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关外，削弱明帝国实力——皇太极
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虽然他未必有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想法，但他却牢记两个字：进取。继萨尔浒大捷后，他率领八旗铁骑攻占辽沈，夺取辽西，并一直打到长城一带。而且，他数次迁都，统治中心逐渐南移，势力范围不停扩展，显然他并不安于现状。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准备把都城迁到沈阳，以便控制统治区域，进一步进攻明朝。此后，沈阳成了后金（清）攻打明朝、问鼎中原的基地。
但从总体上讲，由于天命时期（1616～1626年）的后金经常受到侵扰，而且内乱不断，再加上明朝强有力的抵抗，所以入关只能是一种梦想。但等到皇太极即位后，他们夺取中原的愿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突破长城沿线，夺取遵化，并进而攻打北京。不久，他带兵向东进发，并一举攻取永平、滦州、迁安等地，派重兵把守。他本人于第二年二月领兵返回关外。撤退之时他说道：
“等我回去以后派军队夺取山海关，把都城迁到内地，以作长久的打算；你们不要认为我会一去不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第一，皇太极即位不久便打算把都城迁到内地；第二，皇太极攻取京东四城，只是问鼎中原的开始，这些基地的建立，为以后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时隔不久，明军派兵攻打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负责守城的后金大将阿敏和硕托难以抵挡，被迫放弃四城，返回关外。这些情况说明，在阻挡后金军队入关方面，山海关起着极其重要的屏障作用。
继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皇太极又多次领兵入侵中原，以便打击明朝，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每一次入关都以失败告终。
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率兵讨伐蒙古察哈尔，并在回师之时大肆南侵掠夺明朝边境地区。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再次向西进军，攻打宣、大地区，并征讨察哈尔的残余部队。七月，大军抵达宣、大境外，大肆掠夺宣、大、朔、代等地（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不久便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入犯明边。清军在北京周围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攻占许多州县，俘获人口7万多，牲畜12万多头。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统率左路军，岳托统率右路军，一起出兵攻打明朝。九月，两路军分别从蓟镇中、西协（蓟镇分为三协）进入明境，掠夺北京近郊地区，并一直向西攻打到山西。不久，又分路南下，攻打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占领70多座城池，俘获人口47万多。
皇太极一面对明朝进行不断的侵扰，一面把主要力量放在打通锦宁防线上。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获悉明朝修筑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东），并前移锦宁防线时，便准备发起进攻。七月，清军迅速出击攻打该城，祖大寿被迫投降。崇德元年（1636年），在多尔衮、岳托进入明境之后，皇太极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等部军队，乘山海关明军奉命入援中原防备空虚之际，进攻山海关。结果，多铎在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被祖大寿打得大败。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与代善再次领兵攻打山海关，围攻20多天，但由于明军顽强抵抗，没能攻占山海关。这件事说明攻打山海关需要长远规划，并非短期所能奏效。
皇太极在巩固了东北地区后，准备以全部力量攻打锦、宁。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在锦州城外挖掘数道长壤，隔断锦州与外界援军的联系。明朝派洪承畴率八镇13万大军增援锦州。皇太极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一举打败明军，洪承畴和祖大寿也投降了清军。通过松锦之战，明朝在北方的军队丧失殆尽。至此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中后所（今绥中县城）、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县前卫）四城了。
松锦之战后，一些汉官建议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山海关，进逼燕京。皇太极自有主张，他认为攻取燕京就像砍伐大树，只要持之以恒地从两旁砍削，到一定程度大树自然会倒下。因此，要占领山海关必须首先攻下关外四城。因为明朝的主力已被消灭，只要长期围困，随着力量的此长彼消得到燕京只是早晚的事情。
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决定从右侧“砍削”明朝这棵“大树”。他命贝勒阿巴泰为统帅，率八万大军从蓟镇界岭口、黄崖口入侵明朝边界，大掠京畿、山东等地，一直打到淮北宿迁一带，占领88座城堡，俘虏人口36万，掠获牲畜55万，大获全胜。
谈到皇太极，顺便提到他那个年代另外三颗具有紫微帝气的明星：明崇祯帝朱由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四人代表的四个集团的政治军事角逐中，笑到最后的是皇太极和他的大清集团。阎崇年先生说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技高一筹。
向杀父仇人议和修好，这件事就显示了皇太极技高一筹的战略眼光。
皇太极作出这个决定并非怯敌，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结果。
首先，从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宁远城楼的一战中，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
