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是诸德之本

    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中国就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的伦理实际上是三位一体，血缘——宗法——政治伦理的统一。孝从产生之初，就被血缘之情和宗法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汉朝时期，推崇“以孝治天下”，统治者将“孝治”从理论设想正式推向了实践的舞台。由此看来，孝本来就是维系血缘之情的纽带，又是作为人修身立身的根本，同时，孝还是君主治理天下、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说，孝是修身养性之基础、齐家治家之良方、君主治国之根基。

    在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孝的观念随着历代学者的阐述和统治者的推崇而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如选官制度、古代法律、古代教育，等等，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孝”在传统道德中的影响力。

    （一）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包罗万象，文化的中心当属儒学。当儒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孝道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的武器。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爱的精神，则完全是由孝道出发的，因此可以这么说，孝既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阐述“仁”的思想时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孔子将孝与仁、孝和悌结合起来，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仁的基本表现，也是仁的根本。孔子将仁建立在孝的基础上，使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有了更加牢靠的根基，也成为后世崇孝的重要原因。

    从儒家孝道的主要内涵来看，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准则，体现了亲亲、尊尊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它也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评判人们品行的准则。孝从最初的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用来协调小到家庭、大到社会、国家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恪守孝道不但会和睦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而且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畅达。如果全社会都恪尽孝道的话，整个社会就会稳定，就能实现“孝治天下”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成为孝子贤孙之后，会成为个人通往仕途的强有力的筹码。由此可见，人在一生当中，既是家庭中的一员，又是国家的子民，因此，人们一生都处于孝道意识的范围中，从而很好地维系和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

    儒家的“孝治”所主张的不仅仅是“孝亲”，还要用“孝亲”的精神，推及于治国、平天下。因此，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备受统治者的推崇。而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孝”，被统治者拿来作为选拔官员的工具就不足为奇了。

    （二）孝与诸德的关系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后，孝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中，成为人们恪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诸德之首，换句话说，孝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本。人世间诸多美德，绝大多数都是由“孝”衍生出来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可以说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参透孔子“孝是诸德之本”的第一人。他曾经从仁、义、忠、信、礼、行、强、乐八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德本论”。由此看来，曾子把“孝”置于极其尊贵的位置，认为“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实现一切善行的根本和力量源泉。而在战国时期吕不韦及其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中，更是把“德之本”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放眼望去，在众多美德当中，除了孝，又有谁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呢？

    《孝经》认为：“夫孝，德之本也。”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孝”既然作为诸德之本，与诸德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很明显，孝并不是孤立的，它和诸德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尽管如此，作为诸德之本，孝依然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也正如此，孝深深地影响着诸德，对诸德具有统摄和指导作用。

    一般提到诸德，最先映入我们脑海中的便是仁、义、礼、智、信。孔子崇尚“仁”，在其构建的儒学体系中，“仁”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核心思想。“仁”首先是人的内在情感，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普遍存在的情感，这就是“仁”。孟子继承并进一步阐述了“仁”的思想，认为“仁”是由人天生具有的恻隐之心而自然萌生出的爱人之心，即“仁者爱人”。那么“仁”与“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简单说，“孝”是实现“仁”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仁”是一种泛爱之心，是最高的道德理想，而“孝”则更注重血脉亲情。因此，要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必须从践行孝道做起。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孝敬父母都做不到，又何谈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呢？孔子将“仁”建立在“孝”的基础上，希望能将这种原始的亲亲之情延伸开来，从爱父母、亲人推及更广泛的爱人。打个比方，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孝”即树根，而“仁”则是树枝、树叶，需要从根中汲取养分。这就是“孝为仁之本”。

    “孝”与“义”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义”可引申为“正义、道义”，“以义事亲”乃为大孝。所谓“孝”，既应该顾及亲亲之情，也不应该抛弃社会正义。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父母作为长辈，也有犯错的时候。如果盲目地认为“孝”大于一切，忽视了“正义、道义”的存在，那么这种“孝”便沦落为最低层次的“愚孝”，最终将会陷父母于不仁不义中。孟子就曾说过：“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证明孟子也主张在父母犯错的时候，做子女的不应该一味地顺从，而应该大胆地规谏。对于“以义事亲”，荀子亦有同样的看法，“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所理解的大孝，恰恰是遵从“正义、道义”，不唯父母之命是从。由此可见，孝与义是融会贯通、互为表里的，内有孝之心，外有义之行。

