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还不到一个月，在我的真实感觉中，这里的学校同正常的普通学校区别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普通高中，对于文化课的学习，多数时候根本不用学校督促老师管束。而这里普遍是对学习提不起太多的精神，谈论最多的往往不是学习上的事，都是书本之外的，有些话题已经延伸到社会上，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这个年龄应该考虑的。但这里就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些学声乐的进来之后，整个艺校的风气也随之改变了很多。
老师们抱怨，以前学器乐的学生都很听话，都是你们这些学声乐的给带坏了。
我们当然不服，我们还满肚子委屈呢，这么老远离开家乡，不就是来这里学习的吗？可学校里学习的风气一直不能浓烈起来，这难道能怨我们吗？
老师们当然有很多理由，都说这个学校已经办了四五年了，以前为什么大家都是好好的，你们来了之后，把那些小弟弟小妹妹都带坏了。
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其实，这些日子里，我回想一下，尤其是在每天晚自习之后，回到宿舍里闲谈的内容多是男生女生，或者男老师女老师，几乎没有别的。
谈起这些话题，就像一根针扎到了所有人的兴奋点上，讨论起来都异常热烈。
不管大会小会，学校总是三令五申地强调，男女同学的交往绝不能超过同学的范围。边主任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激动，严肃得满脸冰霜，可大家依然是我行我素。
管他呢，如果听他在那里说，咱们什么也不用干了。走出教室时，林小雨在我的身边愤愤地说，在我们青岛，也有个艺校，根本不像这里管得这样严，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人家也没有出什么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管，就越让人感到神秘，你真正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谁也不傻，都知道怎么做。
铁曼匆匆地走过来，高声地对我们几个人说，不用听他的，咱们还是按照咱们的活法。
自从解决了用电问题，我们宿舍比以前热闹多了，大家都买了可以充电的应急灯，即使“狼外婆”在外边拉了电闸，我们在屋里照样可以把灯点亮。特别是那些电器用起来真是使我们兴奋极了，在这方面黄玉玉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吹风机拿在她的手里，就像变魔术似的，几分钟之后一个新的发型就诞生在她的手里，于是我们也都围上去让她进行操练，并一个劲儿地赞美她，其实你应该报考电影学院的化妆专业，你在这方面真是一个标准的天才。
黄玉玉更是沾沾自喜，开始自吹自擂起来，我表姐在南京路开的美容院，在整个大上海都是出了名的，我放假时就给她当实习生，等再过两年，你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还可以亲自操刀给你们割个双眼皮儿、挖个酒窝什么的。
那我真有点儿信不着，范玲笑着说，我还想把我这张脸完好无损地保存下去，可不能在你那儿交了学费，你要给我挖成了卡西莫多，将来连对象都找不到了。
真是没羞，你才多大的年龄，黄玉玉用手指点着范玲的脑门儿说，这样的年纪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学到了本事，到时候自然立了业就有家了。
听着黄玉玉那种模仿着家长和老师的口气，铁曼在旁边突然唱起了她改了词的京剧：年龄十七不算小，我也能找个对象给你瞧……
大家都哄笑起来，都说铁曼唱的现代京剧有滋有味，真正的中西合璧，真正的空前绝后。
那天晚上，宿舍里又讨论起了这个话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给班里的所有男生进行打分，本班的男同学打完了，觉得还不过瘾，就给我们认识的男老师打分。
大家很热烈地讨论着，有时为了五分十分居然很认真地争论起来。
我说哥们儿，你们也太认真了，老师们给咱们判卷时，拿起大笔给咱们打分，也不至于这般认真吧？我把眼镜摘下来，往镜片上哈了一口气，一边擦着一边说。
还亏你是四只眼睛，林小雨脸朝着我说，你戴眼镜居然也看不清从身边走过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你的眼力远去了，告诉你们吧，就是这样的学校，加起来所有的男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过也就是一二百人，我用不了十天就能把他们得分的顺序排出来。
林小雨，真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神通，范玲眼睛睁得老大，我这当班长的还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你快说说你都给他们打了什么样的分数，谁是咱们班的男单冠军？
林小雨失望地叹了口气，可惜呀，排在最前面的也没超过八十分，所以搞得我也就没有兴趣了。
那几位男老师呢？我想听一下林小雨对男老师们的评价。
这个嘛——林小雨故意拉着长声说，我告诉你们吧，咱们的班主任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的，五官摆放的位置也算合适，可是不行。
为什么，范玲显然有些疑惑。
那不明摆着吗，咱们这里又不是选运动员，谁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可以往前排，男人除了长得顺溜，更主要的还要有才华。你就看咱们的“二马先生”给咱们讲课的那两把刷子吧，那水平也就是那样，往高标准说，也基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主儿。
