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作用

    ——集美《新海湾》顾问寄语

    古来圣贤均在强调文学对于社会人心的作用，此事实有其理。但若涉及文事兴邦或文章丧国云云，此论却大可怀疑。这些言说，其实都是过高地估计了文学的现实可能性。兴亡盛衰事大，远非文学所能定。文章救国，说说可以，真要实行，可就难了。然则，文学真的无用？文学当然有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无形的，更不会是直接的和立竿见影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运衰危，仁人志士一时救国乏术，急切里想到了文学，并把文学对于强国新民的作用作了极大的强调，认为“欲新一国之民，必新小说”。可是，文学曾经改变了国运没有？答案是：未必。最终人们知道，还是靠政治，靠政治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积弱状态。

    然而，难道文学只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遗，或者只能是文人雅士手中的玩物？当然不是。鲁迅在讲小品文的危机时，就反对过“小摆设”。文学不能只当“摆设”，特别是“小摆设”。文学有它的地位和它的独特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特性决定的。形象性的描写和虚构性的实现，乃是文学的揸长。文学通过想象提供理想，人们在这种提供中得到满足。文学使人认识或忘记无边的苦难，并鼓舞人去战胜它。文学的“用”，在用予人的精神，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文学可以是药，但并不包治百病，特别不会药到病除。要是用一个比喻，文学可能更像是社会人心的润滑剂或营养剂，它缓慢地、无声地滋润着、并最后地影响着。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文学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文学是一个民族永远的骄傲。李白的月亮永恒地悬挂在古长安的上空，时代沧桑，淸澈如初。普希金的诗篇使全世界的人感到了俄罗斯语言的优美。所有的生命都会感激贝多芬的旋律，感激它给予的战胜艰难命运的无形的激励。屈原的天问，表达了中华亘古长青的智慧。真的是：“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文学的魅力是永远的。而那些权势、财富、富贵和荣华，都是过眼烟云。从这点看，文学是让人敬畏的。

    当今盛行游戏精神，从游戏人生到游戏一切，当然也游戏文学。每个人都有游戏的自由，这是他人无法阻拦的。但是，当人们不再创造，不再为当今的和未来的人们提供新的精神滋养，伟大而丰富的文学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游戏殆尽，而且不再得到补充和接续，将是怎样的后果？这不是故作危言，请热衷于游戏文学者三思。

    2004年2月5日，甲申正月十五，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北京大学的批评家周末，自1989年创立以来，迄今已逾十载。前后有十几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硕士生、在京的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和高级进修生，在燕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广泛、言说轻松而又热烈的学术周末。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充实而又愉快地度过了炎热的或是寒冷的、晴朗的或是下雪的周末的午后直至华灯初上的时刻一这时，应当是人们和家人或是和自己亲密的朋友聚会的最美好的时刻~II：起来，已是十多个寒暑过去了。

    批评家周末这一形式的设计和提出，其初衷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教等和培养学生的需要。当代文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学的现时性发展。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一方面，他们必须广泛掌握极为丰富的已有的文学史料，同时，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还必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发生期和初始阶段，就紧紧地把握它，对之作及时的、跟踪式的观察和综合。因为这一切都是最初出现的和未经检验的、当然也谈不上定论和结论，面对这样的情况，集体性的对话和交流就显得格外地重要。我作为这一学科的指导老师，感到有更多的理由听取我的学生们的见解。这就是建立“批评家周末”的最初的动机。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批评家周末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建立的。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有一次巨大的震荡。这种震荡不仅是政治层面的，也涉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同以往历次的政治波动那样，文学在这次震荡中成为首当其冲的袭击的目标。那些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已经成为过去的思维和方式，居然不加掩饰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是删除那些枝枝蔓蔓的纠缠，对八十年代结束之际的文学回流现象的进行简单的概括，我以为就是破坏性思维的卷土重来。通俗一些讲，也就是数十年来盛行不衰的“大批判”思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死灰复燃。

    这种现实再一次提醒我们瞀惕中国的积重。也深切地唤起了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历程的记忆。五四新文学在它发轫期，在最初的那段时日里，文学界弥漫着一种民主性的自由空气，各种学说和创作思想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发表和争论。尽管那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文学进行革故图新的“革命”上，也有着不能兼容的、非此即彼的激烈主张，但大体上都是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达到思想交锋的目的。即使持论最激烈的人物如陈独秀，在他表述激烈的主张时，大体上也能把落脚点放置在新文学的建设上。例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要“推倒”造成文学发展的障碍的“责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主张，但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立意的真谛，依然坐实于他所倡导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建设的目标。

    中国新文学在它发展的初期，就受到世界进步文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驱使，这些影响很快就形成为文学的主流。在复杂的社会的和政冶的大背景下，诸多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促使这种文学主潮迅速地神圣化和权威化。特殊的地位使这种文学主潮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了相当固化的排他性。主流的文学思潮借助强大的行政的或比行政还要权威的力量，通常采用“正确”对“错误”的批判和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式，进行文学和文学家的改造，并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预期的目的。文艺的正常秩序就这样在异常的滑行中产生了变异。文学的理论和批评不再被运用于文学的建设，而是以习以为常的粗暴的、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损害文学的正常发展。

    这是中国文学的梦。人们原以为随着那场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大动乱的结束，我们亦将告别噩梦。而事实无情，我们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惰性。诸多时隐时现、断断续续的事实给人以警示；建设性的思维是多么可贵，而且坚持它、在它遭到破坏时恢复它，需要付出多大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八十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沉默，批评家周末希望自己的声音能给那灰暗的底色一点明亮。当然，它还隐含笤一个奢望，那就是通过一种坚韧的和持久的努力，唤起人们文学建设的热情。

    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批评家周末也一直坚持到本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批评家周末在完成了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回望的专题以后，相期再以一年的时间，进行文学建设论的新的专题讨论。这个专题列举本世纪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命题，从当前的文学事实出发，在20世纪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文学的艰难历程，探讨和总结它的正面的和负面的经验，而以中国文学的建设性的、健康发展为预期的目的。我们想以这种持恒的（也许是收效甚微的）努力，重新呼唤正受到轻忽的建设性的文学思维，并以此告别那些令人厌恶的破坏性的文学思维。

    我们的工作是认真的，触有数十人参加了文学的讨论。当然我们也自知，我们的工作是初步的，原先我们期望于自己的，我们未曾达到。但毕竟，我们是行动了，是思考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表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有一批对中国文学怀有真诚期待的人，他们借助于一些并不舰的思考，表达了他们般中国文学的真诚的祈愿。

    2000年12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发轫至今，其间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从根底上探讨，是产生这一文学形态的社会环境，促使着文学做适应环境的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文学的变化躭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文学中的人做的，但他们的背后，却站立着一个巨大的隐身的提线人——这就是独特而多变的中国社会。

    我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表现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简约的表述就是：文学革命一革命文学一工农兵文学这样一个线性的发展轨迹。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这些文学形态各具特质，但又有内在的关联。这个文学运动的规律以及对这一规律的命名，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除了具体评价的差异外，大体上已经没有大的争论了。但是，对这种变化的形成及其过程的研究以及理论性的总结，则远远落后于已发生的事实。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在它诞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颇大的歧变。究其根由，则是文学思潮受到了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这既与中国文学具体的生存状态有关，也与当日世界总的潮流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左翼理论的广泛传，极大地鼓舞了一直被内外危机所笼罩的中国社会。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成为接受并积极推进这一思潮的先行者。于是开始了改变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的实践。

