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农村

    打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打工群体，已经无法回归农村。这样的一个现实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首先，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所以小农户的农业收入微薄；其次，城市就业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城市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甚至大大高于小农户全年的收入；第三，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决定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同时也决定了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打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上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

    根本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途径的确是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带来城市和工业繁荣的同时却导致了农村的没落。农村户籍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去打工了，农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这样的现实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危机，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能没有自己强大的农业生产。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应对移民工城市化的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新农村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减少农村人口也许有利于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导致农村建设没有劳力和人才。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所掳获了，我们不希望看到农村和土地最后也被资本所掳获。

    为了应付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现状的不乐观，打工者采取了两个对策：一个是“营造退路”，一个是“自我麻痹”，这两个对策是相关的。“营造退路”就是在老家盖房或者买房，“自我麻痹”就是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老家。问题是，当退路最后被证明不是出路的时候怎么办，问题是我们可以麻痹自己几年甚至十年，但是不能麻痹自己一辈子。打工者虽然无法回归农村也不想回归农村，但是因为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最后很多打工者还是把“物质的家”（房子）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我们2亿多的打工群体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是想象中老了以后才能回去的地方（养老院）。这样的一种分裂不仅造成生活不在当下的精神痛苦，而且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很多打工者用一辈子的血汗只是为自己建设了一个回不去的“养老院”。

    很多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了就可以回老家了。首先，不知道打工者这一辈子能不能挣到足够可以养老的钱；其次，等打工者有一天回到老家的时候这个老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哪？还能生存下去吗？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我所看到的农村正在衰败：

    *农村的人口在减少，而且减少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是正在失去劳动能力和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

    *农业生态系统正在逐渐瓦解，人们使用过量的化肥和农药，人们没有体力或者没有动力施用农家肥了，在有些地方，比如河南的有的村子，农业生产作物单一而且不再从事家庭畜牧业生产了；

    *农业基础设施从建设到管理都有很大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由于引水设施无法使用，农户无法继续耕种水田，有的季节连干净的饮用水也喝不到；

    *从农村基层组织来看，中国只给了农民村民自治的法律，但是没有给落实法律的空间，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很难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从村民自治到行政管理这两个层面往往都是缺失的，就算不缺失也只起到勉强的维持作用，很少起到建设的作用。

    一、所调查的五个村子概括

    下面是该调研中去过的5个村子的简单介绍。这些总结是通过询问村里不同的人然后把信息收集到一起得到的。如果在村里找到了村长和干部，那么所了解的信息就完整一些。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简介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有400多户人家，1800多人，劳动力有800多，学生大概有近600人。去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只靠农业生产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在北大段村，土地每5年一调整，2010年又该调整了。

    全村的耕地面积有2200亩，一个人只有1亩地。这里是一片大平原，农作物种植的品种单一，就是玉米和小麦。作物的产量很好，一亩地一种作物能产1100斤左右。

    有200亩地是大队的，每一组里面还有20多亩机动地，承包给村民，这个承包费用来管理水库和维修什么的。改革开放以后再没有集体经济了。集体经营无法维持，就都卖给个人的了。变压器是国家的。唯一集体的东西就是灌溉设备，包括水泵和机井。

    现在村子里和周边都没有工厂和企业了。96年的时候有个化工厂，是集体的，2001年就关了。1985年的时候村子里还有地毯厂、绣花厂和面粉厂，都是集体的，1990年以后就都没有了。后来有两家私人开的搅拌饲料的厂子，开了四五年，生意不好，1999年也关了。现在就有一个私人的加工米面的作坊，就是加工玉米，弄成玉米丝，做早上吃的稀饭。

    村子里有一所学校，有10个老师，也就有50多个学生，现在条件好的就去县城读书了。还有一个私人幼儿园，娘俩开的，女儿是学幼师的。到了初中，家长就送孩子去镇上或者县城去念初中了。也有和父母去打工地念书的，但是这样在少数。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简介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一共有670户左右，有人口2361人。以前是三个村子，现在合并成一个村了。整个村的面积有14.5平方公里。最高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现在整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人数的50%左右，可能有一千多人外出打工。80%的外出打工者的小孩在家里，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的。田地通常由家里的老人种，或者是送给别人种。

    可耕地面种有大约2700亩，水田大概60亩，荒地大概有400亩。一般一个人大约有一亩地。山区没有办法用机械耕作，地理条件太差，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都是山坡。田地里一般种的都是玉米、土豆、红薯、黄豆、油菜和大米。种的最多的是红薯和玉米，因为要用来喂猪。大米比较少，因为大都没有水田。种的大米大部份是自己吃，也有卖的。卖的主要是大米和土豆。现在吃玉米的比较少，一般的家庭都会买米吃。以前的时候没钱去买米，就天天吃玉米。现在很少人吃玉米。以前的经济收入全是靠养猪，有的家庭可能会养七八头或者是十来头猪，现在最多也就养四头左右。主要因为养猪赚不了钱，而且成本高，加上粮食和人工，根本就不划算，再加上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所以就没有再养那么多猪了。

    电是国家给钱装的，电费是由供电所来收。村里有一部分公路是由国土局出钱修的，最开始是为了方便种烤烟，但是由于烟草局觉得这里种的烟草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标准，所以将烤烟的计划取消了，路就没有都修好。后来全是自己村里的人集资继续修的，现在还欠四万多元。饮用水方面：正在准备建一个水库，这样大家就可以吃上比较干净的水了。

    农民之间合作的比较少。建房也是给人家钱，以前的时候是可以请人帮忙，做农活也是你帮我我帮你，但现在都是给钱。在山区，农业合作有一些困难，因为每家的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村里有贫富之分，合作起来也有一些麻烦。而且，现在村里就只有老人和小孩，合作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

    村里的学校一共只有二十几个学生，一个小学班和一个学前班。大部份的小孩都到镇上去读书，一年交点书费，大约几十元就够了。镇上的幼儿园就贵一点，一学期要交260元。村里的学校一直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因为小孩太少了，镇上一直想把村里的学校拆散，村干部不同意，因为觉得有的孩子太小了，去镇上读书不方便。2011年2月学校终于解散了。

