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短篇小说集-永恒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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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看见伊丽莎白帽子背后的那座大山了吗?二十年前,一个小伙子就是在那里那么浪漫地爱上我的。伊丽莎白,请你低一下头。”

    “是,小姐,”伊丽莎白说,她往前趴到马车夫的座位旁边,像个软塌塌的玩偶。莱兰上校戴上夹鼻眼镜,看着那座曾作为那小伙子恋爱背景的大山。

    “他是个好小伙儿吗?”他笑着问,但是他放低了声音,因为有女仆在场。

    “我当时不知道。可是在我这样的年龄,那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令人愉快的事。谢谢你,伊丽莎白。”

    “我可以问问他是谁吗?”

    “一个搬运工,”雷比女士用她平常的语气回答,“他连持证导游都不是。只是一个受雇搬运行李的人,还把行李给掉地上了。”

    “啧!啧!你当时怎么办了?”

    “我做了有教养的年轻小姐该做的事。我尖声叫喊,我谢谢他,让他别侮辱我。我跑开了,其实没必要,我摔倒了,崴了脚,又喊起来。他只得抱着我走了半英里,他是那么愧疚,我以为他会把我扔到悬崖外面去。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遇见了一个哈博特尔太太,我一看见她就掉了眼泪。可是她比我蠢得多,于是我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当然啦,你说过这事全是你自己的错?”

    “我想是说过,”她更严肃地说。“哈博特尔太太像大多数人那样一贯正确,她事先警告过我要提防这小子;我们以前旅游就雇过他。”

    “哦!我明白了。”

    “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明白了。到那时为止,他只认识自己待的地方。可是雇他太便宜了:他给我们干了很多活儿,超出了我们付的报酬。你要知道,一个出身低贱的人这样做,是个不祥之兆。”

    “那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因为我助长了他的行为:我很喜欢他,不喜欢哈博特尔太太。他很英俊,而且按照我的说法是很讨人喜欢;他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们两人走在后面,他给我摘花。我伸手去接花——他没给我花,而是抓住了我的手,并发表了爱情讲话,那是他事先从《约婚夫妇》[183]里找来的词。”

    “啊!是意大利人。”

    这时他们正在穿越国界。在纵树林中的一座小桥上立着两根柱子,一根涂着红、白、绿三色,另一根涂着黑黄两色。

    “他住在‘尚未收复的意大利’[184],”雷比女士说。“可是我们要逃到意大利王国去。我不知道假如我们真出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上帝啊!”莱兰上校说,他突然现出厌恶的表情。伊丽莎白在车夫座上微微颤抖。

    “那说不定会是很成功的婚配呢。”

    雷比女士习惯用这种有点随便的方式谈话。莱兰上校容忍了她的妙语,尽量感慨地说:“对呀!是的,很对!”

    她突然冲着他来了一句:“你认为我在嘲笑他吗?”

    莱兰上校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现在他们的马车正绕着那座险恶的大山的山脚慢慢行进。公路就建在一次次山体滑坡滚下来的土石杂物上;大山还用具有毁灭性的白石流冲击柏树林,留下一处处树疤。可是雷比女士记得,再往上走,在坡度较缓的东山坡上,有一些寂静的空谷和鲜花覆盖的岩石,还有非常开阔的风景。她并不像她的这位同伴想的那样不分场合乱说俏皮话。那件事肯定是可笑的。可是她不知为什么能做到只嘲笑那件事而没嘲笑演员或舞台。

    “我宁愿让他愚弄,也不愿意把他看成傻瓜,”她过了很久才说。

    “海关到了,”莱兰上校改换了话题。

    他们来到了说德语的地方。雷比女士叹了一口气,因为她喜欢拉丁语系国家,正像每个不很忙的人一定会喜欢那些国家一样。可是莱兰上校是军人,他崇尚德国。

    “方圆七英里之内,人们仍然说意大利语,”雷比女士说,她像个孩子似的宽慰自己。

    “再往前走,人们就说德语了,”莱兰上校回答。“所有的重要著作,无论涉及什么题材,都是用德语写的。”

    “可是,所有的重要著作,无论涉及什么重要的题材,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伊丽莎白——给我说一个重要的题材。”

    “‘人性’,小姐,”女仆说,态度半是羞涩,半是无礼。

    “伊丽莎白是个小说家,像她的主人一样,”莱兰上校说。他转过身去欣赏风景,因为他不喜欢介入话题混杂的谈话。他注意到沿途的农场更繁荣了,乞讨现象没有了;注意到女人更丑了,男人更胖了;还注意到人们在路边小酒馆外吃的食品更有营养了。

    “莱兰上校,我们是去阿尔卑斯山大酒店呢,还是去伦敦宾馆,还是去利比希膳宿公寓,还是去阿瑟利—西蒙膳宿公寓,还是去美景膳宿公寓,还是去老英格兰膳宿公寓,还是去比肖内旅馆?”

    “我想你会喜欢比肖内旅馆的。”

    “我倒不介意阿尔卑斯山大酒店。我听说这两家旅馆都是比肖内家族开的。他们已经发家致富了。”

    “你应该受到隆重的接待——如果这种人懂得感恩的话。”

    因为雷比女士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永恒的瞬间》,也给沃塔村带来了声誉。

    “啊,他们已经用适当的方式感谢过我了。在我那本书出版大约三年之后,坎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感觉信的口气有些凄凉,尽管村子已经很繁荣了;我不喜欢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是住旧房还是住新房。”

    莱兰上校来沃塔村是为了陪伴雷比女士;可是他愿意与她分住不同的旅馆。她对如此微妙的细节不感兴趣,认为两人没有理由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正如她不明白他们两人为什么不能乘坐同一辆马车旅行。另一方面,她讨厌高档的地方。莱兰上校已决定住阿尔卑斯山大酒店,她却渐渐倾向于住比肖内旅馆。这时,感到厌烦的伊丽莎白突然说:“我朋友的夫人正住在阿尔卑斯山大酒店。”

    “啊!如果伊丽莎白的朋友住在那儿,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大家都去那儿吧。”

    “太好了,小姐,”伊丽莎白说,她故意不表示感谢。莱兰上校看到她缺乏约束,脸变得严厉起来。

    当他们都下了马车步行上山的时候,他小声说:“你把她惯坏了。”

    “军人说话了。”

    “当然啦,我跟英国士兵打交道太多了,没法适应你们所谓的‘人际关系’。只要有一丝感伤情绪,全军就会崩溃。”

    “我明白;但全世界并不是军队。所以我为什么要假装军官呢。你让我想起了我那些英裔印度籍朋友,他们看见我对当地人友好的时候是那么震惊。他们断然证明这对那些人不起作用,而且他们到现在都没明白他们的证据并不适用。在这里,运气不好的人总是试图领导运气好的人;这种情况必须杜绝。你一直运气不好;你一辈子都不得不指挥士兵,要求他们立即绝对服从,要求他们具有其他无益的美德。我运气好,我用不着做这些——也绝不会做。”

    “那你就别做,”他笑着说。“可是你要当心,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军队。你还要当心,对待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别太不公正了:比如说,我们对你所爱的下层阶级就比较和善。”

    “当然啦,”她心不在焉地说,好像莱兰上校根本没对她让步似的。“这正在变成寻常的事。可是他们把这看穿了。他们像我们一样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值得拥有。”

    “唉!是啊,”他叹着气说。“这是商业时代。”

    “不对!”雷比女士恼怒地喊,伊丽莎白闻声回过头来看看出了什么事。“你很愚蠢。对人和善,给人金钱,都比较容易。值得献出的惟有自己的身心。你做出过奉献吗?”

