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定了不同区域和城乡人口的居住权力。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户籍是农村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生活，前提是在城市就业并办理暂住证或者居住证。在和工友的交流中触及了居住权这个话题，比如有的工友说：“我是中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居住只要有身份证就应该可以，办暂住证和居住证都是歧视。”本书没有对居住权这一更加宏观的层次进行详细分析，而将居住条件及家庭团圆这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做为重点调研对象。
书中用比较详实的数据和描述介绍了北京、苏州和深圳工友的居住条件。由于绝大部分打工者在城市都是住宿舍或者住出租房，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触及打工者是否在打工所在地拥有住房这个话题。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在城市却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这是大多数打工者最大的苦恼。“有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地方住”是所有工友关心的首要问题。一个工友说：“动物都需要个窝，何况人！”我看到一个工友的飞信签名上说：“真想当一只蜗牛，走到哪儿都有自己的家！”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打工者有这样的感叹：真希望在城市有个家！在这里，家主要指的是住房。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有了住房，那么在城市就有了家了。反过来讲，即使全家所有成员都在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住房，在城市还是没有家。住房和家的这种联系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在一个地方是否拥有住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个地方是否有归属感。当然，住房并不是归属感的全部。本章讲述了杜大哥的故事，他在城市拥有自己的高级公寓，但是他对城市还是没有归属感，也就是说，归属感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决定，这两个层次会互相影响，不同人的体会也会不同。
一、下班之后“不能回家”
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工友告诉我“家在哪里”的时候指的都是老家。下班之后说“回宿舍”和“回租房”，或者说“回去”，几乎不说“回家”。工友每天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每天都“不能回家”。也有的工友告诉我：“在城里都住习惯了，‘回家’反而不习惯了。”这种非常矛盾的叙述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居住的现实状况：打工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在城市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因此不觉得城市有自己的家。
以北京的房价为例，2000年五环地带的商品房价大概平均每平米3000到4000元，到了2010年这个地带的房价涨到了每平米2万元以上。10年的时间涨了7倍。按照打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年不吃不喝在北京也买不到1平米的地方。
在工友的帮助下，我在东莞铨讯厂的一个车间做了一个统计（见表3）。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在这34名员工中，有12名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了房子（占35％），有7名在村子附近的镇上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占21％），有1名在深圳买了房子（占3%），有14名没有自己的房子（占41％）。这个调查佐证了我们的判断，打工者在打工地无法安家。
这样的一个状况绝对不是靠打工者的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的。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地方住是自己个人无能，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住有所居”是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下面要讲三个工友的故事，老赵是重庆某建筑工地的厨师，喻格是重庆一家大型超市的业务员，杜大哥是石匠和工厂老板。老赵常年住在建筑工地，老家的土房子已经40多年了，对于老赵和很多建筑工人来讲，也许就没有考虑过在城市安家的问题。喻格非常精明能干，对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也很透彻，她不像别人那样在老家建房，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现在的出租房不是家，但是她的意志明确：一定要在城市立足。杜大哥是我访谈过的工友中最成功的一个，已经在重庆的高档小区买了单元房，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个下班可以回家的人，但是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着将来要回老家，因为老家才是真正的家。
我盖的房子和我没有关系－和老赵的交流
