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防御性民族主义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一 防御性民族主义的产生
俄罗斯民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是欧洲最为古老和最为庞大的部族集团斯拉夫人的一个支系。俄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往年纪事》记载，东斯拉夫人共有30多个部落，生活在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两河的下游之间，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的地区。东斯拉夫人是后来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这三个民族的祖先，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为上述三个民族奠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亲近的基础。公元9世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留里克[47]在俄罗斯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制王朝——留里克王朝。留里克王位的继任者奥列格率兵南下，占领基辅后，留里克王朝被称为基辅罗斯，奥列格被尊称为罗斯大公。基辅罗斯对外不断通过战争进行扩张。雅罗斯拉夫大公时期，是基辅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鼎盛时期，他把所有的东斯拉夫人联合在一起，并且把一些非斯拉夫人的部族也包括在内，使基辅罗斯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但是，在他之后，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争斗，基辅罗斯日趋衰弱。12世纪时，基辅罗斯已经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公国。以后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分别形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三大东斯拉夫民族。在基辅罗斯衰弱和分裂之际，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趁机进犯基辅罗斯，占领了一些小公国，而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蒙古鞑靼人的不断进犯活动却是基辅罗斯的最大威胁。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蒙古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48]沙皇俄国兴起于莫斯科公国，但早期的莫斯科公国只是一个地处东欧平原奥卡河畔的小城镇，在它为摆脱蒙古人的统治而进行的抗争中，逐步孕育、萌发了早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49]蒙古人对莫斯科公国的长期统治，使俄罗斯人在心底不断积聚着民族独立意识，这种“永远灭绝不了的罗斯统一和罗斯民族统一的思想，尽管由于封邑时期的‘反常状态’和王公‘内讧’的分立主义、动荡的鞑靼年代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而退居次位，但如今已在新的基础上振兴起来，在另一种经济、政治情况下，在另一种社会相互关系环境中，在另一个时代里带着新的力量振兴起来。莫斯科成了罗斯和罗斯民族统一思想的体现者”。[50]在各公国中，莫斯科公国的历代大公卧薪尝胆，暗中积聚着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力量。有“卡里达”（意为“钱袋”）之称的伊凡一世，一方面拉拢罗斯地区的总主教，把总主教的住节地由基辅迁到莫斯科，使莫斯科成为罗斯人信仰的中心，从而取得教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利用金钱收买金帐汗的妻妾和近臣，从而赢得金帐汗的信任。当他从金帐汗那里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并取得了代理金帐汗国向罗斯各公国征收贡赋的权力后，假借平叛之名，扩张领地，聚敛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伊凡·卡里达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伊凡·卡里达则把汗变成了他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51]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代大公的精心治理，莫斯科公国逐步发展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引领者。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也在不断地扩大。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率军打败蒙古军队的库利科沃大决战，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这一迅速发展，正如马夫罗金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觉醒的开端属于莫斯科统一罗斯各地区之初，确切些说为14世纪后半期。民族自觉的火花只不过被各公国的内讧、封邑制度和鞑靼压制制度所遮盖。它燃烧起来。库利科沃大会战使它燃了火焰。全民族斗争的第一次尝试，手持武器抛掉可恶的鞑靼桎梏的尝试，在民族自觉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罗斯人精神振奋，爱国主义感情觉醒。”[52]然而，库利科沃大决战尽管削弱了金帐汗国的控制，但蒙古侵略者的蹂躏并没有解除，罗斯各地完全摆脱金帐汗国控制的时机也就没有成熟，直到1480年，伊凡三世率领的莫斯科公国军队在乌格拉河上与蒙古军队对峙，最终逼使蒙古军队撤离，从而最终宣告：俄罗斯民族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
与蒙古人作战的胜利以及对蒙古人统治的彻底摆脱，使俄罗斯人开疆拓土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莫斯科公国作为多个公国之一，最初面积极为狭小，在13世纪末期时，也仅有0.13万平方公里。但由于历代大公的苦心经营，通过不断地兼并其他的罗斯公国，到1462年伊凡三世继位时，其面积已达130万平方公里。在160年的时间里，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1000倍。随后，与蒙古人作战的胜利以及对蒙古人统治的彻底摆脱进一步激发着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伊凡三世的带领下，莫斯科公国又通过一系列的兼并，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大业。在反抗异族统治的过程中和伴随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古老的联系和传统的基础上，在东斯拉夫人种族共同性的基础上，在自古以来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因为‘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础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一致的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开始在日益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形成起来”。[53]在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中，“罗斯人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同一信仰、同一语言、同一风俗习惯（‘自己父辈的’风俗习惯）、同一习俗的人，是具有同一心理气质的人”，因而在异族的残酷压迫下，俄罗斯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意识，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的责任心，于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也随之产生了，这种“罗斯统一和独立自主的思想，罗斯民族统一的思想，在精神文化中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并给精神文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54]
