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位“崛起”批评家在“义愤填膺”地回应了对朦胧诗创作的指责后，这样写道：“中国，曾经历了怎样的民族痛苦呵”，“正是那些‘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将新诗艺术推向了不是变革就是死亡的极端！才带动了整整一代人艺术鉴赏的彻底转移”，“经过七九年猛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诗歌内容的转移完成了最初的一步，接下去的脚步就是‘艺术’！”[17]于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就是，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然后通过“视角变动”、“变形”、“表现自觉和幻觉”、“通感”、“虚实结合”、“跳跃性节奏”、“多层次空间结构”、“意识流”、“自我”、“块状结构方法”、“潜意识”、“内部空白”、“口语化”、“暗示”、“抽象”、“问号”、“叹号”、“破折号”和“删节号”等等途径和技巧，使诗真正成为一种“新倾向”的诗歌。在80年代的语境里，坚持“自我”（写作立场）和强调“艺术”（文学本质），往往代表了文学探索者的姿态、态度和正确的走向。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立场又是与过去强调集体叙述和注重文学表现的社会意义的观念相对立的，于是，“拒绝”、“排斥”和“超越”这些传统观念，便被视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它正是“崛起”之所以“崛起”的一个强有力的历史依据。“现代诗歌，将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基于以上所述，这种以“己”排“他”而就认为是新诗的发展的偏激性理解，当然支撑了前者的那种“本质”和“立场”。
同样不奇怪的，是“对方”批评家的几乎相类似的表述。“‘崛起’者们是以挑战的姿态出现的”，“谢冕同志认为六十年来新诗不断走着下坡路”，“徐敬亚同志，则走得更远。他不但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而且对于我国几千年的古代诗歌传统，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主张‘崛起’的同志们喜欢讲‘宽容’，讲‘多样化’的，可惜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新诗传统”，“却并不宽容，简直是鸣鼓而攻之，群起而轰之。”正是基于对前者观点的“否定之否定”，他反对将“探索”与“现代化”做这样的联系，“徐敬亚同志把‘新诗潮’和‘现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实质是，“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扯不到一起”。而他认为“联系”的历史逻辑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维度才能够成立，“我们需要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养料”，但“决不是要让我们的文艺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18]。
为什么在批评双方那里出现了相类似的思维特点？大家为什么都希望掌握对“本质”、“立场”的解释权呢？这是由当代文化的生态造成的。一个时期内，“会议”、“讲话”、“学习班”、“集会”、“写心得”曾经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因素，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的。1969年，我父亲的学校宣布解散，我们全家下放到大別山腹地的新县沙窝公社中学（原为县六中），我父母在那里担任中学教员，我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都是我母亲。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学在公社所在的小镇上，虽然寂寞，但每天还有到武汉的长途公共汽车途经此地。记得两个月后，我父母突然被“集中”到县城“学习”，后来才知道原来城市出了“严重问题”，是借学习为名，将该市下放此地的几百名教师、干部集中起来，每天让他们写东西，以便检查他们的“笔迹”。我当时才13岁，家里只有外婆、姐姐和弟弟。这是我与父母第一次真正的“分别”（大概有3个月时间）……同志们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连我今天都无法解释，这种被“组织”的生活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被人们“习惯”地接受的，它对社会观念、生活态度和习俗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一种“本质”、“立场”的存在。那些大人被集中到县城上“学习班”，并不是安排他们享受那里的繁华，逛大街，吃某种小吃，而是让其学会“站队”，或叫正确地站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站错了队，离本质、立场远了，那他就很危险。这种无形的、含蓄的“规训”普遍存在着，在训练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方法，天长地久，是很有效果的。一位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情况，许多文艺命题争来争去，或是组织人争来争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维护一种更大的文艺命题的“权威性”[19]。在他的著作里，作者还提醒我在将自己的“个人记忆”植入文学史研究时，勿用个人记忆代替历史研究，尤其不能把它预设为研究的一个起点，他说道：“其实，人们不就是通过这样反复的校正，才日益看清楚了‘历史’么？我以为，正是通过如此不断的校正过程，即以后来看到的事实去修改以前所得到的印象，再以更新的事实去纠正前一个印象这样连续的工夫，才能够逐渐激活人们进而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的思维活动，并使答案比较符合实际，进而提升为‘其意味着什么’的理论观念。或者说，正是借助于‘为什么会这样’的质疑和回答，人们才能不断接近‘其意味着什么’的答案，从而深入到现象的本质中去。”这样的提醒，无论对我们研究“朦胧诗论争”，还是理解他们“为什么论争”，而这些“意味着什么”，都是非常必要的，富有启发性的。