    “经常这样。”

    “我的意思是,你在下级面前故意装过傻吗?”

    “故意嘛,从来没有。”他终于明白她想说什么了。她常常主观地想象,只有这样暴露自己的弱点,才是进行真正交际的基础,才是进入阶级分野的精神屏障的大门,她以此为乐。她的作品里就有一部写这个题材,读起来让人感到愉悦。“你怎么样?”他开玩笑地说。

    “我也装过傻,但装得不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大傻瓜;可是当我真有感觉的时候,我希望把它明白地表达出来。”

    “但愿我在场!”

    “你大概不喜欢这种感觉,”她回答。“我跟男女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能产生这种感觉。任何事都有可能让我开始这样感觉。”

    “看呀,沃塔!”车夫喊道,打断了他们激动的谈话。车夫、伊丽莎白和马车都到了小山顶。黑杨树林到这里戛然而止;而后又出现在一个满坡碧草的山谷里,那些黑杨树涌动,低垂,相互融合,然而一直保持向上的趋势,因此一直绵延了两千英尺,到了岩石从草丛里冒出来形成大山的地方。那些兀立山顶的岩石在晚间纯净的天空中显得纤细秀美。

    马车夫颇有重复话语的天才,他一再说:“沃塔!沃塔!”

    在山谷更高处,有一个白色大村庄,在高低起伏的草场上晃动,像海上的航船;在船头处,傍着一个九十度角的斜坡,矗立着一座用新的灰石头砌成的雄伟塔楼。他们看的时候,塔楼发出了声响,并以优雅的姿态对着群山讲话,群山做出了回应。

    车夫再次告诉他们,这就是沃塔村,那是新盖的钟楼——很像威尼斯的钟楼,不过更为精致——那钟声就出自钟楼的一口新钟。

    “谢谢你;确实如此,”莱兰上校说,而雷比女士为这个村子这么会利用繁荣机会而欢喜。她先前害怕回到这个自己曾那么热爱的地方,唯恐会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她从来没想到新的东西可能很美。那位建筑师确实去过南方寻找灵感,这座建在大山里的钟楼与以前矗立在潟湖旁边的钟楼很相似。可是大钟的产地却无法确定,因为钟声是不分国籍的。

    他们乘马车进入那可爱的风景之中,非常高兴,但没有说话。那些欣赏他们的旅游者把他们当成一对很般配的夫妻。在雷比女士和善而有棱角的脸上,确实没有让人不喜欢的文学色彩;莱兰上校的职业使他整齐利索而不是咄咄逼人。他们两人确实很像一对有教养的文雅夫妻,仿佛一生中都在观赏世界各地的美好风光。

    快到村子时,他们先前没注意到的其他教堂都以钟声做出了回应——很小的教堂、丑陋的教堂、带南瓜般钟楼的粉红色教堂、带木质尖塔的白色教堂、完全隐藏在林中空地里或草场褶皱里的教堂——直到晚间空气里回响着许多细碎的声音和那巨大的歌声。只有那座具有英格兰早期建筑风格的新建英国教堂保持着纯洁的静默。

    钟声停止了,所有的小教堂都退入黑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敦促人们换装的锣声,和疲惫的旅游者急匆匆赶回去吃晚饭的景象。一辆漆有“阿瑟利—西蒙膳宿公寓”的双排座活顶篷四轮马车赶着去迎接刚刚到达的公共马车。一个贵妇和她的母亲在谈论一件晚礼服。拿着羽毛球拍的小伙子们和拿着铁头登山杖的小伙子们在交谈。然后,一只火红的手指头在黑暗的夜空写下了“阿尔卑斯山大酒店”几个字。

    “看那电灯!”车夫说,他听见了他的旅客的赞叹声。

    “美景膳宿公寓”在松树林的衬托下开始闪耀,“伦敦宾馆”在河边遥相呼应。“利比希膳宿公寓”和“洛勒莱膳宿公寓”分别用绿光和黄褐光宣示自己的存在。“老英格兰膳宿公寓”则以鲜红色光出现。这些灯光照亮了很大一片地方,因为最好的旅馆都集中在村子外面,矗立在较高的或浪漫的地点。在旅游季节,每天晚上都有这种灯光展示,但只是在公共马车到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位游客穿好了正装,这些灯就熄灭了;旅店主们,无论是骂骂咧咧的还是兴高采烈的,都到一边吸雪茄烟去了。

    “真讨厌!”雷比女士说。

    “讨厌的人们!”莱兰上校说。

    阿尔卑斯山大酒店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由于是木质的,给人的感觉像臃肿的瑞士农舍。可是一个豪华壮观的观景台纠正了这种印象。那个用方石块铺砌的观景台,在一英里以外都看得见;几条柏油小路从观景台延伸到附近的乡村,就像从一个大水库里流出的涓涓细流。他们的马车走上了一条专用车道,停在一个带穹顶的北美油松木柱廊下面。柱廊一头通向观景台,另一头通进一个带顶篷的休息室。那里有高级职员转来转去——穿着镶金边制服的男人、穿着镶着更多金边的制服的更神气的男人、没穿镶金边制服但神气得多的男人。伊丽莎白神态傲慢,费劲地提着一个稻草编的小篮子。莱兰上校表现出了十足的军人派头。雷比女士虽然阅历丰富,但大旅馆总让她感到局促不安。侍者匆匆忙忙地把她带进一间价格昂贵的客房,并劝她马上换正装,如果她想赶上吃套餐的话。

    雷比女士刚才上楼时,看见餐厅里满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有饥肠辘辘的德国富人。她平素喜欢与人交往,但今天晚上居然心情郁闷。她似乎看见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幻象,其轮廓还不清晰。

    “我要在房间里吃饭,”她告诉伊丽莎白。“你去吃正餐吧;我打开行李,整理整理衣物。”

    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看看住宿规定、价目表、短途旅游路线,看看红色丝绒沙发,以及印有本地山景的茶缸和脸盆。在这一派奢华之中,叼瓷烟斗的坎图先生和披黄褐色披肩的坎图夫人住在哪儿呢?

    当侍者终于把饭给她端来时,她问起店主坎图夫妇。

    侍者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回应说,他们两人身体都好。

    “他们是住在这儿,还是住在比肖内旅馆?”

    “当然住在这儿啦。只有穷游客才去比肖内。”

    “那谁住在那边呢?”

    “坎图先生的母亲。她跟这里没关系了,”他接着说,就像一个吸取过什么教训的人,“她跟我们绝对没有关系。十五年前是有的。可是现在,哪有比肖内旅馆的地位?如果有人把我们和比肖内相提并论,我求你务必反驳他。”

    雷比女士平静地说:“我搞错了。请你通知一下,我不要这个房间了,叫他们马上把这些行李送到比肖内旅馆去。”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受过良好训练的侍者说。他又恶毒地哼了一声说:“你得付钱。”

    “没问题,”雷比女士说。

    那台把她吸进去的精密机器开始把她排出去。她的箱子被搬到楼下,她来时坐的那辆马车被叫来了。伊丽莎白出现在大厅里,气得脸色煞白。她为她们两人没睡过的床和没吃的饭付了款。那些穿着镶金边制服的高级职员仍在转来转去,他们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出一个借口来索要小费。雷比女士从他们中间穿过,走向大门。休息厅里的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他们得出结论:她嫌这家酒店太贵。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觉得这儿不舒适吗?”莱兰上校穿着晚礼服追赶她。

