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可以大致分为史前期（原始社会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阶段。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劳动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当时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必须由部落成员以民主的方式共同选举，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试用，得到大家的公认后，方能确立为接班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禅让”制度。在确立了部落首领后，如果不合众人之愿，也可以立即罢免。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氏族部落本身就是最民主的组织形式。
据史料记载，唐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的酋长，但由于他为人不善，引起了部落成员的不满，最终被罢免，并推举尧接替了他的职位。其实从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那个时候不管是部落首领还是首领之下的其他官职，事实上并没有享有特殊的优待，或者是拥有超越其他人的特殊权利，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心尽力地领导人民同大自然以及其他部落的敌人做斗争。简言之，他们既要有才有德，又要有“为人民服务、甘愿吃苦受累”的奉献之心。
可以说，“禅让制”乃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原始社会的历史缩影，并不是凭空虚构和想象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人财富的不断增多，原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观念逐渐被“私”的观念所取代，传说中尧、舜、禹禅让时凸显出来的种种矛盾，其实已经透露出了这种信息。最终“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逐步确立起来。
夏、商、西周是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各级官吏都是由国王、诸侯、大夫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将土地相应地分封给臣民作为食邑，世代相传，这种制度被称为是“世卿世禄”制度。但是此时，仍然有从社会底层选拔贤能的情况。《史记·殷本纪》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伊尹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他听说商汤是个非常贤明的君主，就想向他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但是却得不到进见的机会。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伪装成商汤妃子有莘氏的奴隶，作为厨师见到了汤，并向他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商汤听后深受触动，认定伊尹是治国的贤才，想要重用他。但是伊尹已经避居到乡下去了，不想到朝中做官。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商汤三番五次地前去聘请，最终伊尹被他的诚挚感动，欣然从命。伊尹被拜为国相后，勤勤恳恳，辅佐商汤发展经济，训练军队，最终助汤灭夏。商王武丁时，继位三年不问政事，把朝政交给手下的大臣，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去察访贤才。在武丁深入民间寻访贤人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傅说的奴隶，非常有才能，便想任其为相，治理国家。但是在当时直接把一个奴隶破格提拔为国相，势必会遭到贵族们的反对。因此，他便借做梦为由，画了傅说的一张画像，派人去寻找。最终，在傅岩找到了做版筑工的傅说。傅说被提拔后，励精图治，使商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除此之外，周文王时重用姜太公吕尚，武王继位后，在吕尚的帮助下，灭商建周。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世卿世禄”之下，依然有选贤任能的存在。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纷纷加入到争霸的行列中。这一时期，比较大的诸侯国有齐、晋、楚、秦以及后起于东南沿海的吴、越等，那么这些诸侯国如何才能在争霸当中占据优势并立于不败之地呢？当然，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经济都是争霸的必要条件，那么还有没有更重的筹码呢？管仲曾说：“君王不能成就霸业的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不知贤能；二是知道贤能但却不去任用；三是任用贤能却不信任他；四是贤能之人与卑劣小人并用。”从管仲这段话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在那个大国纷争的动荡年代，如果能正确地选任贤德之才来辅佐国家的话，无疑给自身的成功加上了重重的砝码。因此，当时各国都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制”。
齐桓公时，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任用管仲为相，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国。人们在赞颂管仲贤能的同时，对鲍叔牙识才和荐贤的高尚品格也大加赞扬。可以说，如果没有管仲、鲍叔牙等人的齐心辅佐，齐桓公想要成就霸主地位没那么容易。
