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南京大学1977、1978级考生口述实录-知识饥渴时代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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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人:张捷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采访整理:单雨婷、许汝南、黄丽祺、朱雪雯

    作者简介:张捷,江苏泰兴人,1960年出生于无锡。1977年毕业于无锡四中,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现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我的家庭从祖上说起可以算是书香门第,祖上多人是岁贡,在泰兴开设了第一家金融机构——张吉祥钱庄,老家泰兴祖上故居的一块“桐竹园”石刻现在就收藏在泰兴市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我还联系上了家族世交、我们地理院金瑾乐教授(清翰林院编修、泰兴金鉽先生之孙)。现在根据这个石刻的文字信息考证我们家族,很可能是宋朝理学家张载的后裔。后来父亲专门对石刻做了长跋之后我又重新去做了一个木刻匾额。

    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在我父亲的影响下还比较喜欢书法。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大革命”影响了高考,我是在“文革”的时候上了小学、中学,1977年高中毕业前“四人帮”被粉碎。高中毕业以后,因为我是家里长子,按照当时的政策,城市居民的长子可以分配到大集体企业工作,所以后来我就被分配到无锡红星手帕厂,并和一起约二十名新工人借调到无锡第二棉织厂(为荣氏企业和新布厂,解放后从公私合营又变成了国营)。我在厂里当保全工。在正式分配之前,我在无锡市教育局木工厂当过油漆工,油漆课桌、教学楼窗户等,也都做过,所以还算有些经历。

    少年教育:捉襟见肘的半工半读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我父亲教学的学校——无锡市第四中学修读的。但是市一中也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因为对于普通市一中毕业生来说,母校只是语文修辞上的隐喻,而对于我来说,市一中是母亲的地标,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市一中的教师。“文革”期间,父亲所在中学的学生学农需教师带队下乡学农,所以暂时与母亲居住在市一中集体宿舍内,曾经当过运动员获得全国名次的母亲为了培养我的意志和锻炼体魄,每天早晨早起专门陪我徒步到惠山直街并爬惠山,回想起来,当时我不满十岁。这段经历直到母亲七十五岁时我陪登上川西松潘高原黄龙寺游览石灰华彩池,我们还一起幸福地回忆这段时光。实际上,现在我也经常采用母亲的方法来教育在南京大学上学时的女儿,要女儿加强体魄和意志的锻炼。

    “文革”对我的教育经历有过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当时初中开始将物理变成“三机一泵”,化学变成化肥农药,生物变成农业基础知识。我们当时会学农业基础知识,讲农药怎么用,怎么种植农作物,以及毛主席归纳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方针,这些东西我们都学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毛主席有“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每学年我们所有人都会去农村学农一个月,不是现在的实习,而是称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去收割粮食,收割麦子、挑麦子,或者插秧,低档一点劳动的就是捡麦穗、稻穗之类的。这段经历让我脚上现在还有一块疤,当时不小心踩到地上的镰刀了,很大一个口子,以至于走路地上留下血迹,有人问是怎么回事,自己却不敢说,一说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病了。

    在读书方面,当时很多书是不能看的,像《岳飞传》都是禁书,因为岳飞保皇,杭州岳飞墓都被封了,当时都不讲他英雄就讲他保皇。当时住在农家的仓库里,我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书,班主任翟老师说“看《三国》吗”?我就顺着说是,老师说了声“注意眼睛”就走了,我心里想“还好没有被没收”。初中全班也曾经去太湖边现在无锡影视城那里附近的军嶂山下无锡林果场学农,到果园里帮忙。学农可以有军训拉练,感觉像现在旅游一样快乐。有一次去看日出的经历至今难忘:爬到山顶上看日出,太湖边上一个山峰,有个庙,当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太湖捕鱼的船出来,哗啦一大片,千帆竞相出港入湖捕鱼,那种景观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太湖的水太脏也没有那么多渔民,那时候我看到的景观就很震撼。跑到山顶上的一个庙,已经没有人了,房子很破,墙上写着毛主席语录,当时就算是在一个破庙里都能感受到“文革”无孔不入的影响。

