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宪请教老师什么是可耻的事。孔子说:“国家上轨道,固当出来做官领取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还出来做官领取俸禄,就是可耻的事。”原宪又问:“好胜、夸耀、怨恨与贪欲,这四种毛病都消除了,是不是可以称为行仁了呢?”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这是否称得上行仁,我就不能确定了。”
“宪问耻”,“宪”指孔子的弟子原宪。原宪请教老师什么是可耻的事。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谷”就是领俸禄,指做官。孔子说,国家上轨道,固当出来做官领取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还出来做官领取俸禄,就是可耻的事。
在古代做官,是不发钞票的,而是发粮食。汉朝很多官叫“六百石”或“两千石”,指一年俸禄就是配这么多粮。在国家有道的时候,你出来当官领俸禄,这个是应该的;因为好的世道,你不用埋没嘛,出来也是为民造福。但是,如果是一个无道之国,君臣苟且,贿赂公行,正义不彰,你不能独善其身,还贪恋官位,这不是助纣为虐吗?这在孔子看来,对读书人来说,当然是很可耻的事。在昏君与奸臣统治的黑暗时代,自己还能居高位,又不能旋乾转坤,这就是读书人的羞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克”就是好胜之意,总想赢过别人。“伐”指自夸,不谦逊。“怨”指怨恨,有怨的人心理就不会平衡,总是怪别人,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欲”指贪欲,人都是天生有欲望的,要名,要利,要权位,要美色,等等。原宪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的好胜、夸耀、怨恨与贪欲这四种毛病都消除了,是不是可以称为行仁了呢?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称得上行仁,他还不能确定。一个人免除了“克、伐、怨、欲”,只能算是律己,说明自己修身方面做得还不错,仅能无损于人,还不能有益于人。这种表现说明当事者仅能做到消极方面不要犯,还不能表明他在积极方面有作为。因为,行仁的人,是要主动去爱人、照顾人,要主动发挥出自己核心创造力的,而“克、伐、怨、欲不行焉”只是把自己一些负面的东西化解掉了。克服这四方面还不是行仁的全部,尽管对一般人来说,算是很难做到了。
我们很多人连这个修身的基本功都做不到。我们一天到晚不就是被贪、嗔、痴、慢、疑控制着吗?喜欢争强好胜,要是有一点成绩唯恐人家不知道,要用各种方式去包装,直接、间接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好,知道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优秀。人生稍微不如意了,受挫折了,就怪这个,怪那个,就没有反省自己。还有贪心不知足等,这些表现距离“仁”不是更远了吗?
2.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作为读书人,却念念不忘安逸的生活,这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了。”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者,事也。既然称为“士”,当有无穷责任,以事业为主,以修身为主,怎么可以贪恋安逸呢?那格局就太小了。如果整日想来想去都是这种物质生活,诸如有没有好房子住,有没有好东西吃等,完全没有天下为公的抱负,这就称不上是读书人,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
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同‘逊’)”。
孔子说:“国家上轨道时,说话要正直,行为要正直。国家不上轨道时,行为要正直,说话要谦逊。”
“邦有道,危言危行”,“危”不是危险的意思,而是正直的意思。看大环境是泰是否,我们都要依这个大的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与言语。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上轨道时,说话要正直,行为要正直。
“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无道的时候就要调整了,不要去硬碰硬,要“危行言孙”,即行为还是要守正,讲话就要小心一点、客气一点,不然会给自己找来麻烦。
总之,行为正直在任何情况下是不讲条件的,还是照样按照正直的标准做;可是讲话就要小心了,要“括囊,无咎”(扎紧嘴巴就会没有过失),不要因犯忌而做无谓的牺牲。国家处于无道时期,就是《易经》否卦所代表的境地,那时,人讲话真的要小心。“否”就是“不口”嘛,因为这时外部环境是“小人道长”,风不清,气不正。
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一个充分实践德行的人,他一定会有言论传世;那些会写或会说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却不一定有行仁表现。”
“有德者必有言”,一个充分实践德行的人,他一定会有言论传世。因为有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不必专门去写什么著作,也有人帮他写。释迦牟尼佛也没写什么,却留下很多佛经。孔子除了《春秋经》之外,也没写什么东西,可是他传的言论影响那么大。一定有人帮他记载了,因为他德太高了嘛。而一天到晚想着去立言的人,恐怕功跟德都耽误了,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所以,一个已经是“太上有立德”的人,“其次有立言”,后来一定有人给他立传表彰,会搜集他的言论出版传播,后世的人都会记得他的贡献。
“有言者不必有德”,那些会写的或会说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不必有德”是说不必然有德,不是说不需要有德。
“仁者必有勇”,行仁的人一定勇敢。孔子尝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求仁。”为了仁,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有大仁的人就有那个大爱之心,一定会见义勇为。老子说:“慈,故能勇。”真爱生大勇。女子虽弱,为母则强,母亲爱孩子,危急关头,就什么都不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仁者,他要完善自我,就会勇于战胜自己的毛病,即“过则毋惮改”。
“勇者不必有仁”,勇敢的人却不一定有行仁表现。勇者虽然什么都不怕,但有时可能意气用事,“勇而无礼则乱”,结果就未必能做到有利于他人,甚至还会给别人添乱。
所以,我们要学会判断。人有勇的行为,他不见得能做到仁;看别人写了这么多,讲起话来满口仁义道德,却不一定真有德。文人无行的多得很,武士吹牛的也多得很。
5.南宫适(kuò)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请教孔子说:“后羿擅长射箭,奡精于水上作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下田耕种,最后却得到了天下。”孔子听了这话,没有回答。南宫适退出房间之后,孔子说:“这人真是个君子!这人真崇尚德行!”
南宫适就是南容,孔子哥哥的女儿就嫁给了南容,是孔子的侄女婿。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后羿擅长射箭,奡精于水上作战,最后都不得好死。后羿与奡他们再怎么善射,再怎么勇猛,最后还是不得善终,因为“夜路”走多了。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和稷亲自下田耕种,最后却得到了天下。禹就是治水的大禹,后来做了天子,是夏朝的始祖。稷据说就是周朝的祖先,叫后稷,他亲自教老百姓种田。他们两位都是自己率先垂范,领导群众从事生产,结果成了坐天下的人。
老子说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今天你杀人家,你赢了,有一天你也会死于非命,被人家杀了。“勇于不敢则活”,教别人搞生产建设的,结果拥有了天下。
南宫适的这番话是尚德不尚力的佐证,同时他话里有话,即把羿、奡比作当时的权臣,而以禹、稷比作孔子。所以夫子不答。虽然孔子心中肯定他的观点,并没直接给予反应。
等到南宫适出去的时候,孔子才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宫适真是个君子!这人真崇尚德行!