    中国文学对于激进思潮的认同，当然与近代以来改变中国之命运的总体追求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不论上述那种改变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总是可以理解的——它总与改革旧文学的与世隔绝状态，总与增进中国文学在建设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最后以改进国民素质的初衷有关。通过文学达到新民强国的功利性，使中国文学几乎是先天性地敏感、亲近并乐于接受那些新进思潮。

    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产生了一种合力，它推动着中国文学的革命化进程。这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自新文学孕育的初期开始，就已埋下了日后这种演进的基因。这是一种长时间的、渐进的、同时也是缓慢的运动形态，它可以上溯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理念、转型后的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文学大众化的实践、以及工农兵方向的提出等。中国新文学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为中国所特有的、稳定的、也是相当固化的、高度“统一”的文学形态。

    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这种变异，在文革前的叙述中，几乎无例外的持肯定的评价，而在文革后的叙述中，则几乎义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而普遍缺乏的是，把中国文学的这种衍变放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并予以与近代以来的文学追求相联系的辨析。上述那种研究的通病是，受当时流行的观念影响过深，易于从单纯的政治层面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的判断，而往往忽略对文学现象作具体切实的分析。

    在诸多的忽略中，最大的忽略则是不重视、甚而轻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文学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往往失之笼统。开始是无例外的对新方向、新人物、新故事大事颂扬。后来则经历了连续两次重大的否定：一次是文革中对五十年代文学一律溢之为“黑线”一它们嫌这一阶段文学不“革命”：再一次是文革后对它的批判，又认为五十年代文学太“革命”了，它们与封闭、僵硬、教条几乎是同义词。一次绝对的肯定，两次绝对的否定，历史似乎有了定论，但是不然。这一切是以非触及事实的、推想式的概括为基础的，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五十年代的文学现像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直接继承了四十年代初期工农兵文学的全部理念，并且在理论上有更为完备和系统化的表述。用工农兵喜见乐闻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丨在当时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业已形成一个确定的目标，以及到达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策略和手段。而所有的问题似乎只在于把这理论付诸实践。五十年代在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段。强大的行政力箫有可能通过社会性的“运动”或“准运动”的方式推进它的文学理想。这种推进业已取得成效，有时表现为正面的，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负面的。

    与此同时，五十年代文学还是文革文学的准备，而这一切，又是在为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作更大、更长远的准备。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从正方还是从反方，我们都不应忽视对于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

    2000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误解的“空白”

    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迄今没有建立起来。但中国人不会因而抹去心灵中的那一片沉重的黑云。中国沉重的精神空间因有了那个长达十年的籐惊世界的疯狂而益显丰富。这个民族的坚忍闻名于世，但它决不会轻易忘却数千年文明史上的“极端”记忆。

    政治和文化的题目太大了，这自有专门的人去思考。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这个寂寞的角落。通常听到的对那一段文学事实的描写，几乎是公认的空白论。有的文学研究者也就真的把一片大大的空白留给了那段历史。

    这气然是误解。首先是那个时期并非是真的文学寂灭。人们通常说的没有文学，指的是没有我们认可的那种常态的文学。而失态的和非常态的文学却一直公开的或隐秘地存在着。这指的是包括公开、民间和地下的三种状态的文学而言。前者指公开的出版物所表明的一切，其余二者则指疏离舆论控制的接近自在状态的文学实践。现在已有人在从事这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便是一本纪实的书。

    所谓文学的空白指的若是价值的否定，这一认知的歧误则比前者还要深。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有与这一存在相应的文学表现。对于要求服务政治的此时此地的文学，这种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表现并非无心而更近于有意。对文革时期社会动乱和社会异化的最好说^是那个时代公开发表的文学。而流传于民间的文艺方式则是民众真实心态的自然传达，这里有曲折的抗议，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并不勇敢的受压抑的情感的流露。从上述这些意义看，这一时期文学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毋庸置疑。它以那个时代的特殊语言和特殊形式，为我们保留了有趣的和虚张声势的（煽情、滥情、矫情的）文学说明和原始索材的累积。

    这是一种很难重复的文学时代，即使它极端的悖谬和荒唐。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们展现的价值也非同寻常，客观上它对于丑的表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强度，即使疯狂和虛假，也是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千篇一律、无以复加的“最、最、最”的思维方式，极端政治化的词汇和形容；模式化的人物造型；矛盾冲突以及表演上的公式主义；对人类普通感情的回避、歪曲乃至仇视；对人间正常情感情绪联系的“革命化”处理；审美提倡卜的不加传制的宣泄，和一无例外的“热烈”、“激昂”、“乐观”、“雄心壮志”，一切一切的装腔作势，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都是千载难遇的文学奇观。

    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不能没有对这段“空白”的描写和充填。它极可能由于留下了这一真正的空白而变成真正的残缺。只有包括和保全了对这段文学异化的资料和描写，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才是真实的和完整的。目前最可担忧的是对这一历史的疏忽和漠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切对于后来者可能变得陌生甚至无知。要是如此，那真是我们达一代人对历史的失责。因为这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文革”的发动者和推行者也是这一文学形态的直接的设计者，通过文学去了解社会是妥帖而可靠的途径。

    有人把这一段文学的出现归结为几个人的文学提倡，或归结为“样板”文艺的推广。其实不然。它是中国现代极左思潮长期发展到极端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六十年代中叶的政治形势加速和催促了它的实现。同时，这段空白从一定意义上看，却是后来新时期文学的“母体”。是那种极端化造出了新时期文学勃发的生机。

    中图文学的迁徙和运行有时看来是异常的和失控的，它的极端表现往往让人大出意外，甚至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然而它却是中国地地道道的特产。研究中国文学要是摒弃了这种极端的变异，那就等于忽视了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事实。

    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文学研究领域实现对“文革”这一“空白”的填补。由于对这段“空白”的误解，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领域，大体上依然保留了一个被误解的空白。我们现在认识到：不论是”样板戏”、“金棍子”姚文元或“初澜”或“粱效”的“大批判”，还是红卫兵文学，或是知青的地下文学，都是一座未曾发掘的地下文学库藏。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关于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文学说明，以及在那个异常年代普通人受压抑的心灵世界的了解，还可以得到无与伦比的审美变态的全部丰富性的启示。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似乎只是一步的跨越，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巨大。中国新文学革命由于革命文学的出现而改变了历史的行程。这种改变，质而言之就是文学的价值由当初的不定的多元的判断，转而为如今确定的基本是一元的判断。阶级观念的引人，把文学的意义定位在为受压迫的群体服务的基点上。与此相谐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与此相恃的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学。

    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行进中复杂而多变。革命文学的含义，也在这种行进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着它的名称，而其实质则是相对稳定的。大体说来，革命文学之后是左翼文学，稍后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多半是在此范围内进行。之后是著名的工农兵文学，它使革命文学以更为确定的方式在中国文学中大面积地推进。在革命文学的诸形态中，工农兵文学的实践最有力，时间跨度最长，影响最深广。与此相关，它的负面效应也最大，主要是，、这种文学形态把原先适应于特殊环境和特殊年代的局部的、策略性的措施作了战略性的、全方位的推广。

    文学的职能在于把纷繁的大千世界给予形象化的、想象性的改造，因而它的本质是丰富的杂呈。而革命文学旨在以阶级的划分倡导一种“纯粹”的文学形态，其结果是把文学的性质简单化了。更为不幸的是，文学的倡导者一旦拥有权力，当它以强制的方式推进这种文学规范一其目标在于消弭文学的多样性使之归于“革命”的单一性时，文学的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00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学与道德