总之，早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基于反对异族统治而逐步萌发的，是伴随着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产生的。最初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推动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又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了民族的认同意识。早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尽管也有扩张的成分，但它在总体上属于一种防御性或独立性民族主义。
二 早期俄罗斯主义的嬗变
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受制于蒙古族统治的屈辱历史，使其很早就产生了渴望通过开疆拓土而寻求安全屏障的心理意识。随着对蒙古人作战的胜利以及对异族统治的彻底摆脱，俄罗斯人的开疆拓土意识迅速地展现出来，并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不断强化，原有的防御性民族主义也就发生了质的飞跃。
俄罗斯民族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形成于反抗异族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但在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扩张性就已初露端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这一蜕变，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早期留里克王朝的政策与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伊凡三世时，俄国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55]伊凡三世在解除蒙古人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大力向北方、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扩张势力，夺取了不少土地，其后的瓦西里三世继续执行其父的征服和扩张政策，先后兼并了普斯科夫和梁赞公国。从1462年伊凡三世上台到1533年瓦西里三世去世，俄罗斯国家的领土从13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未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已基本形成。莫斯科公国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说：“惊惶的欧洲，当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56]此后，沙皇俄国在伊凡三世开疆拓土路线的基础上，继续对外殖民扩张。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扩张性最初是体现于推行以“地域性蚕食体制”为特征的地区霸权和统治政策上。如果说伊凡三世在推行“地域性蚕食体制”政策上只是做了一个示范，那么伊凡四世则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实践者。1547年，不满足于“莫斯科大公”称号的伊凡四世，按照拜占庭王朝的仪式加冕，以“罗马帝国独裁者恺撒继承人和上帝派到人间君主”的身份，自封“沙皇”。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也自称过“沙皇”，却始终未正式采用过），这不仅意味着“称号”的改变，而且代表着一个民族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暴露出伊凡四世要继承拜占庭王朝和蒙古帝国的遗产，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的狂妄野心。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他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特辖军队，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疯狂扩张。1552年，他率军征服喀山汗国；1556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汗国，控制了通往里海的门户和通往高加索的重要通道；1558年发动旷日持久的立沃尼亚战争；1581年派兵越过乌拉尔山，把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在其在位的30多年间，伊凡四世将俄国的版图比伊凡三世时扩大了两倍多，并由此揭开了沙俄大规模向外侵略扩张的序幕。
“地域性蚕食体制”是沙皇俄国在力量弱小时推行的地区性扩张政策，而“世界性侵略体制”则是其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终极目标。随着沙俄政府的羽翼渐丰，作为一个以内陆为主而又侵略成性的帝国，必然调整其扩张政策，实现从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蚕食向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的转变。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57]
彼得一世是“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58]推行“世界性侵略体制”的“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也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59]彼得一世之所以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就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60]为推行“世界性侵略体制”，他制定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控制和征服欧洲，侵占亚洲大片领土和争夺海域。具体步骤是：北上打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西进吞并波兰，插入欧洲心脏，南下打土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东侵中国，并打开从中亚到印度的通道。他制定的这一狂妄侵略计划一直为他以后的13代沙皇所遵循。为了富国强兵，称霸欧洲和世界，彼得一世以西方国家模式为蓝图，以强制甚至野蛮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他发动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最终打败了瑞典，夺取了出海口和波罗的海沿岸大片土地；派兵侵入堪察加半岛；侵占西伯利亚西南部的额尔齐斯河地区；通过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获得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领土。为了让后继者执行其称霸欧洲和世界的侵略计划，他在遗嘱中还指示：“俄罗斯民族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联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迅速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在达到他们那样强盛时，就很容易和必须征服他们……朕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注定要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浪涛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因此，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这样“我们就能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61]
