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夫

    在我所认识的小小说作家里，谢志强是一位有学养、有阅历、有个性、有追求的一位。他擅长多种笔墨，写了成百上千的小小说，是位高产的作家。囿于阅读视野，我仅读过他很少的一部分作品，所以长时间内没能对他的创作作出整体性的评价。这次读过他的新出版的小小说集《新启蒙时代》——也就是“艾城故事系列”——他的形象突然完整而鲜明起来，他的先锋气质和实验性操作，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35年当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其《人类存在的危机》的著名报告里，提出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日益发达的技术化戕害到人类的人性时，产生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被遗忘”的现象。其实“存在的被遗忘”也就是“人的被遗忘”。这个让人猛醒的命题，当时也许未能真的让人一下子猛醒，从而领悟到其中的深刻性。比他更早一些的捷克作家卡夫卡也曾用小说提出了人被机器异化（亦即“技术化”）（《变形记》）的问题，艺术被当成商品出卖（亦即“商品化”）（《饥饿艺术家》）的问题，以及特权化（《城堡》）的问题。也许他就是认为这些问题是造成人性异化的根源吧，因为他的全部创作证明了他的思考。但那时人们也未必一下子就能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真理性。

    将近一百年匆匆过去，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的直接现实时，我们忽然发现，无论是胡塞尔还是卡夫卡，他们的思想真是太富有预见性，也真是太深刻无比了。

    以这样的目光阅读《新启蒙时代》——也就是“艾城系列”，兴许是饶有兴味的。艾城在哪里？艾城故事里所发生的现代都市的种种病症，大都和技术化、商品化、权力化密切相连，也都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大小城市里。正如谢志强的小说里写到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冒犯》等）、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会议生涯》等）、模式化生存（《模式》等）、商品对人的异化（《模特肚里有条虫》等），以及应试教育的重压（《纪念一个孩子》等）、老龄化社会（《孝顺》等）、现代人的孤独（《能说话的那堵墙》等），举凡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弊端，都可在艾城找到它们的影子。也就是说，艾城，这个谢志强虚构出来的城市，其实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没有疑问，谢志强的根在生活里，他不是那种凭空臆造生活的人。

    但是艾城又远非生活里的城市，它更像是谢志强心中的城市。当作者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时，他受到刺激，他的情绪被调动起来，现实生活的表象开始在自己的头脑里旋转、升腾，终于升华为主观的认识和体悟。他没有急于去对生活进行描写，而是渲泄主观的感觉和激情，让想象飞翔起来，编织新的故事，用“超常体验”的方式，用荒诞不经的手法去加以表现，从而取得比生活中的更为真实的真实。他不重再现而重表现，也就是追求形而上的真实，从而使他的小说被涂抹上了浓厚的表现主义文学的色彩。

    正是在这一点上，谢志强有别于当今众多的小小说作家。

    在当今的中国小小说作家里，大多数人采取的是都是写实笔法，善于用生活的样子来表现生活，有些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宗利华、刘建超、候德云、于德北、秦德龙、陈永林、刘国芳等，他们的作品也有差异，或着重描写人物，或着重陈述情节，或强调小说中的人性，或强调作品的文学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共同强调作品的客观性，都要求按照生活的样子来描写生活，是“再现”的而不属于“表现”。

    谢志强和他们的区别就从这里开始，他放弃了多数人惯常使用的手法，而另辟蹊径，他强调主观感受，他喜欢形而上的思考，他也更钟情于“超常体验”。和那些按写实的路数取得成功的小小说作家们一样，他同样取得了成功。他的独特的道路，他的重表现而不重再现的努力，是对小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作家们完全有权选择自己的创作道路，而且我也从不认为只有现代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小小说。但是对于实验性创作，我们还是宽容一点好，因为它是一种拉动创作的力量，是一种启发和活跃人思想的力量。

    我曾经说过，许多小小说的平庸，不是小说平庸，而是作家思想的平庸。一篇优秀的小小说一定要闪现出相对深刻的思想的光芒来。谢志强所占有的思想资源和独有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成了他作品的灵魂。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胡赛尔什么的，但读过卡夫卡却不会有什么疑问，想必他就是从表现主义文学中吸取了于他有用的东西。

    当然，《新启蒙时代》并非没有缺点，作者的视域较宽，但视点分散，所以很难凝聚起一种洞穿世事的深刻性。

    瑕不掩瑜。尽管还有瑕疵，但谢志强的实验性写作，却让人们看到了小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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