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的对话

    ——黄百竹，艾伟

    黄百竹（以下简称黄）：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当一本书出版后他就不再感兴趣了。你也这样吗？

    艾伟（以下简称艾）：你知道《越野赛跑》是我的第1部长篇小说，感觉不一样，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会有点儿放不下，会不自觉地倾听外界的反应。对这本书的艺术质量我还是比较有信心，但这本书会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没有一点把握。

    黄：有不少作家声称写作是他的生命需要，哪怕只有一个读者照样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写。那么，你在乎读者吗？

    艾：写作的时候倒是没有太考虑读者。这是我第1部长篇，一般来说，写作者会比较看重自己的长篇处女作，他考虑更多的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对艺术、对社会生活及人的思考融入作品。写作是一个很自我的过程，完全凭快感行事，怎么高兴怎么来——在我这里写作首先是一种享受。我相信能让写作者畅快的作品一定也能打动读者的。说到读者，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读者越多越好。

    黄：说到处女作，我感兴趣的是为何选择这个题材，用一匹白马做主角——可以认为白马是主角吗？你所写的这一切和你的经验息息相关吗？

    艾：任何人类写的，哪怕写的是另一个星球、另一种生命的故事，其实很难脱离我们自身的经验。这本书最初的灵感来自一匹马。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居住的村庄边的群山里突然开进了一支军队，因此经常有运送给养与情报的马在我们村的机耕路上奔驰而过。这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你知道马是一种容易进入文学、容易被艺术化的动物，它奔跑的姿态，健硕的肌群充满美感。作为意象，马还和梦、孤独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黄：我刚才说你这部小说的主角是白马，其实你的小说不完全在写一匹马，马更多的是联系世上万物的一个纽带，你小说的内容要庞杂得多丰富得多。

    艾：对长篇来说，内容的丰富本身就是价值之一。这样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一部作品。就我这个长篇来说，我想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直指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一部作品。

    黄：这部小说的现实性我想读者还是可感受到的，你所写的生活及事件我们国家确实都发生过，我们也经历过。比如“文革”，比如“四人帮”下台，比如乡镇企业热和气功热等等。小说大部分写的也是日常生活，所谓饮食男女，描写也比较写实。但小说还有另一面，有很多神话或童话的成分。因为你设置了天柱这个神奇的地方，而这地方总是有奇迹发生。你甚至让灵魂直接出现在现实中，还让人像马一样在地上爬。

    艾：这部小说的写作方法我想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概括：一句是把现实当成神话来写；另一句是把苦难当作狂欢来写。把现实当成神话来写，我想主要还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文革”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简直比神话还要来得不可思议；到了开放时期，由于人性中的各种东西纷纷释放，社会生活也具有神话性。至于把苦难当狂欢来写，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决定的。我们这个民族懂得苦中作乐，可以说这成了我们的世界观。

    黄：这部小说确实具有狂欢气质，甚至你写到死亡时似乎都有某种喜悦的意味。

    艾：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叫高德的老头自杀一事，然后就写了出殡的场面。整个出殡的过程因为一匹马的突然降临而有了兴高采烈的喜剧色彩。但我觉得这个热闹场景的底色是安静和恐怖。这个老头为什么自杀，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在“文革”中不会有好果子吃。热闹表面上看是冲淡恐惧的好办法，但往往使恐惧更为骇人。我试图追求那种欢笑中的泪水。

    黄：让我们换个话题，来谈谈小说中的人物吧。在这部小说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艾：这个问题我曾问过我的朋友们，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小荷花，如果现实中有小荷花这样的女子他愿意娶她为妻。我同意他的看法。小荷花身上那种纯真无邪、天真烂漫、无所顾忌的个性确实令人着迷。

    黄：有最讨厌的人物吗？

    艾：作家不会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任何人。作家只有把人物当朋友，设身处地地站在人物立场上思考，才能写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本小说里，即使像守仁这样的打手、恶棍到最后都变得十分令人同情。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施暴者还是承受者都有他内心的磨难。

