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生活在城市中产阶级住宅区里的富人开着车、住在优雅的居所里；同样在这个社区里还住着保姆、保洁、保安，他／她们提供各种服务，但是住在地下室或者拥挤简陋的宿舍里。这时候打工者的感受不是来自和农村老家的对比，而是来自和眼前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人的对比。在同一个空间却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这样的社会差异直接产生社会的断裂并导致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生活在分裂的状态中，这是社会的症疾，而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在2002年提出“断裂的社会”52这个概念，他指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本章的前两节描述和论述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归属的迷失。
一、三代人三个世界－王开力一家人的故事
2011年11月15日，在东莞我们拜访了王开力（父亲）、冉明艳（母亲）、王涛（儿子）一家人；2011年11月21日，在重庆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我们拜访了梁延青老人（王涛的祖母）。可以这样归纳这一家的三代人：
第一代是纯粹的农民：梁延青72岁了，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最远只去过镇上，不习惯也不愿意去城市生活。过去的一些年，她一直帮助照顾孩子的孩子。现在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第二代是在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王开力和冉明艳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老家的房子成了空屋。他们认为只有老了干不动了的那一天才会回到老家的空屋去养老。
第三代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王涛辍学后就外出打工了，没有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经历。他的工作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和个人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王涛意识到了自己实现城市发展之梦的艰难，但是这不会阻碍他继续在城市打工和生活。
从上面三代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1）农业生产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进入了可以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投入而获得农业高产的时代（同时伴随着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这就使得现在农业可以由少数人和老人来维持。（2）科技的创新、和人们对各种办公用品、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工业区和庞大的工人群体，也制造了打工群体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王开力一家三代人的巨大差异。
王开力的大家庭的整体情况
梁延青老人72岁，丈夫十多年前喝农药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生儿子的气。他们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就是王开力，46岁。外出打工以前在老家挖煤，一直干了十来年。2004年煤矿倒闭了，所以才出外打工。梁延青老人帮老大家带过小孩，就是说照顾过王涛。
二儿子44岁，去广东打工一共有六七年了，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广东惠州打工。二儿子刚出去打工的时候，梁延青老人也帮忙带过他的儿子，前年二儿子的孩子不再读书，也出去打工了。
三儿子去世了，去世前在镇上买了房子。也帮忙带过他的孩子。
小儿子也在广东，现在三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有老婆。小儿子和老人没有分家，家里一般的开销都是小儿子寄钱回来。其他的儿子全都分开住了。买化肥的钱都是小儿子寄钱的，具体的钱数不一定，化肥一年大约要600元左右，加上种子之类的一年一共要一千多元；生病一年可能需要花几百元钱。家里的电视和洗衣机、摩托车之类的东西都是小儿子买的。小儿子每年春节时会回来看看老人家，一般会在家待一个月左右。
女儿嫁到山东，前年回来过一次，有时也会给老人寄点钱。
王开力的妈妈梁延青的情况
说道老人现在的生活，梁延青说：“我现在种着一亩多地和五分左右田，都是自己在种，平时也请不到人，所以就只有多买一些化肥，这样就可以省力一点，就不用挑粪便去地里。以前种地不用什么化肥，主要是将猪的粪便挑到地里去。因为现在村里都是老人，没办法请人，只能是自己慢慢种，没有力气种了。一个月需要开销一百多元到两百元左右，买面、米和支付电费之类的。
“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会一直待在村里。我一生去得最远的地方就只有镇上，以前丈夫在世的时候一年可能只会去镇上一次。我没有上过学，那时女的不会让读书的，也没有什么学校。解放后，生活方面变化很大。解放以前经常吃不饱，生活很苦，吃树皮。以前有过大集体，那时也吃不饱。由于家里孩子太多，一直生活都比较艰苦。生完最小的孩子之后（70年代末），生活才慢慢地变好一些。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整体的生活、交通和政策都好了很多。现在国家不用收农业税，而且一年会退回80元左右。一年有600元的低保。我觉得毛泽东让所有的人民解放了（老人家的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的像），这让我们大家感觉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十几年前建的，那时小儿子和四儿子一起建的，小儿子花钱盖房，一共可能花了三万多；四儿子出钱装修，花了两万多；所以一共花了六万左右。不过现在非常后悔，不应该建，应该在镇上买房子，这里的房子也卖不出去，即使有人买，也最多只能卖一半的价格。”
王开力的情况