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虽是君子却不能完全做到一直行仁的情况是有的,从没有小人能够行仁的。”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可见行仁很难,君子都难以一直做到。君子也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仁,就算他做到君子了,距离仁的高标准还有些差距,没有那么完美,没有到那么高的境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是绝对不可能到仁的标准的,已经位列小人,当然算不上仁了。
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无诲乎?”
孔子说:“真爱一个人,能够不让他养成勤劳的习惯吗?全心对他好,能不给他规劝吗?”
“爱之,能勿劳乎”,真爱一个人,能够不让他养成勤劳的习惯吗?人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爱一个人,如果不训练他勤劳,什么事都依赖别人,就是听任他贪图逸乐,他今后也不会有机会成长。这容易让他以后变成个废物,最后因爱之,足以害之。
“忠焉,能无诲乎”,全心对他好,能不给他规劝吗?对于好朋友,当他犯错时,该讲的就要讲。如果不规劝,反而助长了他的恶,那就只是“妇妾之忠”罢了。
8.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子说:“郑国要发布外交公文时,先由裨谌拟定文件,再经世叔探究商量,又由外交官子羽修改调整,东里子产再做润色完稿的工作。”
“为命”,即发布国家的公文,诸如政令、政策等。春秋时期的郑国制定发布国家公文时,用到了四个杰出人才。一个叫裨谌,能够“草创之”,起草国家政令文件。一个是世叔,他针对裨谌的草拟“讨论之”,集思广益,让政策更加完美。一个是“行人子羽”,“行人”是外交官,“修饰之”,还要修饰调整。最后一个是“东里子产”,子产住在东里那个地方,郑国的大政治家,他对于上三个人的成果“润色之”,最后还要润色润色。经过四人之手,公文最后发布。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创造的过程,代表着审慎,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会产生独断独行。有人草创,再经过讨论,再经过修饰,最后润色,真可谓尽善尽美了。
其实《易经》也是这样,伏羲草创之,文王讨论之,周公修饰之,孔子润色之,才成为中华文化之源头。
9.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pián)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子对子产作何评价。孔子说:“他是很爱护百姓的人。”接着这人又请教孔子如何评价子西。孔子说:“就那样子!就那样子!”又请教如何评价管仲。孔子说:“他是行仁的人。他分掉了伯氏的三百户骈邑,让伯氏只能吃粗饭,但伯氏却没有怨恨他。”
“或问子产”,子产作为郑国的名相,评者自然众多。“惠人”,这个评价指子产为政之时,能给老百姓提供很多实惠,不讲空话,这在行政中很重要。至于他是不是投票选出来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实际干了什么,是不是真能解决实际问题。像全世界很多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到后来走火入魔了,为投票而投票,为民主而民主,选出一堆笨蛋,或者一堆烂人,那有什么意义?
“问子西”,子西,是当时楚国的大夫。接着,这人又请教孔子如何评价子西。对此,孔子不愿意谈,只说:“彼哉!彼哉!”意思是没什么好谈的。其实这表明孔子对他的看法是负面的,只是很委婉地表达意见。起码孔子认为,这个人与子产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没什么好谈的。
“问管仲”,又有人请教如何评价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孔子说,他是行仁的人,分掉了伯氏的三百户骈邑,让伯氏只能吃粗饭,伯氏却没有怨恨他。虽然孔老夫子曾批评过管仲生活奢侈,成功之后就不再求进步,但是对他该肯定的还是要给予肯定。这才是公正、冷静、理性的人物评论。一般来讲,评论家都有自己的成见,“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孔子认为管仲确实很称职。接着,孔子还举出实例来印证这一点。孔子认为管仲是个能够让人家服气的、执政公平的政治家,伯氏犯了错,管仲一点都不客气,按法律把他的爵位撤掉,把本来归他的三百户邑人收为国有,但最后伯氏竟“没齿无怨言”,也就是终身没有怨恨管仲。这就代表管仲处事公平,让人心服口服。
10.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说:“贫困却不抱怨,很难做到;富裕能不骄傲,就较容易些。”
“贫而无怨难”,“贫”与“穷”的意思不同。“穷”是代表没有职业,困窘不堪。“贫”是“分”、“贝”,意思是缺钱花,只有那么一点点钱,还要分好几份。人贫的时候当然就有怨,上一章的伯氏被夺了官,没有了生活资源,既贫且穷,但他终身没有怨言。人常常因为自己贫,就容易有怨言。贫能够无怨,这很难。有的人因为贫,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好,觉得是环境造成他这样子,难免会生抗议之举。
“富而无骄易”,人有钱了,资源充裕了,稍微有一点教养的,就是装也装得出谦虚来。能够做到尽量不要骄傲,这个比较容易。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反正足够了,装低调谁不会?可是,你什么都没有,要没有怨,这就难了。
关于“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我们在《学而篇》一开始,就谈到这个问题,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说,能够做到贫但是不拍人家马屁,安贫乐道,富了却不骄傲,这种人怎么样?孟子讲的大丈夫也就这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但孔子认为这样的境界不够,档次低了一点,要有更高的境界追求。他说:“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富而无骄”只是没有负面的习气,而人富了,还要积极地去好礼,这才是正面的。贫也好,富也好,无谄、无骄,这还不够,还要再上一层楼。“无谄”与“无骄”是努力避免缺点,“乐道”与“好礼”则是积极有为的表现。后者显示了更高的境界。
11.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孔子说:“孟公绰担任赵卿与魏卿的家臣,可以游刃有余,但他没有办法担任滕、薛这些小国家的大夫。”
孔老夫子对政治有兴趣,很热心,这里是他在品评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名人孟公绰。我们说儒家是热肠,道家是冷智,即冷静的智慧,佛家就又不同了,是菩萨心肠。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大夫的家臣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家老”,是大夫的高级助理,帮他操持一切俗务。孔子认为,孟公绰担任赵卿与魏卿的家臣,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因为孟公绰这样的人属于秘书型人才,他为大国权臣做家老,总管府内事务,能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周到,一定是如鱼得水。但是,“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如果派他到一个国家做主管可能就不行了,即使是滕国和薛国这样的小国家。
可见,有人适合做总管,有人适合主政一方,至于舞台大小是另外一回事。像孟公绰就是适合做秘书长、高级幕僚的,要是主政一方,可能就不行。孔子看人可谓眼光独到。
12.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同‘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人格完备的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明智,像孟公绰那样淡泊,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精通六艺,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完备的人格了。”孔子又说:“现在所说的人格完备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自己说的话长久要记得,不会违背自己曾经的主张,也可以算是完备的人格了。”
“子路问成人”,子路请教怎样才是人格完备的人。
对于“成人”,孔子认为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就像一个“合体金刚”。“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像臧武仲那样的明智,像孟公绰那样的淡泊。孟公绰这个人之所以适合做高级幕僚、高级家臣,就是因为他不贪。通常管家最容易贪,因为他接近的是头号人物,能把老板服侍得很妥帖。在这种情况下,别人都得通过他才能见到大老板,如果他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不就很容易贪吗?