    黄：我觉得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冯爱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最初是一个梦游症患者，饥荒时因为偷吃了马肉，梦游症治好了。改革开放时考上了大学，迷上了诗歌，又迷上了气功。后来这个人幻想自己会飞，结果跳楼死了。我觉得这个人物的信息量特别大。

    艾：有时候我想，梦游可能是一种极快乐的状态，就像飞翔。其实表面上看冯爱国治好了梦游症，但后来他迷上了诗歌和气功可能是另一种梦游的开始。有些人需要一辈子在梦中。

    黄：我还喜欢那匹马，那匹不停奔跑着的马使小说有了一种奔放的气质。

    艾：洪治纲先生在《诗性的复活》（《文学报》2000年7月20日）一文中说，这部小说设置了两个极具飞翔品质的载体：一匹军队留下来的白马，一处总是发生奇迹的天柱山谷。白马是动态的，天柱是静态的，小说在这一动一静中翻飞跳跃，建立起大量异质化的审美信息。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希望这样的设置能使小说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飞升起来，直指本质。

    黄：在小说里有一个在天柱的林子里、在马儿前面飞来飞去的小女孩。当这个小女孩被守仁一枪打死后，我感到特别残酷。本来，她在天上飞来飞去，多么美好，简直就像天使，可她就这么死了。

    艾：这部小说确实有些比较残酷的场景。

    黄：应该说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先锋品格，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小说似乎比较朴素，完全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的，也比较好读，几乎可以一口气读完。看上去似乎也没有玩什么技巧，你在叙事上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艾：小说从1965年开始，一直写到八十年代末，时间跨度近三十年。这部小说完全按时间顺序来写，这种方式其实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因为你不可能有大的跳跃，你必须在每个时间段上有合适的内容。朴素的东西往往更难写好。在这部小说里我选择了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最有力的，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一惊一乍的东西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马尔克斯曾说起卡夫卡《变形记》给他的启发，说像他奶奶讲的故事。《变形记》开篇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事。小说归根到底是一种腔调，一种说话方式。正是一种说话方式才带动你一直叙述下去。

    黄：说到变形，你的小说中也一样存在许多变形夸张的写法，布满了象征和隐喻，比如天柱这个地方，比如步年像马儿一样在地上爬，比如小荷花被关在笼子里，包括人和马的比赛等等，只是你把这些突兀的事物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艾：这是小说在整个寓言框架下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最满意的部分。天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不去说它，其他的细部我也设置了许多隐喻。比如，冯小虎被打倒时和马儿的比赛，他跑了一夜，天亮了，马儿已经不跑了，但他还在无意识地独自赛跑。这隐喻了政治运动已进入了人们的无意识领域，成为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本能反应。比如，马儿在“文革”时没有发情，改革开放后马儿才突然发情，其用意不言而喻。关于想象力，我是这样认为的：不是描述奇异、怪诞的事物就叫有想象力，想象应该是从现实和历史中抽象、提炼出来，经过放大、夸张后的产物，想象力应该受到理性的控制，想象中应包含一个“意义”。我看重想象世界的涵盖性。

    黄：你曾说过这也是一部关于“奔跑”的小说。在小说里你多次描述人和马赛跑的场面，这些场面的寓言性是不言而喻的。你还说小说中的速度描述隐喻着我们的时代特征，为什么？

    艾：这恐怕同我们这个国家相对落后有关。我觉得速度是我们国家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大跃进是一种速度，改革开放同样是一种速度。速度曾经是恐怕现在还是我们的一个乌托邦。但小说中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大背景，小说关注的是“奔跑”及“奔跑”的驱动者：欲望，讲述了欲望的蓬勃、无序和盲目。

    黄：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个小说可以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称号吗？

    艾：我一直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现在变得十分专横和霸道，透着马尔克斯的气息，好像这个词是马尔克斯的专利。我更愿意把这类作品说成是“打通现实和幻想界限”的小说，这样的作家有一大帮，他们是：萨拉马戈、卡尔维诺、卡夫卡、布尔加科夫、拉什迪。就我个人趣味和天性来说，我喜欢那些有着疯狂念头的作家。每个写作的人都有他的师承，所谓影响，其实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作家激活了他真实的自我。

    200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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