    对我个人而言,影响最大的还是“半工半读”。当时只有我们无锡第四中学这样做,因为学校想通过这个赚点小外快,要求高中让我们这些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而且都是马马虎虎混过去。按理说应该是一学期安排一个月的时间学工,结果我们学校直接联系一个工厂,半个学期让我们高一学生作为正式工人,把人家整个车间包下来了,用当时时髦的话叫“半工半读”。那个时候如果按照正常工人八小时三班倒,小孩身体会吃不消,进驻学校的工宣队也很聪明,让学生一天四个班倒,六个小时一趟班,换班时间是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和十二点。作为正式工人的收入,半个学期工作劳动的工资就是免掉本学期的学杂费五块钱,但是我们当时很开心,夜班有补助,可能就一毛两毛,因为自己能赚钱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五块钱就是一学期的学杂费,吃一顿早饭也才五分钱。后来高中毕业到工厂工作,学徒工一个月就十七块多,要到后面转正评上正式技工才能有三十块。当时大家的想法是:要是天天能够吃烧饼油条,日子就非常好了。两根油条一个烧饼就能吃饱,一个烧饼三分钱,两根油条五分钱,一天三顿就两毛四,一个月也才需要七八块,加上其他最多九块钱就够了,还可以省钱,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会想要买房子。

    从学制上来说,因为我小学正好是六年制转成五年制,秋季入学转成春季入学,所以我小学上了五年半;到初中高中时又改回来了,所以比正常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又多上了半年,五年半加四年半正好就是十年。这大概就是“文革”对我在教育和心理上的冲击。

    “文革”对于我的家庭也产生了的影响。我父亲一直对自己销毁从老家带出来的乾隆写的四条书法巨幛而耿耿于怀:在“文革”时期怕抄家查出“封资修”,所以我父亲自己在家中先把这个幛子悄悄烧掉了。“文革”后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心里放不下,我就对他说,这是缘分到了,当时万一抄出来了,命都不保,身外之物不用在意。

    高考初心:纯洁的理想主义

    1977年有恢复高考的消息了,从父母那里得知后,城里的工厂放人基本没什么问题,我也就赶紧报名参加了。那时候先要经过市里的考试,达到分数线以后才能参加省里的考试,省里达到分数线以后,才能参加体检,然后是政审。当时我一直冲到省考后的体检,但后面就没拿到通知了。我父亲当时是老师,就托人帮我问情况,听说我在市里考试成绩是比较靠前的,在前一百名。后面猜测省考体检说明成绩也还可以,但是没能录取的最大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家庭出身算破落地主,我的政审不过关。总之我1977年就没有考上大学,在工厂里继续工作,等到了1978年。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要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政策他都落实得很好,客观来说,当时仍有“两个凡是”等等以往传统惯性思维的压力,他能顶住这种惯性思维来批准恢复高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所以邓小平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永远存在。

    1978年正在工厂工作的我报名了高考,根据当时的政策,凡是报名高考的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放假两周回家复习,也算有了两周休息的时间。平常我们一般是这样的,白天上班,晚上补习,厂里下班后就赶紧上补习班,补习班回来以后自己复习到深夜,第二天再去上班。那个时候还要跟应届生竞争,所以我们也算是比较辛苦,但也很充实。当年,我去的补习班是靠近我工厂的无锡市一中(我母亲是教师)。我们补习班的老师都非常和蔼可亲。举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春季,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听课,还有同学不是正式补习班的学生,就晚上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听,周祥昌老师看到了就说“那个同学你进来听吧,你进来没关系的”,大家都很感动,这么好学的同学,这么慈祥的老师。当时补习班也不是公开的,我因为父母是老师的关系,所以进去了。一个补习班大概六十几个人的样子,具体有多少班也不清楚。那些好学的人,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老师非常负责,记得有个教化学的胡老师,女儿刚刚不幸意外病逝,仍然按时来帮我们上课补习,大家也是感动和感谢不已。

