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周同科

    采访时间：2016年7月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和园小区

    采访整理：齐婉音、肖雨轩、阙香玲、汪鸣谦

    作者简介：周同科，江苏连云港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享受自然生长的教育

    我的家乡在江苏连云港市，老家在农村，后来父辈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家庭成分是贫农。家里七口人，五个孩子，我处在中间，上面是哥哥姐姐，下面是弟弟妹妹。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父亲在一个建筑公司做会计工作，算是坐办公室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上了大学，姐姐读的师范，哥哥读到高中，弟弟因为身体的关系没有上学，妹妹初中毕业。

    当时连云港市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在市区里住着，也还是比较落后。整个市区只有市中心有一条商业街，别的地方都是大一点的马路。当地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氛围，也缺少向学的风气。尽管真的很贫穷，但是由于没有压力，大家也都很快乐。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每天跟孩子们一起在河里游泳，掏麻雀、捉泥鳅，真的是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物质方面非常艰苦，农村的孩子很自由，没有人管，所以我的小伙伴经常就会有人不见了。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是最容易少人的，谁家少了一个孩子，往往是在暑假游泳的时候淹死了。那个时候没有游泳池，都是几个孩子结伴到河里去游泳，有的时候不注意就游到深水里淹死了。北方的家庭孩子一般是六七个，我们家里五个孩子是偏少的，我同学里名叫“小九”“小十”的很多。丢了一个孩子，家里也觉得无所谓，很快就忘记了。当时上学不要学费，孩子们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八岁入小学，所有的孩子都入学读书，只需要交五毛钱的学杂费，如果你家庭困难，凭父母工作单位或所住街道出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杂费是可以免掉的。我读的小学叫“公园小学”，因为与公园隔一条马路而得名。小学的条件比较差，实行的是“二部制”，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因为孩子多，教室不够用，所以一个教室两个班用。上午班上学的时候，下午班的学生是不上课的，几个孩子组成学习小组，搬着自家的小板凳，聚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家集体自修。小学的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劳动。体育课和劳动课也都有实际的教学内容。劳动课要打扫卫生，或者做手工，老师想起来什么就带领大家一起做什么，算得上“因地制宜”。体育课就是滚铁环，每人发一个铁环，大家围着操场滚。没有球类，球类一直到初中都没有。滚铁环是最廉价的体育课，但是大家玩得还是挺开心。我上小学的时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所以课程跟政治涉及不太多，语文课本有故事《乌鸦喝水》，印象很深。那时候的教学基本还是完整的，教学体系简单、实用，都是按照大纲来，不是乱来的。小学的老师也都是正式的、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认为当时小学的教育水平还是正常的。但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一下子变成四年级了，再上一年，就毕业了，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六年级就被取消了！

    初中就读于连云港市新浦中学，和公园小学的直线距离大概是从西往东走路十五分钟。初中的课程跟现在有一点差别。语文、数学、英语是都有的，我们没有化学课和物理课，但是有农业知识课和工业知识课，当时叫“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这个是受到毛泽东“教育要革命”号召的影响，就是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和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我们学一些拖拉机的原理，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具体的物理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有点像现在的生物课，比如种子是怎么发芽的，水稻是怎么生长的，玉米是怎么生长的，实际上是农业课。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课都要有实践，集中学习两个月后，就要有一个月或三个星期的时间到工厂去做，有时候做的与学的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到了一个铸造厂，和工人一起做零件的翻砂、铸造工作。下学期去了农村，我去的是一个农场，和农民一样种水稻，耙地、插秧。把机械原理学完之后，就自己开那种有很长的把儿、猛摇几圈才能发动起来的手扶拖拉机，然后帮农民把水稻从田里拉到场上去。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学习，因为当时喜欢玩，又在玩中学习了。很多人批评这种教学，但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有切身体验的“过来人”而言，大家对此印象很深刻，也没有什么抵触。因为可以离开父母三个星期，大家一起出去集体活动，所以都觉得挺好的。初中已经有英语课了，但政治内容是很多的，基本上都是毛主席语录、张思德、白求恩、“半夜鸡叫”之类的，都是用英文上的，很简单。其他的课程也加入了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容，比如数学应用题经常会用地主和雇农说事儿，但我觉得那也只是开玩笑，就是变一变，没有实际上的东西。那时数学题中的“地主”等于今天的“小明”，我觉得这还是跟时代的氛围有关系。体育课的条件还是不好，很少摸球，因为真的匮乏，当时的球是很贵的。