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彼得一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奉为圭臬，将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事业推上了顶点。她狂妄地叫嚣：“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把我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62]在她统治期间，共发动了6次侵略战争（3次瓜分波兰、2次俄土战争和1次俄瑞战争），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63万平方公里。通过3次瓜分波兰，攫取了从德维纳河到涅曼河的大片领土，使波兰彻底灭亡；通过2次俄土战争，吞并了黑海北岸，夺得了黑海出海口，将俄国的西南边界从第聂伯河推进到德涅斯特河，使土耳其从一等强国沦为二等强国。同时，还侵入哈萨克草原，占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对此，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评论说：“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国家领土无论在南方或西方，几乎都达到了它的天然边界。在南方获得的领土中，后来成立了3个省……在西方，即从波兰那里获得的领土中，后来成立了8个省……这样，在俄国50个省中，有整整11个省是在叶卡捷琳娜王朝获得的。”[63]正是对彼得一世扩张政策的忠实践行，叶卡捷琳娜二世被尊称为“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成为继彼得一世之后另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君主。
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兄弟两个，极其崇拜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笃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世界称霸理念。亚历山大一世利用拿破仑入侵的机会，给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俄国和欧洲人民抗击拿破仑的胜利，又助长了亚历山大一世的野心。为了实现老沙皇称霸欧洲称霸世界的梦想，他把自己装扮成欧洲的救世主，命令俄军越过国境，追击拿破仑，把卫国战争变成侵略战争，同时还从南北两条战线发动对瑞典、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略，先后吞并了格鲁吉亚、芬兰、比萨拉比亚，并夺得华沙公国。尼古拉一世也为沙皇俄国的“世界性侵略体制”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了实现其祖辈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的迷梦，他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宣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64]在他执政期间，沙俄于1829年侵占了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屿，而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国管辖；1864年征服了整个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埃里温汗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沦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地。俄国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约420公里，使俄国在陆路上与西亚连接起来。沙皇政府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大肆贩卖，无疑给俄罗斯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 泛斯拉夫主义的出现
泛斯拉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于西部斯拉夫各民族中的一种民族思潮和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有意识地引向寻求种族血亲关系的共同根源，也是心理和政治需要的产物”。[65]西部的斯拉夫民族，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由于长期处于奥地利的殖民压迫之下，因而产生了一种使他们自己和一个强大民族成为一个整体的迫切需要。斯洛伐克诗人斯维托扎尔·胡尔班-瓦扬斯基对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民族感情进行过淋漓尽致的表达：“我骄傲，以做一个斯拉夫人而骄傲。我可爱的祖国，计有一亿人口。它支配着半个地球。使用斯拉夫语，你可以游历宇宙的四方。我们的一支兄弟种植着棕榈树，另一支想开拓长年结冰的地带，第三支在海上破浪前进。我骄傲，以做个斯拉夫人而骄傲。”[66]早期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他们希望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组建联邦国家，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改变西斯拉夫人的被奴役地位。19世纪沙皇俄国对拿破仑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战争的胜利，使各地分散而又弱小的斯拉夫民族把建立斯拉夫联盟、摆脱异族统治的希望寄托于沙皇俄国，从而为沙皇俄国宣扬和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创造了条件。
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但是，早在17世纪中期，沙皇俄国就已出现了把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的论调。1676年俄国与波兰在瓜分乌克兰时，沙皇政府的大臣奥登·纳施金就表示：“假如居住在我们两国的、从亚得里亚海到日耳曼海和北冰洋的所有讲斯拉夫语的民族都联合起来，所有斯拉夫民族将会拥有无上的光荣。多少宏伟的事业都将会达到目的。而且，当我们两国担负起领导斯拉夫各民族的任务，在将来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时候，又将有多少光荣在等待了我们。”[67]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其遗嘱中向后继者指出：“努力将散处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中部的、在政治和宗教上陷于分裂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我们周围，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支柱，用冒充每一敌人之友取得某种自动的或圣职的优势，以便事先建立在全世界的优势。”[68]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而俄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强烈的反差引起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在19世纪30-40年代贵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肯定俄国历史特性的斯拉夫派和肯定西欧文明成果的西化派。斯拉夫派基本肯定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自恃俄罗斯民族有悟性和优越性，推崇俄国文明；而西化派全盘否定俄罗斯的历史遗产，强调西方文明高于斯拉夫文明，认为斯拉夫文明相比于西方文明无任何优势可言；斯拉夫派反对外国文化，攻击西方及其对俄国文化所谓的腐蚀影响，把西方作为“非我族类”的对立面，鼓吹俄国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当然代表，沙皇俄国理应统治整个斯拉夫和东正教世界。在两派的激烈争论中，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应运而生。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泛斯拉夫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俄罗斯文化优越论演变为一种好战的具有俄国民族主义特点的泛斯拉夫思想。沙皇政府很快意识到，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宣传活动是可利用的舆论工具，他们的积极活动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配合其对外扩张和重建巴尔干霸权的政策。为此，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把俄国看作斯拉夫世界的领导者，进一步强化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
