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
朝鲜“东学道”起义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邻邦朝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表现得最为贪婪和野蛮。
吞并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阀一直奉行“征韩论”的国策。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舰队进入汉江江口，并强占了永宗岛。次年一月，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十二款。条约规定：第一，开元山、仁川为商埠，日本货物免缴关税。第二，日本可以自由测量朝鲜海岸。第三，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此外，条约还明确规定：“朝鲜为自由之邦”。这表明日本为了独霸朝鲜，极力想要破坏朝鲜与清政府的传统宗属关系。
《江华条约》是日本强加给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及其他列强侵略朝鲜的步伐都加快了。光绪三年和六年（1877年和1880年），日本又分别在元山、釜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租界）。日本的一些商业公司利用不平等条约，大量向朝鲜倾销商品，使朝鲜的手工业遭到极大摧残，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经济的发展。当时，以王妃闵氏为首的闵妃党把大院君李星应排挤出去，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日本便乘机培植亲日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把闵妃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日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侵略，加剧了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大院君李星应利用这种情绪，于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九在汉城发动兵变，处死了一些官吏和日本教官，焚烧了日本驻朝鲜使馆，最后驱除了闵妃党，重新执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兵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兵侵入朝鲜，一面命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逼迫朝鲜赔偿损失，并企图割占巨济岛和郁陵岛。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后，清朝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上报清政府，同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及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等，率军队和兵舰赴朝，于七月十三日平息了兵变，大院君被迫归政于朝鲜国王。日本的侵略计划被清军的迅速行动挫败了，花房义质看到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悬殊，未敢轻易挑衅清朝军队。日本政府未能实现利用兵变割取朝鲜领土和夺取更大权益的企图。但是，朝鲜仍被迫于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七日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借口，获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同时，竭力培植朝鲜亲日势力。当时，在朝鲜出现了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贵族青年为首的开化党，这个党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性质。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开化党来实现其侵朝计划，便采取各种手段诱惑和拉拢金玉均，而金玉均等也想依赖日本夺取朝鲜的统治权。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遵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开始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他先蛊惑金玉均等人说：中法两国正在交战，清国即将灭亡，你们切不可坐失良机。接着，他又帮助开化党制订了政变的计划和具体行动方案。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人按照与竹添进一秘密制订的行动计划，制造事端，把日军引进王宫，然后挟持国王，组织起一个由开化党人担任要职的亲日政权。史称“甲申事变”。
汉城民众对政变的发生十分愤慨，纷纷要求打入王宫把倭奴杀尽。有些朝鲜大臣来到清军营地，请求派兵援助。十九日，在朝鲜驻守的清朝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帮办袁世凯分别率领清军与朝鲜军民一同攻进王宫，击败了开化党和日本侵略军，把被挟持到宫外的朝鲜国王拦回。次日，竹添进一自己焚毁日本使馆，带领日军退到仁川。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逃到了日本。
甲申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主战、主和两种争论。有的报纸大肆鼓吹要“占领朝鲜京城”；有些官僚政客也叫嚣要武装吞并朝鲜。但是日本政府考虑到其军事力量无法与清军匹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积极备战，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同李鸿章在中国天津举行谈判。李鸿章采取退让妥协的方针，三月初四，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将来朝鲜国内如果发生内乱或重大事件，中日 两国或一国派兵，应事先告知对方，事定后要立即撤回，不得留驻朝鲜。这样，日本虽然撤走了驻朝鲜的军队，但却获得了随时可以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侵略战争开辟了道路。
日本侵略者早在中法战争结束时就已经形成了吞并朝鲜和占领中国的计划。
日本政府根据伊藤博文为首的侵略分子的策划，积极进行备战。甲申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官僚政客竭力挑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声称日本应该与西方国家一同来“兴亚洲”，要按照西洋人的办法，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武装进攻。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日本侵略集团的战争煽动达到了高潮。同年底，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了保持国家独立的自卫之道，鼓吹日本必须保护利益线和守卫主权线。主权线，指国家的疆域界线；利益线，指关系主权线安危的地区。朝鲜就是山县有朋所说的利益线，他把朝鲜视为与日本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公然宣称要进行“保护”。
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日本政府疯狂扩军备战，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已拥有陆军29万人，海军配备了31艘军舰、37艘鱼雷艇。光绪十九年（1893年）底，由于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倾轧，政局开始动荡不安，日本统治者决定用发动战争的方式，转移各派政治势力的视线，以防止国内出现更大的动荡。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道”农民起义。“东学道”又称为“天教”“东学教”，是朝鲜农民的秘密反抗组织，具有宗教的色彩。这年一月初十，“东学道”信徒全璋准率众在全罗道古阜郡起义，攻占郡府，俘获郡守，释放囚徒，夺取武器，严惩贪官，开仓济贫，广大群众因而十分拥护起义。
四月，起义军攻占井邑、成平、长城等郡，东学道徒和广大农民不断来投，队伍迅速壮大到数千人，并建立了执纲所作为政权机构，发布了“辅国安民、逐灭洋倭、尽灭权贵”等战斗纲领。四月二十八日，农民起义军攻克朝鲜南部重镇全罗道首府全州，兵锋直指汉城。
农民起义的风暴使朝鲜封建统治者受到极大震撼。他们惶恐不安，立即派遣洪启薰率领八百京兵，于四月一日从京城出发，赴全州进剿，但被起义军多次打败。朝鲜统治者看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已无法镇压起义军，决定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围剿。四月三十日，兵曹判书闵泳骏向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提出请求援兵的公文，请袁世凯“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接到朝鲜政府的乞兵公文后，袁世凯迅即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请示。
李鸿章立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扬威”“济远”二舰，驶往汉城、仁川，保护侨商，并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兵士东渡。
五月初三，东渡清军乘坐招商局轮船赴朝。与此同时，又向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电，令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清政府根据朝鲜国王的乞兵公文，按照“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往朝鲜忠清、全罗一带，相机堵剿，克期扑灭，务使属境又安，各国在韩境通商者皆得各安生业，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挑起朝鲜问题
在此之前，日本侵略者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大量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把事态扩大，以制造出兵朝鲜的机会。日本参谋本部认为，朝鲜必定要向清政府求助，而清政府也肯定会答应出兵。到那时，日本就有了借口而派兵入朝。
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陆奥宗光的建议，即如果中国确实派遣军队赴朝鲜，不管其用何名义，日本也必须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这清楚地表明，日本早已确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方针，决定趁清政府派兵助剿之机，出兵进占朝鲜。
但是，日本政府仍担心清政府不愿派兵赴朝，便极力诱惑。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生曾诱劝清廷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说：东学党起义愈拖愈不好办，贵国政府为何不迅速出兵助韩，日本政府决没有其他用意。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参谋本部根据伊地知幸介的报告，认为朝鲜政府必然请求中国援助，中国也必将同意朝鲜的请求。因此，参谋本部认为，日本有必要出兵朝鲜。当天，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同回国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就出兵事宜进行了磋商。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会议根据陆奥宗光的意见，正式决定出兵朝鲜。
当夜，陆奥同外务次官林董及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对出兵的策略、兵力等问题进行了商讨。五月初一，陆奥向大鸟发出关于处理朝鲜问题之训令。通知他如果确认清政府出兵朝鲜时，“帝国政府应立即派遣兵员”。“如清国官吏问及我出兵的理由，可按照《天津条约》第三款回答之：朝鲜国内发生叛乱有危及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侨居臣民生命财产之虑，因而出兵”。五月初二，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清国的照会被内阁会议通过。同日，日军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并命令大鸟公使返回朝鲜任职。五月初三，向日本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训令，让他把日本出兵朝鲜的消息通知清政府。五月初五，日军开始军事行动。
从五月初七起，日军陆续抵达朝鲜。至十三日，共有八艘军舰，载着约四千名陆军，五百名陆战队入朝。兵力是赴朝清军之两倍。
五月初五，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提出日本出兵朝鲜的照会。清政府接到照会的第二天，据理驳斥日本出兵的理由。在给日本的复照中重申了清政府系“应朝鲜之请，派援兵戡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并强调：
“目下釜山、仁川各港情形，虽然平静，然该两地为通商口岸，故暂留军舰，以资保护。若贵国派兵，系专为保护使馆领事馆及商民，自无必要派多数军队。贵国派兵，既非出于朝鲜请求，望勿进入朝鲜内地，以免惹起惊疑。”但日本挑衅的决心已定，因而对清政府的劝告毫不理睬。五月初九，日本政府在照复中蛮横无理地说，日本此次派兵朝鲜，“系根据日韩济物浦条约之权利；而出兵手续系根据天津条约，帝国政府可自行裁决派遣军队多寡，其进退行止，毫无受他人掣肘之理”。
实际上，早在复照清政府之前，日本就已出兵朝鲜了，五月初二，日本参谋部设立了战时大本营，并请天皇批准派出混成旅团赴朝。同日，陆奥宗光便命令大鸟圭介带领四百余名陆战队员，乘“八重山”号军舰动身。接着，一户少佐率领日军一大队向朝鲜进发。就在叶志超、聂士成率领清军分别于五月初五、初六到达朝鲜后，初七，大鸟便带兵进入汉城，其后续部队也分批不断到达朝鲜。李鸿章在得知日本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才看清了日本的阴谋，所以急电袁世凯阻止日军的行动。五月初九起，袁世凯与大鸟在汉城举行紧急会谈，就双方撤兵问题进行商讨。但日本政府侵朝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不愿就此罢兵。因此，李鸿章阻止日本派兵的活动宣告失败。五月下旬，已有万人左右的日军进驻朝鲜。
为了蓄意扩大事态和制造出兵朝鲜的借口，五月十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声称：平定乱民以后，为了改革朝鲜内政，须由中日两国共同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查核”朝鲜有关的经济、政治、军事。清政府在收到包含上述内容的照会后，于五月十八日让汪凤藻复照日本政府，表示反对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并再次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应该共同从朝鲜撤出。对于这一答复，陆奥宗光于第二日又一次复照汪凤藻，表示日军决不能撤出朝鲜。此后，日本一方面仍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另一方面准备独自“改革”朝鲜内政。五月二十三日，大鸟公使与朝鲜国王就“改革”朝鲜内政的必要性进行了详谈。六月初十，日本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声明，即日军今后如在朝鲜发生不测，责任应由清政府承担。同时，陆奥宗光训示大鸟圭介：当前之急务应是促成中日冲突，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说中日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朝鲜朝野对日本入侵朝鲜，感到相当惊惧。五月初五，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强烈要求杉村溶从速电告日本政府，“即施还兵之举，以敦友睦，免生枝节”，遭到日本无礼拒绝。五月初六，大鸟公使由日本回到仁川，决定于第二日率兵入京。朝鲜政府立即派人劝阻，又被大鸟严拒。初七，大鸟率420名海军陆战队员，携四门野炮，强行闯进汉城。
此时，赴朝清军已到达牙山。朝鲜政府也不断增派援军，同先期赴朝进剿的官兵协同作战，收复了全州。朝鲜局势逐渐平稳下来，日本以护使护侨护商作为出兵的借口已不存在。但当赵秉稷访问大鸟，对其擅自率兵入京进行责问，并敦促其立即撤兵时，却又一次遭到拒绝。为了避免冲突，清政府决心令赴朝部队定期返回国内，并希望日本同时撤兵。各国舆论也强烈谴责日本派兵的行为是师出无名。但是，日本政府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增兵，并召开内阁临时会议，作出了“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退”的决议。陆奥宗光还对大鸟圭介发出训令，“即使外交上有多少纷议，亦必使大鸟少将所率之本队悉数列阵汉城”。这一切表明，日本政府已决心挑起战争冲突，因而对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和各国舆论的谴责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但是，日本强词夺理，在外交上陷于被动。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需要寻找新的借口，制造新的事端。
英俄进行调停
在日本的外交讹诈和武力威胁面前，清政府中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不敢对日军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加强战守准备，而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来保持和局。尤其是寄希望于英俄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军退出朝鲜，以避免战争冲突。
甲午战争前，英俄两国是争夺亚洲和世界霸权的主要敌手。沙俄早就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曾多次诱惑朝鲜签订密约，妄图控制朝鲜。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甲午战前曾经说过，如果朝鲜发生冲突，“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向喀西尼要求俄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喀西尼表示：俄韩两国是近邻，俄国决不会容许日本侵略朝鲜。二十二日，沙俄政府通过驻华参赞转告李鸿章：“俄皇已电谕驻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共同商议撤兵事宜，俟撤后再议善后办法。
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同一天，沙俄政府训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劝告”日本与中国共同把军队从朝鲜撤出。五月二十七日，沙俄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其与中国同时撤兵，并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拒绝劝告，应当承担一切后果。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政府照复俄国，声称：日本出兵朝鲜，绝无侵略疆土之意，实属对于现在形势不得已之举，若至该国“内乱”完全消灭，回复平稳状态，将来无何等危惧时，自然撤退其军队。这一外交照复，正如陆奥宗光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以外交的笔法，婉言拒绝了俄国政府之劝告”。