“卞庄子之勇”,像卞庄子那样勇敢。战国时期,关于卞庄子的传说很多,有卞庄刺虎的故事。勇不是指你去找人家的麻烦,而是一旦有人欺负到门上,来找你麻烦的时候,你不能胆怯。《易经》中的蒙卦上爻就讲得很清楚:“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击蒙”就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我绝不会找你麻烦,但你如果找我麻烦,那对不起,我绝对奉陪到底。现实社会,常常是人越善,人家越欺负你。所以,保持“击蒙”很重要,“击蒙”在兵法上叫“积极防御”,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性很奇怪,欺善怕恶,欺软怕硬,他凶,你比他更凶,他就退了。“冉求之艺”,像冉求那样精通六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完备的人格了。
然后孔子自己大概因为学生的问题受到了触发,又加了一句。面对当时的鲁国政坛,他认为这个标准也不可能轻易达到了,退而求其次,再提出一个次一等的“成人”标准。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现在所说的人格完备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这样完美,只要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可以了。
“见利思义”,看到钱不贪污,想到这不应该拿。“见危授命”,遇到危急的时候,愿意牺牲生命,那时候为了能解决困局就得拼,不能躲避,这才是真正的忠诚。《礼记·曲礼》云:“临难勿苟免,临财勿苟得。”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不要躲,不该拿的钱别拿。利益当头要思义,一般人很多时候是见利思利。
这个标准已经比前面降低了,“见利思义”不是起码的官箴吗?“见危授命”,那个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你躲什么躲呢?“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说的话自己全记得,全部照做,不会违背自己曾经的主张。这样的“成人”已经不容易了,已经算是及格了。孔子如此说,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因为有“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再“文之以礼乐”的“成人”标准已不易达到。
13.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gǔ)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起公叔文子:“公孙先生平常不主动讲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这是因为告诉您老人家这句话的人有点说过头了。在该讲话的时候讲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心中快乐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应该取得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孔子说:“是这样子吗?难道真有像你说的那样好吗?”
公叔文子,即公孙拔,卫国大夫。公明贾,卫国人。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夫子”就是公叔文子,“文子”是其谥号。孔子问公明贾,公孙先生平常不主动讲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
“以告者过也”,公明贾回答,这是因为告诉您老人家这句话的人有点说过头了。“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在该讲话的时候讲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他心中快乐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他应该取得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
“其然,岂其然乎?”孔子说,是这样子吗?难道真有像你说得那样好吗?孔子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难道这个公叔文子真的做到了吗?他并不完全相信。但他不能当面说公明贾胡扯,只是说:“哦,这样啊,真的做到这样了吗?”就这样结束了。可见,孔子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过分的话,认为公明贾说的还有待考核,不能随便下论断。因为人有可能作假,尤其对旁边跟他关系好的人、有求于他的人、受他恩惠的人,难免有溢美之词。孔子的判断始终保留一点,不轻下论断,因为他了解没有比人更复杂的。有时候交往几十年、半辈子的朋友,可能到最后都得分开,因为了解得未必真切。还有,人会变质的,人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14.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子说:“臧武仲据有防城时,请求为他的家族在鲁国册立后代。即使他说自己没有要挟鲁君,我是不会相信的。”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防”是臧武仲受封之邑,本章所述是他逃到齐国前的事。在“子路问成人”一章里,孔子就说“若臧武仲之智”,认为臧武仲很有政治智慧。他“以防求为后于鲁”这一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留后路,虽然有政治智慧,但老夫子法眼一看,就不大以为然,认为有风险。我们都知道,很多政治人物习惯给自己留后路,像狡兔三窟,就是以防万一,给自己找一个逃难的基地,万一变生不测,还有个去处防身。“防”是一个邑,鲁国的一个小地方。臧武仲请求鲁君把“防”给他当作子孙封地,意在作为政治避难的基地,是基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要知道政治人物的上台、下台太容易了,随时要留有后路,何况他当时已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所以他征求国君的意见,希望把“防”作为下一代的册封地。有了这一手棋的布局,他就可以脱身于政治事件,最后就跑到齐国去了。
“虽曰不要君”,孔子认为,即使臧武仲说他没有要挟君王,但是他让国君顾念旧情,被迫答应,就有要挟的嫌疑。他的儿子尚未成人,他这样做无非是给自己留个后路,为了下一代,跟国君谈条件。这不是“要君”是什么?国君虽不见得愿意答应,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应允。
“吾不信也”,孔子对于臧武仲做的那个小动作是质疑的,口口声声说没有“要君”,实际不然。老夫子认为这个动作很危险。要知道,在古代“要君”是政治大忌,国君虽说现在不得不同意,但他心里是不痛快的,这就为将来埋下了杀机。当时为什么要说同意呢?因为鲁君不同意的话,臧武仲就有可能挟势造反,在国君暂时的控制范围内,只能认可其后代册封地,暂时答应也无妨。可是,迫于形势要求人家不痛快地答应一些事情,后果难料,何况是臣对君呢?
15.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却不行正义,齐桓公正义却不行诡诈。”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称霸一时的人物,对于孔子所在的时代来说,这些人物已是历史,况且又是别国人,当然可以评判。
“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谲”,诡谲、狡诈、机灵、权变,就像一只老狐狸,与“正”相比当然是不同的。同样是霸主,齐桓公还是略胜一筹,比较守正道,气度还是比晋文公要高一点,因为晋文公为了权变,耍诈的动作多一点,难免不正。齐桓公则是正而不谲,有时要通权达变的时候,他也不会去做狡诈的事。看来,晋文公好像不是完全值得信赖,而且晋文公的霸业也不长,他流亡在外十九年才归国执政。所以,人在有限的任期内不讲究,难免不会合乎正道,不然就没时间了。守正道的效果可能比较慢,而诡谲虽然有争议性,但可能有速效。《春秋》中描述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表现,有些人盛气凌人,有些人僭越本分,对周天子根本就没什么客气可讲,还有的甚至快意恩仇。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很久,掌权时已年老,难免会不择手段,“谲而不正”是自然的。不像齐桓公公子小白在位时年轻,且有贤臣管仲辅助。
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桓公杀了公子纠,跟随的召忽因此而自杀,可管仲还活着。”子路说:“管仲不合乎行仁标准吧?”孔子说:“桓公多次主持国际会盟,不用战争解决问题,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这就是行仁啊!这就是行仁啊!”
