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一家四口回了一趟陕西塔尔坪。无论他在哪里出生的，在哪里生长的，他的血脉还在塔尔坪，他的爷爷还一个人生活在塔尔坪，他的祖先还埋在塔尔坪。
回去是坐了飞机的。如今孩子真幸运，有飞机坐，不太折腾，可以从高处向下俯视。其实坐飞机，对葫芦娃来说，是最无趣的了，除了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此时的葫芦娃，除了对人好奇，对树木、花草、动物和天空，都是没有感觉的。树木总站在原处，花草总不动声色，动物总那么稀少，又那么无法靠近，天空总是茫然的，即使晴着，也只有一抹蓝。
人不一样，不仅就在身边，而且神出鬼没。有认不完的人，每个人又都是变幻莫测的。
葫芦娃坐上飞机，对前后左右的人，既怀着好奇之心，又存在无限的戒备。我、小青和丈母娘三个人，座位并没有靠在一起，害怕吵闹到了别人，所以想调换一下，但是坐在靠窗位置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半闭着眼睛，也许是睡着了，也许太年轻，无法体会带孩子的不易，对于我们的提议他无动于衷。葫芦娃开始使劲挣扎，哇哇地哭过一阵子，等到飞机正式起飞之后，他的情绪逐步好转了起来。他不停地在过道上疯跑，如果有人在玩电脑，或者在看书，他都要跑过去与人套近乎，猛然拍打一下人家的书，或者是上前要夺人家的电脑。
对于这种干扰，大部分人都是哑然一笑，尤其是洋人显得更绅士一些，甚至会主动与葫芦娃一起玩。也有一些人是漠然待之的，还有那么一个人显示出了不满。我们后排，坐了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是有养育经验的，她们的母性之光早就熬尽，所以往往对于孩子的态度最为平淡。葫芦娃踩在我的身上，一会儿站起来，朝后轻轻拍一下，一会儿躲在座椅背后，透过座椅之间的缝隙，朝中年妇女瞄一眼，与人做着躲猫猫的游戏。无论葫芦多么情绪高涨，中年妇女仍然在吃东西，在看报纸，一动不动，最多就是轻轻一笑。
葫芦娃对世界的友好，获得的是这样的回应，我真替他难过。
好在葫芦娃并不明白什么是漠然。
下了飞机，我们从咸阳机场租了一辆车，穿越秦岭隧道回到了老家。在丹凤县城，为了弥合小姐姐与丈母娘之间的关系，我特意在小姐姐家做了短时间的停留。小姐姐一家有点慌乱，不明白怎么招待我们才好，所以按着我的喜好提前蒸了一锅扁豆与土豆。我吃了大半碗，这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小时候，母亲去世，大姐出嫁，小姐姐在家主事，因为闹饥荒，小姐姐特别节省，有点扁豆和土豆，也舍不得蒸着吃。扁豆会煮熟了晒干，土豆会窖起来，吃上整整一年。而且多数是留给客人，或者是过年过节。
丈母娘与小青一口未动，一是不习惯这个味道，二是害怕卫生问题。她们在上海时，不太爱吃扁豆与土豆，对卫生要求更是极其严格，筷子碰到了餐桌，那都是要重新换掉的。但是小姐姐家的碗，都是洋瓷碗。用洋瓷碗待客，那是非常高的礼节。因为洋瓷碗大，一次盛得多，分量又轻，端在手中，还暖和得像个手炉。小姐姐家的洋瓷碗，边上不仅有油污，有些还生了锈，感觉不干净。
我用筷子小小地夹一点，谨慎地放在嘴里。嘴巴不碰碗，也不碰筷子。不像以前，稀里哗啦，如今是慢腾腾的，似乎文雅了一些，其实是担忧。原来吃饭，狼吞虎咽，还没有尝出味道呢，已经咽下肚子了，只留下香气让人回味。你越回味就越香，所以小时候的饭，一直忘不了，觉得特别好吃。如今吃得慢，又是细嚼慢咽，所以就吃不出什么，总感觉过去吃的，比现在吃的，要香。以为是东西变了，其实是人变了，吃饭的方式变了。
小青与丈母娘不动筷子，小姐姐便又换了一样，包饺子。她换上的饺子，还是按照我小时候的口味来的。饺子皮是手擀的，饺子馅是萝卜猪肉的，汤里放了葱花和猪油。但是小青与丈母娘，还是没有动一下。自己不动也就算了，还趁机给葫芦娃冲奶。小姐姐便坐在那里尴尬地笑。
我十分内疚，顾不得那么多，捞了一大碗饺子，端在手中一边吃，一边啧啧地说，太香了，小姐姐包的饺子，还是那个味儿。我吃得多，小姐自然是高兴的，但是小青与丈母娘不吃，让小姐姐怀疑她们看不起。小姐夫不在家，倒是小姐姐的女儿懂事，从单位回来发现大家僵着，赶紧跑到街道上，买了几斤葡萄。
