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和中国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答：纯粹从国家利益角度说其实并不是太大，起码没有到必须你死我活的地步，以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只要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其实最终必然能做到共赢。在笔者看来，真正的问题恐怕来自菲律宾自身。

    所谓“政治家”和“政客”，他们之间的一大显著区别在于：政治家往往是把一切分内之事都做好之后，再由军方去完成剩下的部分；而政客则必然是把一切都搞砸了以后，才把一个烂摊子丢给军人。对菲律宾来讲很不幸的是，菲总统阿基诺三世无疑是属于后者……

    从纸面数字上说，菲律宾其实并不是一个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初的数据，越南人均GDP不过1523美元，而同期的菲律宾则是2462美元。这两组数字和这两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正好相反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后者的贫富差距远大于前者。

    按照世界银行报告中的数据：占菲律宾人口20%的最富裕阶层开支是20%最贫穷人口开支的8倍；即便是菲官方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菲律宾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的菲律宾最富有家庭的年收入约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其中36%则由最富有的174万个家庭分享。而民调则显示50%的受访者自认属于贫困阶层。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和平民窟常常不过一街之隔。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相对于城市要更加严重。

    其实所谓“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或者是“国际法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真正让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原因在于前面那些数字——造成菲律宾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并非是中国，恰恰是菲律宾国内那些搅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层。事实上，菲律宾的目前情况可说是众多前殖民地国家中的一个糟糕的典型案例：自1565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开始，她的社会“进化”就被人为地终止了。无论是西班牙、美国还是二战期间的日本，殖民者们为了便于统治，往往都乐于与殖民地的各个地方势力合作，由他们去代为管理当地民众并负责征税，而殖民者则会给予这些代理人政治上甚至武力上的支持。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独立，但这种殖民地时代的国家管理结构并没有得到的根本性的改变，以大家族形式存在的地主阶层掌握着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土地资源，这种经济层面的权力垄断使得任何民主选举都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至今菲律宾依旧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在几十年乃至一两个世纪前就已完成的土地改革。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基诺三世，他的家族便是大庄园主出身。阿基诺在2009年任国会参议员期间曾承诺土改，并一度拿自家庄园开刀，但很快不了了之。他抛出来的那个所谓“阿基诺家族庄园”，其实仅占整个阿基诺家族土地总量的不到2%。

    既然不愿意改变这种极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结构，那没有什么比通过挑起争端把国家推到战争边缘更好的办法了。

    而从历史上看，处于弱势的一方为了掩饰自己内政的无能而主动挑起争端的例子并不鲜见，譬如二战中的日本军部，又如马岛战争中的加尔铁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至于最终的结果，则毋庸多言。

    南海一旦爆发战事会不会“一处起火，处处起火”？

    答：2014年5月11日早上，东盟各国外长发出一项联合声明，对南海“目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在此之前，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在反复向中国挑衅，因此所谓“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其实就是明明白白地在拉偏架。这样就会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疑虑：一旦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和某一国矛盾激化，会不会导致东盟各国对华“群起而攻之”？

    在理论上自然存在这种可能，但它很难发生，也并非无法应对。首先要明确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并非是一国邦交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途径之一。故而自古对于外交，我们的祖先有“伐交”之说。

    所谓“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其实除了名字相近外，和欧盟没有丝毫可比性。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与中国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之下，存在“小异”，但主流是“大同”。几千年来欧洲所发生过的战争，小一些基本是争霸战争，大一些的肯定是统一战争。各国之间文化方面的差异和认同感，可能比中国各个省之间的大一点，但绝对远远小于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

    这一点上，东南亚国家根本无法比拟：东盟诸国根本就不在同一文化圈子里面，历史上这些处于南海周边岛屿和中南半岛上的国家由于地理关系，开化的都算不早，连“国”这个概念对很多地方来说都比较模糊，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远远没有欧洲诸国之间那样紧密，至近代除了泰国之外，这些国家悉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进化也随之戛然而止。时至今日，虽然说政治上东南亚国家早已独立，但文化上却和当初没有什么分别，人们（那些非常西化的生活在城市的精英阶层除外）的认同感主要还集中于区域非常小的地方以及宗族圈子里，对国家的认识尚且要比我们弱一些。因此从人文上说“东盟”便缺乏根基。