我的意思是，不单要关注这些批评家究竟说了些什么，更应该关注的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在新时期文学中，掌握对“本质”、“立场”的解释权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构成了一种文学的“成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学成规，实际一直潜藏在双方的批评实践中，它成为一种支配了“朦胧诗论争”，并进而推演出一种结果的非凡的力量。这是我后来在研究中才注意到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上，可以发现，强调文学的本质和立场，并不是朦胧诗论争独有的现象。文学批评中，都偏重于以此为自己的支撑点，以突出批评对象身上某些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因素。例如，“五四”把中国传统文学指斥为“死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人性论”倾向，50、60年代批评对“普遍美”、“感情”、“文学是人学”的贬低等等，都不算是非常遥远的例子。这是“中国新文学”的文化基因，它也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一直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根据之一，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朦胧诗论争”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文学的事实。朦胧诗论争的“独特性”也许正在于：一、如果说“论争”背后都预言着一次文学的转型，那它的转型并不纯粹只在文学范围内发生，同时也表明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躁动，表明了社会意识变化对文学的深刻渗透的特点，因此，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论争中不乏其例，并不是“对方”批评才这样的；二、这里所谓的“本质”和“立场”，是怎么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它能否成为80年代诗歌发展的资源、动力和依据，在双方的争论中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都将自己的“正确立场”与“改革开放”的建国策略相联系，并借以强调自己的“正宗”的地位，是这次论争给人留下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之一。其实，不光在朦胧诗论争中，80年代几乎所有的论争、批评活动中，这种以一方的立场、本质来排斥、降低对方的立场和本质的做法，实际上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立场化和本质化的批评。
当然，在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立场化、本质化的批评现象，在诸多分歧、争执和歧义中，在今天的研究中依然把“对立”看作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的知识背景里，我觉得仍然需要注意当时就开始接近的某些共同点。如新诗的“探索”、“发展”，新诗与外国现代诗的关系，等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对方”批评并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养料”，而“崛起”批评在强调自己立场的时候，有时候也不都是那么“宽容”，这倒很有点儿像是“对方”批评的姿态了。这是因为，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举国大势的情况下，谁也不可能、或不愿回到“过去”，在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真正要复原“十七年的传统”。正是在这里，目光锐利的研究者发现了在批评“对立面”确立的过程，和上述种种迹象中，一些严格的思想界限开始在淡化、模糊和消解，虚张声势的指责在日趋弱化。
前一段受王光明老师的邀请，去首都师范大学的“人文论坛”做一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文学‘成规’的建立以《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为讨论对象”。讲完已是晚上八点半，光明老师说到他不久前也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也涉及到相关一些问题。我们注意到，80年代初期，一方面对“本质化”的坚持仍然是当时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本质”批评开始“租借”一些批评话语和空间给其他的批评家，如“自我”、“意识流”、“口语化”、“变形”等等。这是因为什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面积兴起，国家的主要精力转向“经济建设”领域，文化和文学不再是它抓的主要东西。而社会则日渐多元，文学话题趋向广泛，艺术实验层出不穷，“本质”批评已很难承担这么复杂的解释任务，因此，也需要通过“租借”的形式让其它批评参与进来。这是80年代文学批评由单一逐步走向多样的关键因素。所以，这是我们谈论朦胧诗论争坚持对“本质化”、“立场”的解释权的现象时，出现的另一种新情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