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习气、欲望，使行为回归到符合常理的地步，就称得上是行仁了。每一天都能够做到战胜自己，并回归常理上，那全天下的人都会称赞肯定他的仁德。行仁不是靠自己才能做的事情吗？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请教老师可执行的条目是什么？”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机敏，但一定要照着您说的做。”
《颜渊篇》第一章实在是太有名了。
“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学过《易经》的人对“仁”的理解就不会像一般人那么浅。《易经》复卦（こ）卦象最底下的阳爻就代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力量，就像果实的种子——核仁，那是核心的创造力。“仁”就是如此。
“仁”首先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为礼本”。其次，“仁”字还指群己关系。再次，还有核心的意思，像果仁，那是生命的种子，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第四是“仁”表现了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即“仁”字左边是“亻”旁，右边的“二”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可见，人的爱心不能只用在人身上，还包括敬天畏地等。
“颜渊问仁”，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部分。《论语》中到处都有弟子问仁，孔子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不一样，关键要看提问的人是谁，因为“仁”本来就有很多方面的意涵。这些弟子中，只有颜渊问的时候，孔子的答案才最具有代表性。
“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回答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习气、欲望以使行为回归到常理的地步就算是行仁了。“为仁”没有为“仁”定义，不是说“克己复礼”是“仁”。“为”字在这里是动词，是“行仁”。孔子认为，“仁”说起来很缥缈、宽泛，所以不能讲，只能做，要在实践中实践仁德，表现爱心，爆发创造力。怎么践行？就是要跟我们与生俱来的欲望、业障天人交战。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交战中取胜，就能实现《易经》中复卦的“见天地之心”，拥有你本性中具备的核心创造力。依照《三字经》的说法，本来是“人之初，性本善”，不需要“复”就能“元亨利贞”的，但是随着人的成长，世俗的习气沾染渐多，环境的熏陶不同，大家才变得“习相远”的。
“克己复礼”就是要把实践仁的标准回归到常理的程度上，也就是“礼”上，当然所有的礼都是根据“理”定出来的，《易经》中有履行实践的履卦。注意，道理的“理”，礼节的“礼”，履行的“履”，都是“敦笃实践”，三个字在古代音同、意同，这就是所谓的“音训”。可见，所有的礼都不是来吃人，也不是来限制人的，它们都是从道理出发，需要大家去履行实践的。人的年龄越大，越能感觉到很多习气、欲望需要超越，只有把坏的习气剥除干净，剥极而复，核心的东西才能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行仁”。孔老夫子对颜回的问题回答得很到位。
那到底该怎么行仁呢？“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指每一天都能够做到战胜自己并回归到常理上，那全天下的人都会称赞肯定他的仁德。“一日”即日课，就是“终日乾乾”的意思，需要自强不息，每一天都得做。《易经》中有恒卦，一日心为“恒”，这在《论语》中到处都是根据。今天这样做，明天这样做，后天也这样做，每天都要做，日积月累下来就不得了了，功夫就纯熟了，“天下归仁焉”，影响就会很大。“天下归仁”有两种讲法，一个是都称赞这个行仁成功的仁者，把好东西给他，是称赞的意思；另一个“天下归仁”的“归”是“复”的意思，不能只一个人“克己复礼”，还要做好表率，影响天下人都开发自性，统统都“克己复礼”，使得人人可以成佛。“复”跟“归”是一个意思，都是回归基本面，重新反省自己的本来面目，剥除世俗习气的干扰。这样一来，“天下归仁”的影响就很大了，每个人每天都“克己复礼”，最后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全天下都“克己复礼”，都复归于“仁”。这种讲法比较宏大，是一个教化的大推广。
另外，“复”和“归”都有反省的意思。《易经》中的讼卦第二爻和第四爻的爻辞中都有“不克讼”，第四爻“不克讼”——败诉之后，要“复即命”，用的是“复”的概念。第二爻则是“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要钻到地洞之中。二与四同功而异位，都是要复归，“不克讼”之“克”是“克己复礼”的“克”，在没有战胜自己负面欲望的拖累的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做？人的理智常常是没法战胜欲望的，所以讼卦的二爻、四爻就告诉我们，人也会跟自己起诉讼，也就是自我批判，你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复即命”和“归而逋”。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行仁是靠自己才能做的事情，难道还能靠别人吗？论文可以由人代写，管理可以授权别人代管，可“为仁”则完全要靠自己，老师不能帮你，再亲近的人也爱莫能助。这里，孔子的回答代表对颜回的重视，认为这个学生问到了问题的核心，问到了关键处，孔子也就倾囊以授。
依经解经
“一日”两字特别亲切，《大学》讲日新又新，人生修行得每天干，日积月累，成就自然可观。《易经》中的恒卦，古版“恒”字少去底下一横，取“一日心”之意，以替代“亘古心”之难能，很有深意。
“请问其目”，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颜渊就进一步请教老师可执行的条目是什么。前面讲大纲，纲举目张，还有很多具体的条目。三纲领、八条目不就是《大学》吗？整个修身的网就出来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叫三个纲领；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颜回锲而不舍，请求老师再讲具体一点。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句话是千古名言，被后世理学家奉为圭臬。总的来说，就是不合乎礼的事情不要做。《易经》的大壮卦《大象传》称“君子以非礼弗履”，也是说不合乎礼的事情不要做。“大壮则止”，因为“大壮”血气方刚，像发情的公羊一样，容易“触藩，羸其角”，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最容易做“非礼”的事情。
总的讲是“非礼弗履”，具体地讲，不能做什么呢？视、听、言、动，这四种不合乎礼的统统都不要做。“克己复礼”，一定要排除负面的干扰，既然是不合乎礼的，视、听、言、动就会受诱惑。我们天天在讲话，在做，在看，在听，要一点一点地消除负面干扰，慢慢就能接近真理。这是教人实践“仁”，要从少接触坏的事物开始。《论语》流传得久了，“非礼”就变成了一个名词。现在的女孩子被骚扰了，就叫被“非礼”。
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碰到“非礼”的事情不要视、听、言、动呢？肯定是曾经视、听、言、动过，结果挨了巴掌，下一次就不敢再看了。小时候，父母常说，如果总看不该看的东西，眼睛就会长“针眼”，“针眼”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长出来的吗？应该不是。但是，小时候听过的这类说法太多，比如不要把脚在人的头上跨过，有时连影子都不行，这样的话别人就会长不高，这种说法有科学根据吗？当然没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大人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道理，只好设定一些可怕的结果让你不能随便视、听、言、动。
孔子与颜回一来一往的问答很精练，由纲领到条目，由抽象到具体，最后颜回心悦诚服：“回虽不敏，请事斯语。”意思是，我虽然智慧不是那么高，不够机敏，一定照着您说的做。我们前面讲过“敏于事而慎于言”，“敏”的意思是根器好，一点就透。