    从政治经济上说，对比中、美、俄这样的国家，西欧各国的个头虽然都不算大，但从国家实力上说，西欧存在两个明确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且拥有不弱的海外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资源来源（科索沃战争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德国，利比亚战争则是法国）。以法德两国为“发动机”，欧盟国家间在经济上存在着比较清楚的分工，如此一来大伙也就存在了共同利益，这是欧盟能够相对统一的根本基础所在。反观东盟诸国，没有任何一国是可以拉动其他国家的工业国。除了金融、航运、旅游之类的服务性行业之外，这些国家的主要产业都是资源类产品出口和低端出口加工业（也就是血汗工厂），各国产业模式同质化现象非常普遍，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竞争远多于合作。

    而从实效上来说，统合程度远远强于东盟的欧盟在欧债问题上、乌克兰问题等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都尚不能做到意见统一，东盟又如何能做到“一致对外”——所谓“南海问题”本质上就是越南和菲律宾两国搞不定内政之后为转移国内视线制造出来的。

    事实上1967年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及马来西亚五国牵头建立东盟，最初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联盟，背后一直是美国在推动。从五国所处的位置和当时的冷战背景就不难看出，东盟最初是为了围堵谁的。时至今日，东亚的格局早已大不相同，这一点大家的心里都是清楚的。如此一个缺乏统一基础的地区组织，在面对一个和多数成员国都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问题是，究竟能有多少热情去干预是可以想象的。

    至于应对，中国的老祖宗在2000年前就给出了经典案例——“连横”：不把对方看成一个整体，而是只看到他们是众多国家，有软有硬、有拉有打、区别对待。所谓邦交，关键之处并非“礼”与“理”，而是“利”与“力”。

    泰国的“红黄之争”为什么没完没了？

    答：所谓“红黄之争”是指自2010年开始的此起彼伏的街头政治运动。支持原泰国总理英拉（更早一些时候是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主要由泰国北部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组成，相对应的“黄衫军”则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大企业主、泰国王室、贵族和军方。

    2014年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因滥用职权指控看守总理英拉，下令让英拉下台，泰国国内随之迎来了又一轮政治动荡，这种情形在最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作为泰国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则深受其害——前些年就出现过“黄衫军”占领曼谷机场，把一大堆旅客晾在机场好多天回不了国。

    “红黄之争”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被完全割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历次“红黄之争”基本都是一个套路：英拉、他信家族的支持者以底层民众为主（“红衫军”），显然在人数上他们就要占优势，在一人一票制的选举中必然会赢得选举。而由白领、律师等成员组成的“黄衫军”因为人数上拼选票肯定拼不赢，于是便凭借手中资金的优势以及对舆论的垄断，通过街头政治不承认选举，于是在一通混乱之后一切推倒重来，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从经济上看，泰国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变成了小圈子的事情——地主和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加上数量不多的所谓“中产阶级”，除此之外，城市底层和广大农村都被排除了出去，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更谈不上受益了，而公共资源的分配，也只向“黄衫军”背后所代表的少数阶层倾斜。

    2001年他信·西那瓦赢得了泰国大选，之后实施了一系列倾向于底层的改革措施，而这势必有损于传统的精英阶层的利益——一块蛋糕，多一个人分，原来的人就要少吃一份，道理就这么简单。这最终导致2006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他信被迫流亡海外，而他所在的泰爱泰党也一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然而决定一国政治的终归是大势而不是一个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使得社会底层的政治实力得以进一步壮大。而随着泰王普密蓬的逐渐衰老，泰国军方在面对“红衫军”所发动的街头政治时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人的寿命终究是有数的，有朝一日泰王去世，那么势必将导致王室对国家的控制力变弱。泰国军方和王室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旧日本时代军部和天皇的关系，即互为依托。一旦王室式微，那么泰国军方就有被清算的可能。时至今日，泰国军方虽然也会通过拉偏手的方式支持“黄衫军”，打压“红衫军”，但终归不敢像几年前那样直接动手镇压。如此一来，“黄衫军”的“低烈度”斗争就成了应对“红衫军”的主要手段——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衫军”中大量的白领可以不去上班跑街上游行示威去，因为对企业主而言，军方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只能靠中产们去搞街头政治。“红黄之争”于是便愈演愈烈。

    事实上细想一下会发现，作为“黄衫军”主力的城市中产阶层在其中的位置是非常尴尬的。造成泰国目前社会完全割裂的根本是掌握着经济资源大头的上层，所谓中产说到底也还是打工的。他们有着比多数底层民众更体面的生活，日久天长这个阶层面对下层时便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这种日子能不能过下去最终取决于他们会不会在第二天被裁员。随着“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掌握着资源大头的企业主便把压力转移到了这些所谓的中产身上，而中产们则把愤怒转移到了社会底层身上……