不知道林小雨今天怎么了，突然来了股兴奋劲儿，居然把冯老师给说成了“二马先生”，我们一想这称号也不错，把“冯”字拆开就是“二马”，还有，当年老舍有一部小说的名字就叫《二马》。
那你说说其他的男老师有可以得高分的吗？铁曼因为在讨论这个话题里加入进来，迟迟不肯回自己的房间，坐在我的床边不依不饶地向林小雨发问。
林小雨胸有成竹地把身子坐直了一些说，各位听我慢慢道来，本人早有主张，并保证我说出来的大家都会认可。
我的小姑奶奶，范玲显然是等不及了，上前使劲地在林小雨的脸上掐了一把，你快说行不行，你想急死几口子呀。
你不要动手，我马上告诉你答案，不过，我说了之后你可不要想入非非呀。林小雨郑重其事地对范玲宣布。
行行，一切都听你的，你就快说吧。范玲眼睛瞪得圆圆的，并把手臂举得高高的，我现在就开始倒计时，在五秒钟之内如果你不说出来，我这耳刮子肯定要免费送给你。
林小雨两手合十，做着作揖状，我说我说，你们大家看看教咱们历史的彭老师怎么样？
谜底终于揭开了，可屋里的几个人并没有感到多少新奇，听她这么一说，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回想那个给我们讲历史课的年轻老师。
说起来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些课，要数历史课我们最爱听了，这位年龄和“二马先生”差不多的年轻老师，能把干干巴巴的历史课讲得津津有味深入浅出。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讲课的时候很少看书，完全是靠自己平时的积累，把那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穿插在很生动的历史故事当中，讲得大家经常哈哈大笑，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历史知识。
经林小雨这么一说，我们纷纷点头，这位彭老师虽然没有“二马先生”长得高大，却也是一表人才。
林小雨向我们几个望望，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如果说打分的话，我认为他比咱们的班主任最少要高出去二十分。不过，各位小姐，我可告诉你们，谁也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那样可是白白地浪费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我所掌握的是最可靠的情报，咱们这位彭老师的女朋友正在北京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听说两个人早就爱得昏天黑地了。
我们几个人愣了一下神之后，马上像醒过来一样不约而同地向林小雨扑过去，一边喊着一边把她按在床上，有人挥动拳头，有人揪住她的耳朵，范玲大声地喊着，好你个林小雨，居然敢拿大家开心。
林小雨在下面求着饶，连声说着不敢了，大家这才一边笑着一边放了手。
像这样的谈论，每一周都得发生两三次，其实大家说笑完了之后，也就当成了过眼烟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可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发生在那些比我们小的同学身上。
那天我和黄玉玉一起上楼的时候，看见初二器乐班的两个女同学正在走廊上偷偷地学抽烟，一看我们过来了，要躲不躲的样子。
黄玉玉毫不客气地对那两个小同学说，你们小小的年纪怎么学这个东西呢？
那两个小同学抬起头来望着我们俩，声音很小地说，我们就是觉得好玩，还有你看那些电影和电视里，那些高贵的太太或者是女特务什么的，都会这个，我们现在虽然学的是器乐，将来也可能去演电影和电视呢。
真是两个糊涂蛋，黄玉玉把她们手里的香烟盒抢了过来，我可告诉你们，这种东西可千万不能学，你们想想，一个小女孩，要是有了这样的一些臭毛病，别说是当影视演员，将来就是当扫大街的清洁员恐怕你们都排不上号，说完便把那盒香烟扔进了垃圾筒。
这么多日子当中，黄玉玉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特殊，她虽然是上海人，可有时做出的事却有北方人的那种豪气，她说出来的话，保证也都是板上钉钉的。
我们走开几步之后，我看见那两个小同学还偷偷地向我们做着鬼脸儿。
回到宿舍，我深深感叹着，林小雨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有些不屑一顾地说，你们也真是少见多怪，那算什么呀，你们还不知道吧，那天我到一个小老乡的房间里，你猜我在她那里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难道你发现了定时炸弹不成？黄玉玉有些不甘心地问。
林小雨说得也有些气愤，我居然在她那里发现了避孕套。
啊！我们真是吃惊得无话可说。
这一阵子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曾经抓了好几次，“二马老师”专门利用班会就讲了好几次，什么学习文化课至关重要呀，将来考大学不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即使专业再好也进不了大学的门呀，可是大家依然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
我的心里开始隐隐地担忧起来，如果真像老师们说的这样，将来文化课真可能成为我们考大学时的最大障碍。我就问“钢牙妹”，既然是应该学好，那为什么大家却不认真呢？
黄玉玉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伙人当中，很多人早就放弃了文化课，整天除了唱就是弹，一看书不是眼睛疼就是脑袋疼，实际上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可怕的惯性。我看在咱们班，你四眼儿的文化课还是挺过硬的，还有男同学彭程也不错，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咱们几个在考大学时文化课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闪失，如果说别人，那就难说了。