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也极大。而此时，左右两边又有明朝的附国朝鲜和虎视眈眈的蒙古，与明直接比硬，撼硬显非明智之举。
所以聪明的“伐木人”皇太极利用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第一斧，皇太极“砍”向内政。他改变对内政策，尤其是对待汉民，“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采取安抚政策，强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民皆大悦，逃者皆止”。此外，他明白任何时候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制胜因素，因此重视对汉族文人的提拔，让他们入朝为官。
第二斧，皇太极“砍”向朝鲜。后金的左邻朝鲜一直是明朝的附国，对皇太极来说是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两次东征朝鲜。第一次，逼迫朝鲜定下“兄弟之盟”；第二次，利用朝鲜使臣搅乱登基大典的借口，一直打到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王吓得龟缩于南部山城，向大清臣服，定下“君臣之盟”，这下，彻底断绝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第三斧，皇太极“砍”向蒙古。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林丹汗日渐强盛，逐渐控制了辽河以西的蒙古部落，并时有东进行动，骚扰后金。皇太极继位后，把林丹汗作为主要征讨对象。他三次向西用兵，将林丹汗驱逐至青海，占领了漠南蒙古。
第四斧，皇太极“砍”向杀父仇人袁崇焕。用反间计借敌手将袁碎尸万段，出了心中那口恶气。
皇太极这“四板斧”，斧斧斫实，每一下都砍在明朝外围，却痛在大明心里。对朝鲜与蒙古的征服，一方面为自己扫除威胁，一方面也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翼，相当于砍掉了一个人的左右助手，完全将明朝孤立起来。
正当皇太极准备从左侧“砍削”明关外四域的时候，突然间身染重病，旋即溘然长逝。
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济尔哈朗、阿济格统率大军，攻取关外四城。清军借助红衣大炮，于九月底攻下了中后所，击毙明朝游击吴良弼，歼敌4000人，俘虏4000余人，十月一日，攻克前屯卫（在中后所南），斩杀明总兵李赋，消灭李郎官兵4000余人，俘虏2000人。明中前所守将获悉前屯卫失陷，大惊失色，弃城逃跑。清军也曾进攻宁远，但被吴三桂打败，无功而返。至此，关外四城除宁远一座孤城外，其余三城都被清军攻破。
名家回眸
对于皇太极的成功，阎崇年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这场搏斗中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是偶然的，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他的对手技高一筹。而对于袁崇焕之所以失败，皇太极之所以成功，近代着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在1984年广西藤县举行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400周年纪念会上，提交的一篇《论袁崇焕与皇太极》的文章中指出：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才能智慧有所不同，若以才能而论，甚至可以认为袁崇焕比皇太极更胜一筹。只是各自所处的地位有别，结局自然迥然不同。袁之冤死，是其个人的不幸，更是明王朝之不幸。皇之反间计能够得逞，正是明末代皇帝崇祯的刚愎昏庸使其然；袁之死实为明亡清兴之先兆。
松锦之战——大明王朝的绝唱
松锦之战，又称松锦大战，由皇太极发动，明、清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从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到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战争经历了三年，松锦之战是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最后一场无论从装备还是兵力上都势均力敌的战争，结果却以清军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大胜，使清军八旗劲旅得到空前壮大。而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雁鹜。这次战败使明朝在辽西损失了最大的一支精锐军队，也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支精锐军队。这次战争之后，明军不仅毫无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招架之功，更无法集合出十几万兵马。
经此决战，明军在关外的主力尽失。洪承畴为表示忠于明室，宣布绝食，但到了五月剃发降清。洪承畴投降以后，明朝不知道他已经变节，思宗闻之绝食大震，辍朝特赐祭九坛，祭到第九坛的时候，又得到军报，说洪承畴降清了，京城大哗。
关于洪承畴降清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以诚动之，有的说皇太极运用美人计，无论哪个说法，都说明了皇太极的计谋和对人才的爱惜。
洪承畴这个人，到崇祯朝时才得到重用，被俘之初，可能也抱着像文天祥一样必死的决心，然而，忠臣不是那么好做的。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态度绝对不比皇太极对洪承畴的态度差，而文天祥终是不降，洪承畴却降了。这只能说洪承畴自己的决心不大，是个珍惜自己小禽的人。关于此点，曾劝降洪承畴的范文程一针见血地指出“（洪承畴）衣服脏了，尚且顾及，何况命乎”，所以他的投降是性格所决定的。
纵观此次松锦之战，清明双方的综合实力均等，但是为什么最后清军大胜而大明王朝却是最后的绝唱呢？这就在于战争指挥者的谋略决策与作战智慧了。
洪承畴一直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作战经验丰富，亦颇有谋略，这从其前期制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上就可以看出。然而，他虽为明军的指挥者，决策却受到后方“大头”们的干扰，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京官因“兵多饷艰”，力主洪承畴速战速决，这与稳扎稳打的战术是完全相悖的，却恰合清军的胃口。不谙前方战况的后方上司这帮“狗头军师”成了清军的“第五纵队”，促成了松锦大战明军的失利。
