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四边形”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往返在教室、琴房、食堂和宿舍这四个点上,周而复始,分不清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
这种生活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变化便是心理上的成熟,我们自己都分明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来开动脑筋,即使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代替。
晚上躺在床上,我们常常为彻底告别了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而感叹不已。
早知道这样,我干吗来报考什么艺术学校?程珊忽地坐了起来,说得很动情绪:现在想一想,真是觉得咱们的脑袋都是进了水。
学大提琴的葛梅接过话头说,可不是,咱们在考前辅导时,我就听到北京的人都说咱们是傻帽儿,上这种学校,就是自己找罪受。
范玲说,算了吧,就因为你住在我们屋,我们几个人的罪比别的屋的人可是大多了,我可告诉你,将来你可要给我们健康补偿费呢。
葛梅顿时声音变成了蚊子,小声小气地说,我自己也不愿意长出这样一双臭脚,可有什么办法呢,从小到这么大也不知用了多少办法,就是治不好。
那你怎么刚住进这屋时不告诉大伙呢?这是程珊的声音。
我、我怕大家不让我住进来。葛梅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了。
算了算了,我息事宁人地劝解着大家,不管怎么说能住在一个宿舍里这也是缘分,再说了,这种味道闻的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老师不是常教导我们,走这条求学之路要经过千辛万苦吗?咱们在这千辛万苦之外,再加上一个臭脚又有什么关系呢。
葛梅的双脚奇臭无比的事情是在第二天被发现的,因为当天晚上谁也无法确定那种臭气来自哪个地方。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全宿舍的人发动起来寻找那种恶臭的来源。范玲大呼小叫地喊着大家,赶快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咱们的屋子里作怪,一定要找出来,扔到垃圾堆去。
我们几个人立刻行动起来,都猫下腰,这里摸摸,那里闻闻,就像武警部队在破案时牵着的警犬。
其实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只有葛梅依然坐在床上没有动窝。
找到了,长臂猿从床下掏出一双鞋来,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紧皱着眉头在喊着,就是这双鞋,所有的臭味,都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我们这几条“警犬”纷纷向那双鞋嗅去,其实那双鞋离我们的鼻子还有好几尺的距离,便已经熏得我们受不了了。
赶快扔到外边去,范玲大喊着,这是谁的臭鞋?
是我的。葛梅红着脸坐在床上说,我、我从小就有这种毛病。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范玲眼睛瞪着她说。
早说又能有什么用呢,总不能让她睡到走廊上去吧。我站出来解围。
程珊上来就推了我一把,我说“四眼儿”,你别不是也有这个毛病吧,要不然怎么说得这般宽容呢,再就是你的鼻子不好使。
去去去,我的鼻子好使着呢。我也使劲地推了程珊一把,接着说,我早就听说过这种毛病是不好治的。
我从小到这么大,家里不知道给我买过多少药,就是不管用,其实我也怕大家受不了,这几天你们没看见我洗脚的时候都要洗上好几遍吗,可没办法,还是臭。
这样吧,范玲终于摆出了当班长的派头,现在我宣布对葛梅臭脚问题的处理,她的那双鞋不能再放在屋里,对了,就摆咱们的门外,一边一只,就像大户庄园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一样,给咱们守着门。还有,从今天晚上开始,葛梅的两只脚洗完之后,最好包上塑料袋,或者是用被子盖好,不能再露出来。
葛梅怯生生地说,如果用塑料袋捂起来,我怕受不了,因为以前我也试过。
那就用被子盖吧,半夜里不要手刨脚蹬的,自己的毛病自己就应该管严一点儿。范玲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就这样,葛梅的两只鞋从这天晚上开始就成了我们201寝室的门神,前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敲门,自从那双鞋放在了门口,我们的寝室再也没有客人了,这还不算,别人在走廊过的时候都纷纷捂着鼻子,喊着太臭了,便跑回自己的屋里。
马悦第二天曾问过我,你们门口放的那两只鞋是谁的,搞得我们想过去办点儿事儿都过不去了。
我便悄悄地把事情的大致经过和她说了一下,她顿时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完之后还开玩笑说,这办法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也去拿一只放在我们门口,保证小偷都不敢进。
就这样过了不到三天,那天早晨起床后葛梅到门口去穿鞋时便大叫起来,我的鞋没了,是谁给拿走了?