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宣扬沙俄是各斯拉夫民族的保护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指定的领导者，注定要统一所有的斯拉夫民族，主张沙皇举起斯拉夫民族的旗帜，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世主；宣扬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在历史上血统相同，语言文化相近，同种同教，居住毗连，利害相关，命运与共；鼓吹各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联邦，“帮助”斯拉夫人摆脱奥地利和土耳其的统治，以达到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南面和西南扩大的目的。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诗人弗多尔·邱切夫用诗歌表达了他的大俄罗斯主义志向：“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庭土地上，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于古代索菲亚的殿堂！啊，俄罗斯的沙皇，跪倒在圣坛的面前吧，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69]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彼·波高金，在1837年给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了《论俄国历史》的信，信中抒发了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泛斯拉夫情感。他写道：“俄国——在世界舞台上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现象……以宏大而论，哪个国家能和它比拟？……它有人口6000万，此外还有那些没被计算在内的……让我们在这大量人口以外，再加上3000万我们的兄弟和亲戚，即斯拉夫人……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血液，和我们说的是相同的语言……尽管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隔离，但由于起源和语言，斯拉夫人和我们形成了一个精神实体……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正在被这一情景所感动……”“难道有谁能和我们相比？难道有谁不会让我们强制服从？世界的政治命运，我们随时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岂不是由我们掌握么？”在谈到俄国和俄国人的优秀品质时，他指出：“在今天斯拉夫各民族中，是哪一个居于首位？以数量、语言和全部特质而论，哪一个民族会被认为是整个斯拉夫世界的代表？哪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幸福提供了最多的保证？”俄罗斯“被精选出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极端完善，体现人类所有的各种成就……而集其大成”。正是在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支配下，波高金要求别的斯拉夫国家无条件地服从俄国。他认为，凡是愿意在俄国沙皇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接受俄国语言、法律和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兄弟，如果有谁不服从，“谁若是不属于我们，我们就强迫使谁归属我们，不然就让谁被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甚至土耳其人消灭掉”。波高金的一个朋友在谈到俄罗斯关于斯拉夫人的目标时指出：“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应成为俄国的，而不是我们俄国应寻找某些其他根据。”[70]
泛斯拉夫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1869年）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是各种文化历史类型的依次更替，斯拉夫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体现者，具有充分发展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等历史活动的天赋，是最高的文化历史类型，而其他民族不过是人种原料，他们的文化历史类型只能得到局部发展。依据这种理论，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是优秀民族，当然负有“解放”和统治其他民族的使命。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由俄国领导的“全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大帝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即沙皇格勒，帝国统一使用俄语。该帝国包括4个斯拉夫国家和地区在内的8个部分，即：俄罗斯帝国；捷克-摩尔达维亚-斯洛伐克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希腊王国；马扎尔王国，即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沙皇格勒地区。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和帝国扩张色彩，因而这本书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福音书”。
泛斯拉夫主义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俄罗斯民族心理上的历史传统基因，具有很强的传统性和群众性，很容易被政客们所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迎合了沙皇对外扩张的需要，在以“解放”斯拉夫人的幌子下，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对外发动战争，建立一个斯拉夫大帝国。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各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打泛斯拉夫主义的招牌，四处侵略，梦想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事实上，“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71]马克思、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评论道：“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72]
四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形成
泛斯拉夫主义尽管为沙皇俄国争夺欧洲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克里米亚战争却使沙俄在西线与欧洲列强的争夺中受到打击，因而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扩张政策，将殖民重点转向东方。而此时，鼓吹沙俄东扩的“东方人派”理论也应运而生。该理论主张：“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73]
