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孔子说：“冉雍可以做政治领导人。”

    《论语》专门有《雍也篇》，这是另外的标杆人物，这一章是孔子对冉雍，也就是仲弓的高度推崇。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篇》第一章，就是这句话，可见老师多么推崇他的学生冉雍。前面有孔子对颜回的重视，这里是对冉雍的推崇。冉雍在《论语》中的出场率并不高，没有颜回、子路那么多，但是这里的推崇一字千金，孔子直接称许这个学生“可使南面”。老夫子可不是随便讲话的人。

    “可使南面”即“可以南面为王”，这样的话脱口而出。换句话说，说明冉雍已经不只是“为政以德”了，在这里孔子绝对肯定地认为冉雍有这样的才干、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德行，可以从内圣到外王。其实在古代社会，讲这样的话是犯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言论真的很自由，否则就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嘉年华。可是到秦汉以后，真正实现中央集权了，一直发展到明清，这样的话不能随便讲，否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如果你说哪个人可以做君王，那就意味着要把当朝的皇帝搞掉。后来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这样的言论带来的后果就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自由的气氛确实存在，而且大家都很尊重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除了著书立说，还有实际的从政能力。后来很多官至丞相的，原先都是一介平民。

    2.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的做事风格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还可以，他行事简要。”仲弓说：“本身严谨，行事简要，这样来领导百姓，不是很好吗？要是本身随便，行事又简要，岂不是太过于简便了吗？”孔子说：“雍的话是对的。”

    依经解经

    “南面为王”的观念来自《易经》，《说卦传》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后天八卦方位离卦居南，为温暖光明的象征，政治向往光明。

    “仲弓问子桑伯子”，仲弓一听老师这么称许他，认为他是人君之才，就问老师，子桑伯子这个人的做事风格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对象？子桑伯子似乎在《庄子》里也有提到，为人颇有道家风范，比较潇洒，不太拘小节。

    “可也简”，孔子说，这个人还可以，他简要。意思是他掌握了“简”的原则，领导统御就是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一个真正懂得韬略、能把握大方向的领导，肯定不会什么事都插手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多繁杂的事他都能抓住关键，举重若轻。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典型的道家作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新唐书·陆象先传》），庸才才会没事找事，把简单的事情给弄复杂。

    老师只给了子桑伯子一个“可”的评价，意思是说他够格了，但并不是最高境界。仲弓本人对子桑伯子也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子桑伯子好是好，但还不是最好。换句话说，我们要吸收他的好，克服他身上的缺憾，尽量做得更完善。“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本身严谨，行事简要，这样来领导百姓，不也很好吗？“居敬”有点类似“内圣”的功夫，“敬”是“敬慎不败”，指自己也要很严谨，能固守原则，懂得管理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榜样、标杆，然后再掌握一个简的法则去施政；“临”就是领导的意思，“以临其民”，就是以这样的风范去领导群众。可是“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仲弓的意思是，他领导群众的方式我赞成，但是他不是“居敬”而是“居简”，太放松、太潇洒，“简”得有点过分了，在生活、仪容等很多方面不拘小节，邋里邋遢，这跟儒家所强调的领导统驭有一定的区别。子桑伯子是道家的典型人物，道家讲的“无为而治”与儒家不完全一样，《中庸》中讲“大舜”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跟道家讲的“无为而治”有差别。儒家的“无为而治”，以简驭繁，本身要“居敬”，而道家是“居简”。

    “雍之言然”，孔子说，冉雍讲的话是对的。因为冉雍把道家和儒家的细微分别讲出来了，儒、道两家的“无为而治”都懂得行简的领导艺术。在对于自身的要求方面，道家比较疏略，比较潇洒，是“行简”；可是儒家是非常精深的，是一步一步推出去，即“居敬”。“居敬”跟“居简”在管理自己这方面有差别，大致是这样。

    3.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学生当中，谁是最好学的人？”孔子回答说：“有个名叫颜回的很好学，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很不幸，他短命而死。现在我这里已经没有好学的学生了。”

    鲁哀公在孔子晚年常向孔子垂询，有时希望孔子推荐几个人才。孔子一直以颜渊早死为憾。知徒莫若师，颜回死后，孔子身边再也没有在好学方面够标准的学生了。颜渊确实很厉害，他能够做到的，别人不一定能做到。

    首先是“不贰过”，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这是最难做到的。我们所犯的错，常常是由于自身个性的弱点造成的，一旦到了那个场合就很难自控。比如，很多人沉迷于某种恶习无法自拔，有人迷于酒，有人迷于色，有人迷于财，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常在一个地方跌倒若干次。所以，“不贰过”是很有生命力的境界，也是很有智慧的境界。《易经》乾卦第三爻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含义。

    其次是“不迁怒”，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个人情绪随时能自我做主。这一点要做到也很难，因为人的怒气如果无法向惹你生气的人发泄，就可能会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打小孩，骂太太，都是“迁怒”，“迁怒”之后，自己没了库存的怒气，就不用再憋着了，但是这样做对别人不公平，自己也显得没有修养。

    可见，“不迁怒，不贰过”看似容易，其实是高难度的修为。颜回能做到，说明他学得好，也力行得好。

    4.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被孔子派遣出使齐国，冉求申请给他的老娘送点粮食。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求嫌少，要求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吧！”冉求还觉得少，居然一下子给了她八百斗。孔子知道了，很不高兴，说：“子华到齐国去，坐的是肥马驾的车，穿的是又轻又暖的皮毛衣服。我听说过一句老话：君子济助别人的穷困，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子华使于齐”，公西华是外交人才，这次出使齐国，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冉子，就是冉求，注意，这里称“子”，《学而篇》里的“有若”称“有子”，曾参称“曾子”，“子”不是随便叫的，很可能是学生称老师。