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请教如何行仁这个问题。孔子说：“走出家门，像是要去接见重要宾客一样；使唤百姓，像是要去承办重要祭祀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把它加在别人身上。在诸侯邦国，不会落得有人怨恨，在大夫之家，也不会落得有人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够聪敏，也会努力照着这样去做。”
仲弓就是冉雍，位列孔门德行科第四名。孔子曾赞赏他：“雍也可使南面。”
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问“仁”，给出的答案统统不一样。这是因为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对象的性格禀赋不同，答案肯定不一样；就像中医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必须开出不一样的药方。对根器不够的人讲太高深的道理，会增加他的挫折感，最后也没有效用。对于冰雪聪明的人，讲得太肤浅了，等于没说。所以对于如何行“仁”这个问题，孔子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仁”本来就是动态的概念，从人的性到人该走的路，再到人能抵达的境界，本身有着无限创造力。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走出家门，像是要去接见重要宾客一样；使唤百姓，像是要去承办重要祭祀一样。这是讲人的态度，首先要做到恭敬。兵法家吴起曾说：“出门如见敌。”因为，他经常研究如何作战，到战场，就要遵守丛林法则，即一出门就要有敌情意识，看人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要有戒备心。那是兵家的视角。儒家的立场显然要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走出家门，是要去交朋友的，所以，人要存敬守礼，态度就好像是我们要去见一个重要客人似的。很敬慎，不能有半点散漫。这就是行仁的一种表现。“仁”，“人”与“二”相结合，其实就是人际的互动，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有爱心的、有创造性的互动关系。“出门如见大宾”描写的就是互助合作，化干戈为玉帛。“使民如承大祭”的“使”有役使、使唤的意思，说明仲弓可能是有官位的，所以孔子进一步告诉他，当你发号施令调遣民工时，要审慎。因为百姓要种田，不要耽误他们的生产，也不要压榨他们，反而要像去办祭祀一样，心存敬慎。孔子在此告诉仲弓，行仁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还是存敬守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把它加在别人身上。这八个字有绝顶的智慧与深意。这是最合乎人性的，也是最实际的心态，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大家所想要的、所喜欢的不一定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从人的需求层次来看，大家所不喜欢的很容易一样。譬如，每个人都不喜欢别人看不起自己，不喜欢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不喜欢被人所伤，那你怎么这样去对付人家？从这里出发，你不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不要怎样对待人，那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譬如，一位女士在她做媳妇的时候，不希望婆婆欺负自己，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她又往往去欺负自己的媳妇。我们如果从“己之所欲”出发，“而施于人”，那就更麻烦了。因为，有时候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譬如，美国认为自由民主是最好的形态，它就认为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应该放弃它们原先的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那凭什么？你喜欢那种民主，怎么可以强迫人家也喜欢呢？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结果很可能是不讨好，易落怨恨。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一定行得通。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诸侯邦国，不会落人怨恨；在大夫之家，也不会落人怨恨。这是从人际关系效果来看最为理想的，因为你实现了创造性、和谐性的人际关系。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仲弓说：“我虽然不够聪敏，也会努力照这样去做。”我这一辈子就把老师跟我讲的这些话当成座右铭了，既然信受了，就去奉行。
3.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说话时慢吞吞的。”司马牛又问：“说话慢吞吞的，就可以称得上行仁了吗？”孔子说：“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很难，难道说话不应该慢慢讲吗？”
前面两个好学生都问了如何行仁的问题，下面轮到司马牛了。司马牛名耕，子子牛，素有多言而躁的毛病，也是孔子的弟子。通过他的问仁就能看出他与颜渊、仲弓的差别了。
司马牛一看同学争相提问老师什么叫行仁，也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只回了他一句话。孔子觉得他是个笨学生，讲太多，他也不懂，就只针对司马牛的个人毛病与期望来回答他。
“仁者，其言也讱”，“讱”就是忍于心，话到嘴边留半句，有话慢慢说。因为言多必失。真正行仁的人是“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只有言行稳重，才能更好地表达爱意与善意；还有“仁者乐山”，行仁的人要像山那样含蓄静默，而有气势。老子也说：“悠兮其贵言。”人不能耍嘴皮子，尤其不能逞口舌之快，因为“刚毅木讷，近仁”。在孔子看来，司马牛要想行仁，先要养成讲话谨慎的习惯，修炼得不再那么急躁了，再进一步干别的。所以，对司马牛的问仁，孔子就不再像回答颜渊与仲弓时那样丰富、高深了。
“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司马牛很失望。他可能之前也看过颜回、仲弓两位师兄向老师问仁的笔记，老师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堆，连子贡都得到了老师给出的座右铭：“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对于老师给出这个简单的答案，司马牛心中就有点纳闷：行仁这么重要的功课，内涵只有少讲话那么简单吗？他肯定私下里想：老师是不是在敷衍我呢？
“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孔子就说，怎么？你还不满意？要知道做到说话谨慎这一点也很难，因为这要先养成这个习惯。孔子言下之意是，你司马牛的习气就是多言毛躁，但你自己没有认识到，难道你还要继续夸夸其谈吗？
4.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之谓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君子。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也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司马牛又问：“不忧愁，也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得上君子吗？”孔子说：“内心深刻反省而感觉自己没有毛病，还忧愁、恐惧什么呢？”
司马牛可能是个心思很重的人，问完仁之后，不甘心，又问何谓君子。