王开力46岁。见到王开力的时候已经快晚上9点了，他刚刚加班回来，他每天晚上要加班到8点半左右。他告诉我们：“我只上到小学4年级，辍学后就在家种地。从1994年开始在家附近的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的时间。2004年的时候，煤矿倒闭才没有做了。那时住在家里，一般是早上7：30去上班，下午4点回。工资是按照产量计算。1994年的时候，一个月500元左右，到2004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一般都会天天去，有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去上班。由于那是以前三峡监狱的煤矿，以前都是服刑的人挖煤，后来这些人撤走之后就由一些私人老板经营煤矿，都是不合法的，当时那种矿很多，全是我们本地的人在那里做。
“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江苏拆房子，那时老婆跟我一起去那里了。因为买房欠债必须出外挣钱还债。去年（2009年）来到东莞。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可以挣一千三四百元，灰尘很重，每天上班需要戴口罩和耳塞。这间厂920元的底薪，加班费7.93元/小时，星期六、星期日就10元多一小时。去年在长安的厂子里周末加班都是按照1.5倍计算，从今年起才按照2倍计算。
“现在这间厂也不会做太久了，找到合适的厂我就会转厂。我昨天去老乡那边的厂去看了一下，听说一个月有两千元左右，是计件的。所以有机会想去那边做。具体什么时候去，我会再考虑一下。我要看看厂里的工作条件，比如高温、空气环境之类的。我还没有进到厂里看，但可以通过老乡打听得更加仔细一点。我昨天是去玩，只是顺便问了一下，想打听得更加仔细后再考虑转厂。昨天老乡说上个月上了22天班拿了2400元的工资。其实昨天本来打算去我堂弟（就是在塑胶厂当组长的王开岭，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访谈）的厂看一下现在要不要招人，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就没去他那里。现在周末都不用上班，现在厂里是淡季，不加班就没有什么钱，所以我就周末到处去看一下，现在就还要再看看。
“以后应该不会住在（东莞）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房租一个月100元，房间太小，里面只能放一张床，人要是长胖了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我们煮饭都是在外面煮的。如果租大一点的房，房租就会贵一些，我们在外面，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一个月煤气大约要30多元，再就是水电费一个月需要交20多元左右。然后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费，大约需要一千元左右。我中午在厂里吃饭，晚饭一般会回来吃。其他的开销就没什么了。”
冉明艳的情况
冉明艳40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东莞出租房的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她说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她告诉我：“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留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包括睡久了也不行。我现在也没有进厂，主要就是拿一点手工活在家里做，帮家里人做饭。我现在做手工也做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如果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大约可以挣五六百元。
“2004年在村里买了同村的人的房子，花了两万元。家里就只有一间房，实在住不下需要买房，所以就买了同村的房子。是同村的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就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了，我们又花了一万六装修。不过买了现在也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现在就是用锁锁着的。我们现在还欠了一两万元的债没还。那年我们本来存了一万七千多元，当时儿子在家读书拿了七千元回去，剩下的一万元我在江苏做手术用光了。
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
王涛的情况
王涛91年出生。他告诉我：“上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开始到惠州二叔那里进了一家五金厂，底薪才770元，周六加班不给加班费，平时加班也比较多，一个月下来有一千五百元左右，是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干了四个月就离开来到东莞了。
“在东莞，堂哥帮忙介绍进了现在的美泰厂，对这间厂还比较满意。厂里主要是生产芭比娃娃的，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两班倒，早上7：30到晚上6点下班。以前这间厂有一万六千人左右，现在只有八千人了，主要因为订单较少。每个星期日休息，周六要加班，有加班费的。
“每个月没有给父母交钱，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之类的。现在我一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打电话一个月100多元。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以前是扣2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两百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七八百元。
“我自己喜欢上海，想到那里发展，觉得重庆的气候不好，也不喜欢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自己想做生意，比如超市之类的。不过现在也没本钱，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
“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美金七千多，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的，还有显示屏的。我没有觉得不公平，也没有办法，因为到处的厂都是这样的。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悬殊的收入差距
