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东西贯南北的交通要塞——武汉

    在长江的中游，坐落着华中重镇——武汉市。这座历史名城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汉水交汇处。市区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通称武汉三镇。周边与湖北省黄州、鄂州、大冶、咸宁、嘉鱼、洪湖、仙桃、汉川、孝感、大悟、红安、麻城12个市、县接壤，形似一只自西向东的彩蝶。通过武汉，你可以轻易抵达中国的任何地区。自秦汉以来，无论是三国风雨，还是两宋风云；无论是明清交替，还是民国春秋，武汉都在中华大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华中中枢，九省通衢

    在我国地理结构中，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与长沙、郑州、洛阳、南昌、九江、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相距700千米以内，与京、津、沪、穗、渝、西安等特大城市均相距在1200千米左右。特快火车基本10小时左右都可到达。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使武汉成为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作用的关键之地。

    扼守长江，联结四方，四通八达，枢纽地位——这座城市必然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历史上来看，武汉自古就被历朝政府所重视。考古发现武汉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渔叉。市郊黄陂区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是迄今中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朝古城。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就是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武汉的城市起源，是东汉末三国初，地方军阀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

    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公元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望塔——黄鹤楼。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中的夏口就是指武汉，当时的武昌是今天的鄂州。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隋朝大业二年（606年），汉津县改名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另设江夏县管理武昌。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北伐。

    武昌和汉阳筑城起始于同一时期，约有1800年历史。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10千米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至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

    武汉在晚清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很快远远超过广州，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一时间，汉口经济高度繁荣，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称汉口为“东方芝加哥”。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建立武昌起义军政府，武汉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汉口市区，次日分别进入武昌市区和汉阳县。至此，武汉三镇均由解放军接管。2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由中共中央直辖。

    武汉的沧桑巨变，说明了其战略意义不同寻常。在千年变迁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就是1938年，中日双方投入百万兵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指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40余艘，共100余万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日军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兵力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由沿长江两岸进攻。6月初，日军第六师团中国从合肥南下；日军波田支队（相当于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守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节节阻击。12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13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潜山沦陷。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二、第十一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十一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二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二军和第十一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参战。

    在长江南岸地区作战过程中，第九战区中国守军以第一兵团在鄱阳湖西岸地区，第二兵团在江西九江至码头镇沿线组织防御。日军第十一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7月23日，日军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中国守军第二兵团以第七十、第六十四军等部协同第八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一○六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日军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8月10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登岸，向瑞昌进攻。中国守军第三集团军在第三十二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九师团加入战斗，中国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日军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二十七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三十集团军和第十八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日军，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攻占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中国守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至9月24日，码头镇、富池口（属阳新）先后陷落。中国守军第二兵团组织第六、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和第二十六、第三十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向武昌逼近。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日军第一○六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中国守军第一兵团第二十九军和第四、第八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8月20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五军防线，协同日军第一○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中国守军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六十六、第七十四、第四、第二十九军等部协同第二十五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日军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9月底，日军第一○六师团第一二三、第一四五、第一四七团和第一○一师团第一四九团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第四、第六十六、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四个团大部被歼。此战史称万家岭大捷。

    在长江北岸地区的战斗中，7月24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师团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相继突破中国守军第三十一、第六十八军防线，至8月3日，先后攻占太湖、宿松、黄梅（属湖北）等地，继续西进。第五战区第四兵团以主力在湖北广济（今梅川）、田家镇、浠水地区准备迎击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八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潜山、黄梅西北山区南下侧击日军，至28日先后收复太湖、宿松。第十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八军乘势反攻，未果，退至广济地区，协同第二十六、第八十六、第五十五军等部继续抗击日军。第四兵团令第二十一、第二十九集团军自黄梅西北实施侧击，未能阻止日军，至9月17日广济、武穴相继沦陷。接着日军围攻田家镇要塞。中国守军第四兵团以守备要塞的第二军并加强第八十七军一部固守阵地，以第二十六、第四十八、第八十六军在外围策应作战，攻击日军侧背，激战旬余，终因阵地被日军优势火力摧毁，伤亡甚重，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日军继续进攻，10月19日攻陷浠水，24日攻占黄陂，直逼汉口。

    在大别山北麓地区作战过程中，第五战区第三兵团以第五十一军和第十九军团第七十七军在安徽六安、霍山地区，第七十一军在富金山、固始（属河南）地区，第二集团军在河南商城、湖北麻城地区，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河南潢川地区，第十七军团在信阳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第二集团军从合肥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于29日突破中国守军第七十七军防线攻占霍山，向叶家集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二集团军在叶家集附近的富金山至商城一带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日军第十三师团受挫，得到第十六师团增援，9月16日攻占商城。中国守军退守商城以南的打船店、沙窝地区，凭借大别山各要隘，顽强抵抗，至10月24日，日军逼近麻城。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五十一军防线攻占六安后，9月6日进占固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春河集（属固始）、潢川一带组织抗击，鏖战旬余，19日，潢川失守。21日，日军第十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十七军团第四十五军阵地，攻占罗山，继续西进，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十七军团反击，被迫撤回罗山。日军第二集团军以第三师团增援，协同第十师团向信阳进攻。10月6日，日军一部迂回信阳以南，攻占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12日，日军第二集团军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十一集团军进攻武汉。在日军已达成对武汉包围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作战勇气为世人所称道，而最能体现这种勇气的是至今都难以被人忘记的“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战至9月，日军第六师团先后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波田支队占领富池口；第九师团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第一○一师团进抵西孤岭；第一○六师团占领马回岭；第二十七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中国守军第八军激战，呈胶着状态。

    从上述战局来说，形势对日军有利。但中国守军的表现也足以称道。首先，在作战指导方针方面，蒋介石死守一城一地的做法已有了改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

    其次，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的各路守军，面对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集结最多、占据优势的日军，或宁死不退，或节节抗击，大量杀伤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严重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黄梅后即向广济进攻，仅30千米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八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日军休整七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能继续向田家镇进攻。而田家镇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第九师在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又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第五十七师在第二十六军的配合下，一度包围了日军第十一旅团，第十一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六师团相当紧张。沿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激战竟月，几经整补。第一○一师团损失最大，师团长伊东政喜被击伤，第一○一联队先后冲击东孤岭15次毫无进展，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哭求援兵未果后，率残兵进行自杀性进攻被击毙，该联队基本覆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在群山之中激战，伤亡严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地，即弃尸300余具。在攻占覆盆山的战斗中，第一○三联队长谷川幸造被击毙。

    交战双方均已拼尽全力，战场一时凝滞。这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空中侦察得知，南浔铁路与瑞武铁路之间中国守军兵力薄弱，遂下决心命令第一○六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此空隙突入，策应第二十七师团作战，以期打开局面。

    日军第一○六师团孤军深入，对面的中国军队将领稍具韬略和勇气，就不会放弃这一战机。

    当发现日军第一○六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认为机会难得，随即给武汉军委会和第九战区司令部发电请示：“敌松浦之第一○六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蒋介石迅速回电同意，并表示再调遣部队支援薛岳。

    决心既下，薛岳抽调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第一八七师、第一三九师的一个旅、第九一师、新编第十三师、新编第十五师的一个旅、第一四二师、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第十九师，会同负责正面阻击日军第一○六师团的第四军，四面包围，全力出击。

    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情况不妙，薛岳给他的第一○六师团伏下了个口袋阵。他立即命令第一○六师团向北转进，向第二十七师团靠拢，同时命令第二十七师团警戒第一○六师团右翼，企图把第106师团接出重围。

    薛岳发现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动向后，命令李汉魂所部向柘林以北地区转移，阻击日军第二十七师团。5日，李汉魂部作战部署完毕：令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预备第六师为第一线阻击部队，防守右起杨家，亘城门山、洼山、蒋家坳、排楼下、螺墩，左至河浒一线；令第一四二师（欠第七二五团）及第六十师为预备队，控制于彭岗、上卢地区；令第七二五团防守路马岭、龙腹渡一线警戒阵地，并掩护左侧背；令第一八七师及第十九师各一个旅及第一三九师一个团为第二线防守部队，在墨赤山、乌龟山、田家、柘林一线构筑预备阵地。

    与此同时，日军第一○六师团接到冈村宁次的命令，急忙行动，但在这紧要关头，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和他的参谋竟然犯了低级错误——难于识别地图！武汉会战中日军所使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是1926年冈村宁次从孙传芳那里窃取来后，由参谋本部印刷发至部队的，里面多有不准确之处；而特设师团的高级参谋和幕僚的军事素养有限，无法比照参照物予以纠正。他们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可当地又有磁铁矿藏，指南针失灵。在山中冲撞了一两日，日军处处遭到中国军队阻击，也未找到一条生路。

