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大概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提出新世纪的纲常问题，一个是我对新世纪纲常内容的设想。

    首先是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新世纪的纲常，这个新世纪就是新的百年，它不完全是按照纪年的世纪来算的，像20世纪、21世纪这样，事实上如果从共和的建立来说，今年是第二个百年了。我们都感觉到，2012年是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年份，世界上美国、俄罗斯等大国，还有周围的韩国等，共有56个国家要换届选举，这是相当惊人的。而且，在此之前也拍过电影，说是世界末日。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要换届，台湾刚刚选举完，香港的特首也要换。这次换届还不同于以往，就是大家感觉到充满不安又有期待，但是更多的是不安，甚至有些紧张的情绪，觉得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总得有所变化。

    那么，在这样的变化之年，还有没有不变的东西？有没有仍然值得我们坚持，不管怎么变都能够让社会不致崩溃的东西？进一步想，还有没有长远维系未来社会的纲常？前一百年我们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结果一变就不可收拾了。我们看到现在改革共识有点儿破裂了，在知识界也好，社会上也好，都比较分裂，观念比较分裂，方向和旗帜比较分裂。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让大家能在这方面形成一些共识？如果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道德的共识，或者说纲常，无论社会怎么变，都不会太坏，或者说代价不会太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

    当然也有一些具体事件的刺激，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使我把多年来对伦理学的一些思考写下来，比如小悦悦的悲剧，幼儿园校车的事情，还有食品有毒，尤其是对官德，有人认为大众对官德的愤怒好像到了以前末世王朝的那种程度。这些现象我就不列举了。但是我还是相信中国人的人心，我不觉得这标志着中国道德完全崩溃，还是相信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由于比较微弱难以变成行动，所以我在这个基本的层次上或者说源头上还是有信心的。现在这些问题，我觉得一方面要提出直接的对策，但是又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全盘和深入的思考，要寻求一种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我们知道20世纪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刚才秋风说到，战国是暴力和欺诈流行的时代，一直到了汉朝，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有董仲舒提出“更化”，也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比如面对暴力，如何改变社会风气。20世纪在直接面对暴力的情况下，很难让一个团体或者一些个人去改变社会风气，但是如果一直不改变，这个社会长期处在暴力和欺诈之中，多少年后还会遵从这样的意识形态，那就有问题了，不是长治久安之道。所以我2011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汉兴六十二年之更化》，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更化”恰恰在汉立六十二年的时候，即公元前141年，我们可不可能也有这样的更化？

    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不是处在“文革”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了，有了提出这样问题的条件。现在官方上层也提出了一些举措，比如说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但是我们看到它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太紧，是由上而下的灌输，而且也不成体系，有很多问题，所以你发现它们并没有真正发生多大的效力。还有各地的评选，北京有北京精神，上海也有，这是重视道德的好现象，但为什么效果不佳？虽然我们不得不说有一些道德的改变、风俗的改变要借助政治力量，但是真正有活力的思想一定是来自民间，不是几个领导人一拍脑袋或者几个秘书起草就有成效的——当然这也是思想者、学者的责任。

    这百多年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思想资源是可以吸取的，虽然这是一个动荡激烈的百年。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些问题，构建一些方案，比如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就试图构建一些社会伦理，抗战期间贺麟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还有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一直到前两年的台湾第六伦讨论，即除了五伦，还应该有第六伦，就是陌生人之间关系的伦理纲常。

    这都是努力，而且已经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提到纲常，就相当招人反感。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是，纲常就是绳索，就是捆绑大家的，是四大绳索或者什么杀人的东西。这些以及后面我们说的自由民主、西风日渐，使人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一直到“批林批孔”，基本上对纲常是反感的，必须打破。也有些人说，哪怕是五常有值得吸取的地方，三纲也一定要打破，五常只有朋友一伦或者还可以保留，其他都有问题。

    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进入现代后也是这样的，相对主义比较盛行，因为启蒙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发展到了相对主义、厚黑学、虚无主义。但是，其实比较稳定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后面一定是有纲常的，纲常可能看不见，或者变成了常识、制度，但事实上它的根基是稳固的。为什么社会动荡在有些国家会掀起轩然大波，直到推翻政权、大规模流血，但在一些国家却掀不起大风浪？它们后面一定有根基稳固的东西。我想寻找的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旧纲常后面的更根本的纲常，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永久的、共同的东西，这样的一些精神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朱熹所说的“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确实一定要有。对纲常的理解、阐释尽可以争论，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纲常不行，一定要有一个道义的基础，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不是领导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权力再大。

