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并不是指对这一“结果”再做“翻案”的工作。这种翻案工作，不是完全失去了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可能不像人们估量的那么大。近年来，思想史研究者丁东、谢泳、邢小群等人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重访过去”的研究工作，如对胡适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清华、北大教授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对罗隆基、储安平等真实档案的追索，对胡风、丁玲文学境遇的重新认知等等，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参照，反思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与此同时，不光是把这些问题和教训看作是“中国的独特性”，而且是置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和反省。这样，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就升华为20世纪中国的一个“大命题”。在这些研究者心目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非常悲壮的使命感、责任感，随着这种感觉的逐步强化，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到了人文科学领域的较高的“等级”上。例如，他们前一阶段开会公开指责“当代文学创作”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变成了“小人文学”、“欲望文学”等等，这显然是有了极良好的自我感觉之后才会使用的语气。
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可能稍微高了一点，有点儿“夸大其词”的味道。他们从事的研究，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在“学院”体制里（谢泳最近刚调到厦门大学），对研究“边缘”状态的不悦，也容易将自身的“力量”和“成果”不符合事实地扩大。它所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以历史的“压迫”为背景，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主轴，在“重叙”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干扰了历史本身丰富性的呈现和展开。这是因为，对知识分子“责任”和“问题”的更具动态和深刻性的追究，没有被纳入这个总体性的考虑之中。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也并没有“开始”的迹象，更多的人，仅仅是在这一过程中满足于掌握着“批判者”和“审判者”的身份。而在相类似的工作中，作为把自己视为战争方之一因素的竹内好的颇具深度和丰富性的反思，恰好能给我们以某种深入的启发。他在痛苦地反思日本在二战中的“教训”时，以自己所欣赏的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一书为例，这样写道：
在该书的末尾部分，作者结合着心理现实抓住了军国主义成为落后资本的马前卒入侵中国大陆时，近代军队必然野蛮化的过程，分析说：“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为非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无意识地成了把他国国民拷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
以此为根据，他深入剖析了关于战争的“体验”（实际就是历史体验。在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是丁东、谢泳他们的“历史体验”。以此延伸为对80年代文学的某种“体验”），并发人深省地指出：
与各种体验一样，如果战争体验也被封闭在特殊的框架里，怠惰于向一般化开放，那么，所谓体验便不具有意义。只有把它改写成可供利用的现在时态，体验才成其为体验。就是说，战争体验所具有的封闭性的自说自话性格，并不能够把体验导向一般化，因而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体验。从执著于战争体验出发，从事文学活动的战后派文学已经成了一个流派，或者极端地说成了一种时尚，紧接着便发生了流派的转换，从而不得不改变自身的性质，原因恐怕就在于没有克服战争体验封闭化的特点。战争体验的性质，绝对不是随着战后派文学发生转换，战争处理就可以宣告结束那样的东西，其实事情正好相反，由于战后派文学的转换，战争体验本身就流失了[20]。
某种意义上，丁东、谢泳们的历史研究，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战后派”研究。它所暴露的问题，就是竹内好所指出的将研究对象“封闭”在一个“特殊的框架”里。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愿意把“问题”锁定在80年代启蒙主义的框架中，以“语境化”的方式，对研究对象做有利于这种锁定性研究的历史叙述。这仍然是回到80年代启蒙立场上的一种学术活动，或者它还包含着过去那种以“边缘”反抗“主流”的传统文化情结。更大问题还在于，他们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代表“真理”的一方，把自己锁定在“受难者”的话语中，在这种情况下，被他们所“叙述”出来的“历史”是否就是历史的原貌，是存在着相当的疑问的。而竹内好本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自己的痛苦、焦虑、不解和困惑，“超越”了翻案的简单层次，并将它们一齐糅入历史之中，将这种体验“导向一般化”，升华为一种对人类命运大困惑的沉痛的反思。
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就不应该只针对“崛起”批评，也应该针对“对方”批评，同时也应该包括了对像我当年那样的一代文学青年的幼稚和简单的理解。“同情”不等于“倾斜”，而是对整个历史的拥抱。“对立”批评在坚持元话语的同时，也给朦胧诗的探索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例如，程代熙在《给徐敬亚的公开信》里，在严厉指出他的观点“在有些问题上，的确已经相当出格，走得相当远了”的同时，也承认北岛的《一切》这首诗“并不朦胧”，“他很坦率地谈了他对生活的看法”[21]。其实，即使当时被认为比较“僵化”的郑伯农，在强调对青年诗人进行“引导”的时候，同样表示那些被列为“崛起的诗群”的作者，“创作中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像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22]。在不久前问世的《〈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一文中，读者当会知道，在1958年撰写中国新诗史的过程中，“崛起”批评的作者们的诗歌观念也是十分“革命化”的。