    在孔子创立的儒学体系中，“礼”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指狭义的礼节、礼仪，也指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就“礼”与“孝”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源头，二者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出现较早的观念，并且都是从祭祀活动中产生的。在祭祀祖先时，一方面要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追忆之情，这种情感实际上就是“孝”的最初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祭祀活动中，要借助一定的礼仪，合乎礼仪的孝行才更被人称道。儒家思想认为：恪尽孝道，善养父母，不能违背最基本的礼法规范。孟懿子曾向孔子问孝，孔子对曰：“无违，”并进一步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恰恰体现了“孝”与“礼”的密切关系。如果说，“孝乃诸德之本”，那么，“礼”便是指导孝行的具体原则和规范，换句话说，人们的孝行必须通过合乎礼仪的行为外显出来。子女仅为尽孝道而违背礼法规范，只会给父母徒增烦恼，那就是大不孝。

    恪尽孝道需要人们遵循礼法规范、维护“正义、道义”，那么如何做到合乎礼法与正义的“孝”呢？这就需要人们具备分辨是非的判断力、明析善恶的洞察力，在尽孝时张弛有度、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即是儒家所说的“智德”。“孝”不是一味地顺从、盲从，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觉悟，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比如说，做父母的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如果子女不具备“智德”的话，极有可能为了尽孝而唯父母之命是从。因此，一个人只有拥有“智德”，才能更好地恪尽孝道，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

    “信者，诚也。”就“信”的构字结构看，信字从人言，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也。那么“孝”与“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孝”乃是人性中最朴实、最纯真的感情，是人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其间没有掺杂任何虚伪。因此，“至孝”之人必是“至诚至信”之人。如果一个人在“孝”的情感中混入了虚伪、势利，那这必定是“伪孝”之人。由此可见，“孝”与“信”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总之，仁、义、礼、智、信均为践行孝道的行为规范，在影响“孝”的同时，也受“孝”的制约。孝以其独特的魅力、巨大的能量，对诸德具有统领和指导的作用。反过来说，只有建立在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孝”，才是大孝。各个朝代在选拔官员时，基本上都注重对道德的考核，而作为“德之本”的“孝”，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孝”是修身立身之基础

    《孝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里阐述了孝的三个阶段，以及这三个阶段所体现出的孝的三个层次。父母给予我们身体、生命，那么我们如何做才算孝呢？“孝”，就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让父母担忧，这是尽孝的基本。所谓“立身”，可以引申为两层含义，一则要存身，不伤害自己的身体，不做冒险之事；二则要有所成就，正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孔子认为这一层含义是孝的最高境界，也是为孝者的终极目标。除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心外，还应该建功立业，有所成就，给父母带来荣耀，这样才能更好地尽孝。而“孝”恰恰是修身、修德以达于立身的根本。

    有这样一个典故：乐正子春有一次不小心伤到了脚，几个月不出门，而且面带忧虑。他的弟子疑惑不已，便向老师询问缘由。乐正子春说道：做子女的，不损坏自己的身体，在死的时候完完整整地把自己归还给父母，这才是孝。所以说，有教养的人即使在走路的时候都不敢忘记孝道，而我伤到了脚，没有恪尽孝道，因此心里烦恼。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乐正子春的言论有些过火，但是细细品味，却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即立身始于存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事亲尽孝的资本，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怎么能谈得上尽孝呢？