    这个也不光是儒家一家之言，包括道家甚至早期法家都会赞同，比如说法家的《管子》中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都是在讲这些东西。虽然后期的法家有丢失原初的道德价值的倾向，但是总的来说会强调一些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纲常会有损益，会有盛衰，但是它不会完全没有。而今天我们更要有意识地来重建，因为这一百多年它们受到反复的轮番的冲击，建设性的东西好像总是不太被人们注意，它是渐进的东西，而打破容易被人当作一个标志。但是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应该开始这样一个进程，各方努力来开始这样一个进程。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新纲常的内容，我的一个初步的非常粗略的勾勒。这样的纲常我宁愿把它叫作中华新伦理的一个设想，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大陆的。虽然落脚点我主要考虑的是大陆，但是从文化传统上着想，这是一个大中华的考虑，也考虑到了其他华人圈的经验或者说文化。这样一个设想，也是从构建一个体系的角度来考虑的。这是我第一次从比较全面的伦理学的体系来考虑的，之前，包括写《良心论》，并没有完整地写体系，而只是从个人伦理的体系来考虑。这一次不仅包括个人伦理，也包括制度伦理，不仅包括规范，也包括信仰，是从这样一个比较广义的伦理学的体系来考虑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当然是道德的行为规范，再一个就是价值信仰和追求什么，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考虑。所谓“新三纲”“新纲常”，可能主要考虑的是行为规范、道德原则，而像“新信仰”中的“天地国亲师”主要考虑的是价值观念，还有一个就是“新正名”，这个考虑的是比较紧迫的任务。

    我首先谈一下我所理解的新三纲。旧三纲大家知道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的关系、服从的关系。再一个，对象比较具体，君臣也好，父子也好，夫妻也好，都是具体的人。我觉得可以超越具体的人格和等级的含义，所以我尝试提出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

    第一个是民为政纲。这里的政是指政治领域，民不是简单地指人，可以引申为政治领域的基本价值和首要的道德原则。政治不仅应该“以民为本”，进一步还应该“以民为主”，“民”应当是包括所有人的，政治原则上应该为社会所有的成员服务。但是，政治领域有别于无政府的一个特点是一定有权力和强制，这就会有一种指令和服从的关系，而且现在从具体的人来说也还是可以区分出主政者、各级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而且往往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我觉得这种区分很重要，一定要区分，如果不区分，而老是说人民和领袖、治者与被治者是统一的，会变成“朕即人民”，一人专政。比如前几天我看到一幅“文革”中的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前面非常豪迈的工人排成一排，但是上面还是有一个大大的毛泽东光辉四射的头像，就是还是要受毛主席的领导。而且，工人阶级怎么表达意志？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来表达，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朕即人民”的国家是很危险的。

    我们希望这两种人，治者和暂时或者长久的被治者，也就是官和民之间应该是流动的，而且政治制度的设计要努力促进和鼓励两者之间的流动。它可能是古代科举制的流动，也可能是现代选举制的流动，甚至有巴黎公社的流动、雅典的直接民主的流动，但是一定要确保上下有一种可行的流动性，利益集团和权力不能固化，更不能权力世袭。

    民为政纲，我刚才说的首先是以民为本，其实古代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其实也是这样的，像“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再进一步，还应该缩小民与主的差距，比如说权为民所赋，承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民主认同。虽然不一定确切，但为了通俗起见，也可以说有比较初级和比较高级的两种“民为政纲”：初级的是民本，高级的是民主。也可能是传统的以民本为主，后来的则以现代民主为主。当然我们也不可浪漫，即便是高度发达的民主，民与主也不可能完全融合为一，还是会有治理者和非治理者，还是会有权力的差别。也因此，提倡民为政纲，或者说民为主纲，就还是会有意义的。

    第二个是义为人纲。前面的民为政纲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伦理，也包括制度的正义原则。义为人纲则主要讲的是社会领域，而且和前一个领域不一样，它可以不加区分地面向所有人，是一种所有人都有普遍而平等的义务的体系。上面谈的政治权力的领域还是会有差别，不会完全平等，所以政治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还是一种有差别的关系。而在社会领域，我们谈到社会所有成员的领域，可以说是普遍平等的，没有谁为主谁为次，平等的主体是人，平等的对象也是人，这个时候基本的要求是平等对待，至少在某些基本方面完全平等对待。所以像中国传统的忠恕、西方基督教的金规，其本义都是将自己和他人平等对待，由此引申出不可杀害、不可强暴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遵循基本的道义，都应该以义为基本的行为纲领。

    我曾经说过，其实我们很多行为不是道德行为，也不是不道德行为，而是非道德行为，像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日常行为、谋生行为、经济行为。即使是道德可以评价的行为，也是可以从其他方面评价的，并不是说我们时时事事都在受义的束缚，而是说行为有一些界限不可逾越，就像孟子说的不可“诡遇”，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必须有某些界限和义务。尤其要提到的是非血缘、非亲缘的关系，和所有陌生人的关系。在广义上说，所有职业文明，包括政治家的职业文明，都可以从中引申出来。我们之所以在前面把民为政纲挑出来，是因为它极其重要，它关键和优先，但它其实也可以包括在这里面。