这时，李鸿章为了促使俄国出面干涉，竟向喀西尼提出，由中、日、俄三国共同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三国在朝鲜分享同等权利。六月初一，喀西尼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喀西尼在报告中认为，“这一建议对于我国很有利，它将保证今后得以维持朝鲜秩序，将摒除中国在朝鲜的优越势力”，并要求俄国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但沙俄政府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事态错综复杂。接受李鸿章建议，强迫日本撤兵，虽可获得重大利益，却会得罪日本。特别是当时英国也在等待时机，一旦俄国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很可能支持日本。这就不仅促使日英靠拢，使自己受到孤立，甚至要冒战争的风险。俄国当时虽力图扩张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但由于尚未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工程，要在远东发动一场战争，还存在一定困难。因而，它希望暂时维持远东地区的现状。日本政府既然已经保证“绝无侵略疆土之意”，也就顺水推舟，以免促成日本和英国的联合，从而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对手英国的势力。因此，六月初五吉尔斯向喀西尼发出训令说：“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完全珍视，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这样，俄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愿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六月初七，沙俄政府向李鸿章明确表示：“倭韩事，明系倭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再与华共商善后事宜，但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至于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干涉。”至此，清政府乞求俄干涉的希望破灭了。
清政府在乞求沙俄出面干涉的同时，也请求英国进行调停。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请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转电外部，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艘铁快舰径直赶赴横滨，与驻使同赴倭外署，责问其以重兵压韩之无理，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关系重大，勒令撤兵，再商善后，谅倭必遵，而英与中倭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让俄着先鞭”。
英国对日本在远东扩张侵略势力的做法，态度很矛盾。沙俄是英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英国把扼制沙俄势力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出发点。后起的日本，暂时还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不成重大威胁。考虑到利用日本可以抑制沙俄势力的南下，英国愿意支持日本在朝鲜进行扩张。但同时，又担心中日之间的战争冲突，会改变远东现状，从而影响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给俄国带来扩张势力的机会，因此，又想出面调停。当李鸿章与喀西尼在天津频繁接触，乞求沙俄出面干涉的时候，英国政府焦虑难安。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急忙出面怂恿总理衙门，以“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和接受“改革朝鲜内政”为基础，撇开俄国直接同日本谈判。
经过英使欧格讷的斡旋，六月初七，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举行谈判。虽然英国提出的谈判条件有利于日本，但因此时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对英国的调停根本不感兴趣，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便在外交上敷衍应付，毫无和谈诚意。在谈判桌上，小村以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兵朝鲜为借口，极力破坏和谈的进行。谈判破裂后，陆奥宗光于六月十二日又发电指示小村寿太郎，令其向清政府声明：“近日驻贵国之英国公使注重中日两国之友谊，以好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然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从朝鲜撤兵外，不为何等商议；此非中国政府徒好生事而何？事局已至此，将来如果发生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承担责任。”这个声明被陆奥称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第二次绝交书”。这一颠倒是非、蛮横无理的外交声明，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狡诈面目：既要破坏谈判，又想嫁祸于人；既要发动战争，又想推卸罪责。
接到声明后，清政府虽颇感激愤，但仍委曲求全。为谋求中日争端的和平解决，再次通过英国政府向日本表示了谈判的愿望。但此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在朝鲜的军事部署，陆奥宗光认为：已“没有与中国优游于樽俎之间再行会商之暇；若断然拒绝英国之调停，恐外交上有失礼仪，故以为不如提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条件，使之自然中止为得计”。于是，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无法容忍的苛刻条件：
第一，即使中国政府同意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但对于此前“日本政府以独立着手之事项，中国应不容喙”；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在五日内答复日本此次提议，否则“日本政府不能与之应酬”；第三，中国不得增派军队赴朝。中国政府只有同意上述先决条件，日本才同意举行谈判。日本政府这种出尔反尔、蛮横无理的态度及所提的苛刻条件，连英国政府都认为：与日本政府曾言明之谈判基础相矛盾，且超出其范围之外，日本政府已单独着手之事项使中国政府毫不容喙协议云者，实际是违背《天津条约》之精神。但清政府仍抱着求和之心，再次退让，对日本的条件完全同意。只是提出在改革朝鲜内政时，只能劝告朝鲜政府，不能强迫。同时，还格外作出让步，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通商权利与中国同等。希望通过这些让步换取日本承认“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以维持清政府对朝鲜的形式上的宗主国的地位和脸面。日本政府却百般刁难，坚持中日两国必须强迫朝鲜国王遵行改革朝鲜内政：遇朝鲜大典，两国必须平行，以此逼迫清政府放弃对朝鲜形式上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日本在朝鲜一切方面享有独断独行的权利。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清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使谈判决裂，逼迫清政府作战。
英国政府目睹了这一切，深知日本已经决心发动战争，和谈不可能再进行下去，遂于六月二十一日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进行战争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暗示日本：只要日本不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发动战争，不影响英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英国就不会出面干涉。与此同时，英国与日本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十四日正式签订了英日新约，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取消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这个新约的缔结，实质上是使日本战时外交政策获得了英国的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约时也说：“对于日本来说，这样的条约效果确实不小。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
英日新约签订后，英国要求日本在发动战争时，把上海划为中立区，得到了日本的同意。此后，英国关注的焦点便发生了转移，转而更加重视日本打败中国后，可能带来的更多渔利的机会。由于英日间的相互勾结，清政府谋求英国调停的幻想也告落空。
光绪对日宣战
当日本步步进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这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训政达20余年之久，她虽已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皇帝亲政，但内外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太后手中。此时在清廷内部逐渐形成了两个政治集团。一些顽固守旧的贵族、大官僚，依附于太后，实际上操纵和控制了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从而形成了“后党”集团。光绪帝自登基以来，一直受慈禧太后控制，亲政以后依然没有太大的权力。为了改变受制于人的处境，光绪皇帝依靠他的师傅翁同龢，把一部分官僚集结在一起，形成了“帝党”集团。“帝党”成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擢升的一些文职官员，没有掌握实权，力量薄弱。
面对日本的战争威胁，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大体上是形成了主和、主战的两派势力：“后党”主和，“帝党”主战。
主和派以慈禧太后为首，主要包括庆亲王奕勖，恭亲王奕，李鸿章淮系集团，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握有实权的贵族大官僚。主战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包括被李鸿章排挤的湘系集团，以及翁同龢等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
在甲午战争中，握有清政府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一开始就“一意主和”，他认为敌强我弱，中国不能和日本开战，因而消极备战，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五月中旬，袁世凯、汪凤藻请“厚集兵力”，均遭他的拒绝。五月二十日，总理衙门电询李鸿章，“倭如不停地添兵，我应否多援以助声威”，李复以“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从这可看出，李鸿章存有侥幸观望的态度，不作战守准备。
相反，光绪帝则主张一面议和来商谈，一面作备战准备，即“实力备战以为和地”，不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英俄调停上。从五月下旬起，他一周之内连发三道上谕，指示备战。五月二十二日谕令：“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负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五月二十八日又谕：“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其势岌岌可危，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决裂将不可免”；“我战守之兵及军火粮饷，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才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五月二十九日严旨：“倭人胁迫朝鲜，其焰方张，势将决裂，内防外援，自宜事先预筹”，“若待事至决裂而后议守议战，肯定来不及，不可不事先筹备”。他提醒李鸿章，“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节外生枝”。对于李鸿章乞求英国派军舰赴日、勒令日本撤兵的做法，光绪帝认为：“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意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托言助我，将来竟要求我补偿所耗兵费，中国断不应允。”并警告李鸿章，“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必格外谨慎；假若轻率发端，以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他还对李鸿章专恃俄使调停的做法特别提出告诫：
“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或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六月十二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把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递交给中国，指责中国“徒好生事”，“将来如发生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面对如此严峻局势，光绪帝感到战争势不可免，便由前一阶段的一面备战，一面和商，转而针锋相对地坚决主战。十四日，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讨论朝鲜事态。十六日，翁同龢等上奏《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主张采取“不战而屈人之术”，一方面迅速准备战事，派军前往朝鲜与日军相持；另一方面“稍留余地”，如日方“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这个意见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在“一意主战”的同时，仍然向日本敞开“和商”的大门。
但是，日本已决心在战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日兵攻入朝鲜王宫，发动政变，劫持了国王，并成立了以大院君李星应为首的傀儡政权。接着，逼迫大院君废除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二十三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丰岛附近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舰船，悍然挑起侵略战争。同一天，日本入朝的陆军混成旅团，由汉城出发南下，向驻在牙山的清军进攻。至此，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大门被日本完全关闭了，清政府被迫应战，以战争反对战争。六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指责日本首先挑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宣布，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七月初一，光绪帝正式下诏宣战。宣战诏书揭露了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事实，宣布“倭人渝盟肇衅，无理至极，势难再予姑息容忍。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救韩民于涂炭”。同一天，日本天皇睦仁也下诏宣战。中日两国政府的宣战，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正式爆发。
奕再次出山
慈禧太后的本意虽不想对日宣战，但在廷臣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下，她也一度表现出主战的姿态。但战争爆发后，清朝海陆军连遭败绩，使她丧失了抗战的信心。为了对光绪帝的“一力主战”进行牵制和为日后留有和商的余地，慈禧太后决心重新起用在中法战争中被她罢斥的恭亲王奕。九月初一，她和光绪帝召见奕，并颁布懿旨，令其管理总理衙门，添派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但没有给他太大权力，只是“会同”办事。当时许多朝臣认为国家面临多事之秋，宫廷内部应当捐弃前嫌，和衷共济，度过这艰难的时刻。奕这样的亲贵，有着多年的政治外交经验，应当让其全权统筹大局，而不应屈居于“会办”地位。有些官员奏请恢复奕10年前的原职；也有人提出让奕总揽军务，均未被获准。
这表明慈禧太后还没有完全捐弃前嫌，对奕还是有所顾虑。奕也完全懂得太后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在外交上多作些弥缝工作，为议和留有余地，而不是一力主战。因此，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九月初八正式向各国驻华使节呼吁，请求列强出面干涉中日争端。十五日，又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讨论请求各国出面调停问题。欧格讷提出，可以由英国出面，以“联合仲裁”的方式进行调停，但必须以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为条件，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对于欧格讷提出的条件表示同意，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祖宗龙兴之地；李鸿藻和翁同龢认为这是偏袒日本，反对接受。奕也倾向于孙、徐意见。次日，奕向太后上奏。此时，距十月初十的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已为时不远，为了“万寿盛典”能顺利进行，她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因而急于求和。因此，她责成奕按英国的条件办理。但是，俄、美、法、德等国在接到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
建议后，由于相互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都认同英国的建议。十月初三，奕又以恭亲王的名义恳请美国调停。
十月初四，清廷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奕为督办，奕匡为帮办，李鸿藻、翁同龢、长麟、荣禄为会办。从此，奕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最高指挥权力。
但尚未入军机，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仍有所保留。
这时，侵略战争的战火已被日本引向中国，清朝陆海军接连惨败，主和声浪甚嚣尘上，慈禧太后的求和心态更加明朗。因此，奕虽然名义上是督办军务处督办，也提出过战而后能和的主张，实际上，他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为了求和，甚至可以赔款割地。十月初六，奕邀请英、俄、德、美、法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晤谈，并向各国公使提出照会，以皇帝和皇太后名义，请求各国公使提议本国政府出面调停。当天，奕分别向清驻外使节杨儒、龚照瑗、许景澄发电，要求他们同英、俄、德、法、美、意各国外交部商洽调停事宜。第二天，为了继续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又以允许朝鲜独立、赔偿日本战费为条件。