这一章和下一章中,学生与老师有歧见,学生眼界不够,就质疑老师,老师作出解答。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这一句说的是一段争权的故事,故事在公子小白(即春秋首霸齐桓公)和哥哥公子纠之间展开,相关人物是召忽和管仲。召忽是管仲的同事,他们都是辅佐公子纠入齐称王得力助手。但是政治斗争绝对是没有人性的,为了权力,可以六亲不认。那时候公子纠是公子小白的政敌,由于公子纠篡位失败,权力落到齐桓公小白手上,胜者为王败者寇,公子纠被杀,而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一看自己效忠的老板失败且被政敌所杀,也就自杀。但是公子小白不计前嫌,重用管仲。
召忽这种情况,在封建专制时代都是要褒奖的模范,因为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但这属于陈腐的愚忠愚孝。从现代观点去看这样的事,有很多东西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古代社会的所谓忠臣不事二主,都是做主人的提倡的,意思是你要跟定我,我成功你就成功,我失败你要跟着以身相殉。做主人的太自私了。
真正的伦理观是要君君才臣臣,父父才子子。如果君不君,臣为什么要臣?君使臣以礼,臣才事君以忠,就这么简单。如果君不使臣以礼,你跟着尽忠,那是愚昧!为什么不把格局放大,不再效忠某个人、某个党或某个政权,而是效忠国家或全体人民?桓公杀了公子纠以后,小里小气的召忽就因为愚忠愚孝而自杀了。可管仲偏不去死,只有孔子能看懂这种心中有大格局的人物,所以他才肯定管仲。管仲有才华和韬略,可以为更大的齐国,甚至天下做贡献,为什么要为小小的公子纠殉葬呢?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对当时天下的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未仁乎?”学生们认为,管仲不合乎我们所说的行仁标准吧?孔子的想法就不同,开导学生说,我们应该看结果来评价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齐桓公多次主持国际会盟,不用战争解决问题,都是由管仲的努力促成的。因为他是霸主,他说话各诸侯国都要听,就像美国纠集多国开会,有时候联合国都要被迫同意的。用外交手段,建立春秋初期的和平秩序,这让老百姓少受很多战火蹂躏。这是管仲的大爱表现,也是管仲核心创造力的发挥,哪能前老板一死就不顾一切地以身殉职呢?
“如其仁!如其仁!”这才是行仁啊!这才是行仁啊!
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说:“管仲够不上行仁的标准吧?桓公杀了他辅佐的老板公子纠,自己不能以身相殉,还去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在诸侯间称霸,一举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今天还在承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已经沦为披头散发、衣襟向左扣的夷狄之人了。难道要像小老百姓一样坚守小诚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而没有人知道?”
第二个弟子子贡又放炮了,对于孔子的弟子来说,管仲的行为的确容易让大家产生异议。
孔子在前面曾批评管仲违礼,说他“器小哉”,这两章是替管仲辩护,还趁机正面称赞他,他是要教导弟子们看大别看小。
“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相”,辅佐。子贡认为,管仲够不上行仁的标准吧?桓公杀了他辅佐的老板公子纠,他不仅不能以身相殉,还去辅佐桓公。拿后世的历史打比方,就相当于文天祥接受了蒙古人劝降,帮着蒙古人来统治宋朝的遗民,那就没有后来我们读到的《正气歌》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子贡的怀疑似乎很合理,他想问老师的是,管仲是不是因为贪生怕死,太想做官?
可能他问的时候,子路师兄已经碰过钉子了,但是大家并没有真正消除内心的疑团。所以子贡才会接着问。孔子一看这个弟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只得讲得更明白些,借此剧烈地批判召忽,赞扬管仲。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辅佐桓公在诸侯间称霸,一举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今天还在享受着他的恩惠。“匡”就是匡正,整合成功的意思。“匡君之非心”,指匡正国君不好的念头。《管子》一书中留下来的有两篇,一篇叫《小匡》,另一篇叫《大匡》,因为有人不正,就需要帮他校正,不然他会越错越多,就“迷复凶”。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华夏的老百姓都享受到了管仲的恩惠,因为管仲所建构的诸侯国之间的和平秩序是成功的,这是“大”,至于殉节、殉义是“小”,这就是孔子的高度和境界。因为管仲对自己有信心,他认为通过帮助齐桓公,借助齐桓公的力量,可以给广大百姓创造和平红利,不动一兵一卒而稳定天下秩序,这才是管仲的最大贡献。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已经沦为披头散发、衣襟向左扣的夷狄了。“微”,有“无”的意思;“祍”,指衣襟;“被发左衽”代表已经胡化,没有办法保住华夏文明。当时,齐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驱狄存卫,尊王攘夷,维持华夏。管仲的做法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不是政权、政党至上,不是为哪个人效忠,而是为万民谋福。我们现在接受这样的观念很容易了,春秋时期一般人对于这样的观念是不大敢碰的,子贡、子路都没有老师前卫。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难道要像小老百姓一样坚守小诚小信吗?这里的“谅”就是小诚小信。所以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意思是君子要固守大原则,不必拘泥小信用,大节不可以亏,小节出入可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自经”,自缢而死。在山沟中自缢死掉,而没有人知道吗?孔子的意思是管仲如果自杀殉主,这样子的死太不值得。
18.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由于文子的推荐而升任朝廷大夫,一起为国效力。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这就可以称‘文’的谥号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这句话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公叔文子的部属僎,也做大夫了,而且与他成了同事。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公叔文子懂得举贤,有才华的部属不会被埋灭,即使部属才华比他高,也不会因嫉贤妒才而故意打压部属。
一般做上司的,很怕部属强过他,一旦有这种部属,就会拼命压制,其因就在于如果让他上来,就会妨碍自己,或者觉得以前是上下级、现在是同事不适应。这都是人的老毛病。而公叔文子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人才是替国家做事的,就应该提拔上来,一旦提拔上来,平时也是处之泰然,完全没有嫉妒心,更不要说打压了。
“可以为‘文’矣”,孔子认为公叔文子这种做法很有风度,死后可以以“文”为谥号。古代谥法中,“文”可谓较高的褒奖,经天纬地谓之“文”,说明其政治才干无与伦比。
19.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说起卫灵公种种过分的行为。季康子说:“既然那样,为什么他还没败亡?”孔子说:“卫国有仲叔圉负责外交,祝鮀管理祭司,王孙贾统帅军队,能用这样的贤臣,怎么会亡国?”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即使国君无道,但是执政的团队很强,国君也充分授权,这个政权也能维系下去。如果君王无道,臣子也是乱七八糟,那么他用人也是无道,政权的灭亡是必然的。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孔子说卫灵公是无道的昏君。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季康子就感到很疑惑,老夫子也认为他是无道之君,还打过交道,为什么卫国不亡国呢?如果是无道之君,不就像夏桀、商纣、周幽一样,都有可能亡国吗?
