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新华词典是这样定义“自由”155的：
（1）政治上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某些行为不受干涉的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通信自由等。公民行使这些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自由和纪律不可分，缺一不可。
（2）“必然与自由”。必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事物本质所规定的联系和趋势；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然与自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必然是自由的基础，自由不能脱离必然而存在。自由不排斥必然，而是包含必然。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并达到一定目的时，必然就转化为自由。必然与自由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转化和发展。
（3）不受约束：自由活动，自由发言。
（4）自作主张：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新华字典对自由的定义分成了三类：定义（1）是政治含义上的自由；定义（2）是哲学含义上的自由；定义（3）和（4）是日常生活感觉到的自由。
从政治上来讲，自由是一种权利；从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存逻辑及世界观来讲，自由是发现和尊重规律后的结果；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讲，我们可以有是否觉得自由的一种感受。在这里，我们姑且只涉及最后的这个自由的范畴。当自由是一种个体感受时，有些感受是绝对的，比如腿不好使限制了行走的自由，这样的失去自由的感受是绝对的，不用比较就可以直接感受得到。但是大部分的关于自由的感受都是通过对比得来的，或者说通过对比而变得清晰和明确。既然是一种感受，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的是谁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参照系是什么或者说指标是什么。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开放，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前所未有的体会着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自由的信息空间。但是这些信息和视野带给我们的只是可能性，可能性和可获得性的差距越大，人们就越感到不自由。
下面的几个小话题是我从和工友的交流中提取出来的，肯定有以偏概全之嫌。希望这些和工友、农民的交流所得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朴素的启示。
一、对自由的认识和体会
生命都不属于我自己，哪有自由！
下面的内容是对我和工友叶子的交流的总结。叶子的话反映了在他所在工厂的用工制度下工作的工人的体会。听了叶子的叙述和分析以后，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没有进过工厂，主要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和家务劳动。如果问我对自由的理解，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通过聆听叶子对自由的理解，我体会到，对于很多工人来讲，他们需要的自由是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是身体不被控制和监视的自由。
叶子1990年出生，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他2006年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在东莞打工了五年。2010年来苏州打工。下面是对叶子的话的总结，及我和叶子的对话。
上班时间
“在广东那边上班时没有觉得那么不自由，上班上四个小时后可以回到出租屋，又可以吃一顿饭，又可以休息。可以睡一会，也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一会。然后接着上班。我感觉不会那么没有自由。在苏州这边就感觉特别没有自由，一整天被限制在那里。早上我们五点钟要起床，然后去厂里面，厂里面七点开始上班上到晚上七点，几乎就没有出厂的门口，一天就待在厂里，就感觉特别别扭。但是你又意识到，其实我们不进厂又能做什么呢？业务员又要不了这么多人，我们要吃饭肯定要进厂做。确实是没有自由。”
上四休二
“我现在在索尼厂，这里实行‘上四休二’。表面上看，一年365天中上四天休息两天确实休息得挺多的，一共有差不多两个月的休息时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一年下来，我们就有30多天是属于自己的，其余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准备，为工作而准备。这样说吧，我1号和2号上白班，我3号的中午开始就要睡觉为了晚上上班做准备，否则晚上坚持不下来，这就没有了半天。3号、4号上夜班，5号白天要睡觉，那么就没有了大半天，所以这6天下来，就只有6号这一天是真正的休息了。其实就是工作5天，休息1天。”（作者补充：“上四休二”的“四”天中，每天上班时间都是十二小时，但是加班时间却只算两到三个小时，因为去掉了吃饭的时间。但是这四天里的加班费都是按照平常加班的1.5倍来算的，就基本没有双倍工资了，除非加班时间在“二”天里面）
重复
“你问我，我是否觉得有受限制的感觉，我觉得那种限制还体现一点就是，你要不停的重复一样的动作。”
上厕所
“你要上厕所你就要带离位证。如果上厕所没有离位证，被人家抓到会罚款，确实是挺不自由的。”
老板要的就是你的时间
“比如上星期有一天，应该三点钟给我们下班，结果人家不给你下班了，机器坏了，需要修好以后赶产量。就让你站在那里，你玩也行，给你加班费。我就觉得对工厂来讲，工人的工资是小意思，但是你就得在车间里，老板要的是你的时间。
