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被长途汽车卸在了一座山中小县城里。接待我的是寒冷、泥泞、狭湫的石街，以及举目无亲。一连五六天，我们在一间徒有四壁的小旅店里相对枯坐。那房间安着十来张床，住宿者却只有两人：我和甘愿陪我流徙的妻子。
书籍都已装箱打包，留在小车站准备转车。况且也没有读书的兴致。开初只好在那条又窄又长又陡又弯曲的石街上，逛过去又逛回来；直到身后响起一句议论：“这两个人，我看见七次了。”我找到县文化馆，以工作介绍信为抵，借回两本书：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单单选中两本描写革命暴力的书，透露了当时的心境：我就是被强大的政治之风从省城吹到了这里。读了它们当然心里更加纷乱：不知道自己将被抛进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
我们在县城等了七天车。每顿到隔壁小饭馆用餐，很干净，家常菜也炒得很可口。桌上那盏擦得晶莹透亮的煤油灯，是唯一显出温情的东西。有一晚在等候菜饭时，顺手取过桌上一张省报来看，读到一条消息：省里参加全国文学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赴京。名单中有两位相熟的文友，不久前刚从一个写作集体中分手。我浏览一遍，细读一遍，推敲一遍。当时的反应像是被电了一下。我悟到从今往后，写作已非个人自选的爱好，而是配给的权利了。鸢飞鱼潜，都有主宰。想到这里，生活于我，更成了一块不能不嚼碎咽下的蜡。
总算熬到汽车班期。我们爬上一辆货车，挤在一群素昧平生的乘客中间，奔向一个素昧平生的归宿之地。公路越走越崎岖，茅舍越来越稀少，只有山越来越多、越大、越乱。简直是一片海，一片在汹涌中突然凝固的海。它磅礴的气势震慑了我，它荒芜的内容叫我寂寞。我更感到自己渺如沧海之一粟。在前面等候我的那个小乡镇，只会有更多的寒冷、泥泞和举目无亲吧。
然而等着我们的是一位圆脸笑眯眯的教师和五六个腼腆微笑的少年。他们轻而易举地拎起全部行李，带我们走过倾斜的街道，转过槐树夹道的短巷，看到了几幢灰砖的校舍。一群老师学生向我们迎过来。但老远就扑进我眼里的，是一块狭长的花圃，明丽得像一堆篝火，灼热得像一颗搏动着的心脏。我心上油然生出的，不仅是欣慰，简直可说是感激。我觉得这将不会是一个冷漠苛酷的环境。善良的人，爱生活的人，才会在这样的穷乡僻壤里没有忘记鲜花。
也许这是溺水者刹那间的自欺。但后来的生活证明，这个直感没有骗我。
我“赶鸭子上架”地匆促备课、听课，惴惴地走上讲坛。两个月后，寒假开始的第一天，一个难得的晴好日子，有人在楼下叫我。趴在窗台上望下去，两位校长扛着锄头，仰着笑吟吟的脸，邀我一道出去走走。一路又约了两位年轻的同事。逶迤走到一座山谷里，挖回一棵他们早已相中的小树。从谈话中听出，校园里的花树，很多都是这样在满山遍野转悠中找到的散木逸卉。记得那花圃中开过大丽花、几种菊花、杜鹃、海棠、粉团、金盏、雁来红和吊钟。教室边有银松、扁柏。操场被槐树环绕。听说还试种过牡丹和芍药，但穷乡僻壤自然留不住这些娇弱贵妇。
这所学校的教师，大都来自五湖四海，远离乡井。这几幢小灰房子活像扔在乱山中的几粒砂石，委实也缺乏留住远人的魅力。我想是这片小花圃，两位领头人的这份生活情趣，给我们添了一缕温煦，一丝家庭式的气息。我们在这个小圈子里确乎生活得颇不寂寞。即便在后来那史无前例的荒谬岁月里，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师也大多保持了良知与正直，没有像许多地方那样自相摧残。
其实，当时已大兴改花园为菜园的革命理论了。但养花人自有他们的巧辩：“我们种的是药材。”但花也罢药也罢，山高路险也罢，毕竟抗不住那场政治的滔天洪水。花圃夷为平地，两个养花人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放牛割草。
其中一位，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经历与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很相近：在“三年困难”时期，身为区委书记而擅自开仓借粮给社员做种子，受到处分，调来与教师学生为伍。如今又以戴罪之身与放牛娃们打得火热，教他们识字、认草药、操正步，整日快活逍遥。另一位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挂起来”，即坐冷板凳，整天躲在小屋里咿咿唔唔学拉二胡。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学生头目。但无人修成正果，后来都以“回乡知青”身份回家去了。
荒草蛇一样盘踞了花圃、淹没了石桌石凳，蚕食了校园的每一寸土地。司课的大钟，红锈一层一层地剥落。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外地人，真正成了被遗忘的人。在荒芜里坐着无事可干，心里也窜满了冷绿的荒草。一个个陆续引退。当机会落到我头上时，我也在安心居留了七年之后离开了。妻子仍留在那里，近四年后才调回贵阳。
时过境迁，两位养花人早已恢复工作，去到了新的岗位。我也重新获得了文字写作这一小小的个人权利。每当我握笔向纸，会不时想起那位“李铜钟”校长。在政治口号声响彻云霄的日子里，我从小半导体里收听到省城对一位文学前辈的大批判，里面提到他评论我的习作的一段话，作为“放毒”的论据。我感到大祸将临，思来想去，决定自首求宽大。第二天就把习作剪贴本交给了当时还在其位的书记兼校长，请求组织审查。两天后他就还给了我，对我说：“中央文件写得很清楚，要把说过一些错话、写过一些有错误的文章的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何况你的文章我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要背包袱。”在后来越来越严重的恐怖气氛中，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从开仓借粮和退还习作这两条，在心里铸造了这位基层干部的可敬形象。
今朝，鲜花是理直气壮地跨进千家万户，从地下室直至多层高楼。我虽是蹩脚的养花人，却是热忱的爱花人。“美”终于雍容无畏地筑巢在千家万户，我欢喜赞叹，更愿鲜花的色彩和芳香漫溢开去，沁入千万人的心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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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这所学校叫贵州大方县百纳民族中学，现在的规模和校舍已非我们那时可比。有一位副校长是我教过的学生。但我绝对是一个不及格的教师。那位书记兼校长许明荣，去年病逝了。那位副校长王继明已年近九旬，身体很好，几次来贵阳，我们几个老部下都要与他欢聚一堂，喝酒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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