十月二十七日，日军攻占旅顺口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更加气急败坏。她认为国事到这种地步，是由于光绪听从主战派的意见所致。十一月初八，竟侵越皇帝权力，作出一系列打击主战势力、加强主和势力的重大决策。
此时，奕受命主持军机，极力支持危局。在军事上，采纳军机处的建议，檄调刘坤一北上主持战事，以湘军代替淮军出关作战，并催促刘坤一火速北上。
又调陈湜、魏光焘两支湘军出关支援宋庆，并给陈、魏两军拨支兵饷，竭力筹措战事；同时，遴选赴日谈判使节人选，并以“君命”委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为全权代表，东渡日本乞和。
奕复出后，某外国通讯社曾报道说，他有“将现任枢臣们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的责任。然而，奕也无力回天，他无法挽回清政府的败局，无法把“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
中日之战
政府在对日宣战的同时，派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十三营盛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率九营奉军、提督马玉昆率四营毅军、副都统丰升阿率六营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共三十二营，总计13500人，入朝参战。卫汝贵率盛军六千人入平壤，提督马玉昆率毅军二千人进义州，左宝贵率所部准备开赴平壤。为往牙山增兵，李鸿章雇用英国小商轮“飞鲸”号、“爱仁号”，载一营清军前往，由北洋舰队的“济远”“扬威”“广乙”三舰护航。二十一日，又租英国商轮“高升”号，载着二营清军，运往朝鲜，军械物资则由北洋舰队的运输舰“操江”号运送。清军运兵计划被日本间谍窃取，日军遂准备在朝鲜海面截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二十二日，“飞鲸”号、“爱仁”号抵达牙山。次日凌晨，“济远”“广乙”二舰从牙山返航，行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遭到日本军舰的猛攻，日军“吉野”号首先开炮，“秋津洲”“浪速”号也猛烈开火。北洋舰队被迫进行还击。开战不久，双方战舰都被击伤，“广乙”号中弹后起火，失去战斗力，管带林国祥令南驶搁浅，后自行炸毁。“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仓皇躲入仓内，并下令挂上白旗逃离战场。“吉野”号穷追不舍。爱国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两人自动操尾炮轰击，四发三中，把“吉野”号击退。“操江”号和“高升”号被“浪速”号、“秋津洲”号包围。“操江”号被俘。“高升”号上的爱国官兵视死如归，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还击，直到船体全部沉没，1200名官兵除300名遇救外其余皆壮烈殉国。
二十六日，日军向牙山东北二十公里的成欢进犯，聂士成率领三千名清军奋勇抵抗。二十七日凌晨，于光忻等在佳龙里伏击日军，击毙日军中队长尉松崎臣等多人。后因日军增援，于光忻等牺牲。日军猛攻聂军较薄弱的左翼，聂士成多次派兵增援，均未能成功。聂士成率众抵抗日军进攻，击毙了日军大队长桥本昌世少佐和多名士兵，终因弹药不足，遂奋力杀出重围，成欢失陷。
四路大军入朝后，清军占据了优势，本应抓住战机，主动南下进攻汉城的日军。虽然光绪帝下旨“星夜前进，直抵汉城”“相机进取，力挫凶锋”，可李鸿章置谕旨于不顾，令各军“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结果，四路大军入朝后，既不南下攻敌，又不据守险要之地，而是聚集在平壤，给敌军以陆续增援和集结兵力的时机。六月底，叶志超率部从牙山败退，七月下旬逃抵平壤。他谎报军情，向清政府邀功。清廷不辨真伪，对他赏银两万两以示嘉奖，并任命其统帅平壤各军。逃将升官，败军受赏，消息传出，全军哗然。叶志超对战守不作认真布置，每日与诸将狂喝滥饮，坐等日军来攻。日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增兵朝鲜，至八月上旬，先后运送陆军3万余人在仁川、釜山、元山等地登陆。
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宣战后，清政府继续坚持避战静守的策略方针，在平壤消极防御，坐待日军从容进兵。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日本陆军约万人，按预定计划分四路包围了平壤。十六日，日军分三路对平壤发动总攻，战斗在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和城北牡丹台及城西南同时进行。经过两天激战，平壤被日军攻陷。左宝贵等爱国官兵为国捐躯，叶志超等弃城北逃。
十八日晨，完成护航任务返航的北洋舰队在驶至大东沟附近海面时遇到日军联合舰队。为了偷袭北洋舰队，日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竟下令悬挂起美国国旗，以此为掩护，急速驶向北洋舰队。中午时分，丁汝昌判断出这支急驶而来的是日本舰队，命令各舰升火，准备战斗。黄海海战爆发了。
日舰共有12艘船，其中包括由“千代田”“松岛”“桥立”“严岛”“扶桑”“西京丸”“比睿”“赤城”八舰组成的本队和由“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四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旗舰为“松岛”号。北洋舰队包括“定远”“镇远”“济远”“经远”“致远”“靖远”“来远”“广甲”“扬威”“超勇”等10艘战舰，“广乙”“平远”“福龙”也曾一度参战，旗舰为“定远”号。丁汝昌先以“犄角鱼贯阵”迎敌，后见敌舰是“一字竖阵”，又下令改为“犄角雁行阵”，以“定远”“镇远”两舰居中，其余各舰横着排列。
但尚未完成队形变换，激战已经开始，所以刚交战时，北洋舰队是以人字阵与日舰对垒。距敌近六公里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即下令开炮遥击，各舰相继发出第一排炮弹，但由于距离太远均未能击中目标。日舰在相距三公里时，发炮轰击，第一游击队四艘战舰向距主力舰较远的右翼“超勇”“扬威”两舰集中进攻。“扬威”“超勇”中炮起火，“超勇”沉没，“扬威”搁浅，失去战斗力。
“定远”舰施放大炮，船身颠簸，站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因而被抛到舱面负伤，改由刘步蟾指挥。刘步蟾镇定自若，水兵们顽强抗敌，“定远”等舰猛击敌舰“比睿”“赤城”两舰，使它们都退出战斗。
下午，日舰采取首尾夹攻战术，对北洋舰队构成很大威胁。“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舰迎击日本舰队，鏖战中弹药即将用完，而船体受伤严重，“吉野”号又迎面开来，邓世昌便下令加大马力撞向“吉野”号，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吉野”号一边慌忙躲避，一边施放鱼雷。“致远”舰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沉没，邓世昌等200余名官兵，除20余名得救外，其余皆壮烈牺牲。见“致远”舰沉没后，“济远”“广甲”两舰遂夺路逃走。“济远”舰慌不择路，竟撞沉了搁浅的“扬威”舰。“广甲”舰偏离航线，搁浅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次日被日舰击沉。“经远”舰受到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围攻，全舰将士在管带林永升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发炮攻敌，在炮战中，林永升等200余名官兵仅16人获救，其余皆壮烈殉国。“定远”“镇远”“来远”“靖远”四舰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松岛”“西京丸”“吉野”等，杀死杀伤众多敌人。海战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后结束，双方互有损失，日舰稍占优势。李鸿章旋下令北洋舰队回威海卫拒守。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渤海、黄海制海权，分陆海两路向中国进逼。
九月二十六日，日本侵华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的率领下，从朝鲜的义州向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发动攻击；第二军在大山岩的指挥下出大同江，在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南攻辽东半岛。二十七日，与马金叙、聂士成交战后，日军攻陷虎山。
二十八日清晨，日军进攻九连城，守将吕本元、刘盛休早已逃之夭夭，日本侵略者因而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这一重镇，后又攻陷安东（今丹东）。同日，花园口也被日军占领，随后日军又侵占貔子窝。十月初七，日本侵略者开始进攻金州，旅顺总兵徐邦道自告奋勇赴金州抗敌。初八，双方在距金州五公里的石门子展开大战。徐邦道因孤立无援，退守旅顺。初九，日军侵占金州，然后兵分三路向大连进犯。大连虽有炮台，配备了最新式的大炮，弹药储存丰富，但守将赵怀益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这样，日军于初十不战而得大连，当地的120门大炮及大量炮弹、军用物资全部落入敌手。
二十一日，日军开始进攻旅顺。旅顺尽管拥有30座炮台，近150门大炮，环海布有水雷，驻有30余营军队，但是作为实际统帅的龚照玙贪鄙庸劣，金州失守前曾一度逃到天津。临时统领姜桂题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才。因此当日军进攻旅顺时，只有徐邦道率部奋勇抗敌，并于次日在土城子一带沉重打击了日军。
二十三日，徐邦道统率的爱国官兵伤亡也不小，而且疲饥交加。在这时刻，黄仕林等人却率部逃走，其部下公然抢劫银号公库，使旅顺陷于一片混乱中。二十四日，日军会攻旅顺，徐邦道寡不敌众，被迫突围。次日，旅顺失陷。日本侵略者进入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疯狂地乱砍乱杀，中国平民有的被割去双耳，有的被砍掉脑袋，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被钉在墙上，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开膛剖腹。这场大屠杀共进行了四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仅有36名当地人幸免于难。日本侵略者在他们的脸部刺上免杀的记号，让他们来抬同胞的死尸。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本性暴露无遗。
为了乞求和平，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决定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媾和。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肯就此收兵，他们又把侵略的矛头伸向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威海卫。十二月，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掩护，准备进攻山东半岛。日军首先进攻成山以抄威海卫的后路。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攻陷成山和荣成县城后，由陆路向西挺进。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屡战屡败，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初五，日军向威海卫南帮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发起攻击。
当时，北洋舰队尚有两艘铁甲舰、5艘巡洋舰、6艘炮艇、12艘鱼雷艇，战斗力还比较强。但李鸿章等人严禁海军出击，命其死守威海卫，使其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从一月初五起，日本联合舰队在伊东佑亨的指挥下，对威海卫发动了多次进攻，南北帮炮台先后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因而受到日本陆、海军的夹击。十一日，“定远”舰中鱼雷搁浅。次日，“威远”号也中鱼雷沉没，“来远”舰中雷。
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发动总攻，旗舰“松岛”号受到重创。北洋舰队12艘鱼雷艇擅自逃逸，有的被俘虏，有的被击沉。十四日，日舰又一次发动攻击，“靖远”舰受重伤。总教习美国人浩威、英国人马格禄鼓动北洋舰队的外国人及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炳昶等，逼迫丁汝昌投降，被丁汝昌拒绝。十五日，日舰再次进攻，“靖远”舰中炮搁浅，其余舰艇的弹药已将用尽，浩威、马格禄等人再次劝降，还挑动士兵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见大势已去，派人炸沉“靖远”舰。“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也派人将“定远”舰炸沉，然后自杀殉国，实践了他自己在开战初立下的“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十七日，丁汝昌也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十八日，“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镇北”炮艇把降书递给了日本联合舰队，日本侵略者获得了“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四舰和六艘炮艇及刘公岛上的全部军用物资。
二十三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港，并在刘公岛登岸。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在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同时，中日双方在辽东也分东、西两路展开了激战。
东路大高岭一线，依克唐阿、聂士成率部与日军不断周旋。陈湜的湘军与聂士成军换防后，同东边道道员张锡銮一起，会同当地民众，分别于二月初二和初五收复了宽甸和长甸。在西线，清军先后五次反攻海城，但均告失败。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后，从海城、岫岩、盖平分三路出击，清军一路溃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鞍山等地后，于二月初八大举进犯牛庄。当日军杀进牛庄市区时，守将魏光焘、李光久等正在吸食鸦片，看到日军后迅速逃走了。广大爱国官兵自发地抵御日军，有的据屋后墙角死守，先后有2000人牺牲。次日，牛庄失陷。牛庄失守后，吴大澂从田庄台逃到石山站。守卫营口的宋庆当晚也统率三万大军逃到田庄台。十一日，日军不战而得营口。十三日，日军猛攻田庄台，宋庆经过激战，敌不过对手，弃城逃走，未及撤离的近2000名官兵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攻陷田庄台后，纵火焚城，田庄台一市遂成为一堆废墟。至此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英国提出的“联合仲裁”失败后，清政府转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美国为了从和谈中得到好处，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十月初九，美国驻日公使遵照本国训令告诫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否则“如果中国被打垮，英、法、俄、德等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这样不利于日本。在美国劝告下，十一月初一，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转告清廷，同意与中国议和。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正式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议和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初七，张荫桓、邵友濂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广岛开始进行谈判。日本虽同意清政府遣使议和，但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想实现和平。这是因为，一则日本尚未实现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的图谋；二则认为张、邵二人“全权不足”，不能满足其通过谈判进行勒索的要求。一月初八，双方代表进行第二次会晤，伊藤等按照事先的密谋，无理刁难中国代表。他们以张、邵二人的全权证书手续不完备为借口，反诬中国没有和谈诚意，拒绝开议，并肆意践踏国际外交准则，把清政府拍给中国代表的电报扣留，拒不交出。清政府为了不使和谈破裂，委曲求全，表示可以修改全权证书，日方同样予以拒绝。日本公开点名要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代表，清政府被迫答应。为尽快媾和，二月十八日，李鸿章以美国人科士达为顾问，带领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伍廷芳、马建忠等，乘坐德国轮船，赶赴日本马关。
二十四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开始议和。李鸿章提出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伊藤博文见机行事，肆意勒索，遂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停战条件。李鸿章见日方的停战条件极端苛刻，只好撤回停战要求，先议和款。会谈结束后，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李鸿章的左眼下部被日本暴徒小山丰六郎用手枪击伤，谈判被迫中断。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政府一度恐惧不安，既担心列强乘机干涉，又怕李鸿章据理采取强硬措施。而为了在谈判中达到割占中国台湾的目的，日本又调兵进犯澎湖列岛。二十九日，澎湖列岛被日军攻陷。陆奥宗光通知李鸿章：日本政府已经同意暂时停战。李鸿章在得到陆奥宗光的通知后十分高兴。三月初五，双方签订了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为期三周的停战协定。
自三月初七起，议和进入第二阶段——缔结和约的谈判。日方提出了包括要求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的独立国；日本割取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奉天南部地方；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库平银；开放北京、重庆等七处为通商口岸等十一款议和条约底稿，条件非常苛刻，并限四日内议复。经过李鸿章的再三乞求，三月十六日，伊藤博文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将战争赔款、奉天南部割地和增开通商口岸等要求作了一些缩减。“声明此系文武熟商再三核减尽头办法，请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而已”，并以“战争持之愈久，则花费必将愈多，今日我方应允之讲和条件，并非到他日亦必须应允之”进行威胁。甚至恫吓说：“倘不准，定即添兵。广岛现泊60只运船，可载数万兵，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程。”在日方的催逼和威胁下，三月十八日，清廷被迫电谕李鸿章与日方订约。二十三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十一款及《议订专条》三款、《展期停战另款》二款、《另约》三款。《马关条约》十一款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第二，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第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库平银，分八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第五，开放重庆、沙市、杭州、苏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在以上各口自由航行，载货搭客。