    村里有医生，但是不住在村里，这些医生开的诊所都是私营的，一般他们自己开药店。现在有农村医疗保险，是自愿买的，村里有80%的人都有买医疗保险。

    村里的山本来有林业员，但是林业员管不了，一般只有村里的干部才管得了。

    村干部有4人，村书记、村会计、村支书和计生协助员。村干部每三年选举一次，今年就要换届了，很快就要选举了。村书记先由村民投票，再由村支部和所有党员投票。村支书是由全体村民投票。村里的日常、政策宣传等都是由村干部负责。村里也会经常开会。一年有五六次大的会议，每个村的自然队召开会议，村民大多会参加。现在调整后有8个生产队，原来有23个生产队。现在全村有约40个党员，如果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就会召开党员大会。以前种多少烟草有指标，去年前年都有，有大约200亩的指标，有的家庭可以收入上万元。这些就需要村干部去安排和协调。有时需要种一些新的作物，村里会开会讨论。

    村书记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来国家的一个水电站，水电站搬走了，就由村书记买下来住，房子装修好了以后村里开会也在这里。如果要想办电站还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投资七八十万才可以。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简介

    坪滩村有987户，3026人，其中1340人左右外出打工；有耕地面积2500亩，平均每人八分多地。有一半多的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家里，有三四百个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地去了。

    土地有很多撂荒的现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平均每人0.6亩田田，0.4亩旱地。1981年包产到户之后“有生则增，有死则减”，但是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4组简介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四组有约80户人家，有约300人。三分之一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大多去广东了，也有去贵州和重庆的。大概有一半的人家里有出外打工的父母留下来的孩子。有的留下一两个，还有留三个的。村里的孩子都在镇里上小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早餐、晚餐在家里吃。村上小学的教室都还在，就是没有老师和学生了，全是空的。学校是八几年的时候盖的，花了20多万，现在就废弃了。

    土地在2000年调整过一次，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半亩田半亩地。

    村子附近没有什么企业。只有一个砖厂，那里有80多个工人；夏天时有一个麻绳厂，附近也有人去那打工。

    村子里虽然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但是打工在外的村里人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子，最少的花3万4万，最多的花20多万。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简介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有765户，3200人，其中850人外出打工。有17个村民组，有4500亩土地，其中田大约有2000亩。现在村里就剩老人和孩子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将来这些年轻人老了有的会回到村子里，有的就留在外面了。据村长估计，这两种可能性的人数基本上一半一半。据村长了解，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中有1/3的人现在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有200多人吧。惠民村有50多户人在贵阳，其中有20多家人在贵阳已经买房子了。

    村里有一个中心小学，设置一到六年级，还有一个学前班。中心小学有教师30个左右，大约有250个学生。还有一个教学点，有一位老师十几位学生。据了解，学生中有一半的父母外出打工，都是靠爷爷奶奶带着。

    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很多人家把土地租给大户种植烟草或者蔬菜，2010年的租金是500元一亩。

    二、农业人口正在大幅度减少

    农村人口的减少应该对缓解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压力有好处，但是当移民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也就是说出去的都是青壮年而留下的都是老年人的时候，农村和农业就会衰败。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减少的状况：

    *村庄在消失：在山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迁移出去后，有的小的自然村已经消失了；

    *去农业化：从河南和重庆两个家庭三辈人的生活地和就业情况来看，80后和90后没有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这种去农业化的现象必然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

    *老人无人照顾：农村只剩下老年人和孩子，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有的老年人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是却仍需要照顾自己的生活；

    *旧房“人去瓦破”、新房“人去楼空”。

    村庄在消失

    在东莞访谈的12位工友的老家在重庆奉节县。这里就拿奉节县的两个村子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当地的影响。在奉节县吐祥镇的齐玲村，陈树山一个人在家里养牛，妻子和儿子在东莞打工，山上现在只有他这一户人家了。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一位农民反映，他家旁边的一个自然村原来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

    山上只有一家人了－陈树山在山上养牛

    在东莞访谈了王开香和陈赢连，王开香是陈赢连的妈妈，她有43岁了，在东莞打工，陈赢连23岁，也在东莞打工。王开香的丈夫陈树山在老家的山里种田养牛。王开香的老家在奉节县吐祥镇齐玲村。他／她们家住在山上。山地已经承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因为住在山上的人家或者出去打工了，或者搬到山下了，现在山都没人管了。陈树山从2007年开始养牛，现在已经养到20多头了。

    当我听到和看到陈树山养牛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觉得从这个例子中看到了好的趋势：山上人口减少，一户人家可以使用的草场面积足够大，可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当问陈树山未来10年的打算的时候，他说：“十年后可能还是会继续养牛，二十年之后可能就没有力气了，但是只要动得了还是会继续养牛的。”但是，在后续调查中，我就无法确定这个好的案例是否会延续下去了。儿子的婚姻当然是王开香和陈树山的头等大事，但是每次提亲，女方的头一个条件就是：需要镇上有房子，否则免谈。现在夫妇俩商量想把牛卖了给儿子在镇上买房子，一头牛可以卖1万元左右吧。儿子不同意，儿子说：首先，自己将来肯定不会回到镇上去住，所以买房子是浪费；其次，不想这么早成家，觉得受约束。

    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宋金英反映的情况

    在东莞访谈了王开新（父亲），王福连（儿子）和何玉清（儿媳妇），他／她们都在东莞打工，老家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母亲宋金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5岁的孙子。宋金英54岁了，没上过学。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就是王福连。丈夫2010年春节后开始在东莞打工，做清洁工。说到村子以后会是什么样，她说：“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房子已经倒塌了，他们如果挣到钱了就会离开这个村子了。如果村里人多一些当然最好了，但是别人通常不会来，交通也不方便。有钱的人都会选择将房子建在镇上，或者是城市，人们只会往方便的地方去住。”

    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王振海反映的情况

    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的时候访谈了王振海夫妇，王振海69岁了，他老伴68岁，两人都没有上过学。有三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女儿39岁，大儿子37岁，二儿子35岁。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7岁了。说到村子的未来时，他说：“以后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年纪大的会死，年轻的又不想回来这里住。我们旁边的村子（自然村），以前有上百人，可是现在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

    去农业化的“家谱”

