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7年3月22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
采访整理:单雨婷
作者简介:肖敏,江苏徐州人,1959年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现任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量子电子学与光学工程系主任。
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1966年入小学到1976年高中毕业正好是“文革”十年,所以我们十年都没认真读书。我住在城市里面,每天就是在玩,然后1976年到1978年在工厂工作。其实1977年高考我参加了,也被录取了,体检都过了,但是我没去,因为不愿意被随机分配,当时我说不服从分配,就没有去,所以1978年我又重新再考了一次。
我是徐州市人。1977年我们在城市里面,中央关于高考的文件一出来,就听到大家议论纷纷,到处传消息。具体是谁告诉我的,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在还没正式公布之前,我就知道了要恢复高考。当时就想着我有这个能力,又恰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报了名。虽然当时在工厂工作也很好,但是就想着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顺应潮流?当时确实也没有想过能否考上,只是去哪的问题。而且家里也比较支持,因为之前是推荐工农兵学员,我没机会去,我父母就说那算了,你去工厂工作吧,但是高考的话,靠自己不靠父母关系,他们就没意见。工厂那边,当时国家有明确的政策,七七级、七八级这两级,任何单位不允许阻止职工参加考试,虽然不给复习时间,但考试是可以的。我们基本上没有放假,也就最后几天可以请假准备。
当时复习,主要是用晚上的时间。自己找了本旧教材,完全自己看,没上补习班。我的物理只有很少一点基础,因为之前在学校学工学农,还去工厂里实习学柴油机这些机器,一去一个月,就帮着干这些事。不过虽然在工厂里做过,但物理基本的原理是一点不懂。现在复习,就靠看旧教材还有油印的讲义恶补。因为那十年完全没有好好读书,都在玩,在跟老师“闹”、跟同学“斗”,所以我们几乎一点基础都没有。“老三届”刚入学时的成绩比我们好得多,就是因为他们基础好,我们基础差。但是因为我们年轻学得快,很快我们就赶上甚至超过“老三届”了。
1977年实际上也是有政审的,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也没感觉到。我父母是市政府的一般干部,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地富反坏右”,也没有人来找麻烦说有问题。
1977年我是在徐州考的,预考用的是地方卷。预考我考得很好,统考应该也可以,我记得我数学考得挺好,还把附加题都做了,但是好像没有发下成绩来。我就记得,那一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就很混乱。录取的时候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谁抢到算谁的。本地的学校可能抢得比较厉害,就把一些本地的考生给抢了。七七级录取时间紧,没有太多规则,七八级录取时就有规则多了,就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填报。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就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然后就问我,医学院你愿不愿意来,因为我不想学医,所以就没去。
1978年也是自学又考了一次,当时考得还可以,除了英语选考,我只考了十四分,其他基本都是九十分以上,语文我忘记考了多少。高考总成绩在徐州市应该还是比较靠前的。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想去南京大学物理或者天文系,有时候想想北京大学应该也能考得上,但是当时我没有报北京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江苏第一高校南京大学,当时也没有想过要考出江苏,就觉得无所谓,因为南京大学物理、天文是非常好的专业,也不会想别的。所以报的时候,第一志愿就是南京大学物理、天文专业,应该是物理第一,天文第二,第三专业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南京大学的计算机还是大气。我还报了个第二志愿山东大学,觉得山东离江苏比较近,主要志愿就是这两个。我们七八级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比较晚。当时还很纠结,怎么老是收不到录取通知书,比大多数学校好像晚了半个多月。
老师有个性,学生有干劲
我是自己提着箱子来南京报到,也没有家人送我,就记得学校里有很多招生桌子,报到了之后有人带着我们去宿舍。当时物理系招了六个班,每个班大概三四十个人,也不算少了,二百多人,和现在也差不多。那时候大多数同学是很努力学习的,因为我们基础差,大家进来就是学习,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补课补基础。到了高年级,我们还会做些实验,但是当时实验设备非常差,我们当时还给学校提过意见。那时候做教学实验就是,第一步开哪个开关,第二步开哪个开关,有非常详细的步骤,你打开开关,看看有什么结果,这样便不是自己自主学习,是重复性的,而且仪器也很少。