西方的秦国在平王东迁后才受封为诸侯，比起中原的其他诸侯国较为落后，但由于秦国地处西陲，受到西周奴隶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较少，因此更容易吸收新鲜的东西为己所用。秦朝的国君非常注重选用贤能的官吏。秦穆公时，听闻百里奚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可惜怀才不遇，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穆公立刻派人打听百里奚的下落，得知他在楚国放牛。穆公与大臣们反复商议计策，最终决定用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来赎回百里奚。而百里奚来到秦国后，又向穆公推荐了蹇叔，同他一起辅佐穆公。由于秦穆公重用贤才，发展生产，国家很快便富强起来，雄霸于西方。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战争频繁，为了增强国力，在动荡之中保持并发展自身的势力，各国都“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这一时期的“士”，成为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跻身于各国政权的中心，甚至能够决定大政方针，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世家大族垄断官职的局面。这种“量能授官”的方式，为各国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或擅长谋略，或处事果断，或敏于审时度势，或精于军事训练，不管具有哪一方面的才能，也不管走到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有可能受到重用，得到高官厚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疑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绝佳历史机遇。
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一时间“养士”蔚然成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成语“毛遂自荐”就与平原君有关。平原君赵胜，以善于养士著称，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又派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平原君受命出使楚国求援，说服楚王出兵抗秦。平原君想在自己的三千门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挑了十九人，最后一个却怎么也挑不出来。这时，毛遂自我推荐，赵胜不屑一顾，但还是决定带他去试一试。来到楚国后，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楚王出兵相救，而平原君亦尊毛遂为上客。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数不胜数，可以说，各国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自己势力的同时，也将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推向了极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选官制度，无论是“禅让制”，还是“选贤任能制”，基本上都对德和才有着较高的要求。（当然，战国时期有时候过于看重“才”而忽略了“德”）乍一看，似乎这几种选官制度与“孝”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并没有明确提出要“以孝选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进去仔细地想一想，却能从中感受到“以孝选官”思想的萌动。可以这么说，先秦时期的选官，在看重德行方面与后世的“以孝选官”并无差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但是这种重德行的选官思想却为后世的“以孝选官”提供了范例，起到了榜样示范的作用。
一、虞舜以孝赢天下——禅让制中隐含的“孝”
在《尚书·皋陶谟》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这段话的大意是，作为官员不能只顾自己的私欲而贪图享乐，而应该兢兢业业地为百姓服务。各种各样的职位都不能任用那些不称职的人，因为所有的官职都是上帝设立的，怎么能让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来代替上帝行事呢？皋陶所讲的这段话，体现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选拔官吏的标准，如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等原则。虽然这些话可能也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从中大致也能了解到“禅让制”之下选官的主要依据。
舜，传说中的武帝之一，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舜的父亲名瞽叟，是个盲人，没有知识，脾气顽劣。他的生母名叫握登，很贤德，但不幸早亡。他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娶，所娶的继母为人嚣张，其异母弟象更是狂傲骄纵。舜的父亲、后母、异母弟采用多种手段，刁难他，排挤他，甚至想要置他于死地。舜的后母借口谷仓的仓顶坏了，让舜修补，结果他们却从谷仓下纵火，妄图烧死舜，最终舜手持两个斗笠做翼跳下才得以逃脱。还有一次，后母命令舜去掘井，舜在掘井的时候，瞽叟和象却下土填井，企图将舜闷死在井中，幸得舜掘开地道，才捡回了一条命。尽管面对如此恶毒的谋杀，舜却丝毫不计前嫌，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亲和后母，对待弟弟也非常友善、慈爱。相传舜的孝行感动了天帝，以至于舜在历山耕种时，大象替他耕地，小鸟代他锄草。舜以其宽厚、仁爱、孝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更成为“二十四孝”之首。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极负盛名，而他正是以孝行而被人所颂扬。舜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那个时候的部落首领是唐尧。唐尧在晚年的时候曾询问“四岳”（即四个部落酋长），谁可以继任部落首领的职位。四个人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够，无法胜任首领的职务。尧便询问在民间是否有隐伏的贤德之人，四方酋长便告诉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名字叫做虞舜，他受尽了父母和弟弟的虐待折磨，但依然坚守孝道，以孝行和善心来感化他们，在民间的名望很高。”舜于是被推荐为尧的继承人。但是在原始社会，即使被确立为继承者后，仍然要对他的德行进一步考察，如果有不合人意的地方，随时会被罢免，这体现出原始社会的民主，选举权和罢免权是属于部落全体成员的。
