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望的景物使我觉得，时间已在这里凝固，宛如火山熄灭后的熔浆。可以想象一九三五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一切就是这模样。没有增添一根电线杆，没有增添一条公路。袅袅的河雾，好像还沁出缕缕硝烟；习习的河风，似乎隐隐刮来金戈铁马之声。如果眼前突然出现一支褴褛而目光炯炯的军队，也不会显得突兀。
绿树。绿草。绿麦。一片碧绿中，透露出几堵赭红色的巨崖，纹理都作横向，骇异沉雄，山水画中似乎还少见这种皴法。岩上有一种树，论其身材是幼树，看形貌却虬枝古干，百岁高龄。它们伸出若干粗如树干的老根，紧紧抱住嶙峋的岩石，见岩隙石缝就深深钻进去，像是一个个异形的螃蟹。我没见过生存得这样艰难，又这样倔强的树木。不知道它要熬过多少年月，才能长高一寸长粗一圈！坚岩古石，几乎没有一撮泥土，它们从哪儿汲取水分，吮得营养呢？
我们根据有关方面的介绍，要去访问一些有关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过境的知情者。主要对象是一位名叫聂永秀的农村妇女。她家收留和救治了两名红军伤员，她是亲历者，当时是个十七岁的新媳妇。我们在猿猴场乡沙坨村的麦地边见到了她。算来正是花甲之年，但看去要年轻些。
干部做了介绍，我们提了要求，她把我们带到地边一座小草房的矮檐下，大家各自找地方坐好，她就开始讲述。她在各种场合讲过这件陈年旧事，记得很熟，讲得很顺畅。
女人们在麦地里干活，絮絮叨叨地议论家长里短。风带过来麦穗的淡淡青涩香气。
我事先打好主意：专心听，不记录。如果边听边记，一定会只留下梗概，漏掉许多细微的东西，特别是语言，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我简直像贪婪似的抓牢她的每一句话。次日一回到县招待所，立刻伏在一个窗台上，“趁热”把聂永秀的原话记下来，尽可能不走样。这招待所是一栋民国时期小洋楼，一排拱形高窗的窗台很深，可以当小桌子用。
回来后，思考如何使用这份素材，觉得最佳选择是原样摆出。红军负伤，人民救助，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在后来是戏曲、电影的热门题材，聂永秀的故事，特色主要在于她质朴的叙述，在于她的土音方言生出的感染力。
下面就是聂永秀的口述故事。
红军来我们猿猴场，是在甲戌年的腊月二十。数不清有好多红军，满街满沙坝都是人，赛过过年。红军说：“老百姓不要怕，我们红军是打土豪绅粮（财主）帮穷人的。”红军忙过河，拿出米叫老百姓帮做饭。没有柴，街上住家的就把绅粮家的仓板拆下来烧，我们沙坨没有仓板，就拿地主家的牛圈板来烧。红军在川主庙前面搭了一架浮桥，在下面渡口搭了一架浮桥。浮桥是用十多只船，一只连一只拴起，上面铺门板和杉木桷子。那年我十七岁，刚过门的新媳妇儿，正是有力气的时候，一回要扛三块板子，跑得飞快。等红军过了河，一架桥拆了，另外一架拆不赢，烧了。有一只船是个老船工的，他坐在沙坝上直哭，红军就帮他解了下来，没有烧。
后来听讲：红军出去，同川军打了火线。过后又才晓得不是川军，是黄平正的民团。红军在碓窝滩把他捉到杀了。他老爹黄厚安是猿猴区的区长，一听，这还了得！我儿子就是本地最了不得的大官，营长，顶歪（神气）的角色，你们红军敢把他杀了！一气，也死了。那是腊月二十五的事。老百姓就编成歌，唱到今天：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出川。
先打黄陂洞，后打碓窝滩。
处死黄平正，气死黄厚安。
