢？还在电视上说？”
“有人肯定向她谎报军情，妈。”
“真的？可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拍摄一系列名为“某某生活中的一天”的半小时电视节目（彩色）。其形式无非是古代希腊悲剧的翻版，就是对一位名人一天活动的不间断叙述，为观众提供独家视角，展现观众在一般情况下无法遇到或相识的人。我的公司名叫闻名制作公司，资金充裕，已经准备好开机仪式了。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拍某位名人一整天的活动，从早餐到晚上就寝，这位名人要能激起亿万观众的兴致。为了让节目中没有无聊的镜头，我们将对每个人平均进行为期四天的实拍。
我锁定了您作为我们节目中出现的首位名人，因为我都能想象得出您的一天有多么有趣。当然啦，您和您的“幕后”生活得到了广泛关注也是原因之一。我想，大家通过观看您工作和休闲的实景，定能获益多多。我料想这样一部片子将一定会促进您的事业——当然，还有我的。
请告诉我您的想法，假如您同意，我就派一两位记者开始前期研究。
谨启，忠诚的
盖瑞·怀曼
总裁
亲爱的怀曼先生：
我想您低估了您的拍摄时间，如果想让我的“生活中的一天”里没有无聊的镜头你得拍上无数天，无数周，无数年啊。真实反映我的“幕后生活”，很可能让亿万观众酣然而睡，绝不能让您的事业有何起色，反而会让它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日。最好还是另找他人吧。至为抱歉。
谨启，忠诚的
内森·祖克曼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我写了一部约五万字的短小说。写的是校园罗曼史，里面有露骨的性描写，不过挺幽默的，也有其他有趣的情节，情节不落俗套。就像您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一样，性是情节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精华所在。
我打算把它寄给花花公子出版社，可是又打了退堂鼓，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我和妻子离休在家，住在坦帕的退休村里，生活很是幸福。如果我的书大获成功，这儿的人发现了我是书的作者，那么我们马上便会失去朋友，也可能要变卖房产移居别地。
我不能对它无所作为，那些喜欢露骨性描写或者只要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在，就不排斥性描写的读者读了它一定会大感愉悦。您是位功成名就的作家，所以，正如您所为，定能出版那样的书，而不担心什么负面影响。
望您告知我是否可以把手稿和我的有效地址寄给您。然后，如果您喜欢，您或许会希望从我这里径直购得它，作为一项投资，然后将它以他人名义予以发表。
谨启，忠诚的
哈利·尼克尔森
电话响了。
“好吧，”祖克曼咆哮道，“你是谁？你，尼克尔森？”
“目前我们只要区区五万块，因为我们还没真的动手。绑架真是劳民伤财。要计划，要构思，还要训练极其有素的队伍。我们真动起手来，五万可捞不回成本。我要是不想赔本，像这样的绑架我至少向你要三十万。像这样的绑架，举国关注，我们背负着巨大的风险，所有参与者都得给予适当补偿，更别提设备花销，也不要说时间耗费了。不过，如果你要我们启动，我们马上开始。你再敢挂电话，就可以瞧瞧我们行动有多迅速。我手下的人早就整装待发了。”
“在哪里整装待发，蠢货？”电话里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声音，装出来的语音语调活像那些被捶晕的拳击手。祖克曼就听着这样的声音在威胁要绑架自己的母亲。“听着，”祖克曼说，“这已经不有趣了。”
“我要五万块钱现金。否则我们就要大动干戈了，到时候你至少要出三十万，更别说你们家老太太身心受苦了。有点良心吧，祖克。难道那本书给她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吗？别再火上浇油了。不要让她后悔生了你，宝贝儿。”
“听着，这是你第三次打过来了，目前为止这已经成了个令人作呕胡言乱语精神错乱的小笑话……”