就你那双臭鞋,谁还会拿,你就是倒给我点儿钱我也不要,程珊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说,你到203门口看一看,别不是马悦她们拿去当门卫了吧。
没有,她们房间的门口也没有,葛梅满脸沮丧地说。
真是邪了门儿了,这样的鞋也居然有人偷?范玲对葛梅说,别不是扫楼的清洁工当垃圾扫走了吧。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便纷纷地对葛梅说,对,完全可能,你快去问问清洁工。
葛梅穿着一双拖鞋,跑到楼下去,等她回来的时候依然是满脸的冰霜,我们一看那种难过的表情就知道她的鞋没有找到。
葛梅说,我找到了清洁工,她说是把那双鞋当垃圾扫走了,可收垃圾的汽车是今天一大早开来的,现在已经拉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垃圾场去了。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范玲有些懊悔地说,谁想得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怨我,如果提前和清洁工说一声就好了,说那双鞋是我们宿舍的门神,她就不会扫走了。
葛梅又把床下的箱子拉出来,从里面拿出一双新鞋,嘴里还一边说着,丢的那双鞋是这次上学时我爸特意给我买的,还是品牌鞋呢。
丢鞋的事情发生后,谁也不好意思再把葛梅的鞋拿到门口当门神了,葛梅也挺自觉,每一天晚上都把那双鞋装在塑料袋里,系得严严实实,说来也怪,那种臭味居然还是不可阻挡地散发出来。
来自南方北方的学生聚在一起,各种生活习惯都在相互影响着,即使是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也被有一些人当成优点学习着模仿着,尤其是那些低年级的学器乐的,他才不管你是好是坏呢,包括说话的声调也在模仿。
学校管理得非常严格,从生活到学习,尤其是在生活方面,不用说别的,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拉电闸,谁想在屋子里看看书都是不可能的。
对电的管理我们是最有意见的,除了照明的电灯,墙上所有的插座都是不通电的,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充电器、吹风机和电熨斗到这里都无法派上用场。大家的意见都很大,曾经找到校长和主任交涉了好几次,但校方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不给,没办法,我们只好先忍着。
别的还好说,因为天气渐渐凉了,在屋里洗完头之后不用吹风机吹一下,是很容易感冒的,而我们这些学声乐的损失可就大了,一感冒嗓子就哑,嗓子哑了便不能上专业课,等着盼着一周才一次的专业课就这样被荒废了被错过了。
主管我们的教务主任边胜开长得瘦瘦的,在我们面前也是很少有笑的时候,可我们又不敢得罪他,因为我们每个月只能外出两次,每一次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他有事无事时都常到我们的宿舍进行检查,和那个“狼外婆”在一起对我们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大家对这个边主任早就恨得不行了,可又没有办法,当着他的面还要毕恭毕敬地喊着主任,他一转身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拳头向他脑袋的方向使劲地挥动一下。后来不知是谁给这个主任也起了一个挺形象的外号,因为他长得瘦,就叫“干煸主任”,饭店里常把干煸的做法演练得登峰造极,我们不是厨师,也不太懂,觉得既然是煸那就是把动物肉类的脂肪除掉。因为这位边主任姓边,和那个“煸”正好是同音,我们常常在远处喊他时就变成了干主任或者是煸主任,因为字的音相同或者相近,他根本听不出来,每一次都非常爽快地答应着,我们心里偷偷地笑,虽然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可心里总算平衡了不少。
黄玉玉说我们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管他呢,胜利就好。
生活的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一点又让我们时常地想起在家的日子,没有想到出门在外的人生活如此艰难,难怪大人们常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呢。