在沙俄的东扩过程中，首先是大规模地侵占中国领土。在沙皇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沙皇政府之所以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就在于“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实行冒险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扬名于世”。[74]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沙俄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部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与此同时，中亚也成为沙皇政府向东扩张的重点。在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市场的扩大因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而日益受阻，美国内战又导致棉花来源中断，为了开辟市场以及解决原料来源问题，莫斯科15名巨商联名上书沙皇政府，请求帮助解决棉花来源，把中亚变成沙俄的原料产地。俄国资产阶级这一想法与沙皇政府的东扩计划不谋而合，俄国陆军部将军齐麦尔曼在制定了进攻中亚的计划后，信誓旦旦地宣称：“对浩罕的大规模远征，俄国贸易必将繁荣兴盛起来，正如英法经过对北京的远征之后贸易繁荣兴盛起来一样。”[75]1868年，亚历山大二世派兵攻占撒马尔罕城，布哈拉汗国沦陷。1873-1875年，亚历山大二世又先后占领了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1884年，沙俄军队占领了土库曼斯坦的中心城市穆尔夫，完成了对土库曼斯坦的血腥征服。
综上所述，从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王朝覆灭，俄国由偏居欧洲东北角的一个小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庞大殖民帝国，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比原来扩大了7倍多，平均每年扩张领土5.4万多平方公里，同时国内民族成分也由单一的俄罗斯民族扩展到100多个民族。“随着俄罗斯殖民帝国版图的最终形成，以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为基础，以领土扩张、政治压迫和奴役、经济掠夺、文化强制同化为目的，以主动进攻为表现形式的大俄罗斯主义最终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76]
第二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
一 地缘因素
生存空间中天然屏障的缺失给俄罗斯人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忧，这就使得俄罗斯人产生了渴望通过开疆拓土来增强安全的心理。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他们生活的东欧大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周围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险隘可守，“单调是它的地面特点；整个地面几乎只有一种地形：这就是平原，约有9万平方公里（4亿俄亩还多）的面积属于波浪形的平原，说起来比9个法国还大”。[77]由于四周没有可资防御的天然屏障，因此这时的俄国就像一架没有护栏的婴儿车，经常受到立陶宛人、日耳曼人、波兰人、瑞典人等其他民族的侵袭和骚扰。即便摆脱了蒙古人长达240年的统治之后，俄罗斯人对蒙古人的恐惧感依然存在，并要时时准备与其作战。历史学家博·绍穆埃利曾说过：“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斗争在20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总体战争极为相似。”[78]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上蒙古人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俄罗斯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又被人为地和有意识地加深、加重了。1713年，建造在彼得大帝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彼得堡市建成后，彼得大帝随即下令把俄国首都由莫斯科迁至彼得堡。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由于彼得堡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彼得大帝就这样有意地在他的领土上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由此可知，“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79]所以，在彼得大帝逝世的时候，虽然俄罗斯帝国比以往大得多，可它对欧洲的不安全感也比以往大得多。
为消除这种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主动出击，实行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民族所认为的最好选择。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论文《论空间对俄国人精神的压抑》一文中写道：“我认为是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但由于居住的地方对他们没有什么自然保护条件，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80]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教授的需要层次论表明，生存和安全是个人的头等需要，而民族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其心理需要也同样如此。为了部族生存安全的需要，早期俄罗斯人常年处于迁徙和流动之中，力图寻找到天然的地形屏障，以防止敌人接近，而随后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也只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这是一种对地形所造成的危险的直接反映。对此，俄罗斯学者巴斯特尼雅科夫在《国家利益论：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如果“不考虑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就很难理解当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的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深刻特点”。[81]
为此，被尊称为伊凡“大帝”的伊凡三世大力对外扩张势力，依靠财力、物力、军力占领和吞并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等公国的领土，进一步加强了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及经济实力，统一了东北罗斯，并形成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从此，莫斯科公国号称“俄罗斯”。伊凡三世的对外扩张，为日后兼并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土地和波罗的海出海口奠定了基础。其后的瓦西里三世子承父业，在先后兼并普斯科夫和梁赞公国的基础上，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大业。
然而，尽管统一后的俄罗斯领土面积极为广阔，但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没有可以利用的出海口。近代铁路出现之前，出海口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往来的生命线，一个国家没有出海口，就等于与世隔绝，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受到严重限制。就统一后的俄罗斯而言，虽然濒临北冰洋，有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但它一年就有9个月的封冻期。因此，寻找出海口的愿望，自然成为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伊凡四世向他的臣民发出指示：“波罗的海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82]彼得一世时期，沙皇俄国向海洋扩张的愿望更迫切。马克思对此评论指出，“俄国需要的是水域”这句话被铭刻在彼得大帝的传记的扉页上，这位奉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的彼得一世，不惜一切地夺取出海口，“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他对瑞典作战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是为了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性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83]由此可见，对地缘环境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是引发俄罗斯对外扩张与帝国情结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宗教因素