    除了爱惜身体、珍惜生命之外，还应该以“孝”为出发点，以“孝”的核心精神为基础，做到仁爱、正义、守礼、智慧、诚信，在“孝”的指引下，修身养性。我们现在常提“修养”一词，那么“修养”到底为何意呢？“修养”的现代含义一般指人们在思想、政治、道德、学术方面的勤奋学习和自觉锻炼，以及经过长期努力所取得的能力、思想品质、学术见解，还包括一个人在待人处世过程中的风度。然而在古人眼里，“修养”的内涵却不仅限于此。古人的“修养”中还包括“孝养”，强调人要修养的首先是孝心孝德，也就是说通过其行孝的方式和表现来判定一个人的道德品行。

    我们都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了让孟子能有好的学习环境，孟母不辞辛苦，三次搬迁，成为千古佳话。有一次，孟子逃学回家，孟母“断机杼教子”，给孟子极大的触动。从此，孟子发愤读书，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被称为“亚圣”。孟子不负母亲的栽培，立德修身，光宗耀祖，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不正是孝的最高境界吗？

    汉代史学大家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惨遭宫刑，这在常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不仅对身体更是对精神的折磨。然而，为了实现父亲的夙愿，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其父尚未完成的《史记》，成为一代史学宗师。如果没有对父亲的“至孝”之心，是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毅力的。而也正是因为传统的“孝道”，成就了司马迁。

    人生在世，首要的是修养心性，立德正身。正所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品行都没有，那么如何让别人信服？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呢？那么“修身、立身”与“孝”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所说的“身”，主要指的是道德修养。孔子认为，“孝是德之本”，一个人若想要修身养性，立德正身，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尽孝。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连人世间最自然、最朴素的孝道都无法做到的话，你能说这个人是有德行的人吗？

    宋朝著名的学者司马光有云：“治身莫先于孝。”对此他曾做过这样的比喻，“圣人之德莫加于孝，犹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远则流大，本固则叶繁。”美好的品德就如同江河、草木一般，有了“孝”，江河才有源头，草木才有生命力，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啊！“孝”对于“修身立德”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修身立德，以孝为本，才能从博大精深的孝文化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才能在为人处事甚至步入仕途时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拥护。周公的儿子名为君陈，颇得周天子的信任和赏识，并委以要职。有人会想，这肯定是因为他是周公之子的缘故。事实上，君陈能够得到信任，主要是因为他善事父母，周天子认为他具备孝德才委以重任。

    历史上绝大多数孝子都是普通民众，但却以其高尚的道德品行，事亲至孝，名垂青史。一个民族若要发展壮大，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要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只有先修身，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孝”是齐家治家之良方

    所谓“齐家”，指的是管理整治家庭的意思。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国家稳定。儒家向来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来管理和规范家庭。古时候的家庭往往是许多小家的结合体，并非像我们现在一家一户这么单纯，因此，管理起来并不容易，要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更加困难了。像《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地位显赫，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要治理好这样的家庭可谓是难上加难。书中贾宝玉对父母，贾府上下对“老祖宗”贾母的孝道，正是古代社会官宦家庭“以孝齐家”的缩影。

    那么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家庭，保证它的稳定呢？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孝”字。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实行孝道，既可以使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又可以促进家庭和睦，保证家庭的稳定。不仅如此，“孝”所倡导的“尊亲”、“敬亲”、“事亲”等对于治理家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遗存至今的家法、族规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古代社会“以孝齐家”的具体做法。家法、族规所强调的首要内容即是“孝”。在《九江岳氏家规》中有这样的记载：“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道德品行，首要的是重孝和重友。父母和兄弟如同人身体的躯干和手足，孝则是维系这一切的根基。”族规、家法中以孝为核心，将父慈子孝、长幼之序列入规中。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唐君毅指出：家家户户皆赖孝悌慈过日子。以孝齐家，培养立家兴族的孝子，不仅对维护家庭和睦作用巨大，而且还能为国家培养良民和忠臣。

    “孝”如同一个家庭的黏合剂、润滑油，缺少了它，整个家庭就没有了温情，变得冷冰冰的。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如果都能以孝道来约束自己，那么家庭就会迸发出无尽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纵向来看，孝可以使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因为生儿育女、光宗耀祖都是孝的要求。如若不然，就会背上“不孝”的罪名。横向来看，在一个大家族中，以“孝”为纽带，将家族中的每一个人牢牢地系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各有其明确的定位，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和睦和稳定。

