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粥应该都是用文火慢慢熬出来的，不过我们这锅粥偶尔还是用了武火。不能说文火就好，而武火就不好，在中药熬制中，文火多用于煎补虚药，武火多用于煎解表药，其实是各有所益的。
几乎天天黄昏，父亲都会坐在门槛上，一边忧愁地抽烟，一边看着门前的树梢。有人从外边回塔尔坪，无论是我和姐姐，还是其他不相干的人，他就会对人家嘟哝着说，这么好个村子，以后还不明白成了谁的。父亲虽然一直没有催着要抱孙子，但是这话里明显含有后继无人的焦虑。
葫芦娃出生后，我给父亲打电话报喜的时候，父亲在电话那边只问了一句话，儿子吗？我说，是啊，你抱孙子了，高兴吧。父亲再没有说别的，或许是他高兴得不明白说什么好，或许是躲在旁边偷偷流泪去了。接到消息后第三天，父亲就与小姐姐、姐夫一起，坐着长途大巴从老家赶到上海来了。过去要让父亲到上海来，那真是比登天差不多，他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要么麦子黄了，要么土豆熟了。这么多年只有一次来上海，几乎是被我给绑架了的。我说他再不来上海，就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来看孙子，真是想都想不到的事儿。
我没有精力陪他，于是我想阻止他，等葫芦娃满周岁时再来，但是他说，来看一眼就走。这让我不太忍心，还是答应了。
按照惯例，父亲外出之前是要净身沐浴的，还会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就连头发也会洗好，胡子也会刮一刮的，生怕遭到人家的嫌弃。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他甚至还买了一件新线衣，穿了一双新鞋子。但是到上海后，还是照着我的吩咐，进门第一件事儿，就是换拖鞋，去打浴。打浴是上海话，意思就是洗澡。
父亲与小姐姐、小姐夫听了，没有任何不高兴的，毕竟葫芦娃马上要回家了，讲点卫生是应该的。几个人洗完澡，丈母娘已经准备好了换洗的衣裳。不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而是丈母娘从家里搜腾出来的。有鞋子、外套和内衣。给父亲和小姐夫换上的，一部分是我穿旧的，一部分是岳父的遗物；给小姐姐换上的都是丈母娘的，丈母娘虽然花甲之年，可是她的衣裳穿在四十多岁的小姐身上，倒显得有些艳丽了。三个人特别高兴，因为旧是旧了点，却也没有任何破烂，质地还比较舒服，款式也比较洋气。
在没有葫芦娃的时候，生活都是按照惯常方式运行的，自从有了葫芦娃之后，似乎葫芦娃成了一个很大的磁场，很多事儿就有了干扰，不可思议地偏离了轨道。当他们洗完澡，换完了衣裳，准备把脏衣裳洗掉的时候，被丈母娘给阻止了，说让他们别管了，会统一放在洗衣机里的。
我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几乎都有点不认得了。他们个个变得时髦了，如果不看他们的表情，不看他们黝黑的脸，不握住他们粗糙的手，你肯定会以为他们是城里人。
天气冷冷热热的，按照城里人的惯例，每天都得洗个澡。他们三个人洗了澡，找自己当初的衣裳怎么也找不到了。小姐夫说，被丈母娘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他们明白，我们是考虑到葫芦娃，才把衣裳给藏起来的。
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发现父亲、小姐和小姐夫三个人，安静地待在另外一个家里。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厨房里泡着半锅面条，面条竟然是生的，桌子上还放有几个馒头。我问起来的时候，父亲不说话，姐夫支支吾吾。小姐姐搓着手说，咿呀，想自己在那边做饭吃的，但是笨死了，不会用煤气灶。