    我高考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市一中高考补习班,因为我是工人,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补习班。各位名师的教学风采、道德风范迄今一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就拿数学课的几个老师来说,除了上课层次清晰深入浅出以外,还各怀绝技。例如几何要画圆,周祥昌、周公贤两位老师是不用教学圆规的,周祥昌老师在黑板上画圆,用小指做圆心,拇指食指捏住粉笔头,像耍太极拳一样刷的一下就好,周公贤老师自有另外一套,什么都不要,慢慢地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让学生觉得一个圆怎么就那么圆!更有趣的是,周公贤老师在讲代数时推导一个定理,而且介绍这在解题时非常有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韦达定理”,一本正经地一笔一画写到黑板上,一边嘴里还念着“韦——达——定——理——“说着马上又在“韦达定理”的“韦”字边上加上单人旁,又将“达”字去掉走字底,结果“韦达定理”变成了“伟大定理”,说你看,“韦达定理”真是“伟大定理”呐!劳累的同学都哄堂大笑,疲劳瞬间解除!

    “文革”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恢复秩序,并且开始转型,转向教育秩序了。举一个例子,我们原来上高中时,大多数会开卷考试,化学、物理都是开卷,而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没有化学物理课,都是上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替代化学物理,为了符合当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以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马上就可以干活。初中高中我们学过拖拉机,以及拖拉机柴油机的原理,还要开拖拉机,在学校的操场上,苏式老师借一台手扶拖拉机,每个人都要上去开,必须学会分档、挂离合器、手扶拖拉机的转弯等。当时高中化学物理都是开卷考,最有趣的是,英语考试也开卷。高考的时候,英语成绩不算正式分,所以考不考都没关系。我英语是很差的,抱着看看大学入学英文考卷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就去考了,考了以后没多久大家都跑掉了,我也不懂简单回答了以后也是提前走的。我的英语考试就考了几分,不到十分,因为选择题我不会做就不做(自己觉得是诚实的表现),很多题目不会就没选,自己觉得会的才选,所以这个成绩就比你随便勾选的分数还要低,现在说来也是一绝了。当时理科就是数学物理化学,文科就考地理历史。考试的难度肯定比今天要容易得多,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而且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心里都会用一些为国家做贡献的、比较纯洁的理想主义来激励自己。

    七七级和七八级其实就差了半年,因为七七级考完以后,1978年的春季入学,七八级考完以后,像南京大学是十月份入学,这就是当时高考大致的情况。从当时来讲,考大学对人生改变确实有很多,但是人的想法还是受到邓小平和中央政府的理念影响,当时是为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是非常纯洁的理想主义,讲个人的很少,因为当时大学生是包分配工作的,而且都是国营企业。当时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工资,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一些地区,都是一个规定的标准,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大学生一出来工资比十年的工人要高得多。但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你是南京人,你很可能会被分配到西藏去;你搞气象的,你很可能被分配到华山山顶气象站去,有些人就在那里搞了一辈子。可高考对于人一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填报志愿:“时尚”的理科

    当时要选择自己的专业了,因为我在工厂工作,做的保全工,师傅是潘洪生,一个小年轻(无锡话:年轻人)二三十岁,现在说是“小鲜肉”,白净机灵,还是厂工会的文艺干事,负责到电影院买电影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电影票是稀缺资源),待人仗义和蔼,对我这个小徒弟也是关爱有加。我当时工作就是跟着师傅“平车”,负责校对织布机的三大主轴、一个小轴,当时觉得很枯燥,也有大学生就在那里做机器设备创新什么的,我就在那儿看,觉得:“啊?!大学生毕业出来还是倒腾这些个?”对我来讲,不懂机械工程那么多知识,也没什么兴趣。所以我想我考大学,就不学工科。

    我曾经还想考文科,跟我父亲说了自己的意愿。但是那个时候“左倾”,比较强调阶级斗争,社会人文的研究会受到政策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的地理学在当时人文地理中是没有的,就是受到“左倾”政治的影响,认为人文地理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科。所以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我报文科;他说:“文科有什么好学的,你看郭沫若,研究那么厉害,‘文化大革命’一来,自己说以前所有的研究都作废,你研究能做到郭沫若这样水平吗?!”除了读文科怕受到政治影响以外,其他因素也影响了我报专业的意向。

