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学生来说，不单与北京远隔千里之外，即使恰巧与批评家认识，大概也看不清那些批评文章中的“话语秘密”。今天从“文学史”角度重读这些文章，材料中的“历史价值”才逐步显露出来，成为话语分析的某种对象。
某种意义上，确立“对立面”，同样是“对方”批评的重要工作之一。但与“崛起”批评的勇猛姿态相比，它们对对立面话语性质的区分和鉴定要深入细致和耐心得多。这是因为，对对立面话语性质的颠覆性的鉴定，往往是巩固自己“正确性”的根本性前提，这也是几十年文化所取得的历史经验之一。
但在那个年代，“对方”既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观念的存在，也体现为一个非常细小和具体的历史的细节。它有混杂的面目，同时又有着明确、坚决和尖锐的历史的主张。它在本文具体指的是，在“朦胧诗论争”中对“崛起”批评“异端”观点所实施的含有真理意味的批评。它会令我们这些历史的“幸存者”，从心底重新唤出一种震惊与亲切相混合的感觉。
“对方”的批评家实际有两拨人，一拨是章明、周良沛、丁力、宋垒、峭石等，另一拨是在“清污”中参与到批评中来的人，如柯岩、程代熙和郑伯农等。前一拨人对朦胧诗创作的批评，主要是围绕“懂与不懂”的问题展开的。与“火热斗争”相联系的3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和十七年诗歌，是他们从事诗歌批评的最主要的历史依据和诗歌范本。章明批评杜运燮《秋》和李小雨《夜》的“朦胧”、“费解”，而赞成艾青《在浪尖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明快晓畅”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们“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和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9]。他们主张：“我们反对生硬地‘配合’任务，反对图解政治，反对‘假、大、空’，反对晦涩，都是对的。可是也千万不要忘记在反对它们的同时，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式提倡了我们正在反对的东西”[10]。他们认为，“太朦胧，就晦涩、就难懂，就体现不了诗歌的作用”，如果“你的‘我’”不能“和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群众同呼吸”，“怎么能称为革命时代的新东西？”[11]如果说前面几位批评家以词语区分的方式，将“朦胧”、“费解”、“晦涩”、“难懂”指认为朦胧诗创作不能“同人民群众同呼吸”的艺术特征的话，那么峭石则在文章里提出了到底要提倡“一个什么样的诗风”的严峻问题。但为此他得出的一个不无忧虑的结论是：“我们还得擦亮眼睛，提防把人家扔掉的破烂，也当宝贝抱在怀里！外国那些‘主义’、‘流’、‘派’里，恐怕也有在外国已经不兴时的滞销货呢！”[12]
如果说前面几位批评家对“崛起”批评话语性质的区分和鉴别一定程度上还来自于他们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和理解的话，那么下面的批评则与1983年前后的社会风暴有更深的联系。人们发现，后来的区分明显在超越诗歌阅读的层次，而与大叙述产生了思想上的深刻关联。“从《在新的崛起的面前》、《失去了平静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问题似乎比那时更严重了”，这种“唯我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与革命”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13]“你在文章里引用了一些写诗的青年人的话，把它们说成是‘新的诗歌宣言’，其实你的这篇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篇宣言，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14]某种程度上，在诗歌阅读层次对崛起批评的话语方式进行“区分”性的批评，即使是一个“事件”，也是可以放在诗歌范围内来理解的。而将阅读层次抛置一边，并将崛起批评直接与大叙述来联系，则应该作为诗歌范围之外的“事件”来看待了。吕进以《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为题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可能对崛起批评的话语方式更具有“鉴别”的意味。他写道：“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说：‘时代的指针告诉我们，艺术总要发展，不仅数量上！’这话是对的。”“可是，我们正处在怎样的‘时代’呢？”他的答案是：“我们的诗歌的庄严旗帜是社会主义，它的使命是多方面地表现‘四化’创业时代的丰富内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15]这篇文章的鲜明之处也许在于，它一开始就把崛起批评指认成“对方”，并使后者蒙上了“不正确”的阴影。因此，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它的价值不在文章本身，而是其话语方式更为清晰地表明了一个年代的存在。
今天看来，丁力、宋垒和章明在批评朦胧诗创作的文章里，尽管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词汇，但他们还愿回到诗歌的问题当中，并不想把问题扩大到诗歌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满仍然集中在对传统诗歌/外国诗歌、懂/不懂、自我/人民这些问题的“固化”的理解上。他们观点的形成，是十七年诗歌观念“积累”的结果，带有自动写作的意思。当然可以理解，在新时期初期，很多人，即使是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对什么是“诗”，还缺乏判断的能力。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谈诗，不如说是在按照既有的对诗歌的“看法”来评价朦胧诗所带来的复杂现象。柯岩等的批评虽然是从诗歌开始，然而其目的不是落脚在诗歌上的。尤其是程代熙、郑伯农等人，此前并不从事诗歌的批评，他们对诗歌论争的卷入，是因为诗歌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导致的。因此，观察这两拨批评家的批评方式、观点和最后意见，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别。