东正教的引入和传播促进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基辅罗斯”建立以后，随着封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所信仰的多神教已经不能适应新兴领主阶级以及大公实现国家统一的需要。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用一神教代替多神教。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联姻并皈依基督教，随后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下令基辅市民到第涅伯河集体受洗。为了让“每一个俄罗斯人一天之内至少能看到一次教堂金顶的闪光，至少能听到一次教堂钟声的召唤，让人们能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过上一点精神生活，对自己内心经常关照”，[84]上层统治阶级大力扶持东正教的发展。在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罗斯就建造了近1万座教堂和200座修道院，储藏的宗教书籍不下10万册。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已有77000座教堂、48000个教区、1000余座男女修道院、近1亿的教徒和5万多神职人员。正是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强力推行，东正教很快被俄罗斯人所接受，并得到迅速传播。
为了取消教会的独立性，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伊凡四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彼得一世时公布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规定，取消总主教一职，沙皇为东正教“最高牧首”，在教会之上，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教会活动仅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在沙皇政府的训导下，东正教承认王权是天授之权，这就使原来的统治者从上帝的奴仆变成了神授的统治者，而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自1722年开始，宗教事务管理局的首脑就一直由世俗官员担任，在这个机构中任职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像世俗官员那样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旨意，为沙皇的一切所有权和特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统治者权力的神化，促进了国家政权的巩固以及国家的统一，并使封建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从此，罗斯逐渐转入了新型的封建君主统治形式，同时东正教也改变了基辅罗斯的国际地位。罗斯之前只是一个公国，但在接受东正教之后，俄罗斯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文明成果，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成为欧洲基督教国家，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人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并成为俄罗斯人的强大精神支柱。东正教的“基督救赎”“普济众生”等思想都被改造成“神圣罗斯”“俄罗斯民族是人类拯救者”等适合俄罗斯民族发展的理论，这在俄罗斯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以及历代沙皇发动的侵略扩张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思想文化根源
“第三罗马”学说为大俄罗斯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东正教主张的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使俄罗斯人坚信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肩负着神授的救赎使命，俄罗斯是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东正教唯一的继承者和保护者，因为俄罗斯拥有“普遍的责任”，“俄罗斯民族具有世界性的慷慨”，“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全人类性’”，“俄罗斯就是全人类，俄罗斯的使命是世界性的”。[85]伊凡三世在拜占庭王朝灭亡后迎娶拜占庭王室的末代公主索菲亚，并把索菲亚带来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性标志，以此表明俄罗斯作为罗马帝国的承继者，将建立一个俄罗斯人的“第三罗马”帝国，重塑历史的辉煌。
为了表明俄罗斯民族同罗马-拜占庭皇室之间所具有的亲缘关系，论证俄罗斯民族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莫斯科公国的东正教会在编制《皇室系谱》时，把莫斯科大公的祖先、基辅罗斯的缔造者留里克推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1492年，大主教佐西姆将莫斯科称为“君士坦丁的新城市”，把伊凡三世称为“君士坦丁的新君主”。16世纪时，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长老菲洛费伊提出了“第三罗马”学说，他把整个人类历史概括为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罗马即已没落的西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也已经没落；第三罗马即莫斯科，作为东正教的中心，将永远存在；而第四罗马则永远不会再有。菲洛费伊对当时的大公瓦西里三世说道：所有信仰东正教的国家都会归于俄罗斯王国的统治之下，两个罗马帝国已经消失，第三个罗马（莫斯科）会永远存在。因为俄罗斯的沙皇是天下唯一的基督教的皇帝，莫斯科王国的人民将会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的沙皇也将会是全斯拉夫人的皇帝。与此相适应，与“第三罗马”学说相关的著作这一时期也在俄罗斯国内大量出版。[86]伊凡四世加冕时，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是“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
东正教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第三罗马”学说的盛行，强化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优越感和使命感。一般的俄罗斯人都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定的优秀民族，俄罗斯民族对全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只有俄罗斯才能完成基督的救赎使命。这种“使命意识使得俄罗斯将会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斯拉夫种族应该在俄罗斯的带领下挖掘出自己的精神潜能，展示自己的精神实质，斯拉夫民族将会替代那些已经在世界上发挥过作用的种族，它是属于未来的种族”。[87]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东正教的传播，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所认同和引以为豪。历代沙皇打着罗马皇室后裔的旗帜，充分利用并不断发挥俄罗斯民族的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对邻近国家和民族地区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
四 社会基础
大俄罗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并趋于完善，与其广泛而又深厚的社会基础密不可分。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俄罗斯主义代表了俄罗斯社会内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88]因而大俄罗斯主义一贯受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支持和热捧。