    在这一小节对两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形成了两个相对完整的“家谱”。

    赵大哥来自重庆，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也许是因为计划生育进行得好吧，6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也许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吧，6个家庭的唯一的孩子都是男孩。

    孙福贵来自河南，家里有7个兄弟姊妹，这些家庭中凡是结婚有孩子的，都生了不只一个孩子，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性别比例没有失常。

    两个家庭都有明显的强烈的城市移民的趋势。20岁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个务农的。我和赵大哥的儿子聊天，他24岁，他告诉我，他的初中和高中同学没有一个在农村的，而且他也不认为他的任何一个同学将来会成为农民。

    赵大哥家“家谱”

    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赵大哥，他是工地上的厨师，约好了在他做两顿饭的间隙见个面聊聊天。赵大嫂也在，在工地上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东西。赵大哥告诉我：“我52岁了，初中毕业；我爱人47岁了，小学毕业。我45岁以前都是在老家，种地也做杀猪的生意。2003年开始外出打工，家里经济实在太困难就只好出来了。

    “最初的时候是在重庆青木关摩托车配件厂做。工作了一年。那个时候工资不高，七八百。工作时间八小时。我觉得工资低就走了。后来就一直在工地做饭了。现在月薪是一千八。

    老家在重庆巴南区的一个村子里。老家还有爸爸妈妈，都73岁了。他们年纪大了，不种地了，种点小菜吃。兄弟姊妹有6个。我是老大。兄弟姊妹大都在重庆打工。

    大妹妹52岁，在打工，大妹夫在皮鞋厂打工。有一个儿子，25岁了，在广东打工。

    大弟弟47岁，做建筑，做小工，弟妹在做库管。有一个儿子，22岁了，当过兵，当兵回来又在水电学校读书了。

    二弟也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二妹妹40多岁，在老家，二妹夫在做零工。有一个儿子，刚大学毕业。

    三妹43岁，在老家，三妹夫在外面打工，做衣服。有一个儿子，15岁了，在读初中。

    小妹41岁，在家种地，四妹夫在摩托车配件厂干。有一个儿子，18岁了，初中毕业出来打工，在重庆的一个摩托车配件厂。”

    孙福贵家“家谱”

    孙福贵1968年出生，河南焦作人。有两个孩子，儿子18岁了，女儿20岁了，都在北京打工。老母亲83岁了，在老家。2000年之前在家乡附近的黑砖窑干过很多年，主要是做机器的维修，也在陕西的砖窑干过维修，在山西一个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北京做锻造。他告诉我：

    “我大哥58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在村子里生活。

    “我二哥54岁，很大年纪才结婚，我嫂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儿媳妇在家里面带孩子。大儿子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

    “我三哥46岁了，是单身，一直在老家照顾我老母亲，种地为生。

    “我四哥44岁，在北京做保安，我四嫂也在北京。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19岁，在河南修武县打工；二儿子17岁，上高二；小女儿5岁（抱养的）。

    “我大姐56岁了，和丈夫在老家镇上开五金店。他们有3个孩子。大女儿30岁，在老家镇上开发区的一个大厂子里（大用公司）打工，女婿在河南新乡打工，他们有一个7岁的儿子；二女儿27岁，在县城做生意，女婿是船员，工作半年休息半年，他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一个2岁的女儿；儿子25岁，和父母在县城的五金店里工作，他有2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

    “我二姐51岁了，在村里务农，姐夫在山西做木工。他们有4个孩子，大女儿22岁，在北京上大学；二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北京的一个体检中心工作；三女儿在县城上高中；小儿子在读小学。

    “我小妹39岁了，在村里务农，妹夫在山西的砖厂烧火。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6岁。”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快速的，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很多人要承担代价。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在承担着沉重的发展代价。她／他们在维持着农业生产，她／他们抚养了自己的儿女又在抚养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现在的问题是，她／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谁来照顾和抚养她／他们哪？

    过去流行说农村只剩下“三八”“六一”部队了，意思是只剩下妇女儿童了。现在青壮年妇女也已经很少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在我调查的这几个村子里，只在河南的北大段村里遇到中年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其他地方男女青壮年都出去了。

    78岁的王明超－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2010年11月我在新民镇和农户交流。见到王明超的时候，他正在和另一位老人一起坐在屋外晒太阳，两位老人都是孤身一人，身边都没有亲人和孩子照顾。我当时很“天真”地问，村里既然孤寡老人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大家组织起来也可以互相照顾。老人说：“但是不能一天不回家呀，家里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不照应也不行呀。”老人告诉我：

    “我78岁了。老伴去世7年了。我现在只种了一点点地，大部分承包给别人种了。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女儿46岁了，在农村老家生活。女儿的一个儿子今年西南大学刚毕业。

    “大儿子47岁，在贵阳打工，帮别人卖货，就住在那商店里。他有一个女儿20岁。大儿子经常回来，就是看我，没有别的事。从贵阳回来单程车费是50元。他每次回来给我二三百块钱。

    “小儿子40岁，单身，在浙江打工，不知道他做什么，几年没有打电话了。大儿子的女儿，还有女儿的孩子会打电话回来。有一次我女儿的孩子给她叔叔打电话说，你给爷爷拿点儿钱吧，爷爷没有钱花。小儿子回答，他赚的钱都不够自己花。

    “现在的收入就来自出租地的钱。家里有五个人的地，租出去换点钱，然后就是粮种的补贴。出租4亩地，每亩500元，一年有两千块钱的收入。

    “身体还可以，就是小病，感冒这样的。如果有事情，打电话大儿子就回来。”

    62岁的张婆婆－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我是在2010年的9月去斑竹村和农户交流的。我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遇到了张婆婆。她挑了一点儿面粉在小卖店换挂面。张婆婆告诉我：“我62岁了，解放那一年生的。现在家里是四个人。儿子（34岁）、儿媳（36岁）还有一个孙女。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儿子做建筑，砌砖，媳妇在电子厂。孙女10岁了，和我在一起，读4年级。我还有一个女儿，22岁，出嫁了。