    10月5日、6日，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等部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一○六师团激战。日军第一○六师团在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的掩护下，集中全力猛攻，但在中国守军的沉着应对下，收效不大。6日，薛岳认为歼灭当面日军的时机已到。13时，下达作战部署：令吴奇伟指挥第六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向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一带之敌包围攻击；令李汉魂部死守阵地，切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六师团的联系，并于7日14时向敌佯攻，相机向左侧转移攻势；令第十八军副军长陈沛指挥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及第一四二师的第七二五团竭力阻击所犯之敌，掩护左侧攻势；令炮兵在棋田以北地区占领阵地，以主要火力压制敌炮兵，以一部协同友军向万家岭、田步苏攻击。攻击时间及详细部署由吴奇伟规定。

    吴奇伟于6日15时下达命令，命令各军于7日12时前完成进攻准备，16时开始总攻；第六十六军重点向石堡山攻击，得手后与第四军及第七十四军协力将万家岭、田步苏之敌歼灭；第四军派兵一部掩护第六十六军右翼，军主力确保现有阵地；第七十四军向西北攻击，防敌向南突进。

    但由于日军困兽犹斗和日机轰炸袭扰，各部队并未按时展开进攻。第六十六军以第一九五师及第一六○师一部展开于金蛾岭、公母岭一线，17时才完成攻击准备，随后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七十四军则直到21时，该军第五十一师方才就位，开始攻击。日军占据长岭北端和张古山最高点，并迅速增加兵力到2000余人，凭险据守。第五十一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数度攻击无效。第三○五团团长张灵甫提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得到王耀武同意后，张灵甫亲率部队出发，在友军的支援下，经过白刃格斗，占领了张古山主阵地。

    截至9日，中国守军各部经过激战，进展范围虽不大，但大量杀伤了日军，特别是日军基层军官伤亡惨重，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15时，薛岳命令各部队选拔勇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同时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自己也亲临一线。18时，炮火准备。19时，奋勇队出击，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刘、杨家山等地全线攻击。各部队前仆后继，踏尸猛冲。经一夜血战，第一○六师团的防御阵地彻底崩溃。激战至10日晨，第六十六军收复万家岭、田步苏，第四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第七十四军收复张古山，第九十一师收复杨家山东北无名村，第一四二师收复杨家山北端高地。战斗中，第四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进至万家岭日军第一○六师团司令部附近不过百米，因天色太黑，加之自身也伤亡重大，未能及时发觉日军第一○六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战役结束后据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也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中国军队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未能生擒松浦淳六郎，成为此次会战中最大的遗憾。

    天明后，日军最后一次组织剩余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反击，终被击退。11日，日军第一○六师团残部退守雷鸣鼓刘、石马坑刘、桶汉傅、松树熊等不到五平方千米的地区内固守待援。12日，伤亡也很重大的第六十六军和七十四军向不足千人的日军残部攻击数次，由于日军依仗空投粮食弹药，并缩小了防御正面，因此火力并未有太多减弱，这一最后的攻击未能奏效。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与日军最弱师团的战斗力相比，特别是在士兵的战斗素养方面，仍有不小差距。

    在中国军队猛攻日军第一○六师团的同时，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10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二旅团在战车第五大队的配合下，突破中国守军第七二五团阵地。1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屯苏州的第十七师团步兵旅团长（该旅团为三联队制）铃木春松少将率第五十四联队的第一、第三大队，第五十三联队的第三大队及野炮兵第二十三联队增援第一○六师团。同日，第一○二旅团及战车第五大队突进至杨家山附近。

    13日，日军第十七师团的步兵团与第一○二旅团会合，向中国守军第六十师、预备第六师等阻击阵地猛攻。鉴于基本歼灭第一○六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各部队伤亡均极惨重，薛岳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全军退守永丰桥、郭背山、柘林一线。随后，薛岳电禀武汉军委会：“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

    万家岭之战，虽然在最后关头未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彻底歼灭日军第一○六师团，但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的机动灵活、组织严密的特点，中国士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大大震惊了日军上下和国际社会。而日军整整一个师团几遭灭顶之灾，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日军第一○六师团遭此歼灭性打击，已彻底失去战斗能力，即在南浔铁路北段担任守备任务，进行休整补充，原定与日军一○一师团进攻南昌的任务被迫取消。

    叶挺将军如此评价万家岭战役：“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兵家看点

    武汉地处中国的心脏部位，四通八达，沟通南北东西，在抗战初期，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军队通过武汉防御战有效地延缓了日军进攻的势头；日军占据了武汉，也把握住了进攻中国华中地区的主动权。

    2.汉末三分天下的核心地带——荆州

    但凡读过《三国》的人都会对一个地方念念不忘：曹操失其而退江北，刘备因其而成大业，孙权因其而固江南。它就是汉末三分天下的核心地带——荆州。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市。荆州东连武汉、西接宜昌、南望湖南常德，北毗荆门、襄樊。荆州总面积1.41万平方千米，全市辖荆州、沙市两区和江陵、公安、监利三县，代管松滋、石首、洪湖三市。悠久的历史使荆州成为湖北省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也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

    看不尽的三国，说不完的荆州

    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建城历史长达2600多年，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建都于郢（现荆州区纪南城），历20代楚王，定都时间长达411年，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三国时期，荆州为群雄逐鹿之地，境内三国文化遗存遍布。在近代荆州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大内河港口城市之一。

    荆州古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墙体保持完整，形制完备，在中国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被专家们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壁”。几年来，荆州围绕古城墙大举建设，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建设环城公园。环城公园总面积250万平方米，围绕古城垣，内建行车道，外铺步行道，串联八大景区和三十六大景观，实现了“城墙上走人，内环道行车，外环道跑马”的建设目标。二是建设九龙渊龙舟赛场。九龙渊龙舟赛场位于九龙桥以南，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水面面积16.8万平方米，包括仲宣楼、金龙轩、屈原祠等八大景区。三是建设凤凰广场。凤凰广场位于九龙桥以北，总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陆地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双凤朝阳广场、伴凤池、百凤画壁等九大景区，是一座以弘扬荆楚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大型文化广场。这三大环绕古城墙工程的建设，强化了对古城的保护，盘活了历史文化资产，改变了城市北大门的形象，对形成荆州城市的独有景观风貌发挥了巨大作用。

    荆州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就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的美誉。荆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出土的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和整套石磬编钟，无不折射出楚文化的熠熠光辉。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鸣惊人”的政治家楚庄王、楚国名相孙叔敖、吴国名将伍子胥、楚国名士申包胥、唐代著名诗人岑参、元末农民起义首领陈友谅、明代著名文学家“三袁”等等，都是从荆州这块土地上走上历史舞台的。荆州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120回的《三国演义》，有72回写到荆州。在这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曾发生过大大小小许多故事，但最为我们熟知的，还是那些发生在三国时期惊心动魄的烽火战事。

    一战荆州——江陵之战

    民间有个歇后语：“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给人的印象是刘备在耍赖，借东西不还，而且人们可能认为他借的是整个荆州。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东汉末年，刘表占据荆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这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西可以进取益州，向东可以进击江东。

    荆州一共有八个郡，赤壁之战后，由魏、蜀、吴三家瓜分：曹操吃了败仗，还保有北面的南阳、襄阳两郡；孙权出力很大，但只得了南郡、江夏两郡；刘备最多，得了荆州的江南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

    东吴的鲁肃很有战略眼光，他竭力劝说孙权将东吴占据的部分荆州“借”给刘备，好让刘备站稳脚跟，与东吴一起抵御曹操。孙权想想也对，就把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一则让刘备充当抗曹的战略前哨，二则以此向刘备表示友好。所以“借荆州”其实只是借了荆州的南郡。

    以后，刘备得了益州，孙权就派人去讨还南郡，双方为此剑拔弩张，关系紧张。不久，曹操进取汉中，刘备担心丢掉益州，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也担心自己难以打胜，于是两家重新划分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三郡以东属于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于刘备，刘备和孙权各占三郡。这样，刘备不仅“还”掉了一郡，还让出了一郡。刘备解决了荆州的矛盾，与曹操争汉中，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据有了汉中。于当年七月自封为汉中王。

    但孙权还不知足，他认为，荆州居东吴的上游，刘备对东吴是一个大的威胁。如果把刘备的势力赶出荆州，那么东吴不仅巩固了长江中游，还能向巴蜀发展，然后以整个南方与曹操的北方对抗，进而统一中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逝世后，由吕蒙代替鲁肃职务主管吴州。吕蒙跟鲁肃不一样，主张谋算关羽，夺取荆州。吕蒙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有兼并吴属荆州之心，而且关羽据守在东吴上游，不能让他的势力长久存在。他一上任，就秘密上书孙权，建议尽快消除关羽这一后患。孙权当时主张先取徐州，吕蒙认为还是先取关羽，最后孙权赞同了吕蒙的建议。这说明，东吴对于跟刘备结盟共同对付曹操的战略，在吕蒙接手吴州以后，就有了改变。在此之前的217年春，曹操由合肥大举进攻孙权时，孙权曾派使者向曹操请求投降，曹操答应愿建立友好关系。关羽北攻襄樊，一时威震华夏，东吴方面更加畏惧关羽势力的强大，就进一步加紧策划谋算关羽。