收入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质量，但是收入水平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下面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不同群体的收入状况。这个对比很粗糙，因为数据的来源、统计孔径和年度都有出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据所代表的趋势是正确的。这里以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748元为对照（该数据是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53中公布的统计数字），下面的就是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打工者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高出很多，拿我调查到的收入最低的一对四川农民夫妇来讲，他／她们每人的月平均收入是广东打工者月收入的1.2%；拿我调查的收入最高的河南的农村妇女来讲，她一个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广东打工者的三分之一（27％）；
*深圳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3倍到7倍；
*上海外企管理人员的工资是普通打工者的10倍到33倍；
*央企高管的收入是18到25倍；
*国企金融高管工资是普通打工者的95倍到3154倍；
*根据刘植荣54的计算和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老总年薪平均仅是本国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如果以全国平均工资为参照系，中国央企高管工资是国际企业高管平均工资的31倍。
在中国流行一种意识，好像市场经济和竞争就会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所以人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通过刘植荣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确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1、农民的收入
根据本研究2010年的农户调查：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农民仇先生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6亩多田地，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540元，这是夫妻二人共同劳动的结果。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农民余先生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3亩多田地，这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810元，这是夫妻二人共同劳动的结果。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农民李月清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4亩多地，这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5758元，李月清的丈夫常年外出打工，农业生产由李月清一个人承担。
2、打工者最低工资标准
3、深圳各类型企业平均工资情况
2010年11月，job88市场调研对深圳400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了2010年深圳企业的工资情况，发表了《2011薪酬调查报告》55：
*总监平均（月）工资：11355
*经理级平均（月）工资：8675
*主管级平均（月）工资：5516
*员工平均（月）工资：3404
4、外企管理人员收入
每日经济新闻网2007年5月18日公布了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太和顾问”发布的“2006~2007中国薪酬分析报告”的部分结果，结果显示，上海的整体薪酬水平依旧全国最高56。在上海的外企中：
*总监层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8万～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1.5万～69.2万元，月平均工资5.13万～5.77万元）
*高级经理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4.6万～5.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5.3万～41.5万元，月平均工资2.94万～3.46万元）
*中层经理的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2.7万～3.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75万～24.75万元，月平均工资1.73万～2.06万元）
5、央企高管平均年薪
有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的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每年增长14%左右。国资委统计数据指出，2006年直属于国资委的149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53.1万元（月平均3.22万元）57；
《京华时报》2011年5月9日报道，能源企业中的中海油员工均薪38.67万（月平均3.22万元），高管均薪460.5万（月平均38.38万元）58。
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
2008年年中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排行榜”显示59：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以6616.1万元年薪位居榜首；
*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分别以2285万元、1748.6万元名列二三；
*其他国企金融高管年薪也大都在200万元左右。
7、世界工资研究报告
刘植荣60在他的《85％的人应该涨工资》中详细罗列了中国工资水平和世界工资水平的比较，他说：“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书中显示：