    “我现在住的房子三十多年了，是泥巴墙的。

    “家里有4个人的田地，两亩田，两亩地。没有水牛。养了两只鸡。

    “儿子儿媳五年没有回来过了，就看今年能不能回来。现在一两个月打一次电话，以前是几年都不打。

    “我身体不好，但是即使自己病了，还是要自己去做事情，还是要做农活要照顾孙女。我有胃病和风湿。”

    68岁的王振涛－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王振涛68岁，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他这样描述现在的生活：“我以前是工人，所以现在每个月有一点点补贴，大约三百元左右，是由民政局补的。现在种了三个人的田地，加在一起有两三亩。喂了一头猪，没有养其他的牲畜，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

    “一年的收入主要是自己的民政补贴和女儿们寄的钱，开销主要是买化肥和种子、农药之类的，一年需要五六百元。在家的全是老人，所以都只能自己种，别人都没法帮忙。以前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可是现在都是老人，所以只能靠自己。化肥主要是车运到村里，给钱就可以了。

    “儿子在广东读了一个技校，读一年之后，就在广东上班了。现在出去三年多了，一直没有回来过。儿子从来没有寄过钱回来，两个女儿一年会寄两百元左右。

    “二女儿93年出去打工的，出去十几年就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她母亲去世，还有就是上个月因为在镇上买房回来过一次。二女儿希望我过完年之后去广东那里，叫我不要再种地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不管去还是不去，以后可能都不会种地了，因为年纪也大了。村里的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不在一起。太辛苦。”

    人去房空

    在我走访的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里都看到了空房的现象。有的房子是人去楼空、屋残瓦破；有的房子还偶尔有人照看，还很残破的样子；有的是新房子，但是或者上着锁，或者只有老人和孩子住在里面。

    家里的沙发成了老鼠窝了－和薛淑兰聊天

    薛淑兰是河南焦作人，1975年出生。丈夫去世了，现在自己带儿子在北京生活，儿子刚上了初中。自从丈夫去世以后，淑兰就很少回老家了，因为希望远离伤心地和是非地。我是在北京采访的她，说起老家的房子，她告诉我：“我们家堂屋两间，东屋三间，旁屋两间，房子挺多的。我们家地震过一次，就是去年（2009年），大梁原来就裂个缝，地震后裂缝更大了，找我们叔叔去弄了一下，要不房子该塌了。我娘家的父母离我家不是很远，骑电动车20多分钟就到了。有一次，我父母去我那空房子，发现院子里面草长得很高，一开门出来个黄鼠狼。我妈妈说，房子没人住就不成样子了。进屋里一看，老鼠在沙发下面弄成窝了。我妈妈说这不行，得管管。现在隔三差五就过去。我们这次春节（2010年初）回去，家里弄得可干净了。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水管裂了，沙发都发霉了－和孙福贵回家

    孙福贵是河南焦作人，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有两个孩子，儿子18岁，女儿20岁。在我做访谈的时候，他、他妻子和女儿都在北京打工，儿子本来在北京打工，当时刚回到老家。孙福贵初中毕业以后先在姐姐家的五金店做学徒，后来在家附近的砖窑上做机器维修；2000年以后到外地打工，在陕西的砖窑上做过维修，在山西的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北京做锻造的工作。在北京和孙福贵做过几次访谈后，孙福贵同意带我们回老家看看。2010年8月，我们来到了孙福贵的老家，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路上都很顺利，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孙福贵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无法请我们到屋里做客。一进院子，发现院子里都是水，原来院子中央的水管裂了。进屋以后，屋子里都是发霉的味道，沙发都发霉了，我们无法入座。找来几个小板凳坐下，结果大批的蚊子来袭。最后我们只好出来了，到孙福贵83岁的老母亲家去落座。他告诉我：“我99年盖的房子。我其余几个哥哥的房子都是家里给盖的，我的房子是我自己盖的。我就是这个命运吧，自己要自理。

    “我们村子宅基很少，不是那么容易批。有了这片地，将来就是去盖它，也有地方盖。没有了去哪盖？再去买就不容易了。我申请宅基地申请了6年，一直下不来。我那个组的组长不签字。后来我抢占了现在的这个宅基地。

    “现在在农村盖房的话就要十几万，我一个同学说：‘这样花，还不如到县城去买房子。’现在考虑考虑，农村为什么要盖房子？在外面住为什么要在家里盖？要有一个归宿啊。我村里有一个人，乱七八糟的不好好干，没钱花了，就把他在老家的房子卖掉了，卖掉以后现在回来了怎么办？卖掉了，钱很容易花掉的，等回来了再去买，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如果城市里容得下我们的话，就会在城市里；如果容不下我们的话，还是回老家安逸一些，有保障，有土地。”

    三、农业生态系统正在瓦解

    由老人经营的农业必然是“夕阳农业”，我走访的多位老人告诉我：他／她们年纪大了，干农活力不从心了，比如，没有力气挑农家肥所以就放弃继续施用农家肥，没有力气种榨油的油菜了等。但是下面河南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导致农业瓦解的原因还包括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当家庭其他成员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没有动力花费大的力气投入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在河南这主要表现在大量施用化肥，不使用农家肥，作物品种单一，不再从事畜牧业生产等。

    不再养猪了－在河南省的北大段村

    2010年8月份去了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北大段有400多户，1800多人。村民估计，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在农户家访谈的时候，根据以前在农村调查的经验，我很自然地会问家里养了几头猪，让我很吃惊的是这里已经很少有农户养猪了。不养猪就意味着不再施用农家肥了。单一的作物种植，又不施用任何农家肥，这样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

    海云家的情况

    海云家有5口人。她42岁了，小学毕业，在家里种地照顾家；丈夫40岁，初中毕业，在外面做建筑工；公公63岁；大儿子17岁，上到初一就不继续读了，现在在北京打工，搞建筑；小儿子14岁，在镇上念初中。她告诉我：“家里有五亩地，种玉米、小麦、还有一点儿花生。没有种菜。没有养牲畜。以前喂过猪，喂了十几个，后来也喂过七八个。现在不喂了。饲料也贵，喂了长大了市场又不好。家里面的农田都是我一个人种。收麦子的时候用机器，收玉米的时候就自己掰。种的时候有的时候用机器，有的时候人工。玉米都是卖，小麦就是自己吃。平时需要买点大米和菜。”

