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华

    我的中小学读书经历有点奇特。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过我们村（那时叫大队），小学到初中是“戴帽子”的一至七年级，而高中则是公社中学在我们村设的一个高中点，周围五六个村的高中生都齐集这里。高中的两排教室居然是我们同学自己挑泥担土夯实土墙搭建起来的。那时我真是个乡下人啊，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本村，因而有机会看到公社中学特别是县里中学校园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羡慕啊，感觉那就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上等”学校。

    我于1975年夏季高中毕业。别以为当年在农村就一定风行“读书无用论”。那时，我们村年轻人不问大小，高中毕业生可以按大劳力计，拿大人的工分；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则只能视作半劳力，或视同妇女，干的农活计的工分要少一些。这显出了不同文化档次的不同待遇。当时我很自豪，因为我能算壮劳力，干挑粪、挖墒、挑渣、挑秧等重体力农活，与农村大汉无别，从事高强度劳动。这不是傻小子吗？只为了多赚点工分，就愣把自己单薄的身子当作壮劳力去使了。真不知为什么高中毕业就是壮劳力，初中或小学毕业就是半劳力？事实上我有两个小伙伴，岁数与我相当，一个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他们就没有被当作大人对待，而我却成了“大人”。

    当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长期超负荷劳动，压制了我的身体发育，我的个头后来也就停止在一米六几了。这到底是怨国家呢，还是怪自己呢？而且还充满着危险。记得有一次天下大雨，我们挑粪上船往田里送，粪要从岸上挑到船上，再由船运到田头，再挑到田里沤庄稼。这不仅是重体力活，而且还有很高的危险系数。我穿着草鞋，挑着两大桶粪，踩着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船去。跳板长约五六米，很窄，上面钉几排楞子，从河岸搭到船上，坡度极陡，踏上去很危险。当我小心翼翼挑担走到了船头，眼看将粪倒进船舱，这一担就算大功告成，不曾想脚下一滑，“哗——“连人带桶掉进了粪舱，整个人成了臭烘烘的“粪人”。又脏又臭是不是？庆幸吧，粪池保证了你不至于折腿扭腰！只是那个臭气熏天，那个恶心得要作呕，实在令人难受。父亲为此黯然神伤，曾悄悄落泪。此后，他使尽浑身解数想帮我改变命运，找点别的活去干干。而当时所谓改变命运，不过是到铁匠铺当学徒，或到食品站当杀猪屠夫的助手等，这可都是被乡人看成是很体面的活了。

    上大学？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当时工农兵上大学，仅有的若干招生名额，从来都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子弟”的特权，并且按地位等级排队排到五年以后了。谁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这个算不算呢？那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但法权好像压根就没被批倒过。因此，我是从来不曾憧憬过上大学的美丽愿景的，倒是对于参军，还有几分想入非非。但当兵也是要走后门的，还轮得上“纯贫下中农”中的我？那么，还有什么出路呢？真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黑夜里，我依然用黑色的眼睛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希望。

    后来，大队成立了“农科队”，从各生产队抽人组成，我以高中毕业的优势，得以侥幸挤入。由此再次证明那个时代的“读书无用论”之谬，即使高中毕业的我未必真学到了多少高中的知识，但名义上还是高中毕的业嘛。何况，所谓农科队，根本没有科技含量，整天干些平田整地的勾当，有没有中学知识倒也无所谓的。然而，我不是一个壮实的好劳力，文化底子也薄得很，但我还真是一个科技工作的好苗子。如果国家把我从小好好培养，屠呦呦式的诺奖后来万一砸在了我的头上，也未可知啊！当年，我和一个“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一起搞了个小型农化厂，居然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在农用微生物方面竟然有所建树，如培植出了红花草根瘤菌、蘑菇菌之类。那时每过几天，我都要挑着担子走十多里土路，将菌种送到公社农科站，再由农科站分发到各个大队去种植。但我这人怎么就这样倒霉。挑粪吧掉进粪舱，到了干别的活吧，又掉入了另一个险境。记得那是唐山大地震后，我们这一带的防震级别奇高，家家都搭建防震棚，公社分片成立了防震指挥部，我被临时抽调到“防指”，协助指挥指挥什么的。有一天夜里，我奉命去公社领取电池和马灯（桅灯），回来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在灌溉大渠上，我连人带车栽进了渠里，未指挥好他人，倒把自己指挥进了大渠。所幸天不亡我也，我命大，居然脱险。

    多舛的经历，促使我琢磨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尽管那个时代个人是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而我却琢磨出种种“改变命运的办法”，比如说当兵，比如说贩卖东西，甚至还琢磨出这么个“英明”设想：找一个有背景的对象，然后借助老丈人之力把我介绍进一个国营或集体企业当工人。我个头虽然矮点，但模样还是不算难看的吧。诸般幻想，最终居然有一条差点成真：参加当兵体检，身体合格，带兵的连长挺喜欢我的，一下让我有了当兵的希望。但我被要好的同学劝阻，那时开始恢复高考了，他们认为我比他们更有希望考上大学，最好把当兵的名额让给他们。于是我听了他们的意见，没去当兵，结果后来真成了个大学生。而当年我的所有改变命运的预想中，其实根本没有上大学这一项。不能说我短视，也不能说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得怪“文革”叫社会底层的人，压根儿不敢有那想法。而未曾践行一下找个有背景的女人、做个乘龙快婿的设计，不知这算不算今生的一大缺憾呢？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改变命运的机会。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大雪封门的天数在我一生的记忆中是最多。我有机会跟随家乡的一位老师到县城东台镇红旗小学（东师附小）当代课教师，巧合的是，十三岁获得江苏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周曙东就是这个学校的（后来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录取，据说成绩远超当时名满天下的宁铂），而我算是他的间接老师，于是窃以为他后来能高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有我一份功劳在里面似的——不许说我占天功为己有，人家难得有机会找出一点自己年轻时候的丰硕功绩晒一晒。他的母亲李承国老师正好与我同教三年级的一个班，她教语文，我教算术。当时的公办代课教师还是很令人羡慕的，每个月有二十多块钱的工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能赚得的“巨款”啊！可惜我只有资格动用其中六块钱，其余的全被我那位老乡“代为保管”了。因此，那一段有钱的日子，我的生活却过得异常清苦。我非常渴望能将这个代课教师当下去，可是我那位老乡（时任校革会主任），也许因为靠山动荡，也许因为城里人排挤，或许也有自身的不检点（喜欢赌钱），总之很快被调离了，于是我指望着多沾点光的贵人、我这小人物难得拥有的“靠山”，一下让我的梦成了百千碎块。

