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陈红民

    采访时间：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采访整理：朱笑言、张益偲、袁缘、单雨婷

    作者简介：陈红民，山东泰安人，1958年生，现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至2006年。

    我经历了两次高考

    我出生在山东，成长在南京。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工人。我高考前在一个拖拉机配件厂做车床工人，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听我一个中学同班同学说的，他父亲是南京工人医院的医生。他有一天告诉我，他父亲说，要恢复高考了。那是1977年，我当时没想到我能考上大学，所以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觉得它和我的关系不那么大。那一年毕业去工厂的人不多，但我去的那个工厂青年工人特别多，大概一下子进了三百多人，很多人都要去参加高考。我觉得他们好像比我强不了多少，但我还是没有决定去考。

    让我下决心去考试的，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上夜班，我们工厂里有一个女工问我，人家都要考大学，都去报名了，你怎么不报名。我说我们家里没这种背景，我自己也不行，所以就不考了。她说她看工厂里新来的年轻人，就我还不错，其他人都不太行，他们都报名你为什么不报，而且报名也不要交钱。于是我就改变了想法，去报了名。

    报名之后我就开始复习，但是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准备，也不知道怎么考。一方面是不知道找什么材料，因为什么也没有，连教材都找不到。另一方面，我没学过这些，“文革”时的教材和高考没什么关系，比如化学都是学什么化肥，物理是学什么“三机一泵”——拖拉机水泵这类东西的，都是跟生产有关的，和基础教学差得很远。那时复习，就只能找到什么东西就看什么。

    我之前觉得，自己理科还蛮好的，所以就准备考理科，结果一复习发现差太多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白天还要上班，在工厂里做体力劳动。1977年高考分初考和复考，我就这样去考了初考。回来以后和大家对对答案，每个人都说自己考得好，好像就我不行，我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就没再复习。一个多月以后，初考成绩出来，那些觉得考得好的人都没考上，我却进入了复考。但我已经耽误了最好的一个多月复习时间，只能凭着之前已经复习的东西，去参加复考。考了以后我又觉得自己考砸了，但后来又通知我去参加体检，说明成绩还可以。之后，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落榜了。

    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的一个工友，他母亲是南京市铁路铁道二中的领导，他说那个学校里办了一个补习班。其实那个时候，补习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考，但我们去上一上，多少会有点用。当时每天还是要上班，晚上下班后才去简单补习一下。第一年没考上，我很清楚是因为数学不好。我中学时，数学好得不得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就不会了。我记得第一年数学大概考了二十分。当时只考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合一张卷子，数学二十多分还能进入体检，说明其他科挺好，就砸在数学上。所以我第二年复习的时候不复习别的，这年高考就决定在数学上用功了。我第二年数学考了五十五分，就进了南京大学。其实还是很差的，因为我同班同学里数学有考九十九分的，非常厉害。

    1977年我考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1978年去考，心里就有点底了，毕竟这些东西上一年复习过。考卷基本上我只记得作文。1977年作文题目应该是《苦战》，当时叶剑英有首诗，号召全民向科学进军——“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样的题目其实很好写，完全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题目。到了1978年的时候，作文题目就更有意思了，是给了华国锋的一篇讲话，让缩写成八百字以内的文章。

    1978年高考时，有两个很难忘的细节：一是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不知为何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了九十二点五，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合的是，多年之后，我在另外场合遇到这位女老师，她竟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窦老师。理所当然，她是我的师母。

    另一个细节是，当年同车间的两个工友一同报考，他们报理科，考场离我家较近，每天中午就到我家吃饭。第三天下午考外语。那年外语是选考，不计入总分（外文专业除外），我们三个都没有选。但上午考试结束时，监考老师宣布，没有报考的考生下午仍可来考。中午吃饭时，他们就说，下午反正没事，不如去试试。我坚决不去，天这么热，不如休息一会。没想到我刚躺下，还没睡着。他们两人就回来了，我问，怎么没考就回来了。他们说，考了，打开卷子，什么都不认识。就在选择题上胡乱划，十分钟就交卷了。等英语成绩出来，他们还不错，都在十五分上下。要知道选择题总共是二十五分，按四分之一的概率，胡乱选应该是在七分左右。他们一人上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后来去了美国；一人上了南京医学院口腔专科，成了有名的牙医。

    填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年是乱填的。第二年南京的考生是先知道成绩再填志愿，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已经知道，这样就比较有把握。我当时心目中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哲学系，没想到历史系，因为我中学从没学过历史。结果那年我政治考了七十八分，语文七十八分，历史八十五分，地理九十二点五分，数学五十五分，总分达到了南京大学录取线。但是当时，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包括历史系，除了要求总分达到分数线，还要求单科八十分以上，所以我就报不了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学校之间差别不是很大，比如你爱好中文，你也可以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我现在想不起来到底为什么要上南京大学，好像对哪个专业都没有特别的兴趣。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大学生很神圣，和留在工厂的工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后来他们四十多岁就下岗，基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我就是想着一定要离开工厂，要有个机会读书，虽然知道会有差别，但也没想到差别那么大。