名家回眸
中日之战和《马关条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极为严重。尽管中国军民英勇抵抗外来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英雄壮歌，但是仍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败局。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湘军的大溃败，既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主和投降造成的恶果，又暴露了其极端虚弱的本质。中国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屠杀，国家领土受到强盗铁蹄的践踏。赔款及赔款利息数额巨大，超过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的3倍，清政府被迫向列强大举借取外债，中国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而日本侵略者则以这笔赔款大力发展本国资本主义，逐渐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条约规定的日本人可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权利像一根绳索，捆绑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手脚，阻碍了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便合法化了。《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列强侵华的野心急剧膨胀，各国争相在中国投资，进行资本侵略；列强在中国拼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
日暮王朝的最后一搏——戊戌变法
光绪的变法措施
徐致靖在“诏定国是”两天后，上书保举能够实行新政而又发愤图强的人才。于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被徐致靖推荐。因此，维新派谋划建立权力机构也就从这封奏折开始了。
光绪帝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康有为，他们主要围绕选用维新人才、建立变法权力机构的问题而谈论。康有为说：“现在的大臣都是因循守旧，不懂国际形势，皇上如果依靠他们变法，就好像缘木求鱼，不会成功的。”接着他又说老臣们：“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知识都是无用的，实在不知如何去办。皇上要变法，只有选用年轻的小臣，广招天下人才，考察其贤能，进行选拔，不计官职，可以破格录用。”
光绪帝当天也召见了张元济，谈话中他们谈到了办学堂、修铁路、办外交等方面的问题。
光绪帝召见之后，想重用康有为，由于荣禄、刚毅等人反对，只是授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位，并授予他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
从此以后，康有为借专折奏事之权，经常上奏折与皇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除旧方面。经济：废除漕运。裁撤厘金。政治：废除缠足封建陋习。减裁冗官。军事：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文教：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
布新方面。经济：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改以漕款建筑铁路。统计全局，大筹巨款，行新政，筑全国铁路。政治：拟定宪法，开制度局。尊孔圣为国教，以孔子纪年。御门誓众，力图维新。立宪法，开国会，禁止妇女缠足。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军事：广设武备学堂，仿德、日制度。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兵制练兵。文教：改试策论，俟学校尽开，废除科举；译日本书，派人留学；开学校，广设小学，县设中学，省设专门高等学大学。改《时务报》为官报；请定中国报律。
于是，光绪帝自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起，到八月初六政变止，下了很多新政上谕，接连发出数十道改革命令。按时间顺序内容如下：
除旧方面。政治：命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严禁地方胥吏扰民；谕饬詹事府等已裁衙门一切事宜，归并六部。军事：命各省切实裁兵练军，力行保甲，整顿厘金。文教：命嗣后一切考试，各着作勿用五言八韵诗；公布科举章程，命此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取士。
布新方面。经济：命各省整顿商务，在各省会筹办商务局，饬盛宣怀赶办芦汉铁路，并命承办各员迅速开办粤汉、沪宁各路；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兼采中西各法；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设厂兴工，并将如何设立商务，商会各端，迅速奏闻；命各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并优奖创制新法者；谕命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命沿江、沿海、沿边各地商贾辐辏之处，广开口岸，以图商务流通；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命各省劝办农业；命端方认真筹办农工商总局；命于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诏编预算，命户部将每年出入款分门列表，按月刊报。政治：命各省督抚酌保通达时务之使才；命遇有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阅，亦不得稽压；命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插各衙门裁缺人员；重谕各官民一律得应诏言事；诏许旗人经营商业。军事：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限各省于6个月内将并所练队伍分扎处所妥议复奏；通谕各处八旗、汉军、炮军、藤牌营等，改习洋操，新法练军；命各省力筹拨款，以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文教：命总署议奏南北设立矿学学堂。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创设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籍；谕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改为学堂。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命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命各省迅办学堂；命各驻外使节劝导华侨创办学堂，兼译中西文章；批准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批准在京师筹设报馆。
顽固派阻挠变法
光绪变法维新时，慈禧虽在颐和园“休养”，但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甚至在光绪变法的初期，就有所察觉。康有为曾对此有专文说明。
康有为曾明确记载，当时慈禧在听到光绪的变法请求后，本打算明目张胆地出来干涉，但这样做于理不通。更何况说，光绪是说他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这有什么不对的？于是，慈禧回答光绪的是：“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慈禧最关心的是人事关系，而不是光绪设学堂、办团练、设农工商总局之类。她很担心光绪将夺走她手中的权力，为此，对光绪变法，她做了多方面的防范工作，加强了对光绪的控制。而且对维新人士的防范也进一步加强了。当她得知光绪破例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并想重用维新人士时，于是，她下定决心进行阻挠，将开刀的第一对象对准了翁同龢，因为他支持变法，曾引荐康有为，并对变法有贡献。
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光绪亲政后，对他百般重用和信任。他对光绪帝很有帮助，光绪帝也非常需要他，但就在这时，慈禧决定除掉他。四月二十七日，在颐和园，慈禧等光绪请安后，与往日一样同他闲问起来。
“有二事，请皇帝考虑：一是今后我对众臣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必须前来谢恩。二是重用荣禄……”慈禧说完见光绪没有反驳，也就令其回宫中去了。第二天，光绪遵慈禧的懿旨明发上谕，以慈禧捏造出来的理由将翁同龢革职，其理由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经协商，以致议论迭起，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翁同龢在上谕明发之后，被迫离京还乡了。在翁同龢将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光绪帝答应慈禧文武百官受赏及补授大员到她面前谢恩要求的一道上谕又明发天下。
两道上谕明发，朝廷内百官不知所措。正当人们为此事而感到惊讶的时候，光绪对荣禄大加提拔的消息又传下来，这更加令人们惊愕不已。光绪先传旨将荣禄授为文渊阁大学士，接着又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予他的此权已超出寻常，达到了权倾朝廷的地步，然而慈禧还觉得不够，故又使光绪给他加重了军权，即由荣禄节制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教练的新建陆军马步各队。
这样一来，由于慈禧对荣禄的重赏和提拔，使北京处于慈禧的总揽之下。康有为说：“然而，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方下，西后逐翁常熟，召见二品以上大臣，命荣禄出督直隶，统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三军，定九月阅兵于天津，以为废立之计。盖八月初六废立之变，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
百日维新过程中，维新派的每一项变法内容甚至光绪帝颁发的谕令也都遭到了守旧派的抵制和破坏。例如“诏定国是”中明确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会同议奏京师大学堂，他们拖了很久不办，光绪帝为此很着急上火，又下旨说，若再不议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他们这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就此事复奏。光绪帝令军机处拟旨废八股，刚毅则敢公开顶撞说：“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裁并闲曹、汰减冗员，京师谣传“康有为欲废尽京师六部九卿衙门”。群臣更有与维新变法的诸臣势不两立的，“新政诏旨交疆臣施行……都被搁置而不问”，群臣中有的找借口推托，有的相互察言观色，还有的根本不理睬。
建立变法机构
光绪帝深深感到，要想推行新法必须得有变法的权力机构做保证。但是，变法中最困难的事情也就是建立变法机构。百日维新之始，慈禧就逼迫光绪下旨：
几补授文武二品、满汉侍郎、地方督抚，都必须到太后处具折谢恩，致使慈禧把握光绪的用人大权，使具备高位和实权的变法机构难以建立。尽管如此，光绪仍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以建立变法权力机构。
办新学、废八股成为变法的开始。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上书请求废除八股，与其针锋相对的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竟要将经济特科并入八股。五月初二，宋伯鲁、杨深秀指责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光绪帝下旨让许应骙“明白回奏”。五月初四，许应骙“明白回奏”，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攻击康有为“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要求光绪把他“驱逐回籍”。不久，吏部主事王照上折请光绪游历日本等国。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等不肯代奏，王照与之抗争。许应骙则上折训斥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诬陷他奏请光绪去日本等国游历是将皇上置于危险境地。“居心叵测，请求皇上加以惩办”。见到此情况之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旨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全部革职，而封维新人士李端棻、徐致靖、阔普通武、王锡蕃分别为礼部尚书和侍郎，代替了守旧派的位置。
徐致靖推荐军机四卿中的谭嗣同，七月初五，谭嗣同到京，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召见了谭嗣同，并于当天授予他四品卿衔。
王锡蕃认为：林旭学西方政治学，颇有建树，还善于交涉商务，年轻有为，是一位超群的才子，因此推荐他给光绪帝。光绪帝知道他是康有为的弟子，保国会员，所以下旨召见他，从此之后林旭得到了光绪的信任。
而湖南巡抚陈宝箴则认为杨锐、刘光第“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称刘光第“器识闳远，廉正有为”。所以杨锐先于七月十六日被光绪召见，他当面上奏皇上百条建言，使“天颜甚霁”；刘光第于七月十九日被召见，召对也“颇详直”。
七月初七，光绪又下旨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军机四卿”的擢用，标志着变法权力机构已形成，四京卿所处位置重要，虽然职位不高，但当时人们把他们当成“宰相”视之。
光绪任用四卿之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命令他们阅看；皇帝还特令由他们撰拟谕旨。那班守旧大臣的权力显然被夺回，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的墙垒被推倒，皇上所有的事情都要问康有为，命令四卿传旨，康有为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但是，军机四卿的任用和礼部堂官的更置，只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政变。
七月初十，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直隶总督荣禄被光绪帝明发上谕申斥，对朝廷颁发的新政诏旨各省继续沿用旧习，贪图吃喝玩乐，虽然朝廷下旨敦促，但仍然没有行动。刘坤一受到申斥后，为应付皇上曾奏了几道响应新政的奏折；而荣禄受到申斥后，因深知维新派与自己派系之间的矛盾很深，便赶紧与慈禧勾结，密谋策划政变，正如梁启超所说“至明发此谕，荣禄自知不保，而篡废之事益亟矣”。谭钟麟受到申斥，仍然不予理睬。七月二十八日，依据宋伯鲁弹劾谭钟麟的奏本（康有为代拟），光绪帝再次下旨对他申斥，并让湖南巡抚陈宝箴“严查参奏”于他。阻挠新政是宋伯鲁参劾谭钟麟的主要问题，但谕旨下发后，政变指日可待，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皆知情况万分紧急，他们顾不上其他事情，导致查劾谭钟麟之事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因认真举办新政而得到光绪帝的多次奖赏。
维新运动在湖南搞得最为活跃，主要是由于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物不懈努力，巡抚陈宝箴对此也做了很多贡献。例如当时十分着名的湖南时务学堂，其组织、经费等项皆由陈宝箴一手主持。后来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封建势力的攻击时，陈宝箴则挺身而出维护时务学堂，斥责封建顽固派。同时，陈宝箴亲率地方官吏参与维新团体南学会活动，他还亲临讲演过两次，对该学会和湖南各地的学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大大支持了湖南的《湘学报》《湘报》的举办。其他诸如举办实业、开办学校等多项新政，他都积极推行。
陈宝箴的态度始终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攻击，御史徐树铭、黄均隆等曾上疏弹劾，企图把他彻底铲除。光绪帝对陈宝箴十分支持，六月二十三日下旨切责顽固派，褒奖陈宝箴说：“陈宝箴自兼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
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严惩，断难宽贷。”然而，湖南的顽固势力却置光绪帝的警告于不顾，变本加厉地阻挠新政和围攻维新派，挟制陈宝箴，“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因此，光绪帝于七月二十九日为了支持陈宝箴再次下旨，让他“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当时形势紧张，光绪帝已经感到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仍旧下旨鼓励陈宝箴，足见其对维新变法确实有很大决心。
戊戌政变
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是满洲贵族战胜汉族人统治的明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虽然从清朝建立开始，清的统治者们就汲取了元朝蒙古贵族的教训，注意缓解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明显的民族等级政策，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一直充斥着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中央政府的内阁、军机处虽也有所谓满汉复职形式，但汉官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满洲贵族意识到必须要利用汉族地主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不得已才把部分地方统治政权向汉族地主开放，但很多重要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宪政运动更深刻地触及了清朝统治，使满洲贵族统治者忧心忡忡。
维新运动兴起后，慈禧太后、恭亲王、刚毅、荣禄、徐桐及绝大多数满洲大臣，之所以拼命反对变法，除了有保守思想外，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害怕改革的深入触及自身利益，害怕200多年辛苦经营的满族政权毁于一旦，害怕自己手中特权的丧失，总之，他们已把维新运动上升到了汉族人对“满族人的夺权斗争”的高度。保国会并非“保中国不保大清”，但满洲贵族却宁愿如此理解，以保证建立他们共同对外扞卫自己特权的联合阵线。这一点上，刚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刚毅曾说：“改革者汉族人之利，而满族人之害也。”刚毅之言代表了满洲人中守旧党人的心事。