    当时比较倾向于宣传像陈景润这样的,这种纯科学的研究,而且大家普遍认为数理化不行的人才去考文科,所以权衡下来,我就选择了理科。我对化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母校无锡第四中学有个很好的化学老师是张衡励先生。我现在还记得,他不是无锡人,在无锡第四中学教有机化学,他上课上得非常好,引起了我和同学们极大的学习兴趣,以至于我中学毕业后在工厂时,还叫我父亲去借学校图书室的有机化学的书来阅读消遣,觉得那些化学键、有机分子模型非常神奇有趣。我非常喜欢化学,虽然这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等到后来进入南京大学以后,在鼓楼校区,有一次来自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荆其毅先生来作报告,一看名字就是我看的那本书的作者,居然是学部委员。回过头来,一个中学老师,上课上得好了以后,尽管有些东西与你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你会去关注,这就是老师的魅力。当然也可能与当时知识的饥饿状态是有关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很喜欢古诗词,我也写了很多诗,在《人民日报》《南京日报》《无锡文博》等发表过,但是我写的都是近体诗。因为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古诗词读,人人都在读毛主席的诗词,所以毛主席的诗词三十几首我都能背,还有鲁迅的,这就是一种知识饥饿的状态。我当时报南京大学填了两个志愿,因为喜欢有机化学,所以填了化学,但是地理才是第一志愿。我已经落榜过一次,其实落榜了也可以去上什么电大、大专班之类,但我当时决心要上一个正规大学。而我父亲对化学有偏见,说“你看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都爆炸了,多危险啊。这样吧,你就报个地理,再报化学,但是地理要报在第一个”,所以我就上了父亲的当,在与父亲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家长其实是为了保险,因为化学系录取分数要高一点,后来才知道其实我的分数也是可以进化学系的。就这样,我第一志愿进了地理系。报南京大学是在模拟了一下之后,大概觉得自己分数还可以的情况下报的。1977年第一次报考后时真的曾经做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但是落榜了,直到第二次参加高考才算进入高校。

    关于地理专业,现在看来我觉得地理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科,自己很幸运。因为地理学可以研究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喜欢旅游,就研究旅游地理学、地貌学;我喜欢九寨沟,就研究九寨沟地貌、风景成因与旅游市场地理结构;我喜欢书法,就研究书法地理学、书法景观学;喜欢自然、喜欢音乐,就研究自然声景观、音乐地理学,而且这些我都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更有趣的是我的爱人当年参加建设江苏省高校网络时,南京大学还没有互联网,我就研究信息地理、互联网地理学,现在看来是国内互联网地理实证研究的最早的成果。

    空前绝后的学习时代

    之后我便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报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现在难得一见了。当时大家英语普遍比较差,学英语就要有多种途径。上课是其中的一种,老师从AD字母开始教起,而且都还带着各方的口音。但是上课不足以让你英语的水平有很大提升,所以大家很勤奋地寻找其他途径。第一个是听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再后来电视里有个电视节目叫“Followme”,当然当时看电视是很难得的,这些都可以作为学习英语的资源。南京大学还会播放“英语九百句”(“English900”),就放在校园广播,早上八点钟上课,它就六点半到七点钟放,让我们获益匪浅。条件好的学生有短波收音机,可以“偷听”美国之音的Special English这类节目。

    最让我感动的是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冬天六点半非常冷,我们也没有空调,穿得又单薄,大冬天一早六点半到七点半站在电线杆下面,一两百人在那里跟着念英语,而且是水平很低的“English900”。现在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景象了,一是大家英语水平都高了,二是技术设备也越来越完备了。再后来就拼命跟着英语的广播节目学习,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坚持跟着美国之音的学英语节目学习。大学的时候大家会自己补充其他的知识,有个同学很喜欢《基督山伯爵》,无线电广播里播音,把小说念出来,当时叫演播,每天半小时要播很长时间,我这个同学坚持听完了;而像我就会去图书馆看一些中国古诗词、章回小说、古代文学、文字学以及西方非常著名的小说。在我们一进来时南京大学图书馆就号称藏书两百万,但是喜欢的书不一定借得到,因为学生太多。我喜欢书画,一般书画的书籍没有,我就借书画鉴定、文字学的书看。