    “冉子为其母请粟”，这里“其母”不是冉求的母亲，而是子华的母亲，这个指示代名词大家要搞清楚。儿子代表国家出使外国，母亲谁来照顾，是不是要有点外交津贴，或者安家费？冉求向孔子提出申请，是不是这段时间孔子还在做官，我们就不清楚了。“请粟”，以前的俸禄和津贴都不是现金，而是粟米。粮食在当时有很多的计量单位，我们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计算，大概知道相对的比例可以了。子曰：“与之釜。”釜是计量单位，六斗四升，大致就是这么一个量。过去出差的安家费，大概是有一定的规格，老夫子觉得这就够了。“请益”，这里不是请教学问，而是要求再多给一点。“与之庾”，庾也是当时的一个计量单位，因为冉求觉得少，孔子也不好意思，就答应“与之庾”，再加二斗四升。

    最后实际执行拨款的冉子，竟然“与之粟五秉”。十六斛为一秉，一斛，在宋朝以前为十斗，宋以后为五斗，“五秉”在当时就是八十斛，也就是八百斗。这样的话，超出老师同意的标准太多了，可以想象，子华一定很感激大师兄。可见做老师的，一定要提防那些大师兄，他们一定跟小师弟说，老师本来只给一点点的，是我好说歹说才冒着很大的风险给你加了好多，这岂不就是今日职场的众生相？冉求后来当了季氏宰，还是坚持这个理念：“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大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结果，老师看不过去了，当然不是要追回安家费，而是就此发表意见：“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适”是“到”，公西赤到齐国去，我很清楚他是什么排场，当然作为外交使节不能太寒碜，但是他太奢侈了，用的穿的都很阔气，我消息很灵通，别想瞒我。“吾闻之也”，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周急不继富。”这个大家都明白，“周急”是给不足，在人急需时雪中送炭；“继富”是增其富，是锦上添花。像子华富得都流油了，就不要锦上添花了。

    5.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九百斗，他不肯接受这么多。孔子说：“不要推辞！多的可以济助家乡地方的穷人啊！”

    原宪，字子思，小孔子三十六岁。这一章应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之时，可以任用家臣。原思当时未满二十岁，家里真是穷得叮当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也有一段关于他的很动人的故事，说的是他跟孔子最富有的弟子子贡之间的交流。原文如下：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这是孔子过世后很久发生的事，这时子贡的事业越做越大，所到之处随扈、车驾一大帮，而老同学原宪还住在陋巷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子贡从那里路过，就去看原宪，本来子贡很通人情世故，大概那天是喝昏了头，看到老同学的生活环境这么糟糕，就说你混得这么差，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原宪就认真了，说没有财货是贫穷，有学问而不能济世才是病，我只是穷，不是病。子贡这才发现自己失言了。这一段被记下来，确实很麻烦，子贡很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他一向给人的印象蛮正面的。像我女儿，孔门的七十二贤里最欣赏就是子贡，她也不是喜欢钱，也承认他不如颜回，可就是觉得子贡学得不错，能赚钱，也通邦国大道。她看《红楼梦》，既不喜欢葬花、焚稿、吐血的林黛玉，也不喜欢圆润丰腴、得体周到的薛宝钗，就是喜欢敢说敢做的史湘云。看《福尔摩斯探案》，不喜欢福尔摩斯，特喜欢福尔摩斯的副手华生，很有意思。

    “原思为之宰”，孔子决定启用穷学生原思（原宪）为家宰。这个时候孔子很可能正在做鲁国的大司寇，大权在握，觉得弟子们还是最好的部下，经常差遣他们，所以才会有类似批文决定拨多少款的问题。注意，宰和宰差别很大，一个邑有一个邑的宰，一个国有一个国的宰，不能乱来的。有很多的白话翻译把“宰”字译成宰相，哪可能有那么多宰相？

    “与之粟九百”，“九百”没讲计量单位，我们不用管，看起来是不少，因为原思穷，“君子周急不继富”，孔子对原宪和公西华的态度截然不同。

    “粟九百”，看起来这份薪水不低，但是原思“辞”，很有骨气，不领这么多。孔子就跟他讲：“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意思是，你不用推辞，如果嫌多，就用你的名义照顾照顾那些邻里乡党吧。可见，孔子处理问题不是套公式的，而是看对象而论。

    6.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xī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在评论仲弓时说：“耕牛生的小牛犊有纯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即使想不用它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不用吗？”

    “谓”就是评论，这是孔子在别人面前评论他的得意弟子。我们平时常说“称谓”，其实，“称”和“谓”是有区别的，“称”的分量要重一些，我们“称”谁怎么怎么样，其中含有尊崇的意思。“谓”就没有那么高的敬意，孔子是老师，仲弓是学生，这里就用了“谓”字。古代社会什么地方用“谓”，什么地方用“称”，是有讲究的。

    “犁牛之子”，“犁牛”是指耕地用的牛，一般的耕牛毛色并不是很纯，只要有实用价值就行。但是古代在重大祭祀的时候要用“大牲”，也就是要杀牛来祭祀，这个时候如果还用一般的耕牛，那就意味着对祖宗、对天地神明的不敬。也就是说，在祭祀的时候，所用的牺牲供奉要选最好的。

    “骍且角”，“骍”指毛是纯红色的，那个“角”长得也非常好，绝对可以在重大祭祀时使用。别看“犁牛”不怎么样，但它的后代可不得了。这里是在比喻仲弓的父亲出身不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仲弓父，贱人。”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认为一般的耕牛就不会生出好牛来做牺牲。

    “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在古代人眼里，山河大地都有神灵，拿来祭天地山川的“大牲”当然要选“骍且角”的牛。如果这头牛的父亲不怎么样，也不要紧。所谓的“英雄不问出处”就是如此。照这样看，仲弓的父亲出身不是太好，但是他的儿子是大才，我们就不能计较他的出身。通常人们会或多或少地对一个人的出身有偏见，“虽欲勿用”，但“山川其舍诸？”意思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不用吗？”要知道，我们祭祀的对象是山川日月，它们是大公无私的，没有这种偏见。