满洲贵族这种执拗的偏见，成为变法运动的极大障碍。何况，维新志士的思想言论中也确有“反满革命”的浓重成分，谭嗣同就是一个典型。他无情地揭露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和压迫汉族人的种种罪恶，表现出与满洲贵族势不两立的姿态。他说满洲贵族与古代暴君相比，其残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之暴君，以天下为之私产止矣”，而满洲贵族“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对满洲贵族无比痛恨的他高呼“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康有为与谭嗣同相比，在维新运动中更讲究策略，表现比较克制，但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他的奏折也尖锐地涉及了满汉问题。五月二十七日，他上奏的《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而练兵折》，提出各省驻防八旗兵丁“听其所好，择业而从，优给三年之粮，听其改附所在民籍”。要求取消手持特权而又腐败无能的八旗老爷兵，把他们改为一般的“民籍”。到八月末，康有为又上了《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奏折，他说“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若疆界既分，即生彼此”，明确提出了取消满汉差别。他以北魏文帝的成功改革为例，让光绪仿效“定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他还说服光绪帝废除满洲姓氏、取消贵族封号和国家朝号。
七月二十日后，康有为又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奏折说“今为机器之世”，而满族所推崇的“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且垂辫“为外人指笑”，应剪掉才合乎时代潮流。又说清朝时兴的褒衣博带同西装西服相比亦“极可怪笑”，也应当更换成新式服装。同时提出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维新元年”，从而让举国之民“改视易听，咸与维新”。同时，又上《请设新京折》，建议光绪把都城迁往江苏上海附近，而北京派人留守就行了。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根据袁昶的奏折，命令八旗子弟旗民“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满洲贵族认为康有为是公开与他们为敌，拿他们开刀。如其建议中：改八旗民丁为民籍；取消满族人特权，免除亲贵封号；更易满族姓氏、服饰；迁都上海附近……这种种举措分明是汉族人的夺权行动，是200多年来反清反满的重演。
出于这种想法，满洲贵族才对维新变法百般阻碍。早在保国会活动时，他们就指控维新派是“专变祖宗成法”，是“辨言乱政”、“名为保国，实为乱国”，那时他们就鼓动慈禧讨伐维新派。由于种种原因，慈禧当时并未发难。“诏定国是”之后，光绪帝和维新派进行了突变式的变法，改革风潮如狂风暴雨，呼啸而来。光绪皇帝百日之内竟下发数百道新政上谕。这一切都引起了满洲顽固派的无比仇恨，尤其是康有为上述奏折的发表，以及满洲顽固派连遭光绪帝惩罚，使他们更加深信光绪帝已背叛了祖宗，成了汉族人的皇帝，于是忍无可忍，从而举起了政变的屠刀。
当变法力度进一步加大，守旧的保守贵族势力屡受打击之时，颐和园内的老佛爷——慈禧正在静观待变。她对守旧派们向自己寻求支持并不理会，对维新变法也似乎是任其发展。这使守旧派大惑不解。
其实，慈禧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却从未停止过对时局的思考。她要出其不意一举成功。这时荣禄成了这里的常客，许应骙、怀塔布成了这里的听差。
光绪皇帝一直关注着颐和园内慈禧太后的动向，并通过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及心腹的小太监不停地打探消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他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准备利用九月在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囚禁光绪，复行垂帘。
光绪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风暴到来得如此之快，慈禧与荣禄竟会这么凶狠。如何对付呢？他不得不求救于康有为等人。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与慈禧确曾计划过去天津阅兵。由于当时正值新旧两派斗争紧张之时，所以上谕一下，朝野内外，猜议纷起，风传要在天津阅兵过程中废除光绪皇帝。八九月间，这个风闻在京津之间广为流传。
康有为当然要采取应对之策。但当时，维新派手中并无兵权，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对此，他感到很痛苦：“收兵权则恐警觉，不抚将则恐不济事，日夜忧危”。只好一面请求光绪帝“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一面运动北洋军队，同守旧派争夺兵权。同时，又进行“围园执后”的谋划。
七月二十九日，军机章京杨锐应皇帝召见来到养心殿光绪的书房。
光绪遣散走身边的人后，便把慈禧准备军事政变的事情一一转告了杨锐。然后付密谕一道，命令他迅速出宫与康梁等人商量救驾对策。杨锐身负重担，怀揣密谕，叩辞出宫，辗转一阵，召集康有为、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在康有为的书房集合会面。康有为等人见杨锐面色难看，情绪紧张，便知有大事发生。
杨锐掏出皇帝密诏说：“有皇上朱笔密谕。”康有为眼疾手快，见到杨锐出示密谕便伸手接了过来。
在密诏中，光绪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和焦急心情，向康有为等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号。
康有为看了密诏，一时也无计可施，便把谭嗣同找来商量。康有为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太后他们可能要策划一个大阴谋。我们上受皇上知遇之恩，下受黎民百姓的重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须想出一个好主意，先发制敌，才是上策。”
谭嗣同表示赞同：“您说得对，目前局势确实严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手头没有军队，在生死关头，哪里去找忠心保护皇上的军队？到时候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死倒不可怕，只是壮志未酬，愧对国人，到时也难以瞑目！”
康有为对谭嗣同的话表示认同，也认为没有军队是维新派的致命伤。这时，他想起了袁世凯这个人。当时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对维新表现得也很积极，康有为把“勤王”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听了康有为的介绍，谭嗣同也同意了请袁世凯帮忙、共渡难关的计划。于是决定一面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并让光绪给予超擢（让他知恩图报），一面又派人前往游说。为保密起见，康有为将保荐袁世凯的奏折拟定后，推由徐致靖签名上奏。
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着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年）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年），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同治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病逝，袁世凯迁居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年）袁世凯又随袁保恒到了北京，随京城名师学习，但他已养成纨绔子弟的恶劣习性，读书不过是应付了事，所以学业上没什么长进。
光绪二年（1876年）秋回到家乡原籍参加乡试，结果是名落孙山而回。第二年夏天，随袁保恒至湖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年）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未考中。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接着，捐纳实缺，没有成功，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年）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来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星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清廷与朝鲜素有宗藩关系，朝鲜兵变，清廷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出兵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袁世凯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平定叛乱后，吴长庆为袁世凯报功请赏。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人侵犯中国边界，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此时，袁世凯在朝鲜已成为了一个军事实力派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打退日军，将亲日派势力驱逐出政府。这次行动的胜利使袁世凯的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企图独掌军权。此举使吴兆有对他充满了怨恨，于是向清廷揭发了他挪用军饷等罪状，再加上当时日本要求清军退出朝鲜的压力，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认为两项措施最为可行。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星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抑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李鸿章为了提高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以让其在外交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
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中外闻名的重要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的宗主地位本来就有名无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时时干涉朝鲜内政，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使朝鲜宫廷的离心倾向更大了，中朝关系严重受损。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战争。起初袁世凯对日本的防御力度很大，积极准备御敌，但后来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放松了对日本的警惕。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世凯屡次发电给李鸿章，请求出兵朝鲜，并保证日本绝不会出兵朝鲜，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世凯一心镇压起义，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直至日本大兵压境，才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为苟全性命，再三电请李鸿章，要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全无胜利之想，大敌当前，却一味退逃，一心议和。清军的屡次败北，将旧有军队的腐朽暴露无余，全国上下一片改革旧军、建立新军的呼吁之声。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以同样意见上书军机大臣李鸿章。六月十二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善于钻营，工于心计。他拼命巴结显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这些努力终未白费，袁世凯最终得到了权臣荣禄等的赏识，十月二十二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
十一月初一，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多人，旋派人选募2000多人，全军共7000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用了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这在中国陆军史上还真是第一次。袁世凯在军队中大肆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对部下恩威并重，或官禄利诱，或严刑峻法，加上一些诸如升官发财等封建糟粕思想的灌输，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
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但因为有此案参办者荣禄的包庇，袁世凯顺利渡过难关，安然无恙。这件事使袁世凯更加视荣禄为自己的保护伞，依得大树好乘凉。
第二年，清廷因为袁世凯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错用袁世凯
正在天津小站忙于练兵的世凯，听说皇帝的钦差大臣前来，自然要进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设宴款待钦差。在宴席上徐仁录侃侃而谈，而袁世凯却显得非常恭谨。
宴会完毕，三人进入书房密谈。谭嗣同才吐露了实底：“新政即将成功，可是却受到满洲贵族的抑制；您要是能支持新政，打败守旧势力，北洋之位非您莫属。”
袁世凯因此许诺，心中窃喜，立即表示要以死效忠朝廷。
至此，谭嗣同原有的戒心已经解除。于是开口直言：“荣禄、刚毅实属拨弄口舌之辈，挟母后以临天子。今欲借明公刃，取二人头以谢天下。明公以为如何？”
袁世凯听罢此言，知道这是机密大事，为表自己的忠心与决心，口出誓言说：“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中心议题已经结束，谭嗣同怕生意外，特地叮咛几句。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之掌握；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听了谭嗣同的这番话，袁世凯知道这是激将之法，为获取谭嗣同的信任，消除其疑虑，慷慨陈词说：“你以为我何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与徐仁录回京后将游说的前前后后向光绪皇帝做了秘密汇报。光绪对袁世凯的态度和谭嗣同的游说大加赞赏，于是他立即传旨召见袁世凯。
九月十六日，光绪依康有为的奏请，在颐和园和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因为是第一次接见，光绪还不敢完全信任袁世凯，所以只是做些试探性的询问而已。
可是袁世凯却乘机奏道：“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令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臣当返回天津。”袁世凯想从中知道光绪对“天津阅兵”和荣禄的真实意图，便想以此话来探知究竟。而光绪只想先给他一个礼遇作为试探。因此，在接见后，便以“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的名义，授予侍郎候补衔。
侍郎一职，内可升授尚书，外可简放巡抚，也算是朝廷大臣了。这对刚晋升为按察使的三品地方官的袁世凯来说，一夜之间跃身为二品朝廷大臣，真是喜从天降。但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很快从得意之中清醒过来，他洞察到了光绪的用意，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一场政治风雨很快就要来临，自己要承担风险了。
就在光绪与康梁密谋起事的同时，颐和园的“行废立”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全国局势日益紧张，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就在眼前。为防万一，光绪于八月初二特颁密谕于康有为，让他迅速离京去上海，再由上海出海到国外去寻求支持力量。
光绪虽然催促康有为出京，但康有为认为值此危急关头，正是用人之际，而且皇上有难，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就走，而是仍然在试图寻找一个有效的办法制止可能发生的宫廷政变。于是，他向洋人求救。
袁世凯告密
袁世凯在京受到光绪的多次召见，在皇帝面前也表示了自己的赤胆忠心。光绪诸事交代完毕后即令其火速回天津，准备带兵入京听调。袁世凯在自北京回天津路上一直苦思冥想，他必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进行一次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选择，找一个稳固的靠山。这两个人一个是当今清廷实际的掌权者皇太后，一个是年轻有为却又有名无权的清国皇帝，究竟投靠谁的门下？
经过反复思索，袁世凯终于给光绪皇帝定了位：光绪是个摆设，他只不过是坐在御座上受文武百官朝贺，就像菩萨、大佛一样仅仅是受朝拜的偶像罢了。他虽有振兴国家、变法图强的愿望，可是除了身边几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之外，再无其他的军事力量可以控制；而慈禧集团则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光是一个荣禄，光绪就无法对付，因为荣禄身为直隶总督，实权在握，京畿地区早已在他的控制之中。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袁世凯作出了出卖光绪、投靠慈禧的决定。于是他刚回天津，便直奔直隶总督府，向荣禄去报告光绪的计划，借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荣禄天生聪明机巧，是满洲贵族出身，其家庭世代官宦。他依靠父辈门荫入仕，又通过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的赏识，而对慈禧太后的趋炎附势、忠心效劳使得他仕途得意、步步高升。戊戌之年，他已是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所谓“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人物。
维新运动中，荣禄虽与维新派势不两立，但也并不绝对反对改革。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益强烈的民族危机使荣禄不能再无动于衷。为维护清政府统治地位，荣禄也主张对军事、文教、经济等方面实行某些改革。
荣禄赞成军事、文教、经济方面的某些改革，但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他绝对反对。他曾说：“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他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总理衙门西花厅辩论时，他一见康有为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祖宗之法不能变”。从根本上说，荣禄是满洲贵族利益的集中代表之一，他本身就享有很多的贵族特权，当这些特权利益要受到改革的挑战与破坏时，他无疑要站在满洲贵族顽固派一边，与他们结成死党，拼命与变法为敌。
“诏定国是”不久，他就同慈禧策划出任直隶总督，首先将北洋主要力量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防范和扼杀维新派的一张王牌。以后，他一直同慈禧暗里勾结，维新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密切监视之中。当维新派策动袁世凯，而袁最后决定投靠顽固派，把前前后后一系列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荣禄。荣禄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暗示袁世凯速把此事秘奏于慈禧。
光绪帝被囚禁
袁世凯将光绪召见之事又向慈禧汇报一遍。为显示自己的功劳，又添油加醋地说什么光绪命令他“带兵来围颐和园，并用暴力冲破园门，就在乱兵之中结果太后的生命”。
袁世凯一席话，不禁使慈禧怒从心头起。盛怒之下，立即传旨起驾回宫，与光绪这个与她作对的死敌算账。
慈禧深夜起驾回宫，光绪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无丝毫的准备。
