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打工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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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平时积累的调研和访谈,此次专项调研一共访谈了54名工友,其中30名男性、24名女性。这样的性别比例可以保证在讲述工友故事的时候,同时反映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在这里把女性问题和社会性别关系问题单独用一章来讨论,目的是希望我们在任何议题中都要关注性别视角,这个性别视角并不一定专指女性视角,也可以指男性视角,因为两性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方产生影响。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那么女性在这种城乡移民中更多的是迷失还是获得了可能性?还是两者兼有?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比以前好了呢还是糟糕了呢?这也许是一个无法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有些方面我们进步了,但是在有些方面又有很多问题,而且是以前未曾遇到的问题。我对温铁军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纵观现状,我们看到了很多糟糕的情况,那么“最好的时代”指的是什么呢?也许指的是这个时代同时也充满了机遇和可能性吧。观察女性打工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时候,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

    有这样一句话:“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女性的进步与否。

    第一,女性经济收入水平。如果女性没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丈夫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那么女性是不独立的。女性有了经济收入是否就是一种进步呢?应该说“是”;但是这还取决于女性对自己的收入有多大程度的支配权;而毋庸置疑,女性有收入是对收入有支配权的重要前提。

    第二,社会交往的广泛程度。因为社会交往多了才能见多识广,才能增加自信。

    第三,婚姻自主权。这一点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

    第四,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是女性最终获得进步和解放的关键。

    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1、婚姻观念和模式的改变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媒人介绍年轻男女相识,然后年轻男女“短暂”相处,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就订婚然后结婚了。结婚被认为是“完成人生大事”,婚姻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单位”和“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生活状态中,当家族和血缘同时也是生产、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核心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婚姻传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现在这个人口长期快速流动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传统正在面临冲击。

    王永贵的故事

    王永贵是河北人,31岁,妻子也在北京,他搞装修,妻子做家政工。他13岁就不上学了,开始打工。开始在饭店里、然后在建筑工地、接着修理摩托车、后来做装修。打工地点主要是在河北邯郸和北京。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谈到婚姻生活,他说道:“结婚的时候没有领结婚证,年龄不到。在我们老家就是那个风俗,过了二十岁相亲就特别难了。二十不大吧,但是姑娘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嫁出去了,你娶谁去!都是这个习惯。谁家的父母不想自己家的孩子早成家,都是那种想法。谁家的姑娘她妈她爸不想给她找一个好的家庭,都想尽快找好。我19岁结婚,只比村里其他同龄人早一年。结婚之后也没有压力,吃老爸的,花老爸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照顾,我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看孩子。

    “如果有人问我幸福不幸福,那我先要问:什么叫幸福?我们那的风俗是,就是过不下去了,特别不开心也不会离婚,这是农村风俗,感觉离了婚非常丢人。我个人对她有一百二的不满意。如果说农村赶上北京这种风俗,结婚十个离婚就得十一个。”

    胡恒建的故事

    胡恒建是贵州人,1988年出生。爸爸妈妈都是四十几岁,现在家里就他这一个孩子,原来有个妹妹,9岁的时候得病没有及时治疗死了。胡恒建念到初二,上过技校。2003年技校毕业实习开始打工,在遵义干过快一年,后来就一直在东莞打工。2010年11月12日我在东莞塘厦见到了在那里打工的胡恒建。我们聊了很多,下面是我们关于找女朋友的对话:

    问: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答:没有。我打电话回去,我老妈总说,都22岁了,赶紧的。

    问:22岁大吗?

    答:是啊,我也觉得也不大。但是,在老家,跟我一个年龄的,还有比我小的都结婚有孩子了,一个同学的儿子都很高了,可以叫我叔叔了。这种压力你体会不了。

    问:你说说你的压力吧,看我能不能理解。

    答:家里的压力啊,要是让我说一个所以然来,我也说不出来。

    问:那先凑合着找一个。

    答:如果想凑合找一个的话,估计19岁我就结婚了。

    问:你一直不找是因为想找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是吗?

    答:随便凑合找一个的话,有什么意义呢。

    问:在老家不是会有人提亲的吗?

    答:老家的女孩子都跑出来了,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出来打工了。

    问:但是我好像听他们讲,老人都希望年轻人在老家相亲,比如春节的时候,不是吗?

    答:有好多人春节的时候都不愿意回家。

    问:为什么呢?