更何况皇太极的谋略丝毫不逊于对手，而且他是绝对的“一把手”，没人能左右他的决策。于是，他充分施展军事才华，连施四计，和对手共同奉献了一场经典战役，当然，清军是绝对主角。
第一计是“圈城打援”。当时山海关外，明朝就剩下锦州、宁远和松山三座孤城。皇太极指挥军队围困锦州，颇有耐心，命在锦州周围筑城屯种，建立围困锦州的基地。而后三月一期，轮番包围锦州，但就是不发起总攻，抽空打它两炮，增加明军的压力，等待和前来救援的明军进行野战，这叫弃短取长，充分发挥优势。果然，锦州被围，崇祯皇帝急拨洪承畴做帅，拨8个总兵、13万军队、4万匹战马来救，皇太极成功钓到大鱼。
第二计是“断敌粮道”。为了逼迫对手速战速决，皇太极派人把他们的粮草重地给端了。明军的粮道一断，13万军队人吃不上饭，马吃不上草，官兵意志涣散，加上后路被断，更加恐慌。洪承畴的突围令更使得恐慌大爆发，明军瞬时失去控制，各部纷纷夺路狂奔，正落入皇太极第三计中。
第三计是“巧设埋伏”，皇太极料定明军必退，提前在退路上设下埋伏，痛击明军。一时间，“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者不可胜计，海中浮尸多如雁鹜”。吴三桂总兵逃到宁远时身边只剩二十个人，狼狈之极，可见一斑。
第四计是“瓮中捉鳖”。洪承畴仅剩万余兵马，退守封松山城。皇太极立即移营松山城下，挖战壕围困。松山地形中凹，像一个盆地，松山城正处于盆底。洪承畴在皇太极眼中，正好比瓮中闷鳖、釜中游鱼。但他围而不攻，坐待明军自乱。果然，有人叛乱投诚，与皇太极里应外合端下松山城，洪承畴成为俘虏，并最终降清。
松锦之战改变了中国历史，是满洲集团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最后一次大战，是从根本上动摇明王朝统治的鏖战，是一场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决战。此次战败使明朝整个辽西防御彻底被毁，山海关外只悬一孤城——宁锦，京畿无疑袒露在清军的铁骑面前。面对这岌岌可危的局势，明廷已无能为力。满洲集团的政治目标“唾手可得”。正如康熙大帝玄烨把萨尔浒大战与松锦大战比较时所指出的：
“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
自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抚顺第一次与明廷交锋，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30年间，对明清兴亡产生深远影响的战役有三：第一次是萨尔浒之战，清军大胜，明军由军事进攻变成了退守防御，努尔哈赤则开始实行军事进攻。第二次是沈辽之战，结果是努尔哈赤占领了沈阳和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结束。第三次是松锦之战，这次战争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清朝在辽西统治的确立。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正式军事冲突的开端，那么沈辽之战是明清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松锦之战则是明清辽东军事冲突的结束，双方军事僵局的打破——明军顿失关外的军事凭借，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下基础。
名家回眸
阎崇年先生认为洪承畴之所以投降是在内心做了番比较的。他在牢里头前思后想，把皇太极和崇祯帝以及农民军做了个比较，他认为皇太极可以算是真命天子，将来会有一番作为。洪承畴一直和农民军打仗，很清楚他们将来不可能统一天下；明朝他也了解，他是三边总督，对明朝的腐败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之势难以挽回；清朝的情况通过打仗，以及在囚所里所见所闻，也有一些了解，他判断清朝有可能继续发展，进入中原。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自身性格和政治权衡的共同作用下，洪承畴才做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阎崇年先生曾夸张地说实现皇太极入主中原这个宏伟志愿的是洪承畴。他将皇太极和崇祯皇帝做了个对比：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忠臣、蓟辽督师、着名英雄袁崇焕视同敌人，处以磔刑，自毁长城；皇太极对自己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劝说让他投降，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用洪承畴等这些降人攻打明朝。一个是把自己的人变成敌人，杀了；一个是把自己的敌人降服，变成自己的力量，成为对手的掘墓人，就这点来说，皇太极比崇祯皇帝高明。
风萧铁马——山海关下的战争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出发攻打山海关。行至三河县吴三桂派人求见，并假意投降，请求暂缓行军。李自成被吴三桂骗过，他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与吴三桂谈判，大军则缓慢推进。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用了八天的时间才到达。这时，李自成才获悉王则尧已经被扣留，吴三桂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作好了作战准备，严阵以待，准备和大顺军决一死战。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开始。为了全歼关外清兵，李自成把主力放在石河，另外派遣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战争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到二十二日早晨吴三桂的军队已经难以抵挡，据守北翼城的吴军投降大顺军。吴三桂见形势不妙，亲自带领部分属官和乡绅冲出关门，到离关城仅二里远的威远拜见多尔衮，请求派兵支援。经过数日的观察，多尔衮十分清楚吴三桂此时的处境和心情，当即回答道：“你们愿意为先帝报仇，十分难得。我特意领兵来成全你们的心愿。先帝时的仇杀，今天不用提，也不忍心再提。但昔日是敌人，如今却合为一家。我领兵入关，与百姓秋毫无犯，否则必以军法处死。你们可告知全城百姓，不用惊慌。”然后又对吴三桂说，“你回去以后，可让部下把白布系于胳膊作为信号。不然，都是汉族人，难以分辨，恐怕误杀。”说完，一面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一面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依次排列，吴三桂排列于清军的右边，准备共同夹击大顺军。