    孙二哥家的情况

    孙二哥54岁。因为家里兄弟多生活困难，所以很大年纪才结婚，妻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儿媳妇在家里面带孩子。大儿子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他告诉我：“地里种玉米和小麦，不种任何其他的经济作物。玉米收了以后种小麦，一年收一季玉米，收一季小麦。玉米都是播种机种的。不养牲畜，以前养过，后面就不养了，没有时间。以前养猪，8年前吧。养少不行，养多了容易生病。生了病也不知道用什么药。”

    不再施农家肥了－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以前在农村养猪的用处是多方面的：一是过春节要杀猪，还可以把猪肉处理好以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吃；二是现金收入的来源；三是可以积肥。在河南的北大段村，农户几乎不养猪了，但是在我访问的四川和贵州的村子里，很多农户还是养猪的，但是养猪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养猪主要是为了现金收入了，过年杀猪的功能已经淡化，也不再施用农家肥。在我访谈的农户中，没有一户施用农家肥的。农户都知道施用化肥会造成地力下降，但是由于留在农村的都是年纪较大甚至是年纪很大的人，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眼看着土质下降－王文贤的话

    王文贤和老伴都58岁，都没有上完小学。大儿子37岁，初中毕业，现在在镇上自谋职业。女儿30岁，在东莞打工。今年（2010年）种了3亩玉米，套种的红薯；8分地的辣椒；还有1亩2分的谷子。他告诉我们：“今年没有种菜籽，年龄大了，种不下来了，挑不动。现在种地都用化肥了，前几年都用农家肥的，前几年挑也快，现在不行了。用化肥以后能看出来土质下降，但是挑不动也没办法，只能让它下降。”

    老人在勉强维持着农业生产－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我2010年去了河南、四川、重庆和贵州的农村，在农户访谈中发现，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纪都很大。在我接触的农户中，没有发现40岁以下的农民。70岁以上还在维持着农业生产的老人也不在少数。

    宋金英家的情况

    宋金英54岁，没上过学。老伴57岁，也没有上过学。她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在东莞打工。丈夫也于今年（2010年）春节时到广东打工，做清洁工。她一个人在老家照看5岁的孙子。她说：“现在水田没有种，经常腰痛得厉害，所以水田给别人种了，别人不给任何粮食。自己种了点地，主要是种的玉米（一年可以收1000斤）、土豆（1000多斤）、红薯（3000斤）和黄豆（几十斤），所收的粮食一直都没有卖，全是自己吃或者是给猪吃。去年种过油菜，收了90多斤菜籽，榨油有三十多斤，今年太累了，所以就没种了。水田从去年开始就给人家种，现在吃的米都是以前种的剩下来的。喂了几只鸡和两只鸭，没钱用，就把鸭子卖了，一只25元，刚卖了小孩就生病，又给他拿药了。

    “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回来吃午饭。下雨也会去地里干活，下雨的时候就披着塑料胶纸干活。一般农历的五月是农忙时，六、七月份就主要收土豆，九、十月就主要收红薯，现在就主要收一些黄豆。冬天就没什么事情了。我今年自己在家还玩了些，因为我早早就安排把应该收的都收了，其实如果不生病的话，这些农活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所以他（丈夫）在家的时候我们不合，主要他不着急，做事慢吞吞的。”

    王振海家的情况

    王振海69岁，老伴68岁，两人都没有上过学。有三个孩子，女儿39岁，大儿子37岁，二儿子35岁。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都在外面打工。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7岁了。他描述了一下家里农业生产的情况：“今天（2010年11月21日）由于一整天都在地里收黄豆，从早上吃了早饭就一直没回家吃饭，现在天黑了才回家煮饭吃。

    “我们种着4个人的田地，具体也不晓得有多少。修公路占了很多的地，但是没有任何补偿。远的地都荒了。田可能有一两亩，地差不多四亩左右。种的粮食除了吃的，卖的钱根本就不够开销。小猪仔也需要本钱，几个小猪就需要一千多元。生活开支没个底。油是自己家种的油菜自己榨油。不过今年很少有人种，太辛苦了。平时做饭也会烧柴，只是现在年纪大了，砍柴比较吃力。也需要烧煤，一年差不多需要一千多元买煤，主要是冬天烤火时烧煤。

    “年龄大了，有时会有一些病痛，一个月可能需要两百元左右，其实主要是医疗方面需要钱，比如上次牙痛就花了六七十元钱。”

    四、土地制度的困境

    耕地对中国非常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都需要吃粮食和吃肉。耕地对打工者还重要吗？一个人如果不再种地了，那么耕地应该不重要了吧。耕地也许对打工者不再重要了，但是农村的土地还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打工者从名义上不能放弃土地，但是从行动上已经放弃农业了。

    在武汉我和一位来自湖北农村当过村长的工友老陆聊天，我问他的看法，他说了两点：

    *“土地一定要继续保持集体所有，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二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土地调整以保证土地公平和合理的使用；

    *“农村土地未来只有规模化经营才有出路，但是一定不能让老板买了土地。不过这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给地主打工去了。”

    在河南的北大段村，每5年调整一次土地，这是我去年调查中发现的唯一一个还进行定期土地调整的地方。在贵州的新民村，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也就是说80后都没有土地；在四川的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在重庆的坪滩村，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也就是说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这说明很多打工者即使在老家有住的地方，但是也不一定有土地。住在农村但是不种地，乡镇的就业市场又很狭小，看来打工者如果真的有一天回到自己建设的养老院也一定是在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但是那时候就需要被人照顾了，而谁可以照顾这些人哪？现在80后的父母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留在农村甚至照顾着孙子孙女。但是不久的将来谁来照顾这些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80后的在农村的父母？同样，等到80后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回农村吗？如果回去谁来照顾他们呢？

    在重庆的坪滩村，我遇到了在那里建设生态农场的朱老师。朱老师的想法是，先从农民那里租一些土地过来，进行生态农业的技术示范，然后带动村民加入到生态农业中来。朱老师负责联系来自重庆的客户订购生态蔬菜和其他农产品。2010年在坪滩村见到朱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有20多位客户订购她们的产品，问题是供不应求。这个案例让我看到一种希望。但是后续的访谈和跟踪了解也让我看到了这中间的问题和挑战。朱老师告诉我，技术示范和农户参与都步履艰难，而且农场的管理也存在问题，需要一位可以扎根农村的人，最好是当地的能人来带领，她当时告诉我她正在和一位深得大家信任的原来的小队长商量，看他是否愿意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