我很信服地点点头，马上又有些忧心忡忡地说，这种风气如果不能转变的话，那咱们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说这也是对咱们严峻的考验，黄玉玉郑重其事地说，任何人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可是如果要想使自己走向成功，有时还要战胜环境，你没听说过毛泽东年轻时的故事吗，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专门冬天去游泳，或者是拿着书本到人声喧杂的街道上去读书。
真没看出来，我用手扶了扶眼镜，定定地盯着黄玉玉的那张脸，说，你说出的这番话还真是充满哲理呢，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小思想家呢。
黄玉玉摆了摆手，一般一般，上海第三。
有时候，生命中的某些经历是无法躲避的，有些甚至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就说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吧，其实男同学在宿舍里肯定说得比我们还欢，我的这种判断很快便得到了验证。
那天上晚自习时，我翻开英语书，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找你谈一谈。字条的落款是彭程。
一个普通的纸条搞得我整个自习都没有上好，这倒不是因为兴奋或者是紧张，我在原来的学校，从上初中一年级开始，便接二连三地接触到这种大大小小的纸条或者信件，我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每一次我都回去向父母进行汇报，当教师的爸爸更是把很多道理都讲得让我很愿意听。至今我还记得在一部影视片当中的一句台词，叫秋天的果实不能在夏天采摘，那样你所收获的绝不是甜蜜而是苦涩。这些道理我早已经非常明白了，而且早就下定决心，在中学时代绝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可接到彭程的字条，我还是挺费脑筋的，关键一点就是我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如果说得过于委婉，他有可能产生误解，会以为我是在半推半就，那样他将会得寸进尺；而说得过于生硬，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影响将来同学之间的相处。再说，平心而论，在我们班仅有的这几名男同学当中，彭程的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可不管条件怎样，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呀。
为了这件事我伤了好几天的脑筋，后来又在琴房里和彭程谈了半个小时。谢天谢地，我所讲的道理他都很通情达理地接受了，并一再表示，其实他也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好感，如果有可能的话，想比同别人的友谊再深一步。
我当然知道这“再深一步”的特殊含义。
这件事结束之后，我曾悄悄地观察过彭程，还算好，再见面时还是和以前差不多，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真是要感谢上帝了，遇到一个知进也知退的人。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后来有很多信息不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真是使我大吃一惊，可仔细一想，这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算铁曼。那天上完自习之后，我和她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她便扳着手指给我讲了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和她如何如何交往。她谈得轻松而愉快，就像说别人事情似的。我倒是有点儿为她担心，她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这才能锻炼我自己。
就连我们屋里那个双脚奇臭无比的葛梅也接触到了这方面的事。自从她脚臭的毛病暴露之后，开始有人想给她起个“臭脚”的外号，又怕叫着不雅，还是林小雨反应快，小脑袋一转，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咱们以后就管葛梅叫“自大一点”吧。
我们几个人听后一想，都笑得前仰后合，说林小雨是这方面的天才，不了解内情的人，一听说是“自大一点”，都以为葛梅有些骄傲自大呢，实际这几个字合起来便是一个“臭”字。
那天葛梅是哭着回到宿舍的，两只眼睛像熟透的桃儿，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开始时她怎么也不说，范玲便仗义地站出来，你说说是谁欺负你了，我替你找他算账去。
葛梅最后还是慢吞吞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我们班那个叫“黄土高坡”的男生，和葛梅有了一些接触，两个人还挺合得来，也只是互相有一些好感，也不知是谁把葛梅脚臭的毛病告诉了“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从此之后便开始和葛梅疏远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范玲长出了一口气，就“黄土高坡”那样的人模狗样，也值得你为他哭，放心，就凭你的条件，将来肯定能找到“珠穆朗玛”，就“黄土高坡”的小样儿，让他稍息后边站着吧。