    只是在人间世，安排祭祀的人们难免有私心和偏见，会因为“大牲”的出身而对“骍且角”视而不见。可见，人如果没有开阔的胸襟，很多人才就会被埋没和荒废。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朝代创业的帝王很了不起，他的后代却昏庸，其血统再怎么高贵，那么父辈打下的江山也不会长久稳固。所以，不是因为血统好，根正苗红，将来就一定能做好皇帝，要知道，每一个王朝后期的天下大乱，往往是不肖的子孙皇帝所造成的。一个社会绝对不能搞血统论，闽南俗语说“歹竹出好笋”，就是如此。“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

    孔子说：“颜回呢，他可以很长时间不违背仁爱的本心。其他的弟子就只能在短时间做到那样子了。”

    “三月”，代表长时间，是一个约数，并非三个月。“其心三月不违仁”，意思是颜回的心在很长时间内可以不违背“仁”。这说明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行仁”能做到持之以恒。

    “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意指颜回以外的弟子，只能在短期内做到不违仁，没有办法像颜回那么稳定、持久，可能一遇到诱惑，就偏离了。这就是修为功力的差别。

    8.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是个果敢的人，从政对他来讲有什么问题呢？”季康子问：“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赐是个通达的人，从政对他来讲怎么有困难呢？”季康子又问：“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是个精通六艺的人，从政对他来讲何难之有呢？”

    季康子，鲁国的权臣。季康子问国之大佬孔老夫子，子路是否可以从政。孔子说：“由也果。”“果”即果敢、果决，敢做敢当是从政者必备的本领和修为，这是子路的强项，从政对他来讲一点也不困难。

    季康子又问及子贡。子贡既有钱，又聪明能干，问子贡从政怎么样。孔子说：“赐是个通达的人。”子贡的性格特征确实就是“达”，做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很圆融，通情达理，不迂腐，也不冬烘，对他来讲，从政怎么会有困难呢？

    季康子再问，冉求可以从政吗？“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注意，“艺”特别重要，它是跟从政有关的，一般人容易误会，把艺解释成“多才多艺”，其实是以前所谓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能驾车、会射箭……文武双全才能称“艺”。冉求在这几方面都很精通，办事也很妥当，从政不是难事。

    9.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打算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长官。闵子骞说：“好好替我推掉吧！如果再来找我的话，那我一定离开鲁国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了。”

    闵子骞列名德行科第二，仅次于颜渊，其后是冉伯牛和仲弓。闵子骞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曾被列入二十四孝。另外，他为人很有节操，不助纣为虐，也不喜欢媚事权贵。他的同学冉求就喜欢攀附权贵，在为季氏家臣的时候，就帮其大肆敛财。闵子骞则不会如此，他会选择远离官场是非之地。

    季氏是鲁国的权臣，当时急需从政人才。孔老夫子的弟子里不乏形形色色的人才，季氏就想在这些孔门弟子中寻找才识不错的人去其属邑做官，帮他管理地方政务。《论语》这一章就是讲季氏请闵子骞为费邑宰（费邑为季氏采邑，位于今山东费县）的事。费邑在当时很有名，可是闵子骞没有兴趣，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而且，当时的季氏也有点不敬，不是亲自去而是派人去请的，闵子骞就对季氏的使者说：“善为我辞焉！”语气很委婉，请帮我推掉吧！可见，即使是面对一个传话的使者，也要懂得说话的艺术，尽量不要得罪这些人，否则，使者回去添油加醋，就麻烦了。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汶”是指山东的大汶河，过此向北就是齐国国境。这句话说得有点斩钉截铁了，也就是说，如果季氏不再坚持，我就不必逃遁；如果他坚持要我出山，我一定会离开鲁国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他不像有些人假清高，非要人家三顾茅庐才出山，而是直接拒绝。看来，季氏声名在当时不怎么好，或者闵子骞是真的不爱干，说明他骨子里很高洁，很有原则。同样都是孔子的门生，子张学未有成，就向孔子“问干禄”；冉求为了当官牺牲原则，出卖灵魂，以致孔子要大家鸣鼓而攻之。这显然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而导致的不同的人格表现。

    10.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yǒu）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伯牛生病了，孔子前去探望问候，从窗口握住他的手，说：“没命了，这真是命里注定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生这样的病！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生这样的病！”

    这一段就跟冉伯牛有关了，冉伯牛，名耕，字伯牛，和冉有、冉雍属同宗。在这一段里，冉伯牛得的很可能是有高度传染性的重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可能是绝症，这让老师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呢？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牖”是窗户，冉伯牛得的是需要隔离的传染病，以至于孔子要隔窗拉着其手。就像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人，必要的时候要戴口罩，穿防护服，一是怕病人传染给你，二是怕你传染了病人（病人没了免疫功能）。“执其手”就像《诗经》里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代表平常孔子与伯牛关系很亲近，也表示孔子希望给伯牛生前能带去一些温情。

    “亡之，命矣夫”，孔子也信命，伯牛将死，这也是命啊！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是老夫子极大的惋惜与伤心。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可见，在天命面前，人是无可奈何的。

    很多人看到这一章，难免会认为，好人在这一世不一定有好报，很多坏人反而结局很好，就像我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命，坏蛋活千年”。很多好人不但活不长，运气也不好，命运多舛，这种情况太多了。换句话说，人这一生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一定会有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这种情况常常会使人对自己的信念起怀疑，我干吗要做好人？但是，在儒家的体系中，是不管前生和来世的，它强调的是这一辈子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能认为做好了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和好的命运，绝没有这样的事！感慨归感慨，天命是一回事，人的志向是另一回事，如庄子所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尽人事，听天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做好人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你的行善就是有问题的，有目的的行善就违反了《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人不能跟老天爷讲条件，命运归命运，尽心归尽心。

    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颜回了不起啊！平日吃的是一小篮饭，喝的是一瓢白开水，住在房屋低旧的巷子里，一般人都无法忍受那种生活的愁苦，可是颜回并没因此改变他快乐的态度。颜回真是了不起啊！”