    总之，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挑战巨大。象朱老师这样的农场或者其他创新模式能否有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下面就描述一下所调查的几个村子的土地制度的现状。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的8月去的北大段村。在北大段村，土地每5年一调整，2010年又该调整了。有些外出打工的家庭把土地租给村里的人，一般是300元左右一亩。在村子里访谈期间，我看到在村子的墙上张贴出了整个村小组的村民名单，有名字的村民才可以在土地调整中分到土地。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户村民家里人都外出打工了，孩子也上了寄宿学校，老人也去世了，结果在名单上就没有这家人的名字。村里一个关心这家人的人赶快通知了这户人，据说会在下次张榜中补上。村里调整土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调整的，因此外出打工人口是有权分得土地的。

    2010年6月，我访谈了在北京打工的薛淑兰，她1975出生，儿子小学6年级。她丈夫去世了，她和儿子在农村的家就在北大段村。下面是她告诉我的关于村里分地的事情：

    “我们村子是五年调一次地，我们有三个半人的地，就是我们三个加上他爷爷半个人的地，因为另外一半在我丈夫的哥那。我不在家，把地给别人种了，他们给的价钱可低了，我想有人种就行了。我们对面那家说一亩地给320块钱，我说行。结果原来有一家要租地我没给的那家跑到这家说长道短，这家也不租了。后来一个很好的远房亲戚要种，我就给他比别人要付的还低，给的280元。后来又给孩子的姑姑种了。今年要动地，动过以后就剩我们娘俩的地了。原来一个人一亩零二，现在不知道多少了。估计一亩地吧。今年我回去告诉孩子他姑姑，有人管就行了。人口还是增加得快，计划生育还是没有抓到位。”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2010年11月我去了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在惠民村，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很多人家把土地租给大户种植烟草或者蔬菜，2010年的租金是500元一亩。

    在村里我和秦先秀交流了关于土地调整的事情。秦先秀和丈夫都5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有孩子了。二儿媳妇在家带孩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打工。她告诉我：“家里一共有三亩多地，三亩多田。小儿子没有地。大儿子和女儿有地。1979年分的地，以后没有调整过。家里的田地只种一部分，就靠我一个人种，因为孩子的爷爷在村里当干部。其余的地有的包给别人，有的是送给邻居。今年包了两亩给别人，500块一亩，别人种大葱。这里的地不好，最主要的没有水，水源条件比较差，水稻田没法耕种的。今年的田里种了2亩玉米。”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2010年9月，我去了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在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半亩田半亩地。

    我没有见到村领导，据说村领导大都住在镇上。我也没有见到村组长，因为他到附近的一个砖厂去打工了，只见到了组长的妻子。组长的妻子告诉我，小组的土地是30年前分的。10年前调整过一次，那时候全都动了。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

    在重庆洪湖镇的坪滩村，土地有很多撂荒的现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平均每人0.6亩田，0.4亩土。81年包产到户之后“有生则增，有死则减”，但是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

    五、基础设施

    在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村级以上的道路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村里的道路仍然坑洼泥泞；几个村子都得益于农村电网的改善，所以现在用电可以得到保障；农村的灌溉和饮用水状况非常差，很多地方还存在旱季断水的情况，饮用水的卫生也得不到保障，不过有的村子已经开始修水池以便改善用水状况。

    不知道住在城里的居民有没有想过城市和乡村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别和不公平。城市的道路交通非常发达，有没有城里人被要求出劳力修路？有没有一个城里人被要求集资修路？而农村人集资修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奉节县的一位村领导说：“现在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大量投入，比如水、电和交通等。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想进入城市或者是乡镇，就是因为这些设施不太好，一旦这些解决好之后，村里的人还是会觉得在村里不错的。”我非常希望这位村领导的话可以实现。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灌溉水

    王开正和老伴都61岁了，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村里当干部，女儿在东莞开一家快餐店。老两口现在种了六七个人的田地，还帮女儿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孙子现在上初中，平时住在学校，周末会回来。外孙女两岁。他告诉我“家里有水田但是没有种，因为没有水，以前种水田要从邻村弄水过来，经常会为争水打架。所以现在就干脆不种水田了，改为旱地。”

    饮用水

    王开正告诉我：“喝水的水池是自己打的，一个水池需要两三千元，一般是自己一家做一个水池，现在听说要全村做一个大的水池，听说要花几十万，到时国家会出一些钱，但是每个村民可能也要出钱，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做。”

    王振涛（68岁，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伴在的时候帮着带过孙子孙女。）告诉我：“喝的水主要是从上面的水渠里直接搭条水管到家，其实水还是很脏的，因为水渠里的水是从发电厂发完电之后流下来的水。以前家的旁边就有一个水塘，但是水塘的上面有猪圈，所以水就很脏很臭，现在就没有再吃了。现在正在准备修水厂，可能又需要交钱。”

    电

    王开正说：“村里偶尔会停电，冬天会停电，现在不会有不够电的时候，只是有时候需要检修。去年（2009年）村里农网改造（就是将电线和电杆全换成新的），国家会出很多钱，村民每家需要出200元。

    王振涛说：“现在很少停电了，以前到冬天的时候，就经常会停电。现在只有检修的时候才会停电。”

    村领导说：“电的安装全是国家给钱装的，电费是由供电所来收钱。

    路

    王振涛说：“今年村里修公路，一人交费100元。”

    村领导说：“村里的有一部分公路是由国土局出钱修的，最开始是为了方便种烤烟，但是由于烟草局觉得我们种的烟草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标准，所以将烤烟的计划取消，路就没有都修好。后来全是自己村里的人集资继续修的，现在还欠四万多元。

    燃料

    王开正说：“做饭一般是烧煤，也可以烧柴，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去砍柴，而且现在年龄大了，也没有办法去砍柴了。烧煤一年需要两三千元，因为冬天需要生火取暖。”