    把文学和道德放在一起谈论，是中国自古而今的传统。远的不说，单以五四时期为例，那时在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新道德的目标，即所谓“建设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建设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种将二者加以平衡的排列，非常清楚地向人们指明：文学的理想是和社会的理想相连接、并可由此通达良性互动之目的的。后来，这种对于二者的并列式的规约，就成了以五四为起点的新时代的建设性的总体追求的一种象征。当然，当日在提出这样的命题时，也存在着粗疏和片面的缺陷。例如，建设新文学是否一定要对旧文学采取对立、排斥乃至完全否定的态度；新道德的建立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和前提之下；以及旧道德中哪些是应该反对的、又有哪些是应该辨析而加以择取的，等等。这都是当日的倡导者所未曾深入探究的。

    历来学者都重视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问题的探讨。作为同厲意识形态性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为作用，是人文科学历来关注的目标。应当说，不论是作为美学还是伦理学，或是作为文艺学的范畴，谈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当然，这本由何西来、杜书瀛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对文学与道德二者关系的论述涉及很深，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要是这本凝聚了诸多学者心力与智蒽的著作，其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在于说明文学如何，道德如何，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尽管它谈论这些上层建筑门类的性质及特征銅艮精彩深刻，但依然未曾构成本书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

    这本著作最让人看重的品质，在于它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怀和涉及，是它未曾忘却文学在它的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方面的新变、因题材和内涵的突破延伸到的伦理道德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它体现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使命感和理论勇气。当前我们面对的，有太多自以为是的装饰性理论，那里充斥着深奥的词语和概念，以及大量征引的夹生的译文。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不对我们关心的问题发言，很少甚至也不准备通过理论的探讨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它们是一些飘在空中的纸鸢。这些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共同特点，是对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

    此刻我们评述的这本《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与上面所述的现象全然不同。它以坚实的唯物辨证理论为基础，而以新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文学和道德带来的新展示为依据和出发点，它系统而全面地探讨文学在这种历史转折中的道德承担和历史使命。它承认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带来的意识嬗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对某些超常和失范的现象提出建设性的论析。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对新事物和新气象充满了理解的热情，但又并不苟且地坚守人文科学学者自有和应有的立场和价值观。

    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是一批既拥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而熟知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现象的专家，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此一时段文学涉及道德伦理以及人文理想问题的论述和判断均能切及实质。书中所谈，大面积地涵盖了新时期文学与道德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如伤痕文学与伤痕道德、反思文学与伦理反思、人格扭曲与人性觉醒、社会转型与婚姻爱情的变迁，以及新时期文学性描写的伦理思考、消闲文学之道德关涉等，都留下了他们郑重而深邃思考的轨迹。

    他们谈论中国新时期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征引了这一时期诸多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以及为数相当多的涉及文学各种体裁的作家作品，包括诗、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本书均有相当深入的和相当切实的分析。因为本书的^^作者从事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他们的研究就能以有别于一般文艺批评的理论专业性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特定范围的深入探讨，在许多论述中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随便举个例子，关于卢新华的《伤痕》，作者评论小说中的人物晓华与“反革命”母亲的“决裂”的违背人二伦常理的性质，其背谬之处在于“误以大恶为大义，误以亲者为仇者，导致了正常德人格的缺损”，评论指出，小说《伤痕》不仅揭示了文学的“伤痕”，而且也证实了道德的“伤痕”。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论述。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时期文学与道德》，是一本针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提出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深人的专题探讨的专著。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文学涉及的专题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它还为当代理论工作提供了范例：理论不仅应当紧密地追踪社会实践，而应为实践提出前嗆性的思考3理论的生命之所以常青，在于理论始终和实践保持着联系。

    2001年3月18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学问和思想

    这一套书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中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论起辈分，也箅是我的学生。这点，我是有点占便宜了。不是我好为人师，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老师，而且我的岁数比他们大，所以他们只能是学生。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我的学业有成的年轻的同行。所以，能够充当这套书的主编，在我不仅感到荣幸，而且很是亲切。

    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七十年代末恢复髙考，八十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于是有了摄早的一批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本丛书的作者，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不同时段里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有志之士。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这些作者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如今都已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古今做学问的，大抵沿着两种路线走。一种人以史证见长，他们博闻强记，谙熟典藉史料，对诸家学说有周到的了解和考研。他们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而且能够为前人补正甚至指谬。这大抵就是平常说的“我注六经”类。另一种人以发明见长，他们思维敏捷，敢立论，重创新。这种人充满智念，往往出语惊人，发前人所未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类。对前一种人，我特别佩服他们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对后一种人，我佩服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稍神和光华逼人的才气。

    当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即既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又能够在事实基础上有创造性的发挥。但这种“全才”毕竞是很少的。就以后一种人来说，如若对“六经”毫无所知，那又用什么来“注我”呢？所以，离开艰苦学习和积累的所谓“创造”，是非常靠不住的。我常感叹目下那些华而不实的风气之误人，应当看到，一些浮躁之风正在毒害我们那些急功近利的学界同人。因此，我以为，不管你倾向于何种做学问的路径，首先必须作好打基础的事。所谓“学问”，第一要义就是要“学”、要“问”，首先是要读“六经”，而后才谈得上“我注”或是“注我”。

    本丛书的几位作者，他们从事的学科，大都集中在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领域。因为均切近于实际的学问，其间虽也有考据或文献学方面的工作要做，但总的看来涉及的和可供发挥之处并不多。故他们的治学风格多趋向于智蕙与文采的发扬。即使如此，他们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严谨，有的洒脱，有的激烈，有的风趣，有的有时也难免有失之空疏的弊端。但总的看来，并没有传染上时下流行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浮华浅薄的风气。

    这套书所收多近于学术随笔一类文宇，太过专门的学术论文未予收录。这些作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鲜活的文化状态和文学潮流。他们把文学发展的动态，放置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他们的学术活动，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的人文状态的充分关切。这是这些青年学者最为感人的学术品质，他们的确无愧于培养他们的那些学校和学术机构。

    做学问最忌的是不着边际的空泛，是虚无缧缈的高谈阔论。本丛书的作者的专业是文学，文学较之其他学科具有更多的审美性和精神取向，相对于生活的物质性方面显得是有点“漂浮”的。因此，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始终保持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密切联系，对不断发展变革中的社会、文化、文学实际保持着精英意识的关怀和投人精神，是体现作为人文学者的胸襟、涵养和品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本丛书的作者们的行事，大体上也都未背离上述条件。

    本丛书的名称是“博士思想文丛”，我很欣赏这个名字。博士们是研究学问的，这个题目把学问和思想联系了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做学问而缺乏思想，做的只是死学问。一个有作为的人文学者，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积极的思考是应有之义。说他们是以文为生还不够，极而言之，他们是以思考为生。思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建思考必将化为积极的物质力量，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文学者是不应该与世隔绝的，他们的思考必须同社会兴衰、万家忧乐息息相关，并将这种投人和关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

    前些年有人呼吁作家的学者化，究竟多少人在响应、多少人在实行，究竞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都很难说。今天我还想再补充一条，这便是对学者的要求~他们应该同时是一位思想者。在这个平庸的年代，这种想法也许会招来窃笑，只好由他去了。但当我面对着这一套充满人文关怀的著作，打开书页，为它那喷薄而出的锐利的思想力和批判精神所感动的顷刻间，使我对自己的这些想法顿然有了某种自信。

    2000年3月1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诗和科学随想

    很早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数学里有诗。数学我不僅，我的数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而狀生地害怕数字。所以，对数学里有诗的说法，我職衡雜疑。生活久了，认识了一些理科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不少的雕。在如火如荼的1957年“鸣放”期间，撒谭天荣的大字报里一发现了诗。谭天荣是物理系的同学，那时还有几位数学系的、化学系的同学，写文章、写诗、朗诵、演讲，都充满了才情。对于诗与科学的亲密絲是有些了解了。