    答:车费贵嘛。又挤,又贵。像我们坐汽车的话,要五六百块,我们平时回去的话,都要四百块。做火车的话,便宜一点儿,但要坐三天三夜,慢车,走一个站停一个站。

    问:是不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少了,所以不好找了?

    答:要找一个差不多一点儿的。

    问:自己满意的?

    答:不是自己满意的,得志同道合的,说不到一起的话,也没用。

    从王永贵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妻子的不满意。从他的话语中,我体会的意思是:如果他是北京人,那么他早就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北京人,或者因为他是农村人,所以他就不能离婚。也就是说,虽然王永贵已经长期不在农村老家生活了,但是在婚姻问题上,他仍需要遵守老家的传统。他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农村老家对他仍然意义重大,否则农村老家对他的看法没有必要影响他在北京生活的决策。

    从和胡恒建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压力,同时可以感受到他对婚姻的态度。他认为婚姻的前提首先是爱情,用他的话是志同道合。他之所以在抵抗传统婚姻的压力,是因为他认为没有情感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

    2、男女交往关系的改变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生活的冲击下,打工者从农村带来并保留的婚姻传统正在受到冲击。当农村和老家仍然在打工者的生活中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婚姻传统的彻底改变也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超前于婚姻传统改变的是男女交往的过程。在传统模式下,虽然男女交往不一定都会走向婚姻,但是男女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走向婚姻。在打工生活中,这样的一个模式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打工男女交往后走入婚姻,但是很多交往后分手,还有很多的情况是:交往本身就不是为了走进婚姻。

    陈若水的故事

    陈若水是湖南株洲人,1980年出生,初中毕业。家里5口人,爸爸妈妈在农村老家,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在外面打工。陈若水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在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地打工有十多年了。2010年7月1日,我访谈了当时在深圳工作的陈若水。谈到他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看周围的同学朋友在外面交往了女朋友,回老家后就分手了,他们在一起几个月过得很开心,最后分手就分手了。我看到周围的同事建立恋爱关系的时间特别快,一两天就建立了,说分手马上又分手了。我才意识到对感情是没有必要那么认真的,我从我自己身上看到人对感情的认识的变化过程。我后来也变了,变得不是那么单纯,也喜欢去控制别人的感情,用很难听的话就是喜欢玩弄别人的感情。我后来遇见一个四川的女孩子,在遇到她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喜欢她,但是又想控制她的感情,完全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不把感情当作一回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来去去很痛苦,后来很厌恶那个地方,我就想离开那里,就辞工了。”

    二、女性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

    下面讲了几个女性的故事:

    *黄晴不想回家,觉得家里没劲儿;她觉得她不需要自己存钱,因为将来结婚的时候丈夫家会给彩礼钱。

    *王艳华认为:女人一结了婚就是家庭,有了孩子就是孩子,感觉自己都是次要的。

    *吴先生的妻子觉得上班辛苦只挣1000多元钱,婆婆照顾孩子,自己每天出去打麻将;

    *王佳和丈夫两地分居,虽然结婚了但是双方都习惯了单身的生活,王佳想回家照顾孩子培养感情,但是婆婆和丈夫希望她打工挣钱盖房子;

    *程云高中毕业,很有工作能力,为了照顾儿子不能做自己喜欢的教师工作,内心痛苦但是强迫自己安于现状;

    *王开香是这些女性中年纪最大的,43岁。她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和自己要什么,她喜欢在工厂工作因为简单不麻烦,她不喜欢回农村老家,因为干农活累而且气候不好。她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也支持着丈夫在老家养牛的投资。她说等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才回老家。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对女性的影响,就像黄晴,虽然对外界充满了向往,但是传统性别关系角色的影响让她把自己定位为依赖者,这样下去她也必将成为一个依赖者。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工作、孩子和妻子这些多重角色冲突中痛苦挣扎没有出路,就象程云。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进入婚姻以后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柱,不仅要挣钱养孩子,还要挣钱盖房,就象王佳。这里最有独立性的是王开香,她自主选择在城市打工,挣钱给丈夫在老家养牛,而且丈夫让她回去她也不回去。不容否认的是,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为女性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独立的可能性。经济独立是独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比如,对于王佳来讲,她虽然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她的思想是不独立的。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现状,它有很多糟糕的地方,有很多无奈的地方,让我们不得不做无奈的选择或者别无选择,但是它也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性,给了人们可能性。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来讲,女人要结婚要生孩子,必然导致在工作上和独立性上受到影响,那么男女平等到底有什么出路?