有一天，有几个红军，抬起两个伤兵，来找我家老公公袁德顺。带头那个说：“老板，我是红军营长。我们这两个同志挂了彩，走不动，寄在你家，我们正月十六来接。一定请你家下细照看。这匹大马，送你老人家骑；这扎票子，收下给他们买药买粮。”
这两个伤号，一个伤在琵琶骨上，额头也有个洞，那颗“溜子”（子弹）还夹在骨头里；另外一个把膝头打穿了。两个穿青上衣、白小衣（裤子），都糊满血，喷鼻腥臭，那血都干起块块了，不过那不是他们各人流的血。红军说，是他们打火线的时候受了伤，营长就把死了的人拉来把他们壅起。火线打完了，营长说：“我们还有两个同志在那里壅起嘞！去看看还有气没有。”刨开还活的，就送来养伤。
两个红军伤成那样子，我们看了心里不好过。我们公公爹和袁尚文——就是我爱人——连忙帮着把两个红军抬进屋，在神座底下睡起。我们爹对营长说：“伤兵我们收留，只是没有好的给他们吃。”营长说：“老人家，你家吃啥他们吃啥。”营长留下马和钱就去了。
那马好大一匹，皮鞍子铜镫子啥都齐全，亮晃晃的。这扎票子呢，红军走了过后，哪个敢拿出来，也没有哪个卖东西的敢接，只有收起。
两个伤员在我家睡起，吃屙都是袁尚文他们照拂，妇女就做饭。我们吃菜他吃菜，我们吃豆花他吃豆花。就是伤一点不见好。
这事很快就遭人晓得了。正、副陆长带起四个人，背起步枪火枪来了。说是：“听说你家收留得有红军，快交给我们！你们硬是吃雷的胆子，是啥人都敢收留！”四个兵守在门口，那两个冲进去，逮起红军的膀子就朝外面拖，人隔着门槛就甩扑出来。一个红军晕死过去，一个痛得直叫唤。那两个家伙，一个提起把马刀，这么长，这么宽，磨得飞快，怕死人！一个提起长枪，上起这么长的刺刀，明晃晃的，扬言要把两个红军杀在我家门口！
我和妈妈架起陆长的手，爹和袁尚文架起副陆长的手，喊他：“杀不得，二爷！”这副陆长黄少成，他妈妈也姓袁，算我们姑婆，喊他“二表叔”。沾了这点亲戚，所以才夯得动他。他说：“不杀？这是上头的命令。”我爹说：“红军营长讲好了的，他们正月十六定要来接人。你杀了他两个，当得杀我一家七口。要杀你先杀我全家算了！”我小姑就在旁边呜呜哭起磕头。黄少成一听红军正月十六要来接伤兵，害怕红军不会放饶他，心里头打顿了，嘴上还是骂：“哪有这种事！”我们爹趁势说：“好嘛！你又杀嘛！等红军来接人，我只晓得叫他们来找你，你两个就抵红军伤兵。”他两个小小陆长，还歪得过民团营长黄平正去？红军收拾黄平正，好像拍死个苍蝇。那他黄少成就是个蠓蠓蚊。他们磨了一阵，硬是不敢动红军伤号，丧起尾巴走了。
当晚，黄少成又摸到我家来。他说：“街上的团兵下来清乡了，杀了不少留下来的红军。你家这两个，你们各自打主意，沙坨的人我夯得动，街上的来了我就莫法。不要到时候又跟红军说是我杀的，叫我脱不了爪爪。”
我们坎脚下不远点的任大娘家，来了个掉队的女红军。任大娘收了她一块黑缎子、四块钢洋（银元），答应收留她。哪晓得这老奶一转背就去报了地方，领起几个人来抓起女红军就走。女红军一路大声喊：“大娘，你是收了我的缎子和钢洋，答应收留我的哟——”拖到坡脚，就把她杀了。先是拿钝刀砍，砍不进去；拿火枪打又打不响；拿刺刀戳，捅进去又扯不出来。好半天都整不死，好惨呵！几个人都吓软了。后来黄屠户从坎上过，这几个喊他下来把女红军杀了，给他两块大洋。女红军死了，还睁起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们。几个人害怕得打抖，拿大石头把她脑壳砸得稀烂，才敢转身回去。
我爹听到这些，害怕两个红军也遭清乡的人杀害，辜负了营长的托付，也冤枉救他们一场。商量一阵，决定把他们连夜搬到坡上那个废石灰窑去。那窑子门很小，里头宽敞得很，又不会引人夹疑。