“君子不忧不惧”，孔子之所以这样回答司马牛，就因为觉得这个学生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心理包袱很重。孔子认为人生最值得忧虑的应该是自己的恶习与毛病，而不应该整天患得患失。我们知道，孔子自己担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言下之意，司马牛要想成为一个君子，要先修炼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可以让自己忧虑，不再畏惧改正自己的过错，即“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才是造就君子的真正起点与方向。可见，孔老夫子特别擅长对症下药，他明白司马牛身上的习气浸染很深，所以，不跟他讲什么高深道理，先让他摆脱束缚，把“心贼”除掉，否则，跟他讲什么高深的道理都没有用。
5.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面带忧色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像样的兄弟。”子夏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死与生各有其命运，富与贵由天决定。’君子能做到态度认真，言行无过失，待人不懈怠，又能遵守礼节，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做你的兄弟了。一个君子，又何必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呢？”
“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司马牛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可见，司马牛所担忧的确实不是天下事，他忧虑的是自己有个坏兄弟。这里的“亡”通“无”，不是说兄弟死了，也不是没有，而是觉得自家兄弟不走正道，觉得自己很孤独。传说宋国大夫桓魋是他的哥哥，曾参与宋国叛乱，失败后逃跑，司马牛也被迫离开宋国，逃亡到鲁国。他看到别人都有好兄弟，彼此和乐，像一群鸿雁一样互助成长，而他却没有这样的兄弟，就觉得上天对他不公。遭遇这种人伦之变，他觉得自己很惨，认定自己缺乏手足之情而自怜自哀。他在同学们跟前一定发了很多牢骚，一定是满脸忧虑地一天到晚啰唆，所以孔子提醒他“其言也讱”。这一次他不敢跟老师说了，就又跟大师兄子夏去唠叨。
“商闻之矣”，子夏说，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供你参考。后面的话都是子夏听来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生有些东西是天命所定的，不能妄求和强求，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路，你何必那么忧虑呢？“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君子只要态度认真，言行无过，待人恭敬，遵守礼节。前半句是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后半句是待人接物要有恭敬之心。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是如果做到以上两点，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是你的兄弟。谁说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兄弟？人不能太小气，要有大气魄，活得心灵宏阔一点。就算有同胞兄弟，长到这么大了，接触也比较少了，他是他，你是你，他为人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好忧虑的？子夏在安慰司马牛的同时，也给他指出人生的方向，让他尝试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做好自己能够把握的事。人生重要的不是握一副好牌，而是如何把坏牌打好。
“四海一家”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正所谓“远近大小若一”，意思是离得远的，靠得近的，比较大的国家，比较小的国家，都像一家人。这是典型的华夏思想。“华夏”一词的意思，就是到最后阶段，把整个“夏”的思想，一个高级的文明普及到全球，让“夏”之文明“华”于天下，处处开花。一个同心圆往外扩散，结果当然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华夏”。
6.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zèn），肤受之愬（sù），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请教怎么样才算是“明”的境界。孔子说：“慢慢累积的谗言与切肤般的毁谤，在你那儿都行不通，就可以称得上明智了。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说是远离小人了。”
“子张问明”，子张请教人怎么样才算是“明”的境界。孔子讲得很深入：“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指像水一样慢慢渗透，水滴石穿，小人这种渗透功夫阴柔得可怕。“谮”指谗言，即别人所说的坏话。有时候坏话多讲几次，就可能使人产生化学变化。“肤受”指肌肤所受，利害切身，就如《易经》中的剥卦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肤受之愬”的“愬”同“诉”，《诗经》就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意思是我刚要申辩，正赶上他在气头上。而这里是指有人在你面前进谗言，搬弄是非。曾子的妈妈听别人说曾参杀了人，开始不信，别人讲了三次后，她竟然相信了，赶紧跳墙逃走。“明”就是对别人的用心看得明白，有定力，不会被蒙蔽。这一整句话的意思是，慢慢累积的谗言与切肤般的毁谤，在你那儿都行不通，就可以称得上明智了。真正的明智之士，不会受骗，不会被蒙蔽，对于是非看得准、看得透，心头雪亮，认得清自己，也不会看错人和事。“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明智的人，一眼就能看透别人的把戏，对来自别人的毁谤与控告就会无动于衷。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什么叫“远”？就是远离小人。诸葛亮《出师表》云“亲贤臣，远小人”，小人好搬弄是非，其心可诛，是祸害。对于谗言和诽谤能无动于衷，说明这个人可以远离小人。老子《道德经》中有“自知者明”、“见微曰明”、“知常曰明”，《尚书》有“视远惟明”，远是明的最高级别。小人到处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要轻易得罪。对于这种人，只要心里有数，不理他，让他没发挥的渠道。《易经》遁卦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君子对于小人采取远离的方式，虽然没有表示厌恶，但本身就是对小人的严厉警告。因为这种进谗言的小人，都会很在意讲话的对象对自己的感觉。对小人的憎恶不要表现出来，但让他知道，你本身就是铜皮铁骨，像一堵城墙一样没法子渗透，小人就不得不悻悻而退了。
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说：“要让老百姓能够吃饱饭，要使国家军备充足，要让老百姓讲究诚信。”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发展军备可以先去掉。”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要去掉这两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过度发展经济。自古以来，人难免一死，但如果老百姓不讲诚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这一章是关于子贡的。子贡问，怎样才能搞好政治。他对从政很有兴趣，也具备这方面的天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是三件事情，当然三者间也有因果关系。第一个是“足食”。民以食为天，关乎民生的经济最重要，所以《易经》中需卦排在卦序的前列，《大象传》称“君子以饮食宴乐”。让老百姓吃饱饭，是对当政者最起码的要求。第二个是“足兵”。一个国家不能只是经济发达，还要具备国防的军事实力。“足”是刚刚好的意思，养太多兵则是穷兵黩武。像美国的兵力，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说就太多了，每年要花那么多的钱，就算现在已经削减下来，每年也还有七千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一个国家要花掉全世界军费的一半以上，显然是“足”过了。