这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事物难以辨别，于是清军得以从容布阵。不久风停，多尔衮下令出击。清军以逸待劳，势如潮水，尽管大顺军拼死抵挡，但难以挽回败局，阵容大乱，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在小冈阜上，见难以取胜只得下令撤退。到达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杀死吴襄。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34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奴颜婢膝引清军入关深恶痛绝。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城军民剃发降清，并被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脚下的这场大战的确是惊心动魄，最后的结局是以李自成的失败和吴三桂、多尔衮的胜利而告终。对于这样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应该仔细去分析一下各方胜败得失的原因：
从胜利方吴三桂、多尔衮来说，在二十二日多尔衮到达山海关之后，双方肯定是先迅速达成了政治上的协议并相互做了保证。双方都是前途未卜，肯定不能贸然就联合起来。协议的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吴三桂要确保自己能够永远掌握兵权，否则性命就会悬于他人之手；其次对于多尔衮说，要确保吴三桂在以后的清朝内部宫廷斗争中要站在自己这一边，这也是必然的；第三，就是当下齐心协力，先打败李自成！
至于吴三桂的荣华富贵，倒是不必多说的。
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这场战争的具体战术了。
很显然，多尔衮才是对抗李自成大军的主力，八旗铁骑刚刚赶到，劳师以远，中途还和李自成派出关的唐通所部打了一次，要恢复完全的战斗力，吴三桂就必须为多尔衮赢得尽可能多的休整时间。
吴三桂的军队是原大明辽东军的精锐，要抵挡李自成一段时间还不难做到，但是关键在于吴三桂就这么点政治资本，要是拿去和李自成拼光了可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
所以这也是支持上述关于政治协议之揣测的一个理由：事实上吴三桂是真的和李自成拼了，为多尔衮争取了尽量多的时间。
再从李自成的角度来说，他本次战役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他所面临的敌人之强大，可以说是他平生所未见的。李自成十四年来一直和大明的剿匪官军作战，剿匪官军中虽说也有洪承畴、左良玉等名将带的军队，但大明朝上上下下腐败透顶，除了少数精锐，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强不到哪里去，否则也不会让流寇越剿越多了。而这次李自成面对的敌手是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吴三桂所部是大明朝最最精锐的部队，而多尔衮的八旗铁骑在当时是横扫天下、战无不胜的，连蒙古人都已经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收服，对大清岁岁来朝，八旗军战斗力之强悍，可见一斑。
其次就是他似乎没有预料到多尔衮会这么快到达山海关并参战。这一点其实很成疑问，按理说多尔衮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必然会来浑水摸鱼，猜也能猜到；而且李自成曾经派唐通出关狙击多尔衮，唐通既然战败，消息必定会传到李自成耳朵里。但是所有的史书都说李自成在面对多尔衮的时候“猝不及防”，不知是何缘故。也许是李自成以为清朝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尚未结束，不敢贸然出兵，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想到多尔衮置国内的复杂局面于不顾，真的出兵来打。
然而虽然敌人强大，战场形势变化又出人意料，但李自成的军队毕竟也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队伍，并非不堪一击，他的溃败还有其他原因，也就是李自成在具体战术上的失败。李自成在山海关下布了一个“一字长蛇阵”，阵形从北山一直绵延到海边。《三国演义》中姜维伐中原时和邓艾斗阵法，就斗过此阵。
《三国演义》里说这种阵法的好处就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相应”。此话固然不错，然而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个阵法的好处也正是它的致命处，虽然能互相呼应互为掎角之势，但是万一被人从中拦腰截断，则首尾不能相救，势必被各个击破。最后战役的走势也确实如此，李自成二十万大军一字排开，兵力分散，多尔衮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结果果然冲破了李自成的阵形，将此阵击溃。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据传说北京城自1644年正月开始就大闹鼠疫，流毒深远。李自成大军进京之后，军中多染此病，战斗力因此锐减。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最终我们看到的这种结果。对于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三人来说，他们在战争中各自得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宿；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大清入关席卷中原，从而形成封建专制社会回光返照的历史走向也已不可避免。
李自成一路溃逃，退回北京，途中泄愤杀死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
在乱世中被命运之手摆布，几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吴襄的命运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然而他的儿子吴三桂却是这场历史剧变的受益者，多尔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授以兵权，令其直取北京。
多尔衮则统领八旗大军随后跟上。