其实不是他们不会用，而是煤气灶坏掉了，根本就打不着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过去一起吃呢？小姐说，有个坐月子的，还有个葫芦娃，不好意思去呀。小姐夫说，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吃过了，前边准备煮点面条，最后还是买了馒头。我说，就馒头吗？他们说，这馒头挺香啊。我说，那喝水呢？他们说，不渴，渴了水龙头上有呀。我一阵心酸地说，赶紧跟我走吧。他们三个都不动身，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说，你们应该过去帮帮忙吧？小姐姐说，我们插不上手啊。我说，帮忙抱抱孩子，做做饭也是可以的吧？小姐姐说，人家不让啊。我说，怎么会不让呢？我们本来要请保姆，但是一点都不放心，所以让你来就是帮忙的。小姐姐说，我们笨手笨脚的，不会用煤气灶，也不会用高压锅，冲个奶粉吧，也把握不好温度，我们感觉挺好的，人家用温度计一量，总会差一度半度的。
我说，那你帮忙洗洗碗不行吗？小姐姐说，我们连碗都不会洗，比如洗个奶瓶吧，要用开水烫，要放在微波炉里转，洗好了后还不能碰到奶嘴子，我们一点都不会呀。我明白，他们真是不会的，在老家洗碗不用洗洁净，也不用消毒碗柜，更别说烫奶瓶了。
我说，那你们帮忙哄哄葫芦娃，他哭的时候哄哄他总可以吧！小姐姐说，哄不成啊，不让沾身啊。我说，为什么？小姐姐说，可能嫌我们脏吧。我说，怎么会呢。小姐姐说，从第一天来，我就天天洗澡，衣裳全部都换掉了，哪有用呀，衣裳都扔掉了。我说，衣裳都扔掉了？！你们自己扔的？小姐姐说，哪是我们啊，我们可舍不得，有些衣裳还是新的，被人家藏起来了吧。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葫芦娃，父亲想上前去亲一口，被我们给挡住了。他伸手拉住葫芦娃的小手，还在脸上摸了一下，丈母娘赶紧跑上去，以要喝奶为名，把葫芦娃给抱走了。葫芦娃的小手与小脸多嫩啊，总觉得轻轻碰一下就会破的。而父亲的手，经历过多少事儿，不光是茧子比石头还硬，那条条伤疤粗糙得像是刀子。小姐不知道逮住了什么机会，把葫芦娃抱在了怀里，欢喜得大呼小叫，说眼睛亮，长得像爸爸，皮肤白，长得像妈妈。小姐还像洋鬼子一样，用自己的脸贴了贴葫芦娃的脸。别说丈母娘了，连我也心疼了。不等小姐夫上前亲热，我们再没有什么顾忌，把葫芦娃给夺了过去，然后躲到了大厅里。
我是理解丈母娘的，同样也理解父亲他们三个人。可是那天晚上，小青把我叫到房间，悄悄地对我说，妈妈反映，小姐姐不注意卫生，别说洗衣机、消毒碗柜、高压锅之类的，连碗都是不会洗的。每次小姐姐洗完之后，妈妈还得重新洗一遍。
最后，小青还说到了身上的气味。
我解释说，小姐姐从来没有用过家用电器，所以有什么不会的，你们可以教教她，至于身上有味道，衣裳已经换掉了，他们还天天洗澡，还天天刷牙，父亲在家的时候，三五天是不刷牙的，再有气味是不应该的啊。小青说，气味肯定是有的，我们倒也无所谓，但是会不会熏着孩子？
小青说得十分客气，但是我有点不高兴了。她们所说的那种气味，我自然明白是什么——一个农民长期浸泡在泥土之中，形成一种泥土的气息，类似于熏肉，渗入了身体里，洗自然是洗不掉的了。
但是，你说它有多少危害，肯定是谈不上。我当过农民，对土地是有感情的，最不喜欢的就是城里人对泥土的误会，认为泥土和垃圾一样是一种脏东西，看到谁脚上沾点泥巴，就以为那个人不干净，这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泥巴更干净。泥巴其实是一个过滤网，或者说是一个消毒器。再混浊的水从泥巴里流出来，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无论什么植物从泥土中吸收了养分，长出来的果实或者开出来的花儿都是干干净净的了。
比如莲花。
何况我也有着这样的气味。
父亲第一次来上海时，大家同吃同住了半个月，丈母娘给父亲洗衣服，小青给父亲掏耳朵，从没有半句怨言。这次，我不高兴归不高兴，考虑她们也是为了孩子，便不再计较什么自尊了。我对父亲他们说，城里人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有个孩子不容易，比不得咱们农村，像放牛放羊一般养着，所以请他们别往心里去。我还笑着告诉他们，我是孩子亲爸爸，她们有时候也不让我靠近，我都不怎么生气，你们就别计较了。