    中学也常常考试，但基本都是开卷考，可以翻书，可以交头接耳，跟同学商量，基本上几个人一道，大家的卷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也跟时代有关系，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点，叫“不会，抄一遍也好”，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当“圣旨”。学生对老师说，我抄一遍也好，毛主席说的！老师也不好反对，所以大家就抄。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有认真学习的学生，那个时候也是有自觉用功的，大家抄肯定是抄那个最好的学生。比如我们四个人，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中学的问题不是那么复杂，大家讨论以后也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语文、数学是闭卷考试，工基、农基课则比较松。如果你作弊，老师也不是太严厉。

    初中毕业之后，我继续在新浦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在当时只是一所普通的中学，那时候我们城市有所很好的学校叫“新海中学”，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比较有名。在我上中学的那段时间，由于大家的学习内容和出去劳动的时间、考试方法都是一样的，学生也都没有压力，所以看不出谁是好的。我也可以去那个学校，不用考试，只需报名即可。因为我家离新浦中学真的很近，又在那里读了初中，所以就按照就近原则留在那里。那个时候的中学都是初中高中一贯制，读了初中之后自然就升高中，没有“择校”一说，也没有“留级”。

    高中时期课程就有了化学，物理课也比较系统。历史课也有了，但没有地理课，政治课一定有的，就是讲形势。传达中央文件、“批林批孔”、批《水浒》、“天安门事件”，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写作能力基本上靠写批判稿练成的。那时候是大批判、小评论，每周用这些东西对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所有的学生都要写。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实际上在那个写作过程中就把自己的政论水平提高了，许多男孩子的写作水平那时就提高很多。不管是抄的还是报纸上的大话、空话，语言组织能力等技术上的东西，基本上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小评论是针对同学或生活中一些小事的看法，然后贴在墙上，叫“墙报”，其功能是作文公开赛，大家都很在意，暗中较劲，比文章，比写字。

    高中时期仍然有劳动实践，学工、学农。一去一回，前后加起来，一个学期大概一个月。这个是规定的，有一定的比例。学工、学农活动中，男生和女生没有区别，那个时候女孩子和男孩子特别较劲。有的女孩子真的是很能干，插秧、收麦子之类的都干。每个班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一个女老师。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个女老师病恹恹的，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去？现在知道大概就是照顾这些女孩子，因为男老师不太方便。

    我对劳动实践真的是特别喜欢。现在回过头从教育的角度看，不值得提倡，但当时的学生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生活，比较枯燥。还有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回家后就有大量的家务等着他们，要照顾家里的生活、挑水、做饭，这个是很繁重的，我特别怕这个。学工学农就可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同学出去，逃避这些家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吃饭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那个时候是供应制，粮食是要粮票的，一般市民，比如我妈妈一个月只有二十三斤。二十三斤里会有比例，比如十斤面粉、八斤米，还有一些粗粮要搭配在一起。这是定量的，只能买这么多，别的买不到。工人，比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二十八斤，比普通的市民要高一点。学生最高，当时的政策是，不管多穷，国家还是优待学生的。因为学生在长身体，所以学生是三十二斤，是最高的。那个时候在家里我的粮食是最多的，但是因为放在家里要平均起来，所以吃的还是不够。我们那一代人到初二（那个时候初中是两年制）、高一的时候，身体在迅速发育，长个子，饭量很大，最深的记忆就是吃不饱。开门办学，出去劳动的时候，必须要拿上粮票，吃集体伙食，有一半是女同学，当然就可以吃饱了。特别是到部队的农场，因为是军队，粮食比较宽裕，跟战士一起吃，吃得就很好。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开门办学挺好，一是有集体活动，大家住在一起；二是吃饭比在家里吃得丰富，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向往的。因为出去三个星期才回家，中途星期六回来一下，当时交通不方便，回来一趟不太容易，中学生把这看成一种旅游吧。