    后来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他以诗人的文字和思维，把陈景润的数学公式演化成了美丽的诗。徐迟先生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和他正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对他的采访和写作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至此，我对于数学里有诗的说法是深信不疑了。

    我有几位科学家的朋友，他们又都是诗人。现在生活在美国的非马先生和沈志远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中一位是核专家，一位是超导专家，但他们都写很漂亮的诗。他们以科学家兼诗人的身份徜徉和翱翔于诗和科学的领域，他们的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他们的潇洒飘逸的姿态，都令我们这些“科盲”妒羡。

    沈先生前几年写了一首题为《中微子》的诗。他在诗中引用了当今科研的新成果：基本粒子中的中微子不仅有质量和不仅能以光速运动，而且其中伊、妙、道三种中微子还可通过震荡而相互转化。沈先生将这些科学发现成功地转化为优美的诗意：三姐妹亲密无间而且心灵相通，可怜的是光子小弟弟，他虽然成了惟一的赛跑冠军，但却因而失去了游伴。更有趣的是非马先生的和诗《光子的独歌》：“夏天里过海洋，胸怀中真欢畅”，回过头来看，中微子竟变成了“三面夏娃”（好莱坞一部老影片的中译名）在思凡。沈志远先生的《电脑与人脑对话》，非马先生的《万有引力》、《进化论》等，都是比较成功的科学诗。他们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诗与科学间的亲密关系。

    我以为科学诗的写作，只应是一种诗与科学产生联系并彼此溶解的写作，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在诗中装填进去科学的内容。科学诗不仅意味着诗的涉及科学，而且是诗对科学的“改造”和“溶化”。这一类诗当然不排斥“直接写”，然而更重视：“诗一样地写”。不论它写的是何等内容的“科学”，最终，它都必须是“诗”。前面引用的非马和沈志远两位诗人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两个差别很大的门类的结合，要有一个形象化的转换的过程。

    2001年3月2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家的写作立场

    旧时的中国文人，写作为文大抵都站在为圣贤传言、以文章经国济世的儒家立场上。他们孤绝清高，虽然悲天悯人，却极少表现出与普通民众的亲和感。当然也难以表现出独立的个性特征来一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文人，但为数寥寥。

    这种局面到了新文学诞生以后有了改变。文学写作中出现了摆脱旧文人习气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个性的觉醒，民主的意识，賦予作家的写作以崭新的姿态。尽管传统文人的意识仍然大量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之中，但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品质业已出现。新文学带来了作家写作意识和作家自我选择的巨大变化。五四时期新兴作家的写作姿态，因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作家秉性的各异而互不相同。但由于中国社会处境的约定，大都站在了救国新民的立场上。那是一种不受他人指定的自我抉择。当时的整体气氛是宽松而自由的。例如初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都是因创作的倾向的接近而实现的自然结合，而并非来自某种指令。它们互异而又互渗，但并不决绝。

    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性的壁垒森严的划分，是在新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引进之后。那时开始按照作家写作的不同取向给这些作家以阶级立场的判定，于是出现了无产阶^家、小资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作家，等等。到后来的某一个时期，又有“红黄蓝白黑”的划分，也都是阶级划分的变种。但那时这种阶级划分也只是一种判定，而不是一种规定。对作家的写作立场进行规定，乃是行政力量极为扩张之后的事。

    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开始要求作家必须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进行写作。诸如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以及党性的立场等，作家的个人立场则毫无例外的受到排斥。这些要求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不认同则可能（甚或必然）受到压力和制裁，这已是当代众所周知的事实。

    经历了曲折、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时代是明确地进步了。如今的中国作家虽然仍被要求、但却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写作立场，而不必担心舆论的干预。立场的争论在文学界基本不再时兴，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确立自己的姿态，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近期诗歌界展开的关于立场的论争，其声势相当地猛烈，但却是诗人们基于不同的审美追求自发地展开的。意识形态未曾对此施加影响，更没有如同往常那样做出要求、或给予评判。据我所知，不论是“知识分子立场”还是“民间立场”，其实都是一种边缘立场，争论的双方无一例外地都是知识分子，也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似乎也只能具有民间的身份。所以说，当今诗耿界的这场争论与其说是立场之争、不如说是审美追求的差异之争。

    1999年12月4日于北京大学

    现实人生的关怀

    文学到底是维系着人生的，它总是人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具象的或抽象的画图。因此，不论是直面世俗，还是涉及高雅的精神层面，从风花雪月到虫鱼草木，文学在讲什么，也可以说文学在关怀什么。说文学什么也不为，这话便意味着虚妄。文学是有所为的，它或者关怀者现世的一切，或者关怀着虚幻的、“不存在”的一切。

    这原是一些肩于常识性的话题，到如今为何却成了问题了呢？这说起来倒是有些绕口。先说“现实”这词，在现代文学中其词义是很含混的，从现实的人生到现实的政治，都是一种“现实”。有一段时间，在文学中所谓现实其实就是政治，至于说到政治，就涵盖了甚至吞噬了全部的现实。“现实”的声誉并不好。因此说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总有一种被政治篡夺或被奴役的感觉。

    其实，文学并不因为曾经被替代而与政治无涉。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都因其投身于或表现了进步的亊业而蠃得了荣誉。只是在中国，在中国的某一个特殊的年代，由于政治施加了威权而使文学沦为附庸以至于最后的丧失。这经历犹如一场疆梦迄今尚给人以惊悸。于是，偶一谈到文学的现实关怀等话题，人们便有杯弓蛇影之感，这原也可以理解。毋庸讳言，若言及文学的现实性，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不应是题外之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在当今的文学形势下，之所以重提“现实关怀”这一“古老”的命题，是有感于时下文学的严重缺失。从“表现自我”到私秘化写作，文学在回返内心的过程中，有了对于外界的重大遗忘。失去重大关怀的文学满足于自我抚庫和自我陶醉，它们不再关心自己之外的任何的人和事。文学变得非常地自私，文学也因而失去了重量。

    重提文学的现实关怀并不是要文学回到过去，也不是要文学不再表现自我。只是希望有了重大缺失的文学，弥补那种缺失。只是希望走向内心和私人空间的文学，同时也不要忘了自己生存的世界。

    2000年6月20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个人的文学和集体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人的觉醒有关。胡适讲新文学革命的两项内容，一是“活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语言工具的革新，是建设和到达“人的文学”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乃是通过人的发现以建设人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前夜，周作人在《新靑年》5卷6号发表振费发聰的大文：《人的文学》。这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的文章指出，新的文学“需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他把这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可见，新文学在它的发轫期就有很高的塊界，即确认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个人，文学的灵感以及创造的全过程均与个人性的感悟与劳作有关。文学当然要作用于社会和大众，但文学是生发于个人、并经由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社会和大众的。但是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却在新文学的发展途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左翼思潮，几乎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定位于集体。这种定位导致前述那种文学的个人创造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严重的贬损和否定。

    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的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当今的中国作家已拥有充分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世界和他人以及对自身的看法，而不受或很少受到干涉。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人终于在文学中得到突现。社会的开放和商潮的勃兴给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这种形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文学写作的个人化现象于是成为九十年代文学最动人的风景。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均由个人自行其是，意味着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也不必如同以往那样听命于他人。