别小看丹凤的葡萄，那可是有些历史的。据史册记载，大唐贞观年间，突厥贡葡萄进京，大家都不知其名，太宗手指龙柱高呼：真龙眼也。遂引种神州，渐入丹凤境内。一九一一年，有位意大利人安西曼，出身于一个酿酒世家，当他以传教士的身份云游至丹凤县时，看到此地山明水秀，又盛产龙眼葡萄，于是利用祖传技艺开了一家葡萄酒厂。或者他把酿酒当成了宗教，在酒中注入了神性，经他酿出的葡萄酒，色如红宝石，醇如琼浆玉液。有位朋友，二十世纪拍了一个连续剧《糊涂十四》，再次引爆了“糊涂酒”。过年过节，好多人家都会备上一桶，我品尝过一阵子，不是为丹凤吹牛，比起拉菲口感要好。有人把此工艺引进到了其他地方，酿出的葡萄酒立马失去了色泽，恐怕皆因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的关系吧？
这么好的东西，小青与丈母娘还是未动。经我苦口婆心地介绍了半天，她们勉强允许葫芦娃吃。小孩子对食物的判断是最真切的，不受记忆的影响，也不受环境的影响，葫芦娃吃了几颗，就特别特别喜欢。她们是一颗颗剥了皮给葫芦娃吃的。在上海吃葡萄，要在凉开水里放入盐，把葡萄起码泡上半个小时。即使如此，葡萄皮照样是不能吃的。我在上海不习惯，也嫌麻烦，连皮一起吃。小青为了阻止我，每次把葡萄皮剥掉，插上牙签，才端到我的面前。
这不怪她们，因为葡萄上会有农药残留。
我用水把葡萄洗了又洗，但是她们还是不吃，不明白有什么心思。
离开县城，我们开着车进了山。此时正是夏天，处处都是我旧时的身影，四处都是溪流飞瀑，满山遍野都是野果子。我是被这里的山水养大的，在每一座山中放过牛，甚至还打过猎；在每一片树林子中采过天麻，挖过柴胡与苍术；在小河里戏过水摸过鱼；尤其这条九曲连环的小路，是我出门或者是回家必经之地。所以，这是葫芦娃生命的起源，是葫芦娃人生的根。每走几步，我就把车停下来，希望葫芦娃能够下车，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给他拍拍照片留个纪念。
但是，路太弯曲了，有些地方倾斜到了四十五度以上，感觉像是竖了起来。可能葫芦娃晕车，也可能长途跋涉太劳累了，只要车一停下来，他就哇哇大哭。中间要翻过一座叫苍莽岭的山，此山之高，似乎可和秦岭比肩。即使在夏天，上边也是寒气逼人，站在山顶上极目远望，一片苍苍茫茫，有老鹰在身边盘旋着，尤其是旁边树林之中，时不时会有野猪穿过。
小时候，这里还不通公路，是没有汽车的，从村里到县城整整八十里，是要一步步走下去的。春天夏天秋天，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果实，一边走路一边摘点野果子充饥，并不觉得有多吃力。但是到了冬天，不但没有什么吃的，路也全被大雪淹没了。上山时，一步三滑；下山时，连滚带爬。早晨出发，走到县城一定会摸黑的。记得第一次爬上苍莽岭，看着四处白茫茫一片，我简直绝望透了。
当时对着远山，我许了一个愿，愿走出去的人再不回头。
我把车停在顶峰，那上边有一块碑，想在碑前给一家人合个影。我总觉得人生无常，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尤其对于葫芦娃来说，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再过一年，两年，三年，还是五年，谁也说不清楚第二次会是什么时候。
我一停下车，葫芦娃就哇哇地吐了，把在小姐姐家吃过的葡萄全部吐了出来。我说，抱出来吹吹风吧。对于晕车的人，透透风确实是有效的，另一方面我还想努力一下，不想让葫芦娃错过这个机会。小青还是说，走吧，风大，别感冒了。我趁着他们方便之机，钻进了树林子里，随手采摘了几串五味子。
五味子在我们那里，是十分普通的药材，它在秋天成熟时，是水红色的，而且是甜的。小时候采摘下来，是舍不得吃的，要放在水里轻轻煮一下，捞起来晒干，然后卖钱。如今大家赶在夏天便采摘了，中药药效不好，就是原因之一。据说，五味子还被有些商人，收购回去不当药材，而制了辣椒面。五味子是不辣的，但是磨成粉后，与辣椒粉相似，再加上工业原料，变成了假辣椒……不说了，不是我们长大了，而是好多东西变味了。