老赵52岁了，重庆人，妻子47岁。在我访谈的时候，夫妻二人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老赵是厨师，妻子在工地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货。他们有一个儿子，24岁了，大学毕业，现在在北京打工。老赵告诉我：“我是45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的，当时儿子读书需要钱，家里人生病需要钱。老家的房子盖了有40多年了，是土的，上面是瓦。房子应该还可以坚持十几二十年吧。村子里有很多人盖新房了，有60％的人盖了，都是打工挣了钱回去盖的。一般要花六七万，盖两层。
“建筑工地小工日工资八九十，钢筋工、钢木工几百块钱，抹灰的那个两三百块钱。工人都住在活动房里面。几十个人住一个活动房。工人年纪多大的都有，小的三十、二十的都有，二十几岁的少得很，三十、四十岁的人多一些。我们在这里打工，房子盖好了就走，挣了钱就走了，盖的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又买不起这个房子。就是一直给人家盖。我没有什么落差的感觉，买这种房子都是几十万一套，我们又买不起。我打工没有遇到很难的事情。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们出来打工是从老板手里拿钱。如果你上班觉得不好就走好了。我会在外面打工到做不动的时候。”
动物也需要个窝－喻格的故事：
喻格是重庆人，1975年出生，丈夫也是重庆人。他／她们有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夫妻在重庆市打工，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两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喻格告诉我：“重庆这地方消费很高，如果想有自己的房子，对我们打工族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期望。我现在租的这个公寓，是旧房，如果买下来差不多要35万左右。35万！我们可能一生都赚不了那么多钱。有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你怎么计划？！变化来了还不是一场空！像现在的房价，本来计划一年存一万，或者一年存五千，多少年之后可以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房价一涨，什么都泡汤了。
“我们还没有想过在老家盖房子，盖了也是我们老了以后才去住，现在没什么用处。我不羡慕盖了房子的人。不要说在农村老家盖房，就是在镇里面买房我都要考虑一下。不要说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钱，就是手里面有那么多钱，现在叫我用十万二十万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我也不会买。买了有什么用？！在那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我要在这里立足。
“社会不会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改善，它改善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像我们这样的打工族来说，至少要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要考虑我们的工资比不了白领，也许白领买了房子后能够剩下的也不多，但是至少他们用一生的收入能够买到房子，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窝。
“我们打工族不管怎么样，应该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就好比动物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连二手房也买不起。二手房首付的标准不一样，一般付到百分之五十。比如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首付最便宜也要15万。我们这样打工的话，多少年才有15万？！不吃不喝都要好几年。家庭要开支，要吃还喝。住房是最大的问题。”
城里有房老家也有房－杜大哥的故事
这次在重庆，我们先去了重庆洪湖镇坪滩村，找到一些有子女在重庆市打工的家庭做访谈，然后请这些家庭的父母帮助我们和在重庆市打工的子女联系，然后我们在重庆市做对应的访谈。在坪滩村，我们访谈了杜大哥的父亲。当我们从重庆洪湖坪滩村开车回重庆的时候，杜大哥的父亲也上了我们的车。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担心他儿子在重庆不接待我们，还是他想随车去看看儿子。在村子里的时候，我们和他商量要访谈他儿子的时候，他和他儿子是通了电话的。估计那个时候就商量好了。
在我的想象中，我估计我们会去一个城中村或者一个打工者聚居区。到重庆后，我发现我们的车在城市中的一个花园小区里停了下来。面前是一座高档的高层住宅。我心里想也许我们要访谈的杜大爷的儿子在这个楼里干装修吧。车停下后，杜大爷从车后面扛出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的是刚从地里收的新鲜的农产品。杜大爷的儿子从楼里迎出来，从父亲手里接过麻袋，自己扛着。跟随杜大哥我们上了电梯。高档的楼层地面、电梯和我们的麻袋形成鲜明的对比。出了电梯，我们进了一个装修一新的公寓里面。杜大哥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家，因为刚搬进来，家具还没有买齐全。
杜大哥是重庆人，47岁了，初中毕业。在重庆住了10多年了。有两个孩子，儿子24岁，女儿13岁。买了一套高档商品房，全家四口人都住在重庆市区里。杜大哥开了一个厂子，平时妻子照顾着厂子。给儿子买了一辆货车，平时儿子开车送货。女儿上初二，初中三年需要交5800元的赞助费。杜大哥告诉我：“我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务农。24岁才出来，那是1987年，我姑夫带我出来打石头。广西、上海等地方都去过，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出去干的第一个月是9块钱一天，一个月之后就涨到15块。干到后来一天是300元。一年一般有四五个月在外面。我现在还继续打石头，还继续做雕像。比如，做一个雕像的活，用8拓石头，承包下来是12万。2个人10多天可以完成。有的时候14万的活，2个人20多天可以完成。这个手艺要有传承的，不是亲人就不教你。