“时间就是命呀。把命卖给人家了还是赚不到钱。但是有的工人会觉得很好。比如老板过年过节小恩小惠给你一些吃的，咸鸭蛋、毛巾这些东西，还组织你去吃吃饭，唱唱卡拉OK。难道这还不人性化吗！星期一让领导给你问好，这还不够人性化吗！讽刺呀！人家都要了你的命了，你还要感谢人家！”
被人盯着
“最明显的就是时刻被别人盯着，就是做任何事情，做一个动作，做一个产品，都被人盯着。”
怕挨骂，有精神压力
“我们车间是无尘车间，要把眼睛包起来，鼻子都包起来，只漏两个眼睛，太空服一样的，就是为了降低不良率。但是有时候，有那么一个不良品，他就要骂你，要罚款，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
市场经济和自由
问：有些人说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了，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自由了，你觉得吗？
答：我不觉得，有钱人自由，工人不自由，工人根本没法自由。有钱人已经垄断了所有的信息，他们有了解政府的渠道，有了解商业秘密的渠道。如果我们去市场经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最多去开小杂货店，就了不起了，这个小杂货店，说不定哪天还得关门。说白了，还是出卖劳动力。这种市场经济就是不自由的。
问：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语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体会到市场经济好处，那就说明你没有能力。
答：这种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很多层面，包括学校里面，各种专业，为什么现在那些学社工的不去做社工，要去车间，要去当老板！因为那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人们脑子里了，我要赚钱，我要做老板。
留下来是对不自由状态的无奈接受甚至认可
2011年10月25日，我去了重庆西永开放区。在开放区的宣传栏里看到了厂区规划，富士康规划的总员工数为10万人，并在2010年底达到了5万人的规模。我在那里接触几名富士康的员工。据我访谈的员工估计，这里本地（来自四川和重庆）工人占到85％一上，工人流失率很大。这个厂区已经运行了2年，很少有工人干到2年的，干满1年的也不多。
我访谈了一个叫小容的女工，她94年出生。她来自重庆奉节县，在这里打工半年了，当时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小组长，一个月如果一天都不休息的话工资可以拿到3000多元。她说在这里工作压力太大、太累，她打算干到春节前就辞工回家，想去学护理。她说：“无论以后在什么地方，反正不会在富士康，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还访谈了一个叫小彪的23岁的员工，他也来自重庆奉节县，在富士康打工快2年了。他在总务部门工作。我们聊到工资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可以问一下你的工资多少吗？”
小彪：“公司有规定，不可以互相告诉工资的。”
问：“你觉得公司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哪？”
小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隐私。”
问：“你觉得工资保密这样的规定是对员工有利还是对公司有利？”
小彪：“我没有想过，反正公司就这样规定的。”小彪沈默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问了我，我觉得对员工不利。”
按照平均工资来讲，富士康的工资比其他企业要高一些，但是富士康的员工流动性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跟工作环境压力大和没有自由度是很有关系的。这也是上面我访谈的小容要离开的原因，按照小容的话来说，富士康不是人待的地方。可以想见小容从身体到精神所承受的折磨，而小容也只有用离开来重获自由。小彪和小容工作性质不同，小彪在总务部门工作，不在生产线上，从工作内容到工作时间都相对轻松和灵活，所以小彪已经快在那里工作2年了。但是，从我们上面的对话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小彪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公司对信息沟通和言论自由的控制。
几位农民的体会－人民公社和现在的对比
从这段时间的访谈和访谈分析中，我发现，年纪大的人在谈感受的时候是纵向对比的，倾向于通过和过去的比较来评价现在的状况；而年轻人倾向于通过横向对比来评价现在的状况。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很不相同的。纵向对比可以让我们总结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横向对比更多地提示我们如何面对现在和展望未来。
2010年8月我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做访谈，下面是村子里几个人的对话：
村电工：“对比人民公社和现在，这时候比那时候强得多，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吃了饭都去地里干活，吃大锅饭。不像现在，你想出来打工就打工，你想干啥就干啥。那时候物价低，原来一公斤菜八分钱、一毛多，现在好几块。社会在进步，现在生活比过去强多了。”
村小学退休物理教师：“现在和过去比较一下，现在股份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等于社会财富增加了。穷困的差别大了。这样下去，以后贫富差别会更大。”
一村民：“现在盖房子，一户比一户盖得高，地基抬高了，水排不出去，就会破损旁边其他的房子，没办法，邻居都在盖，我也得重新盖。村里没有人管。”
村里的物理老师：“土地不应该允许买卖，如果允许买卖的话，就会出现乞丐，就会有人家里一无所有。因为这个地有人买啊，我卖了，钱用完了，怎么办？没钱了，社会就会动荡，没钱了就去抢啊，偷啊。”