慈禧通宵部署。八月初六晨，假借光绪之名，发了一道“主谕”，宣布自这一天起，“由太后再度训政，一切军政大事均听太后圣裁”。随即慈禧发出了一道懿旨：“皇上忽然病重，都是康有为等进呈红丸所至。予命皇上养病，一切大政由予临朝做主。康有为等图谋不轨，实为大逆不道，着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一体严拿。”
慈禧一声令下，朝廷内外空气马上紧张起来，迅速行动，捉拿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好在康有为先一天奉光绪之命离京去了上海。慈禧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给烟台、上海等处及康有为去上海的必经之地，要求严密搜捕捉拿康有为。
当电报到达烟台时，因烟台的东海关道员正与德国办交涉，忙得不可开交，也未来得及看电报内容，所以虽然电报先于康有为到达烟台，但康有为到烟台港后依然安然无恙。慈禧为了保证将康有为逮捕归案，在发电的同时，又派了两只头等兵船日夜追赶。但这两只兵船以烧煤为动力航行，因领命出海匆忙，未来得及装上足够的煤，所以只追赶了一日，就因煤要用完而不得不返回，这一捉拿计划至此也破产了。
当康有为所乘轮船到吴淞口时，只见有一小火轮迎面开来，并升旗叫大船停轮。于是两船并拢起来。有一个洋人从小火轮跳到大船上来，对着手中的照片找见了康有为，一把拖住，问道：“你在京可杀人？”康有为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如何作答。见洋人取出一份电报，康有为一看，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知道自己正在清廷的通缉之中。康有为愤怒不已，想投海一死，被同船人劝住。这名洋人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非常敬佩，说道：“你不要多虑，我是英国人，本国领事久慕先生大名。今日接到上海道照会通知，说是贵国上海道带了沪兵在码头守候，准备捉拿先生。所以领事派我先来相救。你不用多说了，快随我下船去吧。”康有为说：“承领事怜救，敢不奉命？但我是一中国人，官吏耳目甚密，即使能逃出吴淞，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吗？不如我以一死谢天下。”英国人劝止了康有为，并不由分说把康有为拉到小火轮上。英国人又说：“你如果逃到我国，我国必能保护你，何必寻此短见？”于是，在英国公使的庇护下，康有为转危为安，不几天便乘英国军舰到了香港。
在康有为得到英国公使庇护的同时，梁启超也作为政治犯得到了日本驻北京领事馆的庇护。不久，他被保护去了日本。
变法失败
维新党人除此二人脱逃外，其余诸人全被清廷逮捕。包括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其中除去徐致靖未赴法场，其余六君子全部遇难。
同时，慈禧发出上谕，宣布废除百日维新的全部新政，恢复旧制。
八月十一日，宣布恢复所有被裁撤的衙门和冗员；禁止士民上书；废时务报局；停办各省州县新办起的学堂。
八月二十四日，下令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停止经济特科；废止农工商总局；禁闭全国新设的报馆，严拿报馆主笔。
八月二十六日，宣布禁止会社和一切社会团体，严拿会员；宣布恢复裁撤的巡抚职位。
九月十八日，宣布恢复武场科考旧制。
与此同时，慈禧重奖了在此次政变中效力的守旧派官员，其中荣禄升为军机大臣，兼为节制北洋陆海各军；怀塔布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兼理藩院尚书；李盛铎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刚毅、王文韶、廖寿恒、李鸿章、袁世凯、文悌等也都分别得到了慈禧的恩惠与封赏。
慈禧还想斩草除根，彻底根除维新派，害死光绪，但因各地的反抗情绪激昂和一些大臣的建议，不得不停止株连更多的维新人士。光绪与康、梁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失败了。
戊戌政变，以变法志士的淋漓鲜血给慈禧集团的胜利抹上了耀眼的底色，给慈禧、荣禄、许应骙、怀塔布之流带来了欢笑，它并没有减轻中华民族所经受的灾难，相反，那一丝变法图新的曙光已被彻底扫除了。
名家回眸
戊戌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帝也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
光绪帝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以求自保；反而在关键时刻，为了变法的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从这方面看这已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启开了中国思想，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等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学者袁野在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时说：“从康有为的三本着名着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的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
杨天石先生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方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有点理想化，不是非常符合社会实际。像是一种强行的嫁接，在旧的树枝上硬是绑上新的花朵，希望能够结出果实，结果只能是失败。
义和团运动
十九世纪后期，列强的侵略加深。而山东、直隶、奉天沿海地区，又是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由此，这些地区的人们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而随着帝国主义者对当地的商品倾销，掠夺原料，使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更增添了他们对于洋人的仇恨。
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教会势力也随之进入中国。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具有多源而同流的特点，分别源自大刀会、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梅花拳等民间教派和结社，但多数还是从民间习拳练武、强身保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本来是北方民间的反清秘密结社，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义和团逐渐发展为反抗外国侵略的组织并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力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当地义和拳势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奏请朝廷“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第二年夏天，继任山东巡抚毓贤上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清廷的公文也开始称之为“义和团”。这样，“义和拳”才有了“义和团”之称。
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来自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等。
其基层组织以“坛”为单位，称为“坛场”“坛口”或“拳场”。各坛的首领被称为“师父”“师兄”等。发展组织称为“铺坛”，封建迷信色彩十分浓厚。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但由于斗争目标的一致，各坛仍能以揭帖的形式，彼此呼应，互相支援。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甲午战争中山东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饱受战祸之苦。战后，德国强占了胶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整个山东又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山东修筑了胶济铁路，并开发沿线的矿藏资源，严重破坏了铁路沿线的土地房屋，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同时矿藏资源被劫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和航运的掠夺与控制，一方面使大批依赖运河为生的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陆路运输的挑夫、车夫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的洋货倾销，加快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破产的威胁使许多运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走投无路，纷纷加入义和团。第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人民加紧了搜刮。由于政治腐败，百业凋敝，水利失修尤为严重。清政府虽曾几次拨款修治，但治河官吏贪污腐败，把拨款据为己有，中饱私囊，修治只是为应付门面，不过是草草行事。黄河连年溃决，山东每年都有水患，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河在山东境内大决口20余次，50多个州县受灾，16万多民众被淹死，房屋损毁无数。山东境内不仅频遭水灾，而且旱灾也不时发生。水旱灾害使广大农民陷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境地，广大人民群众把全部的仇恨对准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者。第三，帝国主义教会势力在山东的侵略活动十分猖獗。19世纪末，在山东有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1000余所，传教士和教徒有8万多人。教会势力不仅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还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控制和操纵官府，使之护教抑民。一些外国传教士为扩张势力，还收罗一批为非作歹、万人痛恨的败类替他们办事，从而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这导致广大群众同外国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不断发生。长期在中国人民群众中郁积的对帝国主义的仇视与反抗，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冠县义和团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冠县城北的梨园屯与直隶威县交界，光绪十二年（1886年），德国传教士来此传教，强行把村北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挺身而出，率众反抗外国传教士和教民的压迫，斗争相持长达九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冠县官府派兵弹压村民，这更引起了村民的仇恨。阎书勤、高元祥等人与威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联合，请求他的支持。于是，这两支队伍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共同反抗官府和教会势力的欺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赵三多在山东冠县蒋家庄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攻打教堂，并多次打退前来镇压的清军。此后，赵三多、阎书勤将起义队伍分成两支，赵三多率领一支在直隶中部和南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阎书勤率另一支继续在冠县一带打击外国教会势力。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城、长清等州县的义和团，也在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领导下展开了积极的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遭灾荒，教民因有教会撑腰，乘机囤积居奇，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借教会势力，压迫百姓，义和团民与教会势力发生冲突。
县令蒋楷却袒护教会和教民，而对群众进行压制，团民数人被逮捕入狱。朱红灯率领人一举捣毁了平原县的外国教堂，此后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战胜前来镇压的清军，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山东巡抚毓贤深感教会势力猖獗，同时，面对义和团反抗斗争的蓬勃兴起，又不安于义和团力量的增长。因此，他在处理平原事件时，一方面建议把蒋楷革职，另一方面又诱捕杀害了朱红灯与心诚和尚。但鲁西北的义和团运动却在不断发展，不仅团民的数量有增无减，而且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各国公使对此惊恐不安。他们认为毓贤对义和团运动镇压不力，要求清廷撤换掉他。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同年十一月，袁世凯率武卫右军7000人走马上任。他一到山东就立即发布了《禁止义和团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先后屠杀义和团首领王立言、王玉振等数十人。袁世凯还与驻青岛的德国侵略者相勾结，对义和团进行了联合剿杀。成千上万的团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在东光县方圆十里内，每棵树上都挂着义和团民的人头。山东义和团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损失惨重，除部分仍留在山东转入秘密活动坚持斗争外，另一部分则进入直隶和京津一带，与当地团民汇合，继续战斗。
自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洋人一直妥协退让、求和自保，以此来保持“安定”局势。但侵略者总是恃强凌弱，对弱者从未有过同情之心。由于侵略者步步紧逼，大清帝国主权不断丧失，慈禧的统治地位也越发不稳了。面对这空前的威胁，慈禧必须维持自己的统治，她要寻找机会报复打击洋人。恰恰义和团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慈禧终于找见了反击洋人的武器。对此，她毫不隐讳，直言道：
“予四十年来，忍辱含垢，卧薪尝胆，以谋报复，如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吗？现在全国一心，同仇敌忾，必能战胜无疑矣。”基于这种认识，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因此，义和团才有可能“奉旨”灭洋。
慈禧对义和团给予高度重视。在义和团尚未在京津地区全面发展之际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间，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一班亲贵就不断在慈禧面前怂恿利用义和团这张牌打击洋人。
招抚义和团
在“太后当时正把外国人恨到了切齿咬牙的地步，不论谁能够喊一声打倒洋鬼子，她心里就觉得欢喜”的情况下，她听到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报告。其中，义和团“共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正合慈禧的心思，加之有端王载漪和庄王载勋的怂恿，于是利用义和团打击洋鬼子的决策便逐渐酝酿而成。后来，西逃路上慈禧曾对吴永谈过她当时的动机：“依我想起来，我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也就不免有些动气。”
慈禧为了报复洋人，确实想把义和团作为自己的一张王牌，但又不知义和团实力如何，若对付不了洋人，岂不是偷鸡不成又蚀了一把米？于是她派道行作为朝廷特使，前往山东等地调查详情，再作决定。
道行深得慈禧依赖，这不仅是因为慈禧信佛，而且她更认为道行是个高僧，派他去调查义和团是何底细，自然会一清二楚。但她万没料到，端、庄二王已和李莲英通了气。在道行出宫之际，李莲英特地找到了道行，向他传达端、庄二王的意思，道行谨记在心。
道行到达山东义和团大本营以后，立即被待如上宾。因为山东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等早已与端王载漪、庄王载勋通了消息。道行还未到山东，消息便已先至。
于是，李来中便在盛宴招待后，天天陪道行观看义和团的操练，以展示其实力。
数日之后，道行离开山东回京。一方面他既得李莲英嘱托，另一方面又受到山东义和团厚待，于是回京后把义和团锦上添花地说得格外声势非凡，如同天兵下界一般。直听得慈禧心花怒放，利用义和团之心益增。
但是，用义和团抗击洋人并非儿戏，不能等闲观之。慈禧对此事不敢有丝毫大意，慎之又慎。于是她在义和团发展到直隶以后，第二次派人前往涿州调查，这次派出的人是刚毅和赵舒翘。慈禧后来对吴永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纷，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是如何抚弄的，絮絮叨叨，说了一大篇。”
两次调查的结果使慈禧很高兴，她决定招抚义和团。朝廷政策的转变，给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义和团迅速发展到京津一带，其发展速度之快，势力之大，是满朝文武所不曾料到的，大家深感震惊。大学士徐桐给慈禧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慈禧对此建议颇为赏识，传令召义和团入京。后来她自己曾回忆说道：“当祸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纪律，有法术，绘声绘色，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地一伙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慈禧并不满足于众人对义和团如何“神功武力”的汇报，而且还把义和团召进颐和园亲自进行考察。当她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武功后，便完全相信了义和团抗击洋人的能力。不久，义和团便成了“奉旨义和团”。天津、北京、廊坊响起了打击侵略者的呼声。
直隶省南部与山东毗邻，在山东义和团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反帝斗争，他们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致使直隶各州县中“教案”迭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至五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几乎遍及直隶全省，连直隶的省府也被义和团控制了。接着义和团又向北、向东发展，分别进军京、津地区，一个新的斗争中心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间，涞水县义和团焚毁了当地的教堂，惩办了20余名作恶多端的教士、教民。直隶总督裕禄急忙派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副将杨福同率兵前往镇压。义和团闻讯后便在石亭村设伏，将清军杀了个落花流水，清军六七十人送了命，副将杨福同当场毙命。史称“涞水大捷”。此后，义和团又乘胜攻占涿州，在城头上树起“兴清灭洋”的大旗。为了粉碎清军的围剿，切断清廷的增援部队，义和团拆毁了琉璃河到长辛店的铁路百余里，焚烧和毁坏了沿线的车站、桥梁和电杆。义和团在涞水、涿州的胜利，打开了进逼京、津的通道。清廷上下无不震惊。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自有一套对付义和团的手段。剿抚兼施是其惯用伎俩。初期主要是采取查禁和剿杀方法，可这不仅没有镇压住义和团，相反却使“拳会蔓延，诛不胜诛”，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面对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镇压，另一种主张招抚。两派意见针锋相对。慈禧太后既慑于义和团的声势，深恐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同时，又怕招抚会得罪帝国主义，只得采用折中之法，和平解散义和团。于是便宣布对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命令清军不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这样，义和团便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进入北京和天津。