    当时的学习过程中,也有太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包浩生老师,也是我研究生的导师。当时我去听了包老师研究澳大利亚的报告,觉得太有水平了,他通过分析一组数据,现场测定以后做线性回归,可是有几个点数值非常奇怪导致整体回归相关系数太低,后来去现场一看,找了这几个特殊点的特殊例外原因并删除这些数据,提高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这就是包先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成果,也让我觉得搞科研很有意思,也是我后来追随包先生读研究生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杨怀仁教授,他是准院士,“文革”前都不上课,“文革”结束以后,开了一个科技大会,郭沫若写了《科学的春天》,号召全国科学界知识分子都要为国家做贡献,杨怀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却坚持来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当时作为课代表的我还很懵懂,直到有老师提醒我说杨先生六十多了,每次上课要找把椅子给先生坐,从那以后,作为课代表,我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上课前搬椅子擦黑板。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979年,杨老师就讲全球变化,在当时是很超前的。老师进教室我们班长喊“起立”,老师喊“坐下”,然后才正式上课。大学的时候林承坤老师对我们全班的关心和课程的认真负责、任美锷教授的朴素衣着都是同学们印象深刻的记忆。

    说到住宿,我住在鼓楼十一舍,一个房间九个人,人已经算少,因为名单中一个是南京走读生,所以少了一个人,算很不错了。我们有一张三层床,上面两层就放行李。教室是当时还有平房,水泥砖做的课桌,冬天很冷的。

    我们同学之间相处都非常融洽,“新三届”和“老三届”的高年龄同学(二十六到三十岁读大学)都有,也只是有一点生活上的差异,学习差异好像谈不上。比如我们班有个同学,1949年出生的吴新哲同学(后来是班长),入学时都有小孩了,但他依然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带动了我们。当时总体来讲学习都很认真,不像现在有的同学还因沉迷游戏拿不到学位。当时最多也就可能有个别同学对专业不满意的问题,但对我来说不存在,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地理专业的。我们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活动,社团也很少,基本上没有,就自己看书,自己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大学四年我坚持每天中午会写十六个毛笔字,欧阳询的九成宫,基本上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好在我们地理班有个出去实习的活动,一年级结束时有个普通地质实习,到南京汤山住一个月,然后再到无锡,再到庐山,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对地质都比较熟悉。集体活动不多,可能受到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流行跳交际舞。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开放,谈恋爱是不允许的,甚至有个同学,礼拜六悄悄地坐火车回家会自己的太太,礼拜天再回来,结果一次被人检举,让他在班里作检讨,说违反学校纪律。那时候也没有了解港澳台之类渠道,个人活动也有校规约束,就连我们外出到庐山、无锡实习也基本上没有出去逛,很少有什么出去玩的集体活动,最多也就个人去书店,买一点宣纸毛笔,就在珠江路和广州路那个角落里,夫子庙那边。印象里只有一次,班篮球队到玄武湖集体照了相。记得一个同学是舞蹈队的,穿紧身红毛衣稍微显示了一下女性身材的线条美,当时就被负责学生工作的副系主任狠批了一通。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总体还好。那个时候会有很少一些正式高考考进来的学生觉得比较骄傲,看不起被认为靠关系推荐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但是我们班没有。我进大学时,跟地质系一起上了很多课程。大学同学对高等数学的主讲苏维宜老师、地理学基础主讲雍万里老师以及党史课马洪武老师等等许多授课老师都印象深刻。地质系、地理系、气象系都有,相处都很融洽。理科这边就是物理、化学、气象、生物、地理、地质、天文、计算机这些系主干,电子、环境等也是后面才分出来的。