    但当前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使文学大幅度地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众承担。在一些作家（并非少数）那里，文学已沦为梦呓般的私语和自我抚庫，这些作家在自恋自慰的陶醉中把自己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加以隔绝。作家的这些追求要是鉴于以往“集体写作”的教训而清高自处，那也无可厚非。而事实却是，这些作家（不是所有）却几乎是无保留地以这样的“个人化”取悦于商业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对身边、窗外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丧失”保持警惕自有道理，但他们对现今的秩序却失去了警惕一这原是欲望和复制的时代！欲望使个人无限地膨胀，而复制则最后地消弭了“个人”。

    显然，文学不能只关心自己。杰出的和优秀的文学总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社会。河况，当今的社会尚有诸多的问题期待着文学的关切和思考。

    1999年11月21日于北京大学

    城市与乡村

    尽管在理论上我们被告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平衡发展的，但中国现代史却提供了绝非个别的政治和文艺同步发展的例证。如在中国国内战争中，和政治上的“乡村包围城市”的举措相呼应的，在文艺方面就有一个以乡村为“基地”的“夺取”以及“吞没”城市的持久的行进。

    在30年代红色巨流的涌动中，文艺是迅速地革命化了。但那时的“到民间去”或“到底层去”的走向“大众”的呼喊，多半表现为一种激情，实践性的成效并不显著。文艺的大众化流向表现出某种含混的和不确定的特点。

    40年代初延安那个著名的讲话发表前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从那时开始，中国迅即形成了以农村文化为本位的文学艺术主潮。在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主潮无所不在的笼罩。

    这一艺术潮流的基本表征，是它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决定制约，表现为行政力量和艺术的高度结合，以及它们明确的功利性。很显然，既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农村的支持和农民的参与，那么，把文艺发展的方向和支点建立在农民的习尚和趣味上，就是非常合理的。此后，从秧耿、剪纸、腰鼓和信天游的倡导开始，伴随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以及目标明确的大批判的开展，终于造成了农村文化对于中国这一时期（至少是自40年代至70年代）的全面渗透和改造。

    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端和基础都是城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多数参加者都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留学生，即使其中有人来自农村，却也是作为城市知识分子加入到这一以城市启蒙和改造农村的行列中来的。

    因而，尽管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巨大成就，尽管出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文化的经典作家作品，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根底和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城市和农村文化争夺主导权和主流地位的潜在矛盾始终存在。这种互补而又抗争的拉锯状态，几乎贯穿在20世纪文学运动的全部过程之中。

    延安时期反对“大、洋、古”以及对以《野百合花》为代表的一批杂文的批判，进城之后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随后在自由诗和“新民歌”问题上的论争，以及对穆旦、卞之琳乃至对蔡其矫诗风的批判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潜沉的两种文化对抗的迹象，无论是坚持还是有限的反抗，都证实了基于功利原因和农业社会本质的“吞噬”和涵盖的意图。

    80年代以后情况大变，但这种大变却意味着一种新的畸斜。现今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主流的淹没。失去了土地的或学会了变卖土地的农民，他们在金融和商场支持下的文艺中找不到自己。

    传统不会过时

    传统太丰富了，中国的传统，世界的传统，古代的传统，现代的传统，都是值得我们十分珍惜的遗产。我们无可选择地置身于传统之中，衍成智慧和文明的发展。它是源流，是永无阻断的长流水。传统之水从历史流向今日，并经由今日向着明日，向着永远。这些道理，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一般不会有异议。但在涉及具体的文学史事实的诠释以及实际的文学价值的判断时，观念的差异却是非常大的。

    在我看来，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恒定性。正是这种恒定性对这一传统的性质加以规定。但传统又是变化发展的。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创造加人其中，而固有的传统又会在时空的转换中产生变动和位移。把传统视为凝固的和一成不变的，显然是迂阔之见。许多名为“反传统”的意图和行动，其实都是加人、变革传统的另一种表达。那些激进的反传统者，他们在如此从事或如此张扬之时，必然都以承认和肯定那个“隐身人”为前提的。他们的激进姿态，正是基于一种被承认的期待和焦虑的外现。

    在中国文学新时期的初始，由于长期自我幽闭的闸门的开启，由于历史歧误所产生的纠偏的愿望，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学界再度掀起批判传统的热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价值的根本否定。那时批判的锋芒所指，是文革中对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的无节制的张扬。而与此同时，舆论并没有否定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对于建设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新时期开始的文学探索，最后导致文学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间隙里，我们也发现某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例如，由于审美范畴中“丑”的价值受到开掘，风气所及，许多抒情文学特别是在诗中，美受到了极大的忽视，在有些场合，美甚至受到冷落。那么，传统文艺学中的审美的观念是否过时了？再如，当今的许多小说不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一些作家写过许多的作品，但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人记住的形象。那么，传统文艺学中的典型的概念，是否也应该被摒弃？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文艺的创新，是否必定意味着对于旧有的一切的决裂？我们要问，文艺的发展是不是一定呈现为线性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在现在，重新提出对于传统宝库中的价值的审视，这种“反观”是否一定隐含着保守力量的反扑？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当前的前进，是以对于传统的忽视甚至无视为代价的。

    2000年7月17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变革和继承随感

    各个历史时期的诗，总会体现出那个时期的特色。这是诗学和诗艺的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没有变革就没有诗的进步。诗艺的停滞意味着诗与现世审美的脱节，更意味着诗与它所依存的时代精神的脱节，它可能给诗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从汉魏六朝乐府到唐诗，从唐诗到宋词，从清末的诗歌改良到“五四”的新诗革命，中国诗耿史上有很多由于诗艺的变革促进诗的新生的事例。到了新时期所发生的新诗潮对于文革诗耿的冲激，其基本厲性也是一次时代的大变革而带来的诗艺的大变革。当然，它所冲激的可能不只于文革海欹，它也冲激了包括造成文革诗砍后果的那溲长的历史变异。

    但是，所有的变革都不意味着对传统的简单的、当然更不会是全面的否定。事实证明，历史上的所有的诗歌变革都在传统中进行，并在这种进行中改变着传统。变革不自外于传统，变革本身就是传统的一环。无数随着时代而产生的变革就构成了行进的和发展的传统社会生活中可能会有所谓的“新纪元”，但在文学艺术中从来没有从零开始的、自天而降的“新纪元”。在这些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产生于传统长河中的一段水流，它从上游流来，它向下游流去。有人喜欢谈“新纪元”，更喜欢谈“断裂”，这种喜欢却与事实无关。

    文学和诗的历史不是简单进化的历史，不是互相取消和互相替代的历史。它有淘汰和消亡，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传留下来。有些形式过时了，它消失了或被改变，但作为艺术灵魂的那种生命仍然活着。不然的话，我们就彻淮理解漫长的文学史和漤长的诗耿史的那些炫目的辉煌，锨艮远去的时代中的那些不可靴的、也不可企及的高度和魅力。

    大约是二十年前吧，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把中国诗耿的这种既变革又继承的总体生存状态描写为“诗联博物馆”。所有的诗人都不会是毫不接受前人经验的“凭空”的创造者，即使他是“天才”。正如我们不曾见过不依存于母体的婴儿。举个例子说，例如我们都熟悉的诗人食指，都认为他的创作启示了“朦胧诗”的一代诗人。但他却不是“自天而降”。他的写作显然地受到了前辈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彩响。他是传统的一个链环，他连接着过去，他又启示着未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衔接的，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又都是“断裂”的，这就是历史。

    文学的“重大主题”