初期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敌视的。她先下令“抚绥弹压，消患未萌”，继而要求地方官分清“匪”“会”，对义和拳会采取较宽容的姿态，也只是策略上的需要，而非本质的改变，其本质就是镇压，即所谓“剿”。“抚绥弹压，消患未萌”，带有硬性镇压的性质；分清“匪”“会”，则具有分化瓦解的性质。至于后来，慈禧对义和团由“剿”到“抚”以至于“用”，即采取“招团御侮”的政策，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义和团“扶清灭洋”和“神助灭洋”旗号的诱惑力及其在畿南的迅猛发展。
义和团的斗争旗号，不但有“扶清灭洋”，还有“神助灭洋”。这些口号说明义和团只是把洋教洋人作为斗争对象，而对清廷则是拥护与扶助的，至少是不妨碍清朝的统治，并且得到天意的神助。义和团掀起的各次教案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义和团不敌视清朝各级政府，虽然有时也有对官兵的武力行为，那也只是为了抗官逮捕，并非蓄意颠覆政府。至于所谓“神助义和团”，除却其宗教迷信色彩外，在中国当时的科学水平下，颇得广大人民的崇信，以致广大官民竟认为它的行为符合天意。所以清廷权力的核心人物普遍看好义和团。经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畿南的“涞水戕官”和二十九日的“涿州踞城”后，义和团的斗争队伍不仅迅速壮大了，而且由于近在畿南，对北京朝廷也造成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涞水戕官”，是直隶义和团击杀了清军副将杨福同，这一举动显示了义和团的威力。“涿州踞城”，是指义和团入涿州占据城池七日，地方官竟蒙混过关，没有向上司报告，说明已与官府相安无事。另外，义和团与涿州居民相处得十分好，几乎达到拳、民无法区分的程度，即所谓“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涿州踞城”后，义和团在畿南已“无处不有”。义和团在畿南势力的迅速扩大，与人民的水乳相融以及它对清廷的友善、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这一切不能不使早已对列强心怀不满的慈禧太后在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重新作出考虑。
第二，满洲权贵和顽固官员的怂恿。
满洲权贵，首先是大阿哥父亲端郡王载漪，他与太后关系密切，不仅在皇族中属于近支，尤其他是太后的亲侄女婿，儿子又新立为皇储，在朝中权倾一时，地位显赫，早有“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思想。他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太后，而且，一些攀龙附凤的朝臣，如满军机大臣刚毅，就一味投其所好，依其眼色行事。
而刚毅又左右着一些朝臣。另外，在近支王公中，还有庄亲王载勋和载漪的胞兄弟载濂和载澜等，也都有利用义和团抗拒洋人的主张。他们或在朝廷树党对太后施加压力，或乘机行欺骗蒙蔽之事。如庚子事变后太后回忆道：“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暴已极，几将御案掀倒。”
在顽固派中，以刚毅、徐桐最为支持利用义和团拒降的策略。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此人早年为官颇有作为，同、光之际他作为刑部郎中，承审浙江余杭县民杨乃武、葛毕氏（俗称“小白菜”）一案，并为之平反。等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载漪首倡借拳剿洋，倡言“雪耻强国，在此一举”，并对义和团忠勇之举称赞不已。五月初八，在第一次关于如何对待义和团的御前会议上，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刚毅，即附和载漪，同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主张招抚义和团，与另一派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朝臣针锋相对。御前会议最后的结果是：“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好操演，即可成为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第三，洋兵来京的压力。
早在四月末，各国使节就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因为数量较少，清廷便答应了。五月初，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首的各国联军已组成。他们通知清廷，即将由天津搭火车北上进京。这个消息使清廷上下，一片惊恐。五月十四日后，义和团在京津沿线毁坏电线、铁路，围攻联军，使西摩联军受阻，被迫退回。
可清廷因电线、铁路中断，并未得到这一情况的详细消息。所以对西摩为首的续来洋兵非常害怕。在南来义和团和东来洋兵的夹攻下，慈禧太后于二十日再次召集许多大臣入宫研究对策。会上两种意见相左，太常寺卿袁昶和总署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少数人慷慨陈词，主张“剿乱民，以退洋”；而以载漪为首的诸王贝勒，“众口一辞”“皆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慈禧太后说：“人心可恃”“现在民心已变（指拳会“扶清灭洋），总以顺民心为最妥”。斥袁昶所奏不合。因此会后下谕决定对义和团“姑开一面之网”“即行召募成军”，作为“折冲御侮之资”，以对付洋兵。当天即派许景澄、那桐出京迎阻洋兵，又寄谕给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提督聂士成和新疆喀什噶尔提督（时守大沽口）罗荣光“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同日下旨明令刚毅、董福祥负责召募义和团成军工作。可见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已正式制订了“招团御侮”的政策，这时距对外宣战还有五天。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至三月间，义和团已在北京活动，他们到处散发张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揭帖，动员群众奋起抗争，抵御外侮。六月初，城内义和团团民多达10余万人，全城坛口林立，约有千余个。义和团焚烧了宣武门、前门一带的外国教堂，惩办了总理衙门中的一些卖国官员。外国侵略者龟缩于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准备顽抗。义和团的斗争，已控制了北京局势，而清廷对此已无法驾驭。
天津是列强从事经济掠夺和宗教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天津开始有义和团民公开练拳习武，义和团坛口已在城郊出现。四月，城乡坛口猛增，大街小巷遍布冶铁炉，昼夜打造武器。五月，天津城内已遍布了来自附近州县的义和团。着名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分别在静海、新城等地成立了义和团组织，并率队入津铺坛。船家女儿林黑儿自称黄莲圣母，在城北成立了红灯照坛口，此坛口全部由女团民组成。此后，天津城内外坛口发展到300余个，团民约4万多人。
义和团运动在津京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自江浙，西至陕甘、云南，全国20余个省份都发生了焚烧、拆毁外国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似一浪，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高潮。义和团虽然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他们一般是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分别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故有坤字团、坎字团等名称。其中乾字团、坎字团是义和团的主力。此外，各团坛信仰的神灵也各种各样，他们信的神灵大都是《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曲中的人物。如孙悟空、猪八戒、赵云、关羽、黄天霸、窦尔敦等都成为“附体”的神灵。他们声称凡是加入了义和团的人，都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义和团各坛标志也各不相同，如坎字团崇尚红色，以红布包头，扎红腰带；乾字团崇尚黄色，便以黄布包头，扎黄腰带。
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直隶南部兴起时，就以“助清灭洋”“扶清灭洋”为口号。同一时期，四川、湖北、浙江等地的反教会斗争中，也出现了“顺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口号。无论是“助清”“扶清”还是“顺清”“保清”，这些口号的唯一目的都是“灭洋”。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只是一种自发的结果。它并没有经过义和团民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而是在外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时刻采取的朴素的斗争手段和策略。这一手段和策略自发地顺应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矛盾已成为当时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吸引和动员了广大群众和爱国清军参加反帝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在另一方面，“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本质并不能了解，只能形成一个模糊的认识。
名家回眸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众说纷纭。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
而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邹容在其着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他着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德宗驾崩，慈禧去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驾崩。
清廷档案里保存有光绪众多的“医案”（病历记录），详细记载了光绪的病历和诊治用药情况，其中有光绪本人自述的病历、病状，而光绪死前半年的医案保存非常完整。
从这些医案看，光绪体质很弱，这是人人皆知的。光绪自小离开亲生父母，在宫中生活并不那么愉快。慈禧醉心权力，对光绪照顾得非常少，对他的要求却很严厉，使小皇帝享受不到母爱，没有童年生活的乐趣，影响了身体的成长。所以，光绪从小便病魔缠身，常患感冒和脾胃病，用药频繁，并有长期遗精的病史。这些记载和当时人们的传说是相同的。
成年以后，光绪体质未见好转。但在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889-1898年）这段时间里，发病和用药都相对减少。这可能是因为正值青年时期，气血旺盛。而亲政以后，还没和慈禧发生大的冲突，精神颇为放松。特别是这时有珍妃进入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很多温馨和乐趣。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光绪的身体相对好些。
戊戌政变后，光绪和他亲爱的珍妃分别被囚禁。生活的彩图烟消云散，国家维新没有希望，光绪整日生活在忧惧郁闷之中，时刻担心被太后废掉、谋害。于是光绪健康状况恶化，病情突然加重，多病并发。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的病况到了“病已深入五脏，气血双亏”这种境地。用现代医学概念解释， 也就是说，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或骨结核，还有血液系统疾病。中医称这种现象为“痨瘵之象”，病势已十分严重了。
此后，病情日甚一日，没有出现一点转机。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季以后，他已是病入膏肓，必死无疑，不需要任何人加害，也只在旦夕了。
御医曹元恒在三月初九日所写的医案表明，此时光绪已是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寒凉温燥药物全部不能用，医生们已经毫无办法了。五月御医陈秉均的记录证明，治疗确实毫无效果：“调理多时，全无点效。”延至九月，光绪病情开始复杂多变，脏腑功能都失调，而且这种情况已出现很长时间了。医生们用的药也都是维持时日，无力起死回生了。
御医肯定都是些有声望的人，而此时都已声称无能为力，为了挽救皇上，朝廷又征召各省名医来做最后的努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江苏名医杜钟骏奉召来京。他首次入诊后，即对吏部尚书陆润庠说：“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帝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名医和御医的诊断是相同的。
自这年春天起，光绪亦觉得病势严重了。他自己说“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正值壮年的光绪，肯定十分愿意活下去。他对御医们长治无效非常生气，指责他们无能，“屡易药方，仍属加重”“总系药不对症”，说他们“草率立方”。他认为御医看脉时不是十分认真，“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只是敷衍了事而已”。给皇上看病，谁敢马虎，只是病情严重，无人能想出好办法而已，光绪埋怨也没用。
大约到十月十七日前后，光绪危在旦夕。十月十六日出现肺部炎症和心肺衰竭的症候。第二天，杜钟骏等三名御医入诊，他们全都认为，光绪上盛下虚，元气损亏过度，病势危笃至极。后来杜钟骏记述：“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你有何法救我？’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复退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害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
十九日，光绪已是“中气虚损，不能承领上下，以致上而逆满喘咳，下而大便不行。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而通体为之困乏矣”，御医们皆以为颇为棘手。
二十日，光绪帝“目睑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中枢神经症状已经出现了。
二十一日子刻，光绪生命垂危，“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志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到中午，脉息出现“若有若无，目直视，唇反鼻掮，阳散阴涸之象”。至酉刻，“龙驭上宾”。
从以上病史记载看，由于光绪一生忧郁寡欢，身体十分虚弱，以致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终以阳散阴涸、阴阳离决死去。用现代医学的概念来解释，就是患有肺结核，兼有肝脏、心脏和风湿等症，始终慢性消耗，最后出现多种合并症。而直接致死原因大概是心肺功能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
慈禧去世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4岁高龄的慈禧进入皇宫已有58年，对大清的统治已48年，十月，慈禧因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她的精力明显不够用了，此时她也不免有些担心，于是千方百计保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病倒了。
她在病倒之后，尽管想不到自己的寿命不久了，但自知年纪大了，既然病倒就十分不利。所以，她一方面依然将朝廷权力握在手中不放，甚至到死前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必须得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作一些安排。
慈禧在病重期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将醇亲王载沣将近3岁的儿子溥仪迎入宫中。光绪去世之后，慈禧就在朝廷内外宣示溥仪为入关后第十代皇帝，这是慈禧所立的第三个傀儡皇帝。
在立溥仪登极即位之前，慈禧就下了一道懿旨，曰：“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秉裁政事。”这充分表明，慈禧虽然立了皇帝，但她绝不放弃手中大权，哪怕一点点。
这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正在中南海仪鸾殿的御榻上，静卧养病。几天来，慈禧的病情加重了，而且是明显加重，御医们绞尽脑汁，用尽医术为她治疗，但也无济于事，应诏赴京的全国各地名医也轮着为慈禧诊断、治疗，开出许多方子，但慈禧的病情却日益严重。
慈禧出生在大清帝国中衰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的富庶很感兴趣，更想吞掉中国这块土地。他们极力用各种方式来撬开中国的大门。在她6岁那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隆隆的炮声打开了。列强拥了进来，眼看大清政府面临着危亡。她在宫中正受咸丰宠幸的时候，洪秀全在南方闹起了太平天国革命。没有多久，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内外交困，逃入热河避难。在一个集权专制的政体下，最高统治者皇帝重色轻政，为所欲为，手中的大权自然就会失去。在咸丰纵情声色、不问政事的情况下，肃顺等人乘机想篡权，后妃不甘受人指使，与奕联合，最后使肃顺大败，慈禧垂帘听政，步入了政治舞台。她与慈安、奕制定了对洋人妥协、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政策，终于外揖洋人，内平太平天国。由此形成了所谓“同治中兴”。但时间不长，中法战争中，中国军民齐心协力，镇南关一战大败法军，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害怕再发大乱，导致别的国家也来干涉内政，因此同李鸿章等人积极鼓吹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造成了不败而败的局面。10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丧失主权，也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化。民众对洋人的侵略十分愤恨，山东闹起了义和团。慈禧采取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的策略，招来了八国联军，结果北京被攻陷，慈禧西逃。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人几乎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命运。
慈禧每每回忆到这些，她都怨恨至极点，但她痛恨的不是自己，而是道光与咸丰，更怨恨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她怨恨上台时就接的是他们的破烂摊子。