    “不是那回事;我弄错了。这个酒店属于那家的儿子;我必须去比肖内旅馆。他跟那老两口吵架了,我想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在这儿挺舒适的——”

    “我今天晚上必须弄清楚那是不是真的。我还必须”——她的声音发颤了——“弄清楚那是不是我的过错。”

    “以老天的名义,怎么——”

    “如果是我的错,我要为此负责,”她轻声接着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当悲剧女王,也不能当毁灭人的神魔。”

    “她是什么意思?她到底是什么意思?”莱兰上校喃喃地说,一面看着雷比女士所乘马车的灯光往山下移动。“她做了什么伤害人的事?就算有的话,究竟是什么伤害?旅店主们总是吵架,这不关我们的事。”他默默地吃了一顿美餐。然后他的思绪转向了邮局刚给他送来的信件。

    最亲爱的埃德温:——我怀着最大的怯懦之心给你写信,我不是因为好奇才写这封信的,我知道你会相信我的话。我只要求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跟雷比女士订婚了没有?从我年轻时起,社会风尚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尽管如此,订婚还是订婚,应该马上宣布,以免各方不愉快。你虽然身体不好了,放弃了你的职业,但你仍能维护我们家族的荣誉。

    “蠢话!”莱兰上校喊。自从他认识雷比女士以来,他的眼光更尖锐了。他意识到他姐姐的这一段话没有别的,只有一种不假思索的传统道德观念。他看了并没受多少感动,正如姐姐写信时没动多少感情一样。

    至于班农夫妇对我提到的那个女仆,她并不是一个年长女伴——不过是扔在世人眼前的一块蛋糕[185]而已。我可没说雷比女士一句坏话,我们还常读她的书呢。搞文学的人一向不讲求实际,我们相信她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我认为她不适合做你的妻子,不过那是另一码事。

    我的小孩们都问你好(莱昂内尔也问你好)。孩子们目前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我只是担忧将来,到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提供良好的教育所需要的巨额费用。

    爱你的纳莉

    他怎么能解释他与雷比女士关系的特殊魅力呢?他们两人从来没说过“结婚”一词,大概永远不会说一个“爱”字。如果他们不是经常见面,而是天天见面的话,那会是作为熟知生活的智者伴侣,而不是作为利己主义的恋人,不会渴求自己无权要求也无力提供的永恒激情。他们两人都没有标榜自己是圣洁的人,也没有宣称自己不了解对方的局限性和反复无常。他们甚至很少谅解对方。容忍意味着持谨慎保留的态度,而知识则是平静交往的最大保障。莱兰上校有高尚的勇气:他不在乎他所了解的人的意见。纳莉和莱昂内尔以及他们的小孩是震惊还是恼火,随他们的便。雷比女士是作家,算是激进分子;他是军人,算是贵族。可是他们的职业活动就要成为过去;他打算停止战斗,她打算停止写作。他们能一起快乐地度过他们的秋天。他们也不可能证明过了冬天就会成为最差的伴侣。

    莱兰上校太有心计,不肯承认自己愿意与每年两千英镑的收入结婚。可是这个愿望给他的思想增添了一种无法确认的馨香。他把纳莉的信撕得粉碎,从卧室的窗口扔进黑暗之中。

    “滑稽的小姐!”他喃喃地说,这时他朝着沃塔村看,想借助越来越亮的月光辨认出那个钟楼。“你为什么要到不舒适的地方去呢?你为什么要介入别人的争吵呢?那些人不能理解你,你也不理解他们。你认为争吵是你引起的,你多傻呀。你认为你写的一本书糟蹋了这个地方,使那些居民变得腐败污秽。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此你要让自己不快乐,并着手纠正无法纠正的事。滑稽的小姐!”

    现在他能看见他撕的碎纸片就在下面不远的地方。在山谷里,那座钟楼显现了,从一缕缕银色水蒸气流中冒了出来。

    “亲爱的小姐!”他小声说,并朝着村庄方向挥了挥手。

    二

    雷比女士的第一部小说《永恒的瞬间》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思想写的:人并非仅仅按时间来生活,一个逝去的夜晚在天庭里可能像一千年——这是梅特林克[186]后来从哲学角度阐述得更清楚的思想。现在她本人宣告,那部小说是讨厌的、做作的作品,书的标题暗示牙医的治疗椅。可是这本书是她在感觉年轻快乐时写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成年后),正是形成人生信念的时机。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信念可能变得更加坚实,但把它传达给别人的愿望和能力却随之减弱了。她最早的作品是她最雄心勃勃的作品,这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快乐。

    由于奇怪的命运,这本小说引起了很大轰动,特别是在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的圈子里。无所事事的人把它解读成“浪费时间没有害处”;庸俗的人把它解读成“朝三暮四没有害处”;虔诚的人则把它解读成对道德的攻击。这位女作家在上流社会逐渐有了名气,而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表现的热情倒给她增添了魅力。就在那一年,安斯蒂勋爵夫人、赫里奥特太太、班伯格侯爵和很多别的人都深入到小说的背景地沃塔村。他们返回时都热情洋溢。安斯蒂勋爵夫人展示了她的水彩写生画;赫里奥特太太拍摄了照片,并在《滨河》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十九世纪》杂志刊登了班伯格侯爵描述那个地方的长篇文章,题目是《现代农民及其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

    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沃塔村成了一个日渐兴旺的地方,喜欢僻静的人纷纷到那里去,并且给别的人指路。由于一系列偶发的小事,雷比女士一直没回沃塔村,尽管村子的兴旺与她的成名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她不时听说村子的发展情况。还有传言说,一个社会地位低的旅游者正在挑沃塔村的错。由于害怕发现那里有什么东西遭到破坏,雷比女士最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胆怯,不大敢再去那些给了她那么多快乐的地点。莱兰上校说服了她;他本人想去一个有益健康的凉爽地方消夏,在那里读书、聊天、寻找喜欢运动的慢性病人适合散步的小路。他们两人的朋友嘲笑他们;他们的熟人议论纷纷;他们的亲戚怒火中烧。可是他有勇气,她也不在乎非议。在伊丽莎白提供的些许保护下,他们成功地来到这里。

    雷比女士的到达令人感伤。她看到一座座大旅馆排成一大圈,远离了本该是生活中心的村庄。闪亮的旅馆名称在夜晚宁静的山坡上烙下的印记,仍然在她眼前晃动。巨大的阿尔卑斯山大酒店像噩梦一样,在她心头挥之不去。她在睡梦中常常回忆起那个酒店里的柱廊、豪华的休息室、锃亮的胡桃木办公桌、巨大的客房钥匙架、印有大山风光的陶制器皿、高级职员的制服,以及神气的客人散发的气味——对某些人的鼻孔来说,这种气味与穷人散发的气味同样令人抑郁。她对文明的进步没有热情。她从东方的经验得知,文明通常不会先迈出最好的一只脚,她常常先让野蛮人变得淫荡和邪恶,然后才显示她的补偿性品格。这里没有进步问题:全世界需要向这个村庄学的东西,比这个村庄需要向全世界学的要多。

