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星

    我是四十年前那个恢复高考的幸运儿之一。

    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中国恢复高考。各个省的考试时间并不统一，江苏省的复考是12月的23日和24日。

    高考停止了十年，宣布恢复高考，十年的毕业生一齐涌来，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先组织了一次初考，及格的才有资格参加复考。

    至今仍然记得，那是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我走在农村的一条田埂上，忽然路边的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浑身的血液好像刹那间凝固了，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像被施了定身法，两只脚忽然就定住了，再也迈不开步。放眼望去，每片落叶似乎都在起舞。

    上小学前，有位邻居家的女性考上了大学，邻居们都去祝贺，还有人送了块非常漂亮的墨绿色的丝绒布。看我摸着那块丝绒布露出很羡慕的神态，带我去玩的祖父说，你将来也会像她一样考上好大学的，也有人送你比这更漂亮的丝绒布。

    那块漂亮的绿色丝绒布，在我心中种下了上大学的美好的理想。

    理想随着“文革”的到来粉碎了。爸爸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街，在五七农场劳动改造。一年中只能回家几次拿取换洗衣服。我小学没毕业就下地干活挣工分。即使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取得了上初中的学籍，但仅仅是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去参加以保留学籍，平时都是以挣工分为主的。每天只能挣二点八个工分，十二岁那年挣了八百多工分，那以后每年都挣一千多工分。直到1971年父亲被解放了，就是说可以带着帽子回来工作，我很幸运的上了高中，才算正常上学了。高中毕业以后还是回家挣工分，以为就那样当一辈子农民。后来劳动表现不错，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了一名民办中学教师。

    决定参加高考后，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复习什么，怎样复习？更没有时间复习。不知道复习什么，是完全没有高考的概念，不知道会考什么、怎样考。我们习惯的考试就是学工、学农、学军。其他的专业考试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怎样考。大中城市的人可能有他们的交流圈，大概还知道一个复习的范畴和边界吧，我们在最基层的农村，两眼一抹黑，脑中全空白。

    就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那种慌乱和迷茫。只要是书就多看一点，只要是知识就赶快记住，至今记得当年找出人民日报的社论，几乎每篇都搞出了大纲和中心思想，以为那些都会考到。还有什么二十四个节气应该播种什么，应该收获什么，等等，都被我们想当然的纳入了复习的范围。

    没有时间复习更是一个大难题。我那时是高中的班主任，教语文。这个高中班有六十多个学生，我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中毕业农村小姑娘，这份工作本身已经非常吃力。再加上执教的那个学校叫做戴帽子学校，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教高中班的老师中有两个都在复习高考，如果都考走了，可能就没有更合适的高中教师，那个帽子就戴不了，校领导管辖范围就会变小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猜测是对的，这个高中班的老师包括我第一届高考考走两个，那个学校就再也办不成高中了，就变成了只有初中的学校了，不过这是后话）。为了这一点，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姓薛，是坚决反对我们高考的。为了不让我们参加高考，每天晚上都要搞政治学习和集体办公，九点半或者十点才肯散。我们是三个女教师住一间房，回宿舍后是不方便再看书复习的。

    所以每天晚上集体学习或办公以后，就从学校奔赴回家。大概五公里到六公里的农村的漆黑的夜路，土路沟沟坎坎，两边芦苇深深，黑影幢幢。约一小时才能赶到家中，开始看书学习。到夜里两点半，最晚三点必须睡。到五点半起床再赶回学校，装作从未离开过学校的样子，去参加学校老师早晨的集体操。

    其实我这样每天夜里的私奔，很快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校长姓王，跟那个薛主任大吵了一架，认为他不该阻挠我们参加高考。同宿舍的两位女教师更是一字不提我每天夜里不在房间过夜的事实。

    诸多好心人的保护与帮助，保证了我每天夜里的私奔成功，保障了这一点点挤出来的复习时间。

    高考前大概三到四天的样子吧，忽然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今年高考考试成绩占一半，政治表现占一半，还是要看手上有没有老茧的，这说明了你的劳动表现如何。你得注意哦。

    听了这个话，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的手上是有老茧的，干农活时，曾经稚嫩的双手血泡起了一个又一个，生老茧是家常便饭。可我已经当了四年半老师，老茧都退掉了。为此愁得不行，跟爸爸妈妈商量好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到大队的供销小店里去买了两瓶白酒，每瓶一块八毛。然后我自己起草写了个证明，原话大意是：我队社员管永星劳动表现良好，手上老茧很多，因为劳动表现好，被贫下中农推荐去当民办中学老师已经四年多，手上老茧已退，特此证明。拎着这两瓶酒，带着这纸证明，傍晚时分我惶恐不安的进了生产队会计的家门，说明了来意，请他在我这个证明上盖上生产队的公章。生产队会计是个好人，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写的也是真的。就给盖上了章，那两瓶酒推拉了半天，却不过我的一片真心，还是留下了。

    于是我在参加复考时，口袋里是非常郑重小心的揣着这纸证明的，只等考试完看老茧的时候，就把证明掏出来。

    四十年前的12月24号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了，走出考场，问监考老师，下面我们到哪儿去？老师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你还想考吗？没有考试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回家吧。我不相信的问他，不是说要看手上的老茧吗？他说不要啊，傻丫头，谁告诉你要看老茧的，没这回事儿，回家吧，回家吧。确定了好几遍，真的不要看老茧，从口袋里掏出这张纸，撕成碎片，向天上撒去，那些碎片跳着无声的舞蹈，像雪花一样在我面前悠悠落下。

    太高兴了，这次高考居然真的重视成绩，不用看手上的老茧！

    1978年的2月18日，我收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停止高考的十年间，靠推荐上大学，凭白卷，凭劳动表现，凭出身，凭关系……我们那个公社当时包括大专中专，每年能被推荐上大学的，也就是寥寥几个，再加十倍也轮不到我。

    感恩恢复高考，感恩让我赶上了这个好时代。高考虽然至今诟病很多，但是我相信这仍然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竞争机制。

    那一纸证明虽然已经撕碎，但是她始终留在我的心中。她证明了那个时代的荒唐，证明了我们那个群体当时心中的惶恐和无奈，无助和茫然，恐惧和挣扎。

    至今依然记得当时撕碎那纸证明时的轻松和跳跃，放肆与欢笑。一边撕着，撒着，一边高声叫嚷：啊，不要看老茧了呀，不要看老茧了！全然不顾周围好奇的目光。

    是的，当时的表现应该有些疯。

    那是这辈子做的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幼稚的我说不出来那个时代已经结束的高论，但是本能中何尝不是这么感觉的呢？

    虽然时间愈久悔意愈浓一一知道有文物这个概念之后，就开始后悔，那纸证明如果不撕掉该有多好！

    如果保存到现在，该是一份多么独特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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