她更怨恨奕、慈安、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载漪、载勋等人不尽心尽力，导致国家败落。对自己，慈禧本人不但没有怨恨，反而自豪。她曾经说过：“我不逊于任何一个男性统治者！”慈禧认为，她接过这样一个破烂摊子，能将大清帝国维持到这种地步已经够可以的了。历史上有几位能像自己这样，统治的时间长达48年，况且又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毫无分裂割据局面，她的确为之自豪。
也确实是这样，她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终究还算一个统一的国家。
慈禧不但破坏大清祖制垂帘听政，而且将列祖列宗不得重用太监，更不允许他们参政干政的祖训抛到九霄云外，重用起安德海、李莲英等太监，导致他们在朝中胡作非为、权重一时。但是，也许是慈禧在自豪过后又痛心疾首的缘故，慈禧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即是：“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慈禧的殡葬前后，所烧的纸人、纸马、楼库、器皿、松亭、松轿、衣、帽、鞋、履、衾、波、枕、褥等数不胜数。在出殡前两个月，仅仅一次就在东华门外烧掉一只“大法船”。这只船价值十几万两银子，是用绫罗绸缎扎成的。
慈禧的棺材木料，来自于云南的森林，仅运费就花去了几十万两白银。棺材做完后，先用一百匹布缠裹衬垫，然后刷49次油漆。由几千杠夫抬棺，分几十班轮流杠运，每班128人。在出殡前，杠夫在德胜门外“演杠”整10天，按照正式送葬的要求，抬着一块和棺材重量相同的大厚板，厚板中心放着满满的一碗水，直练到碗中水不溢时，演练才可停止。
出殡的那一天，送葬队伍声势浩大，旗伞飘扬，在最前面走的是64人的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在其后是上千人的法架卤簿仪仗队，举着无数个金瓜、钺斧、朝天镫，刀枪如林，幡旗蔽日。跟在仪仗队后面的是由100多人组成的抬着慈禧的巨大棺材的大杠。皇家规矩特别多，还把棺材装饰成轿的模样，称为“吉祥轿”。跟在棺材后边的是十路纵队的武装兵弁。最后面是由数千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送葬队伍蜿蜒十多里，所路过的地方，不能有任何障碍物，只要是有的，不问大小、多少，一律拆掉。
从北京到东陵，要走六七天。途中不仅有已设可供食宿休息的行宫，而且还每隔一段距离用高级布匹搭起芦殿、黄幄。即使这些临时住所，也是金瓦玉阶，朱碧辉煌。芦殿是供棺柩暂停用的，它先以黄绸围成内城，又以白绫子围成外城，外城之外，还有一道网城。
慈禧葬礼准备了近一年的时间，花了120万两白银，消耗资金是如此惊人。
名家回眸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是被慈禧害死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是病死的。但是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5年的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的砒霜中毒。至此，一段纠缠了100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
而对于慈禧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无冕女皇”的评价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是，中国在面临近代化列强侵袭的时候，慈禧稳定大清数十年，最终没有彻底地沦为殖民地，应该说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近来史学界和评论界开始客观评价。慈禧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慈禧的新政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而且成绩不小。
清帝退位，清朝灭亡
袁世凯复出
武昌起义的成功，引起一些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惊恐，它们开始考虑对武昌起义进行武装干涉。英、美、法、德、日等国，在短短的几天就调集10多艘军舰在武汉江面待命，监视革命派的行动。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感到吃惊，它们不敢贸然行动，而在所谓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寻求和扶植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它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帝国主义一直对手握北洋军事集团的袁世凯极为欣赏，袁世凯也成为它们的忠实走狗。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接到英国政府的电报：我们对袁世凯已经产生了极好的感情和崇敬。因此，在北京外交使团的会议上，美国公使嘉乐恒第一个提出促请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各国公使对此表示一致赞同。
回籍“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他的心腹遍布于北京与北洋陆军之中，家中设有电报机，消息极为灵通。身为内阁协办大学士的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心腹密友，他随时为袁世凯提供情报，通过他，袁世凯对政局了如指掌。
他同北京的外国使馆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依仗帝国主义做靠山。因此，帝国主义促请起用袁世凯，并不出人意料。
武昌起义的第四天，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摄政王载沣，决定起用袁世凯。
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除湖北原有军队归他节制调遣外，袁世凯还可以调用其他水陆各援军。袁世凯嫌职权太小，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来为清廷收拾局面，并提出6项出山条件。大要为：
第一，于明年召开国会；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宽容此次事变之人；第四，解除党禁；第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第六，必须保证充足之军费。
清政府派往南方镇压武昌起义的北洋新军，接受了袁世凯的指示，只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陆军大臣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此时，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已先后独立，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举行兵谏，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此情况下，清廷被迫接受袁的5条要求，于九月初六日下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拥有指挥一切军队的大权，以冯国璋、段祺瑞分统第一、二两军，召荫昌回京。但清廷对袁世凯的第二条要求仍未置可否。这时袁仍在等待时机。九月初九，清廷下谕取消现行内阁章程，对内阁进行改革，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起草宪法，解除党禁。九月十一日，袁世凯才同意出山，由彰德南下誓师。同日，清廷解散奕勖内阁。翌日，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
这些信条的颁布，并不能使革命者和广大人民消除他们对清廷的仇恨心理，也没有改变清廷的四面楚歌的处境，但它却使袁世凯借以取得了组阁全权。
南北和谈
袁世凯达到他的目的后，便在彰德遥领圣旨，向北洋军队下令，进攻革命军。攻陷了汉阳后，北洋军队又按兵不动。九月下旬，袁世凯进京走马上任，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命令北洋军炮击武昌，向革命军施加压力。黎元洪惧怕北洋军的炮击，竟逃离武昌，武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于是，袁世凯一面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十月初一、初二，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于十月初七攻陷汉阳。次日，冯国璋接到袁世凯的命令停止攻击。北洋军进攻汉阳损失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507员。第八协前线官兵仅余1093名。所以，袁世凯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求助于“和平”手腕。
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害怕战火危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转达三项“议和”条件：第一，双方即日停战；第二，清帝退位；第三，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革命党人在北洋军队的压力面前，同意在武汉实行局部停战。袁世凯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让武汉的革命者与其议和，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也对南北和谈极力干涉。从和谈开始到清帝退位，经过情形可分为汉口和上海两个阶段，从交涉的内容看，停战是汉口和谈双方会谈的中心内容，而到上海和谈时双方交涉的内容则变为“国体”和清帝退位的条件，这二者中后者尤为袁世凯所注目。
第一，汉口和谈。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末，袁世凯向民军方面发出第一次和谈信息。他通过其幕客道员刘承恩向民军表示：“袁氏可与革命军合作……目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和议的转机。”接着，他让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希望黎能与袁合作，设法和议解决问题。九月二十日，袁又通过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及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从中活动，派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谈判。由于在“共和”与“立宪”上双方存在较大的分歧，谈判未能进行下去。
四天后，俄国驻汉口总领事敖康夫开始干涉和谈，并直接要求双方代表先“罢兵”后谈判。十月初六，朱尔典致电其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要他把袁世凯的“甚愿饬停战争”的意思转达给民军方面，戈飞遵嘱，“提议停战议和”。但是，民军态度坚决，不肯与袁世凯合作。
十月初七，清军攻占汉阳并炮轰武昌军政府，这时民军中主张与袁世凯和谈的力量占了优势。于是，在戈飞的撮合下，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停战协议。按照协议：双方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起，至十六日早八点止，停战三天。十月二十日，国民军攻占南京。两天后，袁世凯与朱尔典共同拟订了“续停战条款四条”，让戈飞转至湖北军政府。内容是：第一，三日停战期满，双方再停战十五日；第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第三，总理大臣派各省居留北方之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第四，总理大臣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包含在其范围内。十月十六日，民军同意延长停战期三日。当日，双方于是第二次签订停战协定，规定：自十六日上午八时起至十九日上午八时止，延长停战三日。其后，第二次停战期到期，民军提出三条议案：第一，从十九日起停战十五日，期内除秦、晋、蜀三省另有专条外，两军于各省现在驻兵地方，一律按兵不动；第二，袁派唐绍仪与黎或其代表讨论大局；第三，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怕很难在十九日停战，因此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秦晋蜀三省无关。十月十九日，双方又签订了第三次停战协议，双方约定停战期再延长十五日，并同意派伍廷芳与唐绍仪继续会谈。会谈地点由汉口迁往上海。第一阶段汉口谈判结束。
第二，上海和谈。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里，北方代表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与会者除南北代表外，英、美、俄、日、德、法六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参加了会谈。停战问题仍旧是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南方代表要求北方军队遵守停战协定，在北方的晋、陕、皖、鲁及东北七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十一月初九，第二次会议召开，主要讨论国体问题。南方代表坚决主张实行共和政体。会议约定把停战期分别再延长七日和十五日。十一月十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约定由国民会议对国体问题做出公决。并广泛讨论了皇帝，皇室，满、蒙、回、藏三种待遇的问题。第四次会议于十一月十一日召开。会议确定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办法细则和各省代表名额。第二天召开第五次大会，就三个优待条件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是优待皇室条件，共计6条：规定清帝退位之后，仍保留其名号，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皇帝暂时还在紫城禁居住，日后退居颐和园；优定清帝岁俸，年支出多少，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但不得少于300万两之数；所有陵寝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光绪的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经费，仍照实用数目支给；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二是优待各族人的条件，计5条。主要内容为：他们的地位与汉族人平等；保护其应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仍按原来的规定发放；从前对他们在从事行业及居住方面的限制，一律废除。
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电达各国政府，以昭大信。
在召开上述公开会议和签署公开协定以外，双方代表还在私下里进行了秘密商谈，并草签了一份重要文件，主要内容为：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但是，在袁世凯为自己即将成为大总统而甚感得意之时，十一月初八南方十七省代表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消息传到北京，袁先是“十分恼怒”，继而又“极为丧气”。十四日，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要求他辞去代表之职，概不承认以前所签的各种文件，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十七日他致电伍廷芳，质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南北和谈陷入了僵局。二十八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张謇、汪精卫、杨士琦等人唯恐袁错过机会，不断地敦促袁世凯下定决心力促清帝退位。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之后，下定了决心，立命袁克定、梁士诒致电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势在必行，义无反顾。但不能由我一个人向清帝提出退位的请求。已将斯旨，指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求南方同意。自此之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于是，袁世凯开始进行逼宫。清政府的终结时刻就要到来了。
溥仪退位
袁世凯在大总统职位在望之时，开始威逼清帝退位。1912年1月16日，他率领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立即召集皇族开会，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制。
袁世凯非常狡猾，他在去紫禁城养心殿见隆裕太后呈递奏折时，装着很伤心的样子，往红毡垫上一跪，双肩耸动，鼻子抽泣，满面是泪，哽咽着哭诉。表面上，他是个清王朝的大忠臣，暗地里，他的亲信赵秉钧、梁士诒等却在逼宫。
与此同时，北洋将领段祺瑞等人，又在袁世凯指使下，发表联名通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则将带兵攻入北京。所有这些，把清帝推得离退位越来越近。
1月30日，隆裕太后再度召开御前会议，已经没有哪个王公亲贵敢公开反对清帝退位了。载沣、奕勖等人都认为，“官军既无斗志，不若逊位全终，犹得优遇”。隆裕太后见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只好于2月3日，让袁世凯全权负责，与南京政府讨论优待退位条件，经几番修订之后，终于达成《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共8款：第一，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第二，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第三，皇室岁费400万两，由民国供给。第四，暂居故宫，日后移颐和园。第五，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第六，其原有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第七，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第八，另还商定了待遇皇族四条和待遇各族七条规定。2月11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例。
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清帝溥仪辞位，赋予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命其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并由外务部照会各国公使。6岁的小皇帝溥仪由隆裕太后带着于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仪礼。清朝延续时间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算起是297年，自清世祖入关算起是268年，至此成为历史。
名家回眸
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潮流中，大清王朝最终灭亡了。
对于清朝的灭亡历史学家陈寅恪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认为清朝的灭亡在于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逼；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结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本来乾、嘉之后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少数民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的力量，不敢放心重用，而搞分而治之，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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