舜在被考察期间，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进一步考察他的品行。结果，舜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并且一如既往地侍奉父母，爱护弟弟。不仅如此，舜到历山去耕种，到雷泽去捕鱼，总是把最好的土地和水池让给别人，自己用最差的地方。他以自己的谦让、宽容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他所在的地方慢慢兴起了礼让之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和谐。尧非常高兴，进一步让舜参与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四方宾客。结果，舜将百官治理得井井有条，远方的诸侯宾客也非常敬重他。通过一系列的考验，不仅显示出舜高尚的道德品行，更显示出他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经过三年的考察，尧对舜的表现非常满意，便正式将首领之位禅让于他。
就现在看来，舜所处的时代是上古时期，这时候尚没有文字记载，因此舜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后人特别是儒家附会的结果，毕竟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而舜的传说也恰恰是以孝著称，因此他的人格形象恰好可以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但不管是传说也好，事实也罢，从舜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拥有美好的品德，特别是“孝行”，对其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大。虞舜不仅以其孝行赢得了天下，更因其“至孝之心”而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可以说，舜作为中华孝德的始祖，成为了道德的化身，缔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
二、“才能”固重要，“贤德”不可抛——选贤任能制下的“孝”思想
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中所蕴含的就是“选贤任能”的观念。尧因舜的孝行感天动地而禅位于舜，舜又因为禹有贤德之才而让位于禹，这无不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重用贤人，让他们带领着人们战胜自然灾害、为谋求生存而奋斗。夏启废弃了禅让制度，继承父位，从此建立起了“家天下”的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始社会时人人民主、平等，而是有了等级差异。事实上，在奴隶社会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一切特权，当然包括选拔官吏的权力。尽管如此，“选贤任能”的观念依然存在。能否识别贤才并且为己所用，与统治者本人的眼力和开明度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来识，才能施展其才能。因此，贤能之士能否一展才华，一鸣惊人，就要看能不能遇上“伯乐”了。
先秦时期最提倡“选贤任能”的当属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周天子势力衰微，思想文化上面临着礼崩乐坏。随着旧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崩溃，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新的思想便纷纷出现了。为了在争霸中有更大的胜算，强化自己的统治，各诸侯国便着手把大量的贤能之士拉拢到自己的统治阵营中，使其成为争霸战争强有力地保障。
实际上，各国这种尚贤之风的盛行，一方面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另一方面，这种风气还使人才的流动进一步加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观念被普遍认可。很多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某个国家得不到赏识和重用，那么他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当时士人们的本土观念比较淡薄，并不觉得为别的国家效力是件耻辱的事情。因此，在这一时期，人尽其才可以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士人的流动使各种思想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促进了不同学说间的争鸣，从而使战国出现了“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局面。
既然注重“选贤任能”，那么何为贤才？贤才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可以是学识方面的，可以是有特殊技能的，或者是道德品质非常出众的，或者是有治国之策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判断贤才的其中一个标准。实际上，对于君主来说，贤明之君当以贤为贤，既注重学识技能，当然也重视德行修养；而昏庸之君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前者，但是对于后者，也就是道德品质，就未免能看得到了。晏子关于贤才对国家兴亡起到的作用有着很清晰的认识，他主张明君不仅要善于发现贤才，而且还要将其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并且要予以绝对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让贤才真正发挥他最大的作用，为国家做贡献。