    当关羽进攻襄樊时，吕蒙又向孙权上书，让他以治病为名回吴都建业，使关羽放松对后方的防守，把驻防的部队调到作战前线去，乘关羽防守空虚之机袭取南郡。于是孙权表面上公开召吕蒙回去治病，暗中则加紧策划袭取荆州的办法。吕蒙推荐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的职务。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樊城。关羽听说吕蒙病重，又听说陆逊是个年轻的书生，心里暗暗高兴。没过几天，陆逊特地派人拜见关羽，关羽接见使者，使者献上了书信和礼品。信中大意是说，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远近近哪个不称赞将军的神威。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听说也高兴。我是个书生，很不称职，今后还得靠将军多多照顾呢！

    关羽看了陆逊的书信，觉得陆逊态度谦虚、老实，也就放了心，把原来防备东吴的人马陆陆续续调到樊城那边去了。陆逊把关羽人马调动的情况随时报告给孙权和吕蒙。

    这时候，关羽在樊城接受了于禁的投降兵十几万人，粮草供应发生了困难，就把东吴贮藏在湘关的粮食强占了。

    孙权得知湘关的米被抢，就派吕蒙为大都督，命令他迅速袭击关羽的后方。

    吕蒙到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成商船，选了一批精锐的兵士躲在船舱里。船上摇橹的兵士扮成商人，一律穿上商人穿的白色衣服。就这样，一艘又一艘商船向北岸进发了。

    到了北岸，蜀军兵士一看都是穿白衣的商人，就允许他们把船停在江边。没想到一到晚上，船舱里的兵士一齐出来，偷偷摸进江边岗楼，把蜀军将士全部抓住，把岗楼占了。

    吕蒙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北岸，进军公安。守卫公安的将军傅士仁、守卫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在兵临城下之时，先后投降了吕蒙。表面原因是他俩对关羽前线的军资供应未能全部到达，曾受到关羽的责备，关羽说过回去以后一定要治罪，他俩怕关羽回来后处分他们，实质上是他俩贪生怕死，且平时关羽对部下傲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够融洽。

    吕蒙进了城，派人慰问蜀军将士家属，并且吩咐东吴将士严守纪律，不许侵犯百姓。有一个东吴兵士，是吕蒙的同乡，因为天下雨，拿了老百姓家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吕蒙发现后，认为这个兵士违犯了军令。虽说是同乡，但是犯了军令不能不治罪，就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震动了，谁也不敢违犯军令。

    这时候，曹操派去的徐晃率领的援军，已到了靠近樊城的前线。徐晃把孙权答应与曹操夹攻关羽的信抄写了许多份，射进关羽营寨里。关羽得知吕蒙袭击后方的消息，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徐晃发起进攻，打败了关羽，使关羽不得不撤去对樊城的包围。

    关羽派使者到江陵去探听情况。使者一到江陵，吕蒙派人殷勤招待，还叫使者到蜀军将士家中看望，这些家属都说东吴的人待他们不错。使者回到自己的军营后，兵士们向他探问家里的情况，他就照实说了。兵士们一听东吴如此善待自己的家人，就不愿再跟东吴打仗了，有些兵士甚至偷偷地逃回江陵。

    关羽到这时候，才知道对东吴的防备太大意，可为时已晚。他只好带了人马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

    孙权进军麦城，派人劝关羽投降。关羽带着十几个骑兵往西逃走。

    孙权早已派兵埋伏在小道上，把关羽和十几个骑兵截住，活捉了关羽。孙权知道关羽不肯投降，下令就地把他杀了。

    这样一来，孙、刘矛盾便全面激化，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

    二战荆州——夷陵之战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一个月后，刘备决定大举攻吴，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魏文帝曹丕见到孙刘联盟内部分化瓦解，便煽风点火，多方寻找机会以加剧吴蜀之间的矛盾冲突，好坐收渔人之利。蜀汉方面，诸葛亮、赵云等绝大多数大臣、将领都看到了大举攻吴对蜀不利，因此再三规谏刘备不要出兵攻吴。但是，正在气头上的刘备丝毫听不进这些意见。

    孙权在夺得了荆州之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也不愿再加剧吴蜀之间的冲突，曾两次遣使主动向刘备求和，但均被刘备拒绝。东吴南郡太守诸葛瑾（诸葛亮之兄）也曾给刘备写信，向他陈说利害，希望刘备停止攻吴行动。刘备同样置之不理。

    221年7月，刘备亲率蜀汉军队十多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当时，两国的国界已西移到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冯习率领四万多人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李异、刘阿部，占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乘机袭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

    孙权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奋起应战。他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

    陆逊上任后，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陆逊说服了吴军诸将放弃立即决战的要求，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昌亭区）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集中兵力，准备相机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222年正月，蜀汉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两三百千米，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扼阻抵御，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情况下，蜀军不得已在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夷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逼陆逊出战，刘备遣张南率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所以吴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救援，但陆逊深知孙桓素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坚粮足，坚决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避免了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的行为。

    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曾频繁派人到阵前辱骂挑战，但是陆逊均沉住气不予理睬。后来刘备又派遣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人马，企图引诱吴军出战，伺机加以聚歼。但是此计依然未能得逞。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以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

    六月的江南，正值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不胜其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舍舟登岸，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处于吴境两三百千米的崎岖山道上，远离后方，故后勤保障多有困难，且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

    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作战方针，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为此他上书吴王孙权说：交战之初，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夹江直下。现在蜀军舍舟就陆，处处结营，从其部署来看，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就有了可乘之机，击破蜀军，当无困难。孙权当即批准了陆逊这一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

    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因为当时江南正是炎夏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筑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

    决战开始后，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瞬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吴将朱然率军五千首先突破蜀军防线，猛插到蜀军的后部，与韩当所部进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了蜀军的退路。

    潘璋所部猛攻蜀军冯习部，冯习大败。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攻击。守御夷道的孙桓部也主动出击，投入战斗。吴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将领张南、冯习及土著部族首领沙摩柯等阵亡，杜路、刘宁等卸甲投降。刘备见全线崩溃，便逃往夷陵西北马鞍山（今属湖北石首市），命蜀军环山据险自卫。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蜀军数万之众。

    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逃散，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刘备乘夜突围逃遁，行至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被吴将孙桓部追逼，几乎被擒，后卫将军傅彤等被杀。后依赖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堵塞山道，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入白帝城中。

    这时，蜀军镇北将军黄权所部正在江北防御魏军。刘备败退后，黄权的归路被吴军所截断，不得已于八月率众向曹魏投降。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吴将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张乘胜追击，扩大战果。陆逊顾忌曹魏方面乘机浑水摸鱼、袭击后方，遂停止追击，主动撤兵。九月，曹魏果然攻吴，但因陆逊早有准备，魏军终于无功而返。次年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故于白帝城。夷陵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夷陵之战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蜀汉来说，它大损国力，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订的宏伟战略蓝图。对东吴来说，虽然打赢了战争，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吴蜀关系，从战略上看，亦打破了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可能，给日后吴蜀两国的先后覆灭埋下了伏笔。

    兵家看点

    在中国传统的九州之中，荆州就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地处中国的核心地区，北接中原，南连吴越，西邻巴蜀，东屏江左。到了东汉末年，荆州一度成为汉王朝统治区内最大的两州之一，有着特殊的战略价值。此后，荆州的归属权与三国的局势紧密相关，蜀汉政权因占据荆州而奠定霸业，魏吴两国也在荆州反复争夺，荆州成为三国一统的重要棋子。在此后的岁月中，荆州成为东晋的军事要地，也是元宋对峙的主要前线，每一次的血雨腥风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3.接黔粤控长江的荆楚古城——长沙

    这是一座传承千年的古城，这里有着极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这里有着彪悍的勇武之风。这里燃起过三国的烽烟，这里举起过反清的战旗。太平军在这里止步，日寇在这里受挫。这里就是千年古城——长沙。

    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区域行政中心的地位，决定了长沙在历史上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角色。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会战，史称“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

    不相上下——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这一地区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

    日军为了达到摧垮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的目的，调集了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代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调动了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与日军在这一地区展开激战。这次战役，日军从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向长沙推进，中国军队在这三个战场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在赣北方面，日军集结重兵，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通过赣北的军事行动，吸引长沙以北的中国军队，使其无力回援长沙。日军第一○六师团在9月14日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军发起进攻；以第一○一师团一部向高安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与第五十八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能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三十二军转移至锦江右岸的灰埠、袁浦之线。

    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19日，中国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以阻日军西犯。21日，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收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一○一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一○六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中国守军第一八三师和第十五师阵地。24日，日军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日军进行反击，与其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守军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6日，中国军队第一集团军和第三十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收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日军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落空。

