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吴稚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19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蒙民伟楼

    采访整理：朱笑言、许汝南、黄丽祺、朱雪雯

    作者简介：吴稚伟，浙江绍兴人，1960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现任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医学中心主任。

    我坐着驴车去赶考

    我老家在浙江，但因为我父母以前都在军队，战争结束以后待在西北驻守，所以我中学是在西安六中上的。高中毕业以后实行上山下乡，我就跑到黄土高原上，在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石槽公社的第七生产大队待了两年。我们那时候高考报名的要求比较简单，生产队一年以前就已经通知了知青。什么样的知青可以报名高考呢？就是必须要挣足够的工分，工分是在农村参加劳动积累的一个分值，所以我们白天必须在地里干活，晚上复习。那时候我们复习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农村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当时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七个知青，我和三个男知青住在一起，只有两盏煤油灯可供晚上复习。但是，我们有个知青，他考音乐类的单簧管，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我们三个人就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三个知青就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让他拿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

    我们备考的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复习资料，书都很少。因为“文革”刚结束，用的几乎都是在街头地摊上买的刻印的资料，还有些是“文革”前考过的一些题目。而且1977年、1978年社会上的复习班也很少，我们只能用找到的几本资料复习。我们当时在农村复习高考的主要问题就是资源匮乏，同时，在农村我们必须要自立，我们还有地要种，当时公社大队是没有什么供应能力的，我们可以去生产队领粮食，但是副食要靠自己解决，这对知青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少能够有知青自己种蔬菜、养牲畜。

    恢复高考以后，大家复习的热情很高，同时困难也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少，所以知青都会相互帮助复习，学习的气氛很好。当时除了待够年份，挣足够的工分，被招工招进相关机构外，高考是离开农村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

    我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现在离西安也就两个小时车程，但那时候要在一整天的时间，要先从西安坐车到渭南市区（那时的渭南还是一个小县城），到渭南以后转汽车，走好几个小时，到大荔县县城，之后就没有车可以坐了，要步行，还要坐摆渡过洛河（洛河是黄河的支流），过了洛河再继续走：基本上早上从西安出发，到公社已经傍晚了。当时石槽公社没有考点，高考是在另一公社的一所小学生，那个小学离我所在的公社也有几十里[17] 路。我们大队共有六个知青参加高考，所以大队给我们提供了一辆毛驴车。因为要在考场那里过夜，所以我们把铺盖等过夜需要的东西也放在驴车上，赶着驴车从队里出发，一路玩一路走，早上出发，走了大半天，下午才到那个公社。到了考试的公社以后，公社的人在考场附近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废弃的寺，我们就铺着铺盖睡在那里。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文革”期间学生主要学工学农，文化课不受重视学的知识不多。1978年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比较简单直观的。当时我们考英语是作为参考分数，不计入总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物理考试，我们受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新闻报道的影响，对物理学、理论物理、数学比较感兴趣。当时很多考理科的人都想报物理专业，我最想报的也是物理。我高考时物理考了九十七分，丢了三分在量子物理、原子物理上面，因为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作答，总体考得不错。数学考得也不错，但是没达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对数学的要求。

    当时我们对国内院校知道得很少，填报志愿时我是通过一个亲戚了解的情况。我的几个志愿，一个是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是铁道学院，当时叫矿冶学院，因为那时国家的电影宣传片对年轻人影响很大，铁路宣传片上描绘的开矿、炼矿都是非常浪漫的事情，青山绿水好得不得了，所以当时不少人填了这个专业。陕西的录取规则是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但是你的分数达到学校要求，就在同一个学校指定一个方向，所以后来我接到通知是被录取到南大生物系。我高中没有学过生物知识，基本上对生物一无所知。领到通知书后我立刻去找人打听，这是个什么专业，后来才明白。

    大学教育塑造了我

    刚进大学，很多功课以前都没学过，学起来比较吃力。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南方来的学生，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他们的基础要比北方学生好一些，这和当时地域的信息流通、观念、师资都有关系。最明显的就是英语。我之前压根没有接触过英语，在英语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是效果很差，而一些来自南方的同学在中学期间接触过英语，有一定的基础学起来就比较轻松。考入南京大学是很难的，当年西安市只有四个人考进南大，学习机会很难得，大家也很珍惜，一心一意投入在学习上。那时也没有互联网和其他的娱乐方式，学校偶尔会组织一起看电影，但我很少去看。当时生物系、物理系、地质系的一些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虽然现在看来问题本身比较幼稚，但是对于交流思想、活跃思维是非常有用的。学生之间交流、讨论完全是自发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学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可以塑造年轻人探究问题的习惯。当时学生想学到更多的知识，认识更多的人，不为什么具体的利益，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找工作。当然，我们也不存在找工作的问题，毕业了都是国家分配岗位。