    是否可以通过开挖克拉地峡运河避开马六甲并“惩罚”新加坡？

    2014年3月份，一些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数家企业牵头的克拉运河筹建小组已经开始运作。”消息是否属实不好说，但由此在国内着实又掀起了一次关注克拉地峡运河的热潮。

    所谓克拉地峡，其实就是马来半岛的最窄处，宽度仅有56公里，位于泰国南部，从这里继续往南，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半岛以东是泰国湾，以西是安达曼海，它们分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

    关于在克拉地峡开挖运河的提议，在400多年以前就已经由英国人提出来过，之后的400年里，英法两国曾几次动过这个脑子，最终都无果而终。国内开始关注克拉地峡是最近二十多年开始的。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兴趣，原因主要有这么两条：由于美国海军一直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因此大伙担心一旦中美之间爆发危机乃至战争，美军在马六甲海峡截断中国海上运输线；另一条则是为了“教训”新加坡，一直以来在国际事务上新加坡奉行的基本是对美一边倒的政策，在很多和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上，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譬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菲律宾关闭美军基地之后，新加坡主动提供了樟宜港供美军使用，此举极大地威胁了中国的海上安全。此外在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之后，很多国家的政要都对中国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却跳出来要联合其他国家“封杀”中国，这件事让很多国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今年的马航MH370客机失踪事件中，马来西亚政府糟糕的表现也使得很多人对在克拉地峡开凿运河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马来西亚也是马六甲海峡航运的受益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设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克拉地峡属于泰国，所以这一工程是否可以上马首先要考虑泰国的利益损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一切都只是一相情愿。

    首先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运河可以给所在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但还要看的是，运河的投资回报周期不是一眨眼的事情。克拉地峡所处的泰国南部多是热带雨林覆盖下的山地，东西两侧海岸的地质结构均为基岩构造，在这里开挖运河不会是个小工程。而相比走马六甲海峡，在运河开通后可以少走1200千米左右，这差不多等于节省了2—5天的时间。而与此相比，苏伊士运河使得航运可以节省8000到10000千米的路程，这就使得克拉底运河的吸引力要减分不少——过运河不同于走海峡，是需要排队的。

    除此以外，马六甲海峡之所以能养活得起新加坡，靠的不仅仅是“收过路费”那么简单，真正让新加坡赚到盆满钵满的，是基于海运的物流和金融。新加坡是目前亚洲最重要的中转港口——通常用一条大船运输货物要比用多艘小船经济得多，所以远程海运通常都是一艘大船承运多家货主的货物，等到达临近目的地的中转港后，大船再把货物卸下，用小船运到各个目的地。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都还算比较合适，且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可供超大型船舶停靠，加之华人在工作的细心程度等方面确实要强过马来人很多，因此新加坡成为了物流中心，进而依托这个地位大作期货交易，成为了金融中心。

    要替代这两个作用，仅仅靠在克拉地峡挖条运河是不够的，新加坡真正的替代者其实是我国的上海——历史上上海最早就是作为东亚地区的物流和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随着崇明岛的开发，未来上海不适宜大型船舶停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完全有替代新加坡成为新的物流及金融中心的潜力。而这个和是否开挖克拉底运河，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当然，有了确实更好。

    除此以外，有两个问题是泰国政府肯定要考虑的。其一，在泰国特别是泰国南部，旅游业一直是其支柱产业，著名的普吉岛就在那边。开挖运河势必要改变当地的地貌，譬如为了保证航线安全你要铲平珊瑚礁，炸掉大量礁石……除了环保方面的舆论压力外，这些举动对当地旅游业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获益未必能马上兑现，但是受损却是眼前的事，这种情况下泰国政府面对当地民众恐怕是难以应对的。其二，泰国南部穆斯林聚居地一直有离心倾向，那里有不少武装力量，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潜在安全问题，同样会让泰国政府非常头疼。

    因此，从泰国的角度看，是否上马克拉地峡运河工程，必然会慎之又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过于”热情的话，可能反倒会招来当地老百姓的误解。比较稳妥的方式是先搞“陆桥”工程——在地峡东西两侧各建立海港，中间以铁路、公路、输油管道等来连接，同时围绕陆上物流建立仓储和初加工设施。相对于开凿运河而言，“陆桥”的工程周期更短，对环境的破坏也相对有限，以这个开头，一来当地可以在短期内见到利益，二来也可以为未来埋下了伏笔。