夏天的五味子还是青的，像一个个绿色的水泡，吃起来有一点生涩。如果没有记忆的话，肯定不是什么美味。我没有递给小青她们，也没有让葫芦娃去尝尝，而是把它悄悄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每次说是回家，其实并不住在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已经破败，窗户上的玻璃蒙上了灰尘，终年是照不进一丝阳光的；墙壁出现了裂缝，不仅仅透风，还有蜈蚣类的虫子，能顺利地爬进爬出；一张铺着麦草的土炕，多年已经没有烧过，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纸糊的楼顶被老鼠咬得七零八落，大白天也能听到老鼠在上边发出吱吱的叫声。尤其是阁楼上，放着父亲给自己打的棺材，还有一身老衣，我没有亲眼所见，但是父亲向我描述过，每次想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
这样的家是无法住下的，只剩父亲一个人守着不放。每次回家，我们都是住在大姐家里。大姐家在镇上，离我家有三十里路，有座临河而居的小洋楼，小洋楼里有淋浴房，有洗手间，有自来水，有席梦思，有空调冰箱，还有大彩电与网络。除了做饭不用煤气，还用柴禾之外，与城市里没有什么两样。
父亲提前一天被接到了镇上。父亲一直守在路口等着我们，一遍遍地问我们到哪了。我们说，到西安了，到丹凤县城了，到苍莽岭了。无论我们还有多远，父亲都不肯回去，依然站在路口望着半山腰的那条弧线。但是我们走进大姐家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
父亲从厕所钻出来笑着说，上个茅司，把你们错过了。
父亲没有拥抱葫芦娃，更没有上前亲亲葫芦娃。我觉得，父亲并不是嫌自己脏，而是担心小青与丈母娘责怪。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有拥抱过我，手也没有拉过。我与父亲之间唯一存在的，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暖脚。我唯一与父亲的亲密，就是我把他冰冷的脚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冰，或者是抱着一个月亮。
父亲远远地说，长大了，长高了。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糖果，我相信这是父亲精心准备的。在我们那里发糖果，是大人对孩子最高的礼遇。葫芦娃毕竟还是认生，他躲在丈母娘的怀里，根本不愿意去接。
我说，快叫爷爷。
他还不会这个词，或者说他还没有把这个词与面前这个老人对应起来。
所以他立即跑开了。
也许血缘是天定的，也许父亲本身的慈祥，也许他们是第二次见面，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事儿就有了逆转。最先，葫芦娃像只小蜻蜓，故意朝父亲身上，撞一下再跑开，撞一下再跑开；然后，父亲即使不给他递什么东西，他也会跑过去，从父亲手中，一会儿抢走一个栗子，一会儿又抢走一个打火机。最后，他干脆骑到了父亲的身上，或者是猛然喊叫一声“爷爷”。
父亲耳朵平时是聋的，但是葫芦娃喊叫“爷爷”的时候，他似乎是听清了的。
每次一高兴，父亲就说，真是土匪，或者说，匪得很。在我们那里，给孩子最喜欢的称呼，不是宝贝，不是毛毛，而是土匪。
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喜欢，还有一种偏爱。
葫芦娃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这么偏远而落后的地方，无论是葫芦娃的吃，还是葫芦娃的睡，小青与丈母娘都是十分担心的。
第一个担心是吃，很容易就解决了。葫芦娃的碗筷都是自己带着的，每次吃完了饭我们自己洗，洗完了再用开水消毒。大姐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给葫芦娃熬大米粥。然后榨豆浆，豆浆里放了核桃仁。每次要榨一大盆子，孩子大人一起喝，每个人可以喝上两大碗。除此之外还烙了锅盔。大姐烙的锅盔，吃起来不软不硬，香味中夹杂着一股子发酵出来的淡淡的酸。没有想到的是，小青与丈母娘喜欢吃，葫芦娃也喜欢吃，每次能吃小半块。午饭就煮排骨汤，汤里下了土豆，下了萝卜，下了扁豆，配上大米饭。
关于吃的方面，小青与丈母娘都是十分满意的，按照葫芦娃自己的说法，胳膊上已经长出了小肌肉。
回上海之前，小青从镇上买了一袋子大米，说这里的大米与上海不一样；丈母娘从镇上买了几十斤排骨，说不仅味道好，而且太便宜了，在上海一斤几十块，在这里是颠倒的，一斤才三块钱。因为这里的人都干体力活，喜欢吃肉，不喜欢喝汤；我从镇上买了一个大饼机，专门用来制作锅盔。