    我与旅游地理的缘分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面临分配问题。毕业时我想考华东师范大学沉积学的研究生但没考上,所以就服从分配。国家分配是班上多少人就分配多少岗位,我们班有六个人考了研究生,所以就有二十四个工作岗位给十八个人挑。我当时很中意一个杭州海洋二所的岗位,我就让老师考虑分析对比,我说专业课考试无法比较,但对比研究生全国统考英语、政治分数的排名是可以的,我的成绩是排在前面的,所以我去那个单位不会给南京大学丢脸,辅导员后来与系里商量也同意了。后来因为王小波同学(与著名作家同名,现在也是著名科普作家)跟着王颖院士朱大奎老师参加海洋地貌生产实习过,朱大奎老师考虑专业对口就建议由王小波同学去杭州了。当时我们三年级生产实习,有喀斯特、河流、海洋地貌、第四纪地质四个专业方向,而我现在做的是旅游规划。当时做喀斯特地貌是在贵州,河流在三峡,海洋在江苏沿海,第四纪地质在华东地区。当时我不清楚具体情况,就问负责带队到贵州去的俞锦标老师(著名喀斯特地貌学家)打听我们队是否安排参观黄果树瀑布?是否同意我们在桂林自己旅游?俞老师非常和蔼可亲地说:“可以!”当时火车票有效期是四到六天,行程是两天两夜,所以可以中途下车旅游或休息一天后,继续上车原来的车票还是有效。我们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小组(我是组长)在杭州上火车(属于私自行动),桂林下车,玩一天半,再到贵州安顺去。这样我想我就可以玩遍中国三个第一了,天堂之一的杭州西湖、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中国第一的黄果树瀑布,于是我就申报在贵州那边的实习。父母很担心我今后分配工作的时候会直接留在贵州,的确,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在贵州研究喀斯特地貌,主要还是因为可以旅游,说来也是我对旅游地理研究的缘分了。

    大学毕业分配,当时就业无锡有名额,杭州宁波也有一些,有一定选择,分配时我就被问到对于就业有什么想法。我说自己有下面几个想法:第一,不想放弃学了四年的地貌第四纪地质专业,一定想专业对口。第二,父母有点老了,希望可以靠近家里以便照顾。第三,我的表达能力较好,也喜欢教师职业,所以喜欢到学校。说起口头表达能力,大学入学初我还比较害羞,公开场合发言就觉得脸红心跳。我决心改变,当时每周三的政治学习会有讨论和发言,我就决定从这个场合来锻炼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发言、突破自己的局限,所以我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在很长一个时段自己希望能突破,并有机会锻炼这种能力,记得每次鼓足勇气想等这个同学发言完了我就发言,结果同学结束后我没有跟上,还是别的同学接上去发言了,就这样经过无数次鼓足勇气后的失落,终于有了第一次的突破,逐步得到提高,乃至到了后来,我们政治学习我都是第一个发言讨论时事政治问题的,我的大学毕业班级鉴定应该有这么一条:“政治学习积极发言”。

    回到毕业分配,虽然当时有个南京地质学校名额,但是有个南京同学,所以我最后决定去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在家里我母亲感情不怎么外露的,但她那次舍不得儿子的情绪还是充分表露出来了,下课后专门从无锡家里赶到南京(火车从无锡到南京要三四小时,晚上很晚到南京)来叫我不要去,而我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在江苏。我母亲跟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老师和他的爱人张老师是无锡师范学校的同学,所以我们就到他家咨询。胡老师很有远见地说桂林多好啊,将来有事可以坐飞机啊,飞机多快啊,当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飞机会有现在这么普及的状况。我母亲对于我选了桂林还是很失望,主要是舍不得儿子远离。我在桂林冶金地质学院(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当了两年教师,给大三大四的学生——也就比我小两三岁吧——主讲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课程,带实习,也上地景素描讲座,算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那种吧,据说当时负责教学的主管院长张秋光教授(场论专家)还专门在院教学会议上表扬过。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我现在的专业跟当时有差别,但是那时候读地理还是打了下很多基础,对学术的兴趣也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那时候学风非常好,没有专业英语课程,也没有地貌专业英语,就自己看一些地质类专业英文教科书。总体来说大家都单纯而勤奋,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很美好的学习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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