此时多尔衮的一个行为，体现了他比李自成高明的地方，即“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以至于“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
当然“民大悦”等等效果很有可能是史官为大清朝歌功颂德所作的杜撰，但是多尔衮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姿态，为自己赢得了道义上的优势。所以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的这几条禁令，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而并非像李自成那样进了北京之后就军纪不整。
而李自成逃回北京之后，深知北京已经无法守住，决定撤出北京，回自己老家陕西，以关中为基地，谋求东山再起。于是在四月二十九日抓紧时间登基做了皇上，第二天又抓紧时间撤出了北京。进京离京，前后正好四十二天。
传说当时陈圆圆对李自成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结果李自成果真将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留给了吴三桂。
陈圆圆和吴襄一样，都是在乱世中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大军进驻北京。
进京之前，多尔衮就大造舆论，声称清军入关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谋唯闯贼，吏来复归其位，民来复归其业”。进京之后又下令为崇祯帝服丧；官员只要剃发归顺，中央官员照旧录用，地方官员各升一级，大明原朱姓各王只要归顺就可以保留王爵等等，总之是尽力为大清争取人心。
这样一来就为他下一步“席卷天下”铺垫了一条成功之路。
名家回眸
山海关之役最后以李自成大败、清军大胜而告终。由于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清明史学家顾诚评断这场战争时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降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军更是加紧筹划，准备一举消灭明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危急。吴三桂接到诏书，只得放弃宁远，率兵去解京师之危。三月十六日，多尔衮获悉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夺取的是明朝的江山，但目前必须首先对付的却是流寇；第二，要想一统中原，必须严明军纪，与民秋毫无犯；第三，我军或是直取燕京，或是相机攻取，必 须在长城以西选择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根据地，以免军队长途跋涉带来的不利。范文程的建议，为清军入关指明了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
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自任大将军，亲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大举南侵。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求见，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松锦之战中，吴三桂大败而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但仍然奉命驻守宁远。
吴三桂鉴于以前的教训，重新招集失散的士卒，大力整顿，实力大为增强，他的部队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在其退往关外时，明朝将领只有吴三桂敢于追击，并屡立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济尔哈朗等率兵攻打明朝的关外四城，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打败。由此可知，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蓬勃发展，一直打到北京，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率兵支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周围的50余万兵民，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陷北京。吴三桂获悉这一消息后，便不再向北京进发。
这时吴三桂处境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大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势，因此吴三桂此时也犹疑不决。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几次派人去说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万难改口再投降清军。他亲自领略了农民军的骁勇善战，而且农民军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于是吴三桂也效法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是完美的结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但是不久，吴襄却被农民军殴打勒索，而且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率领部属返回山海关，并发誓与农民军决一死战。但他毕竟力量弱小，无法与农民军相抗衡。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投降清朝具有必然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手握兵权尚且被人欺凌，假如一朝失势，受制于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亲友、部将等投降清军后却得到极好的待遇。虽然说吴三桂背叛农民军的起因是父亲和爱妾受人欺侮，但深究其原因，恐怕吴三桂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因为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毕竟相去甚远。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难以弄清楚吴三桂投降的真假。