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孔子认为,卫灵公虽然无道,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执政团队,也就是说他用对人了,大有“臣子们办事、我来玩”的味道。
“仲叔圉治宾客”,仲叔圉就是孔文子,孔文子的谥号也是“文”,说明也是相当不错。“治宾客”,“宾客”是搞外交,“客”是派出去的外交使节,“治宾客”就是由孔文子来负责外交事务。孔子曾说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自己不懂的地方还向下属请教。有这样一个精通外交事务的人才负责,卫国的外交自然不让国君操心。
“祝鮀治宗庙”,祝鮀,卫国大夫,字子鱼。祝是掌管宗庙的官。他的口才好,讲话能取悦于人,大家都对他有好感。孔子曾说“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说明祝鮀的口才确实好,所以卫国用祝鮀主持宗庙的祭祀也很合适。
“王孙贾治军旅”,王孙贾这个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好像有点负面,《八佾篇》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的王孙贾希望孔子走他的门路,被孔子拒绝。王孙贾人品虽不咋地,但行军打仗是一把好手。祭祀和军事是国家的两件大事,王孙贾带兵,祝鮀掌祭祀,都十分出色。
卫灵公虽然荒淫无道,但是政治还算上轨道,就因为重用了孔文子、祝鮀、王孙贾这三人,把适当的人用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各自的长才。所以孔子说:“夫如是,奚其丧?”有这样的臣子执政,怎么会亡国呢?
20.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一个人轻易说大话而不觉惭愧的,做起来一定不容易。”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怍”就是愧疚,“不怍”就是大言不惭。有些人大话讲惯了,脸不红心不跳,完全不会不好意思,但是真要求他实际干事,那就困难了。因为他讲大话,而且毫不心虚,一旦实际去做,马上原形毕露。可见,说容易,做最难。说得太过了,牛皮终有一天就会吹破的。
21.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之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您出兵讨伐。”鲁哀公说:“你去向三卿报告吧。”孔子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啊。您却说‘向三卿报告’!”无奈之下,孔子向那三位卿大夫作了报告,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孔子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啊。”
“陈成子弑简公”,陈成子杀了齐简公,这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历史事件,也是姜氏齐国变田氏齐国的分水岭。陈成子,陈恒,也叫田恒。齐国的大夫把老板杀了,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担忧,他担心这样的行为会产生骨牌效应,觉得是个极大的危机。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孔子斋戒沐浴之后,上朝把发生在邻国的政变报告给鲁哀公。他虽然不做官了,但还有朝服,随时可以去见老板。
“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陈恒杀了他的国君,请您出兵讨伐。公曰:“告夫三子。”鲁哀公没有那个实权,要做出这个决定,还得听取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的意见。他实际意思是,你跟他们讲去吧,我讲的不算数。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认为,自己曾经担任过大夫,不敢不来报告,这是他的言责。看着是国外发生这样的事,将来也可能在国内发生,所以孔子认为,该讲的还是要讲。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向那三位卿大夫作了报告,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这个结果可想而知,三位权臣说不定也在想着干陈成子这样的事呢。
孔老夫子那时已经是他人生的晚年,天下一天到晚都不安宁,不时发生这种僭越的事。由此我们就晓得那个时代的背景。《易经·坤卦》讲“履霜,坚冰至”,《文言传》中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有感而发,因为接触那个环境,那是一个危机。可是有些人偏偏忽略那个“霜”,于是后面很快就到“冰”了,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于是就“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势所必至。那时候孔子能够提醒的,能够警告的,就要提醒警告,结果有没有用?仍然没有用。后面不就由春秋到战国,就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一个一个都发生了,开始分裂了。
22.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问如何事奉国君。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并进一步能直言进谏。”
子路问如何事奉君主,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犯”,就是指犯颜直谏,该讲的,非要讲不可,不然君主就会做错事。当然,也不要欺骗国君。孟子说:“逢君之恶其罪大。”对于君主的坏行为还去逢迎,这是臣子最大的罪过。
孔子在回答子路时,先告诫他从消极的一面看,不要做什么,接着就鼓励他,要积极去做什么。两面兼顾,思虑周到。
23.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孔子说:“君子力行仁义,追求精进;小人顺从欲望,容易堕落。”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与小人在这里有一个分野,显示人生应该有个目标或理想。有志向的君子力行仁义,就见贤思齐,让人生不断走向更高境界。小人就顺从并放纵自己的欲望,再加上克服不了自己的坏习气,就日趋下流,越来越不像样,最后也就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了。
24.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修养与完成自己而主动学习,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
“古之学者为己”,过去求学的人是为修养自己而求学,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他把所学跟自己的生命融在一起了。即使不做官也没有关系,我就喜欢这个智慧,在乎这个大道。
“今之学者为人”,现在求学的人是做给人家看的,惯做表面功夫,在没人看的时候,恐怕又是另外一套,很多情况下是为别人读书,为别人做事,好像与自己的身心成长无关。
社会上讲国学的人一大堆,但是那些人讲的可不是国学。他们所讲的自己从来没有用心,没有把国学变成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仅仅是为了赚钱。口头讲的是儒释道云云,实际上一点也不行儒释道。这种人并没有从内心重视国学,纯粹是为了讲而讲,至于其他,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正所谓社会有需要,他就去贩卖,哪管它有什么社会效益。
25.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派人问候孔子。孔子就请使者坐下谈话,并顺便问道:“你们先生最近做什么呐?”使者回答说:“蘧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使者离开后,孔子马上就说:“真是好使者啊!真是好使者!”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蘧伯玉派人问候孔子。蘧伯玉是卫国的一个大夫,也是孔子的好朋友,孔子很欣赏他。孔子到卫国的时候没住旅馆,就住在蘧伯玉家。
使者来探望孔子,孔子就请他坐下谈话,并打听蘧伯玉的近况。使者回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要做到真的不容易,就是少犯错都难。