那夜晚一锭墨黑。怕人看见，又不敢点亮蒿，连点炷香照个影影都不敢。我爹在前头摸路，袁尚文和哥哥袁尚蛟一人背一个红军跟着。袁尚文个子小，那红军又高又大，他背得直是喘气不匀，要我和小姑在旁边扶起走。好容易送到窑边，把红军睡放在板子上梭进去，就睡在里面。
红军住进石灰窑，放得心了。就是伤不见好转。我天天去送饭，那里头一股血腥气呛鼻子。半个月下来，他两个撑起来坐都不得行了。我心头想，这样拖下去，横顺是个死，岂不是冤枉救了这两个红军，白费了这片心？我横想顺想，想出了办法：去请我娘家的爹来医伤。
我爹聂洪金，是个老土医。他医好的人，是人家医不了抬出来的；他医不好的，只有死了，再没有医法的。我和老公公商量，他说：“也好。不过你要去，就要把这身过门衣裳脱下来跟你嫂嫂换过。穿两件新衣裳出去，遭老二（土匪）看见不得了！”那时都说老二抢新媳妇。我才过门的新姑娘，穿一身花衣裳；嫂嫂那阵在坐月子。她说：“哪有换衣裳穿的道理！换就长换。”她那件蓝布衣裳，补了几个疤，还有奶娃的屎壳壳、尿印印。我也顾不得了，换就换，救人要紧。
天蒙蒙亮动身，到了我后家石灰窑，爹才吃完早饭。我把红军伤兵的事讲了，又说：“我来请爹去看看。你老人家把他两个医好了，要收钱呢，等营长来接他们的时候，该收好多给你老人家好多；不要钱呢，就当你老人家做好事。”爹顿都没有打一个，就说：“我医。我不收钱。”我就估谙爹要讲这句话，要不我也不敢来找他了。我三哥遭伪政府抓去当川军，受不住那个罪，开小差跑转来，在半路遭撵上，几枪打死在山上。后来过路的人都在传：有个兵遭乱枪打在路边，是石灰窑聂家老三。我们家听了，连去收尸都不敢。我们三哥就这样骨头没有留下一片。所以我爹把国民党抓丁派款恨透了，时时要想报伪政府的仇。爹叫我讲讲红军的伤势。我讲了，爹说：“莫来头（没问题），医得。”转脸就叫我哥切药，说是有伤必有寒，是寒重了。一共切了两大包草药，熬水吃的，另外有外面包的药。
到了沙坨，我爹进屋就喊烧水。把铜刀刀、铜镊子、铜弓弓都拿开水煮过。准备好了，就上坡。趁人不看见，钻进废石灰窑。我爹找到红军的伤口，含一口水喷去（带巫医性质，减轻疼痛感），就下刀子，割进去这样深。拿铜弓弓绷起伤口，把朽肉一点一点地割下来。我在旁边吓得像筛糠。两个红军说不晓得痛。好半天才弄完，催我婆婆熬好水药，一天吃三道。两个是一样的病，就吃一样的药。起身时爹说：“隔一场看，得起来坐呢，就有救；撑不起来呢，怕是寒老火了，无救了。”
包药又吃药，七天下来，两个红军坐得了。我天一亮又去跟我爹报信。他一听，就翘起胡子笑了，立马又同我赶到废窑。这回不吃药了，光是换包的药。又说：“再隔一场，看起得来走动不。”
又过七天，两个红军就要夜晚摸出窑来耍了。我给爹报信，他说：“这回不用我去了。去多回了遭人家晓得，前功尽弃。你拿药去熬起喂他们。”我说：“原先那样深的伤口都收拢了，就是还有指头那么大个伤，棉花伸不进去，一碰晓得痛，就是不收口。”爹说：“伸不进去就擦伤口边边。你在坡上捋点‘鹅不食草’，嚼碎敷在伤口上，它就会把伤口扯拢。”果真，这一包就收了口。
两个红军能吃能睡，会讲会笑了。他们说：“二嫂，要不是你把大公请来医，我们那样睡起挨，迟早是个死。”他们出来见了天光，见啥子都新鲜，都稀奇。那阵刚收过老麦。他们说：“麦子根根好吃。”我说：“麦子羹羹不见其吃，加点嫩菜煮来要好些。”他们跑去拔了棵老麦根根在嘴里嚼，我才晓得他们说的是“麦子根根”，不是“麦子羹羹”。我说：“你们啷个想起吃麦子根根哟？”他们说：“行军打仗的人，啥子都吃过。”
营长不是送了我家一匹大马吗？不多几天，就遭罗云波罗大爷看见了，硬说是他的，遭红军牵去的。你家敢要，好大胆子！跟老子牵到赤水城卖了！那罗云波是开药铺的，袍哥大爷（帮会首领），“舵把子”（老长），哪个敢惹？我爹就牵起马前头走，罗大爷跟在后头。