孔子判断贤人有非常独到的视角。子贡问孔子：“在当今士人当中，谁可以称得上是贤人？”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发现，要是过去的话，那在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我认为他们是贤人。”子贡很不解，问道：“难道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不是贤人吗？”孔子解释道：“你只看到了表层的东西，却没有更深入地去看。管仲和子产虽然非常有才能，但是他们在执政期间，未曾推荐过贤人。那么他们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贤人。”孔子的说法当然有偏颇之处，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一些道理，一个人如果心胸不够宽广，嫉贤妒能的话，那么自然就发现不了贤人，即使发现了也因为担心会危及自己的地位而不愿推荐。那这样看来，管仲和子产还能算贤人吗？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眼中，“贤人”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是仅有才能就可以，而必须是“才能”与“贤德”兼顾，而“贤德”更胜一筹。
作为中原大国之一的晋也非常注重人才，晋景公善用贤人，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晋国上下同心同德，选贤任能蔚然成风。后来，悼公继位，继承了景公仁贤的优良传统，有一天，他召见祁黄羊来讨论任官的问题，悼公问：“你认为南阳令这个职务，朝中上下谁可以担负起来？”祁黄羊果断回答：“朝中上下的文武百官都不合适，只有守南门的卫尉解狐最为合适。”悼公听后疑惑不解：“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还会推荐他呢？”（注：祁黄羊的父亲因夜行违禁，被解狐抓住，依照法令打了板子，结果回家便死去了，因此，二人有杀父之仇。）祁黄羊反问道：“君王问的是谁适合南阳令这个职务，并没有问我和谁有仇啊！国事和家仇是两码事，解狐为官清正廉明，执法如山，且不畏权贵，是南阳令的最好人选。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仇而让国家痛失人才呢？”后来，悼公又让祁黄羊举荐贤人，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悼公问他说：“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祁黄羊对答：“君王您让我举荐贤才，并没有规定贤才不能是我的儿子啊！”祁黄羊举荐贤人，既不避仇，也不避亲，事事以国家为重，可谓是真正的贤人。
从上述几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选拔人才固然重才，但对德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这个“德行”当中，“孝”也是选官参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非常有孝心的人。他从小家境贫寒，经常吃野菜度日。为了能让父母吃到米，他不惜走到百里之外去买米，再背着米回家奉养父母。不管是春夏秋冬，寒风烈日，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大冬天他顶着鹅毛大雪，脚都被冻僵了，却坚持继续赶路。炎炎夏日，子路热得汗流浃背，却不愿停下来歇息，只为能早点回家给父母做好可口的饭菜。后来，父母去世，子路游学到了楚国。楚王聘他当官，给了他非常优厚的待遇，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我们试想，楚王聘用子路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子路没有异于常人的独到之处，楚王干吗要给予他如此优厚的待遇呢？不难想象，打动楚王的必是子路的贤德，而这个贤德就是子路的“孝行”。
与子路相反，这一时期也有因为不孝而最终落得悲惨下场的。吴起，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早年在外求官耗尽了全部家财，为了能有所成就，他拜曾申为师，学习儒术。后来，吴起的母亲病逝，本应回家守孝的吴起却借口要学本领，连家都没有回。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曾申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师门，从此，吴起便背上了不孝的罪名。吴起因不孝而被卫国人所不容，于是来到齐国，并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吴起来到了鲁国，却迟迟没有受到重用，经人指点，明白原因出在自己妻子身上，于是吴起不顾夫妻之情，残忍地杀害了妻子。后来，吴起又到了魏国、楚国，获得了极高的权力，但最终因得罪了奴隶主贵族，被乱箭射死。纵观吴起这一生，用不孝娘亲、残杀妻子换来了官位和富贵，最终被世人所不齿。
三、孔子做官的深层剖析——为尽“孝”道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对西周孝文化进行了总结，并将其内容进一步深化。西周时期，孝文化依然笼罩在宗教意识之下，这一时期的孝主要表现为“追孝”与“享孝”，以周天子为首的大宗小宗们则借助祭祀宗祖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孔子继承了西周孝道的部分思想，并将其和家庭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从父母子女之间亲亲的情感出发，对西周时期的孝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儒学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认识到伦理道德之孝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这恰恰体现了“孝乃德之本”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孔子所提倡的孝文化并未完全否定周代祖先崇拜的传统，但其重心逐步倾向于“重人事，轻鬼神”的伦理道德之孝。而道德之孝最本质的莫过于“善事父母”。围绕着“善事父母”这一最基本的孝行，孔子提出了很多平实却又不乏深刻的理论。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这个“敬”字不单单是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孝行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除了道德伦理的范畴外，在政治方面，孔子已把行孝与为政联系在了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孔子是孝为政治服务原则最早的提出者。事实上，孝道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血缘、宗法、政治伦理的统一。孔子对孝的认识主要是立足于家庭道德伦理的角度，但是其中也不乏为政治服务的因素。