o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
o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
o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
o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o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
三、生活由“当下”决定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应该由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而决定，而不是一个人从哪里来或者老家在哪里来决定。如果社会不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就会导致移民人口的发展困境。下面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要由‘当下’来决定”。
粟茉莉的故事
2010年11月11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粟茉莉。她是贵州遵义县人，1983年出生，16岁开始出来打工。她丈夫28岁，中专毕业，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工资两千多元。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儿子5岁，小儿子1岁。大儿子由农村的婆婆照顾着，粟茉莉现在在东莞带小儿子，她准备孩子大一些后也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能够继续打工。说起刚出来打工的日子，粟茉莉告诉我：
“刚开始爸爸妈妈不让我出来打工，说是我年纪太小了，但是我还是出来了，那是1998年我16岁。就来了东莞，进了一个玩具厂。工作是村子里一个姑姑给我介绍的。她已经在那儿工作了，然后把我带去。一共在那里工作了六年。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工资特别低，加班费一个小时才1块1毛1。那个时候加班特别多，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中午吃饭只有十五分钟，晚上都加到两点，一个月可以挣七八百。现在好了，还有星期天什么的。这六年工资慢慢涨上去了，2002年加班费涨到1小时2块，2004年离开那个厂的时候工资差不多1000块钱。底薪涨了一点，涨到540元，开始都没有底薪的规定，就是说一天11块钱。
“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蛮节约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白天不在厂子里面吃，我就吃五毛钱的油巴。我还买了十五块钱一箱的泡面，然后我就天天吃泡面，吃得脸都肿了。那是刚开始的一个月。后来发现那样是不行的，晚上还是蛮累的，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就晕了。第二个月我就在厂子里面吃了。
“不加班的话，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够。只有加班多，才有钱的，一天才几十块钱。那个时候我每个月给自己留两百元，剩下的都寄回家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姐妹也都是这样的。到了我快结婚的时候，就是2003年吧，就开始自己会留一点儿，但最后也没有留下什么，就是花光了，不知道花那里去了，自己也剩不下什么钱。
“现在房租每月280元。我们做饭用煤气，现在小罐是47元，大概可以用半个月。如果吃好一点的，钱就是不太够的。有一次我老公发工资，发了两三千块钱，很快就花完了，就没有钱了，一直等着下次发工资，根本没有存钱。”
胡清的故事
2010年11月26日，我在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拜访了胡清一家人。胡清1976年出生，上了3年学。丈夫37岁。两个人过去都在东莞打工，后来丈夫受工伤，用工伤赔款，两人在镇上买了房子。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9岁，儿子5岁。说起刚出来打工的日子，胡清告诉我：“我是1996年开始打工的，我表姐在东莞上班，就是在东莞富竹山那里做，我表姐带我去的东莞。刚开始去的时候，工资好像是500多块，我连续干了3年，最后好像涨到1200块。那时候我要结婚了。
当时赚到500块钱挺满意的。那时候在家里经常半年都见不到钱。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寄回家，自己只用几十块钱，当时都寄给我爸。一年以后，慢慢的就觉得出去时间长了，就想去享受一下。有钱了就去买衣服什么的，就是会花一点钱了。刚开始的时候，感觉钱放在手里还舍不得花一样。后来就很少给家里寄钱了。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会出去玩，慢慢的就大手大脚地去用钱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大量地去用钱，自己过得快乐就行了，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的事。也会想到他的爸爸、妈妈，会给他家很少地寄一点，我的爸爸、妈妈就不寄了。”
粟茉莉刚外出打工的时候不舍得花钱吃饭，每天吃方便面，吃得脸都肿了。现在如果一家人吃得好一些丈夫一个月的工资3000多元很快就花光了。胡清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觉得一个月挣500元钱很满意，钱拿在手里不舍得花，但是打工1年以后，花钱就开始大手大脚了。刚外出打工的时候，打工者衡量自己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时候是和家乡的情况做对比的，就像胡清说的，“那时候在家里经常半年都见不到钱”。打工时间长了以后，打工者就逐渐用当地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来衡量自己的状况了。打工者用此时和当地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来感受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而如果社会和企业继续用移民工原来和老家的状况来衡量打工者的待遇，就会产生断层，就会产生诸多的失衡和社会问题。