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两位信使之后，为求安全起见，便把其中一人扣留，派人同另外一人前往山海关探听虚实。同时，多尔衮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吴三桂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复信给吴三桂，要求他率众归降，并许诺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再次派人求见多尔衮，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共同对抗农民军。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吴三桂，并逼近山海关。原来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背叛一事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六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旋即下令攻城，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
多尔衮在接见吴三桂第二次派来的使者后，便指挥大军昼夜兼程，直奔山海关，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驻扎在山海关城东北十里左右的欢喜岭。多尔衮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为防吴三桂有诈，大军安营之后即派人前往吴营探听虚实，严密注意吴三桂动向。与此同时，吴三桂也连连派人敦请清兵入关，多尔衮到此时才完全相信吴三桂。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迎接多尔衮，并投降清军。
清吴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双方的约定，使吴三桂既得到了较大利益（封王），又多少在世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颜面。更为主要的是，双方的约定使多尔衮实现了世代以来的渴望，顺利进入山海关，为入主中原打开了门户。
李自成败归北京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被迫离京西撤。清军则自山海关一路穷追猛打，于五月初二兵临北京城下。当时，北京的官绅吏民由于已事先得知吴三桂的檄文，所以一些投降过李自成的明官，如骆养性、沈惟炳等人，一大早便在京城朝阳门外与官民备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
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崇祯太子驾到，忙着准备迎驾，可等对方走到近前却大惊失色，来的人既没有明朝太子，也没有吴三桂（吴已受命过卢沟桥西追李自成去了），而是大清军队。为首一人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受了愚弄，但事情已无可挽回。就这样，多尔衮等人就被迎入了京城。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根据范文程等人意见，颁行了许多拉拢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五月二十四日，暂停剃发令。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以明万历时赋额为准。
多尔衮的这些政策大有成效，不久便稳定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局势。
九月，福临从沈阳迁到北京，十月一日，他在众人的陪同下于天坛举行祭天大典，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宣告建立。
名家回眸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着名历史学家李治亭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即大一统的标准。正如清朝的大一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样，对大一统有利的人或事也应该为我们所肯定。当然这只是大方向的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具体分析。但有一条还是永恒不变的：
功者功之，罪者罪之。正如阎崇年先生在谈到正说历史时讲的那样，只是需要将历史的真正面貌呈现出来，功罪自有人评说。
挥军南下，扬州十日不封刀
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中，着名的有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督率扬州军民抗御清军围攻的城池守卫战。
扬州是长江以北的重镇，又是弘光朝廷所在地南京的门户。史可法于弘光元年（1644年）五月始，便着手以扬州为中心的防御。他将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部，分别部署于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淮安、庐州，自驻扬州，节制调遣。此时，清军主力正在两路进攻陕西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参见清灭大顺之战），暂时无暇顾及南方，然而南明弘光朝廷并未如史可法所请，乘机率师北伐，而是忙于内讧火并、争权夺利，把希望寄托于向清求和，南北划江而治。
顺治二年正月，清定国大将军多铎率军攻克潼关，破陕之局已定，便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转兵东南，兵锋直指南明。与此同时，南明派往北京讲和的使臣左懋第被扣留，南北和议宣告失败。显然，战争的中心已由西北转向东南。史可法见情势危急，檄招江北各镇支援扬州，仅总兵刘肇基率所部4000人自高邮（今属江苏）入援。四月十七日，清军前锋进抵扬州城郊，集结兵力，搜罗船只。
十八日，多铎率主力兵临扬州城下，先派明降将李遇春等劝降，遭史可法拒绝。清军随即发起攻城。史可法泣谕士民，为死守计，督万余官兵登陴分守各门，自守旧城西门险要。刘肇基守西北门。二十二日，总兵李栖凤、监军高岐风率4000余人乘夜出降，使城中守备更加薄弱。二十三日，总兵刘肇基请求乘敌不备，背城一战，未被史可法接受。清军连日由四面向城中发炮，屡毁城墙。史可法督军民以草袋盛土填障，修补城墙，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杀清兵数千。