回上海之后，那豆浆，那锅盔，那排骨汤，我们也照着大姐教的方法做了，总感觉还差点什么。
恐怕差的是水，上海是漂着一层白垢的自来水，这里都是清冽甘甜的山泉水。
第二个担心是睡觉，实实在在折腾了很久。葫芦娃到了陌生环境，尤其到了天黑，一点都不适应，一会儿冲进这个房间，一会儿冲进那个房间。但是那个熟悉的环境不见了，所以他很恐惧。不睡觉也就算了，还使劲地吵闹，哭得昏天暗地。而且他什么人也不要，连小青也不要，只要丈母娘带着他，看不到丈母娘他就会不安，害得丈母娘连厕所也不敢上。对于这事儿，我与小青还有点吃醋，亲爹亲妈不如外婆，在家人面前很伤自尊。第二天，正好丈母娘感冒了，又发烧又流鼻涕的，实在没有精力哄他，我与小青只好轮流抱着。我们抱着他坐在床上，想用大灰狼吓他，想用奶堵住他的嘴巴，在枕头边放了一只玩具熊，模拟在上海时候的环境。甚至我们把灯拉黑，小青不停地给他唱歌，我则抱着他在地上转圈子。
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仍然哭闹到大半夜，自己把自己折腾累了，才迷迷糊糊地睡了。
带葫芦娃回老家，并不是想给他留下什么记忆，这么小个孩子什么记忆都不会有，只是想给他留下一点纪念，等他长大了问起来，我们也有故事给他讲。讲他在一岁前回故乡，是个什么季节，这个季节山上都有什么，在故乡遇到了什么人，吃了些什么东西，睡在哪里。
我还有一个心愿，满足一下大人的心愿，父亲年龄这么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得让父亲在生前明白，陈家开枝散叶了，他的血脉在世上延续下去了。我还想带着葫芦娃去母亲坟头，给他奶奶磕个头，让他奶奶明白，她抱孙子了；去哥哥坟头，给他大伯说声谢谢。
如果不是他大伯在一次车祸中救了我，我可能也不在人世了。
没有我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他葫芦娃的存在。
在第三天下午，我带着葫芦娃与父亲一起，回到了真正的故乡塔尔坪。
我们那个村子叫塔尔塔。塔尔坪是我的出生之地。它是我的根，当然也是他葫芦娃的根。葫芦娃虽然在上海出生，可以把一些东西转移到上海，唯独他改变不了他的根。我去给葫芦娃上户口，我想把他的籍贯改成上海，但是公安部门是不允许的，所以葫芦娃的籍贯还是陕西。
带着葫芦娃在家里转了一圈，房子里实在太昏暗了，我们搬了个凳子坐在院子。葫芦娃在院子里，东跑跑，西转转，东看看，西摸摸，钻到房后围着一棵山萸树，要摘上边的果子。这棵山萸树，是我离开的那一年栽的，如今有碗口那么粗。听父亲说，一年能摘几十斤，可以换来一年的油盐。
我与葫芦娃其实都是一棵树。
我是一棵大树被移栽到了上海，葫芦娃则是被直接种在了上海。
如今我们回到了原地，与根重叠在了一起。
我去了小卖部，买上坟用的火纸，遇到一帮老人，他们拉我坐下来，聊了一堆的事儿，都是关于父亲的。有人说，劝劝你爹吧，整天往山上跑，这里挖点药，那里砍棵树，万一摔倒了，咋办呀。有人说，还是把你爹带走吧，这么大个年纪了，一个人住在这里，多孤单啊。我说，他不肯啊，一是不习惯外边，二是放不下这里，舍得这里的房子，也舍不得这里的山水。
父亲不愿意随我到上海，什么原因都不是的，他其实也是一棵树，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一棵被土埋到脖子的树，他的根扎得实在太深了。这么大个树，你想把它移走，根已经拔不出来，硬要拔出来移到别处，肯定是不能成活的。
太阳下山的时候，塔尔坪就起风了，风特别特别厉害，又特别特别的冷。加上那么大个院子，多数门都是锁着的，多数房子都是空着的，如今只有父亲一个人，所以随着阴影的膨胀，显得十分阴森。葫芦娃感觉到了这种阴森，吵闹着一直朝外边冲。
小青催我，赶紧走吧，不然天就黑了。
我心想，自从葫芦娃踏上这块土地，地下的亲人应该是有感知的，于是我没有带葫芦娃去上坟，放下火纸与祭品，交代父亲有空的时候，替我们去坟头烧一烧，开着车离开了塔尔坪。回到镇上的当晚，我莫名其妙地发烧了，烧到了近四十度。
小青说，是下午受凉了。
丈母娘说，塔尔坪阴气太重了。
其实，什么都不是的，是母亲与哥哥生气了。
我一边吃药，一边在心里念叨着对不起，还按照农村的习俗，让大姐拿来一个碗，盛上半碗清水，把三支筷子竖在里边。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从陕西回到上海不久，迎来了葫芦娃一岁生日。