当然，绝对不能不足，不论多大的国家，富国强兵是基本的生存条件。第三个是“民信”，就是要老百姓讲诚信，即要有文化教养，要富而好礼。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很有意思，开始论辩了，如果这三个方面同时具足的话，可能办不到，一定要去掉一个，哪一个是最先可以去掉的？孔子说“去兵”。这完全正确，因为人不能不吃饭，万一没有办法筹措那么多的军费，可以先减少这方面的预算。子贡接着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这是典型的子贡风格。他继续追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要去掉哪一个呢？“去食。”“去食”不是不让老百姓吃饭了，而是指不要花那么多的钱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很重要，诚信是立身之本。《易经》中的中孚卦，就是讲诚信；需卦虽然是讲发展经济，但它的卦辞前面有两个字——“有孚”，说的就是人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民无信不立”，人一旦没有了诚信，站都站不起来。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地扩充军备，单纯地发展经济，老百姓完全不讲礼与信，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也无法存在下去！
8.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kuò）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做到为人质朴就罢了，为什么要讲修饰呢？”子贡说：“真遗憾，先生您竟然是这样理解君子的呀！即使有四匹马同驾，也追不上您舌头的这一次闪失了。外在修饰和内在品质其实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修饰，光有本质，那么虎豹的皮就像犬羊的皮一样的价值了。”
棘子成是卫国的一个大夫。他不是跟孔老夫子说，而是跟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说，这里谈到了“文质彬彬”的问题。
“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君子只要做到为人质朴就罢了，为什么要讲修饰呢？《易经》中的贲卦就谈到“质”与“文”的概念，“质”代表人的本质、内涵，“文”代表外在的包装、修饰，指文化教养。“质”当然重要，可是太偏重本质，人就显得粗鲁。君子若去掉了文的修饰只存本质，就与小人没有什么区别。
“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子贡说，真让人遗憾，您竟然是这样理解君子的！即使有四匹马同驾，也追不上您舌头的这一次闪失了。“驷不及舌”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意思差不多。四匹马同拉一辆车称为“驷马”，马跑得再快，也没有说话快。这里的意思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话一出口，是追不回来的，所以说话要谨慎。子贡认为棘子成看法有偏颇，认为君子还是要文、质并重，因为他听老师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文饰与质朴对君子同样重要，两者皆不可偏废。如果去掉文饰，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就没有任何区别。子贡以此来比喻说明，一个君子既要有内涵，又要有文饰；既要有好的自然品性，又要有教养。在此，子贡主要警告棘子成，不要轻易诋毁圣人的教诲。
9.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与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
鲁哀公向有若请教说：“国家因为灾荒，用度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采用抽税十分之一的办法？”哀公说：“抽税十分之二，我还觉得不够，怎么能抽税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道：“老百姓富足了，国君哪能不够用？老百姓都吃不饱，国君怎么能得到满足？”
这一章跟有若有关，关于有若的没有多少篇。鲁哀公是孔子的老板，孔子是在鲁哀公十五年过世的，这次哀公不问孔子问题，而是问他的徒弟有若。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因为灾荒粮食歉收，估计鲁哀公是手头紧，想奢侈一番，苦于没钱，于是想问有若有无生财之道，有若则从民生的角度回答。“彻”是春秋时期的税收制度，“什一而税谓之彻”，即收取百姓收入十分之一为税收谓之彻。用《易经》损卦的第一爻“酌损之”来说，就是减税，税赋不能太重，否则会影响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应该藏富于民，所以一直到现在减税还是各国政府很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
后面这句话已成名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不愧是孔门的大弟子之一。孔子死后，孔门很多弟子拥护他出来扮作孔子，但因为他的威望不足，没能成功。但有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合乎儒家本色的，完全是务本之论。老百姓富足了，国君绝对会足；如果全国都民不聊生，你的税源从哪里来？那不就是《易经》中否卦的象吗？下面整个都空了，当然就是“否”，在上位者再富有，也没有用，因为不会持久。如果下面很富足，就算上面暂时空了，将来肯定会回馈给你，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在上位者为了自己的享受，拼命抽税，如果赶上战争，就更是民不聊生。
依经解经
《易经》损、益二卦讲国计民生、收支平衡，初爻都强调公平税负的重要，《彖传》谓：“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有若不愧孔门佳徒，深知为政之理。
至于为什么鲁哀公问有若而不问孔子这个问题，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在孔子过世之后，那时已经没有老夫子可以问了。也许那段时间有若刚好被同学们弄出来扮孔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若在，也一定会这么回答鲁哀公的。
10.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张请教如何增进德行以及分辨自己的迷惑。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去做该做的事，这样的态度与做法就是增进德行。喜欢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点死去；对同一个人，既要他活着，又要他死去，这样就是迷惑。”
这一章还是子张请教孔子问题，看来，子张确实爱问问题。
“子张问崇德辨惑”，“崇德”的“崇”是累积、增进之意。积德行义，德行日积月累，做该做的事，这就是进德修业。“辨惑”的“惑”是迷惑、困惑等。“惑”字由“或”与“心”构成，说明心定不了。孔子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对于惑能够分辨得很清楚，就不惑于欲，对一切诱惑都定了。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有时候我们难免陷于各种各样的“惑”，而这个“惑”常常是一些不恰当的欲望蒙蔽了我们的理智，导致我们缺乏自信，判断力下降，才会产生人生的诸多困惑。面对这些困惑，怎么分辨呢？人生的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主观执着，总认为自己对，刚愎自用，别人提的意见不接纳；另一种是感情用事，失去判断力。《易经·坤卦·文言》说“由辨之不早辨也”，在事情的征兆出现之前，就要警觉，不至于在事情发生时而迷惑。佛家讲要看得透，就要搞清楚谁是佛、谁是魔，否则稍微分辨不当，就会误入歧途。