    乌克兰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答：您不妨去看一下电影《莫斯科保卫战》，里面有这么一段台词：在战争爆发前的首长司令部兵棋推演中，斯大林向将领们指出，最危险的方向不是白俄罗斯，而是苏联的西南地区——即乌克兰，那里是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德国人企图让苏联失去“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以及高加索的石油”……而事实上德国在后来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简单地说，对俄罗斯（苏联）来说，乌克兰就好比是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资源，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乌克兰还是苏联最重要的小麦产区。同时也为俄罗斯腹地提供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在苏联时代，苏联工业体系的很多重要部门都设在东乌克兰地区——苏联工业结构的特点是大协作、大联合，一个产品，它的各个零部件、子系统往往来自几个乃至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如此一来就在经济上强化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不光是丢了一大块土地，自己手中的工业设施，有很多因为乌克兰的独立也没法运转了。因此，从利益的角度说，俄罗斯始终惦记着乌克兰就不足为奇了。

    如何评判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并入俄罗斯，以及这之后东乌克兰公投这一系列事件呢？答案是无须评判。欧洲地区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号的春秋战国，大伙都是在一个文明圈子里，因此欧洲范围的“国与国”的问题，和我们通常印象里譬如中美、中俄这样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确实相差很远。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一个士人来来回回效力于几个诸侯国是非常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叛不叛”的问题，欧洲各国之间的国家观念与之相比其实并没强出多少。

    在欧洲的历史上，一块土地前前后后易手几次乃至十几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对于归属感这样的问题，当地人自己都未必能说清楚。譬如法国的阿尔萨斯大区便是如此，论人均GDP这里仅次于法兰西岛，居全法第二，且是法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大区之一。而在文化上，阿尔萨斯至今也仍是法国的另类，由于这里在德法之间几度易手，导致这里的文化比较“亲德”，以至于法国在1944年重新夺回阿尔萨斯以后一直在这里强行推行法语教育。一直到现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法律与法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地方。

    乌克兰的问题与之非常相似，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处于东正教文化圈内，以俄罗斯族为主的东乌克兰地区对莫斯科的认同感远强于对基辅。对于离着乌克兰十万八千里的中国而言，我们根本无须对此做什么道义上的批判，他们自己都未必搞得清楚——战场上宣布倒戈的乌克兰军人不光有俄罗斯族还有不少乌克兰族。作为中国人，所要关心的其实就是两点，如何做最符合本国的利益。其中各方的举动，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借鉴或是引以为戒的。

    现在常常在新闻上出现的克里米亚半岛，其实它们和传统意义上的乌克兰的历史渊源并不是很强。1954年，为了庆祝“兄弟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把属于俄罗斯共和国版图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赠给乌克兰，决议的理由是“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这件事多少有点领导人“拍脑袋”的意思，不过在当时的苏联也并不算什么不可接受的事——在中国，一个市的辖权在两个相邻省之间来回变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譬如赤峰、通辽同样在内蒙古和吉林、辽宁之间划过来划过去。可当时间推移到1991年，这件原本“不叫事”的事一下子成了大事——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了，克里米亚半岛稀里糊涂地成了外国领土。

    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并不是一块寻常的土地，从17世纪开始，为了争夺这个面积不过2.5万平方公里的半岛，俄国先后同土耳其、英国、法国最后是二战时的德国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这里丧命的俄国士兵不计其数。因为这里是控制黑海的要冲——克里米亚半岛几乎处于黑海的正中间。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黑海。而控制了黑海对俄国的意义则是：守，则为俄罗斯西南方向提供了海上战略纵深——克里米亚距离莫斯科仅1000公里，对现代武器来说，这个距离并不算太远；攻，则可继续南下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

    在乌克兰独立后，虽然俄罗斯依旧可以使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但终归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怎么心里也不踏实。自1991年以来，为了保住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使用权，俄罗斯给了乌克兰不少实惠，这其中就包括大量远低于市场价的天然气供应。而到了2014年2月份，乌克兰国内以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不再寻求加入欧盟为导火索，各种多年积累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反对派在推翻亚努科维奇之后声称将谋求加入北约，这等于是把俄罗斯一下子逼到了一个必须二选一的境地：要么彻底丢掉克里米亚，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区乃至位于腹地的索契、莫斯科都将面临严重的潜在战略威胁，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态势将在1991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恶化；要么夺回克里米亚，扭转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战略被动局面。而对于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而言，显然只会选择后者。