    在比肖内旅馆,她确实没发现什么变化,只是体会到幸存事物的感染力。老房主已经去世,老夫人卧病在床,可是古老的精神尚未离去。在旅馆建筑的正面,木墙上仍画着那条吞噬小孩的龙——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187]的纹徽。坎图一家很可能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因为这家小旅馆里有某种氛围,迫使富有同情心的客人崇尚贵族,无论如何在当时是这样的。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获得的伟大行为方式主宰着一切。每间客房里都有三四个漂亮物件——一小块丝织挂毯、一块洛可可式[188]浮雕残片、几片蓝色瓷砖,都镶嵌在镜框里,挂在粉刷过的白墙上。客厅里和楼梯边上挂着几张模仿卡洛·多尔奇[189]和卡拉齐兄弟[190]绘画风格的十八世纪油画——穿着蓝色长袍的“悲哀的圣母”、飘逸的圣贤、宽宏大度的亚历山大大帝[191](他的下巴稍向后缩)。这种风格已经不被人看重了——权威人士和教科书这样说。然而,有的时候,它可能比一幅新买的安吉利科修士[192]的画更有新鲜感,更有意义。雷比女士以前拜访公爵家时就从未露出战战兢兢的样子,现在她走进了比肖内旅馆,她觉得自己很大胆,很现代。那些最不起眼的东西——沙发靠垫、桌布、枕套——可能是用质次面料做的,而且不符合美学标准,但是仍让她产生了崇敬和谦卑的感觉。拿瓷烟斗的坎图先生和披黄褐色披肩的坎图夫人,以及巴托洛缪·坎图先生,即阿尔卑斯山大酒店现在的主人,都曾在这所洁净宽敞的房子里走动。

    第二天早晨,雷比女士坐下来吃早饭时情绪不好,她把这归咎于夜间的失眠和年龄的增长。她想,她从未见过谁比住在这里的游客更缺乏吸引力、更不值得尊重。一个眉毛很黑的女人喋喋不休地大谈爱国主义,还说英国游客有义务在外国表现得团结一致。另一个女人一直小声抱怨,像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水流不大但一刻不停;她抱怨食品、收费、噪音、云彩、尘土。她说,她喜欢到这个旅馆来,但不喜欢把它介绍给朋友:它就是让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旅馆。这里男性很少,需要男性干的活儿很多;一个小伙子在阵阵笑声中描述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步骤使原住民惊讶。

    雷比女士坐在一幅著名壁画对面,那幅画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壁画是在维修时发现的;虽然画面有损毁之处,但颜色依然鲜艳。坎图夫人一会儿说那是提香[193]的作品,一会儿又说是乔托[194]的作品,并声称没有人能解读其中的意蕴;许多教授和画家苦苦思索也没解读出来。她说这话,是因为她高兴这样说;其实壁画的意蕴很清楚,雷比女士多次有人给解释过。画上的四个人物是女预言家,她们拿着关于耶稣诞生的预言。当初为什么把她们画在山里这么高的地方,画在意大利艺术的最远边界上,原因不甚清楚。不管怎么说,她们现在成了很有用的谈资;由于她们适时出现在这面墙上,使许多人得以结识,使许多争论得以避免。

    “那些圣贤倒是挺诡秘的!”一个美国贵妇说,她随着雷比女士的目光看了看壁画。

    贵妇的父亲嘟嘟囔囔地说着有关迷信的事。他们两个都是伤心之人,最近刚从圣地巴勒斯坦回来。他们在圣地曾遭无耻之徒欺骗,因此对宗教的态度不那么好了。

    雷比女士尖刻地说,那些圣贤是女预言家。

    “可是我不记得在《圣经》的《新约》或《旧约》里有女预言家,”贵妇说。

    “那是神甫们发明出来欺骗农民的,”那位父亲悲伤地说。“他们的教堂也是这样;用金属箔冒充真金,用棉布冒充丝绸,用粉饰灰泥冒充大理石;他们的仪式队列也是这样,他们的——(他骂了一句)——钟楼也是这样。”

    “我的父亲,”贵妇凑近雷比女士说,“他确实有失眠症。你想想每天早晨六点敲钟!”

    “是啊,太太;这回你得到好处了。我们制止了这种做法。”

    “制止了清晨敲钟?”雷比女士喊。

    人们抬起头来看她是谁。有人小声说,她是写书的。

    那位父亲回答说,他大老远到这儿来是为了休息,如果休息不了,就要搬到另一个中心去。英国的游客和美国的游客已经合作了,迫使那些旅店主采取行动。现在神甫们只在晚餐时敲钟,这让人还能忍受。他相信,只要“合作”,什么事都能做成:对那些农民也是这样。

    “游客们怎么干涉农民的事呢?”雷比女士问。她越来越生气,浑身颤抖。

    “我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是来休息的,我们就得休息。他们每星期都喝得烂醉,唱歌唱到凌晨两点。这样下去合适吗?”

    雷比女士说:“我记得他们中间有些人没喝得烂醉。可是我也记得他们是怎么唱歌的。”

    “是啊。唱到两点,”他反驳说。

    他们两人恼怒地分开了。雷比女士走后,贵妇的父亲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有必要创立一种崇尚露天生活的统一新宗教。他头顶上方的四位女预言家虽笨拙粗陋,但慈祥宽厚,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具体的救赎承诺。如果说那些旧宗教确实不适应人类的需要,那么美国似乎也不可能产生一种合乎需要的替代宗教。

    雷比女士现在就按承诺去拜访坎图夫人为时尚早。伊丽莎白也不是能同去的伴侣,因为她一夜之间变得很粗暴,现在感觉愧疚,让人厌烦。旅馆外面有几张小桌子,几个女人在那里喝啤酒。有几棵修剪过树冠的栗子树为她们遮阴;一道矮的木栅栏把她们与村庄的街道隔开。雷比女士坐在栅栏的边沿,因为从那里她能看见那座钟楼。一个有批评眼光的人可以发现钟楼建筑有很多缺点,可是她看重的是钟楼的整体,越看越高兴,这里面也掺杂着某种感恩的成分。

    旅馆的德国女侍者走出来,很有礼貌地建议她找一个更舒服的地方坐。这里是下层阶级的人吃饭的地方;她去客厅好吗?

    “谢谢你,我不去;你们按出身来区分客人有多少年了?”

    “好多年了。这很有必要,”那位可钦佩的女侍者回答。她又回到了那所充满肉味、充满常理的房子里。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这个有争议的山谷里操德语的人正在赶超操拉丁语系语言的人。

    紧跟着走出来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她一面手搭凉棚挡太阳,一面哗啦啦地晃动一张《晨邮报》。她和善地看了雷比女士一眼,擦了擦鼻子,有礼貌地先道歉后说话,她说:

    “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了,今天晚上有一场音乐会,是为了帮助英国教堂安装彩色玻璃窗而举办的。我可以劝你买几张票吗?正如我刚才说的,英国人应该有个集会地点,这很重要,是不是?”