走到个山沟沟，对面来了支川军。一个营长坐在滑竿上，一颠一颠的。走拢来，看见那匹大马，就叫滑竿停下，跳下拦住问：“你这个老汉是哪点的？这匹马是老子的嘛，你在哪里搞来的？”
我爹不敢讲是红军送的，就说：“这匹马是红军的，脚杆崴了，丢起走了，我捡起来喂。罗云波罗大爷说是他的，叫我牵去赤水城给他卖了。”“这个罗大爷在哪点？”“在背后。”那营长跳起脚骂：“这是老子的马，遭红军掳去的，才坐的滑竿。老狗日的敢冒认官马！”喊他的兵：“跟我把这个混蛋抓来，老子今天捶破他的屁股！”
那些兵去找，罗大爷早就梭到哪个刺蓬蓬躲起来了，找不到。那营长问：“你是哪点的？”我爹说：“沙坨的。”“好！把马给我牵沙坨去。”
到了沙坨，那营长不用坐一颠一颠的滑竿了，一高兴，给了我爹三块光洋。我爹立马到猿猴场街上买了一斗五升白米，转来给红军煮饭吃……我现在还在同罗云波的媳妇说笑：亏你老公公硬是会躲！那阵要是遭那个营长抓出来，不把屁股捶成了几块！（她高声向麦地里的那个媳妇取证，引来一阵笑骂。）
到了挨边五月间，两个红军完全好了。一个留了残疾，有点跛，另外一个跟好人一样。红军营长们走过后，没有转来过。红军的消息，起初还听到一点，过后也听不见了。行军打仗又不是走人户，哪有一定之规。后来，两个红军要走了。问他们走哪方，他们说，先访队伍，转回红军去。实在打听不到的话，就只有先回江西老家。
他们说未走先要帮二嫂家做点活路，要打酒谢大公。我说：“我家不缺人做活路，大公不缺你的酒喝。医好了你们他比喝茅酒还高兴，他的道理我明白。”
那天，我家给他们每人炒了三升炒米，送他们上路，这是家里头早就存积起来的米。我去接了娘家爹来送他们的行。临分手，两个红军流了眼睛水，我们一家也流了眼睛水……
第二年二月间，袁尚文上街赶场，杂货铺的人说，邮政打得有封信给你。他拿起信回家说：“二嫂，江西打信来，一定就是那两个红军。”我们一家人拿起信，车来车去（方言，指翻来覆去）地看，就是找不到一个人念来听。敢找哪个呀？就这样清乡的还不放饶我们哩。想来想去，脑顶皮都磨破了，还是无法。只好狠个心，把信塞进灶孔烧了。从此，同两个红军的关系也就断了。
红军营长托付我家的事，总算有头有尾地办了。不过，我家收留红军，到底还是没有逃脱那些人的爪爪。两个伤兵走了过后，区公所晓得这件事，先是把我们袁尚文两弟兄抓起去，前后关了十七天。我公公爹去躲了。黄少成阴悄悄来报信：“你家要赶紧设法哟！他们明后天就要押到赤水城去收监。收了监，这辈子就莫想再见一面了。”我婆婆妈光晓得哭。我说：“设法？我几娘母设得出啥子法？”他听了，跟着我们唉声叹气。我婆婆妈央他说：“二表叔，帮个大忙嘛！”他说：“你几娘母有力气嘛。这样吧，要是你家答应年年帮我插点秧收点谷，我就去帮你家说说情，看保得出来不。”我忙说：“出点力气做点活路，莫来头嘛，我们答应。就请二表叔把人快保出来。”我婆婆也不愁了，直是说：“二表叔到底是一家人！”黄少成摇头叹气：“试一回吧。拿不准！拿不准！死马当成活马医吧……”起身走了。
第二天，两弟兄转家来了。我们去谢了黄少成，立马帮他家做活路。后来晓得，区公所关了他两弟兄十多天，没啥浇头；红军早去得山远水远的了，上头也懒得再麻烦，就叫我家找保取人。黄少成家人手单薄，缺人做活路，就打了这个鬼主意蒙哄我家。我一家就这样给黄少成打了二十多年短工，一直到解放土改。
土改时候，我婆婆妈过世了，紧接着娘家妈又过世。我去城里头开会，戴的孝都是重起的。我公公爹是解放前就死了的。亲生爹，那个老土医，话到一九六一年，亲眼看到了解放、土改、社会主义……
只可惜那两个红军同志，再也联系不上。连姓甚名谁都搞不清楚。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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