葛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其实我伤心的并不是“黄土高坡”和我分手的事，我是想，就连他那样的都敢不理我，我这不是惨到家了吗？
没事儿没事儿，范玲搂着葛梅的肩膀以哄小妹妹的口气说，不怕不怕，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男朋友也会有的。
葛梅终于渐渐平静了。
我们住的宿舍楼的形状呈弧形，就像一把巨大的弓。从二楼到四楼，一边住着女生一边住着男生，而每一层中间都有一扇紧锁着的门，从一楼进来之后，男女生便分开向楼上走去，到了楼上一边是男子国，一边是女儿国。
有时候并不是想要和男同学发生什么故事，但有时确实影响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些抬床搬垫子的重活儿，想喊男同学过来帮忙，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扇门平时是不开的。
于是，我们便把中间隔着男生女生的那扇门叫阴阳门。
那天，林小雨突然来了兴致，还以阴阳门为题，作了一首诗，其实那首诗只是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一首烈士诗抄中的几句，她把上面的内容改了一下，形式保留了下来——
男女通行的门紧锁着，
标明性别的门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过来吧，给你处分……
有好几次大家在教室里议论起来那扇阴阳门，几个男同学都愤愤地说，等有机会时我非把那扇门给拆了。
净瞎说，范玲说，其实学校也是为了咱们好，如果中间不隔开一下，我看有些人就更没心思学习了，这也是学校正常的管理方式，人家很多学校有条件的，男生女生还是住在不同的楼里。
这个话题大家说说也就忘了，可是后来却发生了那件很荒唐、很热闹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晚自习之后，彭程领着几个男同学突然来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当时都感到很惊讶，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能逃得过一楼值班室里“狼外婆”那双眼睛呢？
这时，张杨悄悄地对我们说，你们过来看看。于是他领着我们走到了那扇门前面，只见他用手轻轻一推，那扇门按着折页的那个方向被推开了。
他看着我们的表情，悄悄地告诉我们，白天的时候，“狼外婆”把门锁打开之后，她忘记锁上了，我们就拿着螺丝刀把折页轻轻地卸了下来，然后把门锁上了，又告诉“狼外婆”说，门替她锁好了，当时“狼外婆”脸上露出了很难得的笑，还表扬了他们好几句。
那天晚上可算热闹了，男女生纷纷地走过来走过去，会同学的，会老乡的，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闹腾到十一二点钟。
第二天还是被“狼外婆”发现了，把这件事报告给边主任之后，边主任在上课间操的时候好一通发火，并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把这次事件的捣乱分子找出来，而且要狠狠地处分。
这种事情根本无从调查，不管问到谁的头上，都一个劲儿地摇头。张杨几个人还专门跑到一楼值班室满脸委屈地说，郎老师，当时我们给你锁门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旁边已经被卸掉折页了，如果因为这件事，硬说是我们干的，那可是屈死了，还有，那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呀。
“狼外婆”当然是哭笑不得，非常烦躁地说，算了算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锁门的，我看谁还能再把折页卸掉。
其实，像这些小故事，充其量也只是同学们的一种恶作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有些东西还应该做正确的引导，而不是强硬地阻截。
花季雨季的年龄，抬起头来有时看见的是满天彩云，可有时也会感到遍地泥泞，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长大不断成熟起来的。
很多事情只有发生之后，人们才去思考过程中的因因果果，而在这些思索中，又给我们留下了无比辽阔的想象的空间。
在那些日子里，学校从校长到宿办老师，都恨得直咬牙根，并一再地说，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班，为此，班主任冯老师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看到胡校长总是躲躲闪闪的，生怕校长又因为班级出了什么事情而批评他。
看着学校和老师的样子，我们都纷纷地欢呼起来，就像庆祝解放一般。
大家正在高兴地欢呼着谈论着，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声，咱们还是赶快准备准备吧，国庆节的长假马上到了，回家的、投亲的，该走的快点儿走，留下的，咱们讨论一下那几天怎么安排。
范玲很快进入了角色，很大度地说，别看我家住在北京，只要是大家需要，我回家看看就回来，要是在北京旅游，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领你们去玩，那是本班长分内之事。
好，这才是班长的样子。林小雨第一个欢呼起来，我提议，咱们这里不是叫长城艺术学校吗，到时候咱们就去爬长城，对了，要爬就爬最高最险的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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