首先，贵族阶层和地主阶级是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坚强后盾。俄罗斯统一后，俄国政府在农村中广泛实行封建领地制。所谓领地制，就是指沙皇将封建世袭领地分成小块作为领地，赏赐给亲信、公爵、贵族、功臣、军人，连同居住在领地上的农民一并交给承受人的一种土地制度。沙皇政府实行领地制的目的是使土地承受人俯首听命，效忠于沙皇。这种领地制的实行，调动了军功贵族等人支持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积极性，因而军功贵族、公爵、军人等成为早期沙皇俄国进行殖民扩张的核心力量。贵族思想家伊·谢·彼列斯卫托夫就此曾提出，沙皇开拓疆土，征伐异民，“使其臣服于（沙皇）足下，这样沙皇将统治列国”，而领地受封者中的“任何人都会成为沙皇的勇士”，“任何人都会挺胸御敌，粉碎敌人兵团，视死如归，为自己取得荣誉”。[89]沙皇伊凡四世分给贵族的领地很多，仅“教会和修道院的领地就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3％”。[90]17世纪30年代，沙皇政府先后将几百万亩农业耕地分给地主贵族。沙皇政府还支持地主贵族建立庄园，进行田产经营，如莫洛佐夫、罗曼诺夫等豪绅巨富建立了一批大庄园，目的是发展农奴制，加强沙皇的专制统治地位，为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奠定基础。即便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地主阶级仍然“把持朝政，狂热地支持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妄图恢复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后失去的欧洲霸权，要求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黑海两海峡，向中亚、东亚扩张和在亚洲大陆开辟新的市场”。[91]
其次，商人阶层为谋取商业利益，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对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持欢迎态度。早在基辅罗斯时期，罗斯大公就通过发动对东罗马帝国的掠夺战争，为罗斯商人争得许多利益。罗斯大公奥列格于911年迫使东罗马帝国接受的屈辱性条约规定：东罗马政府要允许罗斯大公的代表、波雅尔和商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并维护他们的费用；罗斯商人享有免税的特权。俄罗斯统一后，莫斯科商人控制着罗斯地区的贸易事业。随着贸易冲突的不断加剧，俄罗斯出海口缺失的弊端日益凸显。15世纪末，特维尔和斯摩棱斯克是世界贸易中心，也是俄国同西欧国家通商的要道，但瑞典人对波罗的海港口的控制以及土耳其人对黑海的垄断，制约了俄国外贸业的发展。为了不使俄罗斯被排挤出欧洲贸易圈，伊凡四世冒着极大的风险发动了耗费极大的立沃尼亚战争，以求在波罗的海海岸为莫斯科获得一个港口。除此之外，对于自发到东方冒险和扩张的商人，沙皇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如沙皇政府授予大商人斯特罗干诺夫家庭一项政府专利权，允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掠夺，并派出军队驻扎西伯利亚，保护前来经商的俄罗斯人。马克思曾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92]俄国的商人阶层为了保证贸易道路、商业利润以及殖民掠夺，不断地支持和怂恿沙皇政府向外扩张。
再次，资产阶级是沙皇殖民扩张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俄国的资产阶级来自昨天的商人、包税者、包买主、粮食投机商、高利贷者和富农。他们同沙皇政府联系密切，是在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扶植下发展起来的。”[93]但其产生之时，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形成，英、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瓜分完毕。为了抢夺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俄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化地主的支持下，力图通过向外扩张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和建立排他性的、保护性的市场，因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沙皇政府，全力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1914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势力范围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资产阶级紧密配合沙皇政府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提出“必须一秒钟都不要耽误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94]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基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沙皇专制政府又对资产阶级采取扶持政策。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又推行城市自治改革，设立了城市自治局，而其组成人员有相当多的工商业资产阶级。1905年，沙皇政府强行从巴库农民手中以每俄亩250卢布的极低价格（当时土地的黑市价格是8850卢布）征用300俄亩土地转让给俄罗斯资本家使用。沙皇政府对资产阶级的大力扶持，正如沙皇政府财政大臣、自由派贵族谢·尤·维特所说，如果“现代国家没有发达的本国工业，就不可能强盛”，就无法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因此，“建立自己的工业，这完全不仅仅是一个根本的经济任务，而且是一项根本的政治任务”。[95]为此，他制定了《1893年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却是一种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通过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紧密的利益关系，决定了二者在对外征服和扩张政策上是一致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衷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么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衷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96]对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沙皇政府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态度，列宁也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拥护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开过一系列会议，盘算沙皇军队打胜时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同时反动派十分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崩溃和阻止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沙皇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97]