    题材有大小，主题有轻重，这是文学创作的亊实，也是文学批评赖以进行的依据。文学表现世上的千情百态，其间有大事件，也有小人物，有家园的兴衰，也有一己的忧乐，驳杂而烦屑，林林总总，构成广人生的、也是文学的繁丽画图。在这里，原也没有什么大小、轻重，乃至高低、贵贱的区分。

    事情的变化可能是与进步的文学理念、特别是阶级斗争观念的引入有关。表现阶级斗争是文学的重大主题，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主导位置的被剥削者，是重大主题中的主要的和正面的人物。以此逻辑类推，则除此以外的一切，均是非重大的和不重要的。这样，文学对它所表现的内容、以及由内容概括出来的主题，就有了明确的臧否：表现什么主题，不仅体现着重点，而且体现着价值。

    文革前后掀起轩然大波的反“题材决定论”批判，就是针对那些对文学的“题材决定意义”、从而构成了“重大主题”的特别地位的怀疑和不满而进行的整肃。它传达的明确的信息依然是，题材决定意义，重大主题决定重大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整合出来的“重大主题论”，是文学发展的必须。这是对重大主题论的坚定重申：写什么题材在文学创作屮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写什么题材是决定性的，重大主题是文学家进行活动的理所当然的追求并应予以实现的目标。

    重大主题是革命文学理念的核心。这个风气改变了新文学的历史流向。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直至七十年代后期，重大主题的实践支配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言文学创作则必然是表现重大主题，舍此无他。文革是这种文学实践的极端化。

    但文学毕竟是如此生长的。文学世界是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材料构成的。正因为它容纳了大，也容纳了小，故构成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合理生态。主题的确有大小之分，但却难以大小论成败，更不能以大小定髙低。大主题而没有坚实的根基，其在艺术上则毫无价值可言。文学表现的内容若断然排斥了除了“大主题”之外的一切，举目所见尽是所谓的“重大”，那可能是一场灾难。

    从这个意义上宥，人们鄙夷并摈弃大而无当的重大主题的倡导是合理的。但反过来说，重大主题不时兴了，来个非重大主题、甚至是“小主题”的一统天下，却也并非文学的幸运。不难设想，若我们的文学失去了对于厚重的、深刻的关怀，只剩下“小女人”、小摆设、小圈子，那也是非常可怕的情景。而当前，最堪忧虑、的正是后者一明确地说，我们应当警惕“小”的流行病。

    2000年4月22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因

    底层生活的关怀

    “无产者写作”的命名不妥。从报告人列举的一些作者来看，大都和传统意义的“无产者”不沾边。“无产者”这个指称，在以往的理论表述中（我指的是在中国被变异的“革命理论”的表述中），它原有的神圣感已被抽空。如今再用，有一种让人摸不到头脑甚至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但我还是赞成报告人所持的立场及其立论的前提。即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中有一种偏离：我们在对文学异化的批判中，把原先革命文学对劳动及劳动者的同情和敬意一这种同情和敬意的核心，表现为文学对生活底层的关怀一一这种可贵的品质在历史的反思中被轻易地抹掉了。

    文学表现的重心开始了新的一轮转移和颠倒。市场经济的兴起把原先被批判和被否定的人物及其故事推到了前台。这种“新”文学带来了“新人”的形象，他们是企业家、总经理、银行家、经纪人、公关小姐，以及为数众多的白领阶层。高级宾馆，别墅和名车，钗光鬓影，觥筹交错，这是这些作品中常见的场面。把这些人的豪华生活方式加以展现，一方面当然能够满足那些“高贵者”的虚荣心和表现欲，而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它能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给那些“卑贱者”以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在现实中未能拥有的、却在虚幻的世界中实现。

    就这样，获得了自由的文学轻易地把这种自由转向了物欲和金钱。文学的表现重心也由过去的底层转向了高层。灯红酒绿的都市于是成为了文学家驰骋笔力的主要舞台。受冷落的当然是那些贫穷、偏僻的乡村，和乡村里那些温饱尚成问题的农民，以及那些失业的城市居民，那些游走在城乡结合部的朝不虑夕的人们。这些人曾经是过去文学的宠儿，而现在，却极少得到文学的关怀。这不能不是当今文学的失重和不应有的倾斜。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录下认同了报告者的激情和悲悯之心，但我还是不能认同它的陈旧的命名。

    2000年3月24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被挤压的文学批评

    当前的文学批评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生存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文学批评对于自身的取消。这种取消是致命的：第一是取消了“文学”，第二是取消了“批评”。批评的文学性正在受到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学性被冷淡，一些批评家的眼里甚至没有文本，或者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最终是导致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

    更为严重的是批评能力的丧失。批评正在被有形无形的手控制着，这些手要批评说什么，批评就只能说甚么。尽管聊可安慰的是，在这里，“文学”尚是依稀可辨的，但却失去了自立的品性。它已被各式各样的交换所变异而表现为依附状态：或是依附于权力，或是依附于金钱，或是依附于“人情”。总之，总是以独立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一种依附。被挤压和被依附，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严肃性。这样，既无“文学”、又无“批评”的，文学批评，当然是名存实亡了。

    但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市场对于文学批评的戕害几乎是致命的。无所不在的商业运作是一张巨大的网，而文学批评几乎无可逃脱地成为网中的猎物。那些冒名顶替的“文学批评”假货，正在假借批评的名义，行市场炒作之实。它们苦心孤诣地寻找那些为所注目的对象，进行哗众取宠的袭击。它们随心所欲地“改写”文学的历史，以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有的批评，则是明确无误的包装和自我包装，当然是为了“促销”。凡此等等，使本来由于各种挤压而显得狭小的空间，更显出一种被强占的情景。

    上面那些对于文学批评状态的简单描写，让人痛感严肃、纯正的文学批评在当前的缺失。举世滔滔，益发感到坚持精神的可贵。因此，特别寄希望于学界中人，以一种反思的精神总结以往的失误，更以独立不移的、讲求学理的精神进行文学批评的建设。让人们相信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文学批评也是不会死亡的。

    2000年3月30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反思当代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发展已进人新的时代。它已告别了以往那种封闭与禁锢的状态，获得了从描写内容到表现形式的一定的自由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终结这段时间，中国文学的繁荣与进步有目共睹。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也有同步的发展。文学批评在文革动乱结束以后，担负起文学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在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点，只要是不健忘的人都会记得。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摈弃了以往呈主流状态的“大批判”的和教条的模式，而开始了文学批评的新时期。它在引进新的文学批评观念形态方面，也在恢复文学批评的纯洁性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令人厌恶的破坏性的批评风气，已受到大多数人的唾弃。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文学观念随之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过去共同遵行的文学理念宣告解体，不仅是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批评，都在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中实现了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

    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严格的行政指令对中国文学实行着计划性的管制。被统一管制的文学，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创作自由。在现今的多元秩序中，文学能够按照作家各自的意愿和审美理想、而不必听从他人的指令进行创作，这正是文学的希望所在，值得文学界所有的人们珍惜。目前摆在文学批评界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并使用这种时代賦予我们的权力，使之有效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彩响。

    我以为至关重要的是，当前的文学批评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实行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态势进行反思：文学在哪一些方面有了前进，哪一些方面有了失误？文学在向着个人化写作的推进中获得成就的同时，是否产生了与现实关怀的疏离？在广泛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吸收？特别是，文学在丰富它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是否放弃了对于意义、深度和价值的追求？一面对已经到来的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界急需严肃的反省。