    在湘北方面，日军集结主力部队，直插中国军队核心防御区域，力图诱使中国军队主力部队与其决战。日军主力第六师团及奈良支队于9月18日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二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五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日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登陆，对中国守军第十五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第十五集团军凭借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27日，日军分路南进，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的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日军全歼中国守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在鄂南方面，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于9月22日向中国守军第十五集团军第七十九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续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第七十九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守军第二十军、第七十九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的日军追击。10月1日，第二十军收复龙门厂后，向长寿街的日军侧击，第七十九军收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3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与第十三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进攻修水。4日，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七十九军与日寇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十五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汨罗等地。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中国守军第五十四军新编第二十三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9日，日军第六师团退向新墙河，第三十三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3日，会战结束。本次会战，中方在损失上超过了日军，但保住了长沙，完成了会战的预期目标。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没有完成消灭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

    反败为胜——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初，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在这次会战中，日军第十一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和四个旅团，配有战车第十三联队，野战重炮第十四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及部分工兵、空军、海军部队参加战斗，总兵力达12万余人；并配有军舰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在司令官阿南惟几的指挥下，采取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以纵深突破的战略，向长沙进犯。

    为了阻击日军南犯，中国军队派出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九战区对日军实施袭击，使其不能集中兵力，然后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引诱日军主力深入至长沙东北地区围歼。第九战区参加会战的部队共计40个师，50余万人。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意识到，要保证长沙的安全，必须死守长沙的天然门户——大云山。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向湘北大云山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以掩护其第三、第四、第四十师团在新墙河右岸集结。中国守军第四军进行抗击后撤守。10日，中国守军第五十八军增援大云山，收复该地区。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四十师团在甘田地区遭遇，发生激战，至17日，日军主力于新墙河北岸展开，完成了对湘北攻击的部署。

    18日拂晓，日军第四师团沿粤汉铁路向长沙前进，作为铁路中枢的长沙一旦失手，中国危矣！与此同时，日军独立第十四混成旅团向洞庭湖南岸深入；日军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由港口至新墙市一线强渡新墙河，迅速突破中国守军正面防线，继续南进，抵达汨罗江北岸地区。汨罗江一失，长沙门户洞开。

    为阻止日军向长沙推进，第九战区电令各部实施反击。此时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作战命令的电报，决定放弃原作战计划，命令各师团向东挺进，于捞刀河以北地区围歼从东面侧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21日至23日，中国守军第五十八军在洪桥，第二十军在关王桥，第四军在洪源洞以南与日军展开激战，第三十七军和第十军与日军第四、第三师团激战于神鼎山、密岩山、班召庙一带；第二军与日军第六、第四十师团各一部激战于瓮江、蒲塘地区。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阵地。第三十七军被迫向安沙地区撤退。第二十六军被日军包围于蒲塘地区。该军于25日夜，奉命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第七十四军从江西赶来增援，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又遭日机袭击，损失甚重，被迫向南撤退。日军第四师团一部于27日下午渡过浏阳河，并于傍晚从长沙城东南角冲入市内，28日日军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中南震撼。中国第九战区已于27日奉最高统帅部电令，转移攻势，从各方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战斗，将日军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与此同时，第三、第五、第六战区部队分别向迎面之敌发动了攻势。长沙被围的日军与后方的联络线已被切断，补给十分困难，遂于10月1日傍晚向北撤退。

    至10月11日，中国军队恢复了原阵地，与日军对峙于新墙河，会战结束。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0

    000余人的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中国军队第六战区乘别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的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余人。

    盟军首胜——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获得的最大级别战役的胜利。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命令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也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二十三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日军第十一军发现中国军队第二军、第四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日军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认为有必要牵制中国军队南下行动，配合香港作战。遂决定先发制人，向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其第二十三军攻占香港的作战，认为这样“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长沙正好在武汉三镇与香港的交会点上，居于核心地位。拿下长沙，不仅可以稳稳拿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还可以迅速南下，夺取香港。

    日军第十一军发动这次进攻战役的企图本为策应其第二十三军攻占香港和南方军队的作战，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阻其南下，所以原定的作战计划是进至汨罗江以南地区，给予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以重创后即撤回原防地，并无攻占长沙的目的。但阿南惟几在作战之初即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亦有相同的想法，曾两次提出建议。当日军渡过新墙河迅速进至汨罗江北岸时，阿南惟几认为，进攻开始以来进展顺利，日军又得到长沙守军暂编第二军南下、现市区兵力薄弱的情报，遂准备渡过汨罗江后继续南下，攻占长沙。

    日军第三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立即行动，昼夜兼程前进。30日夜到达枫林港，留骑兵联队向北警戒，主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东南郊前进。日军第四十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掩护其第三、第六师团的后方。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29日到达岳阳，立即向关王桥前进，以保障进攻主力的侧背安全。然而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此时早已在长沙严阵以待。守住长沙，不仅仅为了保全香港，还涉及到西南地区的稳定，中国军队不会退缩。

    12月30日晚，薛岳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当前的动态，并说“我军已按照既定计划围歼此敌”。蒋介石为防止过早使用第二线部队，致电薛岳：“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

    尽管日军第三师团一路狂奔赶到了长沙城下，但是进攻的最佳机会已经失去。由于大雨而暴涨的汨罗江，将日军阻挡了12小时以上。就在31日夜间，中国守军第十军调整了部署，补上了防御上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一阶段，日军的进攻总体来说是顺利的，但是失去的这12小时，致使日军离攻占长沙越来越远。

    日军第四十师团于31日19时进入天王庙附近，但此时该师团的补给已经断绝，当地的坚壁清野又做得很出色，整个师团一个早上仅仅找到了两个白薯。

    1942年1月1日8时，日军第三师团全部渡过浏阳河，以第十八联队和第六十八联队并列向长沙城东南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中国守军预第十师阵地发起进攻。激战到16时，阵地被日军突破，预第十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带的既设阵地。18时左右，阵地再次被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团第一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被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此时，日军第十一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惟几急令第三师团加紧进攻，企图在第九战区对日军形成包围以前攻占长沙。日军第三师团当即将师团直属的第六联队第二大队由第六十八联队左翼投入战斗。日军增强力量后，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日军一部兵力乘势突入至白沙岭。22时，中国守军预第十师在岳麓山重炮兵的支援下组织反击，收复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并包围了白沙岭的日军第二大队。

    1月1日元旦当天，白沙岭的加藤大队被全歼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对日军来说，加藤的死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名大队长而已。从加藤的尸体上，中国军队得到了日军出动以来的各种计划和命令等文件，得知了当面之敌为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现位于榔梨镇，第四十师团位于金井。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了解到日军弹药缺乏这一重要情报。中国守军预第十师缴获的文件被迅速送到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薛岳看到后，一方面将情况通报各部，一方面命令各集团军按照预定计划快速向长沙外围合拢、围歼敌军，同时命令第十军进行反击。

    1月2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将攻击重点由南门方向移向东门，集中炮火，并令日军工兵第三联队逐次爆破中国守军的堡垒群，猛攻第一九○师的四方塘、南元宫一线阵地。中国守军顽强抗击，以刺刀进行白刃格斗，日军的多次进攻被击退。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中国守军预第十师葛先才团（第二十八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三十团还以一部兵力秘密机动至南门外侧击日军第六十八联队，将其第七中队击歼大半，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所有军官全被打死。

    阿南惟几见日军第三师团攻击受挫，而第九战区外线兵团正向长沙地区逼近，形势严峻，但仍企图在中国守军外线兵团到达前攻下长沙，遂于2日夜令在榔梨镇的日军第六师团从第三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同时令在金井地区的第四十师团迅速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山区警戒，保障两师团的后方安全。日军第六师团留第四十五联队守备榔梨镇及附近渡口，其余兵力连夜进至长沙东北郊。1月3日拂晓，日军第六师团及第三师团同时发动攻击，第六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间阵地，第三师团进攻东门至南门间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第十二中队曾一度由城北向西突至湘江岸边外，其余部队全被击退。

    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在向东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中国守军预第十师的密集火力和以白刃战进行的反击，在6时30分前后该大队被击退，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的军官、士兵被打死、打伤百余人。当日晚，薛岳为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令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暂第五师接替第七十七师荣湾市一带的防务，而令第七十七师渡过湘江至长沙城内，归李玉堂指挥，为第十军的预备队，控制南门口附近。

    数日的争夺，尽管日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对于日军来说，此时一个更严峻的情况已经摆在面暂前：日军的弹药已经告罄。部分日军已经被迫用刺刀作战。另一方面，至当夜，日军第三师团的伤亡已经达到700人。当日晚间日军第六师团一部进袭中国守军第一九○师第五六九团阵地，被中国守军击退。此时日军虽将全部兵力投至一线，但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鉴于长沙守军日益艰难的战况以及中国军队增援部队陆续开到的现实，当晚20时，薛岳下令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以暂五师接替第七十七师的防务，第七十七师交防后立即渡江归第十军指挥，为该军总预备队。第十军下令该师以一团占领湘春街东西大街，对北方及江岸严密警戒，主力位于南门口附近。当日傍晚，中国守军第四军抵达长沙附近，先头部队在日军步兵第六十八联队背后开始修筑阵地。中国守军第七十九军也在向日军第三师团浏阳河渡河点迫近，一举占领了桥梁。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第十一军部队粮弹将尽，攻势受挫，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的状态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3日夜间决定撤退。