    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间比较奇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1978年以前是政治教育和最普通的义务教育，我享受了这个全过程。我觉得当时的教育也是正常的教育，因为对孩子没有负面的影响。现在的教育对孩子的压力太大了，而且不全面，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一个孩子的身心需要非常愉悦的自由解放，学的东西有一个定量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教育是合适的，孩子正好可以学这么多东西，现在的孩子牺牲了许多属于孩子应该有的自由时间，记那么多不需要记忆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不如那个时候的教育纯粹，虽然那时内容太政治化，或者受政策的影响太多，但那时的教育比较合适。遗憾的是那时候阅读量没有现在大，想找一本书看看不容易，获得图书的途径基本没有，看《红楼梦》这样的书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借书的途径，一个是同学之间传，这是主要途径，中学的时候看《欧阳海之歌》，现在记忆犹新，传到你这里大概要三天，然后读手抄本，像《一双绣花鞋》这样的东西，阅读量真的是不够。第二个途径是从哥哥姐姐、朋友那里得到信息。那个时候所谓的读书就是把课本读好就行了，此外还会有很多大批判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批判儒家崇尚法家，“批林批孔”，批这些，就要附上这个东西，表明为什么要批。批孔会把《论语》附上，古文的底子就是那个时候这样打下来的。比如批《水浒》，《水浒》你看过没有？你没看过怎么批，宋江是怎么投降的？所以那个时候要把这些书印出来给大家看，就会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当时的阅读量真的是不够。

    我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我1976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还有“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没有高考，高中生一定要上山下乡，没有直接上大学的。但是1976年我身体有一点问题，骶椎隐裂——本来小时候是几块骨头，成年以后要合在一起，但是我合的时候里面有裂缝，导致负重的时候裂缝会散开来——所以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上山下乡的时候，因为我姐姐已经去了农村，我哥哥也去了工厂工作，所以我必须到农村去。其实我的很多同学也都已经去了，但是医生当时给我开出的证明说，你不必按照这个政策去上山下乡，可以留在家里，但是没有工作，叫“待业”。那时候我学习比较好，我所在的中学缺老师，高中毕业后就留在那个中学教初中，做初中教师。参加高考之前，我一直在教初中。

    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教务处得知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出黑板报是比较有名的，因为我写字比较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出黑板报。在那个印刷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把字写得好是非常实用的。中学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办报纸，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活跃的，从中学的时候就自己办“红卫兵战报”，就是“文革”时期的东西，是蜡纸油印，用钢板、铁笔直接刻画，“文革”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因为教务处印考卷的时候人手不够，中学时老师对我比较熟悉，所以他们会让我到教务处去刻考卷。这样的话我跟教务处的老师都非常熟悉。高考的时候我的复习材料都是从教务处直接得来的，因为那也是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方便。当时中学就帮我复习、补习，因为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但是考试的时候有这个科目，我就从头来学。我那些老师，其实也是我的同事，他们就给我补习，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去听。

    所以我当时参加高考是比较占便宜的，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认识我，他们把材料无偿提供给我，考试对我而言就相对轻松些。最搞笑的是，我考试的教室就是我讲课的教室，所以我进去以后就看到那个教室前面的大标语。我每次上课都走上讲台，这次上课我走到教室后面坐下来，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这个是比较奇特的经历。考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复习还是很刻苦的，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学过，就是背。我自己做教师以后不相信考试，因为凡是我没学过的东西，我都考得最好，因为什么都不懂，就是背，不管用什么方法背下来，考试的时候就能考高分。真的让你把自己的见解放到里面去，成绩往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我考大学时史地成绩最高，因为我从来没学过。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有一个事情做。因为代课教师毕竟是一个临时的工作，我需要通过高考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如果上大学的话，我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离开家，当然也有一点对知识、对大城市的向往，但是没有现在看待高考的那种态度，最主要就是觉得知识不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肯定想学点更深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想学中文或者历史，其实我最想学的是考古，最想报的是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可后来我的老师提醒我，说你报南京大学比山东大学好，是我的政治老师决定把我的志愿给改了。那个时候我的历史比中文要好，懵懵懂懂觉得学考古可能比较有意思，然而结果是学了中文。

    高考前是有政治审查的，我那时候有一点小波折。有人说我逃避“上山下乡”，这是个非常要命的事情。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不上山下乡就是政治上的污点，所以当时已经把我的名额拿下来了，不让我有考试的机会。我给他们提供了医院的证明以后才参加的考试。本来我是七七级，那个时间错过了，我就变成了七八级。