    这是老夫子对爱徒颜回直接的赞扬，给记载下来了。“一箪食，一瓢饮”，饮食比较粗糙，粗茶淡饭，而且“在陋巷”，住在贫民窟。颜回所居的陋巷现在也变成了景点，虽然已不复原貌，但还有一座碑在，只是杂草丛生。“人不堪其忧”，一般人遇到这样的环境，愁都愁死了，但是“回也不改其乐”，这个乐就是乐道，安贫乐道，不刻意去追求物质欲望。“贤哉，回也”，孔子说完，再次感叹，内心的叹惜增强。

    12.冉求曰：“非不说（同‘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同‘汝’）画。”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您老讲的道，我实在是力量不够。”孔子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是力量不够，也要走到半路才放弃，可你现在是自我设限。”

    这一章是冉求给自己找借口。“非不说子之道”，“说”就是“悦”，喜欢的意思。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您老所讲的道，我实在是力量不够。”人都是这样的，凡事爱找借口。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孔子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是力量不够，也要走到半路才放弃，但是至少你得先努力往前走。可现在冉求是先自我设限。“今女画”，意思是还没出发，就找个借口说走不了，这不就是画地为牢吗？有些人虽然力量不够，却还在尽量努力向前，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至少走了一半呢！这比自我设限的心态要好得多。

    13.子谓子夏曰：“女（同‘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个有气度的学者，不要做个志向褊狭的学者！”

    在孔子时代，一般学者都称为“儒”。君子与小人在这里不是指德行，而是指器量与见识。君子是有志向的，“君子儒”就是大道之儒，“小人儒”就只是关心自己现实利益的满足，不是说品性不行。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说，主张天下为公的即君子儒，妥协于家天下现实的就是小人儒。子夏传经有功，对老师晚年尚大同贬小康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孔子谆谆告诫，付嘱寄望之意甚深。

    14.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tán）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做了武城的县长。孔子说：“你有没有找到好帮手？”子游说：“有一位叫澹台灭明的，走路不抄近路，若不是公事，他都不到我的办公室来。”

    “子游为武城宰”，武城是鲁国的一个县，子游做了武城的县长。其实，孔子的门下的这些出色的徒弟，都不只是闷头念书的；一旦有机会从政，还是会去的，最起码也能做到把一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也代表了孔子当时的教学风格，就是教人能做事、会做事，绝不是培养书呆子。

    子游在武城做行政长官，孔子当然很关心了，有一天碰到了他，孔子就问：“汝得人焉尔乎？”意思是，你有没有找到好帮手？子游回答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澹台灭明做事不走捷径，没有公事，不去叨扰上司，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奉公守法、不惯逢迎拍马的人。这句话很好理解，可是很多为官者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官场上，这样的人很少见，大多数人还是热衷于拉关系、套近乎，处心积虑营造与上级的关系网，有些人常去上司那里走动，就是混个脸熟也好。但是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足见其正直无私。

    值得补充的是，澹台灭明也是孔子弟子，字子羽，小孔子三十九岁。子游说这话时，他可能尚未进入孔子门下学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这么一段，其为人可见一斑：

    （子羽）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

    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光听一个人巧舌如簧，孔子对宰予就失察；然后“以貌取人”，又“失之子羽”。这是孔子的自责，因为澹台灭明虽然长得丑，但是为人耿直磊落，让人敬服。

    15.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鲁军战败撤退时，他来断后，将进城门时，他鞭打着自己骑着的马说：‘不是我敢在后面断后，实在是这匹马不肯快进啊。’”

    孟之反，即孟之侧，字之反，鲁国大夫，算是孔子的同事。

    “不伐”，即不夸耀自己。“伐”有夸耀的意思。“伐”是“人”、“戈”的会意字，张牙舞爪，动作很大，都是向外扩张侵略性的。不管是在事业上或是在行善布施上，做了之后，唯恐人家不知道，拼命地显摆，这个情形就叫“伐”。有些人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好，喜欢显示自己，这样的人容易惹人讨厌。孟之反就能做到不标榜自己的好，孔子在后面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

    “孟之反不伐”这句话描述的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越是细微处，越是一个人性情的自然流露，从小处看人往往更真切。在冠冕堂皇的场合，人可能会作伪，呈现出来的不是真貌，也不是真性情。随时随地考察人自然而然的表现，反而能见微知著。做事情也是一样，既要抓大方向，也不要放过小细节，很多时候细微处可能就是导致大坝决堤的小洞。魔鬼一般都藏在细节里，要有门槛拦住（“闲邪存其诚”），“涓涓不塞，将为江河”（《太公六韬》）。我们也要学会从小地方看人，前面的微生高就是在小节上露了馅，孟之反谦和的本性也从小处反映出来，被孔子观察到了。

    “奔而殿”，“奔”就是被打败了，“殿”就是殿后。“奔”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孟之反没有拼命往回跑，而是殿后，就是掩护部队撤退。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逃得掉，所以他来断后。如果孟之反自己带头逃亡，就属于没责任感。军中有些将领常常是邀功抢第一，逃亡也抢第一，但是孟之反不是。

    “将入门，策其马”，将进城门时，鞭打自己胯下的马。如果换作别人，即使有勇气殿后，可能也要自吹自擂一番，说不定还会讥笑那些带头逃跑的人。但孟之反却说自己“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意思是我不是勇敢到选择断后，实在是这匹马不肯快进啊。可见，孟之反不愿意把光环都弄到自己身上，凸显自己的了不起，而是不让那些跑在前面的人感到惭愧。孟之反替别人设想得真周到。

    当然，可以说孟之反是不夸耀，不过仔细分析，也不见得多高明，因为明显有点不伐之伐、不争之争的味道。最后的结果是既赚里子又赚面子，得了便宜再卖一个乖，什么都不输。但是至少他比那些一天到晚炫耀自己有功劳的人要好得多，况且他还真的做到了撤退时留在最后头。所以人性很有意思，总之孟之反没有那么“直”，真“直”的话就不需要这样了。