那天，我在银行专门以葫芦娃的大名陈不旧，为他申请了一张银行卡。为了得到一个吉祥的卡号，我一连跑了三家银行。在民生银行遇到的卡号，中间含有太多“一”这样的小数字，在招商银行遇到的卡号，最后一位数字竟然是“四”。我无奈又去工商银行，排了五个多小时，总算遇到了几个“六”和“九”。
我往这张卡里，存进了六百六十六块六毛六，这串数字算是我送他的礼物。
小青则给葫芦娃订了一个蛋糕，在南京路上的小南国预备了一桌酒席。
天黑之后，几十名亲朋好友汇聚在一起，给葫芦娃唱生日歌，让葫芦娃吹蜡烛，由小青代替葫芦娃许愿。小青双手合十，默默地许了一个愿，她没有告诉我这个愿是什么，我相信一定与葫芦娃的成长有关。
大家不停地举杯，聊那些与成长有关的往事，包括丈母娘那一辈的，也包括小青我们这一辈的，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葫芦娃，有关三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七岁上小学的时候，十三岁进中学的时候，十八岁上大学的时候，三十而立的时候，一直聊到了六十岁，九十岁……像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河，河中关键的地方已经布好了一颗颗石头，葫芦娃必须踩着石头，一步一跃地走过去。
小青说，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我说，今天一样，也是我的生日。
丈母娘说，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我们一家人把这一天，早就定为所有人的生日。
大家就问，真的吗？这太巧了吧？
我们一家人相视一笑，也不解释，只是再次举杯，互道一声：生日快乐！
葫芦娃忽然提起一只玻璃酒杯，吵着闹着要小青给他倒酒。小青装模作样地提了一只茶壶，给他倒了一杯茶。葫芦娃不肯罢休，此时他已经明白，什么是酒什么是茶了。我真给他倒了一点葡萄酒，然后让他端起了杯子。
小青问，为什么干杯？
葫芦娃与大家歪歪扭扭地碰了一下，然后大声说，为和平干杯！
还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按照农村的习俗抓周。我们在一个盘子里，预备了现金与银行卡，预备了钢笔和毛笔，预备了金手镯与珍珠项链，预备了一块石头和一枚印章。还预备了我出版的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封面是大红色的，不仅十分喜气，而且是我喜欢的一部作品。按照小青的意思，之所以要预备我的书，是想让儿子以我为榜样，在未来能像他爸爸一样。
小青预备这些东西时，充分考虑了它的寓意，它的价值，它的颜色，它的款式，甚至轻重与大小都考虑进去了。
亲戚朋友们大呼小叫，死死地盯着那一沓钞票；丈母娘指了指摆在显眼位置的金银珠宝；小青抱着葫芦娃暗暗地使劲，靠近那几只毛笔和钢笔。我多么希望替葫芦娃做出选择，也希望葫芦娃的选择命中自己的内心。但是葫芦娃目光游移，一会儿瞅瞅桌子上的残羹剩饭，一会儿抬头望望房顶。他似乎在寻找鱼骨与鸡腿，又似乎在搜索窗户和吊灯。
似乎任何一种东西都无法吸引得了他。
似乎什么东西也无法代表他的未来。
但是，在大家惊心动魄的注视下，他没有挑最鲜艳的红色，也没有挑最值钱的金子，更没有挑文房四宝。
最后，他一伸手，先抓了一块石头。
不到十秒钟，他丢下了石头，又抓住一枚仍是石头的印章。
那块石头看上去非常朴素，它与一般的任何石头没有两样。但它是一块化石，一块有着几亿年历史的天鹅蛋化石——这颗石头里沉睡着白色的羽毛，还有一对白色的翅膀和一片蓝天。那枚印章看上去也无特别之处，普通的一块鸡血石而已。不过这枚印章是龙头的形状，有朋友雕刻的一句人生箴言，箴言里边藏着两个字——陈仓。
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朽的，除了那些暗含着一切意义的石头之外。
我不明白其他人是怎么看待的，但是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个预言。
（责任编辑：陈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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