也可能是把这种不痛快的情绪带进了课堂,上课时面对老师的提问,常常会出现同老师争辩的场面。有时候,对与错早已经明摆在那里,真正的道理我们从心里也早就接受了,可就是想站在那里同老师理论一番。渐渐地,很多人都模仿起来,后来我们也在这种辩论中感到了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尤其是那种无理辩三分的时候,也能把老师的脸气得通红,我们的心里便异常高兴,回到宿舍又常常是一片欢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各自的性格和口才的不同,我们几个人在这方面开始崭露头角,上海来的黄玉玉,不愧叫她“钢牙妹”,说出的话一点儿也不让人,有时还说得极快,老师在讲台上说一句,她在下边保证能说出三句五句。班长范玲也不甘示弱,常常同老师辩论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她是班长,身边的同学常常帮着起哄,给她助威,搞得几个老师上课时轻易不敢提问她。而我的特点是平时默不作声,专门细听老师在讲课时出现的毛病,比如语文老师在读课文时某一个字发音不标准,历史老师在讲历史事件时把某一个历史年代搞出了偏差,或者把某个历史人物讲出漏洞,这时候不管老师是不是提问我,我都会很主动很认真地举手向老师请求发言,然后毫不客气地给老师指出来。因为我是有备而来,所以百发百中,大获全胜,而我在心里只是悄悄地喜悦着,表面上还要装出满脸的认真劲儿,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我不是故意在为难老师,这些只是因为我学习太认真。
为了这些事,班主任冯老师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谈了好几次话,我们心里清楚,可他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学习上的事情大家都是平等的,教育学上还提倡教学相长呢。
那天刚下课,林小雨走到我跟前悄悄地说,“四眼儿”呀,我劝你可要注意了,冯老师都恨死你了。
怎么会呢?我可是好学生呀。我装出一脸的委屈状,冯老师凭什么恨我呀?我可是上课最认真的学生。
你还说呢,那天冯老师说你是咱们班最让他头痛的暗箭,他这些日子上课总是提心吊胆,真怕你不知什么时候就对他发难。
没这么严重吧,我听了林小雨的话,心里也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谁的身上没有毛病呢,将来让老师抓了我的小辫子那可就麻烦了,看来这种事情也只能见好就收,不要把人逼得太厉害,因为老师毕竟是老师。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在课堂上的表现,同学们都喊我们是班里的三剑客,我们几个人自然也美得不行,好像自己真正成了那种可以仗剑打遍天下、铲除不平的英雄豪杰。
虽然自己觉得这段时间不仅自己的口才大有长进,思路也更加开阔了,但还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免得以后出现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于是,我在课堂上开始沉默起来。我当然能够感受到周围向我射来的那些目光,那目光有疑问有等待,最后慢慢地变成了失望。
果然,我的沉默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班主任冯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好几次,他这么一搞,使我更不好意思重操旧业了。
这位冯老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关系,也可能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讲课时总爱使用那种对小学生的问答方式,而且把那种不是提问的提问穿插在他整个讲述的过程之中。提问的方式常常是在“是”字的后面拉长音,而这个长音便是等待大家能够一齐回答。
比如,他问《荷塘月色》的作者是——
鲁迅的出生地是——
那天课堂上的情景,使大家乐翻了天,其实我完全是无意的,因为他在课堂里老用这种方式,我便渐渐地精神开始溜号,也不知道他讲到了哪个问题,我又听见他在“是”的后面拉出一个长音,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问题不是在等大家回答,而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以为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我混在里面说句什么都行,于是在他的长音后面,我说了四个字——没有蛀牙。这是电视广告上的一个阿姨发问后一个小朋友回答的话,坐在我同桌的方琳当时就乐得趴在了桌子上。因为大家都不回答,整个教室里回答这四个字的只有我一个人,想逃都逃不掉了,冯老师顿时虎起眼睛,我知道这下子我死定了。
这几天我还表扬你,原来你居然有这样的表现,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一套?