    孔子这里对孟之反的称赞，实则是对谦虚的肯定。在《易经·系辞传》中，孔子谈到谦卦时也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16.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孔子说：“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与宋朝那样的美貌，在今天的世道恐怕难以免除祸害。”

    祝鮀是卫国大夫，字子鱼，他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不有祝鮀之佞”，“佞”指口才好，这句话是说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

    “而有宋朝之美”，宋朝则是当时宋国的一位公子，名朝，是有名的美男子。他后来到卫国做官，因为长得太漂亮，就开始乱来，甚至还与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有染。

    祝鮀话说得漂亮，宋朝人长得漂亮，就算他们有一些引起社会争议的行为，也不影响他们的发达，而且社会上很多人把他们当偶像崇拜，竞相效法。当时的社会现状就是如此堕落，只重视外表、外在，不重视内涵。所以孔子就说一个人在当今之世，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或者没有宋朝这样的美貌，恐怕不能免于祸害。一般人既不懂得以“佞”作为晋升之阶，然后长得还不美，那还想出头？就不必想了。

    这里的“而”就是"and"（与）的意思，我与你，就是并列的。甚至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最好兼有祝鮀之佞和宋朝之美，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只重视表面的东西，帅哥、美女、名嘴就是容易出头。

    两千多年前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重视外在而忽视内在。所以每个时代的人都说人心不古，古人在天之灵有知肯定也觉得蛮奇怪的，我们不也差不多吗？

    17.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说：“谁能走出屋外而不经由门户？为什么做人处事却不经由大道呢？”

    “谁能出不由户”，“由”字从字面上看，就是“田”中的作物自然长上来，既不压，也不拔，这就是自由自在的“由”。人就要这样去活，这样去发展，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去压制。这句话意即谁能走出屋外而不经由自家的门户？“门”跟“户”这两个字根本就是关系很紧密的，两“户”合在一起才是门。“门（門）”字就是两户对开，一扇直接推的就叫户。我们知道以前的中门通常是不开的，从旁边小门就出去了，那里的门往往只有一扇，直接推开就入室了。“门”就不同了，重要客人来了，两扇门都要打开。通常内室的门一扇就够了，外面要对着马路的门才是两扇，这就是户跟门的差别。人要出屋子，要先出户，到外边的庭院，再经门到外面的马路。

    换句话说，大道就是如此，每个人做人的道理基本上都应该这样，谁也不能从窗户上跳出来，门户是必经的出口。

    “何莫由斯道也？”为什么人们立身处世却不经由我所倡导的大道呢？有些人总是心存侥幸，就想抄近路、占便宜。既然每个人都要经门户出入，那立身处世为什么不能按照大道而行呢？为什么要用佞或者外在美去达到目的？为什么要靠“巧言、令色、足恭”呢？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呢？为什么要借了人家的东西再去借给别人呢？

    效法自然就是道，效法自然就是直。人生之道最自然就是真诚而正直，每个人都知道出入要经由自家的门户，开展自己的人生却不知道走正道，孔子因而感叹。

    18.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文饰与质朴搭配得宜，才是君子的修养。”

    “质胜文则野”，“质”，指未经过加工与雕琢的原貌本质。一个人天生质朴，未受教育前，在言行上无法表现文雅。“野”是粗野的野，没有多少文化教养，但是可能很自然，很质朴。《礼记·仲尼燕居》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文”是指经过后天学习的文饰表现，人文、文明、文化、人文化成，都是这个“文”。一般乡下人的质可能很不错，但是缺乏外面的“文”，就会有一点偏于粗野，这种人在重要的场合一般上不了台面。

    “文胜质则史”，文饰超过本质的朴，就会流于浮夸。人有时候另外一个极端表现，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有教养，很受过训练，各种礼仪细节什么都不失，在什么酒会、宴会都是焦点。但是他缺乏真诚的本质，这种人常常见到的。“则史”，意思是就像史官一样。由这个“文胜质则史”，我们就晓得自古以来所有传下来的历史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因为所有的史官都不敢得罪皇帝。中国有这个史学传统，皇帝哪一天讲了什么重要话，做了什么事，统统要记录下来，而且皇帝不可以看，这要传给历史的，叫作“起居注”。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唐太宗很在乎自己身后的评价，很想看看史官写的他的“起居注”是什么。但这个记录帝王是不能看的，即便是这样也不会完全真实，太敏感的东西，不可告人的东西大概都不敢写。这种情形就是“文胜质”，不能太相信那些官样文章。《易经》中的贲卦就是文饰包装，一定要做点修饰，不能有碍观瞻。讲面子、讲虚套，那叫“史”，包装宣传超过了实际就是“文胜质”。

    “野”跟“史”都有偏颇，都不是恰到好处，这样一来社会公义就无法伸张，外在和实际一脱节，就会出现很多的伪君子，出现很多不合乎中道的现象。所以孔子提出，真正的君子风度就是“文质彬彬”。“彬彬”的本义是颜色不一样的东西，一个与另一个搭配在一起看起来很协调。后天的文饰跟先天的质朴配合得恰当，才能成为一个有修养的君子的标准。孔子讲起自己的时候，也用过这个概念。他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如果再让我多活几年，让我好好去玩味《易经》，我对《易经》就能够掌握、融入和体会得更深，易理与我的表现就融为一体了。

    “彬彬”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境界，不是那种走极端的，或者格格不入的。我自己研习《易经》几十年，有时候也在想，是不是还没有达到“彬彬”的境界？抑或我是我，《易经》是《易经》，体会也没有真正深透，懂得的也没有完全实现运用出来？我在山东认识一位年轻的学者，他的名字里面就有这个“彬”字。他是山东大学博士，后来到曲阜去教书，名片上就把这句话印了上去：“我于《易》则彬彬矣。”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人文质彬彬，意思跟这里完全不同。文质彬彬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有书生气，属于客气话。其实，文质彬彬是一种很成熟、很高明的境界，既不是“质胜文”，也不是“文胜质”，而是恰到好处。