孔子年少时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且有步入仕途的强烈愿望。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由此可见，追求富贵乃是人之常情，做官恰恰是其中的一条捷径，而且还是最为通达、体面的道路。此外，孔子的弟子子夏有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有点类似于现在演艺圈当中“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就春秋战国时期来看，很多士子努力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政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
细想一下，孔子从政除了上述提到的理由外，还应该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即尽孝道。尽孝，并不一定非要是对父辈，也可以是祖辈甚至祖辈以上，子承父志，将家族的荣耀发扬光大。孔子的原籍在宋国，那么孔子一家为何会迁到鲁国？家族的兴衰是否对他后来急切地想要步入仕途有很重要的影响？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乡陬邑，其先宋人也。”由此记载可以看出孔子的祖籍当在宋国。从历史上来看，宋国本是殷商微子启的封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殷人的后代。那么孔子又为何迁居鲁国呢？据《史记·宋世家》记载，孔子第六代先祖孔父嘉当时是宋国大司马，可以说是业绩稳固，享受着很高的荣耀。但是在宋殇公九年的时候，时任宋太宰华督垂涎孔父嘉妻子的美貌，想要霸占她，于是便制造舆论，说殇公继位16年间，有11次战争，都是孔父嘉的缘故，因此要杀了孔父嘉来换取国家的安定。果不其然，第二年，华督便夺取了孔父嘉的妻子，同时杀了殇公。为避免再次遭受迫害，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急忙逃到鲁国避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孔氏家族开始衰落。到孔子父亲时，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的家臣，还算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但是由于孔子幼年丧父，到孔子这代，家业衰落，孔子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如果不再努力寻求仕途之路，那么就会沦落为“农、工、商”这类最为低贱的阶层。因此就孔子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不能凭借努力跻身上层社会，那么他不仅对不起父母，往深层去想，更对不起列祖列宗，毕竟孔子的祖辈有身份、有地位，有着十分显赫的背景。因此，孔子渴望从政，渴望步入仕途，渴望子承父业，实现振兴家族的梦想。而这不正是“孝”思想在孔子身上的体现吗？
《孟子·离娄上》记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写道：“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首先说第一点，“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一点是孔子绝对不会做的，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孔子所提倡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孔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他自己所坚守的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原则，并且“阿意曲从”也不符合孔子尊崇的“周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不会不孝。从第二个角度看，孔子虽然年幼家贫，但是后来孔子招收学生，生活过得也算不上“贫”了，对母亲也是礼爱有加。
但是“不为禄仕”这一点就要细细斟酌了。孔子年少时父亲去世，按理说，孔子可以不用顾忌因“不为禄仕”而背上不孝的名声，那为何孔子还要如此努力从政呢？这恐怕是孔子想要尽孝的原因。但是这里的尽孝，不单单是对父母之孝，毕竟孔子的父母去世了，因此这里的孝应该是出于子承父业，振兴先祖的意思。对于孔子来说，家道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他内心渴望能够重现之前家族的荣耀，这应该成为孔子步入仕途的一个强大的驱动力。
尽管孔子终究不能达成心愿，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但是他却在一言一行中渗透着自己的主张。孔子的言传身教对弟子的影响非常大。孔子有着良好的家族背景，家族的兴衰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孔子把“孝”的观念延伸到了自己的家族中，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子承父业，真正实现振兴家族的梦想。
四、赵威后眼中的“孝”与选官
赵威后，是战国时期赵国赵惠文王的王后，孝成王的母后。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太子丹继位，但是由于太子年少，对于执掌国政还不太熟悉，因此由赵威后代为执政。当时尽管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还有广招门客的平原君，但是就其国力来看，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而此时的秦国，正在虎视眈眈地企图吞并六国，实现统一。因此从国际环境看，此时对赵国也极为不利。赵威后面对着国内外的状况，重视民生，体恤百姓，威信大增。