“哦，别跟我提什么令人作呕的笑话！你敢骂我，你个混蛋书生！你个骗子！看看你对你家都干了什么，你个没良心的野种——还披着高雅艺术的皮！我平日里比你强多了，不止强一百倍，你个大便脸。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恨暴力。恨痛苦。这个国家天天发生的事让我难过。罗伯特·肯尼迪是个了不起的领袖！那个疯狂的阿拉伯杂种把他毙了，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能扭转乾坤！不过别人对我评价如何跟你没啥关系。天知道，我不必向你这样的骗子证明我是个好人。现在我们在正儿八经地谈钱，不比你在电话上跟会计谈的那些恶心多少。你赚了五万块钱，我想得到它。就这么简单。我都不知道以你那个经济地位，作为一个儿子，拿出五万块钱来让你妈少受点委屈，为啥还会犹豫不决！想想要是换成癌症，你还会觉得这是个令人作呕的笑话吗？你还会宁肯让她受苦也不愿花点小钱？天啊，你马上就会因为续书再赚上几百万了。你一年要挣多少才够？世人还都以为你是纯洁无比，连接过出租车司机找回零钱时都要捂住鼻子。你个骗子，你个伪君子！我夺不走你的天赋，但是，你要明白，在剥削他人这一点上，你可不清白，所以别在我跟前装大头蒜！因为，如果那是我妈，那么我告诉你吧，根本就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我一定立马照办。可是，我一开始就绝不会让她牵扯进来的。我可没这个本事。我可没有你那个本事剥削家人，让他们遗为笑柄。我可没那个本领！”
“所以你就选择干这个，”祖克曼说，一边想着对策。约瑟夫·康拉德会怎么做？列夫·托尔斯泰又会怎样？安东·契诃夫又怎样？他还在学校里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作家，他常常这么想事情。可是现在这个法子可不怎么奏效。这事恐怕最好问问阿尔·卡彭[27]。
“没错，”他听到电话里说，“我是选择了这行。我可没使用暴力，我从不提无理的要求。我会事先做调查，鉴于我的成本投入，我的报价一点也不过分。我也不想让谁受苦。我恨苦难。这一生中，我见识了太多的苦难，我活几百辈子这些见证的苦难都够用了。我唯一所关心的是，我的投资以及投入的工时要有合理的回报，以及做事情要尽职尽责。我向你保证，不是所有人会像我这么负责地做事。不是所有人都会想得这么周到。他们像疯子一样绑架，跟学生娃一样干，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的傲气不允许我那么干。我良心上也过不去。我极力避免那种事情发生。而我确实会避免，如果对方也是像我一样有良心的人！我在这行已经干了好多年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受到伤害呢，除非他们太贪婪了自找苦头。”
“你从哪儿听说我的续书又赚了一百万了？”但愿他有个录音机。他的小索尼录音机在班克街劳拉的办公室里啊。所有他需要的东西都在那。
“我可不是‘道听途说’。我才不会那么干呢。我在你的档案里看到的，它现在就在我手边，我正读着呢。《综艺》，星期三才出的。‘独立出版人鲍勃·‘斯里佩’·拉古支付将近一百万……’”
“可那是假的。鲍勃·‘斯里佩’·拉古在信口开河，他一分钱也没付。根本没有什么续篇。”
这种办法对头吗？记得报纸上有这么推荐过，跟绑匪说实话，把他当回事，平等相待，跟他交朋友？
“但是，拉古先生可不是那样告诉我的伙计的。真逗啊，在这件事上，比起你来，我倒更相信我的伙计。”
“我可爱的先生，拉古是在营销自己。就是这么回事。”这人是佩普勒，他想。阿尔文·佩普勒，那个犹太陆军海战队队员！
“嗬，嗬，嗬。真逗。果然不出我所料，不愧是美国文坛狂野派讽刺家！”
“听着，你到底是谁？”
“我想要五万块美元，用百元纸币。请不要做任何标记。”
“我怎么把没有标记的五万块钱给你？”
“啊，终于说到正题上来了，这不就有进展了嘛。你只需去洛克菲勒广场的银行把钱取出来。到时，我们告诉你什么时候接头。然后你就可以行走了。多么简单呐。根本用不着什么大学文凭。把钱装在公文包里，重新回到大街上，一直往前走就行了。从那儿开始，我们来关照一切。不准报警，内森。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可就不好收场了。我憎恨暴力。由于暴力，我的孩子们看不了电视。杰克·鲁比[28]，白痴杰克·鲁比，他都快成了美国的守护神了！因为暴力，我在这个国家都快待不下去了。在反对那恶心的战争方面你可不是孤家寡人。真是场噩梦，国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会不遗余力地避免暴力。但是，如果我嗅到了警察，那我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那我就要干出被威胁的人要干的事了。那就是说，警察搞臭了迈阿密海滩，警察让纽约臭名远扬！”
“朋友，”祖克曼说，他改变了策略，“B级电影看多了。行话，笑声，一切都照搬。一点原创都没有。一点没说服力，从艺术上来说很糟糕。”
“嗬，嗬，嗬。也许是吧，祖克。嗬，嗬，嗬。也是活生生的现实。我再联系你定接头时间！”
这回可不是小说家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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