    大学期间，我印象深刻的老师不少，比如我们系讲植物分类的老师。尽管逻辑推理不是很多，但可以体现老师的功底，在“文革”后对植物分类特征有这么高熟悉程度的人不多。当时我们和化院学生一起上过傅献彩先生的有机化学。傅先生是国家化学的鼻祖之一，他的课讲得非常成功，从肥皂这样的日常物品开始讲有机化学的原理，引导性非常强。另外还有讲物理化学的两个老师，物理化学是一门比较难懂的课，两个老师比较年轻，但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有耐心，跟学生完全没有隔阂，学生有什么不懂的都会非常耐心地讲解。还有一位中文系的老师。因为1978年南京大学已经实行学分制了，所以我们可以选部分外系的课，我选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这个课讲得非常精彩生动，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本身不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听。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底蕴是很深厚的，尽管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乱，他们在专业上没有懈怠，而是继续进步。

    我当时住在南园十舍，一个宿舍八个同学。宿舍条件是比较差的，特别夏天的时候，没有空调，日子非常难过。夏天很热的时候，有人就把席子拿到操场上去，在席子上浇凉水，这样才能睡得着。虽然生活确实比较艰苦，但那时大家的思想也相对比较简单，社会思潮不像现在分化得这样厉害。而且那时的中国社会相对比较简单，能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精神上的满足感很强。那个时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很少，一般十五六块钱。外面的餐馆不多，我们也很少去外面吃饭。我记得原来在南园门口有一家馄饨店，卖馄饨和面条，我们偶尔去吃一下，就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早上第一二节课结束以后，学生食堂会拿出包子来放在南园门口卖，大家下了课就跑出去买包子，我觉得那个包子吃起来特别香。总的来说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1980年左右学校出现了跳交际舞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很多学生还是比较保守的，不好意思跳舞，看的人居多。但文科学生，中文、历史还有外语系，有许多同学是很活跃的。

    我们一起从陕西考过来的学生，上大学以后也经常联系，一起活动，每年放假回家和返校我们都一起走。物理系的同学叫吴康；天文系的同学叫武杰，他游泳游得非常好，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另外一个是地质系的同学，后来去了美国，叫顾志斌，他和我是当时南京大学最早拿到国外奖学金的学生。我当时拿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奖学金，他拿到的是密歇根大学的。1981年，南京大学还没有出国的先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俩能拿到奖学金与钱志龙教授有关。他是帮助南京大学建设南霍中心[18] 的物理学教授，是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Steven Muller的助理。我和顾志斌在钱志龙第一次访问南京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他。之后钱先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有专项经费，用以资助海外攻读较高学位的学生，他鼓励我们去申请。申请这些学校的第一批材料，都是钱先生转交给我和顾志斌的。申请过程是艰苦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英文很差，信息也很有限，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表格上问的是什么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很幸运地拿到了offer.

    我在海南岛建实验室

    1982年毕业后，我去了海南。本来我不是被分去海南。当时偶然得知海南的一个学校想在南京大学招学生，学校告诉他们南京大学没有分到海南的名额，他们就到南京其他的学校招生。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海南在哪里，只是想象着蓝天、白云、海水、椰子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很浪漫的地方。于是我就去找当时生物系的党支部书记，我说：“肖老师，听说现在海南那边正在招人？”肖老师说：“是有人啊，但是已经走了。”于是我就说了我的意愿。他当时以为我在开玩笑，但后来我告诉他，我是真有兴趣，他说那这样的话我再重新联系吧。我当时也是年轻，觉得好玩有兴趣，没考虑那么多，当场就决定去海南了。决定以后我想还是要告知一下父母，就发了个电报告诉他们，我父母回了个电报说，你自己看着办，我就这样去了海南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海南还算是国家的边远地区，很少有人去，我从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广州，然后下午从广州坐轮船，第二天到海口。那天晚上风平浪静，大海确实非常漂亮。

    到海口以后，在海口住了一天。那个学校就是现在的海南大学的前身，当时叫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学校在儋县，它在海口有个办事处，我就在办事处住了下来。当时还以为已经到学校了，把书和衣服都摆了出来。结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告诉我，明天还有一天的路程。第二天一大早六点，我坐长途汽车出发，中午停下来吃了一顿饭，下午四点钟才到学校。我后来才知道，海口到儋县也就一百六十公里，但是路不是水泥路，海南雨水又多，坑坑洼洼，路面状况就更差，所以车走得非常慢。学校周围全是农村、山地、橡胶林，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学校在那里。因为这个学校是1953年国家从战略考虑而成立的，建国后军队在那里开荒，种植天然橡胶。我去了以后还碰到南京大学的老前辈，金陵大学的毕业生，他是第一批开荒建校的人，当时我们热带作物系的系主任也是这样去那里的。那个地方非常闭塞，经常停电。供电一方面靠电网，但是电网很不稳定，所以它又要靠自己的小水利来发电，当时的条件是非常差的。

    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四年，还是比较长的。条件是艰苦了点，但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去的时候学校刚拿到了第一期世界银行贷款，就让我负责组建一个生理生化实验室，学校在这个实验室的投入也很大，大概六十多万美元，用于实验室设计、设备采购、规划等等，八十年代六十多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资金了。当时实验室的构建基本是按照南京大学生化实验室的模式翻版过去的。我在那里四年，这个实验室就建起来了，我当了第一届实验室的主任。后来我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读博士，一直到了1990年5月。读完博士学位后离开英国又去了美国，待到2006年，差不多二十年，才又回到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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