    有些从商大半辈子的人，你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处事的“文”跟“质”两方面都恰到好处。即使是办个晚宴，讲讲话，很多的细节准备得都很周到，那就是恰到好处，那些文的东西经过了训练，可是他的质还是很真诚、很朴实，这才是真正的“彬彬”境界。有一些人就是粗鲁不文，缺乏训练，笑话百出，什么场面都不周全，真的上不了台面。有的人是“文胜质”，假得不得了，不能真心相交。人对于某一项专业，如果真正钻研深透，运用自如，也可以达到彬彬的境界，就像孔子跟《易经》的关系。

    “文质彬彬”实在是每个人都值得追求的境界，也是一个需要人千锤百炼才能合乎的中道，孔子在此勉励人应该向这方面努力走。

    19.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人生在世就应该真诚正直；如果不是真诚地活着，那只能靠侥幸来免于祸患。”

    “人之生也直”，人生在世就应该真诚正直。“直”的原意是指从内到外没有弯曲。人的生命就是自然而然的质朴，没有矫饰。人生下来本来是真诚的，可是越到后来，各种坏习气还有各种欲望诱惑都来了，不容易直了。嗜欲渐深，天机渐浅。

    “罔之生也幸而免”，不能真诚地活着，那只能靠侥幸来免于祸患。“罔”是无的意思，“之”代指真诚。如果一个人说话言不由衷，做事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越来越失去作为一个人的本色。

    如果一个人抛弃了与生俱来的“直”，而想要靠着外在的很多小伎俩来混生活，想靠骗术来度过人生的各种关口，得多么需要运气啊！换句话说，不真诚的人，是绝对不能免于祸患的，在面对人生重大考验时，一定会给刷下来。但是有的人明明是烂人一个，却还无灾无祸地活着，那就纯粹属于侥幸罢了！

    世间靠运气活着的人何其多！这里，孔子是在明确地提示我们这一生要选择走什么样的路，那就是坤卦“六二”爻辞所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20.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初步了解德行或学问的，不如进一步去喜欢它；喜欢它又不如乐在其中。”

    在这一章里，孔子指出，一切道德学问的修习，个人的感受一般有这样三个层次与境界：知之者、好之者、乐之者。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初步了解德行或学问的，不如进一步能喜欢它的。“知之者”，指对一个东西的初步了解，最多只是明白了此学此道的大概知识，还没有融入生命之中，没能激发起个人的兴趣。人对任何东西有了一定的兴趣，就到了“爱好”的阶段了。所以，“好之者”，就是对此学此道有进一步的爱好。等到对一种东西有兴趣，甚至有一点痴迷的境界，那就可能属于乐的阶段了。“乐之者”就是“乐此不疲”，比好之者更进一层。“知之者”还有距离，不如真的喜好它。如果真能乐在其中，那就完全是享受了。像孔子那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到了“乐之者”的境界了。

    很多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宗教家，在他们的研究或信仰登峰造极之时，都容易产生高峰体验，他们也可以称得上“乐之者”。

    21.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中等资质的人有心上进者，就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的人自甘堕落，就没办法告诉他高深道理。”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语”，读yù，告诉的意思；“上”，是指高深的道理。人天生在根器方面就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成上等资质、中等资质与下等资质。中等资质的有心上进的人，就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因为这样的人一直在努力求进步，给他讲高深的道理，他完全可以理解。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资质的人如果自甘堕落，就没办法告诉他高深道理。孔子在此强调人立志是关键。可能大多数人天生都属于中等资质，但只要你愿意上进，人的领悟力就可以不断提升，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自然能够理解。

    22.樊迟问知（同“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老师怎么做才算明智。孔子说：“全力以赴做好分内之事，对鬼神心存敬畏并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可以算明智了。”樊迟又问仁的问题。孔子说：“行仁的人要先付出艰苦的努力，能够以后有所得，这便可以称得上行仁之路了。”

    樊迟即樊须，字子迟，鲁国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论语》中就是一副笨笨的样子。字“子迟”，字如其人，感觉超迟钝，属于常挨老师骂的那种学生。冰雪聪明与他无缘，只能经常帮老师赶赶车什么的。名“须”，“须”有等待的意思，《易经》中第五十四卦归妹卦第三爻“归妹以须”，“须”即等待。迟就是慢，须即等待，可见樊迟有多迟钝。对于这种人，孔子同样不放弃，一样施教，多给他一点时间，耐心教化他。

    樊迟很希望自己能有智慧，孔子告诉他首先就要“务民之义”，即全力以赴做好分内事。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务实第一，当下或者今生今世最重要，不在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浪费聪明才智。其次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即要敬重鬼神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古至今，很多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喜欢怪力乱神，爱追究前世今生。孔子对子路就讲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最重要的是先做好一个人，要重视务实。

    “敬鬼神而远之”，其实就是给儒家思想定了个调儿。注意，孔子并非否认鬼神，而是在强调既然为人，就先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拿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说吧，很多人就是典型的务虚主义。面对那些不合理的现象，不知多少问题需要改造，可是这些人不管不顾，一天到晚谈玄论道，学魏晋时代那些玄学之士清谈、打坐，这种不修今生修来生的做法显然不合儒家的主张。

    樊迟大概听懂了老师的意思，紧接着就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以为“先难而后获”，先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有所得，这就是求仁之路。在《易经·系辞下传》第七章中，对于忧患九卦之一的损卦则说“先难而后易”，这和“先难而后获”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一个有爱心、有核心创造力的仁者，刚开始要求自己奉献，肯定不容易，因为这需要超越自我，等到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修为日趋成熟，做起来就变得自然而然了，也就是得道，实现了“获”。我们做很多事情不都是“先难而后获”吗？如果没有经过一段艰苦的磨炼，是无法抵达一定层次和境界的。一个人如果连身边事都搞不好，没尽一个人最起码的本分，他能把外面的大事情处理得很妥帖？恐怕很难有人相信。如果一个人跟家人、邻居、同事都相处不来，说他心存大爱，有谁会信？儒家精神一定是由近及远的，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

