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

    2015年10月大学同学聚会扬州后，班里有好事者建议各位同学写写各自的高考经历，一时应者如潮，都以为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从封闭困顿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应当留下一点历史印痕。班中翘楚益民同学在新浪设有博客“南大过客”，陆续发布同学回忆，并在微信群转发。同学一场，我也凑一篇，追本溯源，以作滥竽之数。

    我家住北京西城区厂桥，胡同西边的马路叫西什库，从西边称那胡同为永祥里；东边马路叫爱民街，从东边叫那胡同为爱民一巷。如今物是人非，胡同消失了，抬眼看到的是宽阔的平安大街，留在我心头的则是空荡荡的怅惘。

    1968年，我从厂桥小学毕业，就近入学，进入北京四中。此时已男女合校，四中已不再是原先的男四了，想想居然还曾有男女分开上学，禁不住要莞尔一笑。

    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1970年，我随父母迁到邯郸，个中原委不堪回首，无非也是知识分子臭老九，必须到基层去接受改造的意思。北京的初中需三年毕业，那时我正上初二，而邯郸初中两年毕业，我一转学到邯郸就面临毕业了。虽然不能说邯郸人对北京的教学质量存有偏见，但那儿的学校坚定地让我重读初一却是确实的，这样我莫名其妙蹲了一班，至1971年才在邯郸四中初中毕业。此时十六岁了，算是成人了吧，于是可以进入工厂光荣地成为工人阶级（或者叫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了。四中归机械局工宣队管，我被分到了机械局下属的工厂。由于我的乒乓球水平不错，1970年、1971年我先后获得邯郸市中学生乒乓球单打冠军，邯郸地区中学生单打第三名，因此，我理所当然的也成为机械局乒乓球队的队员了。

    那时只要能不上山下乡，能进工厂当工人，那就是最叫人兴奋的事情了——尽管主流媒体一直宣传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进入1970年代以后，谁都明白了去那“广阔天地”就是叫人失去城市户口，失去吃“商品粮”待遇，因而不再有多少积极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了。不过说来奇怪，我能够在邯郸城里待着，能够当上一名工人，却从没有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其缘由，一是文化人的家庭，多少有些对文化的向往，而工厂毕竟缺少一些文化。那时虽然能读到的书籍极少，但好在还有某些红色作品尚不错，我就总记得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你应该去上学！初中毕业，应该继续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我就此止步了吗？我一直心有不甘。二是我家从北京迁到邯郸，从伟大的首都迁到一个下面的地级市，心里总有一种落差，每当听见广播里播放李双江唱的《北京颂歌》，“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北京啊北京。”那高亢的咏叹调子，总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我，我是北京人，不是邯郸人！我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在邯郸当一辈子工人了？

    而现实就硬生生地摆在那儿，你不在邯郸做工人，还想怎么着？到1978年，我已经当了七年工人。二级工，邯郸制氧机厂金一车间钳工组组长，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好工人吧。

    1977年，得知高考的消息后，心情怎么形容呢，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虽然描写的是北方雪景，我却用来描写我的心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流下了眼泪，多年压在心底的愿望，面临着得到实现的可能，心里怎能不激动！不过，转念一想，1971年初中毕业，在学校原本就没学到多少东西，参加高考，有希望吗？事实也正是如此，1977年冬第一次仓促上阵，名落孙山。当然那年全国五百多万考生，只招收二十七万，竞争也确实激烈。

    头一次不行，次年再来。记住一句话，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好在我初中毕业后看书不少，俄国文学、法国文学代表作看得最多，德国、美国文学看的也不少。名人回忆录、史学著作、哲学著作也多有涉猎。总之，能找到的书都看。自忖文科问题不大，物理化学没学过，考理科就别想了，为了增加考上的机会，决定考文科。而文科要求考数学，数学我是完全不行，于是别的几科大撒把，先把数学搞上去，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恶补数学。怎么补？连书都没有，找中学同学，看有没有中学课本，后来找了几本数学书，主要是习题集，会做题能得分就行。邯钢附中有补习班，我主要听数学课，成绩进展神速，我这才发现，只要刻苦，哪怕是短期突击，也能把那个时候的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的课业拿下来！当时真是不浪费点滴时间，补习班里有人总结说，主要精力攻数学，厕所蹲坑时看政治。别忘了，还上着班呢，工厂经常加班，也就是一干十二个小时，早七点到晚七点。什么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心中有目标，满怀着希望，苦中仍带着乐趣。