使者离开后,孔子马上就说:“使乎!使乎!”表示这位使者称赞他的老板很到位,很会说话。
可见,蘧伯玉真的是念兹在兹,每日三省,真的是朝错夕改。《淮南子·原道训》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你看,人生多难啊!他五十岁的时候,发现过去四十九年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他也勇敢面对,看五十岁以后能不能改掉。到六十岁的时候,可能就知道前面五十九年之非。这不就是一直成长吗?孔子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不逾矩的境地,说明一切过错都改了。
26.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说:“不处在某个职位上,就不操心那个职位上的事。”曾子说:“君子的考虑以不超出他的职位范围为限。”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处在那个位上,就不操心那个位子上的事。人之所立,叫“位”,如果你现在不在那个位置上,操心那个位置上的事,不是捞过界,热心过度吗?这样就是不尊重在其位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在其位才必谋其政。
“君子思不出其位”,这句话在《易经》艮卦的《大象传》里出现过:“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也就是说,君子所考虑的事情,不要超出其职位范围。即不在其位,不要谋其政。那些退休的大佬为什么有悔?就因为不在其位,又想谋其政。
27.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君子以话说得过头却做不到为可耻的事情。”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而”是一个转折语。你的言不要超过你的行,大言不惭却做不到,君子以此为耻。大言不惭的人,言不符实,言超过了实际能够办到的,结果做起事情来办不到,也就是为之也难。言超过了你的行,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君子当然感到可耻。
28.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同‘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所向往的三个境界,我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一个仁者,他不会忧烦自己的一些私事;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不会迷惑于自己的欲望;真正勇敢的人,无所畏惧。”子贡说:“老师这是在讲他自己呀。”
这章跟子贡有关。
“君子道者三”,君子所向往的三个的境界,孔子认为自己还做不到。“我无能焉”,是指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得到。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就是儒家的三达德——智、仁、勇,在《中庸》里也有提到。真正的仁者,是不会因一己私事而烦忧的,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不自私自利,具有核心的创造力。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一定是冷静从容的,不会被欲望绑架。《易经·系辞上传》第四章称:“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与这里完全是相通的,当然,《系辞传》本来就是孔子的言论。
“夫子自道也”,孔子谦逊地说这三个境界自己很向往但还没做到,子贡却说:“夫子是在讲他自己。”在子贡看来,孔子做的已经比学生好太多了。
“不忧、不惑,不惧”,人生能做到这“三不”真的太不容易了,由于内心的软弱,我们常常会害怕很多东西,所以佛教的布施里有一种“无畏施”。你不是怕这个怕那个吗?怕得癌症,怕失业……佛法就要教导你无畏——什么都不怕。
29.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评判别人的是非。孔子说:“赐啊,你已经很好了吗?我可没空管人家的闲事呢。”
“方人”就是评判人。子贡大概觉得自己不错,经常看有的人不顺眼,动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聪明人常常这样。但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还是自修比较重要,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吗?从这里我们也能了解子贡了,有才华,交际广,喜欢议论品评是非。
“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说,你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吗?有闲时间应该自己努力修行,要是我可没空管人家的闲事!这也是很实际的说法。
30.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要担心的是自己能力还不够。”
“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怕别人家不了解你,“患其不能也”,关键是自己有没有真本事,值不值得别人来了解。这一则跟《学而篇》最后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差不多,只是说法稍有不同而已。孔夫子经常强调人要加强自修。
31.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孔子说:“不事先假设别人会欺骗,也不事先猜测别人会失信,但遇到这类事也能及早察觉的人,不是很了不起吗?”
“不逆诈,不亿不信”,不事先假设别人会欺骗,也不事先猜测别人会失信。“逆”有预先的意思,“诈”是欺骗,“亿”是猜测。
“逆诈”者预先设想别人欺骗自己。我们刚开始跟人家打交道或合作时,容易怀疑对方是不是来骗我,来占我便宜的?或者习惯猜疑对方的话是否可信。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想,认为找上门来的没好事。
孔子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厚道,这样的人生没意思,再说这也不利于社会的运转。不可否认,社会上欺骗的事情是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如果秉持“逆诈,亿不信”的原则与人打交道,你不就冤枉好人了吗?再说,这样子也不可能做成事。先入为主,一定会影响到你跟别人的互动。况且,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们自己不是也容易被别人冤枉吗?
“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遇到这类事也能及早察觉的人,不是很了不起吗?“抑”是不过、但是的意思。孔子在此告诉我们,与人打交道时,宁愿先相信他,但注意,不要随随便便就被他骗到。自己要培养先知先觉的能力,对人的言谈举止有敏感力。对方即使不诚实,只要你心中有察觉,谨慎行事即可。不要因为吃了某种亏而影响你今后人生的基本处世态度,从此不再相信人了。别人欺骗是他的问题,我们基本的处世态度不要变,否则,我们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损害。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相信人,把人往好处想,多看人生的光明面,诚信交友,用爱感人。人海茫茫,跟形形色色的人接触,我们不要先入为主,警惕自己的刻板印象,绝不能把所有人都当骗子防备。
32.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这样奔走忙碌为了什么呢?该不是想逞自己的口才好吧?”孔子回答道:“不敢逞口才好,我是痛恨这个时代人有固陋不通的毛病。”
微生亩直呼孔子的名字,辈分应该比孔子高。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你这样奔走忙碌为了什么呢?微生亩的意思是,你十几年来周游列国,忙了半天也没忙出样子,也没找到从政机会,干吗那么累呢?说完这句话,他似乎还不甘心,又不忘挖苦孔子一下:“无乃为佞乎?”他说你孔子该不是想逞自己的口才好吧?微生亩言下之意,是说你孔子难道不就是想去接近权贵,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想法,贩售自己的主张吗?