子张问如何积德，提高我们的修为，如何明辨世间种种的假象。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尽己之谓“忠”，与别人交往，说到做到就是“信”，增进德行要以忠信为主。一个行，一个言，都不要自欺，更不要欺人。还有“徙义”，“徙”即把心思迁移到善的地方，“义”是应该的、适宜的。怎样做最合适，就往合适的地方调整，要迁善，即“徙义”，这就是《易经》中的益卦《象传》所云：“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因为人的行为经常会偏离正道，隔一段时间要调整到最合乎“义”的所在，即在行为上要养成为善的好习惯。这就是“崇德”。一个是日积月累，日进无疆，积累德行；一个是灵活地去做善的事情，同时也接受环境的变化，该调整就调整。“人挪活，树挪死”，人是可以改变的，调整一下有什么关系，要不然如何修行呢？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句话意思不用翻译我们都知道，很白话。我们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不是感情用事？人就爱犯这个毛病。我喜欢的人，希望他长寿；我讨厌这个人，恨不得他明天出门遇车祸、坐飞机遭空难，什么恶毒的想法都出来了。一己好恶，完全凭感情用事，“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这是人生最大的惑。
依经解经
《易经》益卦内震外巽，内震中心有主，外巽权变无方，《大象传》即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崇德日有进益，正合主忠信、徙义之象。即崇德须以忠信为主，再视时宜，机敏调整应世的方略，以迁善改过。又，损卦《大象传》：“君子以惩忿窒欲。”孔子继崇德之后，又以人情的弱点阐释辨惑。一般人总是有主观的爱憎，喜爱的人，就希望他活着；讨厌的人，就恨不得对方早点死掉；原先喜爱的人，一旦感情生变，转为恨之入骨，又不希望他活着。这是人情极大的迷惑！《大学》所称“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谈何容易？当然是“天下鲜矣”！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更妙了。原先喜欢他的时候，希望他万寿无疆，后来感情生变，因爱生恨，又“恶之欲其死”。面对同一个人，因为感情生变，原来爱得惊天动地，后来恨得也惊天动地。那到底什么时候的感情是真的？人情还可以依靠吗？人的理性哪里去了呢？“是惑也”，这确实是自己内心很大的迷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辨惑”。
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咨询行政的要诀。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说：“这话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不缺粮食，我能够吃得成吗？”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此事当在孔子三十多岁时。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似简单，却是“名”与“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君臣父子，每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要各尽本分，各得其所，社会才能运转正常。譬如，君如果事臣以礼，臣就事君以忠。
齐景公听了这句话，非常高兴：“善哉！”这话讲得好呀！“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成吗？齐景公从孔子的回答中，反推出如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伦常失序，那肯定会天下大乱。即便国家富足，如果社会秩序失常，组织伦理崩盘，君臣父子岂能和谐，百姓岂能安居乐业？
据说，齐景公本来想起用孔子，因为晏子从中作梗，最终没有任用。孔子对齐景公的评价不高，说齐景公有马千乘，遗产不少，但是死后没有值得后人怀念之处。换句话说，他做人、做国君都很失败，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12.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依据一面之词，就可以判断案件的，大概就是仲由吧？”子路答应别人的事，从不拖延。
“片言”指一面之词，“折”是判断的意思。一般来讲，法官审案要根据两造之词，即原告与被告的陈诉，才能判别是非。因为大多数时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必须以证据说话。但是像子路这样的高手，“片言可以折狱”，只要听了一面之词，就可以判定是非。
子路是快人快语的性情中人，不仅断诉讼果断，还“无宿诺”，答应人的事情从不拖延。
13.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说：“裁决诉讼案件，我与别人差不多。如果有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但愿让诉讼案件完全消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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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讼”，就是听人告状。孔子曾任大司寇一职，主要任务就是断案，但他好像不怎么喜欢，认为自己断案的能力和同行差不多。孔子断案能力真的一般吗？非也，他断案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案，而是“必也使无讼乎”，他希望整个人间无诉讼。这是孔子的一贯立场。为政者如果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自然就没有争夺之事发生，也不至于涉讼了。也就是说，孔子希望从教化入手，让大家不要产生诉讼的争端，诉讼大多是双输，很少有真正的赢家。
讼非美事，最好能弘扬教化，减少或止讼。《易经》讼卦以止讼为根本之策，认为“讼不可长”，化解争端才是最高的智慧。丰卦《大象传》称：“君子以折狱致刑。”卦辞强调宜日中，《彖传》讲“明以动”，司法审判须大公无私，勿枉勿纵。贲卦《大象传》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行政权应尊重司法独立，不可介入影响审判。
14.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坚守在职位上不倦怠，行事作风要切切实实，全力以赴。”
又是子张问，这次问的是政治。“居之无倦”，“居”就是固守，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职务角色，始终如一，不能始勤终怠。“行之以忠”，施政于民的时候，要切切实实，全力以赴。
这里孔子肯定是针对子张的弱点讲的，子张是个“官迷”，他的弱点是说得多，干得少，做事不易坚持到底。确实如此，喜欢讲话、大言不惭的人，大多虎头蛇尾，很难做到持之以恒。
15.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此章与《雍也篇第六》重复）
16.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帮助别人完成好事，不帮助别人完成坏事。小人的做法正好相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能处处看到人生的光明面，不仅能乐道人之善，还鼓励助力他人的好事，决不助纣为虐、助人为恶。即使不能遏恶扬善，也要俭德避难。“小人反是”，小人正好相反，心思专门搞坏事。因为他们的嫉妒心很重，见不得别人好，有时还助纣为虐。
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回答说：“政治的含义就是正呐。您带头行为正派，谁敢不正派呢？”
这一章开始，连续三章都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毫不客气，就像指导后进一样。
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他的家族实际掌管鲁国的政局。他这里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从来不惧怕有权势的人，你敢来问，我就跟你讲真话，而且讲得非常直率。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治的含义就是正。您带头行为正派，谁敢不正呢？“政”字的左边是“正”，加上右边的“攵”字，就是加把劲的意思，即全力以赴向着“正”行动，毫无保留。我们常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里孔子分明是在骂季康子，意思是你本身就不够正派，还能指望臣民正派吗？因为季康子是当时有名的权贵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自己本身的修养也很差。