    中国军队对溃逃敌人实施了追击，歼灭了大量敌军。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完胜结束。

    兵家看点

    从抗日战争的三次会战的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长沙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地处华中腹地，东屏罗霄毗江西，西障雪峰连云贵，南峙衡岳达广州，北托洞庭通武汉；扼守湘江咽喉，自北向南可直达漓水，是中原通向西南最便利的通道；向南至耒水越南岭，便可直达南粤，成为控制两广的门户。更为关键的是，长沙还是粤汉铁路的重要枢纽，日军若拿下了长沙，就等于抓住了南中国的命脉。

    假如长沙失守，日军不仅能加强对中国富庶的两广地区的控制，还可以巩固其对中南地区的占领态势，更可以把兵锋指向抗战的大后方——四川，可谓一举三得；假如长沙失陷，西南地区将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会受到严重挫伤；假如长沙沦陷，作为人口大省的湖南也会岌岌可危，将导致中方丧失大量的兵源。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三次长沙保卫战，湖南的大片领土得以保全；“大后方”依然有着天然的屏障，这为打“持久战”奠定了基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长沙的重要性，那就是“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中南腹地，佑我神州。”

    4.关东门户——锦州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座见证了多次兵戈利刃、血雨腥风的历史古城，它目睹了明亡清兴的山河巨变，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未来命运，它就是关东门户——锦州。

    控御关外的咽喉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独具特色。锦州北依松岭山脉，南临渤海辽东湾，扼“辽西走廊”东端。它与葫芦岛遥相呼应，是联结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成为控御关外的咽喉要道。

    锦州市的地貌结构西北高、东南低，从海拔400米的山区向南逐渐降到海拔20米以下的海滨平原。山脉连绵起伏，东北部有医巫闾山脉，西北部有松岭山脉，大、小凌河。女儿河横贯境内。这种山脉加河流的地形更使锦州极具战略价值。网状的河流与横断的山脉交替纵横，便于守军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从而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另外，紧邻渤海湾的地理优势，使锦州可以得到海上武装力量的配合，达到事半功倍的防守效果，故而锦州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

    回顾锦州的历史，自远古以来，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历代相传，人烟不绝，并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这里属冀、幽二州地。春秋时期属燕地，战国时属燕辽西郡地。秦、西汉时分属辽西、辽东郡地，东汉时大部属辽东属国。三国时属幽州昌黎郡地，晋代属平州昌黎郡地。隋代时西部属柳城郡地，东部属燕郡地。唐代初属营州总管府辖，后属安东都护府辖，废府后归平卢节度使辖。辽代分属中京道和东京道辖。911—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汉俘建锦州”，锦州之名始于此时。金代改辽道制为路制，当时属北京路辖，元代分属大宁路和广宁府路辖。明代建军卫制，下设卫所，当时置广宁卫，广宁前、后、左、右、中（今锦州）屯卫，以及义州卫、宁远卫，先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后属辽东巡抚辖。清康熙元年（1662年）并广宁中、左、右、三屯卫为锦县；康熙三年（1664年）设广宁府，不久撤销；康熙四年（1665年）设锦川府。

    从锦州的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军事重镇，历朝历代都对这座关外名城格外重视。

    “关门打狗”的战役

    毛泽东在1948年2月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设想，并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考虑南下北宁线作战，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是先打锦州。

    东北北宁铁路是联结关内外最重要的陆上通道，锦州又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咽喉。辽沈战役时驻守锦州的国民党部队计有范汉杰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各两个师，新六军一个师及原属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共六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国民党军队凭借炮台山、双山子西山、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亮马山等高地，以钢筋混凝土工事为骨干，构成若干支撑点式的独立坚守据点，作为外围阵地；依托小凌河、女儿河和城垣构成主阵地；以城内高大建筑物——交通大学、日伪神社、中纺公司、老城等构成内城核心据点。为拱卫锦州，还以第九十三军一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一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之线。此外，华北“剿总”所属第六十二军等部四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前敌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9月10日拟订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铁路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击增援之敌。部署是：以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共六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的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而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一、第二（欠第五师）、第十、第五、第六共五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炮兵纵队一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行动。第二兵团指挥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师及炮兵旅由建昌营等地奔袭昌黎至兴城一线之敌，至17日先后占领昌黎、北戴河，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等地，吸引了锦西敌第五十四军向南增援。第四、第九纵队分别自台安、北镇地区出发，于16日包围义县。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纵一部，自西安（今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于20日前后陆续到达义县附近，接替第四、第九纵队对义县的包围任务。25日，第九纵队配合自八面城南进的第八纵队攻占锦州以北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歼敌暂编第二十二师两个团大部。27日，自四平地区南下的第七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的配合下，攻占高桥和西海口，第四纵队第十二师进占塔山，截断了锦西、葫芦岛之敌与锦州的联系。28日，炮兵纵队以炮火封锁了锦州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运。29日，第四纵队攻占兴城。10月1日，第三纵队、第二纵队第五师在炮纵主力的协同下，攻克义县，歼敌暂编第二十师等部约万人。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歼敌两万人，切断了北宁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

    与此同时，监视沈阳、长春之敌的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分别自九台、四平、清原、开原等地出发，于9月下旬相继进至新民西北，黑山及其东北，法库以南，开原、昌图、伊通地区待命；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由第一兵团指挥，继续担任包围长春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攻占高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28日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定立即攻击锦州，然后再攻锦西。2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计划，并强调指出：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因为这是整个战役的关键，“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

    东北野战军对北宁铁路的攻势展开后，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严令卫立煌由沈阳派兵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赴沈阳督战。9月27日，卫立煌开始由沈阳向锦州空运第四十九军，但仅运去两个多团，即因锦州机场被东野炮兵封锁而中止。30日蒋介石飞抵北平，10月2日又赴沈阳，经过同傅作义、卫立煌磋商，最后确定如下作战计划：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华北“剿总”的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一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以及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迅速海运至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沈阳地区的新三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师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截断东北野战军后方补给线，然后经阜新趋义县，协同“东进兵团”夹击东野；长春郑洞国第一兵团则相机向沈阳突围。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得知华北“剿总”所属独立第九十五师和位于绥中、秦皇岛地区的新五军将增兵葫芦岛后，判断葫芦岛之敌将大举援锦。锦西、锦州相距仅约50千米，且无险可守，在此情况下，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故于当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以下两个方案：一、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二、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延迟半个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随后，东北野战军首长经过慎重研究，未待军委复电，林彪于次日9时再次致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据此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人，攻歼锦州之敌；调第一纵队主力南下进至高桥地区为战役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的第四、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两个独立师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构筑坚固阵地，坚决阻止锦西方面的援敌，以独立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迷惑牵制敌人；以第五、第十纵队、第六纵队主力、第一纵队第三师、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阻击廖耀湘兵团，将第十二纵队自长春方向南调通江口，相机转用于南面，并又先后增调5个独立师，连同原围城的6个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共12个师，统一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指挥，继续围困长春。

    10月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这个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要求东北野战军按照既定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

    10月4日晚，东北野战军指挥所由阜新继续向锦州附近前进，并根据锦州守敌的防御部署和锦州的地形条件，确定了如下攻城部署：以第二、第三纵队及第十七师、炮纵主力附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以第七、第九纵队附炮纵一部由南向北，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担任辅助突击任务。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发起战斗，至13日，北突击集团攻占了城西北的合成燃料厂，城北的配水池、亮马山、黑山团管区等据点，南突击集团攻占了炮台山、罕王殿南山、老爷庙东山，前出至女儿河北岸；东突击集团攻占了小紫荆山、百官屯、北大营，逼近了东关。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锦州城已处于东北野战军包围之下。

    14日10时，各集团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敌军工事，打开了缺口。11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的掩护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猛烈冲击，迅速突入城内，打退了敌军步兵、坦克的多次联合反击。接着，后续梯队源源跟进，向纵深发展进攻。随后，东突击集团也突破了城垣。各部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战术手段，首先将敌插乱、割裂，然后后续部队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

    15日拂晓前，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仅剩残敌约1万人固守老城。当日中午，第七纵队及第二纵队一部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8时，全歼残敌。至此，锦州之战胜利结束，我军俘虏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9万人。10月19日22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在夺取锦州的同时，阻击部队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从10月10日开始，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在七架飞机、两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的掩护下，以三至五个师的兵力，向锦西通向锦州的交通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第十一纵队等部配合下，以坚守和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法，打垮了敌人数十次冲击，经六昼夜激战，歼敌6000余人，至锦州解放，阵地屹然未动。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于10月8日开始由新民和辽中分路西进，为破坏其援锦计划，东北野战军以第五、第六（欠第十七师）纵队在彰武东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诱其向西北、北前进，以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在新立屯以东地区，坚决阻止敌军向锦州增援。11日至13日，国民党军队先后进占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后，因惧怕被歼，徘徊于彰武、新立屯之间，未敢继续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救援锦州的作用，反而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歼灭该敌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锦州的攻克，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又一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然而，东北野战军早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于17日毅然率部起义。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迅速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此战东北野战军共歼敌第六、第一两个兵团，连同地方部队等共20余万人，控制了战略要点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此后全歼东北敌军奠定了基础。