“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固”就是不开化、不知变通。孔子回答说,我实在不敢以口才游说那些当政者,我是痛恨这个时代人有固陋不通的毛病。孔子的意思是,我要去救这个时代的病,所以才去见那些有影响力、有资源的政治人物,希望他们改掉这个毛病。孟子说:“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就是因为时代太乱了,孔子才要大声疾呼,要卫道,要正人心,以达到救世目的。可见,孔子“非敢为佞也”,而是不得已也。
33.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孔子说:“千里马不是因为它的力气受到称赞,而是称赞它的风格。”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骥”指千里马,“德”指操守、作风。千里马之所以被称为千里马,不在于它气力大,而在于它的风格高出一等,即善用力气,耐久有恒。在中国,德行永远比力量重要,不能以力服人,要以德服人,“德高鬼神惊”。《易经》中的鼎卦第四爻“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说的是一个大臣贪污,却给他这么高的位置,他就难以胜任。孔子在《系辞下传》中谈到此爻,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意思是,德行浅薄而地位崇高,智慧不足却谋划大事,力量微弱却担当重任,很少有不拖累到自己的。所以,作为高级官员,要担负重大责任,除了必备的德行操守,智慧和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
34.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说:“用恩德来回应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要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用正直来回应怨恨,用恩德来回应恩德。”
“以德报怨,何如”,有人问孔子,用恩德来回应怨恨,这样做怎么样?“以德报怨”的态度像是宗教家的慈悲与大度,这样做虽然难能,但是不可贵,有时还显得矫揉造作,社会整体效果不见得好。
“何以报德?”孔子说,要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孔子明显反对“以德报怨”,认为这不合乎中道。如果这样做,人家对我好,我怎么办?这不就没了区分吗?另外,“以德报怨”不能发挥出遏恶扬善、奖善惩恶的社会教化功能,唱那个高调干什么?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中的“直”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属于自然的反应。直是合乎自然法则的真情与正直。也就是说,以正直来回应怨恨,以恩德来回应恩德。孔子并没有说要“以怨报怨”,“以怨报怨”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见,孔子并不赞成“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他认为,如果你对我不仁,我就用正义来对待你。
蒋介石关于二战的赔偿问题放过了日本,这是典型的“以德报怨”。结果如何?不管当时是不是有其他考量,这其实是迂腐或者唱高调,并没有让日本政府得到该有的惩罚和彻底的警醒。“以德报怨”的做法,并不能解决现实人生的诸多问题,反而会留下后遗症。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有类似这样“以德报怨”的命题:“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的意思,提醒人尽可能不要结怨,在刚开始彼此有点不对味,有些小怨时,就要有警觉。如果哈哈一笑,不予计较,而且还回以对方恩惠,这样小怨就消除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就像《易经》中的讼卦第一爻“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意思是说,有小的争讼时,不要把事情做绝,毕竟争讼不会长期下去,虽然有小的责难争端,还是可以辨明道理,不要再扩大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人间就少很多纷争。人至少要有这个德,人家稍微有一点对你不起,干吗要百倍报复人家呢?很多冤仇就是因为这么不明不白的睚眦必报造成的。
总之,“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行得通的。合乎基本人性、人情的才叫大道。少数人勉勉强强做到的、走极端的,都不值得推广鼓励。
35.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先生您呢?”孔子说:“我上不抱怨天,下不责怪人,学习人世间的大道,进而不断提升,向上处通达。了解我的,只有上天吧?”
“莫我知也夫”,这是智慧高的人、境界高的人难免有的寂寞。没有人了解我啊!这也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抒怀的心境。这个境界就是自己一直向上突破,达至孤峰顶上,无人可及时的感慨。就像罗汉不懂菩萨,菩萨不懂佛一样。
“何为其莫知子也?”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先生您呢?“下学而上达”,孔子说,我上不抱怨天,下不责怪人,学习人世间各种道理,进而不断提升向上处通达,了解我的,只有上天吧!孔子讲过:“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我们力争上游,可是也要从基础开始学,之后才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这个态度其实也适合大多数人。有什么问题,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怨尤都是负面的情绪,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论人家是非、挑人家毛病干什么呢?自己的是非一大堆却不马上改。聪明人、智慧人一天到晚都看到自己的过错,看不到别人的过错,因为没空。人在职场中历练也要效法“下学而上达”,这是最实际的。你怨这个怨那个,干什么?“不患人之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依经解经
所谓“上达”,即日新又新,止于至善;即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即《易传》所称的“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孟子·尽心上》有一章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在季孙面前毁谤子路。子服景伯来告诉孔子这件事,并说道:“季卿听了公伯寮的话本来对子路有所疑惑了,不过我还有能力对付公伯寮,让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孔子说:“如果大道真的要行于天下,那是天命在决定;如果大道真被废弃了,那也是天命在决定。公伯寮怎么能左右天命呢?”
公伯寮,姓公伯,名寮,鲁国人。子服景伯,即子服何,鲁国大夫,为孟孙家族的人,算是有实力的一族。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公伯寮在季孙面前毁谤子路。季孙是子路的老板,“愬”就是毁谤。“子服景伯以告”,子服景伯则是另外一个瞎操心的第三者,他自认为有一定影响力,可以影响子路的老板季孙,可以保全子路。于是,子服景伯来告诉孔子这件事。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季卿听了公伯寮的话本来对子路有所疑惑,不过我还有能力对付公伯寮,让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这里的“夫子”指季孙,“肆”就是杀人后在集市示众。可见,人对人的信任,很容易被破坏。公伯寮既然在季孙面前毁谤子路,季孙如果信心不坚定,对子路的信念就会动摇,对子路就有疑惑。为什么会有疑惑?因为公伯寮在季孙前面讲坏话,他是情报来源,讲得煞有介事。人一旦在信任上打了折扣,怎么相处都不自然。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世。细想就懂了,社会上到处都有公伯寮,到处都有子服景伯。你子服景伯搅和这个干吗?坐得正、行得正,就不用搞这套。他斗争你,你斗争他,其实是狗咬狗,一嘴毛。孔老夫子是何等人!听了子服景伯一番话,孔子心平如镜,就平平淡淡地回复子服景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如果大道真的是要行于天下,那是天命在决定;如果大道真被废弃了,那也是天命在决定。公伯寮怎么能左右天命呢?也就是说,我们顺其自然吧,看学生的造化了,您子服景伯还是省省心吧,不需要那样。
37.子曰:“贤者辟(同‘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说:“一个贤能的人会避开污浊的现世,其次避开混乱的地方,其次避开丑陋的嘴脸,再其次避开无礼的言语。”孔子说:“这样做的人已经有七位了。”
“贤者辟世”,“辟”就是避,一个贤能的人就避开污浊的现世。因为天下大乱,不想助纣为虐、随波逐流,要做个隐居的“潜龙”,正如《易经》的否卦所讲“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既然改变不了局面,那就要收敛修德以避开灾难,不可谋取禄位来显耀自己。也就是说,至少不要帮人家做坏事,不要帮他背书。
“其次辟地”,也有的避开混乱的地方。国家太乱了,不能避世的话,我不待在这个地方,出国可以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也是个选择。“辟世”是彻底隐居起来了,啥也不干。“辟地”则代表这个地方糟了,我可以另外找一块净土。
“其次辟色”,再有的避开丑陋的嘴脸。这就是说连某个地方都避不开,只能待在这里,但是人家对我表情不好,不尊重人,一味敷衍、应付,那就对不起了,我同你再见,不看你的嘴脸总可以了吧?
“其次辟言”,还有的避开无礼的言语。还有的人不看人家对待的态度,而是避免与其说话,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必和人多说呢?
38.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与?”
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守门者说:“从哪里来?”子路说:“我从孔家来的。”守门者说:“就是那位明知行不通还一定要做的人吗?”