同时，史可法血疏告急，请求援兵，不应。此间，清军多次劝降，均被拒绝。二十四日，清军从泗州运来红夷大炮。二十五日，多铎集巨炮猛轰城西北隅，城破。清军垒尸为梯，蜂拥攀援入城。史可法被俘，不屈而死。刘肇基率余 部继续与清军展开巷战，皆战死。多铎下令屠城10天，史称“扬州十日”。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迎接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
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
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匐，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被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被迫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这段历史曾经被埋没了数百年，知道者甚少，有关“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后来仅仅是被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王秀楚所着《扬州十日记》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提出《扬州十日记》文中存在纰漏或自身矛盾的地方，而里面提到的死亡人数也有明显夸大的成分。他们认为，从南明兵力、扬州守军、清军兵力、居民人数等几个主要方面考查，大抵均可说明《扬州十日记》关于清军屠杀至少80万人的说法应为夸大说法，而真实发生于历史上的，应是屠城五日，杀害约10万人之数。
不管是80万还是十几万，那都是一个恐怖而血淋淋的数字，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所累积起来的数字，那是一个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所使用的野蛮手段，那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牢记的一段历史。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向被并列为清军入关后的两大暴行，也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对前者，因为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流传甚广，人们对其了解略多，谈的也不少。而对后者，则相对比较含混和模糊了。
当然，关于“嘉定三屠”，后人也留有实录，只不过不太为众人熟悉而已。
除了史料因素，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就是“扬州十日”是满人所为（尽管里面还是汉人居多），而“嘉定三屠”则是李成栋部所为，从头到尾都是“伪军”犯下的罪行，而这个李成栋，降清后又反清，叛弘光朝又投永历朝，身份经“汉奸”而为“义士”，所以被当时乃至后来的人宽厚地谅解了。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事情的记载显然 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诏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
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
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
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拥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
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
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拥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疆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
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清军。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
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清军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
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
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
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
《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着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其实在清军南下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仅是在扬州，江阴、大同、湘潭、汾城、广州等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屠戮。在中国历史上，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统一天下的朝代中只有元朝与清朝。这些被汉族称为异族的“羌胡”之民，每征服一处，都是建立在无数无辜人民的白骨之上的。扬州十日的屠杀，无辜百姓的鲜血换来了统治者的满足，血腥的疆土开拓实现了其入主中原的愿望。
名家回眸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和大屠杀多为民族斗争，在这段时期内，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一步发展。从远古传说的炎黄之战和皇帝与九黎者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原，几乎无一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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