    贵州省遵义县的惠民村

    灌溉水和饮用水

    秦先秀和丈夫都5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有孩子了。女儿在家带孩子，二儿媳妇在家带孩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打工。她告诉我：“水来自山上，有一个水池，接水管，通到家家户户。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水很紧张。如果雨水不好，水就干了，就没有山水，没下雨的话水井就没有水。这样天旱的时候，就要从河里抽水，有一台机器把水抽到山上，再抽到水池里，流到每家每户。如果机器坏了，就只能去水井里挑。今年就断水了，弄了两三天。平时是山上的水，井都是封的，水质是好的也干净。每年缺水的这两三个月的水质就很差了，因为河里抽的水要通过水沟，因为河很远，一个多小时的距离。水质量太差了，眼不见为净，那个水里养鸭子、养鹅。河里的水抽来主要是用来灌溉，在干旱季节的时候就也喝这个水。

    “干旱季节抽水受益的主要是我们这个组，其他的组也可以，但是他们是拿钱买的，他们不看机器，我们要看机器的，一家分十天、半个月的。以前没看，结果别人把变压器偷走了。当时承包给别人守，一千多块钱守一年，那天他没有去，在家里做事，什么时候被偷的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追求责任，就是大家摊钱，把它装好。抽水的时候一个小时48块钱，是这个机器抽一个小时的费用、加上人工的工资、还有一些维修的钱。谁家用水谁支付钱。假如你家不种水稻，不打田，就不抽水。我们这个水池在这里，有10多家喝这个水，就平摊这个水钱。

    “家里一共有三亩多地，三亩多田。这里的地不好，最主要的没有水，水源条件比较差，水稻田没法耕种的。今年的田里种了2亩玉米。”

    村领导是这样描述相关情况的：“村里有5个提灌站，就是负责灌溉和引水。最大的提灌站是我们这个组的提灌站，配套建设由国家烟草公司投资的，现在它的产权已经下放给村民组了。灌溉面积是500亩。产权下放之后，开始是村里管理，后来村里没有精力和时间，就把产权下放给村民组管理，现在全权由村民组负责，村里就是协助一些工作。比如说每年的抗旱村里必须要协助，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村里要联系上级相关部门协助改进。举个例子讲，今年（2010年）上半年贵州出现几十年不遇的天旱，村上面有抗旱资金，上面拨的钱是按照机械的大小、管理的范围匹配下来的。如果大型的机器出现问题，比如，机器烧了，修理费都是上万的，我们老百姓承担不起，村里要负责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反映，争取维修资金。”

    路

    王文贤和妻子都58岁了，儿子37岁了，外出打工十多年，刚回到镇上工作。女儿30岁了，在东莞打工。他／她们告诉我：“我们这个村民小组有60户。60%的人都在外面，三四十岁的人都在外面打工。农村这些年没有大的发展。也有变化，像公路，原来是没有车子的，现在车子可以通了，好的就是这一点。这个路修到村口有六七年了，我们村出的劳力。但是这个路没有下雨的话好一点，下雨的话好多车都上不来。”

    六、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

    在农村有村民自治的法律，但是落实法律的空间却很少。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从村民自治到行政管理两个层面都是缺失的。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村民小组的小队长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作用是维持和传达的作用，很少起到真正的组织和建设的作用。

    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村民建房的高度没有约束和管理，结果村民争相抬高地基、抬高门楼和房高，导致很多问题，如：用农田里的土壤垫高地基导致农田土壤流失并导致灌溉和机械耕作困难；没有排水设施，抬高的地基造成邻居低地基的房子灌水，导致邻居房子地基受损。很明显，这个村子的村级管理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很让人质疑。

    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5组，陈永正已经当了很多年小队长了，他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去重庆打工了，但是陈队长舍不得离开。经过陈队长和村民10年的努力，通往村子的道路终于修成水泥路面了。陈队长了解村民小组里的每一户人家，145户人家里谁出去打工了、谁在哪里打工、谁家有几个孩子等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农村需要这样当地的、负责任的、对家乡充满无法割舍的感情的带头人。不过，在后续调查中我了解到，陈队长已经不再担任小队长了。

    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8月份到北大段村走访的。在北大段走访期间没有和村里的领导直接交流。通过和村民的交流，最直接的感受是村里很缺乏社区管理和治理。给我这个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村民争相抬高盖房宅基地的高度和建房高度，而村里却无人问津。一位村民这样说：“现在盖房子，一户比一户盖得高，地基抬高了，水排不出去，就会破损其他的房子，没办法，邻居都在盖。村里没有人管。”我问村里的一位退休老教师，是否附近的村子也存在北大段村这样的情况，他说一个村子一个样。他介绍我去离北大段不远的修武县郇封镇小文案村看一看，他说那里还可以看到过去大集体的时候留下的村社管理的效果。

    在小文案村我很幸运，在街上遇到了热心的村民，不仅把我领到家里做客，而且告诉了我村干部的家在哪里。我去拜访的村领导已经当村干部9年了。据村干部介绍，小文案村有4300多人，大概1000户。以前没有人外出打工，这几年才有人外出打工，估计今年（2010年）外出打工的人有130多人。小文案村给我的最突出的两个印象是：第一，房子的规划很好，都是一排排的，也不会高低不齐，也不存在邻居地基高矮不同和建房高度不同的问题；还有就是村里的街道和房前屋后有排水设施，虽然看起来已经有些年久失修了，但是很明显还在发挥作用。

    我跟小文案的村领导提出了我的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房子很整齐，他告诉我：“文化革命结束那段时间，我们村子辉煌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村搞新农村建设。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我这个房子就是28年以前盖的。我当时去河南省第一家搞新农村建设的村子去学习，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以后，搞新农村建设。老房子，空房子都利用起来，改成一排一排的。”

    我说，那些都是过去了，现在人们为什么没有象北大段村那样相互攀比争相拔高。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问：北大段村房子一家比一家盖的高，结果水都会流到地基低的人家，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

    *答：我们只能说暂时没有这个现象。

    *问：怎么做到的哪？

    *答：说明素质问题，我们村子群众素质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具体的尺寸。高度和样式都有标准。

    *问：万一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

    *答：人还是很好管理的，有人不听，那就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指责他。农村毕竟是农村，跟城市不是一个标准的，农村人的素质还是没有城市人素质高，也免不掉这样那样的问题。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的坪滩村