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执政者除了赵威后，当属武则天和慈禧两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人公认的女皇帝，她执政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可以说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女皇。慈禧却穷奢极欲，只顾贪图享乐，使清政府的国力每况愈下，落得个骂名。反观赵威后，却以其“民本”思想著称于世。不仅如此，细细分析，在赵威后的治国理念中，“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物。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襄王派使者到赵国拜访赵威后，商量对付秦国的对策，齐国的使者向赵威后施礼后，便递上齐襄王的函件，赵威后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放在了案几上，向使者问道：“齐国今年粮食的收成怎么样？百姓生活过得还好吗？大王的身体可安好？”使者听完心里非常不高兴，认为赵威后既不看齐王的信件，在问候的时候又将齐王放到了最后，认为是对齐国和齐王的轻视。因此，很不高兴地回答说：“臣奉我国君之命前来拜访太后，太后为何不先问候我们家大王，反而是先询问年岁收成和低贱的百姓呢？这不是有违常理吗？”
赵威后听罢，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请你想一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粮食收成，百姓靠什么度日？如果没有你所谓的低贱的百姓，那又怎么谈得上尊贵的国君呢？实际上，收成和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我刚才问的怎么会是本末倒置呢？”赵威后的一席话让使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赵威后心里装的是百姓，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多么先进的治国理念，“以民为本”，尽管赵威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赵威后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实属不易。而这个理念正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怎能不让人敬佩！从这个层面来看，赵威后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对其考察、选拔官员势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史书中没有明确地记载过赵威后选官的史实，但是我们不妨推测一下。既然赵威后注重“以民为本”，那么什么样的官员能够做到这一点？定是那些心中装着百姓、道德品行高尚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也可以间接地窥探到赵威后的选官标准。
齐国使者听罢，觉得句句在理，半晌说不出话来。赵威后接着问：“贵国有位隐士叫钟离子安，他过得怎么样？”使者说还不错。赵威后明白到现在钟离子安仍然是一介平民，便问：“我有耳闻，钟离子安在民间，竭尽所能地帮助穷苦百姓，给予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和衣物，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替贵国君主在做好事，这样的忠臣，贵国国君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重用呢？”说罢，赵威后接着问：“贵国的大贤士叶阳子近况如何？”使者说没什么变故。赵威后不解地说道：“我非常敬重叶阳子的为人，他照顾鳏寡老人，救济穷人，这么好的贤臣，贵国国君为何没有重用呢？”问罢，赵威后又说：“贵国的孝女北宫氏现在怎么样？”使者说现在仍然在家里侍奉父母。赵威后说：“我听说北宫氏是个独生女，她恪尽孝道，孝敬父母，为了能更好地侍奉父母，牺牲自己，发誓终身不嫁。这样的孝女，贵国国君为何至今都没有表彰她的孝行？”齐国使臣听罢，顿时觉得自己心中发虚，还没等他开口辩解，赵威后不客气地说道：“贵国国君，不重用忠臣、贤士，不提倡孝道，反而重用那些道德品行败坏的人，这样的国君，如何能治理国家？又怎么可能做一个好的君王？”
从齐国使臣与赵威后的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威后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对于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用人有着自己参考的准绳。这个准绳就是道德品行。赵威后在对话中一直强调，她对于品行高尚的人非常敬慕，而且希望国君能够给予重用。其中赵威后提到了孝女北宫氏，认为国家应该提倡她的这种孝行，并予以表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威后对“孝道”看得非常重，认为这是治理好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赵威后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治国的先进理念和敏锐的政治眼光，赢得了后世人的尊重。一直到现在，赵威后的言论和思想仍然被很多人推崇，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五、“润物细无声”——儒家“孝道”对选官制度的影响
“孝”是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核心，并且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孝”还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而成为诸德之首。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极为推崇，因而对于自周初以来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孝道，自然地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不仅如此，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在继承孝道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阐述，从而使孝道的含义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值得我们探讨的是，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何都如此重视孝道？为何如此注重“以孝选官”？这与“孝”的政治用途是分不开的。古代帝王为了自身的统治稳定，为了能够长久地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可以依靠什么力量呢？毫无疑问，必须依靠忠臣，忠臣能确保效忠于君主而没有二心，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忠臣又往往出于孝子之门，因此，统治者便利用孝道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拿孝道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也就是为何古代帝王都热衷于以各种方式选拔孝子来做官的缘由了。