    “非常重要,”雷比女士说;“可是我希望这个集会地点是在英格兰。”

    头发灰白的妇人笑了笑。随后显得很困惑。后来她意识到自己受了侮辱,便摇晃着《晨邮报》离开了。

    “我太没礼貌了,”雷比女士沮丧地想。“我对一个像我一样傻、像我一样头发灰白的妇人很没礼貌。今天我不适合跟别人谈话。”

    她的生活一直很成功,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她对人们称为抑郁的情绪还不习惯,但是这种情绪肯定让她的眼界更开阔但更灰暗。那天早上她的人生观有所改变。她在村里走了一圈,几乎没注意到那些依然环绕着村子的群山,也几乎没注意到仍照耀村子的太阳的不变的光芒。可是她完全意识到了某种新的东西;意识到了大批人走过之后所产生的说不清的腐败。

    即便在那个钟点,空气中也充满酒肉的浓烈气味,还加上尘埃和烟草的烟雾,以及疲惫的马匹散发的气味。马车挤在教堂的墙边,一个女人在钟楼下看管一排自行车。这个季节不宜于登山;一群群穿着漂亮的诺弗克西装的小伙子悠闲地走来走去,等着游客雇他们当导游。在邮局对面有两个很大的廉价旅店,店前有许多小桌子,一直摆到街道上。在这里,餐饮服务从凌晨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深夜。顾客主要是德国人,他们搂着自己妻子的腰,大喊大笑,以振作精神。然后他们沉重地站起来,排成一行向某个景点走去;在那个景点有一面红旗,表明下一顿饭可以在那里吃。全村的人都受到雇佣,就连小女孩都有活儿干,她们纠缠客人,兜售带有图片的明信片和雪绒花。沃塔村已经开始发展旅游业了。

    一个村庄必须有特色行业;而这个村子一向充满活力和能量。它过去鲜为人知,但快乐幸福;它把饱满的精力用在奋力向土地讨生计上,并从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严、祥和以及对他人的爱。文明并没有放松对这种精力的控制,并将其引导到别的方向;因此本来能帮助治愈世界创伤的一切宝贵品质都遭到了毁灭。家庭亲情、社群感情、明智的乡村美德——这一切都消亡在人们建造象征它们的钟楼的过程。这事不是坏人干的,而是善良、富有、经常很聪明的女士们和绅士们干的——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考虑过这件事的话)自己正在给曾有意停留的地方带来商业利益和道德益处。

    雷比女士过去从未意识到这种普遍的错误做法。她回到了比肖内旅馆,感到身心交瘁,她想起了那段颇有正义意味的可怕经文:“可是要让犯罪的人遭受痛苦。”[195]

    坎图夫人躺在一楼的一个阴暗房间里,有些过分激动。那个房间的墙上空荡荡的,因为所有漂亮的装饰品都挂到了客房里,她爱她的客人,就像一个好女王爱她的臣民。房间的墙壁也很脏,因为是坎图夫人自己的房间。可是哪个宫殿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天花板,因为从木房梁吊下来许多铜制器皿,是一整套嫁妆,有水桶、大锅、水罐等,颜色从发亮的黑色到最浅的粉红色都有。老夫人抬头看看这些家道兴旺的象征,很是高兴。最近,有一个美国贵妇没能买下这些东西,离开时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困惑不解。

    坎图夫人与雷比女士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坎图夫人是个固守己见的贵族。她若是一个生活在那个伟大世纪里的伟大贵夫人,会很快上断头台的,而雷比女士则会大叫着表示赞成。现在坎图夫人头发稀疏,卷在烫发纸里,还披着那条黄褐色披肩。她给这位知名女作家讲述过去曾在比肖内旅馆住过或可能住过的其他知名人士的情况。她起初语气很庄重。可是没有多久就谈起了村子里的新闻,语气里开始透出几分愤懑。她以一种带忧伤的自豪的心情讲起先后去世的人。她自己老了,喜欢思索命运女神是多么公平,命运没有放过她的同代人,也常常不放过比她年轻的人。雷比女士不习惯这样寻求安慰。她自己也在变老,可是如果别人能永葆青春她会更高兴。她虽然记不清那些死者,但是死亡具有象征意义,正如一朵鲜花的凋零可能象征整个春天的逝去。

    坎图夫人接下来讲述了自己的不幸;先是一次小规模山体滑坡毁了她的小农场。在那个山谷里,滑坡从来都不是急速的。水通常在绿草皮底下汇集,正如脓液在皮肤下面生成。在有坡度的草场上会有一块地方隆起,然后爆裂,释放出一股缓慢流淌的泥石流。然后整个地区似乎塌陷了;所有山坡上的草地都受到挤压,折叠成了怪异的皱褶,树木歪了,谷仓和农舍坍塌了,所有美的东西逐渐变成了无法分辨的浆糊向山下滑动,最后被小河冲走。

    她们从农场又谈到其他苦衷,雷比女士感到太压抑,几乎无法表示同情了。这个季节生意不好;客人们不理解这个旅馆的管理方式;仆人们不理解客人;有人说她应该雇一个前台接待员。可是前台接待员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雷比女士说,她感觉没有一个前台接待员能让比肖内旅馆恢复财运。

    “人们说前台接待员可以去迎接公共马车,把新来的客人引诱到这边来。我从引诱来的客人那里会得到什么快乐呢?”

    “别的旅馆就是这么干的,”雷比女士伤心地说。

    “是啊。每天都有一个男人从阿尔卑斯山大酒店到这儿来。”

    现场出现了尴尬的静寂。到目前为止她们一直避免提那个人的名字。

    “他把那些客人都拉走了,”她突然激动地接着说。“我儿子把我所有的客人都拉走了。他拉走了所有的英国贵族、最阔气的美国人和我所有的米兰老朋友。他在这山谷里到处诬蔑我,说我的旅馆的下水管道坏了。旅店主们不向游客推荐我的旅馆;他们把客人都打发到他那里去,因为每转送一个人,他就给百分之五的回扣。他给马车夫钱,给搬运工钱,给导游钱。他给乐队钱,因此乐队几乎不在村里演奏。他甚至给小孩子钱,让他们说我的下水管道坏了。他和他的妻子,还有那个前台接待员,他们想毁了我,他们想看着我死。”

    “你别——你别说这些事了,坎图夫人。”雷比女士开始在屋里一边转悠一边说话,这是她的习惯,她说的是大实话,而不是容易懂的话。“尽量不要对你儿子那么生气。你不知道他得跟什么竞争。你不知道是谁让他成了这样的。也许该责备的是别人。不管该责备的是谁——你可以在祈祷的时候记起他们。”

    “当然啦,我是个基督徒嘛!”气愤的老夫人喊道。“可是他不能毁我呀。我表面上很穷,可是他借了我的钱——太多了。那个旅馆会倒闭的!。”

    雷比女士接着说,“也许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邪恶。我们见到的大多数邪恶都是由许多小错误造成的——是愚蠢或虚荣造成的。”

    “我甚至知道是谁让他这么干的——他的老婆,还有现在给他当前台接待员的那个人。”

    “这种说话的习惯,表达自己的习惯——似乎很痛快,很必要——但确实会伤害——”

    她们两人都受到街上巨大声响的干扰。雷比女士打开窗户,一团灰尘带着浓重的汽油味飘了进来。原来是一辆过路的汽车碰上了一张桌子。地上洒了很多啤酒,还有一点儿血迹。

    坎图夫人听见巨响后恼怒地叹了口气。她的坏脾气使她疲惫不堪,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在她的头顶上方,两个铜花瓶在突然刮来的阵风中轻轻碰撞,叮当作响。雷比女士正准备做一次富有戏剧性的重大忏悔,做一次令人感动的宽恕请求。她的话都想好了;她的话永远是准备好的。可是她看看坎图夫人闭着的眼睛和承受着痛苦的虚弱身躯,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得到原谅。

    在她看来,她的生命随着这次会见完结了。她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她做过许多邪恶的事。她现在能做的只是双手合十等待,直到她的丑恶和无能随着她的美丽和力量消逝。她的眼前浮现出莱兰上校那令人愉快的面孔,她可能跟他一起与世无争地度过最后的岁月。他不会令人振奋,但她似乎并不渴望振奋。如果她的感官确实关闭,大脑和舌头的无意识活动逐渐麻木,那就更好。因为她一生中第一次动了心,很想变老。

    坎图夫人仍旧在谈论她的儿媳妇和前台接待员;谈儿媳妇的庸俗和职员的不知感恩。很久以前,那个接待员刚从意大利流浪到这里时还是个没人认识的小伙子,她曾对他很慷慨。现在他却和她儿子站在一起与她作对。这就是慈善的回报。