    第三个是生为物纲。民为政纲是政治领域的，义为人纲是更大的社会领域的道德，生为物纲就是最大范围的，有关宇宙万有，是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道德原则。有所不同的是，这里作为应用对象的物是指所有的物，所有的存在，但是道德的主体却只限于人，专指人。人一方面是高级之物，是万物之“物”，但是另一方面跟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有意识和理性，是万物之“灵”，因此人要充当道德代理人的角色。这也是生态伦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道德的代理人角色。这个在传统思想中其实有着丰富的资源。生为物纲，所有的自然万事万物都应该共生共存共荣。今天已经显示出它越来越重要了，如果人类社会中政治、社会的事情处理好了，这个可能会成为最主要的道德。如果到哪一天我们只剩下生态伦理要处理的话，这个社会就进步得相当可以了。这是讲新三纲。

    新五常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五常伦，一个是五常德。五常伦，过去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古人最重视这五种关系。今天我们确实要有所调整，我的设想是可以调整为：一是天人关系；二是族群关系；三是社会关系，就是狭义的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四就是人人关系，也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亲友关系。这五种关系我觉得是今天的新五伦。

    相应地来说，我觉得这五种关系的道德要求是这样的。第一个，天人关系应该是和，和谐的和，它就是共存，而不应当是战胜和被战胜、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甚至也不能完全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我们肯定会利用自然，有一种利用关系，但是不能只是这一种关系。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人人都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虽然它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天人合一就是把我们和自然界视作一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并力求和谐。说说我的经验，我到南极一看，印象非常深刻，自然界完全可以没有人而存在，但是人不可能没有自然界而存在，所以人要努力与自然界求合，合一的合。第二个是族群宁，宁就是安宁，要和平，要安宁，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之间的族群，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宗族之间要力求和平乃至和谐。在国家之间至少要和平；一国之内，一个政治社会之内，要求要多一点儿，还要有更进一步的族群之间比较和谐、精诚团结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公，过去有“天下为公”的原则，国家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公民也要履行个人的义务。第四个是人人义，义为人纲里面也说了，这里特别强调“忠恕”，其实古人讲的“忠恕”跟现代的“宽容”很有关系。第五个是亲友，传统思想里有丰富的资源，就不多说了。

    我们说五常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五常德，仁义礼智信。这个主要是从个人德行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可以联系孟子的四端说，同时可以考虑古希腊五德。第一种德行是仁。广义地说是仁义道德，但是狭义地说，借用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就是说强调恻隐之心，不忍、同情、怜悯，这是一个源头、总脑，是四端之首。也可以说，仁者人也，就是以合乎人道、人性的方式对待他人。第二个是义。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也点出了羞耻首先是对犯恶的羞耻。如果恻隐之心是人的正念，羞耻就是反面的，在有些人那里，后一种动力甚至超过了前一种。他可能同情心淡薄，但是羞耻心很强，所以有些事不做。这里的义也可以把古希腊的勇敢的心包括在内，勇敢也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大义凛然。第三是礼。礼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规范、礼仪，但我们这里主要从个人德行的角度考虑。按照孟子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又说“恭敬之心，礼也”，有两个说法，但它们是有相通之处的，你要敬让他人就必须克制、约束自己，这个节制跟古希腊的节制的说法最接近。第四种德行是智，就是道德对错，道德判断的理性，不仅包括“经”的智慧，也包括“权”的智慧，就是权衡，在一定的背景下如何权衡。最后一种德行就是信。这个信其实也可以说贯穿在前面所有的德行之中，就像朱熹说的，前面所有的德如果不信就没有了光彩，不是真实的。德必须是诚信的，必须是表里如一的。另外，我们还可以谈到个人之间的互信，以及政治社会的公信力，可以说是一个目标，是我们期望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即最后达到社会互信——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和政治的公信力。

    以上就是新三纲、新五常和新五伦。下面我想讲一下新信仰，就是新的信仰，这基本也是由过去的说法引申而来的。在明清的时候，民间开始兴起一种信仰，“天地君亲师”，每家每户都是写了摆在自己家里牌位上的，或者用红纸贴着，或者用木牌写着，这是民间发展起来的信仰体系。后来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兴起之后，把中间的“君”改成了“国”，这方面有一些学者做过考证，我不多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作为我们今天的信仰体系的。