    颜子曾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只有父慈子孝，才能保证其和睦。春秋时期的闵子骞，正是由于孝德淳厚，使其家庭和睦安乐。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虞舜正是靠其“至孝”之心，最终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并感动了天地，成为唐尧的接班人，其事迹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俗话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小家。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做皇帝的如果连自己的后宫关系都处理不好的话，那他一定也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古人一直把“齐家”作为检测和衡量人之德才的重要手段。如果一个人有齐家之才，治家之德，那么他才有可能去为国家效力，去帮助君主治理国家。

    试想，古代的君王为何都极力提倡“孝”？旌表孝子、奖励孝行、选拔孝子做官的行为比比皆是，原因到底何在？归根到底，就是“孝”作为伦理思想，对统治者治理国家极为有利。国家是由一个个小的家庭组成，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恪尽孝道，那么社会还能不稳定吗？统治者就是要借“孝德”来织起这样一张网，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

    四、“孝”是君主治国之道

    “孝”，在产生之初，其本意是人们内心萌发的至诚至善之爱，是最朴素、最自然的感情。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血缘与政治合一、家国一体的模式，这就使“孝”从原本单纯的内涵逐渐发展成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伦理基础。

    在古代中国，国是家的保护伞，家是国的根基。“齐家、治家”之孝经过进一步延伸，顺理成章地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作为君王，首先要凭借“孝”管理好自己的帝王之家，协调好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视国为家，以孝的理念和精神去治理国家，安顺子民。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中国古代，孝之所以能成为德之本，关键在于孝是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伦理基础。一个人如果能恪守孝道，那么他在家一定会孝顺父母，和睦家庭，而在外也会服从君王的统治。聪明的统治者懂得造就一个孝道社会，以孝治天下，目的就是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这个角度看，“孝道”成为统治者利用人民的工具，被烙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但是换个角度看，如果统治者能够以“孝”作为助力，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那么对于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作为普通百姓，最希望的就是能过稳定的生活，至于统治者是谁，他利用了什么手段，也并不是那么在意。

    因此，从客观上来讲，“孝道”的确帮了统治者的大忙，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他们的统治。《孝经》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明王以孝治天下。”这句话虽短，却意味深长，也使得历代君王绞尽脑汁在“孝”字上做文章，唯恐因为自己做得不到位而难以入属“明王”之列。

    周文王姬昌即是一个大孝之人，文王为太子时，每天早、中、晚三次去探望父亲，询问随从父亲的身体可否安康，吃饭怎么样。如果父亲身体健康、饮食正常，那么他会非常高兴，反之，则会忧虑得连走路的步子都错乱了。贵为一朝太子，却能做到事无巨细地照顾父母，可谓“至孝”。而文王在继承父位之后，以其事亲之孝来治理国家，深受国人拥戴，从而为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孝”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汉朝时君王注重“以孝治国”，创造了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汉文帝刘恒以亲尝汤药、孝敬母亲著称，因“仁孝闻于天下”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之后，文帝更加提倡仁孝，多次下令给“孝悌之人”以赏赐，从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从周文王和汉文帝的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孝”可以使统治者修身立德、塑造美好的形象，从而让臣民景仰和信赖。当臣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时，也就不愁四方不顺，天下不安了。

    明朝也是非常重孝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继承并发扬了“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他多次下诏各地举荐孝悌、孝廉之士，几乎每年都奖励、表彰孝子及“孝门”。不难看出，明朝皇帝还是非常注重榜样的力量的。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他们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十分注重对“孝”的倡导。从努尔哈赤至光绪皇帝，在其谥号当中均有“孝”字，像努尔哈赤、皇太极是清朝入关前的帝王，也被追加了“孝”的谥号，其重孝之风为其他朝代所少见。

    其实说到底，帝王如此推崇孝，无外乎都是看重了孝的教化作用。《孝经》开篇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基础，君王如果能做出表率，以己身之孝行来做典型示范，那么民众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将会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可想而知，君王以身示范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会多大！