我——我以为大家都能一起回答,因为我没有听清你讲的问题,我还要张嘴说点儿什么,其实我也想对你的问题做出热烈的反应,没有想到是这种结果,对不起,冯老师,我一定做深刻的检查。
我满脸真诚地说着,旁边的同学都努力地忍住笑,可终于还是有个别人没有忍住,因为是捂着嘴,所以发出的声音是吱的一下,和耗子的叫声差不多,于是教室里又乱了套。
这回连冯老师也忍不住了,和大家一起笑出声来。
在我们这个年龄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可能是一种生命过程中的必然吧。
我们开始懂事之后便由老师和家长管着,稍有越轨行为,在学校里,老师的粉笔头和教鞭常常落在头上,或者是把耳朵拧得通红;而到了家里,比如老师告状,考试不及格,都有可能使家长愤怒的手掌和我们的屁股撞在一起。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用害怕老师的教鞭和拧耳朵了,至于家长的训斥和巴掌更是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甚至想,终于熬出来了,终于可以站起来理论理论了,因为这时候已经读了近十年书的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量。
可能由于这种原因,这个年龄里的我们的逆反心理表现非常明显,你越不让干的事情,我越想试一试。
在这种单调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逐渐地走向了另一种成熟,那便是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自立。
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再也不是单单写在作文本里,而要靠我们一件一件地去身体力行。比如到食堂买饭,决不会像在家里那样,把手一伸接过妈妈盛在碗里的饭,这回要在食堂里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地往前走。回到宿舍里事情就更多了,衣服脏了只能靠自己一件一件地去洗,床铺乱了也不会有人帮你收拾。
早就听父母多次讲过,他们年轻时吃了多少苦,当时总是听过之后放在心里的没有多少,总觉得那个年代离今天已经非常遥远,而我们这一代理所当然地应该尽情地享受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春风。
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时候了。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马上进入角色的。
宿舍里的人都说我的进步非常快,不管什么事情都搞得井井有条,箱子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有时别人向我借东西时,我可以让她自己去拿,并明确地告诉她,在我床下的箱子里右边的角上放着。
在这方面林小雨可就惨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她那里保证全都是杂乱无章的,于是每一个星期她都要甜言蜜语地求我,姐呀,帮我整理整理呗,整理完了我请你吃汉堡。
我俩虽然是同岁,论起来她还比我大三个月呢,可她现在求到我了,也只能喊我姐。我便常常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帮她整理箱子,一件一件地放好,告诉她,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该放在一起,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该放在一起。
我认认真真地帮她做着,苦口婆心地对她讲着,可再到周末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又成了零。一拉出她床下的箱子,又是翻江倒海,茶杯和袜子滚在了一起,跳绳和内裤缠在了一起……
于是,林小雨还是笑盈盈地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帮她整理,听着我对她的教导。
我说小雨呀,你能不能长一点儿记性,不说别的,你把东西好好地放一下,不为了你自己,就为了你能心疼一下比你还小三个月的我这当姐姐的吧。
现在轮到我无可奈何地开始求她了。
那天晚上突然有一个特大的喜讯降临到了我们头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从盼望期待变成了失望和绝望,觉得不可能在宿舍里有能用上各种电器的机会了。
张杨和彭程居然躲过了“狼外婆”的监视,悄悄地跑到我们房间,手里还拿着一支电笔,神神秘秘地走进来。
看着他们俩进屋之后就东张西望的,程珊便冲过来很威严地问,你们两个居然敢夜闯女生宿舍,不想活了,我们要是告诉边主任,他都敢把你们的眼珠抠出来干煸了当下酒菜。
张杨满脸委屈地说,真是好人难做呀,我们想学一次雷锋,给你们送温暖送光明,你们不但不领情,还如此这般地对待阶级弟兄。
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你们还能有什么好事。范玲站起身来对他们两个说。
彭程也没有再说话,拿着电笔走到床边,把电笔插到墙上的插座里试了一下,电笔中间的位置居然亮了起来。只见他站起来慢吞吞地说,行了,你们的电器可以使用,不过要悄悄地使用,声张的不要,千万不能让“狼外婆”发现。
我们顿时欢呼起来,范玲居然兴奋得一下子抱住了彭程,吓得彭程满脸通红,但还是没忘了贫嘴,你这是干啥,对我有好感也不能这么公开呀!
美得你。我只是有些那个一点儿,你就是一根木头桩子也要抱一下。范玲推了一把彭程,自我解嘲地说。
为了感谢张杨和彭程,第二天吃午饭时,林小雨给他俩每人买了一只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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