在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的评价是不同，因为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
*电工认为人民公社的时候不自由，吃大锅饭；现在人可以自由外出打工。
*村民认为，现在村里没有有效管理，村民盖房随意抬高地基，逼得邻居为了防止地基被泡坏，也得盖房。随意抬高地基的人享受了没有治理的“自由”，而被迫盖房的人被这种“自由”所害。
*村里的一位老师认为，农村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如果那样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
人民公社那个时候是不自由的，所以不好。这是对历史的总结，人民公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一些人的自由已经损害了其他人的自由，包括：贫富差距增大，穷人受到剥夺；村子里盖房子没有管理，结果损害别人的房子；等等。这是现状，现实不容乐观。
二、寻找自由
留在这个厂就是因为觉得挺自由的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很多工友换工作非常频繁，有的一年换好几次工作。但是我也遇到一些工友，在一个厂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当我问及为什么在一个厂可以干到这么久是，工友往往提到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厂比较自由。下面就具体举个例子来看看工友的体会。
陈满贤（女），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1976年出生，小学毕业，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了。她说她现在上班的厂子工资并不高，但是之所以这两年一直在这里上班，是因为在这里自由、心情比较愉快。她说：
“我们厂是五金厂，主要是生产窗帘杆。这里工资低，底薪1100元，加班按劳动法计算。以前一个月可以加班60小时，后来按照法律只允许加36小时，我们全部员工就罢工了，罢工之后现在同意一个星期可以加班15小时。
“厂里100多人，女工多一些。多数的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的一般做不了多久就跑了，因为工资不是很高，加上工作对年轻的人来说还是很辛苦的。我觉得这里虽然工资低，但是挺好玩的。我不想进制衣厂，我以前在制衣厂上过班，上了2年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制衣厂没货做的时候，抢货抢得打架，而且有时还要讲关系。在现在这家厂感觉轻松。老板是美国人，美国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还是好一点，一切都按照劳动法；也不象其他厂那么黑；上班的时候可以随便走动，换岗位也可以，互相也可以简单说一下话，打电话也可以。”
自己开店也难得自由
工友对自己开店和在工厂上班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喜欢自己开店，觉得不受别人的约束；有的相比之下喜欢在工厂上班，因为觉得省心。2009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和北京做过100多名工友的调查，在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两名工友中就有一名工友希望将来可以自己开店或者创办企业。这中间想自己开店的多些，因为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资金更高些。有这样打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希望可以提高收入；再一个就是觉得为自己干比较自由。但是，自己开店可以获得工友想像的自由吗？自我就业的人也许不需要承受老板和主管的约束，但是要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成本核算的压力；很多还有承受贪污腐败的成本和压力。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自我就业／开店的打工者每天要工作12到18小时，天天开业，没有休息日。下面两个故事可以从两个侧面反映工友开店的具体情况。
故事之一：睡觉的时间都很少
2010年11月15日我在东莞访谈了开快餐店的王福兰。她37岁了，1993年开始出来打工，以前在工厂做过。两年前生了女儿以后，因为需要休养，而且带女儿也不好找工厂，所以就和丈夫一起开了一家快餐店。她告诉我：“这家店前期投入花了两万元，每个月的租金一千三百元，再加上水电，合起来一个月要一千五百多元。生意还可以，但是现在物价太高，所以赚得也不多，一个月除掉开销之后，两个人一共也就四五千元左右。很辛苦，早上七点钟要起床，晚上一两点钟才睡，所以睡觉很少。开店比起在厂里打工，要自由很多，而且感觉会好些。反正是自己的。不过我老公早就不想做了，觉得太累了。的确太累，从开店以来我瘦了二十多斤，但是我还是想继续开。老公说不开店后再慢慢看做点其他的。在老家做生意也不好做，以前在老家的镇上也卖过衣服，但是没有什么钱赚，做同样生意的人太多，除非有什么本钱生意就好做。我们现在这一行现在也不太好做，主要物价上涨得太快，卖高了没人吃，卖低了又没什么利润。”
故事之二：官员腐败造成人民的不自由
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说腐败的事情，所以这里也不用多说什么。以前，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对腐败恨之入骨，后来发现，很多人对腐败是抱有同情甚至羡慕的。在前面公平一节，叙述了有的工友对可以当官进而腐败很羡慕。一些人觉得，如果自己有权力自己也会腐败，所以对腐败者抱有同情，态度是：腐败也可以，只要同时也做些正事就可以。再加上中国政府庞大，当官的人和他／她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数量庞大，都依赖这个体系过上“好”生活。打工者大都生活贫困，靠打工和自谋职业为生，能有机会贿赂官员的是其中少数的成功者。这样说来，我们追求自由的道路是任重道远的，因为人需要先解放自己才可以去解放他人和社会。