孟子曾说过：“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意思是不行仁的人处在高位，行为恶劣，就是将他的恶散播给广大群众。
18.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担忧他的封地上偷盗泛滥，就向孔子请教对策。孔子回答他：“如果您不是有那么多贪欲，即使你奖赏人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做那些偷窃之事。”
季康子也真是多事，人也不咋的，难怪治下的地方会那么乱。因为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对于季康子担忧的盗患问题，提出了十个字：“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依经解经
“政”字左边即“正”，右边为“攵”，音扑，轻击之意。政治就是加把劲儿推行正道，欲拨乱反正，带头的本身必得正。《易经》解卦第三爻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贞吝。”《小象传》云：“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居上不正，等于诲淫诲盗，教导人民犯罪。有人欺世盗名，有人大盗盗国，给人世间带来好多祸患。
《大学》论齐家方能治国时，亦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自己做到了，再要求别人；自己没毛病，才有资格训人。
这句话弦外之音就是，你季康子本人的贪欲太重，别人当然有样学样，在上位有权势的，“抢”大的，小老百姓就“抢”小的，以致整个社会盗贼横行。孔子是在提醒季康子，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那么贪婪，还有脸问用什么办法消除盗患？大盗盗取的是国有资产，小盗盗取的是个人财物，性质都一样，正如孟子所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季康子在年龄上算是孔子的孙子辈，但是，他当时年纪轻轻就执掌政权。孔子用这样的话回答季康子，实际上是在教训他。
19.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说：“如果杀掉作奸犯科的人，来亲近走正道的人，这样做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主持政事，干吗要用杀的办法？只要您有心行善，百姓自然就会随着行善了。在上位的人的德行表现，像风一样；在下位的人的德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加在草上，草一定伏倒。”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这是季康子再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他问道：如果杀掉作奸犯科的人，来亲近走正道的人，这样做怎么样？“无道”就是所谓的刁民，然而不要忘记，刁民都是由良民变化来的，难道把现有的坏人杀光，社会上就再也没有坏人了吗？这种认识真是既幼稚又愚蠢至极。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回答道，您要治理百姓，怎能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要是有心行善，百姓就会随着变好。孔子还进一步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位的人的德行表现，像风一样；在下位的人的德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倾斜、伏倒。孔子用比喻，意在强调领导人作风的重要。在上位者只要德行好，就像风吹在草上会产生明显效果，教化之风向东吹，百姓自然往东倒；往西吹，百姓自然往西倒。简言之，就是“风动草偃”。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根本信念，即在上位者要用德与礼来教化百姓。
20.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请教说：“一个读书人如何才能算得上通达？”孔子说：“你所谓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诸侯之国做官，有声名在外，在大夫之家任职，也声名显扬。”孔子说：“这是成名，不是通达。通达的人，品性质朴，正直好义；能随时体察别人的言语和神色；自己又思虑周详，态度谦逊。这样的人，在诸侯之国任职，必定通达；在大夫之家任职，也必定通达。至于出名的人，表面上像个仁者，实际做出事来都与仁相违背，还自以为是，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样的人，在诸侯之国做官必定成名，在大夫之家任职也必定成名。”
子张这个弟子，我们先要了解他。他首先很年轻，当时二十岁左右，一直有强烈的入世之心，是个“官迷”，又极虚荣。曾子很看不惯他，曾说过：“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也就是说子张气势太盛，虚夸，常常假模假式，一点也不内敛。曾子也好，子游也好，都不喜欢子张。尤其是曾子，一直是比较内敛的，所以，孔子这次就借子张发问之际来告诫他。
“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张向孔子请教，一个读书人怎样做才算得上通达？“达”，按现在的意思就是在社会上很能吃得开。
“何哉，尔所谓达者？”孔子说，你所谓的“达”是什么意思？孔子首先是要让子张澄清自己所说的概念，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要问的问题内涵到底是什么，我就很难解答。就像我们习惯用《易经》就某个问题去占卦，首先要把你的问题搞清楚，越明确越好。
“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张回答说，在诸侯之国做官和在大夫之家任职，都能声名显扬。“是闻也，非达也”，孔子认为，子张说的是成名，不是通达。要从一个读书人的立场出发，靠努力进修来追求通达。如果认为“达”就是有名，到哪里都能闯出字号，那绝对是搞错了。
接下来，孔子就针对子张爱虚夸的弱点，给出了一些详细指点。因为子张比较虚夸，所以他会很在意个人知名度，而把“闻”（也就是知名）混淆为人的通达。社会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头条新闻。人要出名太容易了，包装自己，多上媒体，上一次央视头条，不就可以了吗？但要做到真正的通达，那太难了。
把“闻”和“达”区分开很重要。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可能只是在学校里教书，或者在社会上默默做很多善事，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可是他们很达观，对很多事情都想得开。这才是真正的通达。再看看报纸杂志上，演艺圈艺人的版面，知道他们的人可能很多，那些人能都算得上达吗？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通达的人，品性质朴，正直好义，非常善于通过别人的语言和行为来体察对方的内心需求，思维缜密，态度谦逊。这样的人，无论是在诸侯之国当官，还是在大夫之家任职，都一定会通达。
“质直”，本质很正直，绝不矫揉造作。“直”字下面加上两点就是“真”，直的人就叫真，不虚伪。“好义”者，不独善其身，还喜欢帮助人，见义勇为。什么叫“察言而观色”？就是要有眼力见儿，随时保持一颗敏感的心，不要在最不恰当的时候讲别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察言观色就是体谅、理解人家的心情。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学会观察别人的言语和脸色，这是最起码的处世智慧，这也是“达”。“虑以下人”，就是深思熟虑，甘为人下。通常那些名声很大的人，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认为别人都是小角色，容易看不起人。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社会上已经出了名的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仁者，实际上做事常常与仁相背，还煞有介事地自以为是仁者。而他们如此自处，却丝毫没有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对。这样的人，在诸侯之国做官，在大夫之家任职，都一定闻名。到现在我们有时还称那些横跨政商两界的知名人士为“闻人”。