    客观来说，孝作为一种伦理范畴，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论是在独立的人格层面，还是家庭乃至社会层面，都应该有一种浓重的责任意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保有并践行这种责任意识上。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在选拔官员时，将“孝”视为重要标准的原因所在。

    五、“孝”与“忠”相得益彰

    古代“以孝选官”，实际上在选择孝子的同时亦是为培养忠臣埋下了伏笔。“孝”与“忠”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道德范畴来看，“忠”是由“孝”衍生出的一种道德观念与行为。但是就其本质来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孝”主要是协调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对父母、家族的态度；而“忠”则是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对国家和君主的态度。“孝”与“忠”从某个角度看，实际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结合体。

    在春秋末期，当孝文化已经趋于稳定和完善的时候，“忠”还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观念，其影响力远远不及“孝”。谈到“忠”，以我们的定向思维来看，总以为“忠”即“忠君”，是对君主的绝对服从。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追溯其根源，“忠”在诞生之初，并非局限于忠君的观念，其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孔子和孟子认为，“忠”是诚实的表现，可以适用于君臣之间、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等等。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君臣意义上的“忠”，但是这种“忠”尚未绝对化，“外内倡和为忠”，指的是君臣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利和义务，是和谐融洽的相互关系。只要君臣有一方不守“君君、臣臣”之道，君臣关系便无法建立。臣子不守忠道，君主有权制裁臣子；君主不守君道，臣子首先尽忠行谏。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忠君观念与后来封建社会专制集权下的忠君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双向的，而后者是单向的。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其核心是“仁”，其根基是“孝”，而“忠”的地位较之二者要低很多。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孝亲”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忠君”。然而随着奴隶社会的土崩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君主的权力大大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确立和完善。为了与不断强化的君权相适应，原本是双向关系的“忠君”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有了明显的等级色彩。封建帝王要求臣民们绝对的依附与顺从，因此，大力标榜“忠”的政治内涵，忽略了其本来应该有的丰富含义。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具有政治意味的“忠”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与“孝”并驾齐驱。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主要是想达到移孝作忠的目的。《礼记·祭义》中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这里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竭力推崇和宣扬“孝行孝道”，其最终目的无外乎维护和强化自身的统治。儒家孝道强调“亲亲”、“尊尊”，这一观念可以有效地维系家庭的和睦，从而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孝”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伦理道德范畴延伸到政治领域中，统治者普遍认为，用孝敬父母的态度来对待君主，必然会对君主尽忠，也就是“移孝作忠”。自古有云：“欲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如果是至孝之人，那么他身上所拥有的良好的道德品行足以使其成为至忠之人。因此，古代帝王在选拔官员时，往往注重对其孝行的考核，孝行突出者甚至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想必皇帝们正是看中了“忠臣出于孝子”这一点吧！

    总而言之，只有将家庭关系扩大到社会，将君主看做是普通民众的大家长，才能将事亲至孝很好地转化成事君之忠。只有这样，才能将孝道与忠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忠孝一体”。也正是如此，大肆标榜“忠孝一体”便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

    但是自古有句俗话：“忠孝难两全”，成全了忠，就舍弃了孝；而成全了孝，则顾不了忠，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提到“忠孝”二字，很多人可能立刻会想到岳飞。岳飞所处的朝代正是北宋朝廷风雨飘摇之时，岳母通晓大义，支持儿子保家卫国，并在其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字，这也成为岳飞一生中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在抗金过程中，岳母病故，岳飞为其守灵，三日水米未进。但岳飞深知国家的命运已危在旦夕，因此无法为母亲服丧三年，安葬了母亲后便立刻重返战场。怎奈生不逢时，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但是，岳飞身上所体现出的“忠”、“孝”的精神，已经成为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忠孝”二字在岳飞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孝”与“忠”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和谐的，是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的。从本质上来讲，忠即是孝，孝亦是忠。因为国是家的延伸，家是国的基础。在家孝顺父母，移小孝为大孝，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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