    那个时候，政策已经比较简单了，比如没有规定地主成分的学生不能考，这在“文革”时期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那时也审查是否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是个要命的事情，就是特务，但是一般的家庭出身不怎么受影响。我们家是贫农，所以没什么影响。

    不过那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参加高考的意识，没有觉得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人的命运因此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很多人还不愿意考，比如你那时在工厂上班，是国营单位，待遇非常好，劳保、医疗都不错，所以很多人没有考试的积极性。我的同学中在工厂工作同时还参加考试的很少。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临时的，如果是正式的，我也未必有这个动力。很多人参加考试大概也就是来试一试，写不下去了，就交个白卷。上午考的人很多，下午则比较少。后来成绩出来，大学的录取率也很低。

    试卷的难度平心而论不是很大。语文就是字词解释、填空，作文是缩写，就是给你一篇文章，规定用四百个字把这篇文章的大意重新写一下，我很快就做好了。政治题则跟时事联系很紧，考了十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瞿秋白。

    考完试之后，我完全没有忐忑的情绪，就只是休息。当时考试的氛围不像现在这么压抑。我属于那种考试兴奋型的人，喜欢考试，因为平时一考试就能出风头，老师就会表扬，所以高考考完以后我还是觉得很好。后来到发榜的时候，所有的名字都贴在教育局那边的墙上，我看到我排在第四名，看了以后我就回家了，谁都没讲，觉得考上了也没有什么。考上之后就等录取，当时南京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把我找去，问我想不想上南京大学，我一听就知道上南京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我想，让我选择的话，山东大学考古系，还有西南政法学院——虽然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西南政法学院是干什么的，离家又特别远。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让你填一张表，有三个格。我那时候把山东大学放第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放第二个，南京大学放在第三个。我的政治课老师（也是学校的政工组组长，相当于现在分管人事的副校长吧）看了之后，把南京大学改成了第一个。我的命运就是这样被改变的。

    上大学是最好的生活

    要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南京大学在哪里，恰好有位同事的父亲到南京出差，就带着我坐火车，从连云港市坐了八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南京。下车以后，我就看到有南京大学接待站的牌子了。大概等到夜里十一点多钟，来了一辆卡车，把我们送到学校。后来我们就进了南园的一栋小楼，那个时候是学生会、团委的办公室，改做临时接待站。那晚就在小楼里等了四五个小时，天亮之后中文系的老师来领我到寝室。寝室条件跟现在肯定是不能比，就是两排高低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比较拥挤，我们就把床当椅子，趴在桌子上学习。我的同学以来自城市的为多，刚来的时候特别麻烦，农村的和城市的融合不到一起，大城市的和小城市的也有矛盾，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别比较大，比如农村来的同学普通话讲不好，会遭人歧视。但是同学关系跟现在也差不多，甚至比现在要好一点。我们不是独生子女，会互相忍让一点，互相帮忙。也有各顾各的同学，但是通常会特别孤立。

    当时，学校里还有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直接能参加学校的管理。我们进校的时候，七六级的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我们跟他们关系不错。我因为字写得比较好，一进校就被选到南京大学学生会宣传部工作，我的部长就是工农兵学员。普通学生对工农兵学员的看法也都还好，因为工农兵学员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水平也不错。我们那时候水平也不是很好，不是现在认为的七七级、七八级都是“天之骄子”。工农兵学员是推荐上来的，各方面都很好，而且他们非常成熟。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就是军队来的，他那时候已经是校党委委员。他们学习也很努力，基本上和普通学生没有什么隔阂。我的英语老师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

    那个时候，南京大学的文科专业只有一个中文系，一个外文系，还有历史和哲学。没有管理学，经济学还是大专班，老师都是从哲学系去的。中文系是很老的一个系，只有一个班，一个专业，叫“汉语言文学”，老师很多，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比较年轻。课程大概就是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这些，也都是比较常规的课。后来大学扩招，我们和历史系也合起来上过课。那个时候一个教室两百个人上课，这是寻常的事情。教室的条件非常差，经常是在临时教室上课，里面是水泥台子、水泥凳子，那个时候大家必备一个坐垫，不然冬天上课太冷。当时的北平房（就是北大楼后面高上去的那排房子，那是匡亚明校长造的）非常粗糙，跟现在的工棚差不多，全部是用砖头垒起来的，上面是毛竹竿，毛竹竿上苫的是油毛毡，风一刮就呼呼作响，冬天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会因在北平房上课而感冒。