    我在2010年9月去了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的坪滩村，在5组队长陈永正的陪同下走访了农户。坪滩村有987户，3026个人，其中1340多人外出打工；有耕地面积2500亩，平均每人八分多地。有一半多的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家里，有三四百个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地去了。陈队长所在的5组有145户，449人，其中229人外出打工；有田303亩，有土186.5亩；63个孩子跟父母在外，38个留在家里。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修路的。通过了解情况，我知道，如果没有陈队长的投入和组织工作，村里通往城里的这条路可能到现在还是石子路。他告诉我：“村里通往城里的路一共用了10年才修好。路是1999年开工的，到2001年的时候修成了石子路，可以通车了。中间8年就是那个样子。然后2009年又开始把它修成水泥路了，到现在（2010年）终于水泥路面了。如果这两年不是因为修路我可能就进城了，儿子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村里。”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组织村民开会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农村组织村民开会是很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也只是走走形式。在和陈队长聊天的时候，我问到他关于组织村民开会的事情，陈队长的认真负责让我很吃惊。陈队长告诉我：“我是小队长，我的任务是宣传上面的政策，给群众开会，讲解政策，让群众了解政策，支持政府。最近一次给群众开会是（2010年）8月16号。开了户长会，第一是宣传重庆这个书记的指示，就是围绕重庆的发展；第二个就是给群众办一些什么的；第三个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要把这个宣传到位，给群众讲。”听陈队长讲这些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讲的也许都是套话，会开没开都不一定。我就追问了一下有多少人参加了。他说有74人参加。我很好奇地追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结果陈队长到里屋拿出一个本子，在本子上记录了参加会议的每个人的名字。他边给我看边解释：“我写的很清楚，一共是74个人，是我每家每户去喊的。我们一般会选在一个农户家里面开会，有时候在屋里有时候在外面。我们今年开了四次会了。要协助农民各个方面的，就是跟农民说明这些。比如说昨天，群众给我说了一件事情，要让群众吃上自来水。现在有的家是自己弄了。现在要弄成统一的自来水。现在计划马上要开展饮水工程。是镇政府直接派人过来弄。”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情是关于是否离开村里到城里和儿女团聚的问题。陈队长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目前都在重庆打工。老伴也在重庆做家政工。儿女们不希望陈队长一个人在老家，希望他去城里。陈队长一直犹豫。陈队长说：“我也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村里要换届了。现在要把谷子晒干了。如果出去就要把谷子卖了，猪卖了才能去。村里也不是没有别人，但是，我们要服从安排的，如果组织上希望我继续干我就要继续干。当然，我也可以申请不干。”2011年3月，我给坪滩村去了电话，了解到陈队长在换届中不再担任小队长了，然后他就去了城里。最近又回到村里了。那段时间正在商议是否带头做有机农业的事情。

    七、村委会成了黑社会

    这一节是在初稿里是没有的。本书的初稿完成以后，复印了一些送给工友和相关同事征求意见。下面的故事就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个叫王思成的同事讲给我的故事，是他2012年春节前后经历的真实故事：

    “我老家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子，户籍人口有1550人。我爸爸妈妈都57岁。我爸爸1989年就开始外出打工了。我1986年出生，我们两个现在都在外面打工。我中专毕业，2004年开始外出打工，一直到现在。我弟弟1990年出生，现在也在外面打工。我外出打工后很少回老家，今年（2012年1月份）春节我回去了，这之前3年没有回去了。

    “我的家乡是一个瑶族自治县，当地政府想把我们那个地方打造成瑶族之乡。从2008年开始，各种建设项目就开始了，包括修铁路和公路。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村委会还挺好的。后来修路开始拨款，村委会就开始腐败了。村里有一伙年轻人勾结在一起，就像形成了黑势力一样。通过各种手段，这帮年轻人的头头，一个30多岁的混混，当了我们的村书记。他们捞钱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上面的拨款；一个是村民集资。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里以前很少有集资的情况，也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户集资过几块钱吧。但是，自从这群年轻人把持了村委会，就开始各种集资活动。2008年的时候，村里在过节的时候集资，请外面的戏班子来唱戏，最后公开财务的时候，还剩下了2万多块。然后，村委把这个钱打牌给花完了。这以后每年都找理由让大家凑钱。

    “2011年，这帮混混打牌输钱，借了高利贷，并因为打牌和高利贷的事情跟外村人斗殴，砍伤了外村好几个人，据说被砍成重伤。这几个人本该被抓起来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这帮人和公安局里的人也有勾结，所以每次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得到通知，就可以先躲起来。

    “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这伙人通知我们村各家各户，说要集资修自来水，每户集资500元。在外打工的人他们电话通知。他们也打电话给我了，我说我回不去。他们说如果不回去就罚款1500元。村委这伙人里有一个是我的亲堂哥，他给我说了情，这才没有罚我的钱，只是让我这次春节回去的时候补交了500块。村委说了，谁家不交钱就剪谁家的电线。

    “后来，村里人才知道了他们犯下刑事罪的事情，也了解到被砍伤的那些人要求先赔偿9万元才可以进一步协商解决办法，这个自来水集资的钱是为了平息这个事端的，而不是真的为了修自来水。大家觉得，虽然集资的500块不是为了修饮水工程，但是如果平息了这个事件也可以。但是，最后才知道，集资的钱其实是用来还了村委打牌欠下的高利贷。

    “这次过年的时候（2012年1月），村委会这帮人又让年轻人凑钱，每个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出资300元。我没有去，我弟弟去了。我们兄弟两个一人出了300元。

    “最近（2012年2月），上面拨款下来修路80万，但是据说这个数额还不够修出整个路段，所以还需要每人筹资100元。但是经过村委会最后讨论后，又变成每人筹资120元。问题是，周围其他村修路根本就不用村民集资。

    “今年春节（2012年1月份）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回去了，但是，很多人过了初二就离开了。连父母都跟打工的子女们说：没有什么事情就走吧，村里没法待。但是，村委要筹集钱，即使你人不在，也会给你记着账的。”

    我同事家乡的这个状况也许是个极端情况，但是这个极端情况估计也有一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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