又次，许多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极具民族情感，甚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着强烈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情绪。1831年，俄国著名的诗人、倾向西方化的民族主义者普希金，在《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中写道：“斯拉夫人的细流都应汇入俄国的大海。”由此，他表达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基本信条：要牢记俄国沙皇的谕旨，振兴俄罗斯帝国。对俄国把反侵略演变为侵略法国战争的史实，他高声赞美：“俄罗斯人进了巴黎！那复仇的火把呢？低头吧，高卢！可是我看见什么呢？俄国人善意地微笑，以金色的橄榄作为礼物。在遥远的地方，战争还在轰响。莫斯科和北国的草原一样的阴沉，但他带给敌人呢，不是毁城，而是援救，和使国土受益于和平。”[98]当沙皇军队在1831年攻陷华沙时，普希金在《波罗金诺》一诗中又极力炫耀沙皇的战功：“我们的旗帜，在纪念波罗金诺的日子，又在华沙城的垛口上飘扬，而波兰有如那溃败的大军，血腥的旗帜委弃于尘土。”在普希金的基础上，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泛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魔》一文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他还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甘心在全人类中扮演次要的角色，甚至不甘心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要始终并且独立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9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救世精神。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中劝说沙皇政府，应该高举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因为那样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遵从陛下的意志，他们同奥地利、普鲁士领域内一切操斯拉夫语的人们，都将欢欣鼓舞、高高兴兴地置于俄国鹰的宽大双翼下面，不仅全体一致地去反对誓不两立的德意志人，而且向整个西欧方面前进”。[100]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确实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承受了所有射击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101]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土耳其手中陆续夺取了南俄罗斯的那些省份时，诗人捷尔沙文在一次诗兴勃发时写道：“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102]由此可见，俄国知识分子所宣扬和主张的正是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
最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普通俄罗斯民众中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沙皇政府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反复宣扬俄罗斯民族“优秀”论，培育、扶植俄罗斯人的大民族主义情绪，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赋予俄罗斯民族一定的特权，这就使俄罗斯普通民众不自觉地接受了大俄罗斯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103]他们极端蔑视其他少数民族，认为他们都是落后的“异族人”，诸如把波兰人叫作“波兰棒子”，嘲笑鞑靼人为“王爷”，叫乌克兰人为“鸡冠头”，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等等，都表现了大俄罗斯民族的极端傲慢态度。
就俄国农民而言，尽管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剥削，但他们也被动地接受和认同大俄罗斯主义思想，这突出表现于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皇权主义社会心理。俄国农民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文盲，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他们笃信东正教，崇拜君主，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希望寄托于沙皇身上，认为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才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虽然他们也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但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人民……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104]由于俄国农民视沙皇为救世主，因此在沙皇政府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面前自然是言听计从，盲目地支持沙皇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
由此可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中，更是长期存在于普通俄罗斯人的头脑中，这说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具有广泛而又深厚的社会基础。
五 民族性格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极易使其受到来自东、西方两个方面的影响，当俄罗斯民族还在襁褓之中时，便已兼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特质。正像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105]两种文化的滋养培育了俄罗斯民族具有双头鹰式的民族性格：两面性、二律背反性。
一方面，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具有相当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对此，19世纪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经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106]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他们大多温顺驯服，但又往往缺乏理性，经常感情用事，极易走极端，“决斗”便是这种性格特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是由于一时激动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斗：普希金死于决斗，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了决斗的边缘。西方学者对于俄罗斯民族的非理性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理查德·莱亚德和约翰·帕克在研究俄罗斯经济改革时，就首先从“俄罗斯是否与众不同”着手的。他们认识到，“俄罗斯总是要么投入狂热的突变，要么在长时间的独裁统治下苟且。这颇有点像俄罗斯传说中的一个人物伊万，他在炉子上面熟睡了7年，然后醒来，喝得酩酊大醉，继而又拿着一把斧子吓村子里的人，然后又马上开始另外7年的熟睡”。[107]从历史上看，民族性格中非理性成分较多的民族易于诱发民族主义，尤其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又具有善良、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东正教主张博爱、宽恕和忍耐，造就了俄罗斯人温顺善良的品质，但又容易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东正教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又使俄罗斯人产生了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面性、二律背反性的特征为大俄罗斯主义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也使得大俄罗斯主义极具鲜明特色，比如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就极具进攻性，表现为哥萨克骑兵般的剽悍，这也正如日里诺夫斯基所说：“假如我进了克里姆林宫，一个德国人对我们斜眼相看，那你们将为一切付出代价。对日本人也是如此，我们将制造新的广岛和长崎。”[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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