可见，孔子认为子张把“闻”与“达”混为一谈，自以为发达、有名了就是“达”，可是这些人“色取仁而行违”，表面上显得很有爱心、很有仁德，实际上是欺世盗名，只是博得一个“有爱心”的名声。如果我们考察他的实际行为，会发现他跟爱心、仁德完全背道而驰。就算有人揭发他了，他也不会反省，依然如故，一点都不会改变。“色取仁而行违”的人很多很多，好像是大善人，很有爱心，其实啥都不是。
社会上有很多名人会在公共场合承诺一些善举，事后一考察，都没有去落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孔子经常把这种种的假象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他深知人性的阴暗面就是这样，而且还居之不疑。这样的人不会反省检讨，完全是出名、获利的心态。老夫子这样回答子张，也是因材施教，以示告诫，因为子张有这方面的倾向。
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同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樊迟说：“胆敢请教如何增进德行，消除心中的恶念与辨别心中的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啊！先勉力做该做的事，以后自然有收获。难道不是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恶行恶念，不要去批判别人的恶行恶念，难道不是消除自己为恶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家人的安危，难道不是迷惑吗？”
为孔子赶车的樊迟发问了。樊迟天生反应慢，所以说他的名字叫“须”。“须”跟“迟钝”就有关系，是等待的意思。樊迟干什么都慢半拍，就因为他反应迟钝，所以，他需要别人的等待。这种慢半拍的人帮老师赶车最好，不容易出车祸。樊迟也是老实人，没有什么大志向，做随扈或者驾车最好。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舞雩”就是求雨的祭坛，后来变成了鲁国郊游踏青的景点。“敢问崇德、修慝、辨惑”，樊迟问的是如何增进德行、消除心中的恶念、辨别迷惑。樊迟陪着老夫子出游，好不容易逮到发问的机会，平常在课堂上，这种比较笨的学生未必敢提问题。现在在老师身边，也没有什么大师兄了，闲着也闲着，不是提问题的好时机吗？“崇德、修慝、辨惑”，这几个问题在《论语》中出现过几次。为什么当时大家都想问这样的问题？我想，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道德科目。再高的德行也都是日积月累。日行一善，积德行义，德行也就慢慢地厚了，这叫“崇德”。“修慝”指消除心中的恶念，“慝”指藏匿于心中不可告人的恶念。任何人的性格中都有藏得很深的弱点，不方便与人谈论，有时候甚至变成忌讳或者是超级敏感的老虎尾巴。如果没有碰到那个东西，他的反应一般还正常，如果触碰到他忌讳、敏感的痛点，他的反应就不正常。这种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不大能碰的“地雷”或者恶念，往往是一个人过不去的那个坎儿。这就叫“慝”。我们进德修业的重点，就是要把心中的这个“魔”给抓出来，勇敢地面对它，通过修行来消除。这个行为过程就叫“修慝”。宋明理学家在这方面就很严格，还吸收了佛教一些戒律的做法，借着进德修业给人立规矩，提醒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要主动去搜寻这种内心身处的东西，很多情形下这些都是我们潜意识中的起心动念，心中动一个念头，马上第二念就要认证一下这是恶念还是善念，就要做记录。一天的最后，统计一下，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这叫“功过格”，专门划格子，看看自己是功是过，看看加加减减之后，德行是负债还是资产，以此来砥砺自己。如果善念多于恶念，善行多于恶行，就代表自己进步了。用这种方法累得很，要准备一堆黑、白豆子，心里起了一个恶念就拿一颗黑豆子丢到碗里，不能作弊；如果心中起一个善念，有慈悲恻隐之心，就丢一颗白豆子到碗里。到晚上数一数黑豆子多还是白豆子多。现在可以不用丢豆子了，直接拿围棋子就可以了。以前的人常常是这么来管理自己内心的修行，就是“修慝”。
“辨惑”，辨别迷惑。通常人生的惑都跟欲望或者感情有关。孔子是四十而不惑，我们一般人到了四十岁，不是还有很多的迷惑吗？常常被欲望所摆布，或者被情绪所操控，心里疑惑不定，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子张也曾经问过崇德与辨惑，这极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些时髦问题，也变成孔门问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道德修行科目了。
“善哉问”，孔子说：“问得好啊！”“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孔子回答樊迟，完全用反问句，因为对方是反应比较迟钝的赶车弟子，用这种反诘式语气更能启发他去思考。孔子给的答案也是言简意赅，并不艰深。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去努力做该做的事，以后自然有收获，不就是积累德行吗？这也就是先损后益、先难后获的意思。这样坚持做下去，日久天长自己形成习惯以后，个人的德行就不知不觉增加了。譬如人家有事情请你帮忙，先帮人家把这个事情做好，先尽心尽力而为，至于我能够从做这个事情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要考虑，把事情做好了再说。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批判自己的恶行恶念，不要去批判别人的恶性恶念，难道不是消除了自己为恶吗？“其”就是自己，“修慝”不是抓别人的毛病，曝露人家的隐私，而是要找自己的问题，把那个藏得很深的毛病挖出来修理。所以，那些瞪大眼睛去攻击、揭发别人的隐私，然后还超有快感的人，是社会上最坏的人。一个人不妨经常自己照照镜子，多多反省自己。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难道不是迷惑了吗？人千万不能意气用事，被自己的坏情绪所操控。冲动是魔鬼，人一旦冲动起来就很容易失去理性。所谓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还有像激情犯罪，就是孔子告诫的这种情况。不懂得“惩忿窒欲”，最后连父母妻儿也因为你的冲动受到连累。这才是人之大惑。
依经解经
人内心中藏有许多不洁的念头，诚意正心以自修，都唯恐不及，怎么还有空去批评攻击别人？《易经·系辞传》末章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人生的吉凶悔吝、祸福利害，常常是人情爱恶所造成。
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同‘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存真心去爱人。”樊迟再请教什么是明智，孔子说：“了解别人。”樊迟没明白孔子的话。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使他们砥砺不正直的人，就能让不正直的人也趋向正直。”樊迟退出房间，看到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向他请教什么是明智，老师说：‘推举出正直的人，使他们砥砺不正直的人，就能让不正直的人也趋向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老师讲的话真是含义丰富呀！舜拥有天下时，在众人中把皋陶推举出来，没有仁德的人就远离了。汤统治天下时，在众人中把伊尹推举出来，没有仁德的人就远离了。”
樊迟问仁。孔子回答：“存心爱人。”“问知”，樊迟再请教什么是明智，孔子说：“了解别人。”孔子认为，了解别人，了解人性、人情，了解形形色色的人，是一种智慧。我们讲过中国的识人学，一直是传统学问里面比较受重视的一块，但是理论体系性的著作，也只有三国魏时期刘劭所著的《人物志》。这部书就受到《论语》一些观念的影响。人是最难了解的，所以能够知人确实是一种智慧。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知人才能善任。老子也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道家看来“明”比“智”还要高一层。换句话说，人更重要的是自知。如果不能充分地自知，那么知人也不会准确。因为你是通过自己去了解别人，如果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有搞清楚，从一个不清楚的基点出发，去了解别人，基本上看不清楚。