    *首先,我们希望女性能够有自己选择的可能性,由女性来决定是更多地选择事业还是更多地选择家庭;

    *其次,社会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社会责任并制定支持女性就业的社会政策,以便让女性可以不间断地就业;

    *还有就是,也会有女性进行极端的选择,就是当社会和家庭不给予女性足够支持的时候,女性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那么就不用面临多重角色冲突的烦恼了。不过这种后现代选择在打工群体中还很少见。而且这种选择也许对实现男女平等有积极作用,但是对社会健康发展却很不利。

    1、女性仍保持着传统的婚姻观念

    黄晴是河南省兰考县人,1989年出生。她父母在老家,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也都在外面打工。2010年7月2日我访谈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黄晴。说起相亲的事情,黄晴告诉我:“我可能是出来习惯了吧,现在不想在家里待着,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待着特没劲。也不是说在外面有劲,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在家待着。我爸爸现在一直催我回家,他说最晚到明年(2011年)的12月必须回家,过年之前就要把我嫁出去。现在在农村,因为男孩子多,女孩子少,说媒相亲都是媒人带着男孩子去女孩子家,让女孩子看,如果看中的话就再聊,看不中的话就走了。

    “现在我爸说不要我的钱了,但是我还是会给他钱的,因为我觉得我要钱没用,我现在用不着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留着钱没什么用。如果我以后找婆家的话,人家会给一大堆钱的,那么多钱就够我用了,这是生女孩子的好处。现在在我们农村,如果一家有四五个女孩子的话,那人家就会觉得他们家发了,就是这样的,很多彩礼钱。然后说谁家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那就惨了。”

    王艳华是河南周口人,30岁,离婚了,有一个5岁的儿子,放在老家。艳华在北京一家商店做营业员。现在她又找到了意中人组成了新的家庭。谈到婚姻和家庭,艳华说:“要找对象就要考虑他这个人负不负责任,他对孩子负不负责任,对家庭负不负责任。我离婚以后开始不想找,原因就是涉及到孩子。有了孩子,感觉自己都是次要的。现在我很幸福,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很好,走路都手拉着手。”

    2、女性角色和行为的多样性

    和吴先生的交流

    吴先生是重庆市洪湖镇蒲新村人,1974年出生。他92年开始外出打工,开始做了4年拾荒的活儿,后来挣不到钱就不做了。现在给运输公司打工,做的是装车,把小车装到大车里面,已经做了14年了。1999年结婚,有个10岁的儿子。我2010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进行了走访,在农户走访过程中,我提到希望去拜访他们/她们在重庆打工的子女。后来我们从坪滩村回重庆市的时候,我们在村里拜访的坪滩村4组的小队长陈队长和余先生就陪我们一同去了重庆,陪我们访谈了他们的孩子。吴先生是陈队长的女婿。我们是晚上快9点到的陈队长的儿子和女儿家的。他/她们住在一个陈旧的高层公寓楼里,两家共用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算一下,陈队长的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子和外祖母一共有7口人住在这里。我们到的时候,陈队长的孙子和媳妇已经都休息了。陈队长的女儿出去打牌去了。我们是11点离开的,陈队长的女儿打牌还没有回来。和吴先生说起他妻子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爱人呢?

    答:她在打牌,晚上娱乐打牌。

    问:那她白天上班吗?

    答:现在没有上班,以前上班。

    问:以前做什么?

    答:以前在超市打工。

    问:现在为什么不上了?

    答:她说工资太低了,等工资高了再去做。

    问:工资多少?

    答:有一千一二,她嫌太低了,又太累,自己觉得没有意思。

    陈队长答:时间太长,主要是做销售的。

    问:要做多长时间?