那时候物理系有很多厉害的老师,比如魏荣爵先生、鲍家善先生、龚昌德先生、蔡建华先生等,有些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了,当时他们大多都是给我们七七级、七八级上课的。这些老师都是很有个性的,他们能力都很强,在做自己的研究。因为之前都是工农兵学员,比我们基础还差,我们来了之后,老师们就很努力地想多教些内容。当时物理系六个班分为两个大班,一个是基础物理,一个是应用物理,大班上课,就是三个小班一起上,两套老师。我们当时专业方向不是自己选的,我选的是物理系,但是具体专业方向就是分的,如何分的我也不知道。声学、核物理和电子这三个班属于应用物理,另外三个低温、晶体、半导体是专业学科,就是基础物理,蔡先生、龚先生他们主要是教基础物理的。我一进来就是声学专业,但是我对声学不太感兴趣,入学前我连声学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当时转专业是不可能的,我就跑到那边上课,在这边考试,当时也算是特例,很少有人这么做。那时候我们和老师的关系都挺好的,魏先生、蔡先生、龚先生家我都去过,和他们讨论、向他们请教问题,他们都非常尽心地指导我们学习。
那时候同届的同学都很向上的,大家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年龄比较大的“老三届”,很多不是高中毕业就是初中毕业就“文革”,下放了,他们做事情比较认真沉稳,也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后来我还被大家推选做了班干部。那时候学校还有工农兵学员,但是我们基本不打交道,工农兵学员也比较低调。基本上七七级、七八级来了之后,老师们的精力全转移到七七级、七八级身上。我们上课也完全不一样,我估计有些老师像龚先生、蔡先生他们,可能都不再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了。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也受点西方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理科,影响较小,就是有时会去听听讲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有一个加拿大来的教授,还带有翻译,说马列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他说:“马列主义是一种信仰,那既然是一种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呢?”当时听了就觉得奇怪得不得了,就是很新颖。思想解放运动我没参与过,当时读书读得很紧张,比较热闹的就是游行,比如庆祝女排比赛赢了的游行。
当时住宿条件还是很差的,我们住在三舍,八九个人住一间小房子,五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只能坐在床上,边上走不开人。当时别说空调,连风扇都没有,在南京的夏天真不知如何过来的。我刚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听电视上讲监狱犯人抱怨住的条件差,我就说我们上大学时住宿条件比他们还差得多,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南京大学的伙食比较起来还是很好的,南京大学食堂当时是有名地好,除大锅饭外还有小灶,是很不错的。对于南京的印象,我们就是有时去鼓楼、新街口走一走,也组织过去玄武湖及爬紫金山等活动,但是再远就没有了,主要是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理想驱动人生
我当时是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去美国读博士。当时出国读研也没有托福、G之类的,李政道先生就在美国发起了一个中美物理联合招生项目,叫CA,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出国留学项目之一,我是这一项目的第二批。我们是提前参加考试,1981年秋天没毕业就参加了C-P考试,1982年7月毕业就直接出国了。七七级、七八级一起考,我们考试通过以后就申请出国,由李政道先生担保,每年全国有大约一百位学物理的学生有这个机会。考试是先在国内各个高校预考,在全国选出大约八百名学生,然后由美国某大学出卷子,密封到中国来,从这八百人中录取一百人左右,通过面试申请去美国各大学。CA进行了十年一共送出国九百多人,当时都是去学物理,现在干各行各业的都有。我们出国之后就是一边读博士一边做助教、助研这种,有经费保障。我们那时候出国的动机都是很单纯的,就是要学成回来用自己的知识建设祖国。
我在美国读书,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来去了M做博士后两年,然后又去了美国阿肯色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因为种种因素,在美国待了将近三十年,后来于2009年通过国家第一批“千人计划”回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因为之前我每年夏天都回国访问,经常见到南京大学的老师们,就决定回母校组建科研团队并参与建设新的现代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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