2011年6月5日，我在苏州和工友欢欢进行了交流。欢欢1988年出生，安徽安庆人。初二没有念完就出来打工了。2008年开始在苏州这边打工。现在一个月工资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欢欢的姐姐也在苏州。她姐夫做装修的，她姐姐租房子开酒店。她姐姐已经在苏州买了商品房。欢欢告诉我：
“我姐姐和姐夫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完全是靠自己的，因为他们苦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就是两百块钱。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好难。她们在苏州买的商品房子，花了将近100万，房价80多万，但是还要装修。首付是三十六万，他们也贷款了。打工的人中走到像拥有自己的公司确实是很少，但是一般可以让自己生活得不那么拮据，可以让孩子上得起学，就是这样的。她们小区现在第二期房子的房价也涨了。他们是2008年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金融危机，买的时候是七八千一平米，现在是一万。金融危机期间房价下降了，现在又涨上去了，我姐夫的姐姐也买了。
“你问我关于是否觉得自由，我不说我自己，就说我姐开的宾馆吧。跟政府打交道要靠贿赂，而且比贿赂还复杂，你给我好处，我可以帮你搞定，你不给我好处，你这个店就关门；我让你开你就可以开，不让你开，你就马上关门，就是这种感觉。我姐她们开宾馆是租的房子。比如说酒店的消防，也是每年都会检查的，检查归检查，但是还是会要钱吃饭，给别人好处，否则不给你过关。有的事情即使按规章做得很好了，但是你人情没有做到，就可以一口把你否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不好。我就在想，我们没有钱，好不容易攒钱开一个店，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我做得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关门就给我关门了，我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给工人灵活工作时间的一家小型乡镇企业
很多的现代企业都实行了所谓的规范化管理，在我看来，规范化往往意味着：以企业为中心、以生产为中心；缺少甚至丧失人性化或者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
2011年10月我去了四川省金堂县。金堂县是全国最早组织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同时，金堂县也是全国最早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条件的地方。1998年，就建设了第一个“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园区”。在金堂县，我有机会访谈了一位返乡创业的女企业家。我们交谈了2个多小时，她给我讲述了她的打工经历、创业经历、扶持他人创业的经历等。她的企业的人性化用工模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她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大城市、大工厂一定被看做是不规范和落后的，在乡镇企业中也不一定得到提倡，但是我在她的企业管理理念中看到了最珍贵的东西：让管理模式适应人的需要。这样的企业管理模式是工人获得自由的前提。下面是周总的部分谈话内容：
“我老家是金堂县赵镇的，1970年出生。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因为当时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我88年高中毕业后，在县里的国土局工作了三年，工资每个月70块。就觉得工资太低了。别人说外面的世界多好，就想往外面跑。91年的初，县里劳动局帮助中外合资公司招工，是一家美国的合资公司，做蚊帐的。我就去了，我们一起去的有40多个女孩子。当时工资一去就是400块，哇…高了好多倍了嘛。92年的时候，经过老乡介绍，我去了珠海一家织衣厂，工资一下子涨了一倍，一个月800多块，有时候可以到1000多块。后来又去了东莞的一家鞋厂，因为那里老乡多些。94年下半年，我开始在东莞卖菜。我开始拿了一个摊位，后来又要了几个摊位，最多的时候我有6个摊位。我雇人帮我卖菜。一直做到98年。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1万多块，不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有2千到3千，反正没有赔过。
“做到98年的时候我大概就有十一二万块钱的存款了。存了那么多钱的时候了，我妈就说叫我回家。回家之后，在我表叔的技术支持下，我开办了猪鬃厂，一直做到现在。在这十多年中，我又支持我们当地其他人开办了十多家猪鬃厂。
“现在我厂里有80多个工人，上个月的平均工资达到了1800多块。我们是计件的，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到3000多块，最少的也有几百块的。我们的管理制度就跟外面不一样。我们那里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女的；她们的老公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土地现在基本上是转给承包户了，都没有土地了；她们在家里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所以我们的上班时间和管理机制就是要让女工既可以上班又可以照顾家里的事情。别的厂是上午8点和下午2点上班，我们这里上午10点钟来也可以，下午5点钟来也可以。大家很自由的。女工如果有事，一天两天不来我也可以不管，但是十天半月不来就要跟我讲一下了，因为有时候会赶货。。反正就是很人性化的管理的。
“我们厂旁边有好几个食品厂，他们对工人的管理就很严格，早晨必须按时上班，上个厕所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厂里的工人别人请都请不去的，他们厂那里的工人只要我要，他们就要跑到我们那里来。他们的工资也不高，一个月也就是1000多点儿。”
三、“无奈选择”就是没有自由