    “他叫什么名字?”雷比女士心不在焉地问。

    “费奥·基诺里,”她回答。“你不会记得他的。他过去是搬——”

    新钟楼突然传来一阵钟声,屋里的铜器也随之震响。雷比女士抬起双手,不是去捂耳朵,而是去捂眼睛。在她的虚弱状态下,大钟颤动的音符有一种奇怪的效果,好像血液回到了已冻僵的静脉里。

    “那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她最后说;“我今天下午要去看他。”

    三

    雷比女士和伊丽莎白一起坐在阿尔卑斯山大酒店的休息厅里。她们刚从比肖内旅馆走上山坡,来这里见莱兰上校。可是莱兰上校显然已下山到比肖内找她们去了,所以她们只能等待,为了不白等,她们点了一些小吃。于是雷比女士喝着下午茶;而伊丽莎白则像地道的贵妇那样吃着冰激凌,偶尔发现无人注意,会把调羹柄叼在嘴里。低级侍者们把茶杯和玻璃杯从餐桌的大理石台面上清走,穿着带金边制服的高级职员们把藤椅重新摆放成两三个一组,以吸引游客。这边或那边还有游客守着吃剩下的面包渣迟迟不肯离去;一位俄国亲王已经熟睡,姿态不雅,很显眼。可是大部分人已经开始了晚餐前的散步,或者去打网球,或者拿着书坐在树下。天气宜人,太阳的威力已大大减弱,阳光已得到升华,它照到的一切呈现出新的质地和新的颜色。从座位上,雷比女士可以看见前一天路过的巨大悬崖;她可以看见悬崖后方的意大利——四月山谷、塞奈斯山谷,以及她称为“南方野兽”的山峦。那些大山一整天都不显眼——不过是远处的白石片或灰石片而已。可是夕阳使它们变了形,它们矗立在南方的天空下,像紫色的熊。

    “伊丽莎白,你不出去遛遛可太不应该了。尽可能找你的朋友,让她跟你一起出去吧。你要是看见莱兰上校,告诉他我在这儿。”

    “就这些吗,小姐?”伊丽莎白喜欢这个有怪癖的女主人,而且她的心已被冰激凌软化了。她看出雷比女士脸色不好。也许恋爱的道路有了坎坷。的确,对待绅士们必须有策略,特别是在双方关系发展良好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别给孩子们硬币。”

    那些客人已经不见了,高级职员也明显少了。从后面的大厅里传来两个很可恶的人的假斯文的窃笑,一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年轻姑娘,一个是负责领新来的客人进房间的穿长礼服的小伙子。几个搬运工站在离他们有一段恰当距离的地方,和他们一起窃笑。最后,休息室里只剩下雷比女士、俄国亲王和前台接待员。

    那个接待员是个能干的欧洲人,四十岁上下,能流利地讲各种语言,有些语言还讲得很好。他仍然很活跃,显然肌肉曾经很发达。但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生活的时代对他的身材都很无情:再过几年他肯定会很肥胖。他的面部表情不大容易猜测。毋庸置疑,他正在忙着履行职责,因此这不是自我披露的时机。他打开窗户,他把火柴盒装满,他用掸子掸着小桌子,还不时看看大门,以防有人没拿行李就进来,或有人没付钱就出去。他按了一个电铃,一个侍者飞跑进来把雷比女士用过的茶具收拾走。他又按了一个电铃,派一个小伙计去打扫从一个客房窗户落下来的纸屑。然后,随着一声“对不起,小姐”,他已俯身拾起了雷比女士的手帕。他似乎对她头天晚上突然离去并无芥蒂。也许她往他手里塞了小费。也许他不记得她曾去过那里。

    他把手帕还给她的姿态让她依稀想起了什么,使她感到不安。她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已回到门口侧身站立,这样一来他那有点弧形的肚子轮廓在外面风景的衬托下显现出来。他在对一个身体健壮但面带忧郁的男青年说话,那青年一直在柱廊外面晃来晃去。“我告诉过你百分比的,”她听见接待员说。“如果你刚才同意这个百分比,我就推荐你了。现在太晚了。我的导游已经够了。”

    我们的慷慨常常让很多人受益,比我们想到的要多。我们给出租汽车司机小费,一部分钱就落到吹口哨召唤他的人手里。我们给点燃镁丝、照亮钟乳石溶洞的人小费,一部分钱就落到带我们进溶洞的船夫手里。我们给饭店的侍者小费,一部分钱就从侍者的工资里扣除了。有一台巨大的机器,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它一直在促进我们分配财富。接待员回来时,雷比女士问:“百分比是多少?”

    她这样问,肯定是想让他难堪,倒不是因为她冷酷,而是因为她想发现这个表面客气能干的人有什么潜在的好品质(如果他有的话)。她这样问是出于感伤,而不是出于科学态度。

    如果她跟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样讲,有可能成功。受过教育的人在试图回答她的问题时会透露出点什么。可是这个接待员没有理由顾忌谈话的逻辑。他回答:“是啊,小姐!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了,适合我们的游客,也适合晒干草。”然后便匆匆忙忙去照应一个正在挑选明信片的主教。

    雷比女士并没有从道德角度去总结下层阶级的卑劣心计,而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她看着接待员把明信片一张张摆开,既热心又不讨人嫌,既留意又不乏敬意。她看着他如何让主教改变初衷,买下更多的明信片。这就是那个曾在山上对她大谈爱情的男人。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只是通过几个偶然的、与生俱来的手势暴露出他的身份。要与士绅阶级谈话,必须有一些新的品质——彬彬有礼、知识渊博、沉着冷静。还是过去的答案:士绅阶级对他负有责任。我们应该彼此承担责任,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

    如果你因为费奥的世故圆通——因为他的庸俗本质——而责备他,是荒唐的。他并非自己要这样。他从一个运动员变到了现在这个样子——油亮的粗壮身躯、垂到前额的黑卷发、打过蜡的八字胡、像某种原始生命形态那样自行分裂增殖的下巴。如果你因为他的变化而感到惋惜,那就更荒唐了。大约二十年前,她在英格兰就改变了他的身形,也改变了他的性格。他是她的小说《永恒的瞬间》的一个产物。

    她深感一种切肤之痛,就像一个技术生疏的工匠看到自己创造的世界很糟糕而感到悲哀。她想请求她创造的人物宽恕她,尽管他们造得不好,无法对她表示宽恕。她当天早晨在坎图夫人床前压抑下去的忏悔愿望又爆发出来,像肉体的欲望那样强烈。那个主教走后,她又继续谈话,尽管改变了话题,她说:“是啊,天气确实不错。我刚从比肖内旅馆走上来,感觉很好。我住在那边!”

    他看出她愿意谈话,于是愉快地回答:“比肖内一定是很好的旅馆,很多人都有好评。那幅壁画漂亮极了。”他太精明了,不惜说好话表示一点点宽容。

    “这儿有多少新旅馆啊!”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打扰俄国亲王,有亲王在场她奇怪地感觉焦虑不安。

    “啊,小姐!确实是这样。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对不起,请等一会儿。”

    一个刚来的美国姑娘拿着一把硬币走过来,沮丧地问他:“这些都值多少钱”。他给她解释,并给她换了零钱。雷比女士不能肯定他给那姑娘的零钱是否足数。

    “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的话又被打断了,他得赶紧去送两个要走的客人。一个客人给了他小费;他说:“谢谢你”。另一个客人没给他小费;他仍说:“谢谢你”,可是口气不一样。很显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记起雷比女士。

    “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沃塔村是个很穷的小地方。”

    “但它是个怡人的地方?”