    我得知恢复高考的信息是在公社食品站正挥舞锄头、担起簸箕挖石灰塘的时候。我能到公社食品站干活，是因为食品站在我们生产队征地建一个收购点，有两个征地合同工的名额。我的无权无势的父亲，不知经过了怎样的千辛万苦，百般周旋，拜遍各路“菩萨”，得以让我进站里生猪收购点。这至少比一直在村里挖地挑粪强啊！然而有一天突然从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么一个喜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文化考查、择优录取。”说的是恢复高考招生的十六字条件。天哪天哪，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改变命运，竟然还会有这条道么？实在是大大超出我能达到的想象空间。这是命运向我展露的一线曙光，我本能地想要抓住它。我立即找到食品站站长，说也想去试试参加一下高考。站长人不坏，但对我这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我不可能考上，何必凑那热闹，于是不给予我任何一点方便。站里出纳小病大养，他奈何不得，对我却颐指气使。他让我临时代理出纳。我作为合同工，受了委屈，也只能忍气吞声，哪敢挺胸抗争啊？这个工作来之不易，丝毫不敢不听领导的话。食品站每天收购生猪上百头，进出金额一万多元。当时的一万元，绝对是巨款啊，且由一张张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的票子组成，数量之多、分量之重，简直如同现在的一百万！因此我每天上班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哪有机会复习什么数理化啊！但我还是决心一搏，白天不行，晚上回家复习！我必须试一下考试的运气。这可是完全靠自己能力而非后门的机会啊，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在当时就是最大的公平和正义。在我印象中，除了高考那几天外，我几乎没有请过一天假。真正复习时，问题就来了，语文还有点底子（初中考高中时，我曾获得全公社语文作文第一名），而数理化几乎一窍不通，在高中学的是“三机一泵”，与高考全无关联；我到公社中学一位熟悉的老师那里试图寻得一点帮助，只见他宿舍里围了一群想参加高考的学生。作为老师，他从来没有这样被重视过，因而也非常尽心尽力。他出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给我做，我做不出来，令他大失所望，对我也就不再过问。而且，那时根本没有学习资料，真不知复习要从何处入手，完全就是懵懵懂懂。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复习，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幸好食品站有一职工的儿子是梁垛中学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学习尖子，他常常把学习资料借给我看，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一本许莼舫的《代数与初等函数学习指导》。开始是他教我，后来我们一起相互探讨，再后来他居然跟不上我的思路了，我反过来教他。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很聪明”的啊！自信心油然而生，虽属下里巴人，但开始敢大胆地妄想：只要苍天给我一根杠杆，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后来在梁垛中学举行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我的成绩拔萃，遂被大家公认为可以考上大学。现在的学生高考前也很辛苦，但与我那时的辛苦相比是不一样的。我白天要上班收发款，晚上才有时间学习。当时物资匮乏，煤油灯的煤油定量供应，站里发的一点煤油根本无法支撑我学习的照明，每天要把灯罩擦得锃亮，将灯芯拧得小得不能再小，只为节省每一滴煤油，延长照明时间。睡眠也被压缩得短而又短。由于复习时间有限，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而文科复习大撒把，放得有点过了，这导致高考时数学考了九十九分的高分，这在当年文科考生的数学成绩中可谓鹤立鸡群。而我的文科分数却乏善可陈。一个拿到如此高数学分数的人，却跑到文科专业去了，这怎么看也像是中国数学领域的重大损失，许多同学至今还这样拿我找乐。

    我们的高考，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毫不为过，十几届的中学毕业生一起挤进同一考场，录取率之低可想而知。而录取与否，仿佛天堂地狱之别，考上的就成了天之骄子。我之所以说恢复高考只是命运中的一线曙光，是因为你能否抓住这曙光中的一线生机，就完全靠个人的努力和运气了。在我们那个高中点的历届毕业生中，我是唯一一个考上本科并且是进重点大学的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城市户口”“国家干部”，曾交织着无限景仰与极度自卑的身份地位，在一刹那间被跨越了，人生能有如此大的起伏，这也算是我此生最大的感慨之一了。

    从上学到今天，经历过几多风雨，遗忘了许多人和事，但始终清晰印在脑海里的是：母亲包好粽子送我上考场的情景；还有考上之后，父亲骑着单车驮着行李被褥，顶风冒雨送我到公社车站，眼看着我乘车前往大学的情景。每每想到这，我就不禁心头一酸，眼里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永恒的爱！1978年，我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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