    大学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很多，历史系有很多全国非常有名的老先生，很是敬仰，高年级时也选过他们的课。现在七八十岁的这一批人都是我们当时的任课老师，对于这批老师，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很多。刚进校的时候，老师们说话还比较小心，中规中矩的，话语体系受“文革”影响比较大。后来上到文学史课，老师们就比较放得开了，看的材料多，观点也新颖。大学期间，在学术上南京大学有两件事情轰动全国：一个是许志英研究“五四”运动的新鲜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并非传统说法认定的那样，他讲课的时候一边和学生讨论，一边让学生通过查资料、写作业的方式丰富和支撑自己的新观点，后来他被批判得很厉害，压力很大；还有一个是蒋广学老师，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些当时受到了全国最高理论权威的批判，但他们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式的处理或冲击，只是被迫作了检讨，这一点我当时体会很深刻，觉得与“文革”时期把批判对象往死里整有很大的区别了。当时的南京大学真的很开放，有些新颖的观点，即使在现在也并非主流，1980年代却已经有了。那种气氛对于那一代大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多角度地思考。这些老师可贵的地方在于，没有因为高层的压力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这点对文科作研究的学生非常重要，你可以批评，但他们不会屈服，在政治上可以作检讨，但是在学术上，是坚持通过自己的材料和逻辑分析得来的观点，我们对于他们搞学术的勇气非常佩服。

    学生也经常和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在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找不到老师。那时候老师上课会早到一点，与学生讨论，下课之后也一样。那个时候学习是为了兴趣而不是考试，尤其是专业课，有些问题讨论得很深，并不一定是考试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虽然物质条件与现在没法比，但是精神层面很丰富，我们没有学分与工作的压力，考试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像现在学分制那么严，老师的权力比较大。现在学生的变化也可以理解，老师也有科研压力，有生存压力，在管理上就越来越量化。

    老师对学生没有什么要求，而学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学生提问题如果老师回答不出来会很难堪。那时候学习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现在的大学有点中学化了，那时候的辅导员是虚的，就是管管入党方面的事情，学习的事情根本管不上。

    逃课是正常的，完全看兴趣，比如政治课是必逃的，从头到尾坚持下来听课的往往只有班长、团支书等几个人，其他学生就借笔记抄，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课程时间冲突，有时候是没兴趣。龚放是我们班长，他从不逃课，笔记永远又全又清楚，很多同学都抄他的笔记。那时候很多学生已经开始做学术研究，写文章，对专业的东西研究得多，考试并不被看重，只有外语课是要点名的，考试也很严格，其他专业课人太多也不点名，讲课有特色、研究做得好的老师的课会人满为患，这种情况就不需要点名。当时上课全凭兴趣，选与上是两回事。当时也是学分制，没有现在课程丰富，跨院系选课也比较少，课程是现在的比较丰富，专业的深度也是现在的高，但教学和学习的兴趣都大不如前。现在学生选课往往就是为了学分，老师上课也是为了上满工作量。

    对于成绩，有人在意，也有人不在意，女同学比较在意。但这个与未来是没有挂钩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错，进了学校就已经很好了，没有出不去的，因为基本上没有考试不过这一说，政治考得好也没什么意义。工作单位只是在专业课方面有些要求，比如编辑，比较在意语言修辞方面是否扎实；国家机关在意是不是党员身份。

    当时的南京大学图书馆，条件很糟糕，找书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台翻卡片柜，翻到一本书，再把书号抄给柜员，柜员帮忙找，找半天才出来说没有，要看的书很难借到。书籍管理很严，当时书被视为重要财产，需要妥善保管，没有现在讲究利用的概念，很难满足同学们旺盛的读书需求。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比如，先吃完饭的同学就得背十来个书包跑到图书馆去占位子，迟了就没有了。晚上宿舍楼的厕所里面都有人看书，因为厕所的灯通宵亮着而宿舍是统一熄灯的。后来有人向匡亚明校长提意见，学校就特许考试期间在西南楼开一个不熄灯的教室，让同学们复习。大家这么努力地学习，也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压力，那个时候最好的工作就是有一个可以安心看书的地方，所以，我毕业留校，大家都觉得不错。很多人分配到政府部门，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当时他们很快就通过关系跳出来了。叶兆言当时被分在政府机关，后来转去了学校教书。大部分人对机关工作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当时是按学历给待遇，不管你在哪，有那个学历在，待遇都差不多，所以在什么地方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多少。