在儒家的孝道理论中，孝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孝”在逐步发展、演变、完善的过程中，就呈现出血缘伦理、宗法伦理、政治伦理一体化的趋势。“孝”在最初主要立足于血缘和宗法伦理，其基本的施用范围是父母与子女，与政治的关联性不大。但是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丰富，“孝”渐渐地有了更多与政治关联的东西。《论语·为政》篇中记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影响政治。孔子认为，“孝”与“为政”可以并行不悖，而“孝”也是“为政”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果说“孝道”与政治的结合在孔子那里只是萌芽的话，那么到曾子时，就是对儒家孝道的全面泛化了。曾子将孝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甚至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人类社会一切领域都应该遵循的终极法则。不仅如此，曾子还将孝道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把孔子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臣事君以忠”的政治概念进一步融入孝道中。而这一理论对于后来《孝经》中“移孝作忠”影响甚大，这也可以说是后来历朝历代“以孝选官”的思想渊源。
另一位大儒孟子则使孝进一步政治化，认为孝道是统治者推行仁政的方法与根据。曾子主要是站在臣民的角度上，要求臣子要以孝事君，由此表达对君主的尊重；而孟子则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站在君主的角度上来看问题，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推行仁政，而仁政离不开孝道的支撑。孟子叙述和争辩了大量关于尧舜的传说故事，在其中渗透了自己以孝治天下的孝道理论。可以说，孝治是孟子内心中为君主勾勒出的一种理想境界。孟子以孝治国的理论，使儒家传统的孝道蒙上了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荀子虽然不热衷于孝道，但是他论孝的言论中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君重于父。荀子认为尊宗敬祖与忠君是同等的，甚至按照礼的要求隆君还应该重于孝父，因为“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己能食之矣，又善教诲者也”。荀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成为封建孝道观的重要内容。当然，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以孝选官的重要凭据。
《孝经》是儒家学派关于孝道的专著，是对孔子、孟子、曾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孝的理论，并将孝的地位和作用推向极致，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使传统孝道的家庭伦理、血脉亲情湮没于君王治理天下的纲常伦理中。可以说，《孝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到来之前在思想领域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是适应专制统治需要的。《孝经》中有大量关于事君、忠君的理念，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自汉代始，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推崇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和理念渗透到统治政策中。比如，统治者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最为普遍的就是以孝选官了。“以孝选官”，一方面可以为国家选拔需要的人才，充实到统治者的官僚队伍中，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步入仕途，而统治者“以孝选官”，无疑是给了很多普通人做官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条捷径通往仕途，而统治者也借此宣扬了孝道。当孝道成为全民信仰时，统治者也就很容易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了。
儒家孝道倡导“以孝治天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缓和矛盾的途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孝道本身的意味越来越被淡化，其本来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到宋元明清时期，孝道观念被宋明理学家们进行了加工改造，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儒家传统的孝道原则。不管孝道怎样发展演变，必须承认的是，孝道在古代社会，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以其特有的政治功能而备受统治者的推崇。
六、《吕氏春秋》中蕴含的选官思想