    兵家看点

    锦州地处关内外咽喉要冲，北镇辽西故道，南扼辽西走廊，战略地位非比寻常：如果掌控了锦州地区，进可以威胁华北地区（京津为主），退可以下沈阳，独霸东北三省；向北可以缓图内蒙，向南可以扼守渤海海湾，真不愧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而辽西河流纵横、山脉绵延，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反而便于防御一方进行严密布防，更是兵家理想的人间堡垒。地理重要、交通便利、水路相通的优势，横断南北的雄风，使锦州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5.黄金水道上的明珠——伊斯坦布尔

    这里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这里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国都，这里是几大文明的交会之地，这里是东西方的伟大枢纽，这里是两大宗教共同的圣地，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就是伊斯坦布尔。

    东西方交会的枢纽

    地跨欧亚两洲的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港口、工商业中心和旅游胜地。

    历史悠久的伊斯坦布尔的旧址是古希腊的城邦国——拜占庭。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并扩建了拜占庭，并于公元330年宣布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它辉煌的历史，君士坦丁的名字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君士坦丁堡作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首都，成为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4月初被土耳其的军队围困，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入城内，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并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从那时起，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迁都安卡拉，但伊斯坦布尔仍然是土耳其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

    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同时跨越欧、亚两大洲的名城，作为世界文明之都，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土耳其的“心动之地”，在土耳其的历史、商业、民间传说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均独占鳌头。伊斯坦布尔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亚洲大陆最西端的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黄金水道”，它把亚洲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其中间部分是马尔马拉海，南端叫达达尼尔海峡，北端叫博斯普鲁斯海峡，总称黑海海峡。此“黄金水道”是黑海通向外界的咽喉要地，伊斯坦布尔就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端。从这里出发向北从海上直达黑海沿岸各国；南接地中海，从海上可通欧、亚、非三个大陆；站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处向西望去，欧洲大陆近在咫尺；向东虽有帕米尔高原阻隔，但2000年间丝绸之路上商贾不断往来。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成为洲际交通枢纽，而且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历史上，这样的地理位置不仅仅给伊斯坦布尔带来了荣耀，也给它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奥斯曼攻陷君士坦丁堡

    1451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穆罕默德二世。这位苏丹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也是虔诚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二世的首相哈利勒收受希腊人的贿赂，将苏丹计划彻底灭绝拜占庭帝国的消息透漏给了希腊人。然而，这个信息没有挽救拜占庭虚弱的国势。希腊人没有力量阻止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修建一个前进基地——一个三角堡要塞——作为钉在希腊人咽喉上的钉子。

    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个皇帝没有什么雄才大略。1453年4月6日，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在扫荡了君士坦丁堡城郊的外围之后，正式包围了这座孤城。苏丹自己的指挥部位于圣罗马努斯之门外。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包括三部分，第一支是新军，由基督徒少年奴隶组成，是苏丹的正规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这支军队不过1.5万人，却是15世纪最精锐的军队，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这样的常备军。第二支是地方军部队，由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组成，由地方长官招集。第三支是杂牌军队，由狂热者组成。他们负责扫清城市的外围，消耗敌军的力量。整个奥斯曼帝国军队大概有25.8万人，还有人说有30—40万人。但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非常薄弱，号称有320只战船，但是只有18艘算得上是战舰。

    与之相对应的是，君士坦丁堡城内虽然还有10万居民，但能拿起武器的人只有4970人。一个叫法扎兰的大臣在城市陷落之前秘密作了这个调查，将结果汇报给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和他的亲信只能把这个令人心寒的结果锁进密室的橱柜。如果再加上热那亚人约翰？查士丁尼的2000雇佣兵，守卫君士坦丁堡的兵力只有七八千人。

    君士坦丁堡呈三角形，沿海的两边敌人很难接近。普罗彭提斯海（今马尔马拉海）的一边地势险要，靠近港口的一边工事坚固。两个水域之间有双重城墙和深达30米的壕沟。奥斯曼人的主要进攻地带就在这里。

    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穆罕默德二世计划挖坑道破坏城墙。但是这里的土质是岩石，无法挖掘。于是奥斯曼人造出了巨大的攻城木塔，有三层之高，包裹着三层牛皮可以保护里边的士兵。但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查士丁尼冷静应战。拜占庭士兵发动夜袭，烧毁了这个巨大的建筑。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西城墙护城河抢架浮桥，并试图用云梯强攻，被击退，死伤惨重；帝国军舰亦试图冲进金角湾，不料金角湾被拜占庭军队布下铁索阵，战舰无法靠岸；外海展开海战，拜占庭海军凭借20余艘巨舰冲击奥斯曼帝国军队数百军舰的封锁线，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居然毫无便宜可占。眼见战况毫无进展，穆罕默德二世遂下令用大小轻重火炮集中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薄弱处，如惊雷般的炮声日夜不停。

    两周后城墙终于被轰塌了几处，奥斯曼帝国军队乘机发动总攻冲击突破口，君土坦丁堡城墙塔楼炮火猛烈，冲入城内的一股奥斯曼帝国士兵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批入城的土耳其人，但他们无法得到后续增援，很不幸地遭到围歼，全体牺牲。5月，穆罕默德二世用少量的金钱和大量的空头支票买通了君士坦丁堡城郊的热那亚人，借道热那亚人控制的加拉太地区，潜入金角湾内，以便水陆夹击。他动员数千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之间铺设长约1.5千米的涂油圆木滑道，利用夜色将80艘轻便帆船拖上海岸，拉过山头，再从斜坡滑进金角湾。现在，金角湾方面也有了土耳其人，原本就兵力不足的拜占庭军队被迫两面作战。

    1453年5月28日，奥斯曼帝国军队开始大规模集结城下，君士坦丁堡居民知道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晚上基督徒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广场举行了最后的祈祷，彻夜未眠。5月29日，西线和北面金角湾两处的数百门大炮齐轰君士坦丁堡，整座城市在炮声中颤抖。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教堂纷纷鸣钟，洪亮的钟声在城市上空飘荡，似乎是千年帝国最后的哀鸣……他们很清楚这一天将意味着什么。

    奥斯曼帝国军队全线总攻，高呼真主的士兵如潮水般前仆后继发动进攻，1万名精锐的土耳其新军火枪手冲向外围城墙的缺口，尽管拜占庭军队拼死拒守，但土耳其火枪手们英勇作战，不惧牺牲。其中一支30人左右的突击队，攻上了外围城墙最大的城楼高塔。其中一名士兵砍断拜占庭的军旗，高举新月战旗站在高塔之上。城内的拜占庭士兵震惊，立刻集中弓箭射击高塔。高塔上的士兵为了保护军旗，用肉体挡在军旗周围，30多人身中数百支箭，仍死死握住新月战旗。（后来穆罕默德二世用贵族葬礼将这30多名牺牲的土耳其士兵埋葬在城外）城外土耳其士兵看到高塔上迎风飘扬的新月战旗，大受鼓舞，朝内城拼命冲锋。

    君士坦丁堡外墙最终失守，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奥斯曼帝国军队蜂拥入城，随即展开残酷的巷战。一个个街区相继沦陷，已毫无退路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全体皇家御卫队以死相拼——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全体战死，包括皇帝本人。

    洪亮的教堂钟声终于歇止，并将不再响起。数万居民被掠为奴，皇宫教堂内无数珍宝落入苏丹手中，征服者们肆无忌惮地蹂躏这座伟大的城市。数十个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攀上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黄金的圆顶，用凿子等工具将教堂顶上巨大的石制十字架拆除，在君士坦丁堡的城民们含泪的目光中，这座巨大的十字架被抛落在地，摔碎成几块，然后被安上铁制月牙标志——将这座雄伟的教堂改成了清真寺。这座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终于成为了历史。

    兵家看点

    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流入马尔马拉海的急流。君士坦丁堡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金角湾。诚然，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显著特征是，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

    所以，这座城市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庭皇帝为了加强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入口。因此，在拜占庭长达10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遭受围攻，但却得以保存下来。

    特殊的地理，人工堡垒，千年的传奇，这一切都让伊斯坦布尔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传奇，无论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把伊斯坦布尔看做兵家必争之地。

    6.固若金汤的英雄之城——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受伏尔加河的滋润，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历来被称为苏联的“南部粮仓”。

    斯大林格勒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联结苏联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山脉西部和东部地区。该市与各大城市铁路接轨，航空搭线，交通四通八达。

    在平和与秀丽的斯大林格勒旁边有一座马马耶夫高地，高地上矗立着一座“祖国在召唤”的塑像，“祖国母亲”雕像高52米，她右手高举宝剑，剑尖离地85米，重7900吨。这座塑像见证着20世纪人类战争史上一段挥之不去的印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保卫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战役，又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参战双方为苏联和纳粹德国。这次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历时六个半月。战役以参战双方伤亡惨重及对平民牺牲的漠视而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军发动“巴巴洛萨计划”，悍然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在1941年夏秋季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的苏军在当年12月进行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取得了首次胜利。过度消耗的德军由于缺乏应付冬季的战争装备和稳定的供给线，在莫斯科城下遭受了严重打击，并在部分地区遭到反攻。