    三十多年过去了，高考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在邯郸二中考场参加考试。当时二中校外自行车里三层外三层，场面宏大。“文革”时老三届六个年级，最大的1947年生；我“文革”时上小学；还有比我小五六岁的。十几届考生都集中在这一时刻拼搏。从全国来说，那样规模的壮观考试场面，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19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深得人心。高考改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考前恶补数学，终起了作用，前面小题一分没丢，三角函数题也做出来了，考完，文科考生都哭丧着脸，我脖子一挺，宣称成绩一定七十分以上，令大家张嘴结舌，以为我吹牛。而我满脸梨花开。我的高考得分：历史九十二分、政治八十一分、地理七十七分、语文七十四分、数学七十分，共三百九十四分。就我所知，我周围的人没这么高的分数。分数公布后，我带徒弟兰晓勇（当年考了二百八十多分，上邯郸师范学院）到锻工车间，忽然受到掌声欢迎，那个心里美啊，一种被人由衷地赞许和钦佩的感觉，在后来的人生中就很难再体会到了。其中有一位锻工考生率先鼓的掌，他不知道我怎么考的，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成绩比我少了三百分！由此也可见那时虽然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但其中大量的人不过是陪考的，水平太差。十年“文革”浩劫，大家都未曾好好读书，恢复高考时最终就看谁平时文化积累多，或者谁脑子聪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水平。

    到了南京大学我才知道，与同班同学相比，我的总成绩并不超群，不过，数学考分还是不低的，比如衣志强同学说，他那年的数学考分很可怜，只是比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者的高华强一点，高华当年甚至没进数学考场！忘了衣志强说的原因，高华是成绩太差没去考还是别的原因没考呢？（高华数学没有成绩，而其他几科加起来，仍达到三百五十分以上）。也有例外，我的同学陆华数学考了九十九分，真令人瞠目。再说说英语考试。那年英语只作参考成绩，不计入总分。我当年在初中上英语课，老师只教“Longlive Chairman Mao.”之类简单口号，所学英语水平可见一斑，但为了能给成绩增加一点筹码，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英勇地参加了考试，并取得了二十六分的“不俗”成绩。我的邻居、曾在同一个补习班的王明泰高考成绩不错，与我一起上了南京大学，他上的是地质系，邯郸那年考上南京大学的只有我们两人。他说，这次谁英语交白卷谁才是笨蛋呢。只要所有的选择题都打钩，便瞎猫碰死耗子也可以白捡不少分数。他就是这么做的，并且还在考卷边上画蛇添足地写了一行歪字：“Istudy English."以示他一向认真学习英语。他是个上了高中的人，英语水平肯定比我强，我已经忘了他的英语得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得分比我低。我除了没写Istudy English外，卷面干净，一字未写！唯独选择题全钩选了。选择题共四十分，四选一，得分概率百分之二十五，随机平均分应该是十分，我的最终得分是二十六分，得分率达百分之六十五，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怎么分数那么高。是因为太想上学了，上天眷顾吗？得知分数后我一时颇为洋洋自得。我的英语成绩也不白给，上南京大学后，我被安排在英语快班，与那些从二十六个字母学起的慢班同学拉开了档次。这是后话。

    当时，文科专业选择有限，当年南京大学只有中文、历史和哲学等专业，还有经济专业。我比较喜欢经济专业，认为可以学以致用，不尚空谈。但为了上学，我首先选了服从分配；我的历史成绩超过九十分，心想，报历史专业把握大，所以报了历史专业。填报学校，没敢报北京大学，第一志愿报了南开大学，最末的志愿是邯郸师范专科学校。那时真是盼望着上学，只要有学校要我，我就走。因为太着急了，还到邯郸师范专科学校找人问录取情况，人家说，你这分数太高了，到不了我们学校。这让我心里安稳了许多。那就安心等待吧，突然有一天，录取通知书到了，一看，是南京大学！我看了又看，一脸疑惑。我报的是南开大学呀，怎么给弄到南京去了呢？有人笑我不懂行，说南京大学更好啊，那是过去的中央大学。过去的中央大学，可以与北京大学一比的。这下我顿时心花怒放，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不但上了大学，而且上了前中央大学。记得《儒林外史》里面的范进中举后高兴得掉进了水沟里，我虽然不像他那么迂腐，但那种从里到外的高兴劲儿，却是相同的。人生能经历渴求、努力，最后到达成功，那也算是一段最值得回味和珍惜的体验了。

    顺便说一句，我因为上学前工作了七年，可以带工资上学，而我那些从农村考来的同学们就没有这待遇，因此，前面所说进工厂当工人一节，此处又体现了一下它的优势。

    考上大学的那年，我二十三岁。

    首次来到南京大学的那年，我心中的梨花开得好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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