    那个时候，家里根本没有电话，录取通知书都是寄到街道。我们家有一个朋友是省里的处长，他预先打听到，然后告诉我们分数，再告诉我们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所以我拿到通知书之前已经基本知道情况。报历史系的话，我单科分数也超过了，总分也超过不少，就觉得有把握。当时还有政审，但政审都是对方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审，直接看档案，我自己不了解情况。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军人在那个时代大概就是红色保险箱，政审不会被为难，所以我政审没遇到什么阻碍。

    我高中同学的高考情况都不太好，因为当年我们整个基础就不行，而且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我们南京市第四中学，七七届、七八届高考是全南京市第一，但我们七六届学生正好是前一届，没有好好复习。我们这一届同学，考上大学然后像我一样留在高校做教授的，好像没有。考上南京大学的肯定就我一个，考上本科的好像也没有，大专有几个，但好像也是扩招学的建筑、牙医之类的。[10]

    女生都是“稀缺资源”

    我家离南京大学非常近，所以原来我就对南京大学很熟悉。

    我们那年还遇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七七级扩招过一次，到七八级学生入校时，校舍不够住了，就要求南京的学生一定要填“走读”才录取，所以我只能填走读，如果我住宿舍，填不走读，那南京大学可能就不录取我了。这样学校在同样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多招生。所以我们班大概有九个南京同学，都没有住宿。因此这样甚至还引起了误会，有些外地同学认为我们南京考生分数不够，是降低分数或开后门进去，我们真的冤死了。后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坚决要求住到学校里去，那时学校条件也改善了，我就住了进去。

    我们当时住在鼓楼校区那个老的二舍，宿舍是八个人一间，非常挤。大家又很穷，每人只有一个箱子，每个房间里四张上下铺，然后再摆箱子。每个同学都有脸盆什么的，东西很少，但是非常拥挤，有时候洗脸的毛巾都没地方挂。洗脸洗脚就都用一个盆一条毛巾，这样凑合着。南京阴雨天的时候，衣服晒不出去，就很难堪。我记得有个同学穿花裤衩，他洗了就晒在那，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时有小组学习，每个宿舍一组，我们之前虽然不住宿舍，但也被安排进去，每周三周五下午一起学习。那时候女生少，就都被打散分到男生的各个宿舍里。结果学习的时候，分到他们宿舍的那个女生，不肯进去，因为那个男生宿舍里，两排床，中间一条晾衣绳，一个花裤衩就挂在那个地方。现在想起来这也算一件趣事。

    因为不住校，我很少在学校吃饭。我除了中午上完课，下午还有课，要在学校吃饭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在家吃。我们吃饭一开始不是每个人打饭的，是八个人分一张桌子，菜饭就配在桌子上，必须八个人来齐了才能开饭，完全没有自由。刚开始连凳子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吃。后来才慢慢变成菜和饭分开，大家自己去买。因为我很少吃食堂的饭，偶尔吃一次还觉得蛮不错，总比天天吃家里的好一点。

    我大学没参加过交谊舞之类的课外活动，现在也是蛮后悔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很喜欢参加，我就从来不参加这个事情。课外活动我们就是体育锻炼，那个时候正好排球很热，我们就疯狂地打排球。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但是因为年龄差别非常大，我们有些同学是已经结了婚，或是正准备结婚的。我们班同学最大的是1949年，最小的是1962年，差了十三岁。1949年的人进校的时候都三十岁了，不允许谈恋爱就不大可能，所以当时放宽——谈恋爱可以，但你不能上了大学之后把原来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甩掉。我记得非常清楚，哲学系有个学生叫翁寒松，他跟女朋友提分手，他女朋友的妈妈不干，就闹到学校来，最后学校把他开除了。所有的学生都贴大字报反对这个事情，但学校还是把他开除了。因为那个时候说这是“陈世美”忘恩负义，社会上不能接受，所以学校就用强制的办法避免出现，但这个是很难杜绝的。“学生守则”上规定了谈恋爱要受处分的。我在历史系的时候，有两个同学谈恋爱，分配的时候非要有意把他们两个分开：一个往最北边分，一个往最南边分，相当于一种惩罚。那个时候谈恋爱很难，因为我们班上女生特别少，六十四个同学里只有五个女生，女生都是“稀缺资源”，大家都盯着。七七级、七九级本班的还成了几对，我们班最后一对都没成。

    我跟我太太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的，我们从小都在大院长大，八九岁就认识了，一直是邻居。她是1977年高考，考上南京大学计算机系[11]。我高中比她高一届，但去了工厂，她1977年正好毕业就考上了，当时我还没考上。她考上以后也走读。我们两家本来就住在一起，我住楼下，她住楼上。过了段时间部队换防调动，两家的房子碰巧又调到一起。我那时候还是特别爱学习的，七七级学英语比我们早半年，我就跑到她们班去蹭课，有时候她在图书馆帮我占个位子。后来我住在学校里，因为我是男生喜欢和大家混在一起，觉得人多好玩。她一直不肯住校，我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妈就跟她讲，说你赶快叫陈红民回来。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她就跑到我们宿舍来通知我。