说来很有意思，除吕进老师一人外，其他的被人看作“保守派”的批评家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吕进老师我是1988年1月才第一次见到并认识的。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三届中国优秀新诗”评奖（后来叫“鲁迅文学奖”），住在朝阳区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艾青、臧克家是评委会的主任，终评委有邹荻帆、邵燕祥、李瑛等人，都是诗歌界的“大腕”。评奖之后，我们被《诗刊》社编委朱先树老师带着，专程拜访了艾青和臧克家两位诗坛老人。他们当时住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胡同，两家距离不远，是先坐车，然后徒步走去的。时值北京隆冬，感觉一路上非常寒冷。“终评委”下面还有一个“初评组”（我们自称“初评委”，但中国作家协会好像没有承认）。初评组的任务是从“浩如烟海”的杂志和新诗集中选出几十本（篇）作品，供终评委最后“打分”，在此基础上评出最后“获奖作品”。所以，我们每天都关在“鲁艺”的房间里读诗，生活枯燥、无趣。只来过两个《文艺报》的青年编辑、记者，一个是高洪波（后来升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另一个是编过有名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的老木，他后来死在国外。
初评组大多是中年“知名”诗评家，如朱先树、吕进、阿红、叶橹、吴开晋、何锐等，为表示“提携后进”，把我和蒋维扬（时任《诗歌报》主编）、陈超三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吸纳了进来。表面上，初评组的“头头”是朱先树老师（他是四川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好像是1965年毕业的），据说“灵魂”是吕进。吕进瘦高，肤白，戴一架宽边眼镜，举止谈吐斯文、温和、稳重。轻易不说话，但喜欢“最后”说话，在评选过程中，大家的意见最后都向着他的“意见”集中，这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吕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是一个标准的“教书先生”，对我们几个也较客气，但似乎有点距离。所以，总的印象，是可以“交往”的，并不是“厉害”角色。1983年前后，他突然在西师发起猛攻朦胧诗诗人的研讨会，随之发表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这一“变化”令我大感惊讶，也不理解。后来，他一直对新诗的探索、创新及其成果维持着这种“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前两年诗评家陈仲义专门在《南方文坛》撰文，批评了吕老师。
这段“个人回忆”，是帮同志们和我一起回到当时的“现场”，体味一下朦胧诗论争前后的文学环境。如果我同时认识其他一些批评家，可以叙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场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大的氛围、背景和框架。其实，在中国，“因人废文”总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评价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很多时候，人与文也经常处在“分离”状态。所以，仅仅凭对“文章”的印象就得出对“人”的认识，往往不太讨好，也不是一种研究文学史应有的客观态度。因此，我不是把吕老师放在“道德化”的平台上来谈的，而是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进”的历史理由：大概他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但为什么，在以反思“文革”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中，他仍然乐意以“文革式”的批评方式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人的创作成绩。进一步说，为什么到了“新时期”，他精神生活中却还携带着一个“十七年”、“文革”，这些，都是自觉的“选择”吗？
自然，总的来说，这种将“对立面”的话语加以区分、鉴别并最终颠覆其文学存在的工作，是“十七年”思维方式的某种延续。例如，周扬对丁玲、胡风、冯雪峰“思想问题”的指责，一般都是以“个人主义”、“反党集团”的说法进行定性的。不过，这两个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对方”批评对“崛起派”的严厉批判，未能危及后者文学和社会的生存，原因就在，“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允许阶级斗争的残酷方式在当时重演[16]。人们注意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派”、“唯我”、“虚无主义”仍然是“对方”批评指责崛起批评时所使用的主体批评话语，但质地已经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受损，也缺乏一直追究到底的淋漓尽致的语言的生气，不免显露出某种气力不足的迹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方”批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是对崛起批评的诗歌观念存在抵触，有的还属于鲁直、质朴的批评，有的也并不是为了诗歌本身的进步……以上种种，都说明“朦胧诗论争”当时所存在的多元复杂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史研究也不仅仅等同于话语分析，它树根底部彼此纠缠和四处发展的诸多根须，很难用后一种方法一次性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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