    总的来说，这里的“天”主要是讲敬天。这里的“天”和前面的天人关系中的“天”不太一样，前面天人关系中的“天”是讲物理之天，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这里的“天”我觉得是一种超越的东西，超越于人，超越于人间社会。它是一种超越性的信仰，不局限于人，这个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为什么中国人会陷入一个功利的世界，走不出一条路来？就是因为不敬天。第二是亲地，是指热爱自然界，就是我们的大地。第三是怀国。国当然指国家，但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心里要有一个家，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家园的。第四是孝亲。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亲人关系中我更强调对上的、对祖先的孝亲、尊亲，对我们所由来的一种尊重。第五点就是尊师，这是中国比较特殊的一点。如果说传统上作为一种超越信仰的“天”比较欠缺，后两点则是很发达的，就是“亲”和“师”。尊师就是你对文化的尊重，可以引申为我们对一切文化传统以及文化传统代表的尊重，一切能够给我们智慧的人的尊重。这是新的信仰体系。

    最后讲“新正名”。我们知道孔子所说的“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这里稍微有一些变化。孔子是把正名作为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提出来的，即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说当前下手的途径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换句话说就是忠孝。这里我强调的“新正名”是“官官，民民，人人，物物”。

    首先是“官官”，官要有官的样子。官不光是官员，包括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基层小吏的政府系统的所有人。的确，行使政治功能要掌握某种政治权力，但是必须给这种权力加上相应的责任和严格的限制。正民必须正官，尤其官本位在中国可以说是数千年的顽症，数千年一以贯之，而且现在表现得最为严重。有一种社会现象很有意思，即羡官求官、考公务员的大潮汹涌澎湃，同时也有很多人骂官仇官，两者都很突出，这一方面说明官员掌握的权力资源之大，另外也说明他们的德行和人们的心理期待落差之大。正官是当务之急，这自然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现在要更多地考虑从制度入手，而不仅仅是要求他们个人的德行或者大开杀戒就可以办到的，这不可能。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大概要靠法治和民主，以及靠权、钱、名各种价值的分馏。

    第二个正名是“民民”。我们经常讲国民的素质，即民也要像民，主要是要像一个公民。和笼统的民不一样，每个公民要维护和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担负起一个社会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民众也要提升自己的公民素质，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还需要自发组织各种社团进行长期训练。这里我特别强调社团的训练。各种民间社团的训练，是培养公德、公民道德规范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太缺乏、太受限了。所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结社自由必须与言论自由并行，如果仅仅有言论自由和扩大言论空间，而没有组织的训练，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公德的养成一定是要经过组织的训练和团体训练的。我们可以首先放开各种建设性的民间社团，比如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学术组织，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第三个正名是“人人”，也就是要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把人当人看，不欺凌和侮辱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弱者，让所有人都过上符合人的身份的比较体面的生活。但是，同时也鼓励优秀、卓越和创新，使人尽其才。

    第四个正名是“物物”，是物其物，把物就当物看，不扩大也不缩小，让物是它本来的样子。要恰如其分地看待万物，我们肯定需要物质生活资料，但不能物欲横流，无休无止，这就要节制人类的物欲，不暴殄天物。

    当然，还有许多具体的正名，比如职业的，做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岗位应该是流动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最符合自己兴趣和才能的职位，社会也要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管在什么职位，在岗一天就要做好工作。社会安排要尽力使人们各得其所，而个人也要努力各尽所能。

    最后总结一下我讲的新纲常，基本内容是这样的：旧伦理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新三纲是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五常伦过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我认为是天人、族群、社会、人人与亲友；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不变，但是赋予新的解释；“正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变成官官、民民、人人、物物。具体内容我还要不断修改，其实我最早提出的跟这个也不太一样，还是在不断地改，还是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以为这种新纲常和旧纲常相比至少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区分了政治和社会、公域与私域，相对淡化了私人领域的关系。其次，亲属关系在三纲中被排除，亲友关系在新五伦中居末位，而大大加强了生态的内容，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平等，尤其在社会私人领域。但是在信仰体系中，我觉得仍然应该保留一种“敬”的因素。第四是将政治的主轴扭转，不再是下对上负责，臣对君负责，而是上对下负责，治理者对民负责等。这一点可以说是新旧纲常最大的不同，也反映了百年来由君主体制变成共和政治体制的最大的变化，当然共和民主还任重而道远。另外，上述的纲常可以说是相当形式化的，我是想把它写成一个小册子，而不仅仅是一篇文章，不断地充实、补充。但是总的来说，这里的关系，信仰、纲常、正名，应该说信仰是最高远的，也是统摄全局的；纲常当然是中间的，具体地针对制度规则和个人行为；而正名是最紧迫的，是应该下手的途径。

    最后我的希望就是百年剧变，百年重整，百年废弛，百年复兴，希望在共和的第二个百年，也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纪里面，我们能够寻找到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谢谢大家，愿一起努力！

    （据2012年1月20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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