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除有限的“吃皇粮”者，连镇街上的居民都大多数是农村户口。男女老幼一齐为吃饭而战天斗地。当地农村社员一年只能分到三十来斤湿玉米棒，全靠政府的救济款买政府的回销粮过日子。街上居民偷偷做些小买卖，乡下农民毫无现金收入。我到乡下做学生家访，知道了什么叫“赤贫”，见到了真正的“家如悬磬”。五六岁的小姑娘，背上捆着小弟弟到学校操场边打猪草。随着她一次又一次弯腰割野菜，背上的小弟弟悬乎乎地倒过去倒过来酣然大睡。十来岁的姐姐还找了来，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她躲出来偷懒，家里活都落到姐姐身上。小姑娘吓得脸通红，嗫嚅分辩着，赶紧随姐姐回家。这种场景很常见。这里几岁的女孩能辨认十多种猪草；十六七岁的男孩能背百十斤的背篼，手提“拐耙子”边走边歇，运送一二十里山路。家里勉力供孩子上学，最高理想是有朝一日改变身份吃皇粮。一次我陪妻子下乡家访（她担任班主任）。一对孪生男孩的姐姐说：“我们家的指望就是两个读书的。请老师只管加班加点地教育，该骂该打，家里不会护短，只有感激。”其实这姐姐异常聪敏泼辣，却是文盲。两位弟弟呢，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
当时被迫做了教师，颇激起我一股发愤情绪，一不做二不休，做了就较一回真。第一个寒假就没回贵阳，待在空荡荡长满青草的校园里读参考书，想点子。这些山里孩子是家中第一代读书人，说是初中生，实际只认识一堆字，不会连缀起来成为一篇“作文”，更不能在生活中有任何作用。我想的是如何让他们念完初中后，多数人除了能读报看书，还能写写书信、申请书等实用文字；少数优秀者则能养成自学的能力和习惯，终生受用。可是，我的试验田只种了一个完整的学期，“文革”就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然而这里是真的山高皇帝远。北京的伟大战略部署传到这里，时间和力度都大打折扣。虽也照本宣科地经历过造反、揪牛鬼、斗走资、夺大印、行专政等一系列阶段，但比诸城市，都有点儿戏化。特别是我们学校。农村孩子世代善良懦弱，世代视师长如父兄，突如其来的师生易位令他们震惊诧异，见老师就窘迫，更莫说煽动他们打人抄家。因此我们学校的“革命”非常温和，两位校长自动靠边，两派学生头目掀一点“茶杯风波”，不久就实行“三结合”了。区人武部部长任校革委主任，实际只挂名，不怎么理事；一个学生领袖和一位“解放”出来的副校长分任副主任。实际上教育大权还是旁落于办了几十年教育的“三把手”手中。师生关系恢复正常，纯朴的山里娃们又能笑眯眯地平视教师了。我于是不事张扬地恢复了我的试验田。比如以朗诵短文后复述大意来代替作文；作文限做叙事文题目，禁止做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大批判”文；制作“农村常用字汇”叫学生复制；每周读一次文学作品（这一项最受学生欢迎。记得读过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收获》上写东北狩猎生活的小说[忘其名]等）。我自己则在屋里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果戈理、契诃夫。这一切我做得很泰然，确信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在当时是犯禁的。
“文革”中，一切学校都要出现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要有学生领袖应运而生。事事对立，处处对立，不明白彼此都是为别人“火中取栗”的那只手。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我们学校的两派，开始人多的一派，在出席全县红卫兵大会时，上门邀请我作为“革命教师”代表同去。我岂能膺此殊荣，婉转而坚定地辞谢了。后来他们找我商量，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征用我的住房做司令部。我下放时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把家具书籍都随身带了来，学校就调了这间原小办公室给我做宿舍。既是革命需要，又好说好商量，没有采用革命手段，我当然愿吃敬酒，立即腾房，迁至楼下东端的一间狭长小屋。后来假期回省城，被小偷撬窗入室，窃了一些衣物去。但这批学生毕业离校，后来当上校革委副主任的穆生是原来的少数派，是我这班的学生。刚入学时给我的印象，一是对教师非常尊敬，二是劳动特别肯出力。当上派领后，心随位变，相随心变，不仅说话口气不同，而且脸色煞白，两眼落窝，一副狠巴巴模样，把对立派一个小个子同学关在“总部”里拷问，打得鬼哭狼嚎，引来同学围听。后来当上校革委副主任，立即到区卫生所享受公费医疗，命令医生开了三支葡萄糖注射液当众敲开喝下去。