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农村的老年人和迷失在城市的年轻一代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他们感受生活的态度和视角差别很大。老年人是通过个人经历的纵向对比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前面“三代人三个世界”一节对比了三代人的情况，在和梁延青老人的交流中，老人就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对比了大集体和改革开放。她的感受是：“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整体的生活、交通和政策都好了很多。”在这样的回答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随着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变化及对个体的影响。之所以在农村的老年人是这样感受生活，主要是因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但是他们仍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社会里，他／她们对外界的了解不是亲身体验性的，也不是亲眼所见的，而是通过媒体和道听途说来的，这种非体验性的信息一般对人的冲击不会特别大。
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一代就不同了。打工给打工者带来的不只是工资收入而是整个视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打工带来了人口的高度流动，在打工过程中，各阶层的人群的接触也是非常频繁的。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前面一节对比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收入情况，问题是这些人虽然收入和生活状况差异巨大，但是他们工作空间是交叉的，有的情况下生活空间也是交叉的。这时候打工者的感受不是来自和农村老家的对比，而是来自和眼前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人的对比。
下面的两个故事是在北京朝阳区皮村的两个打工者的故事，一个是木匠，将来的理想是自己开厂做老板；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将来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高工资的工作。当老板、当白领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的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曾先生的故事
2010年9月9日，一位在北京工友之家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访谈了工友曾先生。曾先生20多岁，贵州人，初中毕业。以前在贵州跟着父亲办厂学技术也学办厂的经验。2010年随父亲来到北京皮村，现在在一家木门厂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没有休息日。月工资4000元左右，自己在外边租房，一个月租金150元左右。除去吃饭、房租之类的，一个月也还可以存点儿。平时也没什么事情，下班后就是跟同事打打牌、逛逛街、上上网，有时间来工友之家办的皮村社区图书馆看看书。
谈到未来，曾先生说：“打工不是我唯一的选择，将来有条件了就可以自己办厂。资金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员工的素质问题。只要自己生产的产品好，就不怕卖不出去。我想在天津拥有自己的厂。现在自己还年轻，趁现在工作机会多积累工作经验、人际关系等。不过这个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对于未来还是充满期待的。”
小萍的故事
2010年9月11日，一位在北京工友之家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访谈了在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的小萍。小萍是大学毕业生。小萍来自内蒙古通辽市，1986年出生，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2010年7月份毕业。她讲了自己短暂的打工经历：“来北京之前在内蒙那边做过保险推销员和幼师。做保险没有底薪，还要500元押金，只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就离开了；幼师实习期间一个月工资是800元，不包吃不包住，转正之后也就是1200元左右。今年8月份来的北京，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在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现在自己的主要工作是“替班”，因为一共有6个互惠店，每个店的店员轮流休一天，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每周都能休息一天。在这边一个月工资1200元，管住不管吃，周六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机构吃饭，平时只能自己买着吃。现在主要的想法是先稳定下来，赶紧挣点钱把自己在学校申请的8000块的助学贷款还了。
“其实毕业前我有过对以后美好的设想。可是在通辽接触的两份工作都觉得很不顺心。自已身边的同学在哪里的都有，比如有一个还在通辽，现在工资1500元左右；也有几个来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在2200元左右。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自己在学校时考过一个初级营养师的资格证，平时有空也看看营养学方面的书，希望今后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和成就。”
一个在高档社区工作的家政工告诉我：“我当然也希望能住上洋房、开上汽车”；一个小包工头告诉我：“我的老板只抽顶级的中华烟，那样子太帅了，他就是我的榜样。我这辈子就希望能够拥有一辆宝马。”2008年10月我们在深圳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中问及了工友对未来的打算，30名（其中25名是80后）工友中有一半说希望将来自己做老板、至少自己做小生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乡”这很正常。但是，现实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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