无奈选择是在无法实现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其他选择。回顾书中打工群体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处处面临的都是无奈选择。
在打工者的归属问题上，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带给我们的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会预想到的现状。10年和20年前，多数打工者接受在城市打工而最终返乡这样一个归宿，但是3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同了。在第一编的第六章，本书讨论了“主动选择和无奈选择”。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提出了“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概念。调查对152名工友进行了调查，在问及“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时，多数（65％）工友回答说“回老家”；在问及“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9％）的工友回答说“回老家”。第一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无奈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主动选择。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就应该可以选择归属在城市，这样的主动选择并不是无理要求，而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道德选择。
我们都熟知“用工荒”现象。在第三编的第四章本书详细讨论了这个现象。打工者在和企业的角力中处于弱势，但是打工者的力量在于用脚投票，就是离开，这是弱者的武器。使用这个武器使得打工者工作和生活不稳定，但是离开和跳槽是打工者无奈的选择。像机器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是无奈的选择，离开这枯燥的没有前途的工作也是无奈的选择，必须继续打工又是无奈的选择。劳动本应是创造财富和创造幸福的途径，劳动本身本应是快乐的，但是在今天，劳动变成了一种无奈选择的工作，这让劳动和自由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和逻辑。
人的不自由还体现在心灵的迷失上。一个人如果有方向，但是实现不了，会觉得不自由，但是仍可以继续努力。一个人如果找不到前途、没有了方向，那么连不自由的滋味都体会不到，就更不知道自由的滋味了。工友宋志浩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我都20多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方向。我有的时候想这个事情想到睡不着觉。有一次想了两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在厂里上班，以后怎么办，上了年龄怎么办。”工友张毅立对我说：“现在我就是很多事情也想不明白。我现在一直在想，20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把自己的目标建立在将来活得更快乐还是活得更有钱，这个我想不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
自由和方向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找，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也是跌跌撞撞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单纯的“有钱”绝对不能给一个人带来真正的自由。根据《金融时报》2011年4月26日报道156：“中国最富裕的一批国民当中，接近一半的人考虑过投资移民……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如今，无论是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投机资产泡沫获取暴利的商人、抱有实业之心的企业家，乃至位高权重的官老爷，每个人似乎都在抱怨工作生活的苦累艰辛，生存环境的恶劣危险。”中国政府不缺钱，但是中国人民失去了方向更失去了安全感。难道中国人的自由只有在国外才能找得到吗？到了国外就找到了吗？穷人出不了国就永远也找不到自由了吗？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11年出品的第5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
未来时代
词：全桂荣曲：姜国良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在经济的绞索里被宰割变卖
我们是这个星球上的主人
却在自己建造的家园里疯狂变态
在权势的尸堆上糜烂腐败
当脓血混杂着流淌在外
苍蝇和蚊子腆着肚子尖叫
复仇者的牙齿也合了起来
在丑恶的现实中看不到理想
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未来
是谁掌控了我们的脑袋
不再用朴实的真理做热烈的喝彩
在丧失自我的现实里没有了理想
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未来
是谁掌控了我们的脑袋
不再用朴实的真理做热烈的喝彩
让我们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力量和信念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
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释放出澎湃的热血
理想和生命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
去开创正义与公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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