    “非常怡人,小姐。”

    “便宜!”俄国亲王说,他突然醒了,把他们两人吓了一跳。亲王把毡帽扣到头上,快速跑出去进行保健散步。大厅里只剩下雷比女士和费奥两个人。

    到了那时候,雷比女士才不犹豫了,她决心提醒费奥他们以前见过面。她一整天都在寻找生命中的一个火花,现在她依稀看到了另一团火,就在她走过的路途的远端,在她青年时代的大山高处,她如果指向那团火就有可能唤来这个火花。如果他也看见了这团火,他会怎么样呢,她不知道;可是她希望他会活跃起来,无论如何会逃避她先前给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们所准备的普遍厄运。在他们两人同时思考的时候,她要做什么呢,她甚至不予考虑。

    如果这一天里她感受到的痛苦没有让她心肠变硬的话,她是不会冒昧行动的。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名望变得很可笑。她只需克服“费奥是男人”这个困难,而不是“费奥是前台接待员”这个困难。她从来不遵从“对社会地位低的人在精神方面要有所保留”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现在却很平常。

    “我是第二次来这儿,”她大胆地说。“二十年前我住过比肖内旅馆。”

    他显示出第一个动感情的迹象:他一听说比肖内旅馆就很恼火。

    “有人告诉我,我应该上山来找你,”雷比女士接着说。“我还记得你。你那时候带我们过山口。”

    她专注地看着他的脸。她并没期待他的脸会放松到张大嘴微笑。“哎呀!”他说,同时摘下尖顶帽子,“我太记得你了,小姐。再见到你多高兴呀,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

    “我也很高兴,”雷比女士疑惑地看着他说。

    “小姐,你跟另一个女士一起,是不是?她叫——小姐。”

    “是哈博特尔太太。”

    “对呀;我给你们搬过行李。我常记起你们的善意。”

    她抬起头来。他站在一个打开的窗户旁边,整个神话世界在他身后延伸。她失去了理智,轻轻地说:“如果我说我也一直没忘记你的善意,你会误解我吗?”

    他回答:“是你们有善意,小姐;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

    “责任?”她喊道;“责任怎么样?”

    “你和哈博特尔小姐是那么慷慨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多么感激:你们付给我的钱总是比价目表上规定的要多——”

    这时她意识到他把一切都忘了,忘了她,忘了发生过的事,甚至忘了他自己年轻时是个什么样子。

    “别假装有礼貌了,”她冷冷地说。“我上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可没礼貌。”

    “我很抱歉,”他突然惊恐地喊。

    “转过身去。看看那些大山。”

    “是,是。”他那双狡猾的眼睛紧张得直眨。他摆弄着西服背心褶皱里的怀表链子。他跑开去警告几个穿得很破的小孩子,叫他们离开观景台。他回来后,她仍坚持让他看大山。

    “我必须告诉你,”她用就事论事的冷静语气说。“看看那座大山,就是公路往南绕过的那座山。看看半山腰,在东坡上——有鲜花的地方。你在那里曾经奉献过自己。”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很害怕。他想起来了。他感到无法形容的震惊。

    正在这个时候,莱兰上校回来了。

    雷比女士走到他跟前说:“这就是我昨天谈到的那个男人。”

    “下午好;什么男人?”莱兰上校局促不安地说。他看见她脸红了,得出的结论是:有人对她态度粗暴。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大为人所知,他更要求别人尊重她。

    “就是年轻时爱上我的那个男人。”

    “这不是真的!”尴尬的费奥喊,他立刻看清了她给他设下的陷阱。“那是小姐想象出来的。先生,我敢说——我当时没有什么意思。我是个年轻人。我那时还没学会怎样做才得体。我简直忘了这事。是她提醒了我。是她烦我。”

    “上帝啊!”莱兰上校说。“上帝啊!”

    “先生,我会丢掉我的职位的;我有老婆孩子。我会毁了。”

    “够了!”莱兰上校喊。“不管雷比女士有什么样的动机,她都不想毁你。”

    “你误解我了,费奥,”雷比女士轻轻地说。

    “多不凑巧啊,我们两人刚才走岔了,”莱兰上校说,他本想表现得满不在乎,但他的声音在颤抖。“晚饭前我们去散散步好吗?我希望你能停一下。”

    她没有理会。她在观察费奥。费奥已经不惊慌了;他显示出一种新的感情,在她看来更不让人喜欢了。他挺起肩膀,露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微笑;当他发现她在看他而莱兰上校没看时,朝她挤了挤眼。

    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也许是她在沃塔村见到的所有事物中最令人沮丧的景象。可是它却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个景象让她全面地看到了这个人二十年前的情况。她能看见他的衣服或头发的最小细节、他手中的鲜花、他手腕上的擦伤、他为了能轻松自如地说话而从背上卸下的沉重行李包。她能听见他的声音,既不粗鲁又不羞怯,绝不带威胁口气,也不带道歉口气;他起先用从书本里学来的文辞敦促她,然后,随着激情的发展,他逐渐前言不搭后语,喊着说她必须相信他,必须爱他作为回报,必须跟他私奔到意大利,他们会在那里生活下去,永远幸福,永远年轻。她当时像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小姐应该做的那样大声叫喊,并谢谢他,求他别侮辱自己。现在她人到中年,又叫喊起来,因为突然的震惊和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个启示。“别以为我现在爱你!”她喊道。

    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只是现在才不爱他;她意识到二十年前在山上发生的那件事一直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瞬间——也许是最重要的瞬间,肯定是最恒久的瞬间;她意识到自己已从中吸取了无法确知的力量和灵感,正如树木从地下泉水中汲取了生命力。她再也不会认为那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半幽默的事件了。在后来的多年间,那事件使她得以成功,取得了各种成就。与她所有的成就相比,那事件更为真切,更有现实意义。尽管她一贯行为正确而且表现得像有教养的贵妇,但她确实爱过费奥,而且后来再没有那么炽烈地恋爱过。一个自负的小伙子曾把她带到天堂的大门口;她虽然不愿跟他一起进去,但永远忘不了那个幻景,这永恒的记忆似乎使她的生活变得能够忍受,变得美好。

    莱兰上校站在她身边,唠唠叨叨地谈论名声,试图把这情况当成正常情况。他在挽救她,因为他十分喜欢她,当她犯傻时他感到痛心。可是她对费奥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害怕;他开始觉得必须挽救自己了。现在大厅里不光有他们三个人。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女职员和那个文雅的小伙子在屏住呼吸听他们谈话,搬运工们在耻笑他们上司的尴尬处境。一个法国贵妇在客人中散布了令人感兴趣的新闻:一个英国男人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妻子跟这里的前台接待员谈情说爱。在外面的观景台上,一个母亲挥手让女儿们躲开。那位主教很悠闲地准备去散步。

    可是雷比女士对这些全然不知。“我太无知了!”她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爱过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那纯属偶然——一点隐忧,一个怪念头。”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脑子里想的事说出来;现在没有激情干扰她或阻止她这样做。她仍然冷静超然,仍然在回顾大山上的那团火,赞叹它那渐强的亮度,但是因为离得太远感觉不到它的热度。非常可悲的是,她相信只要把自己想的事说出来,就容易被人理解。对莱兰上校来说,她的话很粗野,简直无法形容。

    “可是这些美丽的想法是拙劣的,对不对?”她接着对费奥说。费奥那种对女子殷勤的神态逐渐消失,他变得不知所措。“年龄大了,这些美丽的想法就不够了。我想,如果我能重新体验一遍那个粗俗的事实,如果我能更换那个被我毁掉的人,我会奉献出全部想象力和全部文字技巧。”

    “是啊,小姐,”他回应道,眼睛看着地。

    “我在这儿要是能找到一个愿意理解我并听我忏悔的人,我会更高兴的。我给沃塔村带来了那么多伤害,亲爱的费奥——”

    费奥抬起眼睛。莱兰上校用拐杖敲击拼花地板。

    “——最后,我想还是跟你谈谈吧,说不定你能理解我。我记得你曾对我很友善——是啊,友善,没有别的词。可是我也伤害了你,你怎么能懂呢?”