    2000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学

    建设的文学批评

    一个旧的一百年结束了，一个新的一百年正在开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有许多的奋斗和牺牲，也有许多的前进和挫折，走过许多弯路，也创造了许多辉煌。在这个一百年中，旧的社会制度宣告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宣告诞生。长期的的战乱在本世纪的最后阶段终于结束，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二十世纪中国的这―百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也称得上是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的文学也和这一百年的历史一样，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文学在处理救亡与启萦的关系上，在处理思想与艺术、意识形态与审美创造的关系上，也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多样性与个别性的关系上，在它的历史行进中曾经产生过许多偏离。文学批评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在很多时候往往采取了行政性的、甚至是粗暴的和强制的方式。这种方式极大地伤害了文学的发展，它造成了许多悲剧，留下了世纪的文学隐痛。

    百年与千年际会时刻，最引人反思与回顾。以往的一百年，几代文学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创造了许多值得纪念的成果，却也因处理不当造成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遗憾一任何良善的解释都不能掩盖它的破坏性的后果。这些教训如今已成了历史的财富，它永远启示着我们不可重复前人的错误，它引导我们向破坏性的文学思维告^^

    世界是千差万别的，人的情感空间更是浩瀚而无比地丰富的。建立在个人的无限创造性基础上的文学，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标准予以人为的整饬，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首先必须承认文学信仰和主张的差别，其次必须承认有差别就会有分歧，而解决文学分歧的方式，只能采取和通过自由的、平等的、特别是理性的讨论和争论，而不是“大批判”或无情打击和斗争的方式。文学的发展和生机可能就在争论中。但这种争论必须是建设性的，即有着良好的动机、并有着适当的方式的。

    与新文学同步产生并发展的新的文学批评，也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路程，如今应该是到了它的成熟的时候了。吸取以往的教训，避免历史失误的重蹈，在文学的百年实践的基础上，汲取失败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以建设性的目光和态度面对中国文学的全部丰富性，让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纪里有一种新姿态。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新世纪的最好的选择。

    回到文学批评

    文学面对人类生活及其历史发言。但不是一般的发言，一般的发言其它意识、形态也能做。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形象的感知和塑造为方式的一种发言。文学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时刻也没有寓开人类的情感活动，在文学所传达的思想中，浸润着和饱含着人的情感因素。至于文学批评，它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文学家族中的成员。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作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及其历史，而文学批评家除了这种面对之外，还特別面对着作家和作品。就是说，它既要面对文学的对象，又要面对创造这些文学的对象。这样看来，批评家所要关注和介入的，要比作家更具复杂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批评的地位正在被削弱，文学批评的职能正在受到曲解。它的独立性正在消失，它被普遍地认为是作家的附庸。作家们平时并不理会批评的存在，曾经听到相当多的作家对批评家的不敬言论。只是到了他们有新作需要宣传了，他们这才想到对于文学批评的利用。很多作家事实上并不希望文学批评家对他的作品评头论足，他们喜欢赞扬，他们未能免俗。久而久之，批评家们也揣摩到作家的心意。于是，充斥首发式、研讨会、书评专版的，尽是一片好听的言说。严肃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变成了“文学表扬”。批评家愈是这样的随众和随俗，舆论便愈是无视甚至鄙薄文学批评。这是恶性循环。文学批评的歧误，不仅来自批评自身，来自作家和读者的习惯性期待，也来自它的生存环境。最要命的，是批评丧失了它的标准，对作品的判断和评估无所依傍。以政治性的强弱来厘定作品价值的指针，业已被发展的理念所否定。文学创作当然要把文学性的高低雅俗，以及通过艺术方式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作为评价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现时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改变“政冶标准第一”为“艺术标准第一”。但是对于作家艺术能力又当如何判断？文学界有人提倡“好看的小说”，提出了“好看”的标准。这应该说是把作品的艺术性和读者对于艺术的感受程度，作为批评的尺度提出来了。但是，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看”的，作家要经过怎样的努力达到“好看”？问题仍然存在。在诗歌界，经常有人重复“人间要好诗”的吁求，但是，怎样的诗才是“好”，怎样的诗是“不好”。这里的“好”是悬空的，它本身也期待着判断的准绳。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人言言殊，价值失衡的时代。要是说，在广大的受众之中，统一的评价标准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在专业的批评家这里，标准就决非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需要再度审视一个陈旧的命题：批评何为？在我看来，要而言之，文学批评承当着如下三大任务：提高欣赏水平，研究写作技巧，总结创作经验。问题的核心是，应当非常重视文学批评对于艺术经验的提高和传播。作家要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重视作品的思想性的，这已是常识之论，并不存在分歧。问题在于在批评家的心目中，作家是如何通过精到的、美仑美奂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抵达他对于社会人心的深刻认知和剖析，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批评界有一个向西方引进新概念和新方法的热潮。文化批评迅速地为新派批评家所接受。公平地说，文化批评的确扩展了文学批评的空间和视野，它丰富了原来的文学批评的思路和领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气象。但是，文化批评无限扩张的后果，挤压了，并且替代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和批评。试想，文学批评若是失去了“文学”，再好的“批评”恐怕也没有意义。当前的局面就是如此。批评家们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但是只有“批评”而没有“文学”，精彩可能是精彩了，其奈离题万里何！

    本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文学厲性。不是一般的厲性，而是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的文学厲性。文学批评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艺术表现和艺术技巧的言说和承担。现在的文化批评，一般都表现了对于文学性和文本本身的轻忽、乃至视而不见。夢关作品的立意，情节和结构的安排，人物的性格，他们的音容笑貌，乃至他们的出场和结局，故事产生的环境，那里的自然风光和展现主题之间的关联，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批评本身应有之物，但是不幸^？艮，这些内容在当今的批评中已经瀕临绝境了。

    回到文学批评，回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关怀上来，不然的话，文学批评就将不再是它本身了。这不是故作危言，这是事实。文化批评对于中国批评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发展，但文化批评不应该挤兑文学批评的位置，更不能最后代替文学批评。批评家们，关心一下我们的作家的创作状况吧，细心地研究一下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的爱心和对于弱者的悲悯和同情，细心地剖析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的得失，在景物描写方面和在运思和结构方面的成败，回到这些厲于文学自身的话题吧！文学批评家们，请不要忘了你们是文学中人。

    2003年12月3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因

    女性文学的大收获

    这些年女性文学大兴，女作家不仅数量多，且才华出众，创造了自有新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女性写作的最繁荣的时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中，大体走过了如下的历史性进程：一、女性觉醒并争取女权的时代。表现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争取与男性同样的劳动、教育、工作的权利等，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汇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流之中；二、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此即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消弭女性的性别意识的时代；三、突出性征，女性反归自身的时代。这一个阶段是中国社会开放的产物，女性文学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状态。也是女性文学最接近本真的性别写作的阶段。

    世界由两性构成。男女两性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的无比丰富性。首先是差异，是两性充分展示并突现各自的性别特征，而后才有多姿多彩的两性关系的万种风情：吸引和排斥、相互折磨与和谐共处。以往幽微而闭锁的女性世界，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对于男性来说，乃是一种拒绝，是难以进入的。现在由于女性作家的开展，使这一神奇而丰富的世界在文学中有一种空前的展示。中国女性作家用小说、用诗、也用散文及其它文体，为中国文学所展开的这一丰裕的世界，不仅使男性、也使女性能够诗意地、情感地、当然更是形象地领略女性生理的、心理的、感觉的广阔的天空。这是中国女性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的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

    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惟一的例外一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

    以上所述，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面对成绩，难免尚有隐忧。通常讲的女性写作，其前提是以女性独立于男性的立场为支撑的——即指排除了男权支配的“男性视点”的独立意识的支持。而当前一些作家的一些甚有影响的作品，似乎表现出对于男性“窥视”的“自觉”的迎合。她们声称她们不曾依附，而她们的创作实践却“不经意”地“迎合”了那些“目光”。这是否是一种动摇和后退？在这种实践的背后有没有商业动机的驱使？