父亲与小姐夫又待了几天，只能帮着拖拖地板，或者帮忙敲敲核桃，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干了，相反还让我们操心，于是提出要回去了。小姐夫是第一次来上海，他临走前一天，独自一个人坐上公交车，据说去了一次外滩。我让他描述一下外滩的样子，他嘿嘿一笑，说，太漂亮了，楼高得很啊。我不明白他看到的，是不是外滩。
反正他回来说，返回的时候迷路了，整整找了三个小时。
小姐姐一个人留了下来，似乎什么都不会，只能给孩子洗点衣裳，尤其是丈母娘外出买点菜的话，也好有个人照应着一点。小姐姐搬过来与我们住在了一起。开始一段时间，她与丈母娘是睡一个房间的，两个人还可以聊聊天，一个人说说上海，一个人说说陕西，聊着聊着，就聊出是非来了。
有一天，小姐姐趁着丈母娘不在，就问我，你上班这么忙，工资有多少啊。我说，不低呢，有上万块了。小姐姐说，那你老外母说，都是她养着你和小青的。老外母，是我们那边对丈母娘的称呼。我一听就笑了。我这个弟弟，在小姐姐心目中，在整个塔尔坪，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丈母娘却如此不给面子。于是我说，她养我们？！她都退休了，不到两千的退休金，这个家这么大个开销，她怎么养我们？小姐姐说，那你每月给家里补贴多少？我说，每月不多，两个人加起来就两千块吧。
小姐姐心中有数了，没有再说什么了。
非常不巧，当天晚上，小青又把我叫到房间，悄悄地对我说，妈妈反映，你小姐姐一会儿说头昏，一会儿说腿疼，要么倒在沙发上睡觉，要么坐在那里看电视。
小姐姐确实一直身体不好，有头昏的症状，还有大腿浮肿。回想到小姐姐说过的话，再听到小青反映的是非，我一下子失去了冷静，十分恼火地跑过去问丈母娘，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呀？什么你养着我们，你怎么养着我们了？还有我小姐姐怎么懒了？她身体确实不好，有个人总归比没有强吧？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就教教她，不要老是看不起她，你看不起她就等于看不起我。
丈母娘很意外，把房门啪的一声，从里边关上了。半夜，到了睡觉时间，房门仍然从里边锁着。小姐姐十分尴尬地说，我就在沙发上睡吧。我说，这怎么可以呢？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小姐姐说，天又不冷，要被子干什么。
那天晚上，真是委屈小姐姐了，她竟然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其实，回过头仔细一想，谁家没有个矛盾呢？关键是我这个中间人，面对间隙的时候没有充当胶水，而是充当了汽油。如果我不管他们哪一方，说另一方坏话的时候，我都能淡淡地宽慰几句，什么都会过去的。
第二天晚上，我把小姐姐与丈母娘拉扯着睡到了一起，这样既不会伤了小姐姐的自尊，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和好的机会。可惜的是，毕竟是两个女人，一个是老上海，一个是土八路，观念反差太大。早晨起来，小青说，丈母娘反映，小姐姐脚臭，晚上打呼噜，影响她的睡眠。而我问小姐姐时，小姐说，我什么时候打呼噜了？倒是她晚上又是磨牙，又是咕咕叨叨的，像个神婆子，突然从床上一坐而起，都把人给吓死了。
我分析，一是她们两个人，一个真打呼噜，一个真磨牙，只是自己睡着了，哪听得到自己的呼噜与磨牙呢？二是她们在赌气呢，一个装着打呼噜，另一个装着磨牙，再加上咕咕叨叨，是故意气气对方的；三是两个人相安无事，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说点假话，贬低一下对方而已。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姑嫂关系都是最难相处的。这就是女人，婆婆妈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拖泥带水。