    孔子之所以如此回答樊迟，也是因材施教。换做是别人问孔子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行仁，孔子给出的答案又会不一样，因为“智慧”、“仁”的定义并没有标准答案，孔子从来都是根据每个学生的根器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一章的对答是专门针对樊迟而设的。

    23.子曰：“知（同‘智’）者乐（yào）水，仁者乐（yào）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明智的人欣赏流水，行仁的人欣赏高山。明智的人与物推移，行仁的人安稳厚重。明智的人常保喜乐，行仁的人得享天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的两个“乐”这里都读yào，是喜欢的意思。智、仁、勇为三达德，人生除了要有“仁”的本心，还要有应世的智慧，这很重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有一篇就叫《必仁且智》，一个知识分子，绝对要有仁德的本心，可是必须同时要具备练达、应世的智慧。老好人，或者有洁癖的人，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力。

    “智者动”，有智慧的人，脑筋很灵敏。水是很灵动的，水的意象在儒、道两家有太多了，譬如《道德经》就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仁者静”，一个超安静的人，不动如山，这是仁者。

    “智者乐”，有智慧的人真正乐在其中。明智的人运用谋略，把一些事情用一般人想不到的方法做成，自己也很满意，自得其乐。

    “仁者寿”，达到仁者境界的人生命恒久。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仁者与天地同寿，因为仁就是宇宙秩序的核心。命理学中把人分得很细，很多的类型，很多的格，其中有一个格叫“仁寿格”，此词显然是从《论语》里来的，因为仁者容易寿。在命理中，“仁寿格”的人活得比较长，享寿比较长久，因为他喜欢山，耐得住寂寞，没有太多欲望。

    24.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说：“齐国经过改善，就可以达到鲁国的教化水平；鲁国改善之后，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王道理想。”

    “齐一变，至于鲁”，我们希望国家不只是强大到让人害怕，而是希望它能有软实力，有文化底蕴。齐国所代表的是一种霸道称雄、富国强兵的境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一个调整之后，可以达到鲁国的教化水平。而鲁国在各国中以重视教化闻名。

    “鲁一变，至于道”，鲁国一旦有所改善，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王道理想。鲁国并不是那么完美，距离真正究竟的王道，还有一段距离。

    这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到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在《易经》中，干父之蛊的蛊卦就是代表乱世，“据”就像我们讲的依经解经的“依”，作动词用。我们生在乱世，不能空想，只能面对乱的实际情况，以它为根据地，去改造落实。不能逃避，也不能幻想搞乌托邦，而是要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态度，那就叫“据”。然后是升平世，四海升平，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易经》中的升卦所代表的境界。从乱世的蛊卦，到升平世的“升”卦，只要动一个上爻，乱世就可以改造成升平世，就能够比较理想。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要经过渐进改革，所以孔子才说“齐一变，至于鲁”。等到天下为公的太平世，就是《易经》中的泰卦所代表的境界了。从升卦到泰卦，也只要变一个初爻，初爻代表的就是基层、民间，意思是要还政于民，不要压榨老百姓，要重视老百姓，提携他们。

    另外，在《春秋经》里，鲁国就是一个象征。《春秋经》里面叫“王鲁”，“王”就是王道的“王”，作动词，推行王道叫“王天下”。人心所归往的就是“王”。这种和平建设、具有谦和姿态的，就叫“春秋王鲁”。

    表面上看，《春秋》好像是在讲鲁国的国史，其实不是，它是经。鲁国的国史就像《易经》的卦辞、爻辞，只是作为一个象征用的，代表春秋末年，天下已经处于乱七八糟的状态，连鲁国都乱七八糟。所以《春秋经》把鲁国升华了，好像鲁国还保持着一个文化之邦的样子，作为一个比较美好的象征，把它作为一个基地，希望把外面乱的东西通过改造，先往鲁国这边进行。

    25.子曰：“觚（gū）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说：“觚这种酒器已经不像个有棱有角的觚了，这不是个觚了！这不是个觚了！”

    “觚不觚”，“觚”，一种上圆下方、腹部有棱角的酒器。这个东西肯定比较古老，早在孔子时代觚就有点变形了，大概是做觚的人草率，不完全按照古代礼器的规制制作，孔子一直主张名与实要相符，所以才会发这个感慨。

    因为他知道觚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眼前的觚实在是看不顺眼，根本就不像个觚，觚都不觚了。没有觚的形，只有名，随便做一个就摆在庙堂里，还是觚吗？孔子主张正名，至少要名实相符，“觚不觚”，还能叫觚吗？这句话也影射了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乱象。

    26.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同“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请教孔子说：“一个仁者，假使有人告诉他‘井里掉进一个人’，他会马上跟着跳下去救人吗？”孔子说：“他怎么可能连想都不想就那样做呢？一个君子，在觉得自己该舍身的时候一定会义无反顾的，但绝不可能被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陷害。你可以利用君子的善良欺骗他，但是不能用如此荒唐的事情耍弄他。”

    再看宰我。如果说《论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古人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记载这一章是何年何月何日，所以我们不知道其顺序，只知道他们把同一类的摆在一起。宰我问这个问题是在“昼寝”挨骂以前，还是挨骂以后，谁也不知道。

    “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这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宰我有点儿狡猾，也很会讲话，他设计了一个很夸张的情景：作为一个仁者，当有人告诉他，有人掉进了前面的井里，他会不会马上就下井去救人呢？言外之意是：如果他不救，是不是就代表他没有爱心？对于这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比较坚决：“何为其然也？”也就是说，作为仁者，怎么会什么都不考虑就那样做呢？爱心和迂腐绝对是两回事，孔子从不主张一味地去做好人，而是强调行仁要有智慧，“仁”的境界比“智”要高。所以，不能因为没有马上下井去救人，就说这个人没有爱心。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一个君子，在他认为应该义无反顾的时候，他绝对会行动，但是不可以设计如此不合情理的情景去试探。因为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君子可以因为善良被欺骗，但是不可以用这样不合情理的假设来欺骗。孟子也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事欺骗他，不能用违背原则的事来蒙骗他。君子为人刚正，常常会被一些不是很纯正的人欺骗，但是“不可罔也”，“罔”就是不合于道，君子对于不合于道的事是坚决不为的。“陷”，就是陷阱、机关，“可逝也”，该去的自然会去，君子不可能自投罗网，让自己陷于难堪的处境中。当然，偶尔受点儿小骗无所谓，人这一辈子，像到我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被骗过，影响不大，起码能让我看清某些事和某些人。可见，完全不合乎礼、不合乎道的事情，仁者是不会去做的。真正的仁者不愚昧，遇事会有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做好人、行善事，要有智慧，头脑要保持清醒。如果遇事看不透，被人设下局一激，就很容易被别人操纵利用，这样的人当然不配称为仁者。