    到1942年春天，漫长的苏德战线相对稳定了下来，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役，以争夺战略主动权。鉴于德军已无力发动全线进攻，德军最高统帅部希望攻击苏联意想不到的战略方向以求获得快速的成效。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建议，如果再要发动攻势，就应针对莫斯科。然而希特勒认为攻击莫斯科目标过于明显，并且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受到了很大削弱，德军应放弃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因此，德军开始筹划集中兵力在北部和南部战线发动新一轮局部攻势。此外，由于美国在遭到珍珠港偷袭之后对日本宣战，德国认识到时间颇为紧迫。希特勒希望能够在美军有机会加入欧洲战场之前结束东线战争或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由于苏联南部地区有支撑苏联战争机器的高加索油田、联系中亚地区的伏尔加河以及大片农田，因此德国希望能够挺进这个区域，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的经济和战争潜力。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德军最高统帅部订定了1942年夏季南方作战计划，代号“蓝色行动”。其主要内容是：利斯特的A集团军群以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为左翼，第十七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哈尔科夫南面和塔甘罗格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进攻，占领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向南进军以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博克的B集团军群以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为左翼，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库尔斯克南面和哈尔科夫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击，占领顿河上游的沃罗涅日，向斯大林格勒前进。

    苏军最高统帅部同样也在加紧准备1942年夏季战役。斯大林及苏军最高统帅部判断，1942年夏季，德军可能在莫斯科方向和南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以莫斯科为主要突击目标。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在莫斯科方向。苏军的战略意图是：近期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1942年6月30日，德军第六集团军也从哈尔科夫东北发起了进攻，向东南挺进，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7月2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前锋已逼近沃罗涅日。但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不占领该城，他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在获得第二集团军的接替后，迅速转向南面沿顿河向斯大林格勒前进。德军的进攻非常成功，苏联军队在空旷的大草原上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虽然苏军曾试图巩固防线，但由于刚在哈尔科夫之战中吃过被德军合围的亏，苏军的许多部队生怕再陷入包围，无奈向东后撤了100—300千米，德军侵入顿河大弯曲部。

    然而，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战役初期就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使希特勒再次改变了计划。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无须那么多兵力，遂于17日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转隶A集团军群，以支援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强渡顿河下游。这样，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进攻部队就只剩下了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而第六集团军却又有赖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合作。由于当地公路狭窄并且数量不多，导致了德军第四装甲军团军与第六集团军陷入了交通阻塞。两个军团为了疏导路面数以千计的车辆，不得不陷入停滞。这次迟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进攻至少推迟了一个星期，未能一举突入斯大林格勒。于是，丧失了作战时机的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继续向斯大林格勒前进。即便如此，该集团军仍不能小看，它辖有6个军，其中两个装甲军，计14个师约27万人，近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还有第四航空队的1

    200架作战飞机进行支援。

    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逐渐明确德军的意图，决心在斯大林格勒组织坚守。为此，苏军于7月12日在西南方面军原有基础上组建了由铁木辛哥元帅为司令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担负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防御任务。其编成内有从苏军战略预备队调来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集团军和原西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八、第五十七集团军残部，第十三、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坦克军，以及空军第八集团军、海军伏尔加河区舰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实际的力量计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近400辆坦克、飞机454架。

    1942年7月17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会战正式开始。德军第六集团军在保卢斯上将的指挥下，以第八步兵军和第十四装甲军为北突击集团，以第五十一步兵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为南突击集团，突击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防御，实施包围，向卡拉奇方向展开进攻。

    同时，德军以部分兵力向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发起佯攻，以吸引苏军的注意力。7月23日，德军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右翼防线，合围了该集团军的两个师，开进至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顿河河岸。7月25日，德军对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次日，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被迫退过顿河。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对年迈的铁木辛哥元帅的失望，撤消了他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由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接任，并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前往斯大林格勒协助指挥战事。

    斯大林还决定将预备队的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火速调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又从远东调来10个师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防御。随后，为了增强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斗志，斯大林于7月28日发布了第二二七号命令，凡是不服从命令而离开战斗岗位或者撤退的军人都将被枪毙，并严厉要求苏军部队“绝对不许后退一步！”7月25日、27日，苏军以刚开来的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进行反攻。德军第六集团军由于缺少装甲兵力的支援，被迫转入防御态势。

    7月30日，希特勒又作了一个影响德军命运的决定。他宣布：“因为高加索的命运将要在斯大林格勒决定，所以由于这个会战的重要性，遂有从A集团军群抽调兵力以增强B集团军群之必要。”于是，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归还给B集团军群，并于8月1日奉命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向东北方向进击，当天迅速突破了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防线，占领了蒙特纳亚。8月3日，霍特攻占了科捷利尼科沃，接着又于5日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御，前进到阿勃加涅罗沃地域，但之后遭到了苏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和反击，霍特只好放弃了独立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想法，于8月9日转入守势。

    8月5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组为东南、斯大林格勒两个方面军，由华西列夫斯基上将统一指挥。东南方面军由叶廖缅科上将指挥，编成内有第六十四、第五十七、第五十一集团军，以及坦克第一集团军、坦克第十三集团军和空军第八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仍由戈尔多夫中将指挥，编成内有第二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集团军，以及坦克第四集团军、坦克第二十八军和空军第十六集团军。

    8月19日，保卢斯和霍特重新发起了进攻。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向东南攻击，22日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的防线，强渡顿河，占领了卡拉奇，23日德军第十四装甲集团军推进到斯大林格勒北郊，开进到伏尔加河，将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主力分割开来。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从南面向北进攻，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御。9月2日，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右翼与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左翼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德军第四航空队出动飞机几百架，入夜又出动2000架次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狂轰滥炸。

    鉴于斯大林格勒异常严峻的形势，斯大林决定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赶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坐镇指挥，并决定立即调拨第二十四、第六十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8月29日，朱可夫飞到斯大林格勒，立即着手组织第二十四、第六十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一集团军的反击行动。9月5日拂晓，朱可夫将三个新锐集团军投入反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傍晚，苏军近卫第一集团军才前进了2—4千米，而第二十四集团军几乎仍停留在原阵地。当晚，斯大林以强硬的口气命令朱可夫：“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开斯大林格勒。”9月6日，苏军再次发起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又一次被德军击退了。

    9月13日，德军开始攻城。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担当主力，从城北实施猛烈突击。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则从城南推进，策应保卢斯在城北的主攻。苏军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和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六十四集团军接受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市区的任务。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双方逐街逐楼逐屋反复争夺。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城中80%的居民区被摧毁。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顽强抵抗，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攻入城中的德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尽管德军对伏尔加河东岸进行频繁轰炸，但是苏军还是从那里得到了不断的补给和支持。刚刚赶赴城中的苏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各兵种联合作战，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地面轰炸的协作。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军指挥官采取了贴身紧逼的策略，尽量将己方的前线与德军贴近。这样导致了德军的炮兵部队无法发挥远程攻击的优势。

    9月15日，德军对马马耶夫高地实施重点突击。该高地是斯大林格勒城中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和控制全城，崔可夫中将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这里。经过一天最为残酷的战斗，德军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但在16日，苏军近卫第十三师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突然向德军发起反攻，又夺回了该高地。9月25日，德军占领了市中心，27日冲进了北部工厂区，并重新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但该高地在29日又被苏军夺回。以后的战斗更加激烈，两方军队不断地交替占领这片高地。苏军在一次反攻中，竟然在一天之内牺牲了1万名士兵。

    在一个大粮食仓库里，两军的士兵非常接近，甚至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经过数个星期的苦战，德军不得不从这个仓库撤走。在城中的另一个部分，由扬科夫？巴甫洛夫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共计6人）占据了城中心的一座公寓楼，并顽强地进行抵抗。

    士兵们在大楼附近埋设了大量地雷，并在窗口安设了机枪，还将地下室的隔墙打通以便通信。这座顽强的堡垒后来被苏联人骄傲地称为“巴甫洛夫大楼”（最后仅剩的一堵墙还留到现在，上面雕刻着士兵抵抗的画面，右上角刻着数字58以表明他们6人坚守了58天）。

    由于德军无法看到战斗结束的迹象，便开始调遣包括600毫米迫击炮等重装甲部队开入城内。在伏尔加河东岸的苏军火炮部队将德军置于其炮火笼罩之下，城中的苏军防御部队仍然利用废墟进行战斗。由于城内布满了高达数米的瓦砾堆和废弃建筑，德军的坦克部队毫无用武之地，而且即使坦克能够前进，也会遭遇到在楼顶的苏军反坦克武器的袭击。此外，苏军的狙击手非常成功地利用废墟作为掩体，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