“子路宿于石门”,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晨门”就是守门人。“奚自?”守门者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其实,这位“晨门”也是一位隐士,他明明知道子路是从哪里来,却要跟子路打禅机。“自孔氏”,子路说,我从孔家那边来的。意思是我属于孔门弟子。
守门者就在等他讲这句话:“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就是那位明知行不通还一定要做的人吗?守门者的意思,是让子路传话,叫孔老夫子不要这样操心天下了。孔子心里可能已经知道,世道已经不可救药,可是不能放弃。换句话说,孔老夫子当时给很多人的印象确实也是如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39.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qì)。’”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留居卫国时,某日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磬声里面含有心事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着了!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诗经》上说:‘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说:“如果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孔子在卫国的时候,某日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磬”指一种乐器。
“有心哉!击磬乎!”挑着草筐的人说,孔子的磬声里蕴含着心事呀!乐为心声,这位挑草筐的人闻乐而知心,是高山,还是流水?是有怨,还是有抱负?挑着草筐的人心有感应。古人赋诗言志,奏乐言志,尤其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官,正式场合常常以诗来沟通谈判。这也是文化教养的较量。《孟子》中,子贡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也是说音乐之道可以通为政之理。中国的文化永远是这一套。《易经》中的一个颐卦,包含诸多养生的道理,也包含治国之道。《庄子》中的屠夫杀牛也跟治国相通,像庖丁解牛那一套道理也可以用在治国上。
挑着草筐的人接着说:“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硁硁的声音,太执着了!没有人了解自己,坚守自己就可以了。这位隐士接着就开始批评孔老夫子,说他怎么不懂得转弯呢?
“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诗出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意思是,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
听了这位隐士的话,孔子却不以为然:“果哉!末之难矣!”果然是这样!我没什么话好说了!意思是,我不必跟你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各人选择各人的路。
40.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张说:“《尚书》上说:‘殷高宗守孝时,住在守丧的屋子里,三年不说话。’这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不只有殷高宗武丁是这样,古代人都得这样。国君死了,新的国君三年不问政事,所有的官员都听命于宰相。”
“《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是中兴的明主。“谅阴”即守丧时所住的屋子。“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意思是《尚书》上说殷高宗守孝时,住在守丧的屋子里,三年不说话。这里的“三年”和后来的三年之丧类似,自古一直到清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服三年之丧。
“何谓也”,这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不只有殷高宗武丁是这样,古代人都得这样。“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国君死了,新的国君三年不问政事,所有的官员都听命于宰相。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礼制。
41.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说:“在上位者爱好各种礼制,百姓就容易使唤了。”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上位的人自己做到守规矩,下面的人就容易听指挥,这是很普通的人情。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要想让百姓懂得礼,还不如自己身体力行,做好表率,那样效果来得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达到好礼的地步,起码说明他不仅懂得了礼制,而且还身体力行了。有时候一些百姓为什么成了刁民,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恐怕在上位者本身就率先破坏制度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旦社会风气不好,社会秩序就乱掉了。
42.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请教在上位的君子该怎么行事。孔子说:“修养自己,认真谨慎来面对一切。”子路再问:“这样做就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左右及上下的百官来安心办事。”子路再问:“这样做就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来安顿所有的百姓。修养自己来安顿所有的百姓,连尧舜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做到啊!”
“子路问君子”,子路请教在上位的君子该怎么行事。
“修己以敬”,孔子认为,君子要修养自己,谨慎认真面对一切。正如《易经·坤卦·文言传》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君子以谨慎态度持守内心的真诚,以正当方式规范言行的表现,做到既谨慎又正当,其德行就不会孤单了。
“如斯而已乎?”子路接着问,这样做就完了吗?
“修己以安人。”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左右及上下的百官安心办事。这里的“人”是指做当官的。
“如斯而已乎?”子路再问,这样做就完了吗?
“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说,修养自己来安顿所有的百姓。因为君子是典范,要是不修己,人也不安,百姓也不安,没有人会服从的。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养自己来安顿所有的百姓,连尧舜恐怕都很难完全做到啊!这说明孔子对于“修己”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君子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同‘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两脚岔开蹲在地上,等待孔子来。孔子说:“你年轻时既不谦逊也不友爱,年纪大了,也没有任何可称述的善行。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真是败常害俗。”说完拿起手杖敲他的小腿。
“原壤夷俟”,“俟”,等待。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所以与孔子相见也很随便,就像乡下老农一样,两脚蹲地,双手拢在袖中。
孔子看到这个老朋友的样子,很是生气,说他“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幼而不孙弟”,是说原壤年轻时既不谦逊也不友爱。也就是他年轻时不守规矩,没个正形,不敬重长辈,也不友爱兄弟。
“长而无述焉”,直到年纪大了,也没有任何可称述的善行。这确实有点虚度光阴。
“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真是败常害俗。这句话说得有点重,也亏了孔子是他老朋友。
“以杖叩其胫”,孔子说完,还有“暴力”行为,竟然拿起手杖敲原壤的小腿。当然,孔子也只有对老朋友才有如此举动,估计原壤也是脸皮厚,笑嘻嘻地接受孔子的“暴力”惩罚。
44.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的一个年轻人来替孔子传令。有人问起孔子说:“他是肯求上进的吗?”孔子说:“我看他对于自己的位置不太安分,又见他与长辈并肩行路。可见不是一个真心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想走速成之路的人。”
上章是孔子教训老朋友,这章我们看孔子对这个小孩子是怎么提携的。
“阙党童子将命”,阙党的一个少年来替孔子传令。也就是说,孔子身边总要有个使唤的小子,让他里里外外、人前人后传个话之类的。
“或问之曰”,有人又来问:“益者与?”这个小子跟着孔子,有样学样,见贤思齐,他有没有进步?这个人大概认为,童子虽然不是孔子正式的学生,至少还是旁听生,应该学到了不少关于怎么处理人前人后的洒扫、应对、进退之道。
“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这句话说明孔子对这个童子是有观察的。首先是童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大谦逊、不大安分。其次是与长辈一起走路时并肩而行,不太尊敬长辈。我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就被严格要求,和长辈一起走路时,要稍微在他后面一点,不能并行。因为不是平辈,后辈就要客气一点,落后半步也好。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这个小子不是真心向学的,因为他心性躁动,不懂礼貌,有点“欲速则不达”的样子。童子想速成,不晓得进退有序,要守分,就像《易经》中的无妄卦“不耕获,不菑畬”,不要想不耕种却有收获,也不要认为种了一年的田,就想有三年的收获。但是孔子为什么还用他呢?估计也是没办法,这个小子不是那么好教化的,还得慢慢来。
可见,速成很难。像晚清的李鸿章,出自曾国藩的门下,在曾国藩那里跟阙党童子差不多,参与机要。跟曾大帅磨了十几年,最后外放出去就是一方大员。但还是外放早了,李鸿章历练不够,处理政事时还是有些不够老练,这就叫速成很难。好好跟前辈学吧,多学才会成熟。当然,后来的李鸿章也是老练到家了,晚清时期的外交就离不开李鸿章,很多外国人只跟他谈。曾有一个人跟国画大师学画,最先学的就是磨墨,这就叫基础功。三个月奠基,三年小成,所以太急切是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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