    大学期间印象最深的文娱活动就是跳舞。大二的时候，交际舞流行，男生女生一起跳。当时大家对跳舞很热衷，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舞会都是团委、学校公开组织的，然后班里面都要动员，要党员带头。外文系的人在这方面特别好，他们肯定是走在前面的。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大学生俱乐部就在食堂，晚上吃完饭后把食堂空出来，就开始办舞会。除了舞会，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平时主要就是听收音机，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港台频道还属于“敌台”，我们接触不到。后来又兴起打排球，因为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我们特别兴奋，天天傍晚都和外文系的同学约球。

    文学实践方面，朦胧诗开始流行，时兴读诗、写诗，也有诗朗诵比赛，但不是很普遍。中文系学生也自己办文学杂志，校学生会的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每两星期更换一次，各系学生都踊跃投稿，大家放学吃完饭路过的时候都要浏览一下黑板报，有诗、有散文、有小说，图文并茂，和现在的上网差不多。我和冒荣、贺云翱都在学生会宣传部负责黑板报的编辑和出版，冒荣是我们的头儿。学生中还有不少自发组织的诗社、兴趣小组，大家定期交流。当时，北京有很多地下的新兴诗社，南京也在办，这个在全国基本上是同步的，是新时代的风尚。南园橱窗的书画展比较有影响，水平很高，作品都来自各院系的学生，物理系和天文系的油画、书法、国画都非常好，毕竟有着十年的积聚，现在的学生再也达不到这种发表水平了。那时候我就组织这些活动，还经常组织高手交流，效果特别好，放学后两边橱窗全是观展者。当时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但人才很多，表现自己的途径没有如今多，作品要发表很难，黑板报、橱窗展给文艺青年提供了用武之地，所以得到大家的“青睐”。展览作品，以书法绘画居多，那是文科的拳头产品，特别是中文、历史、哲学系的学生，藏龙卧虎，高手如云。那时候大家那么努力看书学习，也许跟课外活动贫乏不无关系。当时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还是靠阅读，无论是信息量还是专业知识，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非常单一。

    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机会接触港台文化，但对港台文化很感兴趣，因为觉得这是一股新风。外文系的同学比较了解，但是我们没有。大二的时候，老校区宿舍楼下的黑白电视机放《霍元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港台的东西。后来就有了邓丽君的歌，开始的时候被在报纸上批评、评论，说是靡靡之音，但我们私下里还是觉得蛮好听的，不过，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他们。我们中文系唯一的优势就是经常可以看一些内部电影，外国电影不能公映，但是可以内部观摩，当时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经常有内部电影，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与所学专业有关，就可以被招待着看一看。那时候如果能搞一张内部电影票送人，面子是大得不得了的。

    恋爱方面，当时的思想与现在不同，校纪校规规定学生在校不准谈恋爱，进校第一件事就是辅导员宣布纪律：在校期间不能谈恋爱，否则会受到惩罚，毕业时分配工作会被隔得很远。学生觉得很不能接受，但是学校的规定是要落实的，二者之间有冲突。当时有一篇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叫《杜鹃啼归》，真实描写了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婚变情况。本来是死心塌地地过安稳日子，但是上了大学之后，男方有了新的眼界与生活，原来的婚姻出现问题，女方就要“闹事”，到学校来给当事人压力。当时的“妇联”是强有力维护女性的婚恋权益的，她们到了学校之后学校都会小心接待，辅导员具体负责这样的事情比较多，找当事人谈话，帮助做工作，劝他们回心转意，但是收效甚微。这类事，很普遍，几乎每个系都有，也造成了很多的悲剧。年轻人的观念已经开放了，但是管理仍然保守，现在的大学生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开放与保守在感情生活和个人前途上的拉锯。屈服与反抗结果都是悲剧，能完全挣脱这个保守管理体制的人非常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能真正获得解脱的。男方提出分手，一般要赔偿女方一笔钱，叫做“青春损失费”。但是女方往往都比较执着，要求结婚，也有一部分男生最后心软妥协，死心塌地结婚过日子，但是精神上没有那么默契或融洽。有的人态度决绝，最后可能落个处分，甚至身败名裂。有人甚至采取敷衍欺骗的办法，为了保全自己不得已完全牺牲女方的利益甚至孩子的利益。凡此种种，文学作品多有表现，生活更是反复重演。这种事情特别是毕业分配的时候最多，按下葫芦浮起瓢，辅导员忙得焦头烂额。