在新时期，他们像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23]。“朦胧诗论争”的十年间（1979—1988），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必然会面对怎样认识过去年代的诸多遗产，怎样看待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的转型，这正是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而朦胧诗创作，在当时的诸多文学革新中，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的探索上，都是“发狠从最坚固处破城”的最为激进的代表[24]，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破坏是最为激烈和彻底的，这就使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潜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步解决的矛盾，提前地爆发出来，成为整个文学界的焦点，如“小我”、“大我”、“人性”、“爱”、“怀疑”、“现代意识”、“自我表现”等等。当代文学因此而提前进入了一次深刻、痛苦的变革之中。作为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热情的文学青年的我和我们一代人，自然会非常同情朦胧诗和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批评家们，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他们对文学的激进、简单的主张和理解，并与他们联手而形成对“对方”批评的包围之势。我们的诗歌观念和批评意识，也很大程度地受到了这种确立“对立面”的批评风格和氛围的影响与熏陶。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理解，甚至“憎恨”对立批评家们对朦胧诗人所采取的那些做法。这都是历史的事实。时代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难以避免地要经历文学批评的粗糙、武断和简单，这些在双方批评家的文章中都不难看到。然而，作为对从历史痛苦中终于迈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不同的“体验”，双方的批评不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么？那些激烈对立、各执己见的意见中所隐喻的，事实上正是前进中的中国社会的一段无法绕过的历史。否则这种研究，仍会停留在“价值判断”的阶段，继续在“对与错”的认识层面上纠缠不已，而不能取得明显进展。
在我看来，下一步朦胧诗论争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对一些批评术语的清理。通过批评术语的清理，追寻它的知识来源，在对当时“语境”的参照中，重新检讨它的意义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前一段时间，一些同志非常尖锐地问道：什么是“自我”？它到底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自觉状态？对此，我们不能受文学史结果的支配，而应该进行更为有效的讨论和分析。在朦胧诗论争中，很多术语都这样不经“考察”地进入了文学史书写。因此，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同时也包括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诗歌概念的重新梳理、质疑和考察。这是因为，许多术语都处在“似是而非”的状态，而且因为发明者的个人偏爱，对这些术语的进一步讨论往往会引发诗歌之外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发现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更为关心“观念”的研究，如“发生研究”、“转折研究”等。这是造成一些问题至今仍然“似是而非”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也不应回避“朦胧诗论争”所留下的问题，例如，经过这么多年论争的诗歌，并没有养成“宽容”对方的习惯，批评的意识形态色彩虽有所弱化，但对批评对象的有意识区分、鉴别，并因此形成小圈子的意识却在加强。又例如，“非诗”批评的存在，同样在干扰着正当批评的生存，一方面艺术探索的自由广泛存在，另一方面诗歌的标准，和人们共同认同的东西，基本上也完全丧失，这都令人感到痛心。“那场情绪激烈的论争（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如今已趋平息（不是再无歧义，而是兴奋的中心已经转移），那一切已逐渐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写的。它体现后人对我们的评判，我们也许能够听到，也许不能听到。”[25]这是相当清醒的历史意识。然而，文学批评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可能已经过去，它所形成的批评方式，却没有成为历史。这种文学史事实，又在批评家的意识之外。
诗歌的批评，也许就存在于对批评的“对立面”确立的过程之中，这是人们对诗歌批评“独特性”的一种常见的理解。孙绍振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26]这种历史感觉“不幸”成为一个现实。90年代后，它被重新建构在“知识”与“民间”的话语分歧之中，在诸多诗人参与、导演和推动的大众文化“热点”中死灰复燃。如果说“朦胧诗论争”之前的所有诗歌批评，还只是社会在“外部”对诗歌构成压力，那么自“朦胧诗论争”开始，这种压力就由“内部”制造和产生。诗歌批评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之争，一种对权力的无休止的重新分配。那些“诗歌小圈子”的广泛而顽强的存在，各踞山头，并彼此猜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文学史事实。这是“朦胧诗论争”对当代诗歌史来说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前一段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以为杨庆祥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朦胧诗之后，新诗在文学界一直处在边缘状态并不一定都是社会造成的，例如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兴起等等。诗歌的问题，主要在于它丧失了对“公共话语”的关注，而朦胧诗论争所呈现的，就是那个年代文学最为关心的“公共话语”，这是朦胧诗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的观点，正是以“历史的同情”为基础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