    9月28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为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为叶廖缅科上将；近卫第一集团军扩建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为图瓦京中将。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大将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奉命秘密拟制反攻计划。

    经过三个月血腥的战斗，至11月初，德军终于缓慢地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并且占领了整座城市的80%的地区，将留守的苏联军队分割成两个狭长的口袋状，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此外，伏尔加河开始结冰，导致苏军不能再通过船运送补给品给城中守军。尽管如此，马马耶夫高地附近的战斗和北部城区的工厂地带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其中，红色十月工厂、

    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的战斗为全世界所知晓。

    当苏联士兵与德军进行枪战的同时，工厂内的工人就在侧旁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他武器，有的时候甚至就直接在战场上修理武器。坦克由工厂的工人志愿兵驾驶。这些坦克往往直接从兵工厂的生产线上开到了战斗前线，甚至来不及涂上油漆和安装射击瞄准镜。眼看天气就要冷下来，希特勒要求几乎没有多少越冬物资储备的保卢斯在冬天来临之前拿下斯大林格勒。11月11日，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城区内，向苏军据守的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德军以5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2个工兵营在宽5千米的正面上发起强攻。战斗队形高度密集。一天之内，苏德两军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房屋，都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德军虽然在街垒工厂以南冲到了伏尔加河岸，但部队已疲惫不堪，其攻势已成强弩之末，保卢斯被迫于次日停止了进攻，修整部队。而几天后，苏军就发起了全线大反攻。

    斯大林格勒大反攻

    苏军最高统帅部自9月底开始准备大反攻，负责斯大林格勒地区总体战略规划的苏军统帅朱可夫开始向斯大林格勒秘密大规模集结兵力。至11月中旬，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城外的南北两侧的苏军共计有3个方面军143个师110.6万人，共计有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飞机。

    朱可夫的策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然后通过打击德军虚弱的外侧来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市区。11月13日，斯大林批准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拟制的反攻计划，并亲自给这个计划取代号为“天王星行动”，这与针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火星行动”相呼应。该计划规定：西南方面军由图瓦京中将指挥，其任务是从顿河西岸的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利茨卡亚地域的桥头阵地实施主攻，突破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御，直插顿河东岸的卡拉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叶廖缅科上将指挥，其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南面向西北突击，突破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防御，与西南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完成对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合围；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指挥，其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向东南实施辅助性突击，掩护西南方面军的主攻。反攻日期定为：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为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11月20日。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图瓦京的西南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纷飞的大雪中发起了反攻，瓦图京中将指挥的主攻部队包括整整3个军团（第一近卫军团，第五坦克军团和第二十一军团），一共由18个步兵师，8个坦克旅，2个摩托旅，6个骑兵师和1个反坦克旅组成。在进攻的前夕，罗马尼亚部队似乎已有所察觉，不断向总部要求增援，但是遭到德军总部拒绝。负责防卫德军第六军团侧翼安全的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由于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并且缺乏精良装备，仅仅在战斗发起的一天之内，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阵地便被苏军突破。很快苏军向前推进了20多千米。

    11月20日，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在南部转入反攻，突破了防卫该地区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防线，主要由骑兵组成的罗马尼亚军队迅速被歼灭。此后苏军迅速向北直趋卡拉奇。22日，西南方面军开始分批渡过顿河。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奇会师，从而切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至30日，苏军3个方面军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第四、第八、第十一、第五十一步兵军和第十四装甲军计5个军22个师，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以及部分克罗地亚军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斯大林格勒1500平方千米的地域内，德军第六集团军只有约5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

    当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苏军发起反攻的消息后，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力劝希特勒下令保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他几乎已经把元首说服了。然而，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却向希特勒保证说，他可以保证空军有能力通过“空中桥梁”为第六集团军投放空中补给，要多少有多少。然而这次空投任务的规模却远远超出了戈林的想象。德军第六集团军几乎相当于普通德国集团军的两倍，另外，同时被包围的还有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德国空军根本没有提供如此大规模部队供给的运输能力。

    在克里特岛战役后，德国空军的实力一直未能得到恢复，而且其每天300吨的运输上限也无法满足每天700吨的需求。但希特勒仍然支持戈林的计划，希特勒遂下令保卢斯坚守阵地，第六集团军必须留在斯大林格勒，并命令该集团军今后改称“斯大林堡垒”集团军。空投计划很快就遭到失败。严酷的天气条件和苏军强大的防空炮火使德军的空中桥梁无法得以维系。据统计，德军只得到10%左右的所需物资，而且这些运输飞机还要从包围圈中运送伤病员回到后方。德军第六集团军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而另一方面，苏军在不断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而且开始缩小包围圈。

    11月21日，希特勒下令将曼施坦因元帅的第十一集团军扩建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坦因元帅任司令，并把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交与他指挥。希特勒在命令中指示：“顿河集团军群当前的任务，就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原已失去的阵地。”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曼施坦因认为，德军唯一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南突围，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则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科捷利尼科沃向东北进攻，夹击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然后再旋转过来攻击图瓦京的西南方面军的右翼。但11月30日，希特勒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表示决不会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并且再次强调被围困的部队决不能投降，而曼施坦因必须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12月12日，曼施坦因元帅怀着沉重的心情，发起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反攻。德军以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为先导，于12月16日突破了苏军第五十一集团军在阿克塞河上的防线。至12月19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所属的第五十七装甲军已突进到离南面包围圈18千米以内的地方。此时，曼施坦因发现自己也有被数倍于己的苏军包围的危险。于是，他决定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下令保卢斯立即向南突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

    然而保卢斯在没有接到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之前，没有突围的意图，他以燃料不足为由拒绝了曼施坦因的命令，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12月27日，苏军发动强大的反击将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击退150—200千米，终于使其退回到原来的阵地，迫使德军最高统帅部最后放弃解救被围德军的企图。曼施坦因的“冬季风暴”行动宣告失败。

    俄罗斯严酷的冬季开始展现其恐怖的威力，天气更为恶劣，温度已降到-45℃。伏尔加河面的冰层逐渐变厚，因此苏军可以更加便利地补给己方部队。而包围圈中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越来越少。德军每日需700吨的补给量，而戈林实运到的平均每天不到100吨。德军第六集团军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口粮的分配已减到了能够维持生存的标准之下；炮兵的弹药开始缺乏；医药品和燃料都已经用尽；数千人患上了伤寒和痢疾，而被冻伤的人就更多，每天都有数千名士兵死于饥饿、严寒和营养不良。一些军官试图说服保卢斯不顾希特勒的命令而迅速突围。但是保卢斯害怕背上违抗军令的罪名，因此坚持按兵不动。12月29日，保卢斯派第十四军军长胡比中将飞出包围圈去晋见希特勒，把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元首汇报。但希特勒还是命令第六集团军死守斯大林格勒，直到明年春天为止。同日，由于蔡茨勒的一再要求，希特勒终于同意把A集团军群从高加索撤出。

    1943年1月，苏军发起了又一轮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试图突破顿河地区的意大利军防线，并攻取罗斯托夫。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德军南部集团军的余部将被完全围困在高加索地区。苏军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罗斯托夫，但是这次行动迫使德军南部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相隔250千米以上的距离。事实上，德军第六集团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增援。

    1月8日，苏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向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上将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保卢斯电告希特勒，要求准予他相机行事，但希特勒驳回了他的请求。10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向被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指环”的进攻，深陷重围的德军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郊区向城区收缩防守。

    1月22日，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德军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运输和伤员撤退行动彻底中断了。德军的食物和弹药都极度匮乏。尽管如此，德军仍然顽强抵抗，因为他们相信苏军会处死投降的军人。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巷战。相反，苏军也为包围圈中的德军庞大的数量感到惊讶，因此继续巩固包围圈。保卢斯向希特勒报告请求准允其投降，而他得到的答复是：“投降是不可能的，第六集团军应在斯大林格勒尽到其英勇的责任，直到最后一人为止。”1月30日，希特勒授予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节杖，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他对约德尔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生俘。”希特勒也希望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1月31日，保卢斯向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第六集团军忠于自己的誓言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的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但是，当苏军攻入德军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司令部时，保卢斯选择了投降。

    1943年2月2日，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北的德军第十一军残部也宣布投降。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第五十一军军长库尔茨巴赫中将、第二九五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等23位将官，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

    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德军士兵被俘，约14万人死亡，只有3万余伤兵事先陆续空运撤回德国。

    尽管在战役结束前数星期，德国官方媒体已经停止报道相关的有利消息，但德国民众还是直到1943年1月底，才了解到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悲剧。这并不是德军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但是这次失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战略意义上，都是其他战役不可比拟的。

    兵家看点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河湾处。伏尔加河与顿河成“儿”字形，左边一画是顿河，向西南注入亚速海，右边一画是伏尔加河，向东南注入里海。这种地形有利于斯大林格勒的守军依靠河流进行防御，并且通过河流进行补给。而半包围的态势，更有利于守军进行大规模反击，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的中转站，也是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和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如果德军拿下了斯大林格勒，就等于卡住了苏联的脖子，因此斯大林格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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