“我到重庆来以后，我媳妇才过来。我们一起在重庆有12年了。在重庆开了十年的涂料厂。我外出忙的时候，我媳妇照顾厂里的事情。涂料厂没有固定的工人，最多的时候会请两三个工人，一天可以有十多吨的产量。厂房有100多平米的地方。
“我6年前花13.8万买了一套68.9平方米的二手房。那边拆迁了，就补了这套房子，有89.7平方米。现在这个房子价值59万。我将来还是想回农村，在做不动的时候回去。这个房子是给孩子买的，小孩可以在城市。我回去可以多包一点地，搞个鱼塘，钓鱼什么的。我三年前在老家盖了一座房子，花了三万多块钱。我们村子里打工的人回去盖房子的不多。”
杜大哥请我们在家里吃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杜大哥的儿子和女儿也坐在那里。杜大哥的女儿根本不在乎我在和她父亲在说话，她打开电视，因为嫌我们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了她而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她父亲提醒也不听。杜大哥的儿子一直坐在那里吃饭很安静。虽然很希望和杜大哥的孩子们交流一下，但是想到孩子们很可能反感或者逆反，所以我就没有尝试。临走的时候，杜大哥的儿子居然出来送我们，我很欣喜。我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你爸爸给你们买了房子，你们可以安心在城市住下去了吧？”他说：“不行，我将来也要回老家的。”我很诧异：“为什么？”他说：“反正感觉这里不是家，而且房子要给我儿子留着。”我目瞪口呆又不得不笑了：“你想得真长远！”
二、四平米的空间–我们居住的地方
打工者聚居区的生活和工业区的生活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打工者聚居区，虽然打工者的生活仍然简单、生活条件仍然简陋，但是很多打工者可以全家团聚。在工业区，工人好像是机器和厂方的一部分，很少有家庭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
打工者聚居区北京皮村的生活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地处北京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毗邻温榆河，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1万多人。根据皮村社区工会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120家，工厂雇用的工人从4人到200多人不等，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有大约17人，这样统计下来大概有2000人在皮村的工厂上班。当然居住在皮村的打工者也有很多每天去附近和城里上班的。村里有两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有近千名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就学。
根据《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29，在北京皮村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6平米（见表4）。有一些家庭，即使有3到4个孩子在一起居住，住房的面积也就是10多平米。很多家庭因为住房和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
由于工作和居住地都不是很稳定，再加上居住空间小和经济条件差，几乎所有打工者家庭的家居条件都不是很好，其中一个表现是家具非常少而且很简单。通过对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统计估算，一个家庭所有家具电器加起来财产价值也就是平均360元左右（见表5）。
所有皮村的打工者都是租当地居民的房子住，一般都是租一个小房间，基本没有配套设施。有的有水龙头在外面，有的可以有空间摆个灶台在门口做饭，而有的就只能在屋里做饭。冬天要自己升炉子烧煤取暖。皮村的公共厕所还算方便和卫生，也有三个私人开的澡堂。
房租也不便宜，在2009年一个10多平米的小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120元。2011年皮村周边的村子都已经被拆掉了，很多周边的工友搬到了皮村，所以房价飞涨，出租屋房价已经涨了一、两倍了。
新工人艺术团2007年出品的第二张专辑唱片《为劳动者歌唱》中的一首歌曲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像皮村这样的打工者聚居区的生活现状，在这里和读者分享：
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
词曲：许多
在这城市现代化的公寓别墅的旁边
有着许多裸露着砖墙的矮矮的村庄
村里住着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大伙来到这里求个发展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
大伙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
大伙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
然后就去勇敢面对生活的艰辛
哎！
村里的路弯弯曲曲，显得有些脏
不管刮风下雨，老乡们总会在路旁卖菜
河南的烩面、陕西的凉皮、杭州的小笼包
大伙在这吃着家乡的东西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
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老乡们
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
哎！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不曾失去方向
我们挣来房租住在这矮矮的村庄
旁边是老乡们建的立交桥和洋房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力量——