儒家所讲的智、仁、勇三达德，这里就讲到了两达德。仁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仅做一个单纯的老好人，没有智，就会有流弊，因为“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所以，仁、智这两种德行要兼修，有仁且智。我们人生一定要有基本的爱心与核心的创造力，也绝对要有知人认世的智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有一篇名曰“必仁且智”，就是此意。《易经·系辞传》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知周万物”就是智慧的境界，“安土敦仁”就是仁的境界。
“樊迟未达”，樊迟确实迟钝，还是没明白孔子所说的意思。这就是樊迟根器不够的地方。老师知道这个学生笨，反应慢，只好多讲一句，算是进一步阐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十个字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命题，也影响到《孟子》，影响到《大学》、《中庸》。可是，一般的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存在着误解，如果是按照错误的解释，社会的这种矛盾冲突、对立，永远没有办法从根上解决。所以，我认为经典中一字一句的解释，重要性就在这里。有时候解释的人本来的智慧修为不够，去揣测圣人的话，就会把经典的智慧讲低了，由此影响后世的人一直误会下去。
孔子总结前面的仁和智，即爱人跟知人，核心是要我们去爱人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有知人的智慧，否则事情还不一定办得妥当。樊迟既然未达，孔子就进一步告诉他怎样既贯彻爱人的仁德，又能够有知人的智慧。“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意思就是推举出正直的人，使他们砥砺不正直的人，就能让不正直的人也趋向正直。这里的“直”是正直，即不绕弯，不矫揉造作。“错”原意是琢玉用的粗磨石，引申为“砥砺”的意思，“诸”就是“之于”。“枉”，显然是“直”的反面，就是弯曲的。“举直错诸枉”有什么好处呢？能够让那些邪僻不走正道的人回归正路，这样就有教育效果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要用好人作为一个典范，去教化那些邪枉不正的人，让他们改邪归正。这样才能够彻底消灭“直”人与“枉”人之间的社会对立。如果把枉曲的人弃置一边，他们肯定不甘心，迟早还会打回来。教育不能随便放弃一个人，某一个人即使现在是枉曲的，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能够矫枉归直呢？人之好坏并非一成不变的，而人生的历程只有上进或堕落的方向，所以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那些已经做到“直”的人去教育那些有些“枉”的人，把他们调整过来。“错”就是直跟枉之间互动的介质，目的在于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依经解经
《易经》蒙卦专讲教育，六个爻中以“九二”“包蒙”为施教之主，包容一切众生，决不轻言放弃，有时因材施教，亦辅以“上九”“击蒙”方式，宽严并济以启蒙。《系辞传》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仁智并用以成就一切众生，一个也不遗弃。夫子答樊迟之问，已自然流露出这种胸襟与境界。
“举直错诸枉”，这才是真正的爱人，因为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但是要做到爱人，首先要知人，要有分辨人是直还是枉的智慧。所以，孔子这里就把爱人的仁德跟知人的智慧都融到一起了，具体的做法也指出来了。基督教也说，一只羊走失了，你要把它找回来。《老子》也讲“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不能随便放弃一个人，让他永不得翻身，那样只有制造对立。要改善对立，就得让直的人与枉的人沟通、交流。
“樊迟退，见子夏曰”，显然孔子讲了十个字，还是白讲，樊迟还是没懂孔子的意思。这个人的根器真是没有办法。樊迟也不敢再问了，只能偷偷去问大师兄子夏。
“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樊迟看到子夏就说：“刚才那一会儿，我去见老师，向他请教什么是明智。老师说：‘推举出正直的人，使他们砥砺不正直的人，就能让邪曲的人也趋向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答道：“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意思是说：“老师讲的话真是含义丰富呀！舜拥有天下时，在众人中把皋陶推举出来，不正的人就远离了。汤统治天下时，在众人中把伊尹推举出来，不正的人就远离了。”看来，子夏聪明多了，不愧是老夫子的关门弟子、衣钵传人。后来传学传经，都是靠子夏。
23.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请教交友之道。孔子说：“朋友有了过错，真诚相告，又能委婉劝导，他若不肯接受，就不再说了，以免自取其辱。”
“子贡问友”，子贡一定是朋友满天下，这么能干的一个人才，口才好，情商高，会做生意，又善于外交。子贡请教交友之道，孔子首先告诉他“忠告而善道之”，尽己之谓“忠”，“道”就是劝导的“导”。朋友犯了过错，当然要进忠言了，还要劝导他。但是，忠言逆耳，所以也要注意对方的反应，看他接受不接受，免得适得其反。孔子曾说“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才是人情练达。劝导也得循循善诱，也得在恰当时机、恰当场合下表达，察言观色，讲恰当的话。这样才会发挥效率。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当然希望能成功，让他听得进。以前的忠臣向皇帝进谏，也一样冒很高的风险，但是，也要考虑效果。像魏征劝谏唐太宗时，当面让皇帝面子下不来，唐太宗险些要杀掉魏征。可见，忠告要讲究策略。
“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劝告已经尽力了，如果朋友依然故我，刚愎自用，那就算了。不要勉强，不要自取其辱。交友之道就是这样，朋友的本分已尽，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改不改在对方。子游曾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如果你老是啰里啰唆，朋友听了就会烦，日久就会疏远你。
24.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说：“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行仁道。”
“以文会友”，并非现在所谓的文人雅士的聚集，“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净扯淡。既然是聚会，就要利用这个宝贵时间切磋琢磨，谈点正经的，互相都受益，这才是以文来会友。《论语》一直强调“文”，经纬天地谓之文，以前人的谥号，死后称文是一等一的称赞。“以文会友”，既然是知识分子的聚会、文人雅士的聚会、专家的聚会、学者的聚会，一定要有个中心主题谈谈，谈完大家都有收获。“子贡问友”、“曾子论友”，是不是都在谈朋友之道？“以文会友”显然是益友相聚，而不是无聊扯淡，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大发牢骚。
“以友辅仁”，真正的朋友可以协助我们、规劝我们，对我们在发挥核心的创造力即“仁”上大有帮助，这才是“辅仁”。
可见，一帮无聊的人，聚在一起，排遣生活中的寂寞，那不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交友之道，不是功利的，而是可以进德修业、切磋琢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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