    答:早上七点钟,晚上十点钟回来,十三个小时。

    陈队长答:就是时间太长。

    问:她上那个班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答:我妈妈在,我妈带孩子。

    王佳的故事

    王佳是贵州遵义人,1981年出生,初中毕业。她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到现在打工12年了。2008年10月份结婚,第二年8月份生了儿子。为了生孩子和照顾儿子,她请了1年的假。现在已经重新上班一段时间了。儿子由公公婆婆照顾,丈夫在县城上班只是偶尔回家看看儿子。2010年11月12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王佳,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她告诉我:“我现在在外面挺好的,虽然离小孩挺远的,我挺放心的,因为我公公很细心。我在外面的话至少我自己有自己的收入,我不会受到金钱方面的一些拘束。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在家里他拿多少钱给我,我还要算一下我花多少钱,而且基本上钱都花在小孩子身上,我压根都没有钱买衣服。他也不会给我买衣服,也没有买过其他东西,结婚的那些衣服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访谈虽然过去了,但是我和王佳仍然保持联系,2011年的2月17日和王佳在网上聊天,王佳告诉我她很想回去照顾孩子,增加和孩子的感情及对孩子的教育。因为没有资金,自己不能创业,就不知道回去可以做什么。她本来打算做完上半年就辞工不做了,但是家里(婆婆与丈夫)希望她继续工作两三年。把家里在镇上买的那个地基(房子)建起来。

    3、女性在多重角色中的挣扎

    程云老家是贵州的,37岁,高中毕业,打工15年了。在遵义工作过、在重庆和昆明教过书、在东莞的幼儿园当过幼师、也在东莞的工厂打过工。丈夫32岁,也是贵州人。他/她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东莞,丈夫在一个工厂打工,程云照顾孩子同时帮助房东做房管挣点钱。2010年11月11日,我在东莞见到了程云。谈起家庭生活,程云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我是2003年结婚的。2004年怀孕了,我当时在老家那边教书。2006年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我把孩子交给他奶奶,出来到东莞这里。我进了一家电子厂。进厂之前,我一个零件都不认识,那个管理人员给了我机会,他说我一个晚上必须把零件的名字都背下来,然后才决定是否要我。当天我搞到后半夜两点就搞定了,第二天就通过了。那个时候我没带孩子在身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只干了四个月孩子就病了,我就回去带孩子了。

    “在老家我去找幼儿园的工作,我没有幼师资格证,我告诉园长我有教学经验,他通过看我的言谈举止就接受了我。因为音乐方面我不会,我就教学前班的语文数学什么的。我在那个幼儿园做了快到两年的时间。

    “孩子2岁的时候,就是2008年,我带孩子来到东莞。开始我从外面拿货回家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找到一个学校去上班,那是比较大的一所学校,什么年级都有,从幼儿园到初中。我在那个学校的支校上班,孩子可以免一百元的学费。我自己带着孩子,晚上也要照顾他,很累,年龄又大了,精力也差。一用脑子就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就影响很多的东西。在幼儿园上班需要学习新的东西,像学习钢琴,这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了。我儿子总是生病,上班经常带在身边,同事之间就有意见什么的。如果我请假的话,一罚款就罚六七十块钱,根本就不划算,所以我干脆辞了算了。所以在那所学校的幼儿园也就干了半学期。

    “我现在也在工厂拿货出来在家里做。

    “今年(2010年)5月份就遇见我以前租房子的房东,以前我跟他说过,如果以后别人不看他房子了,我愿意帮助他看,他就问我还愿意不愿意帮他看房子,我说可以,所以现在就帮房东看房子了,工资就是五百块。

    “那天楼上来了一个得忧郁症的女人,我觉得如果我想不开的话,我早就得忧郁症死掉了。现在就都想得很开了,就是看着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没想什么了。”

    4、打工使女性独立成为可能

    王开香43岁,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开始和丈夫一起在外面,丈夫打工,自己照顾孩子。后来自己外出打工,这样有8年了。现在在东莞一家工厂打工。有一个儿子,也在东莞打工。2010年11月14日,我见到了王开香,她告诉我:“我就习惯在工厂里做,反正就那些事情,我今天做了五十元,明天我想努力就做一百元。我挣的钱都是我老公要回去了,一年两万元都寄给他了,主要是他拿去养牛了。他在家里很勤快,一个人种了五个人的地,自己家有三个人的地,还包了别人的地种,还养了两头猪,20头牛。我打算一直到外面干,到老了走不动了就回去了。如果以后儿子找老婆生小孩了,就要回家带小孩,在这里带小孩的花费太高了。我出外打工十几年,现在已经不习惯家乡的生活了,每次回家待上一段时间就很想再出来。丈夫在家养了二十多头牛,很想让我在家一起发展养牛,可是我完全不想。以前在家一年到头根本没有什么钱余下,现在丈夫养牛的本钱全是我打工所挣的钱,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丈夫:‘不要让我留在家里,我每年会给你寄生活费和日用开销,但是我不会留在家里和你一起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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