    考进南京大学以后，像我这种普通家庭的，就觉得食堂特别好，可以吃饱了。吃饭的时候，七八个人一个小组，围着一张方桌，大家都是站在那里吃。开始的时候，因为是集体打饭用餐，所以大家特别抢女生，因为所有人的饭票都是一样的，而女生食量比男生小，所以一张饭桌上如果有两三个女生的话，男生就可以多吃一点。

    食堂的蔬菜多，偶尔有肉、有鱼。每天的伙食大概是一毛钱到一毛五分钱，能够吃饱。一份炒青菜大概两分钱，有肉的话稍微贵一点，但是很难吃到肉。到了秋天的时候，食堂里的螃蟹随便买，一块钱一串，虽然量很足，但够贵的，因为一块钱是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早餐一般是一分钱馒头，一分钱咸菜，一碗稀饭，没有鸡蛋，更没有牛奶。

    牛奶是特供品，我从小没有喝过牛奶。南京大学副教授以上的老师才可以每天订一瓶牛奶，这是照顾知识分子的，拿牛奶的人，在南京大学都是最有学问的。当时，戴安邦先生就住在鼓楼校区南园门口的小楼里，在他们家经常可以看到有牛奶瓶。大三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经济跟国际经济有了关系：学生生病，校医院的医生除了处方之外还可以开牛奶，凭病假条一次可以开三瓶，不久之后，突然听说在南京牛奶可以随便订，大家都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的定点援助，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免费援助我们牛奶，南京在援助范围之内，所以能够敞开供应。这个变化令人振奋。

    大学毕业的时候，粮票取消了，米饭、馒头、油条都可以随便买了，校门口小吃店的馄饨也可以用钱就能买，不要粮票了。也有农民来学校卖鸡蛋，鸡蛋原本是要副食品券才可以在固定的供应点才能买的，但是在大学毕业前后，农民就开始到学校门口用鸡蛋换取学生们手里不太用得着的粮票。他们热衷于到大学门口换鸡蛋的原因是大学生用的是“全国粮票”。粮票分“南京市”的、“江苏省”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农民们很喜欢换全国通用的粮票，起初，十斤粮票换十二个鸡蛋，后来，只能换到八个。那个时候，有男同学开始用粮票换鸡蛋追求女同学，中国经济已经有些宽松了。

    除了在学校之外，我对南京生活的印象较深的是中山陵，当时经常组织游览莫愁湖、玄武湖、长江大桥这些地方，现在看看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当时还是很兴奋的。那个时候兴旅行结婚，新婚蜜月到南京，一定要去长江大桥照一张相，然后回去给人家看：我们在南京长江大桥照的照片！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金陵饭店刚开张的那会儿，门口的人排队站在那里照相，因为那时候是中国最高的楼，现在是新街口最矮的了，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

    我们外地的学生与南京的社会没什么接触，但是同学中搞创作的会有创作基地，他们自己有深入生活的活动。比如，我有一个同学是儿童文学作家，他就在长江路小学有一个点，经常到那个地方与老师接触，与小孩子一起玩，了解他们的生活，这算是特例。一般的外地人，和南京没什么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单纯。那时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杨公井古籍书店最有名，文史哲的学生没有不去的。几年的学上下来，南京大学的人基本上都熟悉，因为那时候要佩戴校徽——一个金属烤漆小横牌，上书校名，学生是白底的，老师是红底的，研究生也是红底的，后来改成黄底的了。当时戴校徽是规矩，也是荣誉，挺显摆的，买书的时候人家对你特别客气。星期天我们去书店比较多，钱少书贵，买不起，就在那边翻看。新出版的书大概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习惯我保持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经常怀念站在书店看书的气氛。

    那个时候社会比较尊重知识，上大学是最好的生活，好多人都对大学好奇，因为大学有门卫，戴校徽才能自由出入，所以家乡的熟人来了，把他们带到校园里来他们就觉得很新奇，他们一般都想跟我在学校食堂吃顿饭，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但是饭票紧张，只有关系非常好的人才会请他们吃饭。