    而从更长远来看，普京或者是说俄罗斯是否会再进一步，把东乌克兰乃至西乌克兰一并收入囊中呢？笔者不是占卜师，自然不能去断言“会不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说“需不需”和“能不能”的问题。

    显然，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领导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国家的哪块国土是多余的，更何况如前文所言乌克兰对俄罗斯就好比是中国的东三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要是一点都不惦记那是不可能。而从长远来说，要维护自己在某块土地上的利益，任何“软控制”都不如将其纳入版图来的踏实。所以“需不需”其实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的同时，西欧和美国的底线其实也暴露了出来。欧美对基辅政权的支持，始终出在一种雷声大雨点小，口惠实不至的状态。西方国家虽然对俄罗斯做出了种种制裁，但与几乎兵不血刃获得克里米亚所带来的长期利益相比，这点损失对俄罗斯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而由此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完全可以抵消掉制裁期间的短时间困难。

    从历史上说，波兰和德国也都没少打过乌克兰的主意。波兰由于国力不济，所以无须过多考虑。这里主要说说德国，一个国家的海外利益显然不可能各个地方都是一样重要的。如果以德国为圆心画一个同心圆的话，居于“内环”的应该是欧元区国家，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则在“外环”。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要强于德国，而德国在俄罗斯有着不少的投资项目，更重要的是德国对于俄罗斯的能源非常依赖，天然气进口36%依赖于俄罗斯的供给，而原油则达到了39%——其实整个欧盟都差不多，天然气的30%、石油的35%来自俄罗斯。每年俄罗斯像欧盟出口1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其中900亿立方米是卖给德国，如果中断供气，德国的天然气储备仅够3个月。显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德国和俄罗斯交恶，那么势必要影响到德国的能源安全和海外投资，对于身处债务危机且已经有解体可能的欧元区来说，这必然将是一记重拳。为了“外环”利益而损害“内环”利益，这样的事任谁也不会去做。

    而对美国而言，从一开始干预乌克兰问题，它的首要目标就不是俄罗斯，而是欧元——相比于阻止俄国得到乌克兰，解决掉欧元更能使美元获利。因此，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难以应付。

    而自2014年5月份开始，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开始有所软化，宣布撤离俄乌边境的军队，这是否说明普京对乌克兰的兴趣只限于收回克里米亚呢？还是没法回答“是不是”，我们只从这一举动的效果来分析。

    现在的基辅政权并非是一群合格的国家管理者，他们通过街头政治取得了政权，而这之后的表现则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公开给纳粹平反，纵容光头党；无差别的对境内的俄罗斯族和前国家公务人员搞“秋后算账”，举国搞“过筛子”式的政治站队，连安东诺夫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德米特里·基瓦都因为“和俄罗斯关系密切”而遭到解雇；为了换得别人几句口头的支持竟然轻易地将国家黄金储备运往美国……种种表现看，相对于“破”，这批人并不善于“立”。

    在俄国的外部重压之下，乌克兰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东西乌克兰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乌克兰最终并入俄罗斯，那么西乌克兰反倒可能出现“同仇敌忾”的情况，进而一边倒向西方，那么后边的事，就要复杂得多了。而如果没了俄罗斯这块压在基辅政权头上的巨石，他们也就没有外敌需要抵御了，那么老百姓的吃饭、就业、看病等等问题就需要他们解决了。由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工业体系变得残缺不全，除了东部靠和俄罗斯合作维持工业运转外，整个国家主要靠资源出口和出售前苏联的技术遗产度日，人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这在欧洲地区并不多见。

    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之后，乌克兰东部各个地区已经处于事实上独立的状态，政府的财政能力只可能变得更差，欧盟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可能通过大规模援助养活起整个乌克兰——“欧猪四国”都顾不过来呢，而基辅政权本身也没有足够的管理国家的能力。这些问题在失去外部压力之后，必然要迅速发酵，如此一来，乌克兰内部的矛盾就将转化为老百姓和基辅政权之间的矛盾，而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克里米亚作为样板摆在一边（在克里米亚被收回后，俄罗斯随即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社会福利，公职人员也都留用加薪），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尽可以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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