    历史的误会，时代的健儿

    我们进来的时候还有七六级的工农兵学员在，二十几个同学；七七级历史系招了四十个；到我们这个班，招得最多，招了五十六个。但是那年又扩招，搞了一个历史系的大专班，而且是只限招南京的，招了四十个人。各班级的规模上，我记得是八五级的同学最多。

    我们当时中国古代史上一年，近代史上半年，现代史上半年，一共两年必修课程。世界史是上古史上半年，中古史上半年，近现代史应该也是半年吧，一年半的必修课程。古代汉语上两年。当时全是必修课，选修课非常少，学生没有什么选课的自由，老师们也开不出选修课。

    本科阶段我们觉得讲得比较好的老师，有邱树森老师、张树栋老师和沈学善老师。我们这些从外面来的人，进来之后突然认识到大学老师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有的老师学问也很不错，但是照本宣科，或是不太注意方式方法。还有一个印象更深刻的是：有个老师叫伍贻业，是1958年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受到蛮多挫折，找不到正式工作，就在外面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基本都是体力劳动。后来他成了代课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前面部分是刘毓璜教授教的，后来他身体不太好，第二年就请了伍老师来代课。那个时候管我们教学的副主任是伍老师的同班同学，就正好请他来代课，潜在的意思就是给他找一个机会。伍老师非常非常认真，讲课也讲得很好。同学们对他印象都很好，就给学校写信，反映说伍老师讲课讲得好，后来伍老师就转正留在了学校，之后去了留学生部[12]。他的学问与为人都非常好。

    我们进校的时候匡亚明校长就说，南京大学是全中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我记得大概是修满一百二十五分就可以毕业了，这一百二十五分里必修课起码占了一百一十五分。虽然我考上历史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历史，但我考试还可以，也蛮爱学习的，所以不知不觉，没到毕业学分就已经满了。我们班加上后来转来的同学，大概一共六十四个人，有五个同学学分满了可以提前毕业：一个是从武汉大学转来的学生，他带过来的学分多；另外两个是外语免修，一下就免掉了十六个学分；还有一个是七七级团支部书记，休学半年正好落到了我们班上。这样我们五个人就一起去要求提前毕业。

    当时总支书记说这是新生事物，他想要支持我们，但是又怕我们找麻烦，就让我们写个保证书，即使分配以后不满意，也不再回学校再待半年。当时五位同学中，我年龄最小，如果有人分配到南京以外地方的话，很可能就是我。

    我不愿意去外地，但是我想工作。我家是军人家庭，家里有奶奶、哥哥，我的弟弟很早就独立了。高考前我在工厂拿着一点学徒工资，虽然很少，但是也有十四五块，完全够我一个人生活，可是上大学之后我就没有工资了。因为我家是城里的，我又拿不到助学金，我就只能问父母要钱。要读书，又要买东西——那时候年纪轻轻，看见什么都想买。我觉得不能再问父母要钱，正好可以提前毕业，所以我那时候很想工作。我又想工作又不想离开南京，后来还是放弃了提前毕业。但我毕业论文已经写完，其他同学都还没开始写，我那时候真是没什么事可干。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决定考研究生。我喜欢文学，本来想考中文系，但是当年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不招生，我就选择考近现代史。当时中国近现代史是历史系所有专业里专业课考得最全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古代汉语等都考，所以我想这就相当于复习，万一考不上，工作时会用得着。结果，一考又考上了。

    家里面一直支持我读书，那个时候又恋爱了，在研究生期间结婚的，我太太也很支持我读书。她已经工作了，因为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她从来不会跟我要什么东西。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条件挺好，硕士论文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当时全国的民国史权威李新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是他推荐给《历史研究》的。他希望我能去北京中国社科院，跟他读博士，成为第一个民国史博士。但是我在研究生期间结婚了，自己跑到北京去，再用老婆的钱读书，这绝对不可能。李先生与师母对我都特别好，我开始去北京都是住在他们家里。但我没跟他去读博士，心里其实也很愧疚。李新先生这么好的学问，到最后也没培养过博士。

    我一直在纠结读书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没什么坏处，我对历史一直没有很喜欢。四十五岁之后才坦然了，不是开始喜欢上历史，而是觉得我做别的也实在是做不了。之前多多少少想过，我说不定做这个也能做好，做那个也能做好，但实际上是做不好的。当时同学间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学历史是“历史的误会”，第一我们以前从没学过历史，第二我们对历史也没有兴趣。那时候最要紧的是考大学离开工厂，至于考了大学后要干什么，其实真不知道。

    我这人真是傻人傻福。虽然1977年我第一次没有考上，但第二年就考上了南京大学。我前面有什么不走运，后面就会有其他的好事来弥补，比如我1977年如果考上的话，肯定上不了什么好的学校，但是没考上，第二年就上了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也是这样。看到人家都找到工作，我就跟导师茅老师[13] 讲，我要去找工作了，应该怎么找。茅老师说你找什么工作，我们都决定留你下来了，于是我毕业就顺利留在南京大学当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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