    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

    大学毕业，我留校工作。当时没有自己找工作一说，国家包分配，典型的计划经济，所有的一切都是组织来安排。计划经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何其深刻！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接受“签约”这种形式。签约怎么能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终生从事某种职业。当然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分配工作的事儿了。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方式是用人单位来挑，先看档案，再见面谈话、考察，有些保密单位要求比较高，会看出身，有的单位是看你的业务，而且那时候还真有要看长相的，比如法院。工作是肯定有的，因为是分配的，当然你也可以拒绝，选择改派。我当时留校在南京大学宣传部，因为我一直与宣传部门有关系。毕业那年，参加了北京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得了奖。每年五六月份会在北京召开毕业分配工作会议，布置当年大学生分配事宜。当时与会的南京大学负责人开完会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发现有南京大学的人得奖，报告学校领导，领导要求把这个毕业生留下来，但并没有告知我本人。毕业的时候，系里有一个老先生（陈中凡）去世，指派我去写挽联什么的，我当时心里就踏实了：既然他们让我去参加系里的工作，那工作肯定有着落了。也有的学生被分配得离家太远，不愿意，或是抵触被分到外地而想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对一部分人不利，对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还是有调换的机会。不排除有个别的特别不喜欢，最后闹得很僵的情况。当时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权力很大，分配工作就是把你的档案拿走，你也没有办法。

    回想当年，我觉得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益处在于：眼界完全拓宽了，我的价值观、我接触到的信息，都不一样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大城市、小城市与农村差别还非常大。上了大学之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背景都不一样了，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了。

    跟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在一起，是一种看不见的学习，互相之间关系的处理很重要。大学四年接触到的外界新信息是读书也没有办法替代的。每天晚上熄灯前后，大家在宿舍吹牛，可以获取各种信息，互相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观点有所交流、碰撞、修正。那时候的观点差异很大，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政治。专业学习是大学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判断信息的能力，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大学里形成的。物质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诱惑力不是很大，我们的精神追求多一点，比较安于现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在大学里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对大学有些地方也有不满，但大学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开放的，幸福指数也在上升。南京大学教师住房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才相对比较宽松，之前我一直都是住在集体宿舍。所以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我一直觉得我们比我们的老师的那一辈生活要好得多，他们到了退休的时候，过的日子是比较艰苦的，他们享受到的物质的东西比我们要少。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我的同代人基本早都已经下岗、退休，我也不觉得当年比他们有多优秀，我只是抓住了机会，上了大学，也得益于当时我不在农村里劳动，有时间复习，获得信息比较快罢了。

    在大学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学习的能力，还有一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你的眼界、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因此而提高。再有改革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生意？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再怎么也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就是在大学形成的。社会上的各种分层，当然跟年龄也有关系，我们始终有个纵向的比较，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现在是怎样的生活条件，我们对一个事情的批判相对比较理性的，比如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教育总比过去的好。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的话，现在的教育是不正常的。现在大学生都是这样过来的人，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父母亲完全被绑架。从小花太多的时间用来背书，玩的时间呢，这是应有的权利，应当要自由发展，很多东西你不去关注的话就永远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但如果让你自由发展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爱好。

    以前父母完全不担心孩子的学习，教育孩子是社会的责任，我说的这个责任是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父母没有压力，或者基本上没有压力。但是现在的教育，父母要为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几乎是倾其所有。我们这代人考虑问题通常都是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不会完全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能说我现在过得好就说现在好，我以前穷就说以前不好。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比如以前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有可能上大学，父母基本都不用担心，现在哪个家庭敢让五个孩子都上大学？还有是不是学的知识越多越好？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知识肯定不如你们丰富，但我觉得够用了，没有一个绝对数。如今的中小学教育是恶性竞争，没有一个度。如果把那个精力放在爱好上，发展兴趣或潜能的话，可能对人生有更大的帮助。高考一年比一年难，现在让我考的话很难过关。学生的精力都放在考试上，而且做题是规定的套路，把套路玩得很好就能获得比较高的分数。考试是考试，能力是能力，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老师花太多的精力教他们应试的技巧，这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可是，现在如果谁提出不许上课外班补课的话，家长都不饶你——这是进步还是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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