《吕氏春秋》完成于战国时期，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巨著。这部巨著主要由秦相吕不韦招揽门客编撰而成。吕不韦看到了人才的力量，也看到许多能言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且广为流传。吕不韦虽是商人出身，却独具政治眼光和远大抱负。于是，他下令凡是能够撰写文章的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自己对政事的感想写出来，由于门类庞杂，因此，吕不韦又找专人进行筛选、整理和润色，最终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著作。
《吕氏春秋》综合了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通过著书的途径把各家学说引入秦国，为秦一统天下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吕氏春秋》中的思想较为庞杂，可以划归到杂家的行列。编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儒家主张维护君权，《吕氏春秋》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造，书中有类似于“执一”这样的观念。由此可见，该书是主张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又比如说，《吕氏春秋》对于墨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它同意墨子“节葬”的观念，认为应该以节俭为荣。但是与墨家思想不同的是，《吕氏春秋》主张不能一味地反对战争，认为正义的战争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实际上为秦国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提供了极好的借口。
但是就其主要内容来看，儒家思想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吕不韦恰恰通过编撰该书，将儒家思想引入秦国，并且由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儒家学派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规范，注重孝道，认为孝乃是诸德之本。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儒家著作中都用大篇幅论述为孝之道，而《吕氏春秋》针对秦国历来不太重视礼法的特点，专门列出《孝行览》一篇来强调孝的重要性。
《孝行》篇中认为，君主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必须把根基性的东西放在首位。何为根基性的东西？所谓根本，没有比孝道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君主如果能做到孝，那么就会有好的名声，臣民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效忠于他，天下人也会称赞天子的德行；臣民如果能够做到孝，那么在侍奉君王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忠诚，有着良好的道德品行，为官时自然地能做到清正廉明；士人和普通百姓如果能做到孝，那么在劳作时就会尽己之力，肯定会有好的收成。由此可见，孝乃君主治国之本，有了孝道，君主就有了治国的法宝。
儒家重视修身，并将其作为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吕氏春秋》中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书中关于修身的理论比比皆是。《执一》篇中记载：“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吕氏春秋》中注重修身，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让臣民修身，重视臣民的道德修养，这也是后世君主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参照。作为普通百姓，根本的教养是孝顺，相比而言，奉养父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对父母恭敬是很难做到的；对父母恭敬是可以做到的，但让父母过得舒适是难做到的；让父母过得舒适是可以做到的，但能始终如一是难做到的。父母死了以后，自己行为谨慎，不要带给父母坏名声，可以叫做能善始善终了。对于君主而言，要想治理好国家，除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外，还要有可靠的左右手来辅佐。要想统治长久，那么这些左右手就必须选拔那些有德行、重修身的人。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尽管庞杂，但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对君主治理国家、选拔官员甚为有用。
不仅如此，《吕氏春秋》还接受了儒家的尚贤主张。尚贤的思想在儒家典籍中多有体现，《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一观点一直被儒家所推崇，《荀子·富国》篇中还提到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吕氏春秋》在编撰的过程中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书中的尚贤思想也是非常鲜明的，比如在《贵公》、《去私》、《察贤》、《期贤》等篇中就渗透着这样的思想。《察贤》篇中记载：“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将贤士比喻成良医，认为君主如果不知道去慧眼识人，选拔这些贤才的话，那会是极大的损失。《求人》篇中有云：“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天下大治，必须要选拔贤人协助君主治理国家。而关于选拔人才的标准，书中也有所记载，“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由此可见，选拔人才最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志向和胸怀，其次考虑的是个人的能力，最后才是一个人的功绩。
《吕氏春秋》中蕴含着很多选官的思想，对于后世君主选拔官员、治理国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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