这个可入小说的传神细节，是那位开药的医生告诉我的。风闻他曾在会上说，老戴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他还未来得及执政，红卫兵就完成了制造恐怖的历史使命，部署到农村落户接受再教育。本来就属农业人口的学生，则称为回乡知青，全部离校返乡。那一年过完假期返校，穆生已不知所之。后来听说，这小伙子回乡后沉溺于赌博（当时农村赌博成风，而又属犯法，就聚集荒山野洞日夜滥赌，常在深夜被持枪民兵抓拿，狼奔鼠窜。也有为赌债动刀弄斧的）。穆生赌瘾太深，赌资又匮乏，与其兄劫杀了一个单行路人，将尸首扔在路边一个小煤洞里，但所获仅一只上海牌手表。后来案破，双双入狱，在劳改地竟企图逃跑，被监管人员击毙。
弹指间近三十年过去了。前岁因事去了一趟毕节，偶然邂逅一位女学生，当晚她就邀约了十多个男女同学，到招待所来看我。他们列队入室，考我的眼力，见我真能一一叫出姓名，齐声欢呼起来。他们看我老了；我看他们宛然当年，很难想象都已为人父母。房间挤不下，我们坐到餐厅里去，七嘴八舌，说到深夜。他们当中有教师、公务员、工人、商人，还有当了不大不小干部的。他们说，留在那个乡镇上的同学，因有些文化、头脑和信息比较灵通，都成了当地的“先富一族”，修建楼房、置汽车摩托的颇不乏人（后来一位退休同事故地重游，回来告诉我说，他夫妇俩受到老学生们争豪斗胜的款待，常常饭约重叠至两三个）。当然，依旧赤贫的也大有人在，主要是那些远离镇街的深山人家。他们一再嘲笑当年的贫困学校生活，不知我始终对它怀有感激之情。在那段兽性横溢的非常岁月，那片赤贫土地成了我的避风港。次日清晨，他们又赶来送行，一再订后会之期。
这次聚首的组织者，那位女学生的丈夫，正是当年与我商量调房的那位红卫兵头头。他回乡后参了军，退役后又读书，现在成了我的同行，也在当编辑。聚会前的下午，他还陪我去看了一位当年处境比我艰难若干倍的“右派”老教师。“文革”中，我们那个县城和许多区，都发生了惨烈的武斗。我们这所学校和这个区却只是吹皱一池春水，真是奇迹。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似乎人性失也应求诸野。
回想这一段粉笔生涯，有点午夜梦回之感。我发愿不教书，被人强加头上；我决心好好教一回书，却又无书可教。古谚云：“中人之材，皆可深造。”但可造之材能否得造，取决于时代。从北宋太学生陈东到清末的“公车上书”；从“五四”到“一二·九”；从“反饥饿”到“文革”，莘莘学子的命运无不系于国运国势国策。孟曰性善，荀曰性恶，实则人性是一粒兼有善恶基因的种子，全看客观的土壤气候与主观的孰抑孰扬，而长成迥异的品质。穆生就是一个实例。
（约二〇〇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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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文革”期间，我蜗居山中，照样读我带下去的“封资修”书籍。得益最多的有两部：《居里夫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这部四巨册“长河小说”，我上高中时每天中午到新华书店站着读完；在山中又细读了两遍。他说：创造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有创造力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不能创造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居里夫人传》是内弟从重庆借到邮来的。“她在悲哀纷乱的心境中说要学蚕做自己的茧。”这两段话，对于置身混乱、颠倒、前景茫茫之中的我，真如起死回生的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的清凉甘露。我自知不可能有什么创造，但一灵不昧，总胜过行尸走肉。这两本书加上狄德罗的一句话“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成为我的三根灵魂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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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文中所记传闻不确。穆生未死，且做了狱官女婿。三年前宴请几位老老师，托其中一位转告我，我敬谢不敏。今年竟亲自来电话下邀，我自然还是敬谢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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