    “小姐,我完全懂,”那接待员说,他的情绪已好了一点,决心结束这场让人痛苦的争吵;他的名声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必须把被激发出的自负感打下去。“是你想错了。你根本没有伤害我。你让我得到了好处。”

    “太对了,”莱兰上校说。“这就是整件事的结论。雷比女士造就了沃塔村。”

    “太对了,先生。小姐的书出版以后,外国人来了,旅馆建起来了,我们大家都富了。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个无知的普通搬运工,我扛着行李过山口;我干活,我找各种机会,我对游客们好——你看现在!”他突然控制住自己。“当然啦,我仍然是穷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孩子们!”雷比女士喊,她突然看到了一条救赎之路。“你有什么样的孩子?”

    “三个可爱的小男孩,”他回答,没有丝毫热情。

    “最小的多大了?”

    “五岁了,小姐。”

    “让我收养那个孩子吧,”她强调说,“我要把他抚养大。他将会生活在富人当中。他将会明白,富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恶,并不是总要人崇敬和尊重,也不是总想用金钱来买崇敬和尊重。富人是善良的人:他们会同情也会爱,他们喜欢真理,他们之间相处的时候是很聪明的。你的儿子将会明白这一点,他将会努力把这教给你们。他长大以后,如果上帝对他仁慈的话,他将会教育富人;他将教他们不对穷人做傻事。我自己已经努力这样做了,人们买我的书,说这些书不错,笑一笑,把书放下。可是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只要这种愚蠢存在,不仅我们的慈善机构、传教团和学校起不了作用,而且我们整个文明制度都起不了作用。”

    莱兰上校听到这样的措辞感到痛心。他再一次努力挽救雷比女士。“我求您不要——”[196]他用法语生硬地说,然后停住了,因为他想起那个接待员一定懂法语。可是费奥并没留意,他当然也没留意那女人的预言。他在想他是否能说服妻子放弃最小的孩子,如果能的话,他们该向雷比女士要多少钱才不至于让她反感。

    她接着说:“如果我能从我做了那么多恶的地方带出来一点善,这将是对我的赦罪。对于回忆往事,我已经厌倦了,尽管那些回忆很美好。现在,费奥,我想让你给我另一样东西:一个活生生的男孩。我将永远让你困惑,我没有别的办法。自从我们相识以来,我已经变了那么多,我也改变了你。我们两个都是崭新的人了。你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我在和你分别前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认为你没有理由不回答。费奥!我要你注意听。”

    “请原谅,小姐,”接待员说,他已从先前的算计中清醒过来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你回答‘是’或‘不是’;那天你说你爱上了我——是真的吗?”

    他是否会回答,他现在对那天的事是否有任何看法,都值得怀疑。可是他没想回答。他再次明白,他受到一个丑陋干瘪的上年纪女人的威胁,这个女人竭力破坏他的声誉和他平静的家庭生活。他往莱兰上校那边退缩,并支支吾吾地说:“小姐,你必须原谅我,可是我宁愿你不见我的妻子;她是那么厉害。你对我的小孩非常仁慈;可是,小姐,不行,她永远不会答应的。”

    “你侮辱了一个贵妇人!”上校喊道,并像骑士保护贵妇一般发起了攻击。从他们身后的大厅里传来恐惧的叫喊和期待的感叹。有人跑去叫经理。

    雷比女士走到他们两人中间说:“他永远不会认为我值得尊敬了。”她看着衣衫不整的费奥,他较胖,冒着汗,没有魅力;她悲伤地笑了笑,嘲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嘲笑他的愚蠢。再跟他说话已经没有用了;她的谈话已经把他的能力和礼貌都吓跑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他不比一只恐惧的兔子强多少。“可怜的人,”雷比女士喃喃地说,“我只是惹他烦了。可是我多希望他会把那男孩给我啊,多希望他会回答我的问题啊,哪怕只是出于怜悯。他不懂是什么让我活下来的。”她看着莱兰上校,发现他也心烦意乱。她只能注意和她谈话的人,而忘了听话人的个性,这是她的特殊习惯。“我也让你烦恼了,我太傻了。”

    “你这会儿才想起我,有点晚了,”莱兰上校板着面孔说。

    雷比女士想起了他们昨天的谈话,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她没有给他详细解释,也没有温柔地表示同情。这个男人出身高贵,受过很好的教育,具有一切所谓有利的条件,他想象自己颇具洞察力和文化修养,对人类非常了解。费奥则不具备任何有利的条件,他贫穷而且变得很庸俗,他早年的美德已被情势毁灭,他的男子汉气质和纯朴本性已在为富人服务的过程中丧失了。莱兰上校已证明他在精神方面水平跟费奥相同。如果莱兰上校也相信她现在还爱着费奥,她不会尽力解释以消除误会。说实在的,她也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从越来越暗的山谷里传来钟楼发出的第一个强劲音符,雷比女士以一种充满爱怜的动作从两个男人身边转向钟楼。可是这一天非要在挫败了所有的希望之后才肯结束。钟声激励费奥谈话,在大山发出回响的时候,他说:“先生,你说这是不是坏运气?今天早上一个绅士去看了我们精美的新钟楼,他相信下边的土地正在一点点下滑,新钟楼会倒塌。当然啦,这伤害不到我们山上的人。”

    他的话很有效果。激烈的争吵突然平静地结束了。雷比女士趁他们不注意,已经拿起她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197]离开了他们,没有任何悲伤的表示。在这最终失败的一瞬间,上苍赐予她一个关于她的幻象,她看见自己生活得很有价值。她意识到自己战胜了经验,战胜了尘世的种种事实,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辉煌的、冰冷的、几乎非人性的胜利,只有她自己能推测出这个胜利的存在。她从观景台看着下面山谷里正在消失的和可能消失的美景,虽然她仍爱这美景,但它似乎无限遥远,就像星星上的山谷。在那个瞬间,即便有慈爱的声音从旅馆召唤她,她都不会回去。“我想这就是老了吧,”她想。“老龄并不那么可怕。”

    在现实中并没有人召唤她。莱兰上校本来会那么做的,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不快乐。可是她对他伤害得太深了;她对另一个阶级的男人袒露自己的想法和欲望。不仅仅是她,连他自己和所有跟他们地位相同的人都因此丢了面子。她把他们赤裸裸地揭示给了那个异己分子。

    客人们纷纷进来,准备换衣服去吃正餐和参加音乐会。从大厅里许多情绪激动的仆人推推搡搡地走了出来,站满了休息厅,就像歌剧的合唱队员站满舞台,他们宣告经理就要来了。现在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丑闻会扩大,必须在最恰当的时机把大事化小。

    莱兰上校虽然不喜欢触摸别人,还是拉住了费奥的胳膊,然后很快抬起一个手指头摁住他的额头。

    “太对了,先生,”那个前台接待员小声说。“我们当然明白——哎呀,谢谢你,先生,太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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