谁也说不清楚，也无须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早早地抱了被子出来，让小姐姐干脆睡在沙发上算了，省得两个人别别扭扭地躺在一张床上。我这一退步，两个人也跟着各退了一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人和好了，起码表面上已经和好了。一起在厨房里洗碗，一起在阳台上晾衣裳，丈母娘做饭的时候，小姐姐就帮忙在边上摘菜洗菜。
但是小姐姐还是闲不住，尤其丈母娘说她太懒之后，小姐姐哪怕身体再不舒服，也还是尽量找点事儿干干。我说，小姐姐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给我做点糊汤，再给我腌点酸菜。小姐姐开心地问，想吃这些了吧，我才来几天啊，也想这些东西了。于是小姐姐，就做糊汤等着我下班，糊汤里还放几个土豆。
小姐姐做出来的糊汤，是用煤气灶熬的，没有老家用铁锅焖出来的香，但是吃起来非常过瘾，每次我都能吃上两大碗。可惜的是，丈母娘与小青并不习惯，糊汤一口也不吃，还是喜欢吃泡饭。那段时间，我们家里形成了两口锅做饭，感觉真像两家人似的。吃糊汤，必须要有酸菜配着，我吃着的腌菜一直没有酸味儿，就问小姐是不是秋天气温太高的原因？小姐姐说，哪里呀，气温越高，越容易酸，她腌的菜刚刚有了酸味的时候，就被丈母娘给倒掉了。丈母娘说，菜酸了就变质了，吃了对身体不好。
酸菜，不酸有什么吃头呢？但是习惯不一样，有什么办法呢。
也难为了丈母娘，她是地道的上海人，在上海这边，也有一道小菜，叫咸菜，比如咸萝卜，纯粹是用盐泡出来的，确实是不会发酸的。
大家这么大的差异，我真想让小姐姐早点回家，但是我一直不好开口。直到葫芦娃过了满月，小姐姐立即提出要回去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小姐姐为什么要忍到满月。一是在我们那里，满月是一个重要关口，孩子满月了才可以抱出门示人，产妇满月了才可以下地干活，这关系到吉祥和身体的健康；二是小姐姐来上海之前，一直担忧自己能不能适应，最后在我们强求下，才勉强答应了，老家好多亲戚朋友都起哄说，小姐姐在上海待不到一个月，就会被人赶走的。
小姐姐非得待满一个月，才不会丢了面子。
送小姐姐离开，我是十分内疚的，不明白怎么弥补她好。于是在坐车之前，我花费了半天时间，没有带小姐姐去外滩，也没有带小姐姐去豫园，更没有带她去海边，而是上了一次东方明珠。我拉着她，登上了东方明珠，踏上了悬空玻璃，给她照了很多照片，小姐姐对此并不惊讶。她是离别的忧伤呢？还是不明白登上这样的高度到底有什么意义，俯视那片耀眼的城池又有什么意义。
总之，小姐姐一走，我们家稍稍地归于了平静，但是围绕着葫芦娃的成长，各种各样的矛盾还是时不时地发生着，有些矛盾在我与小青之间，有些矛盾是小青与丈母娘之间，有些矛盾把三方面都会牵扯进去了。比如说，葫芦娃突然说了一句“妈×”，这么个小屁孩子，还刚刚学会说话呢，从嘴里竟然冒出这样一个词。小青听到之后立即就大哭了起来。
小青把这笔账算在了丈母娘身上，她认为这句话首先出自丈母娘之口，所以被孩子给学走了。
小青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真想给她解释，孩子什么都不懂呢，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因为在孩子心里这个词与人世间任何一个词的含义是一样的。但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我还是宽慰小青说，等我回家和妈妈谈谈吧。
其实谈什么呢？我怎么和丈母娘谈呢？
即使丈母娘不当着孩子面骂人，能保证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当着孩子的面骂人吗？
所以不在于孩子听到了什么，而在于孩子听到了这个词之后，他是怎么理解的。
我们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干净的世界，那就给孩子提供一双干净的耳朵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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