    中国文学的女性写作，受到时代环境的极大影响和制约。近代以来，有以秋瑾为代表的“反闺阁”的写作。那些受到旧文化熏陶的女性，卸去裙钗脂粉，换上宝刀战马，以摒却性别特征为写作的目标。那是一些先觉者对于时代变革的文学回应。秋瑾的写作在那时是近于孤绝的，但却开了风气之先。

    秋瑾所代表的抗争精神为新文学运动所接纳和继承。但五四却是一薪新的开始。新文学革命初期的女性写作，其性质是新女性的写作。那时代张扬的个性解放精神，唤醒女性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思考。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是与当时全社会的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的思潮相联系的。关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男女平等的主题，大量地涌人了女性写作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传达了时代女性的心声，它是五四精神的一道夺目的风景。

    但是中国的环塊太严酷，国势的危弱诱使文学向着救亡倾斜。这种倾斜最终也使自近代以来所积累的女性写作，消除了它的性别差异。当文学的功能被限定在只能是服务于救亡的范围，甚至当女性外在的服饰特征也被忽视时，无性别特征的“女性写作”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实。这种倾斜贯穿了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漫长时段一其间可能有例外，但也只是例外而已。这是女性写作的异化时期。

    这一异化的进程终止于新时期的开始。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潮进入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女性的性征受到文学写作的重视，不仅是女性夕卜表的特征、而且深人到她们的心理、生理、包括那些最隐秘的男性很难涉及的领域。于是有了女性文学空前的发展繁荣。这是七十年代以来除了朦胧诗之外的文学的大收获。至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无疑是继承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成果，但又提供了新的经验以及新的倾向。

    新时期女性写作为反抗男性霸权所进行的努力，至今尚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笼罩下，新一代的女作家却表现出对于世俗的迎合。她们不是如同年长一代作家那样拒绝男性的趣味，而是竭力体现出配合的趋势一她们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而且主动地“展示”。“我优秀，所以自恋且偏执”，“我的写作是在寻欢作乐之后”位现今当红的女作家这样说。她们的确展现了与她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写作姿态。

    写作要突出特点

    孙丁玲同学的这篇文章是写北京大学的，因为写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学校，所以读起来很亲切。文中所写北大诸景，如李大钊像、蔡元培像、图书馆、未名湖的湖水和湖畔的塔，都写得真切生动。特别是写那一座博雅塔，说它最初并没有特别象征的意义，它很朴实一一“而朴实的东西常常因为它的朴实而获得超凡脱俗的美感，从而保持一种持重的潇洒”，这笔墨，已超出一般状物写景的范围，而具有一些哲理的思考了。

    孙丁玲的文笔不错，有些描写在用词逍字上很考究。如文中写参观李大剣像后，“先是绿草如茵，而后树林扑面而来”一树林原先是静止地站立在那里的，现在却自己迎面扑来了。接养写沿小径前行，“便看见一泓湖水突然就铺在眼前”，这里的“铺”字用得很传神，仍然是让本来静止的事物充满动感。还有一段文字更为精彩：“北大有许多的水面，一大片一大片荷叶挤满整个池子，又有毯子一样的绿萍衬在底下，热闹得没有一点水的空隙”。这样的描写，让人觉得所有的聚物都是有生命的，一切的自然景色都在充满活力地行走着、甚至互相拥挤着。这种描写的背后，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感知和热爱，是无言之言。

    文章的后半，从北大如诗如画的自然景物，转向北大丰硕奇伟的人文景观。由“北大是一首诗，很复杂的诗”，说到“北大也是一部历史，一部丰厚的近代史”，文章的转折显得自然顺畅。联系到作者本身，她谦虚地说，“对于这里，我不敢奢求什么，也许对于我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我会深深地12住它，很恬静地回忆它，而它在我记忆中所散发的芬芳是永不褪色（评者注：芬芳不会“褪色”，改为“消失”较妥）的”。这些文字，也质朴真诚，读之令人欣悦。

    《北大印象》是从雨屮游览北大开始的：“雨下得不大，可是很细很密”，“没有伞，但我一样地冲了进去”。应该说，写雨中的湖水、草坪、茂密的树丛，树的枝叶间的晶莹的水珠，以及若有若无的塔影，是很有特点的。可惜的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把雨中的种种录色给忘了。在她随后的描写中几乎都与雨景无关。这样一来，这篇《北大印象》也只是一篇一般的印象记，而不是一篇独特的印象记。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作者紧紧围绕雨中访问的所见所闻来写，会造成多么独特的一筲文字！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许多人物风景是大家都看到并体会到的。而有些经历则未必，是我们的独有。例如大家都访问北大，而雨中的访问则可能仅仅为我所有。而雨中的访问，当日的同行者中也会有共同的感受，我则抓住我的“独有”，再辅以必要的写作技巧，就会造出一篇独特的文字来。请记住，写文章一定要突出你独特的感受。

    2000年1月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基础教育需要稳定

    最近几年，中、小学教育方面议论很多，事件很多，好像行动举措也不少。处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觉得热闹是很热闹了，但是，毕竟是局外人的关系，有些事情却是始终弄不清楚。我的印象是，好像是不断地在谈论教改的问题，但是改什么？为何要改？改了没有？却总是闹不明白的。

    替如教材问题，主要是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也是闹腾得紧。关于此事，因为涉及语文教育，我却不完全是局外人了一间或也参加了一些讨论，总的印象是，有不少的专业语文工作者，包括大学里的文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们、以及不少的出版部门的人士参与其事。其间有一些批评涉及以往教材方面的内容，更多的人则热情地投人了新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抱着培养下一代健康全面发展的动机的，应该是问题的主流，但是热情过度了，例如不断重复地、变着花样争出教材、出课外参考、出文选，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架势，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过热”的气象，其中除了责任，是否也存在着其它方面的考虑？还有高考，也有许多尖锐的议论，在考试方法、内容以及招生等方面，也似乎每年都有些新举动。这一切的言论和举措，几乎都是对着教育的问题而来，但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了，一细究，又弄不清楚了。

    我对中学教育所知不多，也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方面很专业的问题，本来毋庸我置喙。但因为毕竟当过中学生，对此却也不是一无所知，不免也想凑着热闹说几句闲话。我的基本态度是，中小学教育的确存在着需要改革的问题，但改革不能如今这样“天天讲”。“频频出手”和“朝令夕改”的结果，只能使师生无所适从。我的看法是，要对以往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内容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积弊进行清理，一旦正本清源的工作做好了，第一要务则是稳定教育秩序。

    再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例，不一定是愈新愈好，也不一定是愈改愈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了大的改革，现在看来，至少在语文教材方面，改得并不成功。甚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学生在作文中说套话和假话，难道教材和教学就没有责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好的课本，后来被“革命”革掉了。说得不好听一些，我以为解放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就有一些好的经验，可惜没有被继承下来。以往开明书店，还有叶圣陶先生，夏沔尊先生，陶行之先生，都为中小学教育倾注过很多心血，他们的经验也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以为一旦问题看准，改革到位（恕我直言，很多情况下，是“恢复”到位），就不要再“屡屡变革”了。基础教育，讲的应该是：做人的基础，学习的基础，知识的基础，语文写作的基础，其实很多是“自古已然”的，甚至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应该少一点浮躁，少一点赶时鬆，少一点“多动症”，一句话，叫做少安毋躁，稳定第一。

    2003年4月18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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