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
深圳和苏州工友在工厂宿舍的居住状况
宿舍的居住面积很小，在苏州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平方米（见表6），在深圳是2.6平方米。
宿舍是没有窗帘的。如果睡在窗前，一大早阳光照进来就很难入睡了。宿舍的生活设备是很简陋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生活设备。很多宿舍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没有地方放钱，有的工厂宿舍甚至没有电源插座。
在宿舍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冲凉很不方便。在深圳一个工友说：“冬天很冷了，晚上超过10点钟就没有热水了，加班到10点以后下班就麻烦了。我们要去饭堂旁边那里去提热水。有的女孩子住六楼七楼，提不动热水上楼。夏天天气热的时候，热水开到晚上12点。”
在宿舍里很吵休息不好。大家上班时间不同，互相干扰，无法好好休息，更没有安静的环境看书学习了。在宿舍住的人很多，早上要排队洗漱。在宿舍偷盗现象严重，一个工友说，他们上夜班回来白天睡觉，有人午后进来把宿舍里三个人的手机都偷了。另一个工友说，他们厂子有一个晚上16间宿舍被偷。
宿舍不属于私人空间，不允许带朋友进来。
深圳和苏州在厂外租房的居住状况
和住工厂宿舍相比，居住面积并没有明显改善。在苏州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5.8平方米（见表6），比在宿舍居住多了约2平方米。
在苏州，8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房租要在200到300元之间。平均来看，如果在外面租房，20％左右的收入要用来支付房租。
如果住在老房子里，没有防盗门也没有管理人员，很不安全，有的工友下班回家发现屋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晾的衣服也会被偷走，放在外面的鞋也会被偷走。
生活设施很不方便。大多数民房都是使用公用卫生间，7户到10多户公用一个厕所和冲凉的地方。在深圳看到这样的情况，几户或者十几户共用一个厨房空间，一家一个水龙头和水表。为了防止别人偷水，每家都把自己的水龙头锁起来。
有的工友反映，房间之间是用木板或者石膏板隔起来的，隔壁很小的动静都可以听到。有的房间里面光线很差，白天在房间里都需要开灯。
当然，在外面租房子的好处是有了一些自由，有私人的空间，朋友来了方便，可以自己做饭。
说明：吴哥住的出租屋的门锁很不安全，前几天刚刚被撬开了，稍微值钱一点儿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屋里非常狭小，也没有厨房，只好在楼道里做饭。2009年6月6日那天和吴哥约好他下班后我们聊天，他下班的时候我正在访谈另一个工友，他就等我了一个多小时。我对他表示了特别的感谢，但是他反过来感谢我，说：“我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很感动。访谈以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去他住的地方拍几张照片。我知道工友住的地方大都非常简陋，经常担心这个要求让工友尴尬。结果吴哥非常支持。他说：“你别担心，我理解。”在访谈过程中这种互相理解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说明：吴哥和妻子一起在东莞打工。住的出租屋很狭小，只能放一张双层的单人床。上床放杂物，夫妻两个人就睡在下床。我是晚上9点多到吴哥的出租屋的，吴哥的妻子还没有下班。我了解到，吴哥有两个女儿，都在老家由妻子的妹妹照顾。提起女儿们，吴哥眼睛发亮，他说，孩子们非常懂事，学习成绩很好。
苏州集宿区的情况
（这一部分的内容由苏州工友家园的全桂荣撰写）
在苏州这边，打工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基本上是分开的，工厂提供住宿的比较少，也就是说工厂宿舍较少，有些大公司如佳能会建宿舍楼让员工居住，或者去承包一幢集宿楼给员工入住，但员工基本上还是得自己付房租。企业为了方便工人上下班，会请一些出租公司的大巴定点接送工人，只是车费还是得工人自己出。企业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大巴也不仅局限在集宿区，在员工入住较多的农村、城中村、住宅小区都会有定点线路的大巴。
集宿楼，顾名思义，就是集体宿舍楼，又俗称打工楼。苏州2005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指出集宿区的建设方针：“各市、区在外来人员集聚区域都要按规定和程序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员集宿区”、“集宿区建设由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实施，以土地政策为原则，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可由政府投资建设、可由用工单位出资建设、可吸纳民资建设、可租用闲置厂房改建、可采取农民资金入股等多渠道形式建设。”可见集宿楼是以商业化方式运作的。
集宿区有大有小。小的只能住两三百人，大的能住六千以至万人，这样的集宿区就一般有五六幢集宿楼了。大集宿区里的楼大都每幢5至6层，每层有20到30个房间不等（每层楼的分布是中间一条过道，两边是房间），每个房间一般住6到11个人（普遍是8人）。算上晾衣服的小阳台房间面积大都在35平方米左右，有4张上下铺架子床，每张床位有一个小衣柜，有一个卫生间可供上厕所和淋浴（也有些厕所和淋浴间是分开的）。集宿楼可以说只要付钱，有空位，谁都可以进去住，每个床位短期住是每天10元，长期住是每月100元左右，都要自带铺盖。
有了对象或者有家室的人基本上是不会住在集宿楼的，可以说目前集宿楼不论其他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配套设施如何完善，都只适合于单身的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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