    讲一个例子吧！我的老师在台湾很有名望，除了拜年，平常我很少去看老师，可是有很多人为了接近老师，会想尽各种办法，当老师的不能拒绝学生，但有些人有时就是君子“可欺也”。有一次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师兄弟们，怂恿我去看老师，众意难推，我想也好，就去了。那一次颇有所获，居然可以跟老师合照，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跟老师合过影（主要是从来没想过要合影），在外面，我一讲自己的师门，别人就问：你有没有老师的照片呢？我说没有，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不需要推广宣传，更不需要验明正身，要照片干什么呢？以前我的同学希望跟老师合照，都被老师骂出去了。所以我更加不会奢望和老师合照了。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拍了合照，好像也很自然，不知是不是老师大发慈悲了。但是之后，我再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一见我就说：你上次带了些什么人来？原来有人把与老师的合影在北京卖药的时候用上了。我只能解释：“哎呀，我被欺了，老师也被欺了，被学生利用了。”还好，我是冤枉的，不是我设计的，老师也没有再说我。我心里当时就有“可欺也”的感觉，这个人如此用心，不会是为了“吃了我的药，精神矍铄”这句广告词吧？

    27.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同‘叛’）矣夫！”

    孔子说：“有志成为君子的人，广博地学习天地间的人文知识，并用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就不会背离人生的正路啊！”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即叛，背离的意思。在孔子时代，“文”就有很广泛的含义，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水有水文。孔子鼓励弟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尽管广博。《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但孔子也提醒弟子同时要防止文饰太过，否则就成了无品的文人，他要求有志成为君子的人要以礼约之。“礼”是指做人的种种规则仪式，学术、事业都有规范。

    《子罕篇》也有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28.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同“悦”）。夫子矢（同“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受邀与南子相见，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有做得不对的，让天来惩罚我吧！让天来惩罚我吧！”

    这一章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唯一有关孔子的绯闻。

    南子是当时著名的大美女，卫国的王后，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孔子并没有主动去觐见美人南子，是南子邀请他去的。作为鲁国的大贤，到了卫国，大概南子也有知人之明，就特地要求召见孔子。而孔子碍于她的身份不便推辞，只好相见。这一见的后果就扯出了子路的闲话。可见，学生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老师的一举一动。“子路不说”，那可是打心底里的不高兴，而不是表面流露的。南子虽为国君夫人，但她的艳名列国都有耳闻，孔子这样的大学者，怎么能去见那个女人呢？这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做弟子的脸往哪搁？

    子路说话不饶人，孔子也急了，只好指天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心有所图，就让上天重罚我。连续两个“天厌之”，估计是把孔子给逼急了。当老师的如果看到这样的场景，恐怕也会战战兢兢，当老师的真不自由，见了什么人，学生都盯着，回来不仅要面对质问，给出解释，被逼急了，还要对天发誓、画押表态，真是难为人师！

    29.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那种境界太高了！现在老百姓已经很少能做到了。”

    “中庸之为德也”，对于中庸之道，很多人认为是三条大路走中间，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庸”就是“用”的意思，中庸就是用中，是不偏不倚，没有过，也没有不及。“其至矣乎”，“至”，最高。“民鲜久矣”，长久以来，一般老百姓已经很少能做到了，因为社会礼坏乐崩，教化不兴。

    一般人的行为总是有所偏颇，不是过就是不及，选择得恰到好处确实很难。所以，我们人就经常会犯错，如果能做到中庸，那就很少犯错了。

    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施助很多百姓又确实能帮助众人，这样的人怎样？可以称得上行仁吗？”孔子说：“这样岂止是行仁，一定是成圣了！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啊！所谓的行仁，就是在自己立足时，也帮助别人立足，在自己通达时，也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与人相处，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

    这一章和子贡有关。有名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出自这一章。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基督教讲“施比受有福”，佛教也讲布施，有所谓的财布施、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施”很重要，人到世上走一遭，总得对别人有所贡献，那就是施。帮别人的忙，帮的时候还要去掉分别心，不能只对特定的一部分人好，要帮到很多的人，这就是“博施济众”。能帮到很多人，救济众生，“何如？”这种人的境界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是子贡提的，也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可谓仁乎？”算得上仁的境界吗？

    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这哪里只是仁的境界，已经是圣的境界了！换句话说，“博施济众”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特别难。不光是“施”，还要“博施”，要有实力济众，还要看有没有机会，通常只有帝王才符合这个条件。“尧、舜其犹病诸”，尧、舜是古代帝王最优秀的代表，连他们都不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呢！

    学无止境，修德也无止境，可见，“博施济众”在佛教里至少是菩萨的境界了。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所谓的仁，就是自己站稳脚跟，也能帮助别人站稳脚跟；自己通达，也能帮助别人通达。“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出来了。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是《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己欲立”是“明明德”，“立人”就是“亲民”，“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如此。佛教中罗汉的小乘境界就是“己欲立、己欲达”，到了菩萨的大乘境界就是“立人、达人”了。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从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出发来思考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就算得上是为仁得法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子贡谈的“博施济众”境界太高，孔子认为，没必要如